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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转型论文范文1
1．是增长和结构调整共同发展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保持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就是进行结构调整，这也成为我国应对金融危机，提高经济快速增长的两个重要调整目标。我国的经济增长任务需要针对这两种目标进行统一的努力，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同时，极推动结构转型，使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在关系处理等问题上能够保持一致，同时针对不同地方出现的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之间的矛盾，要正确看待，要重点研究保持增长速度的因素，并且对其进行最为合理的开发和利用。
2．降低政府行政过程中对经济发展的干扰国际金融危机带给了世界经济十分剧烈的冲击，这使世界各国的很多政府都针对其进行强有力的调控手段，并且将国际金融为作为主要问题来抓，同时针对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影响进行救助。但是在解决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对经济活动影响，包揽了较多的问题。
二、将科技创新作为发展和推动经济的主体
经济增长需要有多种生产要素的投入，是主要依靠物质资源要素的消耗还是主要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的管理创新来推动经济增长，由此就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发展路径。以往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背后，是物质资源、能源和劳动力的巨大消耗，事实已充分证明，这种靠资源消耗的发展不可持续，必须对生产要素的投入结构进行坚决调整和转型，转型方向是走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之路，由要素投入推动型发展转变为科技创新推动型发展，这是实现我国经济整体转型必由之路。
三、结束语
经济转型论文范文2
(一)中、德经济亟需转型的表现
从外部看，两国都面临如下问题:第一，出口依赖程度较高。1950～1957年，德国出口依存度平均为17.1%，此后逐年上升，至1973年达24.5%，在发达国家中偏高。新世纪以来，我国的出口依存度平均超过25%，2006年最高超过35%，2012年降至24.9%。第二，国际收支持续顺差。1951～1956年，德国基本保持平稳的顺差状态。顺差主要源于贸易盈余，年均约34亿美元，占GDP的比重约为1.5%。1957年起，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凸显且不断加剧，1969年以后，资本项目顺差取代经常项目顺差成为失衡的主要原因。在国际资金疯狂投机德国马克的1971～1973年，资本项目和经常项目顺差突增至634亿美元和105亿美元，引发了数次货币危机。我国的经常项目持续顺差始于1994年，但直到2004年年均规模仅为265亿美元，2005年经常项目顺差跃至1324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为5.9%;2008年最高达到4206亿美元，占GDP比重超过10%。除经常项目顺差外，我国还存在巨额的资本账户顺差(其主要来源是FDI)。我国2002年以来FDI占GDP的比重平均在3%以上。第三，外汇储备不断积累。1960年代，德国的外汇储备平均约为80亿美元，1972年超过200亿美元，1973年超过400亿美元，成为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1973年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以后德国外汇储备增速开始放缓。2002年，我国的外汇储备为2864亿美元，2006年突破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2013年底为3.8万亿美元。可见，中、德两国在经济转型期都是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第四，国际政治、经济摩擦频发。国际收支顺差及过多的外汇储备引起国际社会的不满。美国等国家指责相应时期的德国和当前的中国人为低估汇率，通过政治和经济手段施加压力，要求货币显著升值、开放金融市场、取消利率管制等。德国因此承担了所谓的“军事补偿成本”，我国被执行“超级301条款”，并成为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从国内看，两国面临如下问题:第一，储蓄率偏高。德国储蓄率从1960年开始上升，1970年最高为29%，1975年以后稳定在20%左右，略高于其他发达国家。2000年以来，我国储蓄率从37.5%上升至2009年达到最高的52.7%，2012年，我国储蓄率仍高达50.8%，远超世界平均水平。第二，通货膨胀压力增大。中、德两国的中央银行为维持固定汇率，投放了大量基础货币，加之本币升值的强烈预期引发的国际资本流入使国内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率显著上升。1952～1960年德国基本生活费用年均增长率仅为1%，1961～1969年约为2%，1970～1972年为4.7%，1973～1974年最高增至7%，1975年以后逐年降低。2000～2006年我国消费价格指数(CPI)保持低位运行，2007年大幅增长至4.8%，2008年创下5.86%的新世纪之最，2013年为2.6%。第三，收入差距扩大。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德国基尼系数虽略有升高，但控制在0.40的国际警戒线以内。我国的基尼系数在1990年代就超过了0.40，2000年以来，基尼系数最高为2008年的0.49，但实际数值可能高达0.61。通过对中、德两国面临的内外经济问题的比较发现，德国内外经济矛盾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此后10余年不断加剧，1969～1973年达到，1974年起逐渐消解。我国一些经济问题浮现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2000年后愈发凸显，2007～2008年全面表现出来。截至2013年底，上述问题虽有所缓解，但仍相当突出。此外，中国还面临产能过剩、环境污染、腐败等问题，对金融改革的要求更加紧迫。
(二)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引发金融改革要求
金融改革对经济问题的消解作用可大致归纳为五方面:一是汇率制度改革。汇率政策主要负责调节国际收支平衡，汇率的市场化变动能改变需求的方向，“使需求从本国产品转向进口，或从进口转向本国产品”，从而自动消除顺差或逆差，并对输入型通胀起到“防火墙”作用。改革固定汇率制度将提升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汇率调整还可减轻本币升值的压力，缓和国际贸易摩擦。二是利率市场化改革。利率市场化通过提高资金配置效率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转型。利率政策具有拉动(或抑制)经济增长的功能，同时也是重要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利率管制阻碍了上述功能的实现，难以发挥调节经济失衡的作用。市场化的利率与汇率之间存在一种联动机制，利率政策通过影响汇率间接调节国际收支平衡。三是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有效的货币政策能调节总需求与总供给、控制货币供应量、引导信贷资金流向，从而抑制通货膨胀和投资过热、促进经济结构转型。此外，货币政策还可通过收入的乘数效应引起国民收入变动，间接调节国际收支平衡。四是金融体系开放。金融开放可通过消除金融歧视、削减准入壁垒、放宽经营限制、扩大金融市场容量、放开资本管制等方式，引入竞争机制，打破金融垄断，降低国内金融资源扭曲的程度，抑制投资过快增长和产能过剩。其中，放松资本账户管制，允许本国居民和企业海外投资，还能平抑国际收支顺差。五是本币国际化。本币国际化将降低一国货币对世界主要货币的依赖，增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还有利于缓和本币升值和通货膨胀压力，并降低外汇储备积累的风险。
二、德国金融改革的做法
自1973年起，德国把价格稳定作为第一目标，通过一系列金融改革，助推了国民经济的结构调整，缓解了内外经济矛盾，顺利实现经济转型。
(一)主动实施汇率制度改革
1973年以前，德国名义上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实为固定汇率制度。由于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外汇储备不断积累、国内低通胀等因素，马克的升值压力很大。德国中央银行通过买进外汇、提高非居民存款的法定最低准备金率，要求商业银行对非居民存款停止付息等方式来稳定马克汇率，并对其外汇盈余进行冲销干预。然而，这些措施不仅收效甚微，反而缩减了国内货币政策的可操作空间。对此，德国意识到:在对外开放不可逆转、经济内外矛盾的情况下，马克汇率调整是无法避免的，拖延只会造成冲突的加剧和机会的丧失。因此，1973年，德国取消对汇率的管制，真正实行浮动汇率制，并在1979年彻底完成资本账户的开放。固定汇率制的终结意味着中央银行解除了汇率干预义务，可根据国内经济形势独立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并重新掌握货币发行的主动权。
(二)分步推进利率市场化
1962年，德国修改《信用制度法》并调整利率限制对象;1967年，全面解除利率管制。但中央银行并没有完全放弃对利率的干预，转而推行储蓄存款标准利率制，旨在引导市场预期，避免过度竞争引起金融不稳定。1973年底，德国中央银行取消储蓄存款标准利率和信贷规模管理后，利率市场化才真正实现。利率市场化使金融配置资源的效率大为提高，支持了德国经济的转型。
(三)增强货币政策效力
1957年，德国通过了《联邦银行法》，在立法上保证了德国中央银行———德意志联邦银行的预算和人员安排基本不受政府制约，独立性较强。1971～1972年，德国经济出现过热苗头，德意志联邦银行试图提高利率控制通胀，但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这又会引起国际资本的流入，因而只能限制资本流动，如禁止向非居民出售固定利率的债券(1972年)。然而，这些措施未能如愿，1971～1973年德国资本净流入总量由24.7亿美元增至40.1亿美元。1973年德国采取浮动汇率制度后，货币政策开始真正发挥效力，对治理通货膨胀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德意志联邦银行随即大幅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两次调高贴现率和抵押贷款率，将当年的M2增长率控制在10%左右。石油危机期间，又适时调低伦巴德利率和贴现率、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对抑制经济衰退、恢复增长起到关键作用。1974年，德意志联邦银行率先在西方国家中实行货币目标制。稳定的通胀预期，对货币政策意图的实现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加快金融体系开放速度
上世纪六十年代，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及国内外汇储备的迅速攀升，在政府的鼓励下，大型金融机构开始海外扩张。截止1970年，德国三大银行(德意志银行、德累斯顿银行和商业银行)在海外的分支机构和参股金融机构共计85家，遍布欧洲、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由于德国政府对金融体系的限制较少，并较早地向国际金融市场开放，德国金融市场的广度、深度及开放度显著提升，促进了国际收支平衡。
(五)推动马克的国际化
德国马克早在1958年便恢复了自由兑换，但资本账户的管制经历了多次反复。在固定汇率制度下，为防止投机资本对本国金融市场的冲击，货币当局对马克债券市场和国际货币市场采取了严格的限制措施，如禁止外资银行发行以马克计价的债券、禁止浮动收益债券等。然而，资本账户管制不能从根本上缓解马克升值和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美元资产不断积累和美国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使陷入“美元陷阱”的德国坚定了马克国际化的决心。经过1960～1970年多次美元危机后，德国马克以稳定的币值逐步赢得欧洲各国的信任。1972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为德国马克摆脱对美元的依赖、成为国际货币提供了宝贵的机遇。1978年，德国联合法国等国提出了以“去美元化”为目标的倡议，得到欧洲各国的呼应，最终于1979年建立了欧洲货币体系。此后，德国马克实际已演变为欧洲的锚定货币，与其他欧洲国家的汇率基本保持固定。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马克占世界外汇储备的比重从约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2%上升到约12%，真正成为国际货币。
三、启示
(一)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为促进国际收支平衡，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启动新一轮“汇改”，人民币对美元持续小幅升值。2010年的接续改革使人民币汇率弹性进一步增强，但人民币波动区间相对较窄，升值压力犹在;对外汇市场的频繁干预致使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矛盾依旧突出。德国金融改革的实践表明，放松汇率管制不会严重冲击经济运行，有助于化解内外经济矛盾。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可能放弃独立的货币政策。在本币面临巨大升值压力的情况下，要保持独立的货币政策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就应继续坚持“自主、渐进、可控”的原则，逐步放开资本管制，完善有弹性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最终实行浮动汇率制度。
(二)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及配套改革
2013年7月，我国取消金融机构贷款利率下限后，利率市场化的最后堡垒是存款利率市场化，监管部门应积极筹划利率全面市场化的过渡机制与举措。第一，设置缓冲机制。德国实行的储蓄存款标准利率，实际上是对利率市场化后金融环境突变的一种缓冲措施，我国探索类似的过渡机制有利于减缓金融市场的波动。第二，防范资产泡沫风险。利率市场化一旦完成，更多的资金或将流向股市和房市，如何防范和化解或有的资产泡沫将是监管的新课题。
(三)增强货币政策有效性
德国的金融改革提供了两点借鉴:第一，货币政策应首先考虑国内目标。我国的货币政策应以实现国内目标为第一要务，兼顾与汇率政策的协调，货币政策不能成为汇率政策的附庸。第二，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是保证一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前提。具备这一前提，才能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而不为其他因素所钳制。建议从法律上加强中国人民银行的超然性，保证其职能的发挥。
(四)深化金融市场开放程度
2002年以来，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全面提速，资本账户管制趋松;金融市场发展迅速，市场体系逐步完善，各金融子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明显提升，金融理念与技术显著提高。从德国的做法看，金融市场开放的深化可促进储蓄转化为投资，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为本币国际化和汇率体制改革夯实基础，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经济内外矛盾。
(五)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经济转型论文范文3
关键词:资本积累；市场经济；制度缺陷；产权界定
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增长理论得到长足发展,经济学家们一直探讨经济增长的原因,将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发展,生产技术的进步及由此产生的市场规模的扩大都用来解释经济增长,这也为各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始于凯恩斯革命,如20世纪40年代哈罗德和多玛构建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到后来在此修正基础上构造的索罗一斯旺模型,再到80年代中期产生了以保罗,罗默和卢卡斯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经济增长理论由外生增长理论向内生增长转化。虽然当代经济增长理论没有较为统一的模型,但无一例外地都将资本投入作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我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着资本积累的问题。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经济体制由单一的公有制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转变,计划经济也逐步过渡到市场经济。与大多数其他后发国家相比,中国当代的资本积累在短时间内得到了快速增长,中外对中国创造的经济奇迹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是,高速的经济增长掩盖了资本积累中的许多问题,造成转轨时期出现了经济与社会矛盾,这同样也值得我们思考。
一、当代中国资本积累存在的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证明了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但由于一些制度改革滞后,使得转轨时期的中国经济没有达到普遍的权利界定和保障,资本积累方式也相异于传统的市场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多种所有制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而相较于国有企业,资本积累的程度仍处于较低的水平。这主要表现在融资能力上的差异。当代,我国的银行业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信贷业务,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银行的信贷偏向于国有经济。据统计,非国有企业从商业银行贷款比例仅为16,5%,这使得许多中小企业只能依靠自身的资本循环或其他非正规的金融渠道获得暂时的基本积累。
从居民角度看,资本积累来源的限制。使人民增收的途径较为单一。可以发现,美国人民的资产性财富增长与劳动收入的基本比例为22:1,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人的收入高,倾向于消费而不是储蓄的原因,因为美国人的收入主要来自于资本。而中国却不是,人民大众的积累来源仅仅依靠微薄的工资,很少有其他的资本性收入。依据弗里德曼的生命周期理论,当期的低收入造成了人们更原意储蓄以用来满足未来退休消费的需求,中国高额的储蓄率由此产生。而由于银行的存款利率长期低于CPI的增长率,居民自身的资本处于不断贬值的过程。因此,有限的资本积累来源是中国大众收入无法提高的重要原因。
处于经济转轨的中国,不合法的资本积累也存在。部分官员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利,将权利资本化,使其成为市场经济发展必备的要素投入,形成相当于国家垄断的力量,提高市场准入门槛与运作门槛。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部分国有企业负责人利用手中的权力,通过压低承包指标与租赁价格,或通过非法的财务手段低估国有资产,使国有资产流失到寻租者手里。损害了国家与人民的利益。
二、当代中国资本积累的制度分析
事实表明,我国当前资本积累发生扭曲的很大部分原因在于制度改革落后于经济改革,造成了我国资本积累相异于传统的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这也是转轨时期国家体制不完善的原因。我们可以从政府的约束与产权两个方面出发,来探讨当前我国资本积累扭曲的状况。
(一)从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第一步就是要防止政府对经济活动任意干预
较为突出的问题就是国家政策多变,政令具有很大的任意性,用张五常教授的话来说,“中国政策说好听就是弹性大,说不好听就是朝令夕改”。国家对微观经济活动进行行政干预十分普遍,如打着“宏观调控”或是“市场调整”的名义,授意相关部门对微观主体进行行政干预。市场规则的不确定性造成了微观主体无法很好地预测下一期的经济状况,一部分积累的资本需要防范风险,而无法全部投入生产。同时,国家政策制定没有约束性,可能造成资本积累发生偏离。如我国在较长的阶段主导工业发展,而忽视了农业与服务业方面的积累,造成了现在产业结构的不合理。
(二)从市场微观主体的角度看,市场的平等需要国家作为监督者。而不是参与者
当代中国,多种所有制企业有了快速发展,在解决居民就业与社会资本积累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然而,一旦市场经济有较大比例的国有企业介入,这种条件下的市场就难有平等权,也难以法制。国企与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国家作为国企的股东,更倾向于为自己的企业“开绿灯”,通过越过法律的束缚直接干预经济活动,使国企资本积累不受约束。如最近的农行股改,国家对其坏账进行买单;IPO发行的股票多是国企。正在审批的上市公司中,仍是国企居多,民营企业要想获得同样的待遇困难重重。可见带有“国”字的企业就同于拥有了市场特权,在预算软约束的条件下,国企不仅可以依靠自身来获得资本积累,同时还可以依靠特权获得额外的资本积累,政府背景使他们成为市场的强势者。而较为弱小的民企,无论融资能力还是企业规模都无法与国企相抗衡。等级效应促使许多民企必须通过寻租贿赂的方式获取市场的保护,在路径依赖的作用下资本积累不断变异,最后损害社会整体利益。
(三)制度缺陷造成产权不明晰,限制了资本应有的价值
例如农地制度,目前,我国虽然法律上确定了三权,即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但是农地转非农地的问题迟迟没有解决,限制了土地作为农民资产性收益的来源,资本积累方式受到限制。
产权的界定是为了稀缺资源的排他安排,是市场经济定价的前提条件。由下表可知,我国的矿产资源特别稀缺,而在中国,各级政府所掌握的一些重要的资源配置权利,扭曲了资源投入生产时的价值,无法体现资源的稀缺性,造成资源以低于市场很多的价格出售,降低了矿产资源在资本积累中的真实价值。大量资源的浪费和生态的破坏使得原本资源稀缺的中国雪上加霜,资本的积累陷入了恶性循环。
三、小结
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改革。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遗留了许多问题,特别是体制缺陷,改革任重而道远。现阶段法制不到位,产权不明晰与我国千年来传统的封建意识和长期计划经济实践造成的路径依赖有着直接关系。当前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得益于资本快速的积累,但是我们也要警惕不良的资本积累方式对社会福利造成的危害。因此,转变资本积累方式,实现资本价格由市场决定,才是我国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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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转型论文范文4
由于民营企业走的是内生增长、创新驱动的方式，所以一定会存在改革、转型的困苦。转型不利、创新不充分成为了目前民营经济发展面对的最大难点。只有真正意识到这个问题，才可以打破僵局，成功转型。
1.1非公经济的差别对待，使得民营投资的政策服务不够完善民间投资形式的民营经济，并非国有经济和外资经济，长时间以来都具有区别对待和区别政策。近几年来，我国相继颁布了“非公经济36条”以及“新36条”，将阻碍民间投资的障碍接触。可是令民间投资造成阻碍的问题依旧存在，民营经济的经营范畴依旧具有很多限制。
1.2资源因素的内部制约，令民营经济的产业结构不够优化近几年来，由于发展阶段的不断转变，节能减排的束缚，使得民营经济的发展被水电、资金、土地、人才等因素束缚，在夹缝中求生存，而无暇顾及转型升级的问题，令产业结构调整持续缓慢，转型升级的难度不断提升［1］。通过产业方面来看，当前很多民营企业依旧无法摆脱通过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的产业来加快增长的传统形式，欠缺核心技术以及主动知识产权，长时间处在价值链与产业链的末端。由企业的构造来看，民营企业中，大中型企业所占比例较小。因为欠缺行业模范企业的领头，使得很多中小微企业在产业链的发展商不够长久、不够稳定，也令盈利的水平较低。
1.3底层经济的历史根源，令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创新动力增强很多民营企业都源自于地层经济，通过勇于拼搏才获得了当前的成就。被历史所影响，民营经济的转型升级动力不够，基础不牢固，具有小富即安的错误观念。力求生存自保，而不想要做大、做强，甘心在国内外大企业中但当配角或者加工基地的角色，只要企业实现了一定的规模，力求稳定，欠缺开拓进取的精神以及再次创业的激情。由工作调研的状况可以发现，大多数民营企业达到一定规模的产值时，只有保持或降低，较难再攀上新的阶段。并且具有企业家族化现象。很多民营企业在管理形式、营销方法、产权构造、激励制度方面同当前企业制度具有一些距离，欠缺有效的管理制度以及科学有效的决策机制，束缚了企业的转型升级以及不断壮大。欠缺创新理念。创新投入较大，风险较大。许多企业不敢甚至不想要进行创新，民营企业更加如此。有的民营企业欠缺技术创新需要的资金和人才。
1.4由于需求疲软的束缚，令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市场环境并不乐观民营经济的抗风险能力非常弱，对于市场需求以及经营成本改动十分敏感，国内外市场只要出现波动，民营企业就一定会被牵连。目前，由于宏观形势逐渐烦琐，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外界环境并不乐观［2］。从国外的环境可以看出，国际市场十分低迷、贸易摩擦加速、欧美国家债务危机不断深入，全球经济复苏不够稳定。并且民营经济的外向依旧具有难度。由我国的环境可以发现，经济增长具有下行问题，尤其是传统行业的产能过剩以及全新产业的发展中的不稳定性都会长期存在。
2持续加快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建议
2.1加快民营经济转型升级需要掌握的关系(1)掌握好政府同市场的联系。民营经济转型升级对于当地经济的重要作用可想而知，政府扩大政策，并在资金上给予扶持。可是也要发现，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主体为企业，在本质上归属于市场行为。所以，政府加快民营经济转型升级一定要依照经济发展的规律，清楚本身的作用，加强发挥市场机制的基本调解作用，实现有所为、有所不为，既要保持不要缺位，也要保持不越位、不错位，积极调动企业转型升级的动力，让政府效果、市场机制、企业行为构成有效的合力。(2)掌握好速度与质量的关联。如果转型升级变成社会不同舆论的一般公式。可是注重转型升级，并非只强调质量而不重视速度，二者应当共同进行，缺一不可。(3)掌握点和面之间的关联。民营经济转型升级作为一项十分烦琐且艰难的系统工程，牵涉面极广、综合性较强，属于面上的问题。这就需要各级部门从点上给予高度配合，构成政策集中力量。(4)掌握好转型和升级的关联。对于企业的转型和升级来讲，转型是生产模式的改革，升级是生产效率的提升。加快民营经济转型升级主要在于应将转型和升级共同进行。
2.2不断发挥财务职能，加快民营经济转型升级(1)持续转变发展环境，加大民营企业自信。自信是转型升级的基本条件及动力，目前的状态下，优化发展环境特别关键。(2)持续完善财税政策，培养现代产业的体系。将产业优化升级作为标杆，将经济结构转换做好。不但要有效扶持当前的农业发展，还要创建人才及服务的支撑体系。持续支持工业转型升级以及节能降耗的工作，引领当前服务行业高速发展。
2.3持续对财力进行优化配置，打破重点领域的支撑财力有限可是需求却无限，有限的财力应当在政府的决策中成为重要领域，引领民营经济转型的升级，确保国家的战略方法、建设、产业集聚地等大型决策部署［3］。
2.4不断创新扶持方法，努力打破要素束缚不论是技术、资金，还是人才、土地方面的转型升级，财务部门都要持续创新机制，加强要素保障。
2.5持续加深管理的改革，保障政策的积极落实本着深化财税管理改革，财税运行为基础，加快财税法制的建立，充实制度体系，提升财税法制化水平。
3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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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生态转型，最重要的是产业生态建设和创新，其核心是处理好资源、产业、环境之间的关系。实质是资源掠夺型和环境破坏性工业产业经济向循环经济转型的过程。实现这一转型过程，必须以循环经济的产业重组、建设生态产业等有关理论为指导，促进形成产业链的有效循环，变单向流动为环形流动，使物质、能量达到多级利用与高效产出，使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实现正向积累和持续利用，使环境污染的负效益转变为经济发展的正效益。主要有以下的内容:
(一)循环经济。循环经济就是在物质循环、再生、利用的基础上发展经济，是一种建立在资源回收和循环再利用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其核心是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原则是资源使用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再循环，生产特征是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在经济发展中，实现废物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使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和谐循环，维护自然生态平衡，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按照清洁生产的方式，对能源及其废弃物实行综合利用的生产活动过程，实现经济活动的“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动，容环保于生产和消费过程之中。
(二)生态产业发展。生态产业是具有较强生态系统承载能力、高效生态过程及和谐生态功能的集团型产业，是对行业生产、流通、消费、回收、环境保护及能力各环节建设的纵向结合和不同行业生产工艺横向耦合。
二、宝鸡产业生态发展的有利条件和制约因素
(一)区位优势。宝鸡市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处在西安、成都、兰州、银川省会城市的交通中心，是连接西北与中原、中原与西南的重要通道。陇海、宝成、宝中铁路交会在此，是连接包兰、成昆线的全方位铁路交通枢纽。境内公路里程12280公里，以310国道和GZ45为主轴，以西宝南北线及关中环线干线为骨架，以县乡公路为脉络，形成了“三横五纵一环”公路网络。宝鸡机场也正在规划建设，是西部地区交通物流的重要枢纽。
(二)资源优势。宝鸡各类资源丰富，开发潜力巨大。特别是矿产资源优势突出，有色金属铅锌和金的储量分别占到全省的77．36%和35．2%。化工、冶金、建筑的原材料石灰岩储量居全省之首。煤炭远期储量约61．3亿吨，埋藏深度1000M以上的浅煤层规模较大，形成了戚家坡煤，北马坊、郭家河、麟游—陇县煤矿区，是我国13个大型煤炭基地之一。境内有渭河、嘉陵江等大小江河三百多条，水资源总量55．45亿立方米，占关中地区的44．8%。电力装机容量210万千瓦，总发电能力可以达到135亿千瓦时，是西北电网的重要枢纽。
三、宝鸡产业生态转型与循环经济建设的思考
(一)循环经济建设目标。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中心，以调整产业结构、工业布局和合理引进项目为方向，促进工业生态化、园区化，农村经济产业化、现代化。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提高产品的竞争力为着力点;建设以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充分发挥为特征的循环经济体系，实现人居环境和谐、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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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习主体的特殊性
经济管理类专业的经济法课程，学生作为课程学习的主体并没有多少相关法学背景知识。大多数高校的经济法课程都是安排在大二、大三阶段，与思想政治教育及法律基础知识课程有一段间隔，且任课教师多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教师，在教学时弱化法律基础这部分课程内容，导致学生在学习经济法课程时与法律基础知识无法很好对接。同时，在学生对经济法课程的认知、学习热情、学习方法、学习效果等方面，较法学专业学生也有一定的差距。但由于经济管理类专业学生的经济学、金融学等基础知识掌握较好，反而对经济法课程的部分内容比较容易理解。因此，课程内容的选取应该更多地考虑到适时原则、量力原则和满足原则。
2.经济法课程内容的特殊性
近年来经济法作为一个部门法已经在学界达成基本共识，经过多年的研究也确定其内容主要包括经济法基础理论、宏观调控法以及市场规制法。但多年来由于受“大经济法”观点的固有影响，经济法课程内容除了上述三个方面外，还包含民法、商法、诉讼法等内容。就学生的未来应用角度，经济法学以外的民商事法律可能更贴近实际，但是因此也造成了学界的经济法学和所谓“经济法课程”内容产生冲突，实属不该。同时，经济法相关教材五花八门，有针对法学专业的经济法教材，也有针对各种考试的经济法教材。单看经济管理类专业学生适用的经济法教材，体例多种多样，包含法律法规众多，品质参差不齐，内容设置缺陷也是不一而足，以民商法内容为主已经不甚稀奇，有的教材放弃了经济法基础理论部分直接用民法基础理论取而代之，有的教材混淆相关概念。对于学生来说，教科书很可能就是他们了解经济法这门课程的主要渠道，如果产生了错误的第一印象，学习了错误的知识，后果将会很严重。
3.教师要求的特殊性
经济法课程的学习主体以及课程内容的特殊性也对教师本身提出了特殊要求。除了法学相关知识要深厚、保持与法学前沿问题接轨，教师的知识面也一定要广博。法学是注重逻辑思维的一门学科，如果只按照法学教育的思路去面对非法学专业的学生，不一定能够取得相同的结果。教师应该对经济管理类专业知识与思维也要有所涉猎，与经济法学知识相互结合，才能在经济法教学中游刃有余，满足教学的实际需要。教师的责任心也要更强，如面对学生对经济法课程学习热情不高的情况，不能对课程敷衍了事，充分的课前准备、情绪饱满的课堂表现、细致耐心的课后辅导，都能够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教师在教学中的作用不仅是传道授业，也是引领者、示范者。尤其是法学教师，对于法律精神的弘扬，对法的信仰，遵循法律的谨慎态度都会在潜移默化中传递给学生。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教师以学术和道德为重，对学生尊重、用心，学生自然会感受到，进而亲近教师，构建和谐师生关系，反过来促进课程教学。
二、非法学专业经济法教学实践的策略
1.激发学习兴趣，间接开展法制教育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兴趣是求知的不竭动力，也是非智力因素最重要的构成部分。学生的学习动机越来越倾向于功利性，认为理论性的知识没有实际用途，并且枯燥乏味，需要死记硬背，往往以期末突击作为应付考试的方式。在经济法教学中首要考虑的问题应该是如何激发学生对经济法课程的学习兴趣，否则一切都是空谈。在兴趣的带动下，学生往往会变被动为主动学习，深入思考。首先，教师要转变教学思想，突破以往以教师为中心的课堂教学，换位思考，创设情境，将课程内容带入到日常生活中，以小见大，使学生充分领略经济法知识在实际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使其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教学设计要坚持科学性和思想性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系统性与循序渐进相结合等原则，由讲授为主转向指导学生独立学习与研究。其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摒弃沉闷的灌输式教学，用活泼幽默的语言将经济法课程知识轻松地展示出来，循循善诱，先提出问题，再引导学生思考，自己解决问题。改变以往对法学类课程就是“催眠”课的成见，使知识富有魅力，提高课堂实效。第三，激发学生对知识的高层次追求。人的好奇心都是与生俱来的，对知识的渴求也是一种天性。但受社会上不良风气的影响，部分学生开始信奉“读书无用论”，或将学习视为追名逐利的工具。教师应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知识观，用知识的吸引力感召学生，弘扬正能量。使学生体会学习与不断探索的乐趣，培养受益一生的学习习惯。多数经济管理类专业在整个大学期间，除了思想政治教育与法律基础和经济法之外，再无其他法学类课程，在法律基础逐渐被弱化的背景下，经济法课程便间接承担了普及法律常识、培养法律信仰和树立法制观念的作用。经济法教学中经常涉及各个法律部门的一些基础知识，介绍给学生时可以同时进行懂法、守法的法制教育，培养学生对法律的尊重和信仰。
2.因材施教，注重实用性
经济法课程涉及法律法规众多，但一般高校开设的经济法课程均为一个学期，课时较少，无法容纳全部课程内容。针对经济管理类的不同专业在课程设置上要有所区别。比如对财会类专业要注意结合相关资格考试；对经济学类专业要侧重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的内容；对于管理类就应该将合同法、企业法和社会保障法等作为学习的主要内容。使课程内容安排各有侧重，详略得当。同时对本科和专科学生，即使是相同专业的经济法课程也要有所区别，课程内容安排方面，专科学生课程的难度以及理论所占的比例都要比本科学生低，应保留重要的知识点，向解决实际问题这一目标倾斜，充分体现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另一个要点就是注重实用性。与法学专业不同，非法学专业学生对理论知识掌握不需要过深过难，经济法课程知识与非法学专业知识的结合点多体现在专业知识的实际应用当中。理论知识不能完全摒弃，但要把握深度，理论的学习是为了学生更好地理解立法原意，掌握相关知识点，进行实际应用。教学中切忌本末倒置，过于强调学理知识，激起学生的厌烦和逆反心理，起到反作用。
3.选取适合教材
对于不同专业的本科、专科学生，不同的理论和实践要求，对教材的选用也是不一样的。选好教材，是经济法课程教学中的重要一环。针对目前市面教材的混乱现状，选择教材应把握以下几个原则：一是教材内容能够反映我国当前经济法律制度的最新进展；二是教材难易适中，体例明晰，重点突出，便于学生学习，减少额外的笔记，将注意力集中至教师的课堂讲解；三是穿插典型案例，带有课后练习题。非法学专业的学生并无法学思维的训练，如果在学习中辅以案例，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学习之后有配套的习题作为课后训练，既可以巩固所学知识，增强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可以提高课堂实效，实现教学目标。
4.教学、考核方法得当
在经济法课程教学中，应采取多种教学方法综合运用。除了传统的讲授法，更应灵活加入案例教学法、互动教学法以及实践教学法等。在众多教学方法中，多数教师都非常推崇案例教学。诚然，案例教学在法学教育中的优越性无可比拟，能够将枯燥繁琐的法律条文变得生动，是一种非常好的教学手段。但由于非法学专业学生往往不具备相关法学背景知识，在案例的选取上不能够采用法律专业性较强的综合性案例，会喧宾夺主，于课程学习无益，还会打消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案例在教学中只要刚好能够说明知识点就可以。案例可以在课堂知识学习之前作为导入，也可在学习之后作为知识的巩固，也可以典型案例的分析作为学习知识的方式。无论哪一种，都要注意整体比例，如果一味安排案例，会打乱课堂情境创设，使学生陷入目不暇接、囫囵吞枣、知识学习出现半生不熟的状况，事倍功半。
三、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