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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幸福感范文1
主观幸福感(Subject Well-being,SWB)是指评价者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是衡量个体生活质量的重要综合性心理指标[1]。已有研究证明,主观幸福感包含了三个独立维度: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2]。其中,积极情感与消极情感是指伴随着生活事件与评价而出现的个人的情感体验,这些感情体验组成了对SWB评价的基础。一般生活满意度是SWB的认知成分,是指个体对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分析,权衡其重要性后,在“不满意―满意”维度上对其生活进行整体评价的认知判断过程。它独立于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是衡量SWB更有效的指标。但是,现在学者趋向于认为SWB是由两个部分构成:生活满意度和情感平衡。其中,情感平衡是指与不愉快的情感体验相比较,占相对优势的愉快体验,是个体对生活的一个总体、概括评价。影响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了人口统计变量、遗传、人格、文化等。
一、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一)人口统计变量
人口统计变量包括年龄、性别、种族、教育程度、收入等。但是研究结果表明,这些变量与SWB之间的相关很低,即使把这些因素全部考虑在一起,对SWB的解释率也不到20%。
在性别方面,总体上男女差异不显著[3]。但在SWB的不同维度上,两性的差异还是存在的。Fujita等认为,如果女性在遇到不好或难以控制的事件时,可能导致她们难以抵制消极影响;如果她们生活美好,则她们比男性更能感到强烈的幸福。所以女性在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体验上都较男性强烈,但在总体的SWB水平上又与男性相当[4]。近来,随着社会的变革,女性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分工都有了一些变化。当女性面临着和男性同样的竞争环境,承担着一样的工作时,两性在情绪表达上的差别变得模糊不清。这也可能导致男女在情绪体验上逐渐趋向一致[5]。
在年龄方面,早期的主观幸福感研究者曾经假定,年龄可以作为预测幸福的一种重要指标。但是,Blanchflower和Oswald(2000)对40个国家的6万名成年被试者的研究表明,在构成主观幸福感的三个成分中,只有正向情感有随着年龄增长而略微下降的趋势。从20岁到80岁,生活满意度呈微弱的上升趋势,而负向情感在各个年龄组之间没有明显的变化。也有一些研究表明,年龄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并非如此平稳。这些研究者认为年龄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着U型关系,U型的最低点在40岁左右[6]。
在婚姻方面,以前的研究倾向于认为结婚的人要比没结婚的个体报告更高的SWB,但这一结果既可能是由于结婚造成的,又可能是因为快乐的人更可能选择结婚。近年来,已婚者比未婚者拥有更高SWB的观点更是受到了质疑,幸福体验与婚姻状况之间的相关系数在逐渐下降。这可能是由于现代婚姻的不稳定性造成的[7]。
(二)遗传因素
已有研究证明,遗传因素与SWB具有相关性。在收养和双生子的研究中发现,1岁左右婴儿积极情感具有遗传特性。明尼苏达大学Tellegen等[8]著名的双生子研究发现:在不同家庭环境中抚养长大的同卵双生子,其SWB水平的接近程度,比在同一个家庭中抚养长大的异卵双生子要高得多。他们还发现,40%积极情感的变化、55%消极情感的变化和48%生活满意度的变化是由基因引起的,而共同的家庭生活环境只能解释22%积极情感变化、2%消极情感变化及13%生活满意度的变化。有学者认为,人具有快乐或不快乐的基因素质,气质的差异引起个人体验SWB的水平不同。
(三)人格因素
Costa在他的研究中全面解释了人格五因素(开放、尽责、和谐、神经质和外向)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外向和神经质对主观幸福感起着气质性作用,即它们分别对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有较高的内在敏感性;开放性虽然并不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但却增加了对两种情感的体验,它起着经验性的作用;和谐性和尽责性则对主观幸福感起着工具性的作用,它们通过创造使人们快乐的环境及生活事件而提高主观幸福感[9]。也有研究者以大学生为样本,发现在大五人格中,外向性人格维度与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与消极情感有显著负相关。神经质与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存在显著的负相关,与消极情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稳定外向型人格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最高,其次是稳定内向型和不稳定外向型人格,幸福感水平最低的是不稳定内向型人格。总的来说,外向性与神经质等人格特征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10]。
而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人格特质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情绪调节起着中介作用。
以重新评价策略为例,神经质对重新评价策略的使用有显著的负性影响,并通过重新评价策略的使用来间接影响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外倾性对重新评价策略的使用有显著性的正性影响,对表达抑制策略的使用有显著的负性影响,但只通过重新评价策略来间接影响正性和负性情感。神经质、外倾性和重新评价可以有效预测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变异[11]。
(四)归因倾向
归因是指根据行为和事件的结果,通过感知、思维、推理等内部加工过程而确定造成该结果的原因的认知活动。归因倾向分为内部控制和外部控制,内控者倾向于把行为后果看作是由行为本身决定的,而外控者则认为是由行为以外的因素决定。已有研究表明,个体不同的归因倾向对其主观幸福感有一定影响。内控者、介于内外控两者之间者幸福感指数均较高,且无显著差异;外控者幸福感较低,与内控者、介于内外控两者之间者差异达到显著性水平[12]。也有研究表明[13],在成功的情境下,能力与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在失败的情境下,能力与主观幸福感呈非常显著的负相关。也就是说,如果把失败的结果归因于自己的能力,认为是因为自己的能力差而导致失败,则会使个体否定自我,产生羞愧、灰心,甚至绝望的感觉,严重影响其幸福感体验。
(五)文化因素
主观幸福感存在文化差异。Diener的实证研究和跨文化综述表明[14],国家财富和主观幸福感的文化差异有0.6―0.7的高相关,富裕的国家比贫困的国家有更高水平的主观幸福感,而在贫困的国家,个人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相关更强。但是这一效应在当一个国家的人均年收入达到或超过1万美元时就变得很小了。在收入上有突然增加的人们,SWB明显得到了提升。这些结果都说明了收入对SWB的影响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只有当基本的生理需要的满足是生活的主要目标时,收入才会影响人们的满意度,随着基本生理需要的满足,收入的增加对SWB的影响变小。
Arrindell和Hatzichristou[15]等人的研究较为全面地覆盖了文化的四个维度(个体主义―集体主义IDV、权力距离PDI、男性气质―女性气质MAS、不确定性规避UAI)及其它文化维度对SWB的效应:当研究者不考虑一国的富裕程度和人权状况时,IDV和PDI有极高的相关,IDV和UAI能最理想地预测文化间水平的SWB,且IDV比UAI对SWB的贡献大;但是,当一国的富裕程度和人权状况进入回归方程并控制了其它文化维度后,IDV和PDI的零阶相关,以及IDV和SWB的相关都降至不显著水平,这说明IDV和一国的富裕程度有显著的相关。若控制IDV和PDI在内的其它文化维度,仅UAI和一国的富裕程度就可成功预测SWB的36%―54%的变异。MAS不能单独预测SWB,MAS必须与一国的富裕程度产生交互作用才会影响SWB,且这个交互作用不受UAI的影响。
二、未来研究展望
在以后的研究中,我国学者应该注意以下问题:首先,需要进一步研究因果关系。上文所提及的影响因素和主观幸福感基本上是一种相关关系。在很多时候,既可以讲这些因素影响着主观幸福感,又可以讲主观幸福感影响了这些因素。而且,即便是这种相关关系往往还受到其他一些因素所产生的交互作用的影响。因此,应该进一步研究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结构方程建模(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ME)方法日趋成熟并被大量运用,这一方法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方面的研究进程[6]。
其次,应编制本土的测量工具。编制本土的测量工具十分必要,Triandis曾指出,大多数主观幸福的心理模型是根据个人主义文化国家的研究建构的,但跨文化的幸福感的研究却发现不同文化中存在着差异[12]。因此,有必要编制中国本土的主观幸福感量表,研究中国集体主义文化与特有的儒家文化背景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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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王慧慧.大学生归因方式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研究.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09,1,(6):158-160.
主观幸福感范文2
[关键词]人格；控制感；主观幸福感；相关研究
1 问题的提出
控制源(the focus of control)概念是由Rotter等1972年提出来的，并认为它是人们生活经验中对自己个性特点与及其行为后果之间关系的概括。目前在国内应用较多的控制感量表有3种：①Rotter内/外控量表。朱，雷雳考察了108名中学生的心理控制感与受欺负状况的关系。结果发现：受社会性欺负与外部控制有正相关。张雪琴的研究结果显示：初三学生的控制感、社会支持对其身心健康有显著影响。内控性的初三学生，其身心健康和社会性健康都较好；外控性的学生，社会性健康水平较低。②Levenson 1981年编制的“内控性、有势力的他人及机遇量表”。李祚山，唐加祥使用该量表发现心理控制感的内控、机控，对心理健康具有较强的预测效应。内控性与心理健康中各因子和总分成负相关，他控和机控与SCL―90量表中各因子得分和总分成显著性的正相关。③成人Nowieki―Striekland内一外控制量表(ANSIE)，主要反应个体的控制感倾向，得分越低，越倾向内控，得分越高，越倾向外控。赵国秋等运用该量表研究发现：与心理内控倾向者相比，心理倾向于外在控制的人正性情感少，负性情感多，精神症状多，总体心理健康水平低。
国外研究发现Rotter内/外控量表并不是单一维度，至少有两个因素。这说明该量表缺乏构念效度；内控和外控也不是一个维度上的两极。这样，在对人分类时，就不能简单地分为内控者/外控者，很可能还存在第三种人，即行为结果有时/同时取决于内部、外部因素。Nowicki-Strickland内一外控制量表(ANSIE)与Rotter内/外控量表存在同样的问题，因为该测验的题目不是按一种系统的或平衡的方式来挑选的，它涉及的内容很广，每一个方面都没有足够数量的测题可供进行深入的因素分析。因此，用该量表预测外控的人心理健康状况不佳，尚可，但要准确预测会在哪些方面存在心理健康问题效度就不是很好。因此。我们选用Levenson的内控/他控和机控量表作为工具来进行研究。
从上面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国内有关控制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上。研究结果都发现内在控制与心理健康有正相关，外控与心理健康与负相关。但过去的研究只注重在特质之间的相关，即内控这种特质与心理健康这种特质之间的相关。没有区分出不同控制类型的人，如内控的人，在心理健康或其它人格维度上是否存在差异，主观幸福感被视为反映人们主观生活质量的核心指标。内外控与心理健康存在一定关系，那么，控制感肯定会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某种关系。该研究的目的：其一在于研究控制感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其二我们想通过Levenson的内控/他控和机控量表区分出不同类型的控制者，看内控者在主观幸福感上是否比他控或机控的人要明显地强。
根据上述国内的相关研究，我们的研究假设一是：Leven-son的内控/他控和机控量表中的内控与主观幸福感有正相关。他控制与机控与主观幸福感有负相关。研究假设二：内控的入主观幸福感会明显高于机控和他人控制的人。
2 对象与方法
2.1 被试 韩山师范学院在校二年级大学生277人。
2.2量表 ①Levenson的内控/他控和机控量表(简称ICP)有3个分量表，分别代表控制源构念的3个不同成分：内控(I)量表，测量人们相信自己能够控制自己生活的程度；他控(P)量表，测量人们相信他人控制自己生活中事件的程度，机控(C)量表，测量人们相信机会影响自己的经历和行为的程度。②简短式中国人幸福感量表，该量表共20题。采用4点利科特计分，分数越高代表幸福感越强。
2.3 程序 以上问卷，在课堂上学生当堂完成，当堂收回。
3 结果
3.1 主观幸福感与控制感之间的相关 主观幸福感与Lev―enson的内控/他控和机控量表的相关，见表1。
3.2 不同类型控制者主观幸福感比较 首先，我们根据Levenson的内控/他控和机控量表中的内控，他控和机控子量表的量表分，用K―means把被试分为3类。被试分类最后的聚类中心见表2。
第一组在内控制维度上得分最高，在情境控制和他人控制上得分最低，故命名为外控低的内在控制组，第三组情境控制和他人控制两维度得分最高，内在控制较高，称为内控较高的外控组，第二组。内控制维度最低，情境控制和他人控制较高，称为内控低的外控制组。3组不同类型的控制者主观幸福感比较见表3。
经独立样本t检验，外控低的内控组，与内控较高的外控组，平均数差异非常显著，t(df=180)=4.915，P＜0.001。外控低的内控组，与内控较低的外控组，平均数差异非常显著f(df=202)=3.635，P＜0.001。内控较高的外控组，与内控低的外控组，平均数差异不显著，t(df=166)=-1.445，P＞0.05。
4 讨论
主观幸福感范文3
关键词：感恩；主观幸福感；研究
感恩一词来源于拉丁语中的gratia一词，我国学者将其译为感恩戴德、感戴或感恩。20世纪末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感恩成为国外心理学研究的新领域。我国在感恩方面的文学作品比较多，如“自惭菲薄才，误蒙国士恩”“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都是广为流传的诗句。在我国，将感恩融入心理学研究的发展较晚，但是发展速度较快，近年来感恩的本土化研究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形成了很多有重要价值的研究成果。本文旨在梳理近年来本土化的感恩研究成果，探讨感恩与主观幸福感的相互关系以及二者之间的作用机制。
一、感恩的定x
国外学者对感恩的定义有认知和情绪两种观点。认知观点认为，感恩是一种认知方面的评估和判断，是个体对自己获得利益的评估以及对帮助自己的他人的判断。情绪观点认为，感恩是对已得利益的感谢之情。我国学者刘建岭认为感恩是积极的情绪，将其定义为受帮助的人在接受到帮助之后而产生的一种希望回报别人的冲动。赵国祥、陈欣对感恩的定义是个体认可来自大自然、他人和社会给予的恩惠，并希望报答他人的认知、情感和行为。
二、感恩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
1.感恩对主观幸福感有预测作用。我国学者惠秋平发现，大学生总体感恩倾向与总体主观幸福感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其中，感恩倾向与主观幸福感生活满足、愉快心境维度之间呈显著正相关，与主观幸福感担心健康维度呈显著负相关。除了横断研究感恩水平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相关作用外，感恩与主观幸福感的纵向研究也受到了国外学者的重视。Wood、Malthy和Ginett在新生刚入学时和一学期后分别对他们进行感恩和幸福感的测量，结果发现感恩可以预测主观幸福感。我们认为，无论是横断研究还是纵向研究都证实了感恩水平有预测主观幸福感的作用。
2.感恩对主观幸福感的中介机制研究。中介机制认为，感恩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某个中介变量或一系列的过程来实现的。建构理论认为每种积极的情绪都有其目的性和适应性。例如，感恩可以拓展思维方式，增强认知灵活性，改善行为模式，从而有助于个体适应能力的提高。甘启颖研究发现应对方式在感恩与主观幸福感之间有部分的中介作用。
3.感恩对主观幸福感的调节机制研究。感恩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着调节变量，也就是说，感恩能够预测主观幸福感，但是并不是说所有感恩水平相同的个体幸福感水平就相等，感恩与幸福感之间还受到第三个变量的调节作用。目前，感恩对主观幸福感的调节变量主要集中在性别上，甘启颖在研究中发现，女大学生的感恩意识和感恩水平显著高于男大学生，这可能是由于男性更倾向于将感恩与示弱联系起来，而女性情感更为细腻和敏感，更愿意表达感谢之情。感恩的另一个调节变量是情绪察觉，陈龙弘以运动员为研究对象，发现在高情绪觉察条件下，感恩与个体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较紧密；而在低情绪觉察条件下，感恩与个体幸福感的关系较松散。
三、今后的研究趋势与发展
1.进一步加强感恩的本土化研究。综上所述，我国学者对感恩的概念和结构进行了本土化研究，但是目前还不够深入。比如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在感恩表达上有无差异，对幸福感的认同上有无差异，这些问题并没有进行深入探讨。
2.研究对象有待扩展。目前对感恩的研究大多以大学生为对象，关于其他群体，如消防员、警察等高危群体的感恩研究较少。而在大学生群体中，对于特殊群体的研究，如贫困大学生、单亲家庭大学生的相关研究较少。
3.需深入研究感恩干预措施。目前对感恩的干预研究较少，今后的研究应进一步加强感恩的实证研究，探讨提高感恩意识和感恩水平的干预措施，丰富关于感恩的理论体系，设计出更加有效的感恩干预方法，增强主观幸福感。
参考文献：
[1]刘建岭.感戴：心理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D].郑州：河南大学，2005.
[2]赵国祥，陈欣.初中生感戴维度研究[J].心理科学，2006，29（6）.
[3]惠秋平.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现状及与感恩关系的研究[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2（4）：31-35.
主观幸福感范文4
关键词 聋生 自我概念 主观幸福感
中图分类号：G76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z.2016.03.084
The Relationship on Self-concept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Deaf and Dumb Students
LI Na
（Dali University， Dali， Yunnan 671003）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of Deaf and dumb students，self-concept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Methods：Index of Well-being and TSCS were performed in 79 deaf and dumb students.Results： （1）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tudy result between deaf and dumb students' self-morals ethics and self-acts. （2）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grades between deaf and dumb students' worrying of health， deaf and dumb students' satisfying and interest of life and controlling of emotion and behavior. （3）Scores of the self-concept of deaf and dumb students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students.
Key words deaf and dumb students； self-concept； subjective well-being
1 问题提出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 SWB）是衡量个人和社会生活质量的一种重要的综合性心理指标，主要是指人们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进行的总体评估。二十一世纪以来，我们国家提出创建“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并指出幸福感是人们是否对生活满意、对政府满意的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因此，深入研究、提升个体的幸福感显得尤为重要。
聋人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长期以来被忽视，关于其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状况调查及与正常学生的比较方面，其它影响因素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研究较为薄弱。同时关于聋生的现有研究呈现出不同的结果（张熙君，张淑芳，2005；田丽丽，范丽恒，2006），笔者认为，研究结果的差异可能与取样和聋哑儿童个体的自我概念有关。不同的自我概念，导致其心理健康状况不同，进而体验到的幸福感可能也不同。自我概念与主观幸福感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本研究旨在探讨聋生主观幸福感和自我概念状况及两者的关系，为“和谐社会”背景下特殊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以及我国特殊教育机制的健全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2 方法
2.1 被试
采用随机抽样方法分别在重庆市区和市郊两所学校抽取了81名聋生为被试，获得有效被试79名，平均年龄为17.68？1.850岁。被试的听力损伤大部分为中、重度损伤，原因主要是先天耳聋或者婴儿期疾病所致。这些被试间采用手语或简单唇语进行交流，少数学生能断续说出简单的字词。
表1 被试在各变量上的分布情况
注：在本研究中，学习成绩的划分采用最近一次期末考试成绩来判定，各种水平分别占班级学生总数的10%、20%、40%、20%、10%。在实际施测过程中，班主任老师按照此标准告之学生成绩水平。
2.2 测量工具
2.2.1 田纳西自我概念量表
《田纳西自我概念量表》（TSCS）由美国心理学家Fitts于1965年编制、台湾学者林邦杰于1978年修订，共70个题目，涉及自我认同、自我满意、自我行动、生理自我、道德自我、心理自我、家庭自我、社会自我、自我总分、自我批评10个因子。题目采取的是5级记分法，前9个因子得分越高，自我概念越积极；而自我批评得分越高，自我概念越消极。 TSCS使用广泛，具有良好信效度。
2.2.2 总体幸福感量表
《总体幸福感量表》（GWB）是为美国国立卫生统计中心制订的一种定式型测查工具，用来评价受试对幸福的陈述，得分越高，幸福度越高。国内学者段建华（1996）对本量表进行了修订。量表共 25 个题目，包括六个因子：对健康的担心、精力、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忧郁或愉快的心境、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以及松弛与紧张。本研究根据使用的实际情况删去了第 24题，共使用 24 个题目。 在本研究中主观幸福感量表的Cronbach%Z= 0.78，信度良好。
2.3 施测方法
将两个量表编排在同一份问卷上，量表前附有指导语。施测前，由专业人员对班主任老师（手语老师）进行培训。在正式施测过程中时，由班主任老师充当主试，负责向学生解释问卷题目含义及作答方式，保证学生能正确理解问卷内容。专业人员充当助手，发放问卷，同时监督施测过程的有效性。
2.4 数据处理
本文所有的数据的都采用SPSS16.0数据软件进行处理，主要适用的数据分析方法有差异检验、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
3 结果与分析
3.1 聋生自我概念总体状况描述
对聋生自我概念状况进行差异分析，结果表明，聋生的自我概念各维度在性别、年级、独生与否变量上均无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如表2所示，不同学习成绩的聋生在自我概念量表的道德伦理自我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F=2.622，p
3.2 聋生主观幸福感总体状况描述
对聋生主观幸福感进行差异分析，结果表明，聋生的主观幸福感在性别、独生与否、学习成绩变量上均无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在不同年级和不同学校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
如表3所示，初中聋生对健康的担心程度明显高于高中学生（F=3.982，p
3.3 聋生自我概念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如表4所示，自我概念各维度除自我批评外，均与主观幸福感总分存在显著正相关；进一步以自我概念量表的各维度为预测变量，以主观幸福感总分为因变量，进行逐步多元回归分析，进入回归方程式的只有自我概念的总分维度，R2=0.212，F=21.978，p=0.000
4 讨论
4.1 聋生在自我概念上存在的差异讨论
本研究表明聋生的学习成绩与自我概念之间有密切关系，这与姚计海、屈智勇、井卫英（2001）①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学习成绩水平为“上”的聋生的道德伦理自我水平显著高于处于“中下”水平和“下”水平的学生；“中上”水平的聋生的道德伦理自我水平显著高于学习水平为“下”的学生。
在我国教育背景下，学习成绩一直是评定学生优秀与否的重要指标，并且，这种指标也已经内化为学生评定自身的标准，聋生也不例外。聋生由于其生理上的不足，可能更加重视学习成绩给自己及家人带来的价值感、尊严感和成就感，当学习成绩没有达到自己或者他人的标准时，就会产生“我不是一个好孩子”的想法，对自己的道德评价会比学习成绩好的学生的道德评价水平更低。
另一方面，学习成绩水平为“中下”的学生的自我行动水平显著低于学习成绩水平为“上”“中上”和“中”的学生。影响学习成绩的因素有很多，除了智力因素外，非智力因素的作用也很大，这其中包括适宜的学习方法、高效的学习效率、良好的学习习惯及坚强的意志力等等。通过这个研究结果，笔者认为，导致聋生学习成绩有差距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学习较差的学生没有把学习真正落实到行动上，学习主动性较差。
把以上两个方面的内容结合起来，笔者认为，在聋生学习过程中提高其主动性等非智力因素的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其学习成绩，同时学生对自我的道德评价会提高，增加对自身的认同感。
4.2 聋生在主观幸福感上存在的差异讨论
不同年级的聋生在主观幸福感上存在显著差异，这与种媛（2005）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其研究结果指出，年级因素在生活满意总体及各个维度上均存在显著差异。②初中聋生对健康的担心程度明显高于高中学生。初中阶段是学生生理、心理快速发展的阶段，由此带来自我意识的快速发展。这个时期的变化是生命中的一个困难阶段，学生必须在变化中适应。初中学生感受最直接的莫过于自己身体上的变化，生理的变化使他们越来越关注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也使他们越来越注重自己的外表、长相，关心身体的健康。初中阶段的聋生同样处于这样一个关键期，并且由于身体的残疾，他们在对自我身体的适应及认同过程中可能引起更大的情绪起伏。伴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身体发展趋于平稳，学习能力、适应能力等各方面的能力迅速增加，大都能走出低谷，到达高中阶段，对健康的担心程度会有所下降。但是，初中正常学生与聋生在对健康的担心程度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还需要进一步的分析。
4.3 对聋生自我概念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讨论
研究结果显示，聋生自我概念的各维度与主观幸福感上对健康的担心维度均无显著相关，尤其是聋生对自身生理状况的评价并没有引起聋生对自身健康的过分担心。笔者认为，聋生并没有因为其身体残疾影响其对自己的客观评价和对健康的担心程度。
同时，研究结果还显示，聋生对自身生理状况的评价在个体主观幸福感上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忧郁或愉快的心境、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维度上均不存在显著相关，它只能引起个体暂时的松弛或紧张，以致影响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体验。笔者认为，聋生对“聋哑”的认识还是比较积极的。这个研究结果与刘旺（2005）的结果是一致的，其研究结果也认为听障中学生并没有因为生理上的残障而影响他们的生活满意度。③
聋生忧郁或愉快的心境与自我概念上的大部分维度（除生理自我和自我批评）均存在显著正相关。笔者认为，在提高聋生主观幸福感时，除了教育他们对自己形成客观、积极的评价外，还要注意营造和谐的外部环境。已有研究指出，儿童和青少年的自我概念是在与他人和外部世界的互动中形成和发展的，中学生的自我概念也与其对客观生活质量的评价紧密相关。我们需要教授聋生维持与家人、社会成员良好关系的技能，同时教育他们如何正确应对挫折环境等。
聋生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维度只与其自我概念上个体对自己心理状况的评价存在显著正相关，我们认为，环境是通过心理对主观幸福感发生影响的，单纯地外部环境不会影响聋生的主观幸福感体验，最重要的是如何对待挫折环境，而不是环境有多恶劣。
5 结论
（1）不同学习成绩的聋生在自我概念的道德伦理自我维度及自我行动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2）不同年级的聋生在对健康的担心、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维度上均存在显著差异。（3）聋生自我概念总分能显著预测其主观幸福感。
注释
① 姚计海，屈智勇，井卫英.中学生自我概念的特点及其与学业成绩的关系[J].心理发展与教育，2001（4）：57-64.
主观幸福感范文5
早期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发现，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和非留守儿童相比并没有显著性地差异。张丽芳等（2006年）运用段建华修订的美国国立卫生统计中心编制《总体幸福量表》对江西的留守儿童调查发现，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略低于非留守儿童，但差异不显著。〔11〕胡心怡等（2008年）〔12〕和陈亮等（2009年）两次研究也都得出相同的结论。随着主观幸福感结构性研究及其测量工具的发展和成熟，近期研究则发现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总体水平及其各指标都是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刘宾等（2010年）运用牛津幸福感问卷对河南省留守儿童调查发现，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主观幸福感上具有显著性的差异，留守儿童的主观幸福感低于非留守儿童。喻永婷（2010年）运用张兴贵编制的《青少年主观幸福量表》对陕西留守儿童的调查发现，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上均有显著性差异，其中留守儿童在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上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消极情感上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15〕张莉等人（2011年）等采用Huebner编制的《生活满意度问卷》和陈文锋等修订的《积极/消极情感量表中文版》对河南和福建两省农村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进行调查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陆建兰等（2010年）运用张兴贵编制的《青少年主观幸福量表》对广西河池地区的留守儿童调查发现，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上具有显著性的差异，农村留守儿童生活满意度较低，但是体验到更多的积极情感；同时两者在消极情感体验上差异不显著。〔17〕其中，喻永婷等和陆健兰在研究中都采用了同一种量表，但是由于样本不同，结论存有差异。总的来说，父母外出打工的确会影响留守儿童对生活满意度的认知，留守儿童的生活满意度是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的；但是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体验上是否具有显著性差异还未有定论，因此我们还应进一步地关注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的其他影响因素。
二、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一）人口统计学变量1.性别。张丽芳研究发现留守男生的主观幸福感要高于留守女生，且存在显著性差异。喻永婷进一步发现留守女童消极情感上显著高于留守男童，学业满意和自由满意显著低于留守男童。〔19〕但是张琴发现，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总分在性别上并没有显著性差异，但男生的正向情感和家庭满意感显著高于女生。〔20〕张莉等也发现留守儿童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在性别上没有显著性差异，但是在在消极情感上女生得分显著高于男生。可见，关于留守儿童性别和主观幸福感关系的很多研究结论不一致。2.年级。苗瑞菁对喀什地区维吾尔族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的调查研究发现，维吾尔族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在年级（小学五年级、六年级、初一）上具有显著性的差异，随着年级的增长，主观幸福感得分呈下降的趋势。张琴等研究发现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及其各维度在年级上具有显著性差异，其中初三年级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分数显著低于其他四个年级的留守儿童（小学五年级、六年级、初一和初二）。张莉等研究发现留守儿童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在年级上具有显著性差异，其中初一年级留守儿童的生活满意度显著高于小学五年级、六年级和初二年级；初二年级留守儿童的积极情感显著高于小学五年级和六年级；小学五年级和初二年级的留守儿童在消极情感上显著高过六年级。喻永婷发现初中的留守儿童，友谊满意和自由满意随着年级的升高而提高，差异显著。可以发现，年级变量对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是具有显著性的影响，但是主观幸福感及其各个维度在具体年级上差异目前还没有得出统一的定论。3.留守时间。苗瑞菁对喀什地区维吾尔族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的调查研究发现，维吾尔族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在留守时间上具有显著性差异，留守时间的增长，留守儿童的主观幸福感得分逐渐升高。陆建兰研究发现留守时间对留守儿童生活满意度和消极情绪具有显著性影响，留守时间越长生活满意度越低。但是，胡心怡等研究发现，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在留守时间上差异不显著。后来张莉等的研究进一步发现留守时间对留守儿童生活满意度、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均无显著性影响。可见，关于留守时间和留守儿童的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目前尚无定论。综上，留守儿童人口统计学变量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尚无统一的定论，这与其他群体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是相一致，总体来说人口变量对于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的解释普遍较弱，因此我们还应进一步关注影响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的家庭因素和个体内在因素。
（二）家庭因素1.亲子关系。陈亮的调查研究发现，父母与留守儿童沟通的主动性、沟通频次、留守儿童对亲子关系亲密程度的认知、对亲子分离状况的感受这四个因素对留守儿童当前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性的正向预测作用。〔30〕陆建兰的研究也进一步验证了与外出父母交流频次对留守儿童的主观幸福观有显著性的影响，与外出父母交流频次越高，农村留守儿童生活满意度越高，越能够体验积极情感。喻永婷的研究也发现与母亲的关系对留守儿童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性影响。李晓巍的调查研究发现，留守儿童的亲子依恋和其主观幸福观呈显著性正相关。2.父母关系。刘宾对河南省留守儿童的调查研究发现，父母感情对留守儿童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性地影响，如果儿童认为父母关系融洽，则他们的主观幸福感较高。后来，喻永婷通过调查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并进一步发现父母关系对留守儿童的生活满意度和消极情感都具有显著性地影响。3.与看护人的关系。喻永婷的调查研究发现，看护人的家庭气氛、与看护人的沟通对留守儿童的主观幸福管具有较好地预测作用，其中，看护人的家庭气氛对留守儿童的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性影响；看护人的家庭气氛、看护人的沟通对留守儿童的积极情感具有显著性影响。张丽芳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结论，女看护人教养方式中温暖理解与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性正相关，拒绝否认、惩罚严厉与留守儿童总体幸福感呈显著性负相关。陈亮的调查研究也发现，抚养人的聊天频次和亲密程度与留守儿童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性正相关。4.兄弟姐妹。陆建兰的研究发现，兄弟姐妹的个数对留守儿童的主观幸福观有显著性的影响，其中兄弟姐妹多的留守儿童生活满意度高，体验更少的消极情感。刘宾的研究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研究发现独生子女的主观幸福感远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或许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兄弟姐妹多少作为影响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的变量，而应该进一步将留守儿童与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作为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加以研究，喻永婷曾经做过类似的研究，发现同伴关系对留守儿童的生活满意度和消极情感具有显著性地影响。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是否会对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性影响可作为今后的研究方向。综上所述，在众多家庭因素中，不仅留守儿童的亲子关系、父母关系会影响到其主观幸福感，与看护人关系、同伴关系都会影响到其主观幸福感的体验。由于留守儿童父母亲不在身边获得的客观支持较少，这就需要周围其他群体包括看护人、兄弟姐妹、同伴和教师的陪伴支持加以弥补，以提高留守儿童的主观幸福感。李晓巍等人的研究发现留守儿童的师生关系对其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性地影响，并且在亲子依恋和主观幸福感中起到部分的中介作用，这个结论也验证了以上的推论。
（三）个体心理因素1.歧视知觉。申继亮等人研究发现，留守儿童的歧视知觉与主观幸福感各变量之间存在着显著负相关，留守儿童歧视知觉越强，他们的幸福感就越差。其中，单亲在外的留守儿童的个体歧视知觉和群体歧视知觉对于消极情感均有显著的预测作用，群体歧视知觉对于其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的影响；双亲在外的留守儿童的个体歧视知觉对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均有显著的影响，群体歧视知觉对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的影响。单亲在外的留守儿童的群体歧视知觉对幸福感的影响较大，而双亲在外打工的留守儿童个体歧视知觉对他们的幸福感的影响更加明显。范李娇等发现家庭经济状况对留守儿童的主观幸福感存在着显著的预测作用，其中歧视知觉在家庭经济状况与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在消极情感之间起着完全中介作用。2.公正世界信念。张莉调查研究发现留守儿童的公正世界信念得分对其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对消极情感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公正世界信念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内部因素之一。其后续研究进一步发现在不同的留守时间下，公正感对于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均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但对于消极情感，公正感只对中期和长期留守儿童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3.其他个体心理因素。胡心怡等人的研究发现留守儿童的积极应对方式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着显著性相关，积极的应对方式对留守儿童的幸福感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胡馨月研究发现留守儿童社会创造性和主观幸福感显著相关；同伴影响力对其整体满意度、积极情绪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交往能力对积极情绪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消极情绪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苗瑞菁的研究发现一般自我效能感高的维吾尔族留守儿童体验到更多的幸福感，生活满意度较高。
三、不足与展望
（一）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测量工具自身的局限性虽然目前关于主观幸福感的测量工具不断完善和发展，但使用不同的量表使很多研究无法进行有效的比较，导致研究缺乏系统性，因此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测量工具的统一是目前急需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同时关于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基本都是采用自陈报告的测量方法，但是这种研究的效度受到很多学者的质疑，他们认为一些相对微小的事件都会影响受访者对主观幸福感测量的回答。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采用纵向设计或多重方法设计应答作为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测量探索的新方向。
（二）关于影响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自身内在因素的研究不足很多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把重点放在研究家环境因素和人口统计变量对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上，只有很少部分研究关注留守儿童自身心理变量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而积极人格特质对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的研究几乎没有。关于留守儿童的认知、情感和积极人格特质等内在因素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应当作为今后的研究重点。
（三）关于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影响机制的研究有待加强目前关于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很多，但是其中大多研究都仅仅是探讨了这些影响因素是如何单独对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起作用的，而忽视了众多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可喜的是一些学者已经开始进行有益的尝试并且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因此，关于影响因素对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的研究也将是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的未来研究方向。
主观幸福感范文6
摘要根据国内外关于主观幸福感的文献和已有的研究经验，编制了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问卷。以往大多数研究认为，主观幸福感由生活满意度和情绪体验两个基本成分构成，本研究认为主观幸福感还应包括社会和人际关系等成分。对376名大学生进行初测，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表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由自我满意、家庭满意、消极情绪、积极情绪、精力、生活满意、社会和人际关系8个维度构成，共41个项目。对511名大学生施测41个项目的主观幸福感问卷，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上述结构是合理的。
关键词主观幸福感，维度，探索性因素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
分类号B841.7
1问题提出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主要指个体依据自己设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所作的整体评价。它包括生活满意度和情绪体验两个基本成分，前者是个体对生活总体质量的认知评价，即在总体上对个人生活做出满意判断的程度；后者是指个体生活中的情绪体验，包括积极情绪（愉快、轻松等）和消极情绪（抑郁、焦虑、紧张等）两方面[1]。
主观幸福感测量研究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从那时起，研究者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和研究兴趣出发，编制了多种主观幸福感测量工具，并形成了生活质量、心理健康和心理发展三种意义上的主观幸福感测量研究取向[2]。
生活质量意义上的主观幸福感测量研究，一般将主观幸福感界定为人们对自身生活满意程度的认知评价[3]。研究者选取的维度主要包括总体生活满意感和具体领域满意感。目前见到的较早的生活满意感量表是Neugarten等人编制的《生活满意感指数》（Life Satisfaction Index，LSI）。该量表涉及生活热情，毅力，所达到目标与期望目标的一致程度，身体、心理、社会方面良好的自我概念，愉快乐观的心理品质等维度[4]。
早期的心理学家常常将幸福问题与心理健康联系在一起。他们将主观幸福感作为反映人们心理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并编制了心理健康意义上的主观幸福感量表。Bradburn编制的《情感平衡量表》（affect balance scale，ABS）包含10个项目，其中5个项目涉及积极情感，另5个项目涉及消极情感。根据被测者在这两个方向上的得分情况，就可以对其近期的情感状态做出判断，从而推测其主观幸福感状况[5]。但有研究者对短期情感反应能否用来说明一个人整体的主观幸福感状况表示怀疑。Kozma等人编订的《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度量表》（memorial university of new foundland scale of happiness，MUNSH）从短期情感反应和长期情感体验两个方面把握被测者的主观幸福感状况[6]。
心理发展意义上的主观幸福感测量研究取向与积极心理学的发展密切相关。自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始，一些研究者开始关注正常人如何适应和应付生活、如何发挥自身潜能并获得人生幸福。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心理学研究者采用另一术语“心理幸福感”（psychological well-being，PWB）以区别于主观幸福感[7]。Ryff等人编制的心理幸福感量表的维度涉及人的自我实现的6个突出方面，即自主（autonomy）、环境驾御（environmental mastery）、个人成长（personal growth）、积极的人际关系（positive relations with others）、生活目的（purpose in life）和自我接受（self-acceptance）[8]。
近来，主观幸福感测量研究呈现整合趋势。生活质量意义上的主观幸福感测量研究和心理健康意义上的主观幸福感测量研究，都着眼于人们的体验，希望通过改善人们的体验达到提升和增进全社会福利的目标。另外，有的研究者指出，主观幸福感的测量还应当包括力量感、自主意识、愉悦感、自信心等指标[9]。这些说法正反映了主观幸福感测量中的一个现实问题，即主观幸福感的指标整合问题。
我国研究者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起步较晚，对大学生群体的研究尚缺乏系统性，且多采用国外现有量表进行测量，但一些研究结果表明国外量表不适用于我国大学生，如有人将Ryff心理幸福感量表运用于我国城市居民时发现其结构效度并不理想，原因可能在于国内外文化、价值观等方面存在差异[10]。有些研究者在研究中采用了自编问卷[11,12]，但是这些问卷的心理测量学特性还有待进一步验证。
大学生是我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群体，对这一群体的主观幸福感进行科学可靠的测量，有助于高等院校的心理工作者根据学生的情况及时安排心理辅导工作；同时测量结果也可作为有关教育部门制定教育政策的参考。因此，编制切合我国文化背景和社会现实的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量表就显得十分重要。基于此，本研究的目的是探索我国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维度，编制适合我国实际的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量表。
2编制过程
2.1量表维度的建构
根据国内外研究，主观幸福感包括生活满意度和情绪体验（包括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两个基本成分。但是，近年来国外一些研究者认为，主观幸福感还应包括反映个体心理发展的指标[8,9]。同时，参考国内有关研究，对我国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情况进行分析，本研究将自主意识、人际关系、力量感等方面引入主观幸福感的理论结构中，确定了10个维度，分别为：生活满意度、积极情绪、消极情绪、家庭满意度、自我接纳、自主意识、人际关系、躯体满意度、力量感和社会。
2.2量表项目的编制
本量表以我国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水平为评定对象，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基础上，初步编制了99个项目。项目具体来源如下：
2.2.1参考国外相关量表中的有关项目
主要参考的量表有：《自尊量表》（SES，Rosenberg，1965）[13]，《总体疏离感量表》（Dean，1961）[14]，《驾御感量表》（Pearlin等，1981）[15]，《流行病学研究中心抑郁感量表》（CES-D，Radloff，1977）[16]，《情感平衡量表》（ABS，Bradburn，1969）[17]。共编制了57个项目。
2.2.2自编量表项目
根据理论构想，参考国内外有关研究，按照已确定的10个主观幸福感维度，自编了42个项目。
2.3正式量表的编制
2.3.1被试
本研究的被试为天津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的在校大学生。初测时实测376人，最后获得有效问卷365份。其中男性164人，女性201人；平均年龄21.8岁。再测时实测511人，最后获得有效问卷490份。其中男性206人，女性284人；平均年龄21.5岁。90人参加重测，有效问卷为82份；208人同时参加效标测试。
2.3.2施测程序
包括初测、再测、重测和效标测试。
首先，选取天津市3所高校（师范类、综合类和工科类各1所）在校大学生376名对初步编制的量表（含99个项目）进行初测，根据初测的数据进行项目分析和筛选，最后确定正式量表。然后，选取天津市未参加初测的大学生511名对进行项目分析和筛选后的正式量表（含41个项目）进行测试，同时其中208名大学生做《Campbell幸福感指数量表》以获取效标。4周后，对90名做过正式量表的被试进行重测，以获取重测信度指标。为保证学生回答问卷的真实性，被试不在问卷上填写学号和姓名。
2.3.3研究工具
自编主观幸福感问卷：共有99个项目，分为10个维度。回答方式为5点量表：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
《Campbell幸福感指数量表》（Index of Well-Being，Index of General Affect）：包括总体情感指数和生活满意度两个问卷，前者由8个情感项目组成，后者由一个满意度项目组成，两者的得分进行加权相加即为总体幸福感指数。该量表情感指数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9，重测信度为0.43，与生活满意度单一测题的效标关联系数为0.55[4]。
2.3.4数据处理
采用SPSS 11.5 for Windows和Amos5.0软件包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
3结果分析
3.1因素分析
3.1.1探索性因素分析
因素提取的方法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旋转方法采用Promax斜交旋转，最终保留41个项目。各因素的特征值及其贡献率见表1，因素命名与各项目在各个因素上的载荷见表2。
由表1和表2可见，项目在所属因素上的载荷介于0.31和0.91之间。8个因素累积变异解释率为59.88％。
3.1.2验证性因素分析
采用Amos5.0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所得拟合度指标见表3。
由表3可见，除了χ2/df未达到要求之外，其余拟合度指标均基本达到了规定的指标，并且每个项目的因素载荷均达到了非常显著的水平。
3.2项目区分度分析
计算每个项目和量表总分之间的相关系数作为项目区分度指标，结果见表4。
由表4可知，量表具有较好的项目区分度，所有项目的区分度均很显著，p
3.3信度和效度分析
3.3.1信度分析
（1）内部一致性系数
内部一致性系数采用Cronbach α系数作为指标。结果见表5。
由表5可见，量表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8个因素的内部一致性在0.646～0.868之间，而且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达到了0.937。
（2）重测信度
90名被试参加了重测，获得有效问卷82份。总量表和各分量表的重测信度见表6。
由表6可见，量表的重测信度为0.864，除人际关系维度的重测信度较低外，其它维度的重测信度在0.734～0.825之间，表明量表跨时间上的稳定性较好。
3.3.2效度分析
（1）效标关联效度
选取208名大学生为被试，用《Campbell幸福感指数量表》为效标，计算出它和本量表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680，p＜0.01，说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量表与Campbell幸福指数量表之间的相关程度很显著。
（2）结构效度
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4讨论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量表的编制参考了国内外研究者对主观幸福感维度的探索结果，在大量项目中进行筛选和评定，经过初测、再测等过程，在统计检验的基础上建立起目前的量表。以往大多数研究认为，主观幸福感由生活满意度和情绪体验两个基本成分构成，本研究认为主观幸福感还应包括社会和人际关系等成分。
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果表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探索性因素分析发现项目在所属因素上的载荷介于0.31和0.91之间，因素累积变异解释率达到59.88％。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果除χ2/df未达到要求，其余拟合度指标均较好地符合要求。
本量表具有很好的项目区分度，每个项目与量表总分之间的相关均在0.30以上，且显著性水平均达到0.001。
此外，量表还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8个因素除人际关系和家庭满意低于0.70以外，其它6个因素均较好，而且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达到0.937。与《Campbell幸福感指数量表》之间的相关达到了非常显著的水平，说明本量表具有很好的效度。
本量表尚存在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地方。首先，χ2/df未达到要求，这可能与被试量不足有关；其次，重测信度不高，可能是因为重测的被试量太少。再次，人际关系因素的重测信度很低，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被试量太少，项目数也较少或本身存在问题；另一方面可能是该因素受情境因素影响较大，表现出跨时间上的不稳定性。因此，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增加被试量以检验量表信度，进一步修正项目以期获得更为理想的结构。
5结论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量表经过严格的编制过程，最终确定了自我满意、家庭满意、消极情绪、积极情绪、精力、生活满意、社会和人际关系8个维度，共41个项目，且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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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 SUBJECTIVE WELL-BEING SCALE
Ji Nan, Li Yousui
(Research Center of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in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300074)
Abstra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