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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教育范文1
有识之士指出，美国的教改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同时存在着两个严重的问题：其一，这些成功只发生于为数不多的学校，也就是说改革的努力并未获得广泛的成效，我们无法一个又一个地“复制”成功的学校；其二，虽然有些学校教改初见成效，但我们却不能确保这些成效长期保持下去。考察一下这些学校的成功过程，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学校虽然积极采取种种教改的举措，却疏于对其进行梳理，使之条理化和系统化。学校取得成功的个别事例为数不少，但很少有人知道获得成功的完整的运作体系是什么，也不知道有多少学校是在这种体系下得到发展提高的。那些报道成功学校的研究者们，对这些学校是如何“起身飞跑”起来的，仍然一无所知；也就是说他们罗列总结了学校的各项成功，却无法发现成功运作的系统机制，更谈不上去促成更多此类学校的产生了。
有研究者指出，美国之所以难以全面推进教改，之所以难以维持教改的成果，是因为人们没有深刻认识到，学校的发展和其周边基础结构的品质，这两者都是至关重要的。所谓基础结构是指学校发展所必须的“软件”、“硬件”等外部条件。此外，社会对教改的作用也是十分巨大的。
因此我们如果能将上述教改中的三种现象结合起来作通盘思考，就不难发现一个极具吸引力的框架。这个框架融合了教改的“三要素”，必将极大地推动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教改。
一、内部激发动力（内在要素）
众所周知，协调发展的学习氛围（或可称之为专业学习的校内小社会），对学生的学习会产生迥然不同的效果，但直到最近：由于弗莱德·纽曼及其同事们的努力，我们才弄清楚那些协调发展的学校成功的秘密。这种内在激发动力的现象可称之为改革的“内在要素”。弗莱德等研究者发现，有的学校在影响学生的品学方面做得异乎寻常得好，其基本因素可归结为下面三个方面：
1、学校的全体教职员工形成一种专业学习的小社会；
2、重视学生的品学表现，并不断对其进行评估；
3、及时采取相应的指导措施促进学生品学的提高；
弗莱德等人的发现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揭示了成功学校和谐发展的秘密，同时也揭示了对学生不断进行品学评估的重要作用。因此教师必须变得更善于评估；即使没有外界教育责任制的压力，教师和校长也必须成为评估的行家。这种评估包括：①教师个人的能力和教师作为一个整体的能力。他们是否能就学生品学方面的资料进行阐述。②教师必须具备不断完善教育指导计划的能力，并据此及时调整其对学生的指导或及时改变其他教育因素，来进一步促进学生的发展。在和谐发展的学校里，教育和评估相互反馈信息，并通过这种互动来促进教育，以取得更好的教育效果。
当有些学校想从学校发展的“内在要素”中吸取教益时，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就是必须注意“结构调整”与“文化重建”之间的区别。“结构调整”顾名思义就是构架的调整，以及对机构的作用及相关构成要素的调整。举例来说，学校设立一个驻校教育参谋组或地区教育委员会就是一种结构的调整。结构的调整比起文化重建要容易得多，因为它可以通过立法来实现：其次结构调整本身对教育不产生直接的影响。能产生直接影响的是文化重建。文化重建的过程就是形成专业学习的校内小社会的过程，就是从原来的对教育评估较少关注的状态转变为一种新的状态，即全体教职员工都须极其关注教育评估，极其关注学校发展变化的评估，并使之成为一种日常必做的常规，以此不断促进学校的和谐发展。结构可以阻碍或促进这个过程，但是浓郁的校内学习小社会必须成为发展的关键动力。只有这样，文化重建和结构调整才能获得双赢。
总之，“内在要素”就是强调学校内部的发展，没有其他东西可以替代。现在已经越来越清楚我们需要什么，但我们仍然不知道怎样大规模去实施。换句话说，即使你知道某些学校是如何成功发展的，你也无法确定在你自己的学校里该如何作为。世界上没有“一发中的”的魔弹，研究只能为我们提供取得成功的思考线索，却不能给我们现成的答案。各地区、各类学校必须按照自己的特点建立自己的模式，充分利用本地区的教育资源发展自己的特色。这样一来，在新环境新形势下，具体的成功途径仍然模糊不清。这时改革中出现的另外两种现象，必须加以考虑，也就是说改革还需要另外两种要素。
二、积极面对外界变化（外向要素）
当“内在要素”要求将注意力集中在内部文化建设时，“外向要素”却认为那些想这样做的学校根本无法实现这一内部改革的目标。美国学校的外部环境在过去数年中已经有了惊人的改变。学校的围墙已经变得更加透明可视，教师和校长简直是在显微镜下工作。他们正面临从未经历过的境况。大量的外界事物涌入校内，过去完全是校外的天地现在已经移到了校内，并且每天都在教师的眼皮底下。而新环境又是如此的错综复杂，骚乱不定，如此的不协调一致，如此的无法预知；人们对它的发生又根本无能为力。与此同时，时代又不断要求学校有上佳的表现，有很强的时代责任感。因此从学校的角度看，外部世界基本上是一片无序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有着大量要求的大海。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纷乱无序才是外界事物的固有特点。就拿地区性的政策来说，许多政策在尚未完全贯彻前就已经被新的政策所取代，而且某种政策与其他相关政策交叉重叠，各种政策又并不连贯衔接。但重要的是，正是这种支离分散，不连贯一致的特点，才是外界事物应有的自然次序。因此面对这全新的现实，教师和校长必须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调整自己对外部世界的方针——既然我们无法控制海上的风，我们就来调整自己的帆。
研究者认为，要做到积极面对外界的变化，也就是说要具备“外向要素”，就必须培育“反直观”的心态。这是积极应对外界事物涌入校内的第一课。所谓“反直观”，就是我们不能老是看到种种涌入校内的外部力量的消极面。许多涌入校内的外部力量在某些方面对学校的确是有威胁的，但它们对于办好学校却又是必要的。
至少有五种外部力量学校必须应对，并将之转化为可以凭借的优势：1、家长和社区，2、迅猛发展的科技，3、与当地社团，机构的联系，4、政府的政策，5、更广泛的教学专业。
1、家长、社区、教师和学生如果关系和睦，意见趋同，那么良性学习也就开始了。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这种和睦关系不存在，那么又该怎么办呢？派克·多伦在其著作里提出：校方要尽一切可能让家长参加学校的各项活动，并且彼此协作，克服各自的“不自在感”。那些和谐发展的学校会凭借其内部协调一致的力量来找出它们与社区之间的联系，把家长看作是解决问题的积极因素而不是问题的一部分：它们会寻求、设计各
种互动的活动来动员双方的资源为教学服务。
2、当今世界，科技无处不在。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应对。科技的力量变得越强大，好的教师就越是不可或缺。科技导致了大量的信息，但它本身却不能带来教育上的智慧；特别是在认知科学方面，关于学习者应如何构架自己的知识结构来促成深层次的理解，科学还没有实质性的突破，也就是说，教师必须成为教育教学的设计专家。同时，新科技的发展要求教师必须利用科技力量，不仅在教室里使用高科技手段，而且还要与其他教师交流、分享他们正在学习的新科技。另一方面，教师还必须通过积极参与，通过加入社会辩论来搞清楚什么是科技成果的正确利用，什么是误用。
3、如果学校想要在这竞争的时代占有一席之地，它们必须了解自己在干什么？走出学校的围墙就意味着敢于培育新的教育评判标准，就意味着有信心来组建富有创新精神的联盟。人们早就注意到，学校里的优秀者未必就是社会上的成功者；而社会上、事业上的成功人士却往往不是学生时代的佼佼者。这种差距或许永远存在，但只要学校积极地与当地社团、机构取得联系，能根据社会需求来调整自己的办学方针和评价机制，这种差距就会缩小。那些内部协调发展的学校是不易受到外部各种冲击的侵害的，因而对形成与外部联系的态度也更积极开放。
4、政府的政策正在变得越来越严格，要求也越来越高。教育责任制和对学校评估的政策就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证。评估有内外两种尺度，说得更明确些，教师必须同时是外部评判标准的专家，而这些外部评判标准正在移向校内；他们还必须充分利用学校外部的评判标准（其中包括来自政府的评判标准）来使自己清楚“我们正在干什么”。事实证明，协调发展的学校是外部标准的积极使用者。它们使用这些标准并使之更明确，使之融入自己原有的评估标准，并以此来提升自己，拓展自己的发展前景。它们想知道自己干得怎么样以便能确保自己的成功，或者使自己清楚哪些地方尚须努力，以便能更好地开展工作，争取更大的成绩。
5、最后，当前对教育发展的关切又将其他许多社会需求带进了学校。只有当大多数教师成为学习型社区的受益者同时也是贡献者时，大规模教育改革取得更大成效才有可能。卓有成效的学校把自己看作是这种大规模社会运动的一部分，它们当然会为自己的教职员创造持续学习的条件。不仅如此，它们还投身于与当地大学建立伙伴关系或者干脆成为大学教育网络的成员。这些学校支持教职员的进修，不放过任何进修的机会。但它们并不寻求在项目上占最大数量，它们也不热衷于教职员进修的学时是否最多；它们精选某些教改项目并投身其中，仔细地选择教职员的进修科目，通常只一、二个或稍多一些，并注重将学到的东西运用于学校的实际。这些学校不仅为“学生教师”提供实验室，还十分重视引进人才，对招聘的教师有明确的标准。它们还积极寻求有志改革的联盟领导。总之，高效的学校充分利用教育领域里的新发展，它们在积极参与并从中得到教益的同时，对教育整体的改观，也作出了同样大的贡献。
总结一下“积极面对外界变化”这种改革中的“外向要素”的重要性：学校需要外界力量来推动和完成教改，可是这些外部力量是不会有条不紊地走进学校来促进教改的，它们是纷繁杂乱的混合物。学校的作用就是如何使学校与外界形成一种有创造力的联系。换言之，那些既致力于内部又积极参与外界变化的学校不仅能很好地应对有负面作用的外部影响，而且能从中搜寻出有用的资源（这样的资源可能是将有负面影响的东西转化为积极因素的）。
三、社会对教改产生巨大影响（外对内要素——外因促进内因的要素）
外界观念的关键就在于外部的基础结构。哪些结构能最有效地产生“内在要素”和“外向要素”呢？布里克等研究者判定了在大区域内实行改革的四种外部基础结构：1、着眼于权力下放的政策，2、区域改革综合能力的增强，3、严格缜密的教育责任制，4、改革的激励机制。
1、要实施改革，第一步是要充分认识，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学校能按上述两种要素运作起来。很明显，没有上述四项较大的社会行动，学校就做不到这一点，从而大规模的改革也就不再可能。因此第一要做的是保持并促进权力下放的政策。这一点还包括保持和加强以学校为重点的政策，修改那些有碍教育改革的政策，使之有利于当地教改的发展。
2、地区综合能力的增强，它指的是我们要在政策上培训、专业发展进行投资，并对正在进行的教改增加援助，以便能激发、增强学校，社区和区域的能量。要最大限度地培育、增强综合能力，就必须包括下述活动：为学校参谋团或地区性的学校教育委员会提供培训，重新设计新教师的岗前培训，采取多种手段来组织新活动，使教师、校长、家长和其他相关人员都能作为校内校外学习社团的成员来发挥作用。
3、严格缜密的外部教育责任制，这一点必须包含于外部基础结构中。我们已经看到，当学校高度重视标准和学生品行表现时，外部责任制必须有相应的信息资料来使这种重视贯彻得更全面彻底。我们必须构建学习能力和评估学习的思想体系，舍此就不能使教育者成为评估的行家。如果没有一个有关学习能力及其评估的思想体系，任何正规的外部教育责任制就不可能长期发挥作用。外部教育责任制还必须规定这样的责任，即坚持不懈地介入薄弱学校。这一要求有点苛刻，但这恰恰要求外部基础结构必须十分缜密。
4、对教改的激励，观念相当重要。关于如何突破学习的科学正在兴起，世界各地都在尝试教育改革，因此激励改革是基础结构的显著特征。必须对研究、发展教改网络等等进行投资以促进教育思想的交流。我们的目标是将这种投资作为范围广阔的基础结构的一部分来加强。
四、三种要素的融合
内部激发动力的现象和积极面对外界变化的现象，这两种教改的要素是互动互惠的，再加上社会对教改的巨大影响（即外对内要素），就构成了教改的框架。这个框架确实极具吸引力。如果没有这三种要素间的联系及相互作用，持久的变化是不可能的。学校内部的发展是必要的核心条件，但是如果学校不与外界联系，这样的变化是不可能的。而那些内部发展良好，也的确与外界保持联系的学校，自身仍有不足之处。这样的学校按自己的做法发展一个时期是可能的，但要发展持久，它们就会受到基础结构的制约。
当这三种要素结合为一体时，就会产生三种力量相融合的情况——精神的，政治的和智力的。
精神方面与改革的目的和意义有关。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变学生的生活。人们现在越来越关心教改精神上的意义。在学习型的社区内和社区间，为促进教改而进行的互动，起了激发教改能量和承担道义义务的作用。其次，这样的动员是一种力量，因此在克服障碍和百折不挠地坚持中，政治能力也得到了加强。第三，当学校及学校系统不断增强自身的洞察，精选、融合能力及有效利用新概念的时候，那些迄今未被注意或者未被实施的非常完美的教育理念，就更易被开发利用。
近来美国研究者用下列公式来描述学校的变化：
E=MCA[2]E指的是系统效力；M指的是改革的动机（愿望，目的和承诺）；C指的是改革的综合能力（技术，如何运作及可利用的资源）；A指的是大力协助乘上教育责任制。当三种要素共同作用时，这个教改的变化公式就启动了。这样，在压力和支持
的体系中就产生了推动教改的巨大能量。在这种压力和支持融合的体系中，改革的综合能力和教育责任制都在同步增强。
大规模改革的主要敌人是凌乱无序，而教育研究者所概括的三种要素，从根本上使这种不连贯无秩序的现象连贯了起来。当前美国所有那些投身于改革的人士，从校舍到州议院，都能利用不断增长起来的，植根于这个框架中的基本知识来克服大规模改革中的障碍。人们相信，大规模改革的前景从未象现在这样好过，也可以说从未象现在这样迫切。但这需要将精神的，政治的和智力的力量融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使大规模的教改成为现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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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教育范文2
教育与国际接轨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参与全球合作与竞争的基础工程。特别是一些国际间通用性强的专业和学科,更应尽早实现国际化,为我国培养适应国际合作与竞争需要的专业人才。而医学正是这样的学科,因其研究对象是生命本身,较少受社会、经济、文化的影响,不同国家、地域间同一性强,国际间可比性强,使医学领域全球化趋势变得更加明显,也使医学教育的国际化任务更加紧迫。目前,医学教育的全球标准已经出台,使医学成为所有学科中唯一具有国际育标准的学科,也给我国医学教育国际化提供了有力的推动力。[1]我国的医学教育要与国际接轨,培养符合《医学教育全球标准》和《全球医学教育最基本要求》的医学专业人才,就必须在教育目标、教育模式、教学方法等各个方面与国际同步[2],在这一过程中,采用符合国际标准的教材是非常重要的一环。由于历史原因及医学发展水平的差异,国内医学教材与国外相比,在很多方面还存在差距。在这种情况下,经过精心选择、充分论证后引进优秀的国外医学原版教材,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加快我国医学教育国际化进程的必然要求。因为这样可以避免因本土教材落后而引起的教育滞后,使我们的教育实践可以直接享用国际上先进的医学教育的研究成果。而且教材既是知识的载体,又是主要的教学工具,对教育的各个方面都能够发挥影响,引进优秀的国外医学原版教材,可以对我国医学教育的国际化发展起到全面的促进作用,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依靠国外教材的权威性、科学性,促进医学生对专业知识的学习
教材是教与学的直接媒介,是学生专业知识的首要来源,所以对教材内容的权威性、精确性必须做最高标准的要求。国外经典医学教材,常有几十甚至上百年的历史,比如《格氏解剖学》目前已是第39版,其权威性、成熟性是国内教材所不能比拟的,该教材已成为医学领域中名副其实的名著。而且国外教材多注意不断完善和及时更新,以教学反馈和科学实践为基础不断调整,长期的精心打磨使教材内容的取舍更加科学,目标定位更加准确,编写方式更符合教学规律,使教师更易教、学生更易学,使医学专业知识的传递变得更加顺畅。经过长时间教学实践的检验,有些国外经典医学教材几乎已成为发达国家医学生的通用必备书。我国的医学生要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也应该首先从知识的来源方面与国际同步,与他们未来的国际合作伙伴与竞争对手学习同标准的东西,采用同水准的教材,才有可能达到同样的水平;同时,也应该充分接触这些人类医学和教育学发展的结晶,充分享受国际经典教材所带来的益处,促进自己医学专业知识的学习。
2传递先进的医学教育理念,促进医学教育改革
教材不但是专业知识的载体,同时也是教育理念的集中体现者。引进医学原版教材,可以使我们的教育工作者了解医学教育的发展方向,接触先进的教育理念,对具体的教学模式也可以有更加直观的认识。特别是在国外教材的引进过程中,相关人员需要做中外医学教材的比较学研究,教学一线的教师也必将自觉地熟悉教材、研究教材。这些研究可以使我们对国内外教育理念、教学模式的差异有更深刻、更具体的认识。国外原版医学教材,特别是国外专门为教学准备的针对医学生的权威教材,实际上本身就是先进医学教育理念的应用范本,认真挖掘,可以带给我们很多有益的信息,对我们的工作有很好的借鉴作用。比如,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近日引进的《格氏解剖学:教学版》,它既保留了《格氏解剖学》的权威性,又专门针对教学进行了重新编排,从内容和结构上就可以清晰地看出目前国外医学教育的鲜明特点。
2.1以器官系统为基础,实施综合性课程
虽然从书名上看《格氏解剖学:教学版》是一本解剖学教材,但其内容与我国传统的解剖学教材差异很大。全书是以人体局部分区来划分章节,首先讲述该区域的功能,然后讲述其组成部分、与其他分区的关系及该区域的重要特点,而后的局部解剖学部分有较多的临床相关讨论,还有少量最新的与该区域相关的重要的分子生物学知识。这样的教材内容对应的显然不是我国传统的单纯讲述结构的解剖学课程,而是一种综合性课程,重在让学生掌握人体的基础知识,特别是与临床相关的各部分基本的结构和功能知识。这也体现了“早期接触临床”的教改理念,既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又引导学生将基础知识与临床知识相结合,着眼于培养合格的医生。由于全书讲述循序渐进,对内容的深浅度有着精确把握,所以整体反而显得清晰明了。与我国传统的以学科为中心的分割式课程相比,这种以器官系统为基础的综合性课程更加注重知识间的联系和统一,对我们的课程设置有一定的参考作用。[3]
2.2以病例为中心,紧密结合临床,使基础知识和临床知识达到统一
《格氏解剖学:教学版》虽然是基础医学的教材,但全书在内容的编排上时刻注意联系临床。每一章都有一小节专门讲述体表解剖学,使学生能将解剖学知识和临床检查直接结合起来。并且每章最后都专门精选了10个左右的相关临床病例进行讲述,让学生从临床诊断和临床技术操作方面进一步加深对本区域基础知识的理解。在基础医学教材中具体讲述一定数量的临床病例,这在国内教材中非常罕见,体现了目前国外以病例为中心、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趋势。这种基础与临床密切结合的教学模式,也体现在很多其他国外权威医学教材中,比如Guyton&Hall的《医学生理学》,Kumar等的《基础病理学》等,其核心理念是基础医学为临床实践服务,在具体的病例中让学生感受到基础知识在解决临床问题中的应用,从而促进了基础与临床的统一。
2.3实施交互式教学,倡导学生的自主学习
本书原版每册都附有一个与书籍配套的交互式教学网络的帐号,学生可以通过这个帐号进入到系统中去,利用其互动界面,主动选择自己想要学习的内容,实现自主学习。同时,还可以进行实时的交互式测验,及时评价自己的学习效果。这种界面友好的自主学习模式,可以让学生针对自己的具体情况,更有针对性地选择学习内容和测试内容,这与传统的单纯被动听课的教学方法相比,无疑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也更有利于学生的个性化发展。2.4反映本领域最新的研究进展“经典”并不等于陈旧落后,近年来解剖学领域内最重要的发现都能够在本书中得以体现。及时反映学科进展是保持教材生命力的基础,让学生知道本领域最新、最重要的发现,既完善了其知识结构,又能激发其对科学研究的兴趣。从以上几点可以看出,权威教材中处处隐含着先进的教育思路,而且教材本身的内容又恰恰体现了其具体的应用方法,所以引进优秀的国外医学原版教材,在研究中使用,在使用中研究,能够对我国医学教育改革提供有力的帮助。#p#分页标题#e#
3开阔师生视野,有利于他们自觉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
本文所说的医学原版教材,是指从内容到形式都与国外教材完全一致的英文影印版教材,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汁原味,带着鲜明的国际化特点。让这样的教材直接进入课堂,可以让教师和学生感受到全球合作与竞争的氛围,了解国外同行教学实践的现状,从而开阔视野,立足国际大环境,避免井底之蛙式的封闭与盲目自信,树立合作意识,增强竞争的紧迫感和危机感,自觉参与到国际合作与竞争中去,按照国际标准的要求发展自己的专业能力。
国外教育范文3
1.1美国动漫教学强调创意性与学习自主性从动漫的发展史中不难看出，美国一直以来都是引领动漫创意与技术的大国。世界首部有声动画片《威利号汽船》、世界首部动画长片《白雪公主》、世界首部三维动画片《玩具总动员》等，都是美国推出的。通过成熟的商业运作，如家喻户晓的迪斯尼乐园等动漫衍生品的不断推出，进一步扩大提升了动漫的影响和商业价值，奠定了美国动漫在世界动漫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美国除了在一些综合性大学开办有动漫设计与制作专业外，同样在一些职业院校中也开设有动漫设计与制作专业，但他们在培养动漫设计与制作专业人才的过程中，课程教学通常以实践教学为模式展开，实践性动手环节与市场衔接紧密。学生通过连续不断的课外实践项目制作，创意、想象以及动手等能力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与锻炼。另外，课程体系的设置，充分体现以学生为本的理念。对学生进行准确定位，按照学生今后可能从事的动漫设计与制作中的某一具体岗位，有针对性地开设学习和实践课程，进行点对点辅导；另外还开设有大量的选修课，方便学生自主选择适合未来职场发展需要的课程。学生在校期间就对自己的职业规划进行精确定位，学习目的更加明确、专业认识更加清晰，学成毕业后能很方便的找到自己擅长、满意的对口就业岗位。
1.2日本动漫教学强调制作与产业相结合日本动漫产业成为继日本电器、汽车的第三大支柱产业，日本动漫的影响力波及全世界。《铁臂阿童木》、《机器猫》、《奥特曼》等日本卡通形象，已成为全世界观众耳熟能详的明星代表。这些当然与日本的动漫教育分不开，一方面有正规的国力与私立学校教育，另一方面有社会的短期培训机构。学校教育既有大学教育，也有强调动手的职业教育。两者大都开设有动漫设计与制作专业。日本的职业动漫教育，为了学生的将来职业定位，其开设的专业很细，如针对漫画就有漫画编辑、漫画插图、漫画写作、数字漫画等，其师资力量大都为动漫前沿的大师，如《名侦探柯南》的制片人吉冈昌仁、诹访道彦，《火影忍者》的制片人布川郁司等等，都曾是各学校的客座教授。除了专业学习之外，为了突出实践教学环节，专门设置有动漫企业实习环节，并且规定只有通过动漫企业的实习，学生方能毕业。学生在企业的实习，由学校的师生关系转变为企业的师徒关系。师徒式的教学，没有考试的压力，只有员工和助手的关系，学生既可以从师傅那里获得针对性、技术性的动漫作品制作，还可以获得与动漫营销、经营等有关的商业促销的能力。日本各大动漫企业大都设置工作室，它一方面可以吸引新人加入，另一方面为学校提供了教学实习场所，同时对企业自身的人力资源的开发注入了新鲜活力。日本动漫教育注重校企合作，使得日本动漫教育模式的外部链接顺畅，既为企业提供了可用的动漫人才，又盘活了学校自身的发展空间。
1.3加拿大动漫教学强调技能多样性目前市场比较流行的三维制作软件Maya、3dsmax等最初都来自加拿大，《芭比娃娃》、《星际大战》、《逃离星球》等的制作，均出自加拿大MainframeEntertainment公司。加拿大RadicalEntertainment互动游戏公司制作过《绿巨人》。可见加拿大的三维动漫技术水平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加拿大的动漫教育既有颁发计算机游戏硕士学位的高等院校，如阿尔格玛大学，也有职业类的社区学院（相当于我国的高职院校）。加拿大的职业院校，专业设置依据市场而定，课程设置也是灵活多样，可随时随地依据市场变化进行调整，尤其注重学生的宽泛技能的培养，这种培养方式，既提高了学生的就业率也提升了学校的声誉。加拿大职业院校的动漫设计与制作专业，多注重绘画基本功的训练以及电脑软件的运用，并且在大二的上学期就开始接受市场或企业的项目订单训练，到下半学期就可以直接进企业实习，在接受项目锻炼的近二年时间中，学生学会了多方面的技能，如片头制作、动漫游戏设计、动画广告、影视剪辑等。学生技能的多样性，帮助其可已进行较为宽泛的选择，很多学生一毕业，就被各大动漫制作公司直接录用，甚至供不应求。
2我国高职动漫设计与制作专业教学模式的现状
我国的高职动漫教育，只是在近几年刚刚起步。动漫教育历史较短，没有形成合理的动漫教学模式，教学的软硬件都很欠缺。软件方面：目前高职院校的动漫师资力量，绝大部分是半路出家，自己本身对动漫的设计与制作都不是很清楚，何来培养扎实功底的，具备较强操控能力的动漫人才队伍。硬件方面：投入资金较少，许多动漫实训工作室都处于待建状态，只有供学生练习的数台落伍电脑，这主要源于在动漫设计与制作专业的设置上，因处于盲目的跟风上马，并没有考虑实践设施的建设需要强大的资金投入。在动漫设计与制作专业的课程设置上也没有经过市场的调研和分析，许多是依据别的院校，甚至是仿制其他一些高等院校的课程设置。专业定位不明确，课程的设置不尽如意，不能体现动漫行业特色。课程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也照搬照抄，导致理论和实践教学的分配不合理，尤其是理论教学占据的时间过长，使得实践教学环节缩短，学生的动手能力欠缺。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问题，由于动漫教育滞后，使得一些动漫企业认为高职动漫教育是闭门造车，不屑一顾，甚至不愿接受学生的实习锻炼。同时，动漫企业也有自身的原因，我国动漫企业跟国外大的一些公司无法相比，本身制作水平偏弱，规模成熟的动漫企业少，并且只相对集中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对于身处经济不太发达地区的高职院校来说，其动漫设计与制作专业因没有便捷、合适地实践平台，课程设置只能依据自身特点和现有资源开设实践训练环节，这种实践环节的项目训练，既跟市场脱节，又没有有价值的实践训练，往往学生学习结束，对动漫的流程制作还是缺乏深度的了解，甚至直至毕业还不知自己的就业定位。
3校企结合是我国高职动漫设计与制作专业教学模式改革的方向
众所周知，高职教育既是高等教育，更是职业教育，所以高职动漫教育就要承担培养应用型、技能型人才的任务。以上对于我国高职动漫设计与制作专业教学模式的分析，探讨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高职动漫设计与制作专业教学模式改革走向的研究，以实现高职动漫教育的市场为需求、就业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本文通过借鉴国外高职动漫教学模式的合理布局，反思我国高职动漫教学模式的现状，归纳和设计了我国动漫设计与制作专业教学模式的方向——校企结合。由于动漫企业的发展要以动漫教育为依托，动漫教育人才的培养又关乎企业的发展，因此，动漫教育必须与企业结合。动漫设计与制作专业的教学模式就要围绕动漫企业进行布局。只有做到围绕企业的需求，进行人才的培养，我国的高职动漫教育才能走向良性的发展轨道。校企结合的教学模式优势在于高职院校既可以利用企业的实践设备、人力资源、技术支持，以弥补自身师资水平、实践基地、技术流程的欠缺；又可以利用企业的项目素材，组织设计教学，以利于学生对动漫的快速制作与设计，尤其可以对学生进行点对点实践环节的技能强化培训。校企结合的项目式、订单式的教学模式，学生的实际技能操作以及创意创业能力，可以在此体现。对于身处经济落后地域的高职院校来说，其动漫设计与制作专业，更要走出去，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动漫企业结对子，一方面有利于加大学生的视野开阔，另一方面有利于打造学生的实践平台。此外，校企结合要想持久、稳定的发展，就必须对原有的评价机制、课程体系、授课内容等进行较大的改革，如课程设置要与岗位需求相一致、学分制考核要与职业技能水平相结合等。校企结合的教学模式可以说是高职院校与企业两者之间共谋利益发展的组合形式。
4结语
国外教育范文4
大学图书馆的统计数据有着广泛而重要的用途。目前国内大学图书馆的统计主要有三个途径:一是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每年的高等教育基层统计报表,不是独立的图书馆统计,涉及到图书馆的只有图书馆建筑面积、图书的量和当年新增量(分图书和电子图书)这几个项目,为强制性统计,数据公布在《中国高等学校大全》。教育部比照其的基本办学条件中的藏书量和年增新书要求对不满足条件的学校公开亮黄牌和红牌;二是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的《高校图书馆事实数据库》,自1999年起实施,调查统计项目较多,2005年10月首次开始在图工委网站上公开2004年的部分统计数据,并转载于《中国图书馆年鉴》。2004年和2005年参与调查的图书馆经计算分别约占27%(1731所普通高校中的475所)和18%(1792所普通高校中的324所);三是专项调查统计,主要是各级图工委在其范围内所做的,数量很少但参与率较高,可以看到主持调查统计的人员所作的分析报告。但由于各自调查意图所限,调查项目及数据很难为其他研究者利用。此类统计往往不具有连续性,就全国范围来说,各地区间统计工作很不均衡,无法汇总并系统比较分析。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美国的大学图书馆调查,历史较长、数据公开。从1907-1908年度的Gerould统计数据开始,经过百年的发展已比较成熟,通过分析其调查的方方面面,无疑对我国大学图书馆的调查统计具有借鉴作用。目前美国的大学图书馆统计主要有美国教育部教育统计中心(NCES)的大学图书馆调查、美国研究图书馆协会(ARL)和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ACRL)的统计、OberlinGroup的图书馆统计等。美国教育统计中心类似国内的教育管理信息中心,大学图书馆调查的统计面广,目前有三千多所大学图书馆参与调查,为专门的图书馆调查,统计数据公开性强,在其网站上有统计数据报告、调查表和此项调查的评估报告。美国研究图书馆协会(ARL)和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AC-RL)为高校图书馆界的行业协会组织,和我国高校图工委相似,他们的统计参与面较小但更专业,比较注重电子资源和电子服务方面,每年统计一次,数据公开,网络公开版只有各项指标数据。ACRL的统计参与面约为二百多所大学图书馆,不同统计调查项目的参与面略有不同。ARL的统计始于1961-1962年度,范围为其成员约一百多所研究性大学的图书馆。OberlinGroup是由美国80所文科院校组成的正式联盟,联盟内图书馆馆长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共享信息资源,集团采购,1991年开始每年一次的图书馆统计调查,共享调查结果,网上无公开报告。根据学校学科性质而结盟的这一类型图书馆统计在我国尚未有报道。笔者比较了最近几年NCES和ACRL、ARL的报表,尽管调查参与的大学图书馆数量相差较大,但许多相关指标的统计数值比较接近,没有特别意义的差别,此观点得到美国大学图书馆同行的认同。数据值接近佐证了美国的大学图书馆统计数据的可靠性。考虑参与面和公开性因素,美国教育统计中心(NCES)的大学图书馆调查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本文依据美国教育统计中心的大学图书馆调查评估报告以及各年的调查统计表、统计报告来介绍美国的大学图书馆调查。
二美国教育统计中心的大学图书馆调查统计
1概况美国教育部下属美国教育统计中心(NationalCenterforEducationalStatistics,NCES)是专门收集、比较、分析和报道美国教育统计数据的主要联邦机构,提供持续的、可靠的、完整的和精确的各种教育指数[1]。大学图书馆调查(AcademicLibrariesSurvey,ALS)是美国教育统计中心的调查计划之一,调查统计美国所有能授予各类学位的大学的图书馆的资源、服务和经费等方面的精确信息,供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用于战略决策和预算计划。各类接受联邦资助的大学均有义务参与该项调查,因此,这一调查的参与率较高,是美国大学图书馆研究中首选的统计数据。大学图书馆调查始于1966年,开始基本上每三年调查一次,1988年起调整为每二年调查统计一次,是隶属于高等教育综合数据系统(TheIntegrat-edPostsecondaryEducationDataSystem,IPEDS)的一部分。数据的收集和处理由美国统计局承担,美国国家图书馆和信息科学委员会(NCLIS)和美国图书馆协会的研究和统计办公室(ALA-ORS)提供实质性指导。在1990年的大学图书馆调查改进工程中,每州委任一名馆员作为数据协调员,负责和IPEDS的数据协调员一起收集大学图书馆调查数据。2000年起,大学图书馆调查从高等教育综合数据系统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NCES的图书馆项目,同时采用了网上调查的方式。美国教育统计中心在其网站上公布其调查报告的公开版,也有纸质的报告,同时在网站上设有供各图书馆输入相应的查询范围以了解大学图书馆组的情况的页面,供使用者了解、对比参考使用。
2调查范围大学图书馆调查的范围目前是和高等教育综合数据系统相一致的,即能授予学位(含副学士学位,相当于我国的专科)的高中后教育机构。该调查对大学图书馆有如下定义:⑴有组织地收藏印刷文献或/和其他文献;⑵有经过训练的工作人员根据需要来组织、诠释这些文献,满足客户的信息、文化、娱乐和教育的需求;⑶有读者可以获得工作人员服务的固定的开放时间;⑷有必要的支持收藏、工作人员和开放时间的设施。根据这一定义,有的大学或和其他机构共享图书馆,或不符合上述定义,没有自己的图书馆,就不列入调查范围。2004年全美有3653所大学图书馆符合上述定义,其中87%的大学图书馆参与了调查[2]。和其他几个有名的高等教育机构名录,如每年修订的《美国图书馆目录》(AmericanLibrariesDirectory)、美国图书馆协会(ALA)认证的图书馆学教育计划、美国研究图书馆协会(ARL)、TheOberlinGroup、弗罗里达大学网站上的大学名录、美国律师协会认可的法律学校等大学名录等相比较,ALS的调查范围和它们的差距小于1%~3%之间[3],法律也规定接受国家财政拨款的公立院校图书馆有参加大学图书馆调查的义务,这都表明ALS是美国调查面最广参与率最高的大学图书馆调查。2000年前的几次调查参与率均超过94%,1998年达97%,这几年由于参与面扩大使得参与率有所下降。
3数据的隐私政策不将数据和参与者挂钩,调查参与者的身份无法从公布数据中通过推理和比对数据识别和推测出来,可以保护调查参与者的隐私权,鼓励参与积极性和提升数据的真实性。如当工作人员小于等于二人时,对工资福利这一数据隐藏处理。在美国有相关的法律规定要求,如1974年隐私法案、2002年教育科学改革法案、2001年美国爱国法案和2002年电子政府法案。因此美国教育统计中心的数据分公开和限制使用二个版本。公开的数据在保护合理的隐私的前提下,仍着眼于提供尽可能多的研究信息。公开版上无法看出单个大学图书馆的具体数据。限制使用的数据包含全部信息,只对NCES许可的研究者提供,但任何美国人都可以提出申请。申请人必须说明研究项目的情况、需要限制使用数据的理由和对数据保密的安全性计划,还有专业人员的姓名和职称、估计借阅时间、希望的计算机媒体格式等,在研究报告公开发表前必须首先让NCES过目。NCES审查申请时只要内容和完整性满足条件即释放限制使用数据,没有其他任何的特权或限制。
4调查数据的用途美国的大学图书馆的调查数据使用者为联邦、州和其他与决策有关的人员、议会、负责图书馆拨款的联邦机构、州教育部门、评估检查项目、图书馆管理者、学校管理者、高等教育政策规划者以及各图书馆协会等。数据主要用于为决策者提供计划和比较分析的依据,为各校工作人员提供计划和同组比较分析的依据。典型具体用途如:负责图书馆拨款的联邦机构用于评价图书馆的文献发展、资源共享和网络服务情况;州教育部门对图书馆在全国、地区和州的层次上进行比较;对高校进行评估检查中的质量评价;管理人员、学校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用于评价快速发展的技术对馆藏、预算和工作人员的影响;图书馆馆员和管理者用于评价制定有效利用资金的计划,有关工作人员的数据用于建立专业馆员和辅助人员的供需模型;图书馆协会用于对图书馆职业总体状况的评估,其他研究机构用于图书馆学的研究等。调查数据的用途不随国别有太大的差别,显然我国目前的大学图书馆调查统计数据尚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
5统计方法好的统计设计应该和同一领域内的其他调查相比,具有较高的质量、使用界面友好、去伪存真、编辑数据的时间尽可能缩短,统计结果尽快公布。
5.1统计期间以财政年度为该统计的时间,为上年一月到今年九月之间的任何连续的十二个月。由于各校的实际财政年度并不总是从1月1日到12月31日,与学年也不一定吻合,因此以各校的实际财政年度为准,避免了机械地以某一固定日期截止时可能会造成经费和使用情况脱节的报表。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借鉴。
5.2调查的基本流程美国教育统计中心下属有技术工作组,由图书馆界专家中志愿者组成。这一顾问委员会对将要收集的数据的质量定下基准,对图书馆业内出现的革新和新特点对调查的影响提出建议。大学图书馆调查项目的工作人员以此编制调查表草案,最后报美国教育统计中心和高等教育综合数据系统的领导批准实施。批准后的调查表印刷后将通过每州的数据协调员发至各校,经过学校的负责各类数据的办公室转交到图书馆馆长手中,填报后直接寄送或通过电子方式传递到美国的统计局,从2000年起,美国大学图书馆调查采用网上调查的方式,每个馆直接通过NCES的网上数据收集程序将数据提交给美国统计局。数据经过技术处理后返回到美国教育统计中心。美国教育统计中心使用这些数据来公布统计报告,报告附有各类数据报表。
5.3数据的处理在八月份发出注册材料,调查表填报时间为十月到下一年的二月。数据的填报系统具有范围检查、总和检查、一致性检查,也就是说当各馆的填报数据超出合理范围,和该表其他部分矛盾时会有警示。汇总后的每一个州的数据也有和往年数据的比较检查、比例检查、项目总和比较检查。数据直接从各图书馆收集,因此数据的检查和质量控制和网上填表的图书馆工作人员有很大关系。大规模的调查不可避免地有部分数据缺失,不进行处理将无法形成有效的数据库。为形成一个完整的表格,对于未填报的空缺数据在编辑处理后用合理的数据来填充处理,一般采用以下方法填报。1)首先,当预期不改变时,引用上次调查的数据;2)当预期数值改变时,用去年值乘以组增长率中值;3)无法引用上次值时,使用当年组中值增长率;4)无法使用当年组中值增长率,使用当年组中值。调整数值时,具体值之和不等于总值,则调整具体值;若无总值,或总值需调整,则总值调整为各子值的和。所有未填报、推断出来的数据使用标识加以表明。对于一个学校有几个分校,在分校也有图书馆时,一般采取将分馆的数据累加起来并入主馆的统计中,此时尽管没有分馆的具体数据,仍应有分馆或共享有图书馆的记录,以便研究者了解情况。但当分校及分馆是独立运作时,应该各自填报。
5.4数据分类美国大学图书馆调查的数据报表以学校的多种分类方法提供全部数据和汇总数据,主要分类有:①按学校的性质分为公立和私立学校;②按学制分为少于四年制的和四年制及以上的,四年制及以上的又进一步分为学士、硕士和博士类学校;③按学生规模分为少于1500人、1500-4999人之间和5000人及以上的;④依据卡内基大学分类法将大学分为7类。另外,还提供按学校所在州划分的各种图书馆数据。除此外,数据报表还提供总值和生均值,提供体现分布情况的上下四分值和中值,这样就非常方便对统计数据的利用。同时,还有表格呈现每个项目问题的回复率,对于某一州的汇总数据若回复率低于85%,则研究者应该引起注意,考虑数据的普遍性问题。ARCL依学校类别提供指标的中间值、平均值、最高值和最低值。我国的大学图书馆统计数据,分类不够,不利于使用。这和我国的大学分类研究不够有一定关系。统计数据使用者要自己先分类后统计,非常麻烦、工作量很大,也有很多不易分辨的情况。
5.5时间美国的大学图书馆调查,涉及的学校数量很大,有三千多所图书馆参与调查,调查项目较多,统计结果比较丰富,不是简单的罗列,因此数据的收集和处理非常复杂,尽管如此,调查数据的遵循及早的原则,便于使用者的及时利用。为此,从调查表的发放、数据的收集、数据的处理、调查表的设计等多方面着手,使问题简洁便于理解,问题数量适中便于完成。从近几年的公布情况来看,1996年的统计数据在1999年10月公布,1998年的统计数据在2001年6月公布,2000年的统计数据在2003年11月公布,一般在三年不到的时间内。2002年的统计数据至今没有公布,据本人向该项目负责人了解,这是因为数据统计和处理过程中出现了差错,无法公布。作为弥补和遵循尽早的原则,2004年的统计数据在2006年11月就公布了第一时间的浏览版(FirstLook),其正文页数49页,仅为2000年统计报表91页的一半多一点。ACRL和ARL的数据,没有描述性文字,时间比NCES的时间短。
6调查表美国教育统计中心的大学图书馆调查表有以下几部分内容:(1)本调查表和上一调查年度的调查表的变化之处,便于填表人注意;(2)填表说明,具体指导填表要求;(3)调查表正文。
6.1调查表的变化为反映美国大学图书馆在服务、馆藏、经费以及工作人员等方面的不断变化的情况,大学图书馆调查(ALS)的每一调查年度的调查的项目及名称也随时代不断地变化。变化情况大体如表1[4]~[9]:从表1可以看出,调查表的变化反映出大学图书馆的发展变迁。调查项目的不断变迁,还有统计意义上的取舍原因,因此,在借鉴美国大学图书馆的调查表变化的时候,必须考虑到我国大学图书馆的具体情况。如其2002年删除的“纸质图书———种”的调查项目,对于美国大学图书馆来说,由于一直遵循单本购买的原则,因此,此项统计的意义有限。对于我国大学图书馆来说,图书复本一直没有统一认可的采购原则,特别是在近几年大学评估过程中,图书馆年增图书量较大,图书种数(复本量)的变化有很重要的观察价值。电子服务方面,1996年增加了很多问题,随着技术手段进步,诸如图书馆电子目录已经普及,原有的项目已失去统计意义,到2002年又取消了。当然,调查表中有一些项目是一直不变的,长期的调查数据可以很好地反映图书馆的运作情况。从表1还可以看出,调查表的项目或问题数量不是很大,并且还呈下降趋势。可以想见,一个项目繁多的调查无论意义有多么重大,参与者填表的积极性都会遭受严重的打击。
6.2调查表的填表说明每个填表人对调查项目问题的理解,在没有充分说明的情况下,既有无意的误解也有有意的曲解,填表者也可能选择不回答。因此调查表的用词除了必须简单明了,为避免误解,必须对调查表的项目名词逐项解释,对填表时需要注意的事项用文字、必要时通过举例的方法加以说明。所以,调查表的填表说明是调查表不可缺失的重要部分。举例来说,美国大学图书馆调查中,在馆藏中对于“图书、期刊合订本和其他纸质文献(含政府文件)”的解释是:任何印刷、打印、手写、油印等手段形成的,单独装订的单本物理实体,并且是经过编目、分类的,已经可以供使用的,而且通常是计入流通量的文献。复本、期刊合订本计入。本调查表将未分类但以字母顺序排列的期刊合订本也计入,但不包括缩微文献、地图、非印刷书写类型的文献和未编目的文献。无论政府文件是否单独上架,包含通过图书馆目录可以查询到的政府文件[10]。这就明确地区分出电子图书、数字图书,将已购待编和在编图书排斥在外。我国的高等教育基层统计在高等教育统计指标解释中对图书、资料的定义为:图书、资料是指学校图书馆以及院系(所)资料(情报)室拥有的正式出版的书籍和电子出版物(以万册为计量单位)[11]。比较之下,我国对图书的定义阐述不够详细。在没有充分说明的情况下,显然易造成统计数据的不正确。
6.3调查表正文在具体调查问题之前,首先是对填报资格的确认。调查表依据该调查对大学图书馆定义的四个条件(见上文第二节调查范围)进行提问,以确认填报者是统计范围内的大学图书馆。如果不是就不必继续填表了。调查表正文为调查的问题。以2006年的调查表为例,正文一共有八个部分,分述如下:第一部分,公共服务窗口的数量,1个问题。分馆和独立图书馆的数量(不包含主馆或中央馆)。第二部分,工作人员情况,7个问题。包括馆员、其他技术人员、其他有薪人员(不含学生助理工)、学生助理工四类人员的数量,馆员和其他技术人员、全馆所有工作人员二项人员数量的总和,以上六项均折算成全日制,以及这后四项对应的工资金额,再加上一项图书馆雇员的福利情况调查。第三部分,图书馆经费情况,13个问题。分工资、信息资源和运行费用三方面。工资为全馆所有工作人员的工资金额,同第二部分中的问题,1个问题。信息资源分为一次性购买的图书、期刊合订本和其他文献,持续购买的连续出版物,其他信息资源三部分。一次性购买的图书、期刊合订本和其他文献中,又单独分列出电子和视听形式的问题,3个问题;持续购买的连续出版物中,又单独分列出电子形式的,2个问题;其他信息资源有3个问题,文献传递和馆际互借的费用、文献保护费用和其他信息资源的费用。运行费用分为计算机软硬件及维护费用、其他目录利用和网络以及行业联盟服务的费用、所有其他运行费用,3个问题。最后是经费总额,1个问题。第四部分,馆藏情况,首先确认馆藏是否都是电子资源,接着是6个问题。主要是根据资源类型分类的,有图书、期刊合订本和其他纸质文献(含政府文件),电子图书,缩微读物,视听材料,现刊种类,电子参考资源和全文数据库服务,都包含财政年度末拥有量和年增量。第五部分,图书馆服务情况,9个问题。分馆际借阅和文献传递的提供情况、接受情况、流通量和对团体的信息服务。馆际借阅和文献传递的提供和接受情况均分不归还的和归还的情况统计,接受情况中还有从商业服务机构中获取的文献的情况,加上提供和接受的总数,共计6个问题。流通量问题分普通流通和保留量2个子问题。对团体的信息服务分讲座的次数和参加总人数2个问题。第六部分,图书馆典型周的服务情况,3个问题,为开放时间、人次和参考咨询量。第七部分,电子服务,为4个是非问题。图书馆工作人员是否数字化文献?是否通过电子邮件或网络提供参考服务?是否有为残障读者提供的技术支持?是否有学生的电子论文?第八部分,信息素养,3个是非题。学校是否有信息素养的定义?在学校的使命中是否包含信息素养?学校的战略计划中是否有信息素养,如果有的话,是否在学校层面上有相应的委员会来实现信息素养的战略计划,该战略计划是否正式确认图书馆在信息素养教育中的作用?该大学图书馆调查表对各馆读者数没有调查,但由于高等教育综合数据系统同样是NCES的调查项目,因此数据的共享使得大学图书馆调查的统计数据中包含有各馆的生均数据信息。
7主要指标的文字报告统计报告在报告开头还对大学图书馆的主要指标用客观性文字重点揭示,并且在每一重要数据后面附上详细报表的具体序号和所在页码,便于统计数据利用者使用。通过阅读这些客观描述的文字,用不着逐一翻看数量较多的数据表格,可以大体上了解大学图书馆的状况和变化。
三我国大学图书馆调查统计存在的主要问题
1不能全面客观反映现状高等教育基层统计报表尽管参与率很高,但涉及图书馆的调查项目极少;高校图工委的调查项目多,也存在“从填报结果看,存在着严重的填报率低、数据不准确问题”[12]。目前的调查统计数据不能全面客观地反映大学图书馆的状况,无法形成我国大学图书馆的全方位数据轮廓。由于这一基础性的缺陷,大学图书馆的现行评估体系本身有着不可避免的盲目性,对大学图书馆的资金投入和合理利用根本无法作出合理的规划和考核,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供需的数量和质量的随意性大,大学图书馆的科学发展难以期盼。
2统计数据不正确最突出的现象是教育部亮黄牌和红牌的家数为个位数和高校图工委的统计数据揭示的大部分大学图书馆的情况出入很大。在高等教育基层统计报表中,依据其操作流程,数据填报时的数据校验有数据完整性检测、校验表内部和表与表之间的数据关系等逻辑关系的数据检验、选择全部校验或单一学校(机构)校验的校验方式、与上年数据核查等措施[13],但由于黄牌和红牌关系到学校的生存,而教育部又不审核高等教育基层统计报表数据,各校填报的数据必然和指标值高度保持一致,这种生死攸关的高指标诱发的数据不正确是很难通过技术手段予以避免的。
国外教育范文5
关键词：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对于教育、教学成效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高效、良好的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必然会促进教育事业的长足、稳定发展，将会极大的促进整体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对于我国而言，对国外一些关于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趋势进行分析，能够更加客观、清晰的为我国的教育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发展、进步提供依据和参照。因此研究国外教育行政管理改革的改革趋势具有着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1国外教育行政管理的法治化
教育行政管理法治化也是最近几年以来，大多数公立学校进行教学制度、教学方法、教学管理改革的基本途径。通过治化的形式明确政府与学校的职责之所在，其所强调的是国家公立教育体系的管理必须要纳入到法制的轨道中来，而不是单纯作为一种行政命令而制订和实施。所以，在这样的思想的指导下，世界各国均普遍以法律的形式进一步的明确了公立学校的性质，即公立学校或者是大多数的学校其并不是政府的附庸机构与下属机构、部门。学校是提供教育服务的独立机构，是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具有自主办学的实体。比如说日本的国立大学在很多年以来，都一直被认定是政府部门的组成部分之一，而不是政府的下属机构和部门；在日本，国立大学是由日本的文部省所领导，在日本文部省拥有着对学校进行审批、学校人事任免和设施配备等方面的权力；同时其要求各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利益集团和大学必须执行，这样就存在着政府对学校的管理过分的包揽及大学缺乏自、人浮于事、管理效率低下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新自由主义和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主导下，经过日本国会的审议通过了《国立大学法人法》等法案提出所有国立学校尤其是大学需要实行独立的行政管理制度，实现学校的独立法人化，文部省只对大学进行原则上的一些指导，各大学依据《学校教育法》以及《大学设置基准》等法规来自行的管理本校的教育行政管理。类似于这场教育行政管理制度的改革，主要表现在了构建大学自主运营机制与建立民间化、专业化的市场运营机制方面，在学校的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建设中强化了校外人员参与与“第三方”评价体系的建立，确立了一种具有弹性化的人事体制。而基于日本的教育行政管理改革模式，很多其他国家的高等教育行政管理改革也基本如此。很多的国家在处理教育行政管理法治化的进程中都特别重视理清政府和学校职责，而为了更好的处理好这样的关系，很多国家选择给予学校更多的自。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仍然需要加强学校自律方面的管理，本着为提高公立学校的教学效率、保证教育目标实现的目的而实施相应的制度。
2教育行政管理的专业化
就当前而言，世界各国教育对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集中在对教育行政管理的专业化建设方面。对于教育行政管理的专业化，很多国家的做法都是集中和表现在对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的专业化建设和教育行政管理人员的专业化建设两个大的方面。
2．1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的专业化建设：对于世界上很多的国家而言，无论是中央还是在地方教育行政管理都设有专门的主管教育事务的机构、部门或者是组织。世界各国在教育事业发展的过程中也都尽最大可能的维持教育行政管理专业部门的独立化和自主化。其中美国，因为受历史传统以及具体的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其到目前为止仍然保持着学区独立的状态，并且这样一种学区独立的状态是不受一般行政因素所干扰的。而法国，其教育行政管理也同样不受同级政府的直接的管理和指挥，教育的行政管理和组织是独立于一般行政管理之外的，教育的行政管理实行的是垂直领导的模式。在地方教育行政管理机关是自成体系的，其脱离同级地方行政长官的直接领导和管束。从本质上来看，世界上不同的发达国家的学校其尽管在权力结构方面有一些细微的区别。但是其决策层与执行层分离、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兼顾的基本方针和原则却是基本一致的。不论是“委员会制”还是“一长制”学校都在教育行政管理中有很大的独立性和自治权。政府部门对于学校的管理主要体现在了通过制定法律和决定学校董事会成员等方式施加影响方面。学校层面，除了教学和科研以外，其他事务基本上可以实现独立部门的专门解决，自治程度越来越高。这样实际上就基本实现了学校自治与政府调控之间的有机结合。
2．2教育行政管理人员的专业化建设：在教育行政管理专业化建设的进程中，除了教育行政管理机构专业化的建设另一方面就是教育行政管理专业化人员的建设。在过去，世界上的各国在教育行政管理事务中，教育行政管理人员一般都是由一般的教学人员（一线的学科教师）升任或从一般的如政府部门等行政管理人员转任而来的。在最近几年来，随着教育事业和教育科学的发展和不断进步。世界各国都开始逐渐的重视其了对教育行政管理人员的专业化建设。如英国，其在一些大学中开设教育管理与教育行政管理方面的课程，供在校学生和在职人员都能参与进修和学习；很多的教育行政管理人员专业组织也通过各种途径来促进教育行政管理人员的专业化，提供资金、人员支持来优化教育行政管理人员的建设，提高教育行政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业务能力。在法国，国民教育部之下特设了个行政人员教育科，由其专门的负责针对教育行政管理人员的专业培训和继续教育工作。在德国，在州政府与教育学院研究发展中心或教育人员在职教育机构合作下，开设了一系列针对教育行政管理课程供从事教育行政管理的在职人员进行进修，同时这些课程也能听帮助即将担任教育行政工作的教师进行学习。
3结语
本次研究对世界上主要的教育强国、大国的教育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比较清晰阐明了这些国家在教育行政管理改革中其主要趋势方面所呈现的基本状态和其主要的管理模式。这些模式和其趋势，对于发展我国自己的教育事业提升我国教育行政管理的效率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作者:杨晓翠 单位:延边大学师范学院
参考文献:
［1］李静静．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运行模式研究［D］．哈尔滨商业大学，2010．
国外教育范文6
[关键词]课程设置 外语学科定位 差序格局
[作者简介]吉丹丹（1977- ），女，黑龙江大庆人，河北经贸大学外语部，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课程设置;张润（1971- ），男，河北张家口人，河北经贸大学外语部，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语言测试;方辉（1977- ），女，河北承德人，河北经贸大学外语部，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语言教学。（河北 石家庄 050061）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3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内外高校外语课程定位对比研究”的最终成果。（项目批准号：HB13JY041）
[中图分类号]G6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4）36-0134-02
外语学科的出现是由我国特殊的历史国情所决定的。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需要大量的外语人才，于是高校纷纷设定外语课程以满足人才需求，大学外语学科因此出现。随着外语教育的普及和外语学习的低龄化，高校学生外语水平显著提高，对我国大学外语课程设置和定位提出新的要求。只有不断完善和改进课程设置才能满足学生和社会对外语的需求。本文通过分析国外高校外语课程设置，反思我国外语教学现状，提出外语课程设置的建议。
一、国外外语课程现状及办学特色概述
（一）国外外语课程现状概述
1.在国外，教育行政部门对外语教育中课程标准的制定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美国早在1996年就颁布了《面向21世纪的外语学习全国标准》，美国联邦政府于2006年又正式颁布了《国家安全语言行动计划》，其目的在于大力培养外语人才。2001年制定并颁布的《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是欧洲各国为以英语为第二语言的国家专门制定的，该框架统一了语言能力等级量化的标准，2003年欧盟又颁布的《从语言多元化到多元语言教育：欧洲语言教育策略发展指南》，更加推进和规范了欧洲各国的外语教育。而在亚洲，日本政府早在2002年就发表了《培养能使用英语的日本人的战略构想》报告，次年又出台《培养能使用英语的日本人的行动报告》，以提高国民的外语能力。可见，国外教育行政部门注重课程标准的制定，课程标准的统一也有利于学习者、教师、课程设计者、考试机构和教育工作者等利益相关部门的工作定位及相互合作。
2.国外外语教育对教学目标定位明确。英语教学主要分为通用英语（EGP）和专门用途英语（ESP），ESP课程占主导作用，主要培养学生在专业领域内运用外语进行学术交流、学术阅读和写作等方面的能力。根据蔡基刚2011年和2012年的调查：日本高校一年级的课程为通用学术英语GAP（General Academic Purpose），二年级为专业学术英语SAP（Specific Academic Purpose）;以香港大学为例，第一学年开设通用英语课程（General University English），第二学年为学生开设6～9个学分的学术英语和ESP。在美国和欧洲少数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仅开设一年EGP课程，目的也是为留学生适应后期的ESP课程打基础。由此可见，大部分国外高校的英语教学是ESP教学，外语学习以工具性为主导。
（二）课程国际化的办学特色
以英语为母语的某些国家依靠语言优势，国际化课程处于垄断地位，但近年来，其他国家也相继开设了国际化课程，如法国在2010―2013年内开设的国际化课程从原来的700门增加到1200门;日本于2008年推出“全球30计划”，目标是接受国际留学生30万人;香港大学建校来一直是国际化英语教学，招聘各国教师，学生来源也非常广泛及多元化，与 300所学校有交换学生合作项目。国外高校外语教学发展的方向和办学特色是设置和开设国际化课程，吸引各国教师和生源，外语课程能够提高学生的外语交际能力和学术交流能力。然而我国的外语课程设置不能满足学生和社会对外语需求，下文反思了我国教学出现的主要问题。
二、国内高校外语课程现状与问题
（一）外语课程设置没有统一的标准，不利于教学和课程定位
我国高校的外语规划真正开始于2007年颁发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随后2008年《非英语专业研究生英语教学大纲》出台，两个标准虽然分别针对高等教育的两个学习阶段，但内容重复且界限模糊。《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强调学生的听说读写语言技能，因此大学英语通常被语言学家和外语教师定义为帮学生打好语言基础的通用英语课程（EGP）。随着外语教育的普及和外语学习的低龄化，很多高中毕业生在以往的学习中其英语能力已经达到大学英语的课程要求，大学期间的英语学习对很多学生来说是重复学习，导致学生学习英语倦怠，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外语课程设置没有统一的标准，高中课程与本科课程没有很好地衔接，大学英语不能满足学生的需求和后续学习，外语学习费时低效。即便是有些学生的英语水平很高，考试成绩优秀，但是阅读国外原版文献和进行学术交流的能力薄弱，研究生和博士生也很难在国际期刊上发表外语文章，所以仅注重学生听说读写语言技能的大学英语课程标准不利于外语教学和课程定位。
（二）教学目标和课程设置不明确
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到底是注重语言工具性还是人文性在学界争议不断。学生对外语的工具性也存在误解，很多学生认为学好外语就是取得各种证书，高校内外针对四、六级的辅导和培训机构成为学生学习英语的主要课堂，忽视了真正的英语学习。我国高校外语课程目标不明确，有的学校以EGP为主，忽视了语言的工具性;有的学校以ESP为主，忽视了外语的人文性。
（三）课程设置与国际脱轨
自国家启动大学英语教改以来，很多高校与国外高校合作办学，开设国际化课程，但也仅局限于经济发达地区和国家重点院校。以河北省为例，截至2011年，只有一所高校2个专业申请合作办学。由于课程设置与国际脱轨，加上语言障碍，导致我国外语类国际化课程缺失，高校现有课程不仅无法吸引留学生求学和国外学者求职，也留不住本国优秀学生。根据美国国际教育所2011年的年度报告，2010―2011年中国在美留学生总数达到157558人，占留学生总数的22%，而我国现有留学生只占在校生的1%。
我国外语教学虽然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随着学生外语能力的变化，外语教学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外语课程设置必须改革。
三、国外课程设置对改进我国外语课程设置的启示
（一）外语课程标准统一，课程设置因地制宜，差序格局
首先，我国外语课程标准的制定可以参考《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框架把语言能力等级标准分为C1，C2，B1，B2，A1，A2共6个级别，各个级别难度逐层增加，根据所分设的级别对教学、考试、教材等提供基准。教学的各个环节同在统一的基准之下，层次分明，避免课程设置中出现交叉现象。根据我国学生的外语水平和外语需求，外语教育者和专家应制定统一的课程标准、英语等级量表。标准的制定涵盖各个级别，从初级水平到高级水平，界限明确，从而有助于实现大中小学的课程衔接，实现外语教学规范统一，有效避免重复学习和课程衔接不当的问题。
其次，课程设置要差序格局。外语教学整体规划，才能使外语教学衔接得当，不会导致教学重合、浪费教学资源。但是同时要实施个性化办学的差序格局分布，即只设定英语能力达到的标准，不做硬性要求，各地区和各高校可根据自身定位参照标准设置课程。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各高校受地域和经济影响生源和师资相差悬殊，因此选择适合各地自身条件的课程标准是教学的需要。目前在我国只有上海以该地区的实际情况和需求制定了适合上海地区的大学英语教学指导文件。
最后，定期完善和评估课程设置。课程设置不是一劳永逸的，学校根据外语学科的课程特点和学习者需求等进行评估，定期评估课程，对课程设置全面监控，才能不断完善并满足学习者的更高需求，有助于适应社会对毕业生的整体发展需求。
（二）高校外语课程的培养目标兼顾工具性和人文性
目前我国外语教学课程标准以英语能力为培养目标，强调工具性，大学外语与英语专业教学接近，教学模式趋同化，培养目标模糊。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忽视人文性的语言教学，语言就是文字堆砌，只有注入了人文精神的外语学科才有鲜活的生命力。工具性和人文性不是对立的关系，两者结合，相得益彰。香港大学的办学经验可以借鉴：一年级开设通用英语，以人文性目标培养为主;二年级以上开设与专业相关的英语课程，以英语工具性目标培养为主。
（三）课程设置与国际接轨，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和引导师资转型
高等教育国际化是学校发展的目标也是高等教育的目标，《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到要“培养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与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学校根据本校的师资情况和办学特色开设拓展课程，课程设置包含语言技能类、文化类及专业类。通过拓展课程的学习，使学有余力的学生在练好英语语言基本功的基础上，能够深入学习英语，但是开设拓展课程对我国高校的外语教师是很大的挑战。国以人立，教以人兴，外语课程的开设和课堂教学的成功进行离不开教师，教师是有效课堂教学真正的实施者。所以应为教师提供学习和进修的机会，教师培养要注重学科专业知识、教学方法、教学技术三个方面。现代教师应该树立终身学习理念，不断学习，提高教学质量和个人教学能力。
本文将差序格局概念引入外语学科整体的规划，此概念来自于社会学，是在《江村经济》中提出的。上文所述，我国高校发展不均衡，生源外语水平差异较大。有些学校学生还没有掌握基本的英语技能，如果盲目开设各种拓展课程，后果可想而知;有的学生英语水平很高，如果继续学习基本技能则势必是对生源和师资的浪费。因此，我国高校办学模式应形成个性化办学的差序格局，避免办学模式趋同。我国高校的学科建设和知识生产面临重新定义的挑战，在学科与知识转型的双重压力下，学科建设实践迫切需要理论引领。高等教育按功能分化是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中的必然趋势，目前我国很多高校课程定位不清，导致的结果就是办学趋同，没有特色可言，各高校应在统一标准下，根据自身的特色开设适合生源的课程，培养不同类型的人才，研究和学习国内外成功的高校办学模式，客观审视我国的办学条件、师资力量、生源水平，因地制宜地解决外语教学中出现的问题，以推动外语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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