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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协议范文1
关键词：巴塞尔协议 公平 资本充足
2001年6月25日，巴塞尔委员会发表了《新巴塞尔资本协议》（或称巴塞尔资本协议П）第三个征求意见稿，同时决定将征求意见的截止日期、完成新协议制定的日期以及正式实施新协议的安排都向后推迟。按照巴塞尔资本协议的进程安排，2003年第4季度才能正式公布巴塞尔资本协议Ⅱ的定稿，2006年银行同时按巴塞尔资本协议Ⅰ和Ⅱ运作，2006年底到2007年初，新巴塞尔资协议正式生效。但实际上，巴塞尔资本协议П是否能够如期实施及实施后能否产生满意的效果，目前不太乐观，新资本协议的顺利实施正面临着各国银行和监管当局巨大的挑战。
为什么出现这种状况呢？笔者以为，关键还在于能否实现各国之间、各银行之间公平待遇的问题。从1988年巴塞尔资本协议Ⅰ的产生到1999年6月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征求意见稿的出台以及目前两易其稿难以顺利实施的一系列过程来看，公平原则在其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公平的涵义
何谓公平，学术界并无定论，公平往往与公正、平等、正义等概念相互替代使用。亚里士多德的公平概念迄今为止具有最大的影响力。他将公平分为分配的公平和矫正的公平，前者指利益、责任、社会地位等在社会成员间的分配；后者指社会成员间重新建立原先已经确立起来、又不时遭到破坏的均势和平衡。他的公平概念的另一内容是平等，即要求法律平等地对待争议各方。而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观是公平的正义观，他的正义包含两个原则：一是平等自由的原则，每个人都应享有与其他人一样的、最广泛的、全部的、平等的基本自由；二是机会的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的结合。这两个原则的主旨是，要完全平等地分配各种基本政治权利和公民义务，同时尽量平等地分配社会合作中所产生的经济利益和负担，坚持各种职务和地位平等地向所有人开放，只允许那种能给最少受惠者带来最大补偿利益的不平等分配。罗尔斯的理论是迄今为止西方社会上所有对公平价值观念所作的解释中最令人满意的一种。
巴塞尔资本协议与公平原则
公平竞争呼吁统一的资本充足性比率管制
巴塞尔协议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体现在1988年7月通过的《关于统一国际银行的资本计算和资本标准的报告》，即通常人们所称的《巴塞尔报告》，或称巴塞尔资本协议Ⅰ。报告的核心是树立了8%的资本充足率的思想，使得从事国际国内业务的各国银行在银行的资本充足性管制方面有了国际统一的标准和内容。
而从新协议的名称《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中可以看出，巴塞尔委员会依然继承了旧巴塞尔协议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监管思路，将资本金要求视为最重要的支柱。事实上，银行资本充足管制已经逐渐成为了银行监管制度的核心。
斯蒂格勒（Stigler）等人主张的“管制新论”（The New Economic Theory of Regulation）将管制视为管制集团与被管制集团间锱铢必较的政治程序，是被管制集团提出要求、管制集团满足这种要求并从中获利的一种商品，也就是管制是一种存在需求和供给的商品。按照这种观点，银行资本充足性管制也是由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决定的一种商品。但笔者认为，银行资本的充足性管制主要是由需求决定的，其供给决定于需求，或者说供给是需求的函数。
在诸多银行资本充足管制需求的原因当中，除了降低破产风险的需要、降低道德风险的需要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需要就是市场经济追求公平竞争的需要。由于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存款者无法甄别不同银行的风险大小，会造成资本少的银行可以获得同等甚至超过资本多的银行所能获得的存款，出现少量资本获取相对更多利润的状况，不符合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原则。巴塞尔资本协议Ⅰ之所以规定一个统一性的资本充足比率，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世界金融市场银行业务公平竞争的原则而提出的。世界金融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比国内市场更加严重，从而可能出现资本少的跨国银行在竞争中反而占优势的现象，这不利于世界银行业的发展。巴塞尔资本协议Ⅰ制定了一个统一的可比标准，至少在一个较低的层次上实现了公平竞争，要求从事跨国业务的银行应当持有一个最低资本。
公平原则呼唤新的巴塞尔资本协议
尽管巴塞尔资本协议Ⅰ在一个较低的层次上实现了公平竞争，并且简单易行、具有很强的操作性等优点，但同时也正因此而被指责为过于简单和粗糙。的确，8%的资本充足率指标虽然已经深入人心，但8%成为标准的依据仍不得而知。事实上，该比率是否合适也是值得怀疑的，因为由于不同银行的资产结构和面临的风险各不相同，特别是不同国家银行的情况差异更大，8%会是最佳资本充足率和最优资本比率吗？
实证分析显示，各国银行之间的最佳资本比率是肯定不同的。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的比率，这种“一刀切”的管制方式是否有悖于公平原则的初衷？实际上，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在1995年早已认识到这种“一刀切”的资本充足管制方式已不能适应现代金融的发展，于是在1996年公布了《巴塞尔协议市场风险修正案》，允许各银行采用内部模型法，作为对标准方法的替代。内部模型法允许各银行采用自己设计的风险评价模型，以决定他们的金融资产组合的风险。
除此之外，1988年的巴塞尔资本协议Ⅰ还有许多令人不满意的其他规则，使得各国监管当局按照自己的一套规则行事，同样出现了不公平的竞争环境。
正因此种种原因，巴塞尔委员会1999年6月出台了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征求意见稿，新协议的主旨重在对银行资本金进行精确计量并与其潜在风险相匹配，使监管资本具有更高的风险敏感性和激励相容性。新协议对信用风险的资本要求给出了两种具体方法，即标准法和内部评级法。从巴塞尔委员会的观点及世界银行业信用风险管理的趋势来看，内部评级法是风险管理发展的主流和趋向。内部评级法在提高对风险敏感性的同时，更加强调银行内部对其风险特征的评估。
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同样可能导致不公平的环境
如果目前巴塞尔资本协议П只是为了要成稿而使之成为政治妥协的产物，就更让人担心，各国监管当局会在执行协议时各行其是，不仅谈不上公平的竞争环境，而且意味着银行又回到巴塞尔协议出台前的无序竞争状态。
此外，巴塞尔资本协议П对不同银行集团在竞争环境上有着倾斜性。新规则不仅因为其复杂性，而且因为协议第二支柱下的监管检查程序不可避免的主观定性问题，因而增加了很多的障碍，造成不公平的竞争环境。
另一个问题是，如果不能像大银行那样应用内部评级法，小银行将被该协议置于严重的不利竞争地位。按照目前的巴塞尔资本协议П，大银行可以使用自己的风险评估模型，据估计可以节省20%到30%的监管资本，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再次显现出来。
从巴塞尔资本协议П实施的可能效果来看，也许会加剧这种不公平竞争。根据2001年9月花旗集团下属机构Schroder Salomon Smith Barney的一项研究报告，新协议下竞争的胜利者将是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银行，他们将能节省20%到30%的资本，从而可以用剩余的资本发展业务。而同时，那些较小的银行会发现其监管资本要求急剧上升。进一步的连锁反应是，新协议的实施会加速银行间的并购活动，甚至出现超级的大型银行，造成银行市场被少数银行垄断的局面，从而更不利于银行之间的公平适度竞争，并使得金融系统风险扩大。
结语
新巴塞尔协议无疑是对旧巴塞尔协议的一次具有创新意义的扬弃，它比旧协议更复杂、更全面，充分考虑了银行可能面临的多种风险；其风险敏感性也越大，较全面地考虑了引起风险的多种因素；它还具有更强的灵活性和激励相容性。此外，信息披露的要求也使银行更透明地面对公众。
但是，应当看到，新巴塞尔协议同样存在很多有待完善之处，实施后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难以判断。旧巴塞尔协议产生，基于了公平竞争的原则；新巴塞尔协议取代旧巴塞尔协议以及顺利实施新巴塞尔协议，公平原则仍是其关键所在。如何做到公平和效率、标准和灵活、激励和约束、风险和收益最佳的协调，可能是监管当局永远追求的理想目标。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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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协议范文2
1988年开始实施的《巴塞尔资本协议》曾被认为是国际银行业风险管理的“神圣条约”。2001年1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又了新资本协议。目前，这部新协议已三易其稿，终稿可能在2004年上半年出台。新协议将于2006年首先在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成员国的十国集团内实施，并进而在其他国家和地区逐步实施，最终全面取代1988年的老协议。这将对全球银行业产生深远影响。在中国，此事也引起有关方面的极大反响，有学者称新协议“震动中国金融业”。然而中国却表示，暂不执行新协议。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为何要对老协议“整容”
与1988年的《巴塞尔资本协议》相比，新资本协议草案更为复杂、全面，这是金融市场发展的客观反映，也满足了银行界对于风险更敏感的风险监管框架的需要。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新协议的必要性。
首先，金融体系的发展变化和金融全球化是推动加强全球金融风险管理的现实原因和直接动力。从全球范围看，经济金融环境的剧烈变化改变了银行的经营环境，银行经营风险也随之加大，同时，全球范围的银行监管和风险管理原则、框架也在经济金融全球化的直接推动下不断地整合与统一。如何使银行监管原则更为灵敏地反映银行经营环境的变化，使银行的风险监控始终对金融市场的风险变动保持高度敏感性，越来越成为全球银行业关注的大问题。新资本协议框架将使资本充足的监管要求能更为准确地反映银行经营的风险状况，为银行和金融监管当局提供更多的衡量资本充足的可供选择的方法，以便更准确地及时地反映银行风险水平及其所需配置的资本水平，进而促进金融体系的平稳健康发展。
其次，国际活跃银行经营的地域范围已经扩展到世界各个角落，业务发展多样化、混合化。为了对国际活跃银行实施全面有效的监管，防止跨国银行利用各国或地区在银行监管上存在的巨大差异进行资本套利，逃避银行监管当局的监管；为防止银行间出现不公平竞争，以致造成金融市场秩序混乱，有必要适应银行业全球化发展的需求，制订统一的监管标准和准则，加强全球银行业监管的协调与合作。
再次，1988年的老资本协议容易导致银行过分强调资本充足的倾向，从而相应忽视银行业的盈利性及其他风险，这就使银行有可能在满足资本充足性的情况下却因其他风险而陷入困境。如，巴林银行1993年底的资本充足率远超过8％，1995年1月还被认为是健康安全的，但在当年2月末却陷入了破产。
第四，1988年的老资本协议在风险资产计算上没有考虑同类资产不同信用等级的差异，对于国家信用的风险权重的处理也较简单化，而且在注重信用风险的同时却忽视了银行经营中影响越来越大的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等。
新协议缘何“众口难调”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从2001年1月征求意见稿到2004年上半年出台终稿，时间长达几年，由此可以看出，制订一个新的为各国监管当局和国际活跃银行所广泛接受的银行游戏规则，有多么不易。在这个过程中，各国监管当局及有关国际活跃银行虽然很快就新协议的框架取得了一致意见，但在一些具体规定、操作细节上却分歧很多。
发达国家的银行监管当局及发达国家的国际活跃银行之间之所以存在分歧，是因为美国、欧盟与日本在具体经济金融环境和进入体制上存在差异。
先从具体金融环境看。美国是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都很发达的国家，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带来了各种中介评级机构的发达，美国在提供全球性、权威性金融评级服务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而欧盟和日本在短期内还要从美国输入相关评级服务。因此，美国获取的利益就会最大。欧盟、日本对标准法评级存有疑义。同时，美国、欧盟及日本的跨国银行在实力及经营模式上的差异，也使得各国跨国银行对资产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及操作风险的资本要求测算方法存有分歧，还对市场纪律约束中披露信息的具体内容、披露信息的频率产生了分歧。
再从进入体制上看。美国银行市场相对开放，进入体制上相对要宽松一些，而欧盟及日本金融服务市场的进入限制则相对要多一些。这种进入体制上的差异，导致了十国集团内部不同监管机构在对跨国银行实施统一监管标准的具体细节上产生分歧。不过，为了适应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有关方面也都能从大局着眼，，在几年时间的反复征求意见当中，逐渐在利益妥协和理念统一中使新协议成为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统一性与层次性有机结合的国际性文件。但从十国集团的金融监管当局对实施新协议的表态看，各国也是视本国银行的具体情况，不搞一刀切式的要求所有辖内银行同时执行新协议的所有标准，而是有所选择，并注意循序渐进，以便各银行能在能力承受范围内逐步达到新协议的各项要求。
虽然新协议最先是在十国集团内部实施，但发展中国家也都对此做出了积极的反应，对新协议的征求意见稿也大都做出了回应，大多表明了原则上支持新协议的态度，但对新协议的很多细节问题提出了异议。发展中国家考虑到自己经济金融市场发展的层次和成熟度，建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在金融全球化的环境中制订新资本协议时能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适应性和承受能力，尽可能地减少对发展中国家银行业及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给予发展中国家的监管当局及国际活跃银行较长的过渡期，使发展中国家能积极创造条件，逐步从1988年老协议向新协议平稳过渡。
中国为何不“刷新”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的国家。与国外银行相比，中国银行业风险管理在外部环境和内部管理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从外部环境看，中国银行业风险管理所需的外部环境还不成熟。其表现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有四点：一是金融市场不成熟而且还未统一；二是资金价格形成未能市场化；三是社会信用体系尚未建立起来；四是外部监管和市场约束的作用还远远没有充分发挥。从银行内部看，中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在观念、技术、方法等方面也与国外先进银行存在较大差距。
在观念上往往把风险管理与业务发展对立起来。部分业务人员不能正确地看待风险，不去自觉地识别风险和科学地评价风险，认为考虑风险控制问题，就阻碍了业务发展；部分风险管理者不从控制风险角度开展业务，试图人为地减少业务量来逃避风险，结果业务发展缓慢，这反而使银行整体抗风险能力降低。
整体风险管理的理念还比较落后。在风险管理中片面地看重信用风险管理，对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组织风险等重视不够，在风险管理过程中缺乏差别化的管理思维，忽视不同业务、不同风险、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的差异，不仅不能管理好业务风险，反而增添了新的风险。
风险管理方法中量化管理明显不足。在风险管理中非常重视风险的定性分析，如在信用风险管理中，重视贷款投向的政策性、合法性以及贷款运行的安全性等。当然，这些分析在风险管理决策中非常重要，但如果缺乏量化分析，就难以在风险的识别、度量上精确掌握。如在信用风险管理中，对借款企业的财务状况、市场状况等方面的微观分析往往不足。
风险管理体系还有待进一步规范。银行公司治理机构还很不规范，董事会的组成和运作缺乏独立性。在此架构下，风险管理组织结构目前还沿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总分行制，按行政区划设立分支机构及相应的风险管理部门。这种组织体系的弊端是管理层次多，对市场信号反应慢、风险管理的独立性差。风险管理部门和风险管理官独立行使职能中仍受到各种限制和干扰，风险控制程序、内部审计及相关法律管理还有待进一步规范化。
银行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建设严重滞后。风险管理所需的大量业务信息缺失，银行就无法建立相应的资产组合管理模型，无法准确掌握风险缺口。风险管理信息失真，直接影响到风险管理的决策科学性。
虽然《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代表了监管理论中的先进理念，代表了发达国家商业银行逐渐完善的风险管理最佳实践经验，但其主要考虑的是十国集团成员的国际活跃银行的需要，并且是十国集团内部通过谈判达成一致的。发展中国家与十国集团国家之间存在实质性差距，新协议可能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动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还可能使新兴市场国家的银行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主要表现在：
一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基础薄弱、金融市场不成熟，做为债务主体的国家、非中央政府部门、银行、证券公司，按标准法进行的外部评级，大多数会落入“BB＋到B－”和“B－以下”这两个评级之中，在经济动荡年份，更有可能无例外地落入“B－以下”等级（与此对应的是150％风险权重）。国际活跃银行对这些债务主体形成的债权会随之要增加资本要求，银行成本也将随之上升。这样，它们就倾向于将其资金大量转移到经济基础雄厚、金融市场发达的国家，发展中国家债务主体的融资环境就可能恶化。
二是按标准法进行外部评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活跃银行的资本要求将会增加，根源在于根深蒂固的经济、金融及社会纽带，它们的债权大部分是对信用评级较低的国内债务主体的债权。
三是在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中，按标准法进行的外部评级，被评级的公司大多数都低于“B－”的等级，其风险权重将被定为150％，而对未评级的公司风险权重定为100％。银行将为降低资本要求从而降低成本，就会更多地向未评级的公司贷款，而不是对评级低于“B－”的公司贷款。这将导致若公司不被评级，银行就向未评级的公司贷款，将不利于发展中国家银行改进风险管理。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有着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点。当然也有自己的特点。与实施老协议相比，在中国实施新协议只能在很小程度上提高资本监管的风险敏感度，但同时会提高整个中国银行业的资本要求。因此经过慎重考虑，至少在十国集团开始实施新协议的几年内，中国仍将继续执行1988年的老协议。
阅读背景
国际清算银行（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BIS）是一家由中央银行拥有并为中央银行服务的银行，经常为金融部门举办的国际会议服务。除举办会议和提供秘书服务外，BIS本身并不参与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国是国际清算银行成员之一。
资本协议范文3
第二支柱评析
众所周知，如下两个国际规定得到了所有欧盟成员国的认可：第一，巴塞尔委员会的框架文件(即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其中包括第二支柱中的监管当局监督检查；第二，欧盟法令草案，它要求在欧盟成员国内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巴塞尔新资本协议，针对国际活跃银行集团，通过四项主要原则，确定了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原则一是从银行角度讲述银行必须遵守的规定；原则二到四讲述监管当局要达到的标准。
原则一
第二支柱的“原则一”要求银行制定一套程序，评估与其风险状况相适应的整体资本充足率，要求银行制定维持资本水平的战略。简而言之，这一程序被称为内部资本充足率评估程序(ICAAP)。与第一支柱(规定银行如何计算监管资本)相比，第二支柱原则一重点关注银行的内部方法和程序。这样，除了一些定性要求外，银行有相当大的自由空间来设计其内部资本充足率程序。
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的监督。风险管理程序和内部资本充足率评估程序的最终责任在于高级管理层。对于资本需求，资本水平等等，高级管理层必须制定战略目标。
稳健的资本评估。这是内部程序的核心特征，并且规定，把资本和所有重大风险的大小联系起来，不仅现在适合，也要在今后一段时间适合。
全面风险评估。与第一支柱不同，第二支柱中的各种风险是没有范围的，但是应该适合每家银行的需要，必须涵盖流动性风险和银行账户的利率风险，甚至第一支柱涵盖的三种风险(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以外的，如声誉风险和战略风险。
剩下的两个特征是“监控和报告”以及“内部控制检查”。
从全面的角度来看，内部程序及其计划部门必须确保，实施经济资本模型要尽量符合有关规定。通过考虑各种风险的不同特征，数学模型把银行的资本和银行业务活动承担的风险紧密联系起来。然而，只有国际活跃银行才有足够的资源建立这样复杂的系统。一些大型德国银行集团正在使用的是经济资本模型。
原则二
尽管原则三和原则四与监管资本比率有关，在第二支柱中监管当局监督检查的责任主要体现在原则二中。
根据原则二的规定，监管当局应该审查和评估银行的内部资本充足率评估程序和资本政策，以及银行监控和确保遵守监管要求的资本比率的能力。如果监管当局对这一过程的结果不满意，就应该采取适当的监管行动。
在实施这一原则时，监管当局必须评估，在内部资本程序中，银行是否考虑了各类重要的风险。此外，监管当局将检查银行如何使用计量的风险，例如，怎么设定(信贷审批)限额。就经济资本而言，监管当局希望评估其构成。需要回答的问题是，银行的每笔经济资本是否能够充分涵盖非预期损失，银行是否使用经济资本管理其风险。
第二支柱中争议最大的可能是，监管当局要求银行持有超过第一支柱中规定的最低资本要求(即风险加权资产的8％)。这一特别监管方法的理由是，确保各家银行经营中资本充足。
欧盟法令与巴塞尔新资本协议
欧盟文件在许多方面没有提出新的内容和额外的规定，主要是把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框架文件转换为欧盟法律，但是在实施对象方面，存在重大的差异。欧盟法令一旦实施，将不仅要求大型银行，同时要求整个欧盟的所有银行，实施内部资本充足率程序。正如我刚才所讲，实施内部资本充足率程序的方法，就是开发经济资本模型。
适宜性原则
“适宜性原则”解决了这个问题。该项原则认为，程序和策略必须适合银行业务的性质、大小、规模和复杂性。在实际中，小银行不必建立十分复杂的模型。
对监管当局而言，“适宜性原则”也是有效的。对银行的监管活动，应该考虑银行的具体情况。
面临的问题
内部计量方法的审批
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内部计量方法的跨境审批程序。这个问题不仅德国存在，其他国家也有。这个问题对于几乎所有涉及国际业务的银行都很重要。由于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并不改变各监管当局的法律责任，因此如果一家银行要使用高级法(信用风险的内部评级高级法和操作风险的高级计量法)，则可能需要获得几家监管当局的批准。东道国监管当局在单个或次级并表的基础上，母国监管当局在全面并表的基础上，可能需要进行审批。因此，对于大型国际活跃银行，业务涉及的国家越多，则需要获得审批同意的监管当局数量越多。为了减轻银行和监管当局的负担，巴塞尔委员会认为，各国监管当局之间需要进行更加紧密的合作和协调。有鉴于此，2003年巴塞尔委员会公布了跨境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6条高级原则，这些原则由巴塞尔委员会新协议实施小组制定。显然，这些原则并没有触及各国监管当局的法律责
与巴塞尔文件不同的是，欧盟法令草案第129条建议，在审批程序中，改变各国监管当局的法律责任。其思路是，东道国和母国监管当局充分协商、共同完成审批工作。而且，他们应该在6个月内对有关申请做出共同的决定。如果在6个月内不能形成共同的决定，母国监管当局将对有关申请单独做出自己的决定。虽然我认同欧盟委员会的此种提议，但我也发现其中存在以下问题：
1．利益冲突。母国监管当局和东道国监管当局之间在权利和责任方面存在严重冲突。一方面，对于整个银行及其分支机构的应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方法，母国监管当局拥有做出最终决定的权利；另一方面，东道国监管当局确要负责其辖内的金融稳定。
2．公平竞争。公平竞争是另一个需要考虑的方面。相对于外资银行的分行或子行而言，本土银行在竞争中可能处于劣势，因为本土银行要达到不同的资本要求，而外资银行则从其母国监管当局获得批准。举个例子，东道国监管当局不允许其本土银行使用高级法。
此外，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东道国监管当局如果不愿意接受母国监管当局的决定，可能要求其辖内的外资银行子行持有第二支柱要求的额外的资本。这样，现行的欧盟法令中强化母国监管的思路，就会大打折扣。
对于欧盟的大型国际活跃银行而言，欧盟法令可能不尽如意，因为在欧盟之外有一些拥有重要金融市场的国家，并不执行欧盟法令。当然，那些国家也许会接受欧盟法令草案第129条中的思路，但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因此，欧盟法令129条的执行，可能会造成欧盟成员国和欧盟以外国家之间的不公平竞争。比不公平更加严重的情况是，欧盟以外的一些国家不允许辖内银行使用第一支柱中的各种方法。
德国银行体系及新资本协议的实施
德国银行系统的特点是高度分散。截至2004年12月，在德国有2400家银行(信用机构)。其中绝大多数是全
能银行(Universal Bank)，银行业务范围很广。例如，与其它欧洲国家相比，5家最大的银行(信用机构)占全国银行业总资产的比例，荷兰为84％，法国为47％，而德国仅为25％。在另一端，2000多家德国小银行的市场份额仅为20％。那么，这种情况对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有什么影响?可以得出以下两个主要结论：
首先，出于公平竞争的考虑，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将适用于所有银行，而不仅仅是针对国际活跃银行。
第二，德国银行之间相互竞争，但他们在规模和风险管理方面大不相同。为了允许在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有适当的灵活性，我们打算允许实施巴塞尔新协议中的所有的信用风险方法和操作风险方法。我们并不强求大银行使用内部评级初级法或高级法。银行自己做出选择。当然，我们认为，对于大型银行而言，内部评级高级法比较适宜。
去年夏天对德国所有银行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国际活跃银行，如德意志银行、德累斯登、巴伐利亚银行、德国商业银行、西德意志州银行、德国中央合作银行，准备于2006年底(实施日)实施高级法(至少部分资产)。至于小银行，我们预计有460家也于2006年底使用内部评级法。大家也许要问，怎么有这么多的银行使用内部评级法。答案是一些银行业协会向会员机构提供集中开发的风险计量方法，信息技术服务(IT)，违约信息等。对于银行而言，这种方式非常有效，可以节约成本和促进信息(如违约数据)共享。这样，银行和银行协会共同努力，保证了整个国家的信用供给。
第二支柱在德国的实施
在德国，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制定的监管条例要同时满足有关标准。我们制定的规则要有足够的灵活性，一方面要促进大银行建立复杂的风险管理程序和模型；另一方面要防止对中小银行的负面影响。从过去25年的经验看，对银行的信贷业务和交易活动的最低要求显示，我们制定的条例是符合实际的。
但是，由于银行内部资本充足率评估程序范围广，包括风险管理的方方面面，在德国实施第二支柱也需要有全面的认识。这就是出台风险管理最低要求的考虑。对于银行内部资本程序定性要求的实施规则，要具有灵活性和前瞻性。根据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和欧盟法令，风险管理要求银行管理各类风险。具体说来，风险管理最低要求涉及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利率风险、操作风险和流动性风险。
风险管理最低要求
从“最低要求”一词来看，风险管理最低要求定位在良好的作法上。中小银行的风险管理程序，只要符合良好作法，就可以算作充分了。因此，良好作法是所有银行风险管理符合最低要求。当然，大银行应该力求达到最佳做法的要求。
除了定性要求外，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第二支柱包含一些非常具体的条款，涉及证券化或内部评级法的压力测试，以及一些计量利率风险的定量规则。所有这些都不是风险管理最低要求的内容，因为涉及银行更加高级的方法，或不符合最低要求的概念。最低要求在本质上仅仅是定性的。但是，对于大多数德国银行而言，如果符合风险管理最低要求，那么也就一定符合第二支柱的要求。
德国金融监管署(Bafin)于2005年2月公布了风险管理最低要求草案第一稿。监管人员、银行代表、行业协会和外部审计师组成的专家组，正在认真讨论，力求今年6月提交第二稿。风险管理最低要求，在征求各方面的意见之后，将于今年12月份正式出版。银行可以在2006年进行准备，一并于2006年底与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一起实施。
德国的监管实践
德国银行业监管机构
德国银行监管是一个双重体系。也就是说，有两家机构负责银行业监管，一是德国央行，另一个是德国金融监管署。德国央行负责日常监管，如信息收集、定期分析财务报表、月度资产负债表、大额贷款报告等，现场检查(作为监管当局监督检查程序的一部分)。通过这些工作，德国央行把对资料的分析和发现的问题提供给德国金融监管署。德国央行进一步向德国金融监管署提议监管行动。德国金融监管署负责所有法律行为，特别是：发放和撤销营业执照、关闭银行、限制银行业务范围等。
从两家机构的组织结构来看，现在德国金融监管署和德国央行之间的责任分工比较合理。德国央行在全国有9个派出机构，而德国金融监管署则没有派出机构。随着现场检查日益重要，以及银行和监管当局之间加强沟通(这也是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目标)，德国央行的派出机构发挥了更大作用。因此，现场检查和日常监管(涉及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由德国央行负责。另一个原因，刚才已经提到了，德国银行业的集中化程度不高，许多城市都有一些大银行。因此，德国金融监管署，由于没有地方派出机构，难以执行日常监管。但是，在特殊情况下，德国金融监管署也进行自己的现场审计。德国金融监管署审计的重点往往是：预计需要采取严厉的监管措施的情况。
监管的重点
我们监管的重点还是放在关系到金融系统稳定的银行和国际活跃银行。由于德国中小银行众多，我们不打算对所有银行每年进行全面的监管当局监督检查(包括现场检查)。
从监管当局的角度看，监管当局监督检查和评估程序，不仅仅是检查银行内部资本程序的实施(第二支柱的原则一，即风险管理的最低原则)。对于监管当局而言，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确保银行遵守第一支柱。
检查和评估
去年，德国金融监管署和德国央行起草了内部评级体系审批程序。目的是尽早做好准备，对内部评级方法进行现场检查。去年夏天的调查显示，有460家银行计划使用内部评级法，监管当局面临一项艰巨任务，特别是许多银行有可能同时提出要求审批的申请。因此，去年底我们就向银行发放了申请表和指引，以方便申请使用内部评级法。考虑到申请的银行很多，很重要的一点是，从现在到欧盟法令开始生效的这段时间内，将审批和检查工作尽量平均安排。
如果某一评级模型要获得批准用于计算监管资本，则须先进行一次现场检查验收。这就是说，对于一家中小储蓄银行或信用合作社(使用其行业协会开发的标准模型)，对申请人作一次抽样检查就够了。对于大银行而言，必须进行一系列的审批检查，因为要评估各银行的不同的评级模型。
资本协议范文4
2003年5月，中国银监会公布了最新翻译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概述（即Basel Ⅱ第三稿），新协议将在2006年底取代现行的1988年协议。但就中国目前以商业银行为主体的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基础和水平而言，还远远达不到新资本协议的要求，因此，中国银监会明确表态，至少在十国集团2006年实施新资本协议的几年后，中国仍将执行1988年的协议。这也说明，中国银行业目前的风险管理水平与国际大银行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因此，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是未来几年银行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三大支柱”对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新要求
新资本协议总体框架共分三部分，即所谓的三大支柱：第一支柱为最低资本要求，第二支柱是监管当局对资本充足率的监督检查，第三支柱为市场约束。与1988年协议相比，新资本协议吸收了近几年国际大银行先进的风险管理理念和风险管理技术，在风险定义、风险计量、强化监管和信息披露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实施全面风险管理，提高风险管理质量
新资本协议吸纳了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概念的同时，将操作风险列入风险管理的范畴，提出了全面风险管理的理念，风险计量更为谨慎、周密，方法更趋科学，促使商业银行风险管理覆盖信贷决策和审批、贷款定价、信贷授权、风险敞口限额（包括地区、行业和客户）、资本和资源配置等领域，能够更好地控制风险，实现有质量、有内涵的发展。
（二）增强风险防范的主动性，增加风险管理手段的灵活性
新资本协议要求银行在风险控制和防范中发挥更大作用，在第一支柱——最低资本要求中，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加权风险计量均鼓励和允许商业银行运用自己的评级系统、评级模型和评级技术确定资产风险权重和最低资本充足要求，既强化了银行建立内控机制的责任，又增加了银行风险管理手段的灵活性。
（三）注重模型化和定量化计量，提高风险管理的精密度
新资本协议鼓励银行对信用风险的计量采用内部评级法 （IRB），对操作风险的计量采取内部测评方法，这些风险测评技术均以定量化的、更为严密的模型为依托，风险计量更为谨慎、周密。
（四）强调监管当局及时干预，充分发挥监管者的作用
新资本协议把监管当局的严格评估与及时干预作为银行风险管理的第二支柱，监管当局要准确评估银行是否达到最低资本需要，银行资本水平是否与实际风险相适应，内部评级体系是否科学可靠，及早干预和防止银行资本水平低于实际风险水平。这些规定强化了监管当局的职责，硬化了对银行风险管理的监管约束，使监管当局能够更加主动地发挥作用。
（五）增强信息的透明度，更加强调市场约束
新资本协议把信息透明和市场约束作为银行风险管理的第三大支柱，要求银行应当向社会及时披露关键信息，包括资本构成、风险资产及计量标准、内部评级系统及风险资产计量法、风险资产管理的战略与制度、资本充足率水平等。银行应具有经董事会批准的正式披露政策，该政策应概括公开披露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的目的和战略，并规定披露的频率及方式。这些规定有助于强化对银行的市场约束，提高外部监管的可行性、及时性。
二、当前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资本充足率水平不高，风险资产规模较大
虽然新资本协议针对的是一级法人的资本充足监管要求，但在总分行体制下，按照经济资本配置制度要求，银行应当为不同的风险敞口和分支机构配置相应的最低资本，由于国内银行资产质量比较差，不良资产的规模比官方公布的数字要大得多，因此按实际风险资产计算的资本充足率实际上大多低于巴塞尔协议8%的最低水平，同时由于资本充足率水平较低且资本补充渠道较窄，能够为分支机构风险敞口配置的资本相当有限，不可能为高规模的风险敞口提供足够的资本支撑，这种情况必然导致分支机构风险敞口规模与资本匹配失衡。在资本补充有限的情况下，要提高资本充足率必须在降低信贷资产的风险敞口规模上做文章。而我国目前包括大型企业在内的绝大部分企业尚未取得外部评级，在标准法下其风险权重为100%或者150%，且国内银行尚不具备内部评级的客观条件，不能对企业进行内部评级，在呆账准备金提取能力不足的情况下，资本充足率的这种逆向配置效应几乎意味着商业银行降低风险敞口规模的途径就是降低信贷存量规模，甚至是减少一些优质客户的信贷业务。在当前我国信贷资产质量不高的情况下，风险资产按照新资本协议计算无疑规模更大，这又对我国当前较低的资本充足率带来了新的压力。
（二）风险管理文化落后，风险管理意识不强
虽然我国商业银行高级管理层的风险意识初步形成，但风险管理没有作为风险文化根植于所有员工的心中，贯穿到业务拓展的全过程，全面风险管理理念还没有树立，没有形成全行认同的风险管理文化，系统而完整的风险管理战略还有待于加强，风险管理侧重于后台管理，没有将其作为信贷决策、风险敞口限额控制、贷款定价、资本资源配置的有利工具。同时，部分人员将风险片面地等同为违规、案件和损失，一些风险管理人员将风险管理简单地理解为控制，部分业务人员将风险管理看作是业务拓展绊脚石，注重信用风险的控制和计量，对市场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等仅有一定的理性认识，还谈不上统筹考虑、系统管理。
（三）风险计量方法落后，风险计量技术达不到要求
新资本协议规定了内部评级法必须达到9个方面的最低标准：（1）信用风险的有效细分；（2）评级的完整性和完备性；（3）对评级系统和机制的监督；（4）评级系统的标准和原理；（5）违约概率测算的最低要求；（6）数据收集和信息技术系统；（7）内部评级的使用；（8）内部验证；（9）信息披露要求。按照这些标准，我国商业银行至少在以下方面还存在差距：一是信用风险尚未进行公司、国家、银行、零售贷款、专项贷款、股权投资方面的细分；二是评级体系仍实行一逾双呆4级分类法和5级分类法，离先进银行10级以上分类方法有较大差距；三是没有成熟的风险计量模型，信用评价仍以定性分析为主，且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信息滞后且有效性差，客户风险评价的准确性较差；四是数据系统既不能满足复杂的风险计量要求，又不能满足5—7年历史数据观察期的要求 （这一点显得尤为关键）；五是内部评级尚未应用于信贷决策、资本配置、贷款定价、经营绩效考核等方面；六是缺乏以风险为导向的资本资源配置机制。
（四）内控管理机制不完善，风险管理执行力度较弱
就目前情况来看，我国商业银行在内控方面还存在着许多问题，银行的内控还不能完全适应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需要，不能适应银行审慎经营和银行业监管的需要。银行内部缺乏一个统一完整的内部控制法规制度及操作规则，不少制度规定有粗略化、大致化、模糊化现象。如贷后管理检查报告制度淡化，客户经理的职责履行不到位等都缺乏必要的控制手段。同时会计控制未能有效发挥作用。如对于客户在商业银行资金流量，会计部门不能为信贷部门提供必要的信息支持和采取必要的控制手段。同时，岗位轮换制度没有得到普遍推行，未能很好地造就业务的多面手和综合管理人才，达到“一专多能”的目的，也难以避免因岗位人员老化而产生的各种弊端。一些分支行的负责人按个人意志办事，使内控规章制度流于形式。目前，银行的制度规定，其对象大多是业务人员，而对各级管理人员缺乏有效监督，对掌握一定决策权力的管理人员制约力不强，以致内控制度存在着许多漏洞和隐患，表现在信贷风险方面较为明显的是对上报信贷审批材料进行包装和贷款条件不落实，就发放贷款，造成信贷业务从一开始就存在重大隐患。
（五）风险预警信号滞后，缺乏先进的预警技术
风险的隐蔽性和损失形成的滞后性决定了风险预警的重要作用，只有及时准确地根据风险预警体系提供的风险预警信号，采取有效的风险预控措施，风险管理才能达到未雨绸缪的理想效果。但商业银行与此相适应的风险预警体系和预警机制还没的国有独资银行的产权结构以及面临的风险和无利润约束而在管理体制、经营与信贷策略及发展意识等方面存在的种种障碍，无疑又使货币政策作用的时滞拉长、力度减弱。甚至在一个更加开放、更加市场化和金融创新加快的经济中，由于投资工具更加多样化，投资者的构成、资金来源、公司上市和投资活动更加国际化，货币替代的程度和趋势更加增强，货币流通速度也极不稳定，货币需求的相关性、可测性和可控性更难，加之滞后性特点，中央银行控制货币总量的能力实际上呈现出越来越弱的趋势。许多工业化国家转而采用通胀目标或利率目标加以监控。值得注意的是信贷资金违规进人股市，不仅会扭曲价格信号，滋生“泡沫经济”，同时使得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量的监测和调控更加困难，而且一旦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价格剧跌会严重动摇人们的消费信心，减少消费支出，同时由于银行抵押品价值的缩水而使银行陷入财务危机之中，引起整个社会的恐慌，造成金融体系的不稳定。
至于股市对利率的敏感度不如国外，乃基于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是以信贷途径为主导的事实，用流程图表示为：货币供应量M银行储备银行贷款企业投资支出。其原因主要有：我国银行的贴现率和本币存贷款利率仍受到央行的严格管制，不能反映社会资金供求关系的变化，当货币政策变化时，金融市场利率无法迅速作出反应，因而通过利率传导的财富效应渠道和资产结构效应渠道这样的两种完全市场竞争、完全信息、具有充分利率弹性的现代市场经济的主要传导机制难以发挥积极的作用。目前我国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融资的企业数量和融资规模都十分有限，绝大多数国有和非国有经济及个人对银行信用的依赖度都比较高。票据市场发展缓慢与滞后、股票市场严重扭曲。金融市场上既有流动性又有生利性的大量金融新产品未形成一股浪潮，以离岸金融和跨国银行活动为先导，尤其是以短期资本流动和外汇交易规模呈跳跃性增长的金融国际化、自由化时代尚未全面掀起。但由于存在比较利益差异，大量本可进入商品和劳务市场的货币资金转而进入金融市场了，随着对银行业放松管制和市场竞争的空前激烈，当银行越来越多地参与到资本市场中去，且资本市场更加深化和发展，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的作用越来越突出，资本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在货币政策的传导中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股市对利率的敏感度也将大为增强。甚至在这样一个资本市场更加深化开放的市场经济中，由于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增多，经济主体更加多样化、经济主体的行为更具多变性、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加大，利率政策对股市的影响力会下降，相反，一国货币政策的调整却要经常考虑股市面上走势因素。就像现今美联储在降息公告中表示的那样：持续下跌的股票价格、制造业疲软以及全球经济环境不景气是促使联储今日降息的主要原因。与资本市场和货币政策深化相关联的是现今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如美国、欧元区国家的平衡预算政策已开始制约国债市场的发展，甚至使国债市场萎缩或消失，这样以公开市场操作为主要货币政策工具下的长期利率就会难以反映出一国的基本经济状况，缺了一个更富弹性、更加市场化和更具自主性的国债主要工具的中央银行将会更加关注市场均衡实际利率，而利率包含股票、不动产等“资产价格”在内的综合物价体系及其变动反应，将成为当局今后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加以探讨。对于那些预算平衡政策使国债市场萎缩到不能充当货币供应“蓄水池”的国家，货币政策工具也将面临技术和制度上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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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协议范文5
关键词：银行风险管理 新资本协议 指导意义 建议
中图分类号：F830.49文献标识码：C文章编号：1006-1770(2007)04-042-02
1988年，老巴塞尔协议刚刚出台之时，在国际上并没有被普遍接受。但2004年新资本协议出台后不久，包括13个巴塞尔委员会成员国在内的100多个国家就表示将在2007年到2009年之间实施新资本协议。毫无疑问，新资本协议代表了现代银行风险管理的发展方向。正因如此，银监会近期下发的《中国银行业实施新资本协议指导意见》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它不仅明确了中国监管当局的政策导向，还将直接促进国内银行按照新协议要求，建立科学的风险管理体系。接下来，关键是如何将《指导意见》所提出的任务要求落到实处。
（一）银监会可考虑设立专门机构，负责推进新资本协议的实施工作。
未来5-10年，中国银行业将开始全面实施新资本协议，这是一个庞大而艰巨的系统性工程，它将改变我国银行业的风险管理与资本监管模式。从现在情况看，无论是监管当局还是商业银行都没有充分低估到这项工作的难度。大量的具体工作不仅专业性强、技术含量高，而且还涉及许多对外、对内和对下的组织、协调与管理工作，有的还可能触及到银行间竞争关系以及利益格局的调整。银监会如果没有一个专门的部门负责具体推动，很容易造成权责不清，人浮于事。该部门应具有较高的专业化水平和国际化程度，一旦成立可面向海内外招聘高素质人才，同时更要重视发挥我国监管当局内部人才的特殊作用和优势。
（二）适当扩大首批实施新协议的银行范围，促使更多银行朝着正确的方向努力。
首批名单应大致包括三类银行：第一类是6大银行，即工行、中行、建行、农行、交行和开行，根据《指导意见》，他们必须按时实施新协议；第二类是外国子银行，这些机构的母公司基本上都已在各自国家实施新协议，按照从属原则，它们要向中国银监会提出实施申请；第三类是管理基础较好的中型股份制银行，如招行、民生、浦发等，可按照自愿申请的原则，将其纳入首批名单。这些银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具有代表性和示范性；同时，系统性风险较低，即便做不好，负面影响也不大。近年来，我国中小型银行发展速度很快，资产质量也保持了较高水平，但与之相配套的风险管理还没有及时跟上。银监会可以此为契机，促使广大中小银行夯实管理基础，弥补风险管理的薄弱环节，进而增强金融稳定，达到推行新资本协议的根本目的。
（三）建立特派观察员制度，实行全程监督指导。
《指导意见》要求各银行董事会和高管层高度重视新协议实施工作，成立相应的领导小组推进这项工作。银监会可考虑向各行领导小组派驻观察员，参加其重大项目的研究讨论，掌握项目进展情况，及时提供政策性指导。这些观察员可以通过全程参与标准定义、框架搭建、数据清洗、模型设计、流程建设、IT系统开发、返回检验和业务应用等关键环节，更好地掌握新资本协议的核心技术，为将来我国实施全新的、国际化的监管模式准备条件。
（四）加快建立与新资本协议相配套的监管法规体系。
《指导意见》提出，2008年底之前银监会将要出台所有与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有关制度文件。现在看来，整个进度要求非常紧迫。其中，难度最大也最重要的是在2007年底以前完成《内部评级法指导意见》。该文件是整个新资本协议配套法规体系的核心，涉及众多关键性的定义、标准以及技术方法。比如，客户违约、风险敞口、预期损失、风险价值、经济资本等基础概念的定义；再比如，公司、零售、机构等风险敞口的划分标准等等，这些基本问题都需要尽快明确下来，这样大家才能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平台，事情推进才会更顺利。
（五）认真研究和制定新资本协议整体规划。
根据《指导意见》，首批实施新协议的银行应在2007年10月底完成整体规划，并报银监会备案。银行董事会应责成本行新资本协议领导小组加大推进力度，尽快开始新资本协议的差距分析；在此基础上，研究实施新协议的整体规划。该规划力求具备系统性、可行性和前瞻性，其中重点是内部评级法的实施方案。该规划不是做给监管部门看的，而是下一步银行实施新资本协议的路线图。如果工作做不扎实，项目一旦启动，头绪多多，容易引起管理混乱和投资浪费。
（六）为新一轮定量测试做好技术和政策上的准备。
实施新资本协议之后，各银行资本充足率有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降低。这主要是因为，新资本协议下资本充足率的计算公式中，作为风险加权资产的分母中增加了操作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资本要求。对于风险管理水平一般的银行，他们从内部评级法中获得的关于信用风险的资本优惠，不足以弥补操作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资本要求增加，从而导致资本充足率下降。我国银行业曾在2003年配合巴塞尔委员会进行了第三次定量测试（QIS3）。结果表明，在当时我国银行业的风险状况下，如果实施内部评级法，主要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将下降2-3个百分点。将来，国内率先实施新资本协议的银行，其资本充足率还是可能下降的，银监会在政策上应有一个公平合理的评价标准，必要时可以出台一些激励政策。
（七）重视新资本协议的技术检验工作，切实把好政策准入关。
银监会在《指导意见》中拟定了一个进度表，客观地讲，对于我国银行业的管理现状而言，该进度表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预计到2010年，首批实施新协议的银行都会建成一套相应的管理体系，并向银监会提出实施申请。但这套体系是否真的能达到巴塞尔委员会规定的监管标准？是否确实在银行管理中发挥了风险控制作用？这就要求银监会做好技术验证工作，把好准入关口。这对银监会可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有人建议聘请外国公司来做技术验证，这里有一个金融安全问题。因为做技术验证，就要把我国银行业的数据和系统向别人开放。也许比较可行的办法是银监会把自己的人才送到国际机构进行培训，然后这些人再根据监管当局的政策要求，为我国商业银行做技术验证。但不管怎样，现在就应该着手准备工作了。
（八）实施新资本协议要与实际管理工作紧密结合，避免搞形象工程，形成两张皮。
按照巴塞尔委员会的要求，相关的系统、流程和模型必须实际运用到经营管理中去，运行时间不少于两年。由此产生的内部数据和计量结果，才可以用作新资本协议的实施依据。我国商业银行应该准确把握新资本协议的精神实质，加大管理工具和方法的应用力度。要通过实施新资本协议，切实转变增长方式，保证业务的健康发展。要把科研、开发与应用紧密结合起来，对于各功能模块和子系统，要成熟一个开发一个，开发一个投产一个，并在实际应用中不断加以检验和校正，持续地优化升级，促使科研成果迅速地转化为实际生产力。
（九）重视加强项目实施的风险管理。
实施新资本协议是一个规模大、周期长、涉及部门多的集成式项目，本身具有一定风险。做好项目的风险管理工作是保证新协议顺利实施的前提条件。首先，立项手续要齐备，论证要充分，如此重大项目，应经过董事会审议批准；第二，要建立规范的项目招投标机制，杜绝各种形式的违规操作，防止商业贿赂行为；第三，要加强对项目的阶段性审查与评估，及时发现并防范技术风险、道德风险及其他隐患，保证系统运营安全；第四，在与国外公司或其他单位合作过程中，银行要采取切实措施，加强数据信息和知识产权的安全保护。
资本协议范文6
摘 要 新巴塞尔资本协议是新的国际金融环境下各国银行进行风险管理的最新法则，就我国商业银行而言，应全面、准确把握新协议的主要精神，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
关键词 新巴塞尔资本协议 商业银行 金融危机
一、巴塞尔协议历史
英国于1980年公布的“资本衡量”（Measurement of Capital）文件中，就提出了用资本比风险资产比率来衡量的银行资本充足性的监管指标；1981 年澳大利亚要求新建银行的资本与资产比例不得少于6.15%；美国从 1981 年起要求银行总资本与总资产的比率不得少于6 %；香港 1986 年《银行条例》中规定银行风险资产比率不得低于5 %。成立于 1975 年，来自于“十国集团”成员国和卢森堡、瑞士中央银行的总裁成立了巴塞尔银行业条例和监理委员会，通过十二年的运作，于 1987 年 12 月终于完成了巴塞尔协议。
1988 年的《巴塞尔协议》一是确定了资本的构成，即商业银行的资本分为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两大类；二是根据资产的风险大小粗线条地确定资产风险权重；三是通过设定一些转换系数，将表外授信业务也纳入资本监管；四是规定商业银行的资本与风险资产之比不得低于8%，其中核心资本对风险资产之比不得低于4%。协议还制定了十国执行协议的时间表，确立了一个五年过渡期，将1987年末到1992年为止的五年分为三个阶段，最终于1992 年末达到协议的要求。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经济全球化速度加快，金融业飞速发展，新的金融衍生产品层出不穷，特别是资本证券化趋势迅猛扩张以及多种资本工具的出现，使得巴塞尔协议中的规定越来越无法涵盖现代商业银行的业务范围。同时，经济全球化也使得局部的金融危机有蔓延之势。巴塞尔委员会根据这些变化，最终于2001年1月颁布了“新巴塞尔协议”（New Capital Adequacy Accord）意见稿，并拟于2005年正式在全球推行。
《新巴塞尔协议》力求把资本充足率与银行面临的主要风险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突出了全面风险管理的理念。新协议框架包括三大支柱：一是对银行提出最低资本要求，即最低资本充足率达8%；二是加大对银行监管力度，监管者通过检测决定银行内部能够合理运行，并对其提出改进的方案；三是对银行实行更严格的市场约束。
在全球金融危机余波未了，欧美经济仍在衰退边缘挣扎的时候，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经过9个月的磋商，最终在9月12日就全球银行业的监管达成了新的协议，即《巴塞尔协议Ⅲ》。
新的巴塞尔协议无论在银行资本构成、资产质量还是在资本充足率以及其他流动性指标方面都大幅度甚至成倍地提升了监管要求，从协议的内容看，这绝对可以称之为最近30年来全球银行业在监管方面进行的最大规模的改革。比如，要求全球各商业银行5年内必须将一级资本充足率的下限从现行要求的4%上调至6%；同时，由普通股构成的“核心”一级资本占银行风险资产的下限则提高得更为明显，将达到7%，其中要求截至2019年1月1日，全球各商业银行必须将资本留存缓冲提高到2.5%。
二、我国商业银行实行巴塞尔资本充足率情况
作为国际清算银行的成员行，1993 年人民银行第一次公布了资本充足率的测算标准，将资本充足率纳入了监测范围。由于当时对巴塞尔协议缺乏全面的理解，加之国有专业银行色彩较浓，同时经济程度市场化较低，因此测算标准仅仅流于文件的形式。1995年我国颁布了第一部《商业银行法》，其中第39条提出商业银行应当遵循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 %的比率。1996 年又参考“资本充足性协议”的总体框架制定了《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监控、监测指标和考核办法》，在规范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时，对计算信用风险资本充足率的方法提出了具体的要求。1997年7 月1日起执行 《中国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内项目的风险权数》，用以计算风险资产总额；但由于各种原因，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都还不足8%。1998 年人民银行改革了多年对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控制办法，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2004年3月1日开始全面实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其借鉴“资本充足性协议”和即将出台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制定了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资本监管制度；2006年12月28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修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的决定》已经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通过，并予施行。
三、新资本协议的施行对经济的影响
一些学者认为，在年巴塞尔协议提出之前，经济学家就已经开始了资本充足率对贷款和经济的影响的研究，随着巴塞尔协议在世界范围内的逐步推广，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大量出现，其中最为关注的一个问题是，资本约束会导致信贷收缩，从而对经济产生不利影响。另外一些学者认为，巴塞尔协议3对国内银行无明显压力。中国银监会目前对银行的核心资本和资本充足率要求在7%和10%（中小银行）11%（大银行）。根据银监会2009年报，截止去年底商业银行整体的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在11.4%；16家上市银行经过本轮融资潮后已能满足监管要求并支持2-3年内的业务拓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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