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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州一水间范文1
很快，我便陶醉在青墙红顶的古风中，渐渐双眼朦胧，河涛水浪拍击着木质的船沿，清脆的声音中，我仿佛听到运河讲述着她与儿女的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扬州还连着海，惊天骇地的广陵潮揭开了扬州与水的渊源，“浩浩皑皑，如素车白马惟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
二千五百年前，春秋时期的一条大沟在扬州土地上勾勒出一道优美的线，扬州从此便像是破石而出的美玉，价值连城。
“襟淮枕海水泱泱，煮得饴盐白似霜”，追溯至汉朝，那吴王刘濞提出煮海为盐的政策，扬州走上富裕之路。
“商胡离别下扬州，亿上西陵故驿楼”，隋朝的一天，“嗨育嗨育”的号子响起，邗沟感到自己正在长大，越来越长。杨广兴修水利，带挈扬州名扬天下。运河一通，扬州至此成了这白玉带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多少盐商在扬州富甲一方，多少胡人在扬州醉生梦死，多少园林在扬州沿河而起，运河使扬州发达，一举成名天下知。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瓜州是扬州美人的一双纤纤玉手，淡妆清抹，古朴典雅，清幽大方。这弹丸之地让多少文人墨客流下动人的篇章，“京口瓜州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一个渡口让扬州打开心窗，使视野更加开阔。
三汊河旁梵音四起，水波环绕，高塔耸立，高?F寺内重扬着佛家文化；瘦西湖秀水涟漪，雄丽五亭架于一面玉镜上，如盐白塔秀躯端庄；小金山旁，平山堂内，钟声撞响，好似转扬欧阳修的思想。
美丽的扬州仿佛应该生于运河，运河母亲博爱和祥，成就着扬州，陪伴着扬州，永远捍卫自己的孩子。多少年了，无论兴旺发达还是衰落荒凉，无论皇帝南下还是闭城屠杀，是您一直陪伴着扬州给她希望。
运河，您伟大！不仅是因为您成就了扬州这个历史名城，更因为，您在她伤心时抚愈了创伤。
瓜州一水间范文2
关键词 甜瓜；早春；无公害；栽培技术
中图分类号 S652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2）10-0126-01
固原市原州区地处宁夏南部，六盘山东麓，海拔高，气候冷凉，全年太阳辐射533.9 kJ/cm2，年生理辐射283.6 kJ/cm2，年平均日照时数2 518 h，日照百分率57%，光照充足，有利于甜瓜绿色体光合作用，日照时间长，年平均气温6.3 ℃，3月平均温度16.2 ℃，平均日较差11.9 ℃，昼夜温差大，有利于糖分积累，营养转化，且无工业污染，是绿色食品种植的优势区域。
近3年连续在固原市原州区头营镇二营设施农业示范园区内进行甜瓜栽培试验示范，单产达到37.5 t/hm2，产值达到18.75万元/hm2，经济效益较好，具有推广价值，现将其栽培技术总结如下。
1 品种选择
栽培上选用中早熟品种N0.1，该品种生长势强，皮薄，耐贮，抗病，含糖量为16%~18%，皮色金黄，白肉，艳丽，单果重1.5~2.5 kg，高产，适宜早春设施栽培，全生育期为135 d，开花后35 d左右成熟，单产达到37.5 t/hm2。
2 播种育苗
2.1 播种期选择
当地适宜的播种期为1月上旬，苗龄30 d，2月上旬定植，“五一”前上市，2月以后气温逐渐回升，适合甜瓜由低温向高温过渡的生长需要。
2.2 育苗材料准备
采用无土穴盘育苗，选用72孔穴盘，基质用农友公司生产的壮苗二号，用种量为2 250 g/hm2。
2.3 育苗方法
2.3.1 烫种催芽。先将种子放入55 ℃温水中浸种，并不断搅拌，待水温降到30 ℃以下时，用10%磷酸三铵浸泡20 min，捞出洗净，清水浸泡4~5 h，甩干，包在湿毛巾内（毛巾拧干，不能有水滴），放在22~25 ℃温床上催芽，2 d后种子露白开始播种[1-2]。
2.3.2 装盘播种。新穴盘用清水冲洗干净，旧穴盘与用具刷洗干净晾干，在高锰酸钾5 000倍液，或40%甲醛100倍液中浸泡30 min，取出晾干备用，育苗基质拌水至60%~70%含水量，每1 m3基质用4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40 g，或65%代森锌可湿性粉剂60 g拌匀，然后将基质均匀装入事先准备好的穴盘中，填充完基质用木板刮平，用同类穴盘叠在一起互相压穴深1.5~2.0 cm。1月上旬将露白的种子播入穴盘中，每穴1粒，胚根朝下。播完后再覆盖基质刮平，摆放在苗床内喷水，喷水用水滴较细呈雾化状喷头。
2.4 苗期管理
播种后白天温度28~30 ℃，夜间17 ℃以上，加盖小拱棚，湿度保持在70%~80%，出苗后温度降至25~28 ℃，播后第一水喷足，要喷透基质，始终保持基质湿润，随后保持表皮见干见湿，当幼苗真叶展开后，随水可用0.2%磷酸二氢钾+0.1%尿素溶液叶面追肥。当苗叶色浓绿、子叶和真叶宽大且厚实，3叶1心，叶柄较粗短，达到壮苗标准时即可定植，此时苗龄30 d左右。
3 定植
3.1 整地施肥
施用腐熟的有机肥60 t/hm2、磷酸二铵1 125 kg/hm2、硫酸钾复合肥450 kg/hm2、过磷酸钙450 kg/hm2，底肥可用其中2/3普施，人工深翻1次，旋耕机旋1次，再按计划的行距开沟，将剩余的1/3肥料施入沟内，与土充分混匀。
3.2 消毒
定植前1~2 d，进行室内消毒，100 m2空间用硫磺250 g加锯末500 g，19：00开始熏蒸消毒1昼夜，密闭棚室。
3.3 做畦
畦面宽80 cm、下底宽120 cm、畦高25~30 cm，畦间沟上口宽70 cm，下底宽30 cm，畦中间留深15 cm、宽40 cm水平通直的小沟，便于膜下暗沟浇水。
3.4 定植方法
先定植后覆膜，在宽80 cm的畦上定植行，小行距为50 cm，株距35 cm，定植苗3.0万~3.3万株/hm2，先在垄面上打穴、浇水，再将苗盘放在移栽灵1 500倍液中，取苗放入穴内，深度以低于畦面1 cm为宜，以疏松的细土固定幼苗，围上后浇1次透水。7~10 d后再覆膜。
4 定植后管理
4.1 温度管理
定植后为促使缓苗提温，温度保持在白天30~32 ℃，夜间17~18 ℃，坐果后白天保持25~30 ℃，夜间15~18 ℃，开花授粉期25~28 ℃，夜间18 ℃，果实膨大期白天28~32℃，夜间16~20 ℃，气温高于32 ℃或低于10 ℃，对坐果和果实膨大不利，果实成熟期应使昼夜温差达12 ℃以上[3-4]。
4.2 湿度管理
甜瓜不耐空气高湿，应及时放风排湿，采用膜下暗灌或滴灌，可有效降低空气湿度。
4.3 水肥管理
定植后浇足浇透水，缓苗后可视土壤墒情及甜瓜长势浇水，长势弱或墒情差可浇1次伸蔓水，同时随水施尿素75 kg/hm2，促秧健壮生长，开花坐果期控水控肥，防止落花落果，当有70%以上植株瓜长到鸡蛋大小时，浇水、追肥1~3次，每隔10 d浇1水，第1次随水追施硫酸钾三元复合肥375~525 kg/hm2、钾宝60~120 kg/hm2，第2次浇水时随水追施硫酸钾三元复合肥225~300 kg/hm2，如植株长势弱，用尿素105~150 kg/hm2在果实膨大期叶面追肥。
4.4 整枝
单干整枝，瓜秧长到6~8片叶时，及时绑蔓、吊蔓，若植株长势旺，选晴天10：00以后整枝，将子叶以上侧枝去掉，保留12~15节的子蔓，促进子蔓迅速坐瓜，坐瓜后瓜前留1片叶摘心，同时随时取掉雄花和卷须，减少营养消耗，必要时扭主蔓生长点，促进雌花开放、坐果。
4.5 人工授粉
选瓜、留瓜。由于花器较小，应用激素处理，可在温度为18~22 ℃时用番茄丰产剂2号10 mL对水600~750 g，将药液盛在容器内，将当天开放的雌花连同瓜胎全部浸入药液中，停留3 s后取出，且在药液中加入食品红作指示，避免重复淹花。瓜坐住后及时摘除花瓣，每株留1个瓜，确保选留的瓜能够吸收充足的养分，选果形周正、果皮鲜嫩、果脐较小、无病虫损伤的瓜。
4.6 及时清除老叶
随着果实膨大，下部叶片逐渐老化，为使田间通风透光，及时摘除老叶。
5 病虫害防治
5.1 病害
主要有瘁倒病、细菌性角斑病和白粉病。猝倒病以苗期发病为主，应降低湿度，加强通风，用58%甲霜灵·锰锌可湿性粉剂800~1 000倍液喷雾；细菌性角斑病发病初期用农用链霉素4 000倍液，或30%琥胶酸铜悬浮剂液500~600倍液喷防，7~10 d喷1次，连喷2~3次；白粉病在甜瓜中后期发病严重，应及时清理病叶、老叶，使田间通风透光，硫磺熏蒸效果明显，或用40%氟硅唑乳油1 000倍液，或20%腈菌唑乳油1 500~2 000倍液喷雾，6~7 d喷1次，连喷3次，交替使用。
5.2 虫害
以蚜虫和白粉虱为主，在室内悬挂黄蓝板诱杀，药剂防治用10%吡虫啉可湿性粉剂2 000倍液、5%啶虫脒800倍液叶面喷雾。
6 采收上市
采收后10 d控水，以不出现萎蔫为度，加大昼夜温差，提高品质，果皮变为金黄色，香味溢出时在清晨温度低、无露水时采收，果柄剪成“T”字形，及时抢早上市。
7 参考文献
[1] 刘浩.无公害甜瓜栽培技术[J].现代农业科技，2009（9）：39-40.
[2] 白成禄，赵彩芹.薄皮甜瓜栽培技术要点[J].农家之友：理论版，2008（5）：29.
瓜州一水间范文3
孙髯，云南昆明人，字髯翁，号颐庵，自号“咒蛟老人”、“万树梅花一布衣”。生于清康熙年间，卒于乾隆年间，享年80余岁。孙髯一生勤奋，著述甚丰，惜多佚失。仅有《孙髯翁诗残抄本》传世。他最著名的作品，为昆明大观楼长联，素有：“天下第一长联”之称。
孙髯翁因不满古代科举制度中的“搜身”而拒绝科举考试，虽因无心仕途，以布衣终其身一生，但由于终身致力于学术，潜研治学，一生著述宏富。他的诗作在其生前已编订裒辑为《永言堂诗集》及《金沙诗稿》，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未能付梓镌版行世，后逐渐散佚，至今不复得见，因此师范在《荫椿书屋诗话》中，遗憾地留下了“殁后遗稿散失，大为可惜”的慨叹。仅只保山袁文典、袁文揆昆仲，在《滇南诗略》中所辑二十余首。晋宁藏书家学山楼主人方树梅，着力搜访滇云文献，寻觅得清抄本《孙髯翁先生诗集》一卷，《续辑》一卷，曾交赵藩审订，故卷端题有“石禅老人记，方臞仙收存”，后归云南省图书馆庋藏。共收诗五十四题八十五首。虽然书品颇有蠢蚀，但传世甚稀，理应弥足珍视。
2 孙髯翁与他的《大观楼长联》
孙髯翁擅长作诗，而且诗名甚大。古近体诗各体无所不能，得心运手。师范早年就承教于孙頣庵，既见孙氏之创作，又曾聆听其论诗，认为“穿冗汉魏三唐诸家，自成一家”，并且用一首七绝“垂老谈诗更有神，曾于早岁荷陶甄。作了充分肯定。“五华五子”之一的戴炯孙，在（道光）《昆明县志·黎献志》中称其“博学多识，诗古文辞皆豪宕，有奇气。”
大观楼建成之后，很快成为昆明的风景名胜，清朝初年，文人雅士经常聚会在这里，酌酒赋诗，对于当时的盛况，舒绍舆曾作过一副对联描写道：
群贤毕至乐无涯，有诗、有画、有酒；
诸子于斯兴不浅，此山、此水、此楼。
但当时人所作，多系对清朝统治者歌功颂德之辞，而孙髯翁出类不群，傲然自负，写出了“古今第一长联”，上联是：
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看：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高人韵士，何妨选胜登临。趁蟹屿螺洲，梳裹就风鬟雾鬓，更蘋天苇地，点缀些翠羽丹霞。莫孤负：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
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
上联描写大观楼四顾的景物，下联追叙云南历史，寓情怀于景色，情景交融，浑然一体，意境深远，对仗工整，是一副思想内容和完美艺术形式相统一的佳作。清人吴仲贤在《小匏庵诗集》中写道：
铁版铜琶鞺鞑声，髯翁才气剧纵横，
楼头一百八十字，黄鹤留题万古名。
将长联与唐代诗人崔颢的名篇《黄鹤楼》相媲美。长联写成后，轰动一时，传抄殆遍，昆明名士陆树堂用行书写出刊刻，挂在楼前。清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岑毓英让赵藩将长联重新楷书，题上自己的姓名，刻出来挂在原处，即现在所见的这一副。岑制长联全长一丈五尺，宽约两尺，作覆瓦形状，阴文楷体蓝底金字，看去清新动人。
孙髯翁题咏之后，其名便不胫而走，驰名海内。清嘉庆年间，广东嘉应名士宋湘，来云南作迤西道，也写有楹联一副：
千秋怀抱三杯酒；万里云山一水楼。
把孙氏长联作了高度概括。做过四川盐运使的剑川人赵藩，因游大观楼而忆及昆明的历史，曾用对联的形式，写下了：
滇池并非昆明池，误认战习楼船，元人殊陋矣；
汉县原为谷昌县，上溯疆开筚路，楚蹻实先之。
3 孙髯翁鲜为人知对云南水利的贡献
对孙髯翁誉满海内的名联，人尽皆知，但他对云南水利的贡献就鲜为人知了。这事还源于他的经世致用思想。
清乾隆年间，昆明的盘龙江常发大水，“若遇积雨，立见沸腾，夏潦及至，必冒城郭”。孙髯翁“读书江上，系目江流”，见到水患中的昆明老百姓，“老少男女，失所飘零，婴童处子，负携巷哭，涉水蹇裳，泥涂襟肘，寄身萧寺”，为之酸心楚鼻，于是下决心关注盘龙江的治理，便“穷岁月之跋涉，极耳目之勤搜”，进行实地考察，并“闲披《禹贡》及《桑经》、《郦注》之书，搜一源十委之弊”，最后写成《盘龙江水利图说》，提出了：“疏壅畅流、分势防隘、闭引水为害、改一水锁群流”五条治理措施。正由于他亲自登临山水，观察形胜，究舆地之险夷，咨生民之利病，对昆明周围的山山水水十分谙熟，可说是了如指掌，这次考察之亲历目睹和实地感受，也就引发了神来之性灵，开启了广阔创作思路，从而在《长联》中写下了“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南翔缟素，北走蜿蜒”的滇中形胜，也才给读者以“四围香稻，万顷晴莎，三春杨柳，九夏芙蓉”形象思维的画面。由此可见，《长联》是来于生活，高于生活，绝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本。为此赵州师范在《考绩吟》中《东渠邀游近华浦偶成》一诗中称：“钱员外寄飞扬兴，孙布衣留绝妙辞”。将钱泮戊子在大观楼击缶本赋诗与孙髯翁创作《长联》并提对仗，突出了昆明两大名人名作，是具有深刻影响的。
4 孙髯翁之创作风格
孙髯翁为诗，大多为追三唐，服古功深，且以矫健之笔，含情远之思，状物忬情，真率自然。如：
孙氏的咏史诗，在抒法上，是将叙事、写景和抒情和谐有机地结合起来。像《春日登狮山》，较为翔实地展现了“靖难之变”和“建文遁迹”的历史公案。
在咏人上力主有可纪之实，从被讴歌活动的历史背景入手，将其放置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来藏否评骘，不溢美，不隐恶，实事求是，抓住典型事例，用形象思维语言，展现主人公一生中的主要活动与个性特征，通过诗篇，使读者看到其人生世的时代风云，顺逆态度，经世成果，得失因由，更易见到其人所处的时代属性。在《信陵居》、《虞美人》、《岳武穆》等诗中，就是这样来塑讴歌人物的。
在咏物上，抓住所咏事物的特点，“为情而造文”，不论是咏蚂蚱、咏茭瓜或咏烧茄，既介绍其生态环境，又阐述其质地，一般来讲，都能联想新奇，奇中有理有味，空灵清逸，十分传神，正如学人们所讲过的乃“咏物之上乘”。像《咏菊》七首，通过的物象形貌，把握其内在神韵，寄托身世感慨，将咏物、抒情、感时有机结合起来，融为一体，别具感染力。
综观孙髯翁的遗诗，不难看出有四大个特点。
一是皆兴之所致，而不是无病，较好地继承了诗文为时而著，为事而作，关注反映生民利病，裨補时阙，注意将诗歌与时政及民生相结合。
二是强调为诗要植根于现实生活，是当时世事的反映，主张现实生活中汲取创作源泉，写出来的诗才能鲜洗跳脱，具有生命力；
三是所写诗篇要起教化的作用，熏陶社会的作用，主张诗作的“情”、“义”内容，要与“言”、“声”的形式很好结合，才能具有感染力；
四是为诗行文要平白明易，通俗易懂，要避免追求“宫律高”和“文字奇”，切忌“雕章镂句”。孙髯翁的诗和《长联》一样，在民间广为传诵，是和他的作诗要领紧密不可分的。
5 结语
本文结束之际，笔者谨录清人董懋朱的一诗，对这位古代名人、名作加以评价，以致追思缅怀：
身在天涯心在秦，白头庾信泪沾巾。
客中作客难为客，春口寻春哪是春？
六诏应多新地主，三原岂少旧乡亲。
近华浦上波千顷，不信云南有此人。”
参考文献
1、《（民国）新纂云南通志.艺文志》（近人）龙云 等 倡修
2、《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上、中、下 ）方国瑜 著 中华书局1984年1月版
3《云南地方志书录解题》 李孝友 撰云南光电腾印本
4《云南书林史话》李孝友 撰省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
5《昆明名贤著述经眼录》李怡苹 撰（载《史与志》1989年至1993年版）
6《云南地方文献概述》李怡苹撰（载《史与志》1994年版）
7《孙髯翁存世遗作校注》李怡苹 撰（云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
瓜州一水间范文4
??京口瓜州一水间
??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
??明月何时照我还？
??看眼前，杨柳新叶开始在三峡宜昌市江畔的沿江大道旁随风摇曳。镇江阁上的风铃叮铛作响，此刻的心绪更为惆怅。看长江岸边那漫无边际的一片草地，是那么的青翠碧绿！我的脑海时时里浮现出《一剪梅》那美丽的歌词和动听的旋律：“真情像梅花开放，层层风雨不能阻隔，就在最冷风雨时候，看见春天走向你我……雪花飘飘北风潇潇，只为伊人飘香，一剪寒梅傲立雪中，……”在这初春的晚上，想起了曾经的朋友，虽然离我远去，以往的情谊却没有流逝，而是像一坛老酒，越来越浓郁。
??岁月流逝，时光似水。友情却如珍藏的老酒更加浓郁。我会经常回味你美丽的网上留言。那是何等情深意重的肺腑之言：“我想告诉朋友你的是：在这一年里，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虽然有许多值得品味、值得珍存，但有一件事情是最值得我记忆和肯定的，那就是我进入了网络世界，学会了利用一些网络资源，结交了你这位网络上的朋友。在与你的沟通中，你时而幽默，时而深刻，时而厚重，时而热情，时而单纯，时而……而这些都在我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美好的印象，我相信随着时光的流逝，我们沟通的深入，你会有更多的人性光辉呈现在我的面前，让我不断地沐浴在心灵的温暖中，品味着人性中美好的东西带给我的慰籍。而我也“多么愿自己是一份经过千研万磨的香醇，小心地斟在一个洁白、温暖、厚实的搪瓷杯里，并且带动一个个美丽的清晨啊！！！”
??回溯我们诞生的过程，两组生命基因的嵌合，更是充满了人所不能把握的偶然性。我们每一个个体，都是机遇的产物。常常遥想，如果是另一个男人和另一个女人，就绝不会有今天的我……即使是这一个男人和这一个女人，如果换了一个时辰相爱，也不会有此刻的我……即使是这一个男人和这一个女人在这一个时辰，由于一片小小落叶或是清脆鸟啼的打搅，依然可能不会有如此的我……一种令人怅然以至走入恐惧的想象，像雾霭一般不可避免地缓缓升起，模糊了我们的来路和去处，令人不得不断然打住思绪。
??我们的生命，端坐于概率垒就的金字塔的顶端。面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我们还有权利和资格说我不重要吗?对于我们的父母，我们永远是不可重复的孤本。无论他们有多少儿女，我们都是独特的一个。假如我不存在了，他们就空留一份慈爱，在风中蛛丝般飘荡。假如我生了病，他们的心就会皱缩成石块，无数次向上苍祈祷我的康复，甚至愿灾痛以十倍的烈度降临于他们自身，以换取我的平安。我的每一滴成功，都如同经过放大镜，进入他们的瞳孔，摄入他们心底。假如我们先他们而去，他们的白发会从日出垂到日暮，他们的泪水会使太平洋为之涨潮。面对这无法承载的亲情，我们还敢说我不重要吗?
??我们的记忆，同自己的伴侣紧密地缠绕在一处，像两种混淆于一碟的颜色，已无法分开。你原先是黄，我原先是蓝，我们共同的颜色是绿，绿得生机勃勃，绿得苍翠欲滴。失去了妻子的男人，胸口就缺少了生死攸关的肋骨，心房裸露着，随着每一阵轻风滴血。失去了丈夫的女人，就是齐斩斩折断的琴弦，每一根都在雨夜长久地自鸣……面对相濡以沫的同道，我们忍心说我不重要吗?
??俯对我们的孩童，我们是至高至尊的惟一。我们是他们最初的宇宙，我们是深不可测的海洋。假如我们隐去，孩子就永失淳厚无双的血缘之爱，天倾东南，地陷西北，万劫不复。盘子破裂可以粘起，童年碎了，永不复原。伤口流血了，没有母亲的手为他包扎。面临抉择，没有父亲的智慧为他谋略……面对后代，我们有胆量说我不重要吗?
瓜州一水间范文5
要欣赏古诗，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结合作者的身世经历和写作背景
（二）、理解诗歌的形象内涵及其包涵的文化意义
（三）、赏析诗歌的意境
（四）、品位诗歌的韵律美和语言美
对古诗的欣赏需要培养一种趣味，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实际上，知、好、乐是欣赏艺术的三个层次，首先是知，其次是好，在这两者基础上才是乐。
如何具体去做，才能把欣赏古诗作为人生的一大乐趣？我认为做到以下几个方面会有利于我们对古诗的欣赏和理解。
一|、了解作者的身世经历和写作背景
汉代的《毛诗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对古诗的欣赏需要培养一种趣味，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实际上，知，好，乐是欣赏艺术的三个层次，首先是知，其次是好，在这两者基础上才是乐。
如何具体去做，才能把欣赏古诗作为人生的一大乐趣？我认为作到以下几个方面有利于我们对古诗的欣赏和理解。
一、了解作者的身世经历和写作背景
汉代的《毛诗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这就是这就是说诗歌要表达思想，抒发感情。古人写诗往往是在特定的背景下，特定的时间中的有感而发，抒发的是一种情感和志向，而这种情感和志向是情感和志向人写诗的动力，找不到诗人感情的源头，便摸不清诗人感情的脉搏，从这一点上说，诗歌是极富个性化的，所以古诗欣赏要尽可能地了解诗人的身世经历和写作背景等，就能设身处地的去领会诗人所经历的生活情景，领会诗人独特感受和丰富的感情，并与诗人产生共鸣。
例如，刘禹锡的七律《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首句便是“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这里的巴山楚水是诗人被贬官地区的代称，二十三年则是被贬官的时间。那么诗人为何被贬官呢？为何回来后已是物是人非，作者却仍能保持一种乐观的人生态度，吟出了“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诗句？如果查阅以下诗人的身世经历，我们会很容易发现刘禹锡是因在贞元二十一年（805）与柳宗元等人一起参与王叔文变法失败后被贬官，这期间宦海沉浮二十多年，虽历经坎坷，但诗人那种达观向上，倔强不服输的性格却没有改变。
这还可以从他的另外两首诗中看出。一首是815的《元和十年自朗州承诏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中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朝廷有人想起了他，结果他回长安写了这首诗，刺痛了当权者，再度被贬为连州刺史。另一首是十四年后在回长安，写了《再游玄都观》：“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刘禹锡的性格从这两首诗中可以明显的表露出来，所以在这首诗中，他能从前四句沉郁中奋起，振作。了解诗人的经历可以更深入的理解诗歌的内容，还可以从诗人的人生境界中受到启发。
（二）解读文化信息
诗歌是自身文化信息的外化，中国古代诗歌的作者大多为饱学之士，他们身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化为一种精神，自诗歌中信手拈来，表达一种情怀。
20世纪心理学大师荣格曾研究人类的“集体无意识”。实际上我们民族的诗人受传统文化熏陶日久，他们继承了许多民族性的文化信息，在诗歌中广泛应用，从而增添了诗歌的意蕴，但同时也给今人解读古诗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对于这一类的文化信息，我们必须了解、归纳、掌握，从而成为一种解读诗歌的手段。
例如，古诗中登高，望月与思乡的关系，可以说包含了我们这个民族一种独特的文化心理，有人曾从“原型”批判的角度对诗歌中的一些文化信息和民族心理作了非常精当的分析,如傅道彬的《晚唐钟声——中国文化的精神原型》一书中对月亮及其艺术象征作了分类研究，他认为中国文化中月亮最基本的象征意义是母亲和女性。《礼记、祭器》中说大明生于东，月生与西，此阴阳之分，夫妇之位也”，《说文》中释月“阙也，太阴之精”。中国第一位女神女蜗，又是月神，这些都证明了这一点。同时，月亮的时圆时缺，周而复始，启发人们对宇宙的思考，从而又衍生出许多象征意义。如月亮是孤独失意的象征，月亮是美的象征，月亮同时象征着和谐静谧的中国智慧和超群脱俗的士大夫风范。因而在诗歌的审美意象中，月亮被赋予多层含义。（一）月亮意象反映着古代文人寻找母亲世界的和谐统一的心理，因而和思乡主题和旧梦重温有着必然联系。如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杜甫的“戍鼓断人行，秋边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苏轼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二）月亮还反映着失意者寻求慰藉与解脱的心理。如古诗十九首“明月向皎皎，照我罗床帷。忧愁不能解，揽衣起徘徊”。（三）月亮还代表着一种士大夫脱离现实苦难、超群脱俗、吟风弄月、笑傲山林的人格化身，如李白“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了解类似的月亮这些意象在我们民族心理上的象征意义，对我们解读诗歌有很大的帮助。
同时诗歌中也包含着许多典故和传说等信息，需要我们去解读。
诗歌中的典故通常包括历史故事、神话故事、传说、小说和诗文掌故等。古人常用典故在作品中，或鲜明强烈，或含蓄曲折着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典故既能使语言精炼，又增加内容的丰富性，表达的生动性和含蓄性。诗人藏克家说：“典故往往给今日的读者造成不少麻烦，“于今腐草无萤火，终古垂杨有暮鸦”，这两句诗引用了典故，不把他们的意思弄清楚，就打不开诗意的窍门。”
因此，我们在欣赏古诗时，关键是弄清楚作者用典的意图，即他想通过典故想表达什么思想感情，进而把握作品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
举个例子来说，如庾信的《拟咏怀》，萧条亭障远，凄惨风尘多。关门临白秋，城影入黄河。秋风别苏武，寒风送荆轲。谁言气盖世？晨起帐中歌。此诗是诗人入北周后拟阮籍的《咏怀》之作，诗中用了三个历史故事。“秋风”句用《汉书?苏武传》故事，苏武出使匈奴，被拘于北海牧羊，历时几十年，至昭帝时始得归汉。友人李陵兵败降匈奴，前来相送，与苏武诀别，起舞悲歌。“寒冰”句用《战国策?燕策》中荆轲易水诀别之时，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为变徽之声，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谁言”一联引用《史记?项羽本纪》中项羽兵败，被困于垓下，夜闻四面楚歌，知大势已去，与帐中与虞姬慷慨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姬虞姬奈若何。”诗中的前两个典故，暗喻诗人自己入北周而难返梁之悲，后一个典故则是暗喻梁朝的腐败，都不是直接表达情志，但令人感而可知，确实达到了言少意多，含而不露的艺术效果。
（三）赏析诗歌的意境
所谓意境，是指艺术创造，特别是诗歌创造所达到的一种能令人感受领悟，玩味无穷却又难以明确言传、具体把握的艺术境界，它是形神情理的统一，虚实有无的协调，既生于象外，又蕴蓄于象内。
意境是情与景的结晶品，它是古代诗人力求创构的诗歌精华，是欣赏活动中最重要的审美环节，意境的有无高下，关系到诗歌的成败高下。赏析诗歌的意境，最关键处要注意作品是否表现了真景物，真感情，情景关系处理是否恰到好处，是否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它绝非单纯的情景交融，而“作者得于心，览者会于意”，各自领略到赏析带来的艺术美感。
下面试从情景关系的艺术表现，来赏析诗歌的意境
诗歌意境的创设，常表现为以下几种艺术形式：
1、触景生情
因见到某一景物，某一个场景，自然而然地生发出某种情感的抒发，表现在作品中常常是情景交融，情景一致，如黄巢的《题》：
琐琐秋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
这首诗的作者，因为见到在秋天生长的情况下，而想到改变的处境，让在春天同桃花一起开放，将所见之景和引发之情，艺术地概括在四句诗中，有着完美的意境，触景而生情，说出来的是“报与桃花一处开”，内在有更深的内涵，那就是自己的雄心壮志--—替劳苦大众改变现状，从这可以看出，这首诗的意境是完美的，高超的。
2缘情写景
诗人用某种感情，看待某一景物或场景，在其笔下，这一景物或场景，也染上了某种感情的色彩。此种意境，古人称之为“有我之境”，即有着作者自己的感彩。王国维《人间词话》里说“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冯廷巳《鹊踏枝》“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泪眼问花”写妇人的悲哀孤独，无人可问，只好问花，用“飞过秋千”，秋千正是她丈夫亲爱时打秋千之处，现在丈夫出外游冶，看到秋千，情从悲来。这里的花也成了同作者一致的东西，人无计留住春，花亦然。
3寄情于景
有的诗词，表面看来，全是写景，实际上也有情在。如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前三句，“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纯用白描描绘出这样一幅生动的图景，深秋的黄昏，一个风尘仆仆的游子，骑着一匹瘦马，迎着一阵阵冷飕飕的西风，在古道上艰难独行。作品中前三句全是写景，人物未出场，但每一个景物细节都意味着他的存在——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是主人公眼中的景物，景物紧紧扣着“情”，古道，是他的行经路，瘦马是他所骑；而西风，也正吹在他身上，透着一股悲凉。这首小诗旨在表达天涯沦落人的凄苦之情。但人的思想感情，是抽象的东西，难与表达。作者运用传统的寄情于景的写法，把这种凄苦愁楚之情，刻画的淋漓尽致。自然景物本来是没有思想感情的，但当诗人把这些客观事物纳入审美的认识和感受中，这些事物便被赋予感情的色彩，同人的思想感情融为一体了。所谓“情因景而显，景因情而生”，就是这个道理。《天净沙?秋思》堪称景中有情，情中有景，将悲秋与乡愁巧妙的结合在一起，整个画面给人以渺茫，凄凉、低沉的感觉，与这位漂泊异乡的游子的心情相一致，这就是这首诗的意境。
可见，诗歌的意境要是没有作者自己的真实感受，只是把别人写过的意思在写一遍，人云亦云，既没有作者的思想感情，也看不到景物本身所具有的情态，那诗就没有意境了。
4移情
《庄子》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庄子与惠子游与濠梁之上。
庄子曰：“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这个故事实际上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庄子怎么知道鱼的快乐呢？想必他把自己的情感提体验验证在鱼身上，鱼在水中无拘无束的游，假若是人一定会感到自由自在，产生一种愉悦之感，于是有了这样一桩公案。
在许多时候我们知道旁人旁物处于某种境地，有某种知觉，产生某种感情，往外就是凭自己的经验推测出来的人与人，物与物，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都有一种情感的共通，假如没有了这一点，人与人就无法进行心灵的沟通了。
诗歌的欣赏中也可以去了解诗歌创作总的这种移情方式的应用。如陶渊明何以爱菊呢？因为他在傲霜残枝中见出孤臣的劲节；林和靖何以爱梅呢？因为他在暗香疏影中见出隐者的高标。
同时，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在欣赏诗歌中也可以根据自己在某种情景下的某种情感体验推及到诗人的抒情主人公身上，从而对诗歌有更好的了解。
当崔灏站在黄鹤楼上，极目远眺，看到晴空下的辽阔平原，看到鹦鹉洲上的萋萋芳草，他会想到什么呢？假如你是崔灏，仕途坎坷，孤身一人登黄鹤楼，会有什么感受呢？这时你也许会体会到诗人为什么会产生身世之感，为什么会有“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的思乡之苦。
五、调动自己的人生经历和生活体验理解诗歌
托尔斯泰说：“在自己心里唤起曾经一度体验过的感情。在唤起这种感情之后，用动作、色彩、线条、声音以及言词所表达的形象来传达出这种感情，使别人能体验到这同样的感情。①
诗歌欣赏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体验的过程。香菱跟林黛玉学诗，她读了王维的“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这句诗后，说这‘余’和‘上’字，难为他怎样想来！我们那年上京来，那日下晚便湾住船，岸上又没有人，只有几棵树，远远的几家人做晚饭，那个烟竟是碧青，连云直上。谁知，我昨日读了这两句，倒像是又回到那个地方去了。”实际上香菱在这里谈的就是一个和有趣的诗歌鉴赏问题——调动自己的生活体验来理解诗歌，这也是欣赏诗歌的一种重要方法。
例如，很多出门在外的游子，都有一种思念家乡的情怀，特别是当某一个又一个特定的时刻，例如佳节、月圆之夜。此时，窗外月光如水，窗内月光泄在地上如覆了一层清霜，这时李白的《静夜思》便会涌上心头。这时候心灵便可能会突然开悟，仿佛这首诗是李白在一千多年前特意为我们写下的。或者说这首诗在那个夜晚，那个地方，已经拥有了两个作者：李白和自己。这时，对诗的理解就不再只是那种理性的认识，而是有了自己的情感体验，从而使这诗成为自己的。这时再设想李白写这首诗的情景，想想写这首诗时的李白，就有了一种从来未有过的亲切感，自然更为透彻地理解了诗，也理解了诗人。
六、品味诗歌的韵律美和语言美
郭沫若在《论节奏》中说：“节奏之于诗是它的外型，也是它的生命，我们可以说没有诗是没有节奏的，没有节奏的便不是诗。”②很多人喜爱诗歌，有的便直接来源于诗歌在形式上产生的一种韵律美。
有规律的运动可造成节奏，诗歌形式的构成就符合一定规律，从而形成节奏。例如，五言诗的朗读节奏上用“二二一”或“二一二”等停顿方式。这些音节组合方式，诗人刘大白在《中诗外形详说》中认为比较接近形式美的“黄金分割律”，从而产生一种欣赏的愉悦感。同时诗歌的押韵，平仄和叠韵、叠字、叠句的恰当运用也达到了音调的和谐，从而产生一种美感。
我国现代诗人，文学评论家何其芳说：“诗歌饱含着丰富的想象和感情，在语言的精炼与和谐程度上，有别于散文的语言。”③诗歌的语言富有一种美感。它是高度个性化的，比一般的语言更含蓄，更富艺术性。它通过比喻、双关、通感、象征等多种方式，给读者创造了如诗如画的艺术境地。
诗歌语言的美总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语言的精炼美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诗歌又是文学中最精炼的语言艺术，要在短小的篇幅内表达丰富的内容，必须要求语言精确简练，言约意丰，从而“片言明百意”，给读者留下广阔的想象余地。
语言的精炼常体现在“炼字”与“炼句”上。例如王安石的《泊船瓜州》
京口瓜州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日照我还。
其中的“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字,始用“到”字，后来该为“过”字，又该成“入”字、“满”字等，最后始定为“绿”字。这就体现了古人炼字的精炼性。“绿”字把看不见的春风转换成鲜明的视觉形象。
二、语言的含蓄美
含蓄就是语言深藏不露而不直接说出，而是曲曲折折地倾诉，言在此而意在彼，启发读者通过联想去领会“词外之情”，言外之意”。北宋柳永《雨霖玲》的名句“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诗人描绘的是恋人间的离愁别恨，作为一种微妙、隐秘、复杂的内在感情，若从正面直接刻画，难免不尽人意。但诗人完全抛开了愁怨相思之类的文字，也没有运用典型的修辞手法，而选取了“杨柳岸”这个惹人情思的场景，再把“晓风”，“残月”，这一清新，凄婉形象剪接进去，从而形成一个朦胧、深远、而又有点神秘感
诗歌语言的各个意象之间，有大量的可供读者联想，想象的空间。
李煜的《浪淘沙》诗句云：“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可有四种解释：一是说春归何处，表示疑问语气，可标点如下：“天上？人间?”二是表感叹，春天去了天上人间，又可标点如下：“天上！人间！”三是对比，从前是天上，现在是人间。还有的认为，“流水落花”指别时的容易，“春去也”指相见时的难。
金圣叹说：“最恨人家子弟，凡是读书，都不理会文字，只记得若干事迹，便算读过一部好书。”我们欣赏诗歌时可以从品味优美的语言入手。诗歌的欣赏是一个及其复杂的艺术创作过程，它需要用心去发现，用心去理解，用心去体会。
参考文献：
①托尔斯泰：《艺术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47页
瓜州一水间范文6
[关键词]太湖流域；生态农业；水环境
一、旱农、泽农及精耕细作
司马迁很形象地说江南为“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之地，这很好地概括了古代江南的生产活动和膳食结构的特色。“火耕水耨”一词最早见于《史记·货殖列传》、《史记·平准书》、《汉书·武帝纪》、《汉书·地理志》、《监铁论·通有》等文献，但都由于记述过于简略，难于了解其具体内容。中外学者对此有不少的专门研究，但是可以说至今尚无定论。
关于“火耕水耨”的探讨是理解古代江南一带农耕文化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学问上饶有兴趣的问题，可是这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只因刚才提到“火耕水耨”很好地概括了古代江南的生产活动，故须再衍伸其内涵。“火耕水耨”是秦汉时代北方人对南方耕作方式的一般概括。实行这种农耕方式之地无疑是靠近江、河、湖、海等较低湿地区，即所谓的“水乡泽国”。在这里，水就是突出的生态因素之一。在司马迁生活的时代，中国的经济重心在北方黄河中、下游一带，那里气候干燥、雨量稀少，实行的农耕是旱作物为主的旱地农业或干燥农业，又叫旱农。这与南方以
水田稻作为主的湿地农业或湿润农业很不相同。南方湿润农业的自然环境，除了上述的水环境之外，还包括高温湿润的气候因素，特别是水稻生长季节的高湿多湿，规定了南方湿润农业的精耕细作的特色。
关于旱地农业和湿润农业，在农学领域里有各种提法。欧美之农业基本上属于旱地农业。据美国Utah大学的J．A．Widtsoe教授在1910年所下的定义，“据现代的解释，干燥农法(Dry—Farming)就是在降雨量二十英寸或者在其以下的土地上，实行不灌溉而以常利为目的的生产有用作物的农业”⑴依日本熊代幸雄教授的见解，中国传统的旱地农法(“农法”为日本学术界惯用的术语，意思近于农耕方式)一一亦即以《齐民要术》所代表的农法一一跟欧美的近代旱地农法(Dry— Land-Farming)或干燥农法相比较，二者都以保墒为基本原理，所不同的是，欧美的近代旱地农法是以营利为目的之机械化农业，而中国传统旱地农法是以畜力和手工操作为主的精耕细作的农业。⑵
关于中国的北方早地农法同南方湿润农法或水田稻作的关系，熊代幸雄和西山武一两位教授的见解是基本上一致的。他们都认为中国北方旱地农业的集约、手工操作的基本原则贯穿于中国南方乃至整个东亚的湿润地区水田稻作里面。依西山教授的说法，北方旱地农法集约手工操作的原则，转移到南方的水田稻作里来，脱胎换骨，由“耕耘就是湿润”(Tillage is moisture)变质为“耕耘就是肥料”(tillage is manure)⑶。按所谓“集约．手工操作的原则”指的就是我国传统的“精耕细作”。又，Tillage is moisture意即我国谚语说的“锄头底下三寸泽”。
以上熊代、西山两位教授的见解可以说相当精辟。可是北方旱地农业也同样重视培肥土壤，历史上其施肥技术也在进步。我们应该这样理解：就是说，不分南、北方，或不分早农、泽农，精耕细作是中国传统农业的精髓，这是第一个层次；而北方旱地农业相对地注重保墒，这是第二个层次。这样，中国传统农业(或传统农法)这一概念就统一起来了。
自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长江流域丰富的考古发掘资料的增加，对“火耕水耨”的研究有所深化，不少学者认为过去的研究对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估计不足，甚至还提出了长江文明的概念。
据北京大学考古系严文明教授的研究，中国包含有两个互相联系的农业起源中心。一个是黄河流域的粟作农业起源中心，一个是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起源中心。长江流域在中国古文明发展中，也同黄河流域一样处于十分重要核心地位。这一情况是有其深层的历史背景的，其中最重要的也许就是稻作农业的发展⑷。
日本的东洋史家内藤湖南认为中国古代史就是北方游牧民族跟南方农耕民族(主要是汉族)互相抗争的历史。他的弟子贝冢茂树发展了这种史观，认为北方游牧民族与南方农耕民族的关系不仅仅是抗争的历史，而更多的是互相交流与融合的过程⑸。不只
是民族关系，就说对待上述北方旱地农业与南方稻作农业的关系，也不应将此对立绝对化，还要看到互相交流、融合的一面。而交流、融合才是历史发展的主流。
二、圩田一一水土资源的开发利用
水稻是江南的主要粮食作物，其稻作历史悠久，由“火耕水耨”发展为水田稻作。“江南以水与平地较，水得十之五六，故称泽国”⑹。圩田就是在这样的泽国开发利用水土资源的一种创造，是水利田的一种形态。成书于元代的《王祯农书》有几处关于圩田或围田的记述，如(《农书》“农桑通决集之三，灌溉篇第九”)：
复有围田及圩田之制，凡边江近湖，地多闲旷，霖雨涨潦，不时淹没，或浅浸弥漫，所以不任耕种。后因故将征进之暇，屯戍于此，所统兵众，分工起土，江淮之上，连属相望，遂广其利。亦有各处富有之家，度视地形，筑土作堤，环而不断，內地率有千顷，旱则通水，涝则泄去，故名曰围田。又有据水筑为堤岸，复叠外护，或高至数丈，或曲直不等，长至弥望，每遇霖潦，以捍水势，故名曰圩田，內有沟渎，以通灌溉，其田亦或不下千顷。此又水田之善者。
由此可以知道圩田或围田是在浅沼洼地，建造堤岸阻拦外水，排除内涝以围垦良田的一种水利工程，是变淤泥为沃土的一项独创。圩内有沟渠，用来灌溉排水。圩田有屯田官办的，也有富豪民办的，这有很长一段历史的过程。至于“圩田”与“围田”有没有区别，王祯把它分别叙述，但并没有解释清楚。当代研究者对此意见有分歧，一般认为二者实际上是同一类型的工程，只是因地而名称不同而已，如“在太湖地区称为圩田，在洞庭湖地区称堤院，在珠江三角洲称为堤围，也称基围”⑺。其实“圩田”与“围田”的区别问题固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区别对待充分开发利用水土资源这一意义上的“圩田”，跟后来人为的盲目围湖造田、破坏水域生态环境问题之分。
《王祯农书》另有一处关于圩田之记述如下(《农书》“农器图谱集之一．田制门”)：
“围田、筑土作围，以绕田也。……复有圩田……。”其内容与上引记述同，但这里附上了围田图。
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卷之五。田)也有关于围田的记述和围田图。关于围田的记述部分全都见《王祯农书》(农器图谱集之一·田制门)，唯有围田图与《王祯农书》所录者略有不同。据石声汉校注本《农政全书校注》⑻，王祯原书图都是单幅。《四库》本整个围田全用土堤围绕，堤外尽是水；图中房屋人物较少，右上角的村舍，还有木栅包围。殿本，土堤有些段用木栅代替了。本书双幅图，堤围不很明显；中间桥上的人，画得很粗拙，和后几卷的图，大不相称；左幅左下角的田，与殿本左下角的一段畔相当的，库本没有。
从两幅图里可以看到圩田的生态景观的梗概。这是个小圩，圩田四围是堤岸，堤岸上面栽树。堤外是河，河的隔岸是另外一个圩田，也就是所谓的“圩圩相接”吧。河上有小船运航。圩内有稻田、田塍、沟渠、农路、桥、村舍、庭院、木栅、家畜等等，是一幅江南泽国的田园风光。这里应该还有堰闸，因为围堤、内河、堰闸三者是建立圩田的基本条件，缺一不可。
图中的堤上栽树，这是养护圩堤的一种措施。堤岸长期受风吹雨刷，为了防止坍塌毁坏，需要经常养护管理。堤上栽树种草能起固堤护岸之作用，又可以发展副业生产。“虽然围田全仗乎岸塍，岸塍常于修筑”。“是吴下之田，以圩岸为存亡也”。以上见于《农政全书》(卷之十四水利·东南水利中)，强调养护圩岸之重要性。书中总结历史上养护圩岸之经验，提出堤上、堤边栽树种蔬、种草为
有效方法之一。例如“岸上遍插水杨，圩外杂植茭芦，以防风浪冲击”；“子岸八尺，闲而无用，宜种植其上。法惟种蓝为最上。……其有土名乌山不宜蓝者，或种麻豆，或种菜茄亦得。……若正岸外址，令民莳葑，或种菱其上。盖菱与葑，其苗皆可御浪，使岸不受齿。况菱实可啖，葑苗可薪，又其下皆可藏鱼。利之所出，民必惜之。岸不期守，自无虞矣”⑼。历史上植树养护堤岸之经验，还则可以追溯到春秋时代。管仲说：“令甲士作堤大水之旁，大其下，小其上，随水而行；地有不生草者，必为之囊，大者为之堤，小者为之防，夹水四道，禾稼不伤，岁埤增之；树以荆棘，以固其地，杂之以柏杨，以备决水”⑽。《管子》确实是一部杰出的生态学著作。
一方面出于人口增加、增产粮食之需要，在水网洼地修建圩田以种粮食，又为保护圩岸而植树，这从林业的角度来看，圩田也是一个重要的林业建设基地。南京的史正提示如上道理，是很有见地的⑾。依史正说明，因为圩田多是从水中建造起来的，这些地方本来不生长什么树木，而建造圩田后在围堤圩岸上植树，又圩内村落四旁、田园隙地，更都要遍种桑、果、杂木等，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圩田也是一种在水域的植树造林。
圩区是指水、土利用以圩田为主，还包括河网、湖泊、滩地等在内的一个地区单位。圩区的综合规划利用应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整个区域内水土间合理的量的比例关系，规划之主要目的是避免盲目的围湖造田以至破坏水域之生态环境。另一个是在合理的水土比例的前提下，以单个经营为基础，因地制宜综合规划粮食和经济作物，农业和林、牧、副、渔各业的相互配合协调的关系。
现就后一个方面的问题来略予讨论。综合经营是我国传统农业的一个重要原则，而陈旉也就继承这一传统，是在江南泽农中第一个提倡多种经营的人。《农书·地势之宜篇》谈到根据水、土的质地不同加以综合利用，谈到蓄水、防洪和排水。在《六种之宜篇》谈到多种经营充分利用土地和劳动力，要使“种无虚日，收无虚月”，但主要还止于种植业(以稻作为主)和养蚕。元代的王祯也很重视综合经营，他虽是北方人(山东)，但他足迹遍及皖、江、浙、湘、赣等地区，熟识当地农业情况。王毓瑚先生如此高度评价《王祯农书》：“作者在前人著作的基础上可以说是第一次对所谓广义的农业生产知识作了较全面的、系统的论述，提出来一个中国传统的农学的体系"⑿。郭文韬指出：“王祯的农学思想，还贯彻了‘农林牧综合经营’的精神。……它给今日的大农业概念提供了有益的启迪”⒀。
明末清初的《补农书》(亦称《沈氏农书》)虽是一部地方性农书，却进一步丰富了综合经营的思想和实践。它的对象地区正是本文所讨论的太湖流域的嘉兴一带。《补农书》里有作者张履祥为好友遗孀一家人策划的农业经营的记述，这是一般小农经营的规划。也有为地主经营所作的设计的，这些都体现了综合经营的思想⒁。综合经营一般都符合生态学原理的。上举经营设计都是根据当地、当时的自然、经济条件而产生的一种以粮、桑为主，粮、桑、鱼、畜有机结合的生态农业的雏型。
明代嘉靖年间常熟的谭晓、谭照兄弟的圩田经营是有名的生态农业的典型例子，记载于《常昭合志稿》卷48《轶闻》，常为后人所引用。这或许只是传说，内容有所夸张，但其因地制宜、综合经营的规划还是有道理的。从内容来看，这是经济力量比较雄厚的经营地主的农业经营，在当时整个太湖流域中并不是普遍存在的。但是它体现太湖地区生态农业发展的一种可能性，因此，现抄录其原文并略予以分析：
谭晓邑东里人也，与兄照俱精心计。居乡湖田多洼芜，乡之民皆逃而鱼，于是田之弃弗治者以万计。晓与照薄其值买，庸乡民百余人，给之食，凿其最洼者为池，佘则围以高塍辟而耕，岁入视平壤三倍。池以百计，皆畜鱼，池之上架以粱为发舍，蓄鸡冢其中，鱼食其粪又易肥，塍之上植梅桃诸果属，其圩泽则种菰茈菱芡，可畦者以艺四时诸蔬，皆以千计。凡昆虫之属，悉罗取而售之。室中置数十瓯，日以其入分投之，若某匦鱼，某匦果，入盈乃发之。月发者数焉．视田之入又三倍。晓照俱纤啬，悼费不纨綺服，非大故不宰割，于是资日益。
从这条记载中可以看出，谭氏兄弟乘荒年以低价购买荒田一区，修筑一个万亩以上的大圩田，类似王祯所说的“亦有各处富有之家，度视地形，筑土作堤，……”⒂筑土、作堤、凿池等都是在已有的工程技术之基础上进行的。这些水、土工程固很重要，如不与因地制宜、用养结合、多种经营的原则结合起来，是很难收到“岁人视平壤三倍”、“视田之人又三倍”的成效的。谭氏兄弟买田、修筑大圩田，是投下一大笔资本的，这就是固定资本。固定资本一旦投下去就构成生产品成本的一部分，不管生产量多少，它的总额是一定的。生产量多了，每单位生产物内所包含的固定成本(另一部份是肥料等流动成本)就少了，反之则多了。因此，经营者要考虑尽量不让田地、水利设施等闲置着。这就是为什么需要多种经营(或综合经营)的经济方面的理由。
为什么需要多种经营，除了上述经济方面的理由以外，另外一个就是生态学方面的理由。谭氏兄弟之所以要把养鱼和养鸡、猪结合起来，就是因为“鱼食其粪又易肥”。上引《常昭合志稿》文中没有提到的动植物资源循环利用的好处还很多，例如粮食的糠秕可用做饲料，鸡粪、猪粪、鱼粪和塘泥都可用做肥料，等等都是。
三、用养结合的水田集约经营
上个世纪初美国的农学家金氏(F．H． King)前来日本、中国和朝鲜考察农业，回国后写了一本书《四千年的农民》⒃。极力赞扬东亚的传统农业。这件事在中国的农史界经常被提起。金氏于1909年2月2日离开美国的西雅图，同年7月18日前后离开日本返回美国。这期间访问日本、中国和朝鲜，而在中国的时间最长，大约为4个月20天。在中国访问太湖流域的时间最长，前后两个半月。其余时间访问香港、珠江三角洲和西江流域、以及现在山东省的青岛和济南、天津市和吉林长春市。他观察中国农业时南北兼顾，既看到南方泽农和北方旱农的不同处，更多地注意到二者的共同特点一一那就是用养结合、精耕细作和地力常新。
金氏在他晚年拖着老迈之身不远千里来东亚考察农业(当时他夫妻俩是坐轮船来的，从美国到日本的横滨花了20天时间)，其动机和目的在哪里?读他这本著作必需要把这一点搞清楚，就是说要把他的问题意识搞清楚。他在著书的序文里说，他们早就渴望跟中国和日本的农民见面，用自己的脚走进他们的田园来考察，亲眼察看并理解世界上最古老的这些农民们所采用的若干方法、器具和习惯等。他说：“我们渴望了解经过二千年或三千年甚或也许四千年之久的今天，怎么使得土壤生产足够的粮食来养活这3个国家稠密的人口成为可能。现在我们得到了这个机会”。⒄
显然，金氏最关心的问题是：为什么东亚三个国家人口那么稠密而其地力经久不衰竭?金氏之所以有这个疑问是有其背景的。虽然没有明确说出来，从他著作的字里行间看得出来，他对当时美国式的农业之前途是感到忧虑的。例如说美国农业使用大量的化学肥料；美国的农耕方法使肥沃的处女地不
到三代人就地力枯竭，等等⒅。
其次，要想到金氏是一个受过西欧现代农学熏陶的农学家，特别专于土壤学、肥料学、农业工程学。他在中国实地考察农业的时间虽然只有4个多月，但可以想象，在他到中国之前，肯定对中国农业有一定的研究。而他仍然坚持一定要来中国亲眼考察，为他的著书写序言的美国农学界耆宿L．H．Bai— ley教授称赞金氏是"训练有素的观察家”。
金氏这本著作有个副题：Permanent A— griculture in China，Korea and Japan，这个 Permanent Agriculture可以翻译为“永久农业”，也可以译成持续农业。有部分学者把金氏说的永久农业理解为没有发展的、四千年不变的农业，把它跟流行的关于东洋社会的停滞性理论联系起来⒆。或理解为封建社会末期的“农业凋弊-[20]。把中国四千年之农业看作是停滞性的，也不能说不是一种看法，但如细读金氏的书，他说的“永久农业”毋宁近于“持续农业”的意思。
金氏这本著作在国外学术界的影响不小。德国学者Wargner的《中国农书》随处引用金氏此书。著名的有机农业之倡导者英国的Albert Howard和美国的J．I．Rodale都读过金氏的著作，深受影响。日本有机农业研究会的代表干事一乐照雄称赞Albert Howard为“真正的农学者、真正的生态学者”[21]。自从上个世纪后半叶西方石油农业的诸多弊端暴露以来，提倡替代农业之声此起彼伏，如有机农业、自然农法、生物农业、生态农业、循环型农业以及持续农业等等。看来，说金氏是现代持续农业之先驱者也未尝不可。因此，可以认为金氏是近代西欧农业科学的继承者，而他的农业观或者说农学思想具有很浓厚的有机论及生态学因素。以下就从这一角度来验证一下金氏对中国传统农业的看法。
首先看看金氏留意到中国农民使用哪些肥料。把主要的列举如下：
人粪尿、家畜禽粪尿、蚕屎、蚯蚓粪、草木灰、草木落叶、绿肥、堆肥、骨肥、泥肥、土肥、蒿秸、蜗牛壳、豆饼、灶灰、其它杂肥。
这些肥料的绝大部分是有机肥。金氏没有提到化学肥料的弊害，只说化肥的来源不是无尽藏的，而且由于使用化肥而默认了植物营养素的浪费。这可以说是他对近代欧美社会的一种文明批判。相反，他在书中多处讲到有机肥的好处。其中最强调废物利用的重要性(第九章)。人粪尿、家畜粪尿、草木落叶等等废物都不浪费掉而当作肥料归之于土。这就是一种循环利用。汉字“粪”的本来意义是“弃除”，后来变成“肥料”的同义词。
金氏强调废物利用，称赞蒙古人种勤俭、劳动的美德。又说中国人是由于人多地少，迫不得已千方百计利用一切能利用的废物作为有机肥料，这也道破了真理的一面。但他的洞察力并不止于此，他同时还看到施用有机肥在农学上的合理性，虽然这在今天已经属于常识的范围，而且也是中国古农书上已经说过的。施用有机肥不但能给作物补充植物营养素，还可以改善土壤的理化性质，增进土壤的肥沃度。施用有机肥生产出来的农产品质量好。金氏说中国人不但是给作物营养(Feeling the Plants)，还给土地施肥(Manur— ing the Land)，增养肥力。日本的一些老农也有类似的说法，他们说这是“土づくり”(培肥土壤的意思)。
在中国农民施用的众多肥料中，金氏特别注意观察河泥(Canal Mud)、草塘泥(沤肥)。他在太湖地区(昆山、嘉兴)仔细观察草塘泥的制造、施肥过程，为此不辞在不同时期往返同一个地区之辛劳。在山东省他观察了土肥的制造、施肥过程。他认为土肥是一种硝化过程的应用，欧洲的硝石农法(Niter Farming)类似于此，说很可能是从中国传人的。凡上述种种，证明东方的农民通过实践
掌握事物的本质，而其中所包含的原理是值得他们美国人花费精力来研究的[22]。
中国农业的间、套复种的多熟制度也是使金氏叹为观止的一种传统习惯，说东洋人善于集约使用时间和空间(第十一章)。他说的集约使用或有效利用时间和空间，不仅是指多熟制度(System of multiple cropping)，还包括类似在田地以外的地方制造土肥等。在他的著作的第十一章里，他举了在太湖流域的冬小麦套种棉花的例子，据他的计算，这种方法比不实行套种一一即等小麦收割完后才开始播种棉花的方法要节省30天的时间。这样，如能伴之以合理施肥和精耕，就能从单位面积的土地上获得最大的收获。关于间套复种的多熟制度，金氏侧重说明其节省时间和空间的效率面，当然他也一定注意到合理轮作实际上也就是保持地力常新壮，改善农田生态环境的措施。
除了以上所述以外，金氏在太湖流域还观察了河网和农田的状态、稻作栽培技术、养蚕业、茶业以及农民生活的其它方面如燃料、建筑材料、织物原料等等，可以说衣食住行各方面都他仔细考察。熟读他的著作，会觉得他不仅是一个技术精湛的农学家，更是一个具有高深哲学思想的农学家，而且是个对农民抱有深厚感情的人道主义者。
金氏考察东亚农业回国后，留给他整理资料、思索著书的时间太短，不到两年就与世长辞，著书也没有写完。据为金氏的著书写序文的Bailey教授说，金氏准备写最后一章“中国和日本给世界的信息”(Message 0f China and Japan to the World)，而来不及写这一章就不幸逝世了。我们不禁会想，他会在这最后一章写些什么?如今这只有由读者自己去体会了。Bailey教授在序文里谈他自己的读后感，说：“我们的第一个教训是，要学习保护自然资源，土地这个资源。这就是金教授从东洋带回母国的信息”。
《四千年的农民》(公元1911)出版后三年的1914年又有一本金氏的著作Soil Man－ agement在纽约出版[23]。这本书是金氏构思十年，收集资料，要写成一本书而来不及写，逝世后由他的遗孀整理其遗稿出版的(据该书C．w．Burkett氏的序言)。这是一本关于土壤的理论性著作，全书十二章，最后一章以“三个古代国家的农业”作为结束，而这一章可以说是《四千年的农民》一书的理论总结。
我国的社会人类学家教授曾经如此谈过他读金氏《四千年的农民》的观点：“他(指金氏)是从土地为基础描写中国文化。他认为中国人像是整个生态平衡里的一环。这个循环就是人和‘土’的循环。人从土里出生，食物取之于土，泻物还之于土，一生结束，又回到土地。一代又一代，周而复始。靠着这个自然循环，人类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五千年。人成为这个循环的一部份。他们的农业不是和土地对立的农业，而是和谐的农业。在亚洲这块土地上长期以来生产了多少粮食，养育了多少人，谁也无法估计，而且这块土地将继续养育许多人，看不到终点。他称颂中国人是懂得生存于世的人。”[24]费教授这一段文章是1985年写的，反思他自己的学术工作，说金氏这本书的观点对他的影响很大，引导他得出中国传统社会的特色是“五谷文化”或“乡土社会”这个概念。费教授读金氏著作的体会是相当深刻的。
距金氏著《四千年的农民》700多年前。中国一个74岁的老人陈旉写了一本农书。据说陈旉“于六经诸子百家之书，释老氏黄帝神农氏之学，贯穿出入，经往成诵，如见其人，如指诸掌。下至术数小道，亦精其能，其尤精者易也”(《陈旉农农》·洪兴祖后序)。他自称“西山隐居全真子”，是道家。他继承、发展了先人的农业技术和思想，提出“地力常新壮”之说。金氏想从东方带回给美国乃至全世界的信息是否就是这个“地力常新壮”之说?
四、“三小”农业
我国著名的农民小麦专家刘应祥于1981年lo月应邀到美国参加了第二届国际集约农业会议，回国后应《光明日报》记者采访，谈了中国农业现代化中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了几点意见[25]。这虽然是20多年前的谈话，至今仍发人深省。刘应祥先生说：“我们现在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树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对我国传统的农业技术要重新评价”，“要充分重视小种植业、小养殖业、小加工业”，“最要紧的是让农民掌握科学技术”。他强调有机肥料的重要性，要走以有机肥料为主的路；提倡小规模生物集约农作法；要发展小种植业、小养殖业和小加工业(即“三小”)。我国的特点是人多地少，要发挥人多的优势，家庭的优势。搞“三小”很有条件。
在太湖流域，从其自然、社会环境及历史传统来看，可以说要发展小规模生物集约农作法以及“三小”的前途是很广阔的。水乡江南广泛分布着江河、河道、水库、池塘和稻田等各种不同类型的水体，可以有效利用这些水体发展淡水养殖和栽培水生蔬菜；可以利用宅旁、村旁、水旁和路旁搞庭院经济和四旁绿化；可以利用丰富的地方特产加工等，以创出富有水乡特色的生态农业。
早在2400多年前陶朱公就说：“夫治生之法有五，水畜第一”，教人池塘养鱼。据此一般认为春秋时的吴、越时代，太湖地区的人工养鱼已比较普遍了[26]。在两汉乃至西晋以前，江南一带人民虽不富有，但能“饭稻羹鱼”或“民食稻鱼，……食物常足”(见《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到明清时期，人工养鱼不但更加普遍，养鱼种类和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而且如前述常熟县谭氏兄弟的渔牧粮园综合经营的例子，淡水养鱼成为整个农业生态良性循环的有机组成部分。
1957年成都天回山汉代岩墓出土的一套陶水塘模型，里面有鱼、鸭、荷花、小船[27]。又1975—1991年在云南省小松山、七步场、大展团、镇海、梨花村等地先后出土汉魏时期的墓中陂池水田模型，池中有藕、莲子、泥鳅、螺蛙、蚌、贝、龟、鱼、鸭子等水生动植物，展现出陂池副业兴旺的情景[28]。此外在全国各处也有类似出土。汉代陂池也叫陂塘，这就是池塘。池塘是充满生机的生态环境，也是江南泽国生态农业的缩影。
古代的诗文虽然不是科学的分析，却是真实的直观。如“瓦沼晨朝水自清，小虫无数不知名”(韩愈《盆池》)、“池上新年有荷叶，细雨鱼儿吻轻浪”(苏轼《池上》)“十里陂塘春鸭闹”(金代·元好问)，这些都不但是抒情诗，也吟出了池塘的自然生态系统[29]。
池塘里栽培各种水生作物是一项投资少，收效快，生态、经济效益高的副业。河姆渡遗址出土里有菱角、莲藕、芡实。中国是菱的起源中心，而太湖地区可能是我国首先驯化和栽培菱的地区之一。莲藕不仅当作蔬菜煮食，还可以加工成藕粉，杭州西湖藕粉就是盛名全国的一项特产。目前太湖地区的水生蔬菜有菱角、莲藕、芡实、茭白、莼菜、荸荠、慈茹、水芹、蒲等等多种，而以菱、茭白和莲藕栽培较多。栽培水生蔬菜的好处还有如“深处种菱浅种稻，不深不浅种荷花”(清·阮元“吴兴杂诗”)，而且水面种菱可为鱼类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肥沃池底泥土，清洁水质。
水田除了发展复种多熟制的种植业以外，可以利用其水体、田塍、农路等来养鱼、养鸭、种植蔬菜、树木等，太湖地区早在明代就有稻田养鱼的记载[30]。至今浙江省绍兴农民有这样的说法：田中的鱼是自动除草工，活动捕虫网，自动中耕器，肥料制造机。就是说，稻田养鱼除了来自养鱼本身的收益之外，兼有除草、除虫、中耕和鱼粪肥田等好处。有
人说稻田养鱼在水稻的栽培管理上，如丽田、施肥、施农药等方面存在着稻、鱼之间的矛盾，而且会影响水稻产量。但是据上海市水塘养殖总场的邢湘臣的研究，证明只要对耕作制度和养鱼方式进行改革，是完全有可能解决这个矛盾的[31]。邢先生说稻田养鱼是一种“生物学农业”，应当加以研究、提高和普及。
又据贵州黔南自治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昌雄的考证，我国苗族稻田养鱼的历史悠久[32]。“苗族不仅利用水灌田，还用水养鱼。每当收稻谷时，要在田里留几只母鲤鱼，让其繁殖。”水稻栽培历史与稻田养鱼历史有关联。苗族的祖先早在楚国区域内繁衍生息，后来受各种原因而南迁，仍把长江中、下游稻作经验与稻田养鱼技术随着传带至现住地。由以上可推测，太湖流域的稻田养鱼历史是很悠久的。
庭院经济又叫庭园经济，也有的叫庭院农业。提法不同，但其共同点在于都是以家庭院落和园地为基地的种、养、加相结合的家庭小型综合农业经济形式。它是农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到了明、清时代农家庭院经济趋于成熟。庭院经济与大田生产有机联系，自古便是我国生态农业的集中表现。反映明末清初太湖流域嘉、湖一带的农业经济与技术的《补农书》，给我们展示当时庭院经济的轮廓和生态农业的雏型。张履祥是浙江桐乡人，1611年出生于没落地主的家庭，卒于1674年，享年64岁。明亡之后，1647年起，隐居家乡过着耕读生活。他耕田十余亩，地数亩，虽然是雇工的经营地主，其经营规模并未超过中农许多。因为他亲身参加农业劳动，在农事方面下功夫，也留心他乡的农情，所以对当时太湖地区的农业经济与农业技术“无不习其事，而能言其理”[33]。
张履祥在《补农书》叙述种果品及桑树事之处说，住房基址空旷的人家，屋前可以种一
些榆、槐、桐、梓等树，屋后可以种一些竹、木，两旁开辟园圃以种植蔬菜。种在中庭的树，
最好的是梅、枣、香椽、橙桔、茱萸之类。这些主要是取作祭祀鬼神、招待宾客、馈赠亲友等用的。又说，在土地空隙处及水边，凡可植树的地方种上百余株用材林木，在桐乡种的是
椿、梓、榆、檀等上等木材。
在谈到园圃的设置和护理的地方说，既要从事大田种植和蚕桑生产，就不能不同时
经营点菜园。菜园必须编好篱笆，围成园圃。篱笆间杂一些枳桔、五茄皮、枸杞，这三种植
物有刺，可以防御之徒。篱下普遍种上萱花。园种广泛栽培菜、果、瓜、蒲等。丝瓜
要种在水边，饭瓜要搭棚上架，苦瓜缘树向上长蔓，茨菇种在沟里，香芋宜于种地墙阴。此
外还谈到饲养豚、胡羊、鸡、鸭、鹅以及鱼。
注释：
[1]引自熊代幸雄：《比较农法论一东アツア传统农法と西ヨ1ツパ近代农业一)，东京，御茶の水书房，1969，308～309页。
[2]见注[3]熊代幸雄：《干地农法にぉける东洋的と近代的命题》。
[3]参照西山武一、熊代幸雄译：《校订译注·齐民要术》解说，东京，アジア经济出版会，1969，318页。
[4]严文明：《稻作农业与东方文明》，《中日东方思想讨论会论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97；《长江流域在中国文明起源中的地位和作用》，1996年4月25日在四川大学的演讲稿。以上两文引自严文明：《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5]参照贝冢茂树：《中国の历史》，东京，岩波书店)
[6]黄辅辰：《营田辑要》第二编，内篇上之下一一成法(二)。
[7]见《中国农史辞典》，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4)，128页“圩田工程”条。
[8]石声汉校注，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整理，《农政全书校注》(全三册)卷之五．田制．附注[26](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9]见注[8]之《农政全书校注》，上册，346～347、377页。按，引自《常熟水利全书》。
[10]《管子·度地第五十七·杂篇八》。
[11]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太湖地区农业史研究课题组编著：《太湖地区农业史稿》，北京，农业出版社，1990，341页。
[12]引自王毓瑚校：《王祯农书》“校者说明”，北京，农业出版社，198l。
[13]引自郭文韬著：《中国传统农业思想研究》，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岩波书店，424页。
[14]详见(清)张履祥辑补，陈恒力校释，王达参校：《补农书校释(增订本)》，增订北京，农业出版社1983，“策邬氏生业”、“策漤上生业”。
[15]转引曹贯一：《中国农业经济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848页。
[16]F．H．King，D．SC．，Madison，wis．，Mrs．F．H．King，Farmers F0ny Centuries or Permanent A—griculture in China，Korea and Japan，1911．
[17]同注[16]，2页。
[18]同注[16]，1、48、193页。
[19]见西岛定生著：《中国经济史研究》，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3—4页。不过西岛教授本人是不承认停滞性理论的。
[20]布瑞著：《中国农业史》(下册)，李学勇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4，798—799页。
[21]见アルバト.ハワト著：《ハヮノトの有机农业)(上、下册)，东京，农山渔村文化协会，2002．3页。
[22]见注[16]，276页。
[23]Late F．H．King，D．SC．，Soll Manage—ment(New York：Orange judd Co．，1dndon：Kegan Paul，7remch，Trubner＆ Co．，Limited，1914．
[24]引自著：《学术自述与反思：学术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37页。
[25]李林河：《中国农业现代化中的几个问题一一访农民小麦专家刘应祥》，《农业考古》，1982，1期。
[26]同注[11]，388页。
[27]刘志远：《成都天回山岩墓清理记》，《文物》1(1958)，转引自秦保生：《汉代农田水利的布局及人工养鱼业》，《农业考古》，1984，1期。
[28]见肖明华：《陂池水田模型与汉魏时期云南的农业》，《农业考古》，1994，1期。
[29]参照林蒲田：《池塘诗话》，《农业考古》，1992，1期。
[30]《太湖地区农业史稿》，423页。
[31]参照刑湘臣：《稻田养鱼小史有其现实意义》，《农业考古》，1984，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