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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主义范文1
一、引言
索绪尔的语言学基本观点对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都通过借鉴索绪尔的语言学观点，发展自己独特的文学批评方法来研究文学。
结构主义文论借鉴和发展了索绪尔的以下语言学观点来发展结构主义的文学研究方法：（1）语言系统概念；（2）语言和言语；（3）本文由收集整理能指、所指和符号的任意性。本文从这三个方面探讨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对结构主义文论的影响，旨在更好地理解结构主义文论，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结构主义文学批评方法的理论来源。
二、索绪尔的语言学对结构主义文论的影响
（一）语言系统与结构主义文论
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个系统，“在词里，重要的不是声音本身，而是使这个词区别于其他一切词的声音上的差别，因为带有意义的正是这些差别”。意义主要取决于语言各要素在言语链和语法体系中形成的相互关系。通过借鉴和发展这一观点，结构主义文论认为文学的意义来自于某个文学作品或者作为一个系统的文学整体中各文学要素之间的差别和联系。
罗兰·巴尔特认为，“结构主义活动包含两个典型动作：分割和明确表达。分割原客体，那个承受模拟活动的客体，就是要在其中发现某些机动的部分，它们的不同处境会产生某种意义；那个部分本身并无意义，但它却是这样的部分，在它构造中造成的最细微的不同会引起整体的变化”。
（二）语言和言语与结构主义文论
索绪尔将大家普遍所讲的语言分为两个方面：“语言”和“言语”。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一个符号体系，而言语是人们所说的话的总和。正如索绪尔所说：“语言本身就是一个整体、一个分类的原则。”而言语受制于语言，并使语言具体化。
通过对索绪尔语言、言语划分的类比应用，结构主义文论认为可以将文学看做是“语言”。正如在《散文中的诗学》中，托多洛夫所赞成的法国象征派诗人瓦莱里的名言：“文学是而且也只是某些语言属性的扩展和应用。” 既然语言是由一定的语法规则制约的一个体系，那么文学可以被类比为由一定的规则制约的文学体系，而单个的文学作品就如同索绪尔所说的“言语”。
列维·施特劳斯在他的理论中应用了索绪尔的方法论的区分和概念，其中当然包括“语言”和“言语”。从这对概念中，他得到启发，并将其应用于对人类的基本心理结构的研究，揭示人的思维是怎样运作的。他发现形成社会“深层语法”的那些结构在人脑中产生并在潜意识中发挥作用。他还将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应用到自己的神话研究中。他认为神话故事和语言有着相同的结构，所以可以被看做是一种语言。
（三）能指、所指和符号的任意性与结构主义文论
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由概念和音响形象两部分组成。他将前者称为“能指”，将后者称为“所指”。他认为，“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是指能指和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但是，这一任意性并不代表我们任何个人可以任意选择能指，因为某个语言符号在整个语言系统中确定以后，是不能被个人所改变的。
根据符号任意性原则，结构主义文论认为，文本不再是读者和作者进行思想和情感交流的地方，因为我们以前所认为的文学这一“能指”和意义这一“所指”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确定的。如罗兰·巴尔特所说作者“死了”。因此，结构主义更注重研究意义是如何产生的，而非意义本身。
结构主义范文2
摘要 在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的不同倾向中,卡勒的结构主义诗学探讨的是宏观的诗歌阐释程式和读者的“文学能力”,是最适合诗歌文本的文学研究。将之运用到英国浪漫主义诗歌文本的批评解读中,在卡勒抒情诗阐释程式基础上,还可以总结出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以我观物,崇尚自然”、“浪漫怀旧的神话用典”及“‘人在旅途’式的传奇叙事”的阐释程式。
关键词:浪漫主义诗歌 结构主义诗学 阐释程式
中图分类号:I106.2 文献标识码:A
结构主义批评是20世纪形式主义批评的一种,在将结构主义方法运用于文学批评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的倾向:以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家巴尔特为代表的叙事学的结构主义批评;以雅各布森为代表的对文学文本进行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以卡勒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诗学。对于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形式审美研究来说,美国著名文学理论家乔纳森・卡勒的结构主义诗学无疑是最能接近批评客体的阐释方法。卡勒汲取了乔姆斯基理论的营养,巧妙地将其“语言能力”说引入文学理论:讲话者的语言能力是对语言系统知识的一种无意识的同化和吸收,而读者的文学能力则是对文学文本阐释程式的一种无意识的积累和掌握。有能力的读者在面对文本的时候,遵循某些可辨认的程序和方式,知道怎样读懂真意,知道什么样的阐释是可能的,什么样的阐释是不可能的。
浪漫主义抒情诗,大致可以分为自然咏物诗和抒情叙事诗两大类,对这些诗歌的阐释首先可以按照卡勒所提出的抒情诗阐释程式来鉴别。卡勒认为约定俗成的诗歌阐释程式是:“诗的非个人性”,“诗的有机整体性”,“诗的主题统一性和顿悟效应”,以及读者在探索“终极意义”时所采用的各种更加“具体的、局部的阐释程式”。在此基础上,浪漫主义诗歌还有着“以我观物,崇尚自然”、“浪漫怀旧的神话用典”及“‘人在旅途’式的传奇叙事”的阐释程式。
一 以我观物,崇尚自然
浪漫主义抒情诗并不仅仅是为了歌咏自然、展现自然,而是将自然作为激发诗人去进行思考的动因。许多有代表性的浪漫诗篇其实都是颇具感染力的冥思默想的结果,这些诗歌尽管是由自然之物而起,但实则关注的是人类的核心经验与问题。华兹华斯就在对其主要诗歌的“内容简介”中宣称“人类的思想乃我所思,乃我所歌”。(⑧p178)华兹华斯甚至在他的《早春遣句》一诗中直接写下这样的诗句:“通过我的感受,大自然,把/人类的灵魂和她的杰作联接起来了”,在这首诗中诗人极力赞美大自然的和谐、美丽,处在自然之中的闲适与愉悦,但自然景物本身似乎没有成为他诗中审美的主体。诗人一方面沉浸于自然环境的美妙,另一方面却始终没有忘记自我的存在,以及与自然相对立相比照的整个人类社会的“存在”。诗人从美好的自然景物联想到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的丑恶,思索着“人怎样对待人”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这就表现了诗人通过自己的观察和感受来歌咏自然。因此,浪漫主义诗歌所表现的物我关系也即主客体关系,是强调主体的情感与思想的,凭“以我观物”的视角来歌咏自然,体现了情寄自然和由物生思的情怀。而浪漫主义自然诗这种借物抒情,实际上就是为诗人的情感抒发找到一个艾略特所谓的“客观对应物”。浪漫主义诗人笔下的自然,并非为自然而自然,而是以我观物,借自然之物表达诗人的情感。
在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中,最能代表“以我观物、崇尚自然”的诗人莫过于华兹华斯了,在自然中寻求智慧与美感、力量与慰藉的心境,构成了华兹华斯的自然观。在《反其道》等诗歌中,华兹华斯就明确表达了对自然的崇拜,在他的眼中,“现实社会与教育体制是人工的,充满了呆滞的惯例和虚伪。自然是比书本更好的老师,人们在被自然那‘巨大而宏伟的形式’穿透心灵之时,就能在自然中找到那丢失的自我。”(⑨p19)“写平凡而表达不平凡,写社会和自然环境而表达人物内心世界,写客观同时表达主观的情况,这是华兹华斯在艺术上的造诣。”(⑦p88-89)
华兹华斯的抒情诗多为歌颂大自然的神奇和伟大,将自然视作慰藉心灵的良药。如他在《咏水仙》的中所写到的那样,每当诗人在寂寞忧郁时,美丽的水仙都能够带给其无比的愉悦。在浪漫主义诗歌中,自然景物常常被赋予人的生命和情感,有着丰富的象征意义:水仙那在风中摇曳、无羁无绊、生机盎然的姿态,代表了诗人所崇尚的不被现代工业文明浸染的质朴自然之美,象征着无所羁绊的勃勃的生命力。水仙的内涵还不仅如此,在诗歌的后两节中,诗人说:
粼粼湖波也在近旁欢跳,
却不如这水仙舞得轻俏;
诗人遇见这快乐的旅伴,
又怎能不感到欢欣雀跃;
我久久凝视――却未领悟
这景象所给我的精神至宝。
后来多少次我郁郁独卧,
感到百无聊赖心灵空漠;
这景象便在脑海中闪现,
多少次安慰过我的寂寞;
我的心又随水仙跳起舞来,
我的心又重新充满了欢乐。
诗人在结尾写出了全诗的点睛之笔,将湖畔一片普通的水仙花上升到一个不平常的高度,它成为诗人的“精神至宝”,此中深意引申开去就是自然成为人类的精神家园。水仙的象征含义便上升到了一种精神力量的源泉,是一种慰藉人类心灵的快乐化身。这首诗体现了诗人的自然观:自然之美可以净化人的思想,可以给人的心灵带来慰藉。象征自然的水仙是对孤独的安慰,这就与诗歌第一节里那个好似一朵孤独流云的“我”形成了对照,人类精神上的孤独也只有在自然中才能得到解脱,只有自然才是人类的精神家园。
在写自然的幽美和雄伟时,华兹华斯更是以细腻的笔触描画出自己内心澎湃的激情及所感所悟。在《写于丁登寺旁》中,诗人首先写经过五年之后重新又见到久别的景致,那“泉水”、那“山峰”、那“高天”、那“园地”,每一处都洋溢着浓浓的故地重游的真情与喜悦。而在接下来的诗节中,诗人追忆自然山水“这些美的形象”“如何”给与他“甜蜜的感受”和宁静的心境,他“如何”在景物中感到崇高的思想融和,心智和景物是“如何”交往感印,而他“如何”归依自然,观照万物,自然又是“如何”使“最纯洁的思想”得以凝定。由此,诗人将自然之美景又一次提升到了精神家园的高度:
而是每当我孤居喧闹的城市,
寂寞而疲惫的时候,
它们带来甜蜜的感觉,
让我从血液里心脏里感到,
甚至还进入我最纯洁的思想,
使我恢复了恬静:――还有许多感觉,
使我回忆起已经忘却的愉快,它们对
一个良善的人最宝贵的岁月
当诗人在精神上转向自然之时,又想起了那美好的童年时光:
去大自然指引的任何地方,与其说是
追求所爱的东西,更象是
逃避所怕的东西。因为自从
我儿童时代的粗糙的乐趣
和动物般的行径消逝了之后,
大自然成了我的一切。――我无法描画
这里,我们不免想到了华兹华斯的另一首《我的心在跳》,两首诗都是将童年与自然相提并论,童年时代和自然一样都作为成人社会、腐朽社会的对立面而成为诗人逃避现实的精神庇所。以华兹华斯为代表的浪漫派诗人,在写自然时,实际上是写诗人自己站在大自然中内心所思考的问题,深刻刻画出当时社会中人的精神状态。
浪漫诗中所描写的自然,乃是诗人心中的自然,带有主观情感色彩的自然。浪漫主义诗人在华兹华斯式“泛灵论”(Pantheism)的指引下,在自然中找到了心灵的慰藉,在对自然的崇尚和追寻中,也充溢着对古代神话的膜拜。许多浪漫派诗人似乎都乐于将神话的典故穿插于自然诗作之中,正如弗莱所说:“诗,不仅可以被作为对自然的模仿来考察,而且它也可以作为对其它诗歌的模仿来考察。正像蒲伯所说,维吉尔发现,追随自然最终和追随荷马是一回事。”(③p96)
二 浪漫怀旧的神话用典
“神话是原始初民对大自然的认识和征服自然的欲望,其中蕴涵了哲学、艺术、宗教、风俗习惯及整个价值体系的萌芽,是每个民族历史文化的源泉之一。”(①p96)神话丰富了文学艺术,而卓越的文学艺术又反过来给古代神话以新的生命。因此,神话典故在文学艺术创作中始终保持着经久不衰的旺盛生命力,在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中也是如此。提到浪漫主义诗歌中所使用的神话用典,不得不提及神话原型批评的代表人物弗莱(Northrop Frye)。弗莱作为新批评向结构主义批评过渡的灵魂人物,其理论体现了结构主义的系统观,因而被归于结构主义批评家之列,同时,他的神话原型批评还有着新批评的理论基础:“由于新批评不同于俄国形式主义的独特的英美批评传统,孕育其中的经验主义和人主主义思想,以及理查兹等人对生活与艺术等关系的一定程度的强调,其实已为以弗莱等为代表的原型批评思想客观上奠定了基础。”(⑥p303)原型是一种抽象的系统的文学形式,构成了结构主义批评系统观的一部分。
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与古希腊神话之间多多少少有着一种姻亲的关系,希腊神话中那神奇而伟大的想象力,以及视自然万物皆有灵性、皆为神之化身的自然崇拜,都在浪漫主义诗歌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加之“浪漫主义”一词本意就是指古代传奇故事,这就更加深了两者之间的渊源。神话本身就是充满着浪漫与想象的,而浪漫主义追求理想与自由,在自然万物中寻求心灵的慰藉,这样的呼声无疑可以借助神话用典来进行表达。正如弗莱在《批评的解剖》中说:“文学产生于神话”,“文学是神话性思维习惯的继续”,“神话模式――即有关神 的故事……是一切文学模式中最抽象、最程式化的模式”,浪漫主义诗歌更是由于与希腊神话之渊源而频繁使用神话用典,使之可以成为浪漫主义诗歌的一种阐释程式,而且,神话典故在浪漫主义诗歌中的运用也体现为一种结构主义的“文本互涉性”,增强了浪漫主义诗歌的历史厚重感。
济慈的《希腊古瓮颂》就题目来看,就闪烁着希腊神话的光彩,洋溢着浓浓的怀旧的情绪,是对古希腊艺术品的眷恋,更是对古希腊神话世界的向往。这个世界有着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方式,有着追求真与美的永恒之美。诗人在欣赏古瓮之美时,想到了遥远的美丽的神话世界。诗歌一开首就描绘出古瓮的纯洁无暇,它带着质朴的气息展现在诗人面前。由于是“受过了‘沉默’和‘悠久’的抚育”,因此它传唱一个神话、一段传奇便是自然而然之事了:
在你的形体上,岂非缭绕着
古老的传说,以绿叶为其边缘,
讲着人,或神,敦陂或阿卡狄?
诗人在诗歌中直接提及了“神”、“古老的传说”,还提到了希腊神话中的“敦陂或阿卡狄”。敦陂是希腊神话中的山谷,因为诗神阿波罗而成为圣地,而阿卡狄则代表了理想中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这两个神话典故的引用,无疑为古瓮所刻画的故事奠定了基调。在诗歌最后一节的开首,诗人又一次点明古瓮具有“希腊的形状”,因此也有着希腊神话般唯美的故事传承:
哦,希腊的形状!唯美的观照!
上面缀有石雕的男人和女人,
还有林木,和践踏过的青草;
沉默的形体呵,你像是“永恒”
使人超越思想:呵,冰冷的牧歌!
从远古历史走来的希腊古瓮,在叙述一段传奇故事的同时对其进行了超越,刻画出人生美与真的辩证统一关系。
《哀希腊》是拜伦的叙事长诗《唐璜》第三章中的插曲,赞颂了英雄的古希腊人民为民族独立和自由而战的精神。诗中大量借用了古希腊神话的典故,古希腊神话所构筑的理想世界已离其远去,这是诗人对已失去昔日辉煌的古希腊所发出的喟叹,是遗憾,是留恋,是向往。通过对古希腊文明的追忆与怀念,表现了歌者那拳拳的爱国之心。诗歌开首就是通过神话典故来对希腊热情高歌:
希腊群岛呵,美丽的希腊群岛!
火热的萨福在这里唱过恋歌;
在这里,战争与和平的艺术并兴,
狄洛斯崛起,阿波罗跃出海面!
永恒的夏天还把海岛镀成金,
可是除了太阳,一切已经消沉。
萨福是公元前7世纪古希腊著名女诗人,以写爱情诗著称于世,她曾经著诗的地方必定充满浪漫的情调;狄洛斯是古希腊神话传说中太阳神阿波罗的诞生地,诗人将希腊比作阿波罗的诞生之地,这就暗示出希腊好比那光明的圣地,用正义与和平来普照大地!
《哀希腊》全诗慷慨激昂,浪漫的希腊传说、古老的灿烂文明和悲壮的英雄故事跃然纸上,使人深切感受到诗人对自由与独立的向往与渴望。
布莱克的诗歌也散发着浓厚的宗教神话的气息。弗莱认为,布莱克的《天真之歌》和《经验之歌》就代表了神话中的两种自然:一个是人类自然的上层世界,这是人们最早打算生活的地方;另一个是物质自然的下层世界,是自亚当落下后人类所生存的环境。“人们从天真落到经验:其教育、宗教即社会制度都帮助其重获随天真而丢失的意志的自由(freedom of will)”。(⑨p24)在这里,布莱克无疑将宗教故事的内涵直接通过诗歌折射出来,使这些哲理诗透出浓浓的宗教神话的意味。
然而,诗人引用神话典故,往往不仅仅是为了神话本身的瑰丽,而是借以寄托诗人的思想感情。他们往往是取譬言志、以古鉴今。浪漫主义诗歌对神话典故的运用增添了诗歌的怀旧气氛和浪漫情怀,同时也是通过对神话世界的向往而表达对现世社会的逃避。
三 “人在旅途”式的传奇叙事
浪漫主义诗歌中,除了杰出的抒情诗,还有许多传诵至今的叙事诗及诗剧等。这些叙事诗及诗剧虽以故事情节打动读者,但它们往往借事抒情,仍带有抒情诗的特点。从整体上看,浪漫主义叙事诗往往集中在两个方面:“忏悔性的”和“历史性的”。( ②p74)“忏悔性”叙事诗的代表是柯勒律治的《古舟子咏》;而“历史性”叙事诗的代表则是拜伦的《唐璜》。但是不论是“忏悔性的”还是“历史性的”,都不约而同地呈现出一种“人在旅途”式的传奇叙事,这也从某个角度体现了浪漫主义诗人那种对自由、对理想的不断追求的思想历程。而且,这些叙事诗的主人公大都是孤独的背叛者,他们背叛的是为诗人们所憎恶的黑暗社会,而在追求理想世界的过程中,他们又都具有不畏、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性格特点。正是这样的性格特点,使他们勇于探索,执着前进,最后总会以自己的方式走完自己的旅途。
柯勒律治的《古舟子咏》一诗,既有老水手实实在在的海上传奇之旅,又体现了宗教色彩的自我救赎的心理历程,两者编织交错,是一种双重的“人在旅途”。诗人通过老水手奇异、惊险、神秘的海上之旅,造成一种“陌生化”的审美效果,给人带来震撼和惊奇,呈现出一种“情景悖论”式的张力感。老水手一个人孤独地在海上漂泊,在寻找归家之途的过程中,也走上了在心理上进行自我反省的救赎之路。在诗歌所刻画的故事情节中,老水手的经历可谓一波三折,俨然一幅人生跌宕旅途的缩影。老水手在错杀信天翁后内心的痛苦与折磨,颇能给人以启示。这个“超自然”的奇幻故事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着重探讨了罪与罚的问题。在诗歌的最后:
别了!别了!请再听我
进一言,赴婚礼的客人!
谁爱人和鸟和兽,
谁就祷告有门。
谁最爱万物,不论大小,
谁的祷告也最灵。
因为慈心的上帝爱我们,
爱他造的万物和人。
在这里,诗人赞颂了爱的力量。从开始爱的失去导致厄运的降临,到最后爱的回归使老水手获救,突出了要以爱来解决罪与罚的问题。诗人通过老水手的不幸遭遇揭示出博爱与自由的精神是永存的。应该说,老水手的旅行虽历经磨难,但最后还是回到了温暖的家乡,实现了双重旅途的幸福回归。
拜伦的诗作,多以叙事为主,通过叙事来抒发感情,塑造了许多“拜伦式英雄”。1809-1811年间,拜伦游历了葡萄牙、西班牙、希腊、土耳其等一些南欧和西亚国家,使他写出了《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这部抒情叙事诗。诗歌的主人公是一个孤独、忧郁、悲观的所谓“拜伦式英雄”的形象――哈罗尔德,他在欧洲各国游历期间,曾犯过不可告人的罪孽,但他并没有灰心绝望,而是积极地对待人生。通过对其游历的所见所闻,展现了哈罗尔德的正义感和同情心,呼吁各族人民为自由和解放而进行斗争。因此这首诗颇有一些诗人自传的色彩,诗人把他自己那满腔的革命热情全都灌输到了哈罗尔德的身上,哈罗尔德作为一个旅行者和探索者,虽有悲观消极的一面,但还是具有一定的反抗精神和英雄气概的。
《唐璜》中的主人公是另外一个“人在旅途”的“拜伦式英雄”。唐璜是一个纯真善良的热血青年,也是在偶然犯错之后被迫远走他乡。在他游历各国的传奇经历中,有时看到他的善良,有时看到他的机智,有时看到他的狡诈,在与形形的人物周旋之中,在不同的人生境遇中,总是伴有心灵的思索和淡淡的哀愁,诗人内心的情感也随着唐璜的起伏跌宕经历而若隐若现。长诗既刻画了主人公的旅途,也暗示出诗人的情感历程与精神轨迹。
在动荡不安的社会历史时代,由于诗人的内心缺少归属感,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浪漫派诗人们大多都在欧陆游历过。这虽有游历四方、行走天涯的洒脱,但更多的却是一种背井离乡,是一种内心孤独、情无所寄的痛苦,于是反映在浪漫主义的长篇叙事诗中,就有一种“人在旅途”式的深刻思考。在这方面,比较典型的诗作除了柯勒律治的《古舟子咏》、拜伦的《唐璜》和《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等之外,还有其它一些题材的传奇叙事诗,虽没有主人公长途游历的情节铺叙,但也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人在旅途”的内心世界。有的诗歌充满异国情调,如柯勒律治的《忽必烈汗》、拜伦的《阿比徒斯的新娘》、《异教徒》、《海盗》、《莱拉》及《柯林斯之围》等系列“东方叙事诗”,有的诗歌带有浓郁的宗教色彩,在宗教神话所构筑的世界中尽情徜徉,如布莱克的《由理生之书》、《伐拉,或四天神》及《精神旅行者》等。这些诗歌都体现了诗人去往异国他乡或宗教世界的想象之旅、精神之旅,在对另一个世界的精彩描述中暗示出诗人对所身处世界的逃避,以及对现世社会人生之旅的思索。
注:本文系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西方英国浪漫主义诗歌批评研究”(项目编号:2009B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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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主义范文3
[关键词]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结构
一、阿尔都塞是否为结构主义者的争论
一提到阿尔都塞，国内外学者都会不约而同的把他归结为结构主义者。据杜章智先生考证，最先把阿尔都塞称为结构主义者的是英国的《泰晤士报》文学副刊这一刊物，1966年12月，英国《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介绍了阿尔都塞的情况，此后他就被公认为是结构主义的的杰出代表。
但是阿尔都塞本人对此却不以为然。对于人们将其归结为“结构主义”，阿尔都塞给予了嘲讽：“各国的和各种名目的社会人纷纷用‘结构主义’这口棺材把我们庄严的送进土里，并且以的名义—当然是他们的—把我们埋葬起来。”[1]阿尔都塞承认他采用了某些结构主义的术语并且在某些方面与结构主义的“调情”可能超过了一定限度，但他的学说毕竟不同于结构主义，特别是不同于结构主义的形式主义。
今村仁司也认为，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不是形式化的结构主义，因而阿尔都塞不是结构主义者。正如他所说的“如果相同形式的、数学的结构论（“组合论”）是本来的结构主义的思想的话，那么，列维·斯特劳斯就是结构主义的真正代表者，而阿尔都塞则完全不是结构主义者。阿尔都塞已经完全脱离了从索绪尔、雅各布逊、列维·斯特劳斯到拉康的系谱，阿尔都塞即便使用了同样的结构概念，但走的也是与结构主义完全不同的道路。”[2]由此可见，阿尔都塞本人以及今村仁司之所以不愿意承认阿尔都塞是结构主义者的主要原因是他们觉得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不是形式化的、机械的结构主义，而只是采用了某些结构主义的术语。实际上，判断一种理论是否属于结构主义的主要标准，并不在于该理论是否是形式主义的，而在于该理论是否使用了结构主义的方法，贯穿着反主体性这一结构主义的本质特征。综观阿尔都塞的理论，不仅透露着结构主义方法论的色彩，而且贯穿了反主体性的精神。
二、结构主义及其方法论的特点
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一批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思想史家、精神分析学家以及文学理论家，各自在自己的学术领域内掀起了一股称作结构主义的思潮。实际上，结构主义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哲学流派，“而是具有不同哲学倾向的学者因在不同的意义上将原来主要是在语言学中运用的结构主义方法推广用于从事其他研究而形成的一种庞杂的思潮”，[3]因此，他们的哲学观点并没有形成像传统哲学那样的理论形态，甚至他们彼此之间还进行着各种争执，但“在从既定的语言结构以及与之相应的思维结构出发来解释其所研究的领域的现象上他们大体上是一致的”，[4]因此，他们所使用的结构主义方法有以下几方面共同的特征。
第一，强调整体性和层次性。结构主义者都强调结构的整体性特征。结构作为一个系统或者整体是由许多成分、要素按照一定的模式或者规则组成的，其中任何一个成分的变化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引起其他成分的变化，同时，每一成分的规定性或作用取决于成分和要素之间的关系，即取决于结构的整体性。在整体和它的各个部分的关系中，整体处于主导地位。结构主义者不仅强调结构的整体性，而且强调结构的层次性。他们大都把结构划分为深层与表层等不同层次。一般说来，表层结构是人们的感觉可以感知的事物和现象的外部联系，而深层结构则是事物和现象的内在的本质的联系，是未受外在的感性经验影响的无意识结构。结构主义理论家强调的是深层结构的重要性，他们所说的结构通常指的是深层结构。
第二，强调非个体性，即反主体性。结构主义者大都否认个体性，力图超越传统的突出个体性和个人特征的人本主义理论框架，也就是说他们既不把结构还原为个人意识，也不把结构看作是个人的自由选择的结果，而认为结构作为一种理性和观念的存在具有其自身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也就是说是无人格的。有的人还由此提出了主体消亡的口号，把主体消融在无意识的结构之中。
第三，强调非历史性。结构主义者大都否认结构的历史性，认为结构超越时间性，人的认识的目的不是揭示所研究对象的具体变化和过程，而是所研究对象背后的深层结构，即本质结构，而这种结构是永恒的，即非时间性和非历史性的。由此他们提出了共时态和历时态两种研究方法，无可置疑，结构主义者都强调共时态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也就是从一个对象的横断面来研究。
三、阿尔都塞的理论及其对结构主义的运用
20世纪60年代，在列维·斯特劳斯的、拉康等人的影响下，阿尔都塞开始用结构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解释的经典著作，此后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和著作，其中1965年发表的《保卫马克思》和《读》是他的代表作，也正是在这两部著作中形成了所谓的结构主义的。
1.意识形态和科学的对立
阿尔都塞把意识形态和科学对立起来，认为“一个意识形态是具有自己的逻辑和严格性的表象（意象、神话、观念或概念）体系，它在给定的社会中历史地存在并起作用”。[5]而“科学就其含义而言是同意识形态的决裂，科学建立在另一个基地之上，科学是以新问题为出发点而形成起来的，科学就现实提出的问题不同于意识形态的问题，或者也可以说，科学以不同于意识形态的方式确定自己的对象。”[6]这就是说意识形态是就幻想中的现实提出问题，而科学则是就真正的现实提出问题。
阿尔都塞从意识形态和科学对立的理论出发，认为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有一个“认识论断裂”。阿尔都塞认为，总的来看，“认识论断裂”把马克思的思想分成两大阶段，即意识形态阶段（1845年断裂前）和科学阶段（1845年断裂后）。具体来说分为以下三个时期：第一期是1840—1842年，由一种接近于康德和费希特的理性加自由的人道主义观点所支配，历史只能依靠作为人的本质的理性与自由才能被人理解，他要求有一个符合人性的国家，并且认为通过哲学与政治的批判就可以建立。第二期是1842—1845年，为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所支配，此时他不再要求通过批判来建立一个理性国家，而是通过实践来恢复人的本质。第三期是1845年以后的认识论上的决裂时期，这时马克思与一切把历史和政治建立在人的本质基础上的理论决裂。
阿尔都塞之所以能把意识形态和科学对立起来并认为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有一个“认识论断裂”是因为他认为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存在着两个“问题框架”，意识形态的问题框架和科学的问题框架。在这里，阿尔都塞的“问题框架”正是结构主义者所强调的“深层结构”，阿尔都塞说：“一般说来，问题框架并不是一目了然的，它隐藏在思想的深处，在思想的深处起作用，往往需要不顾思想的否认和反抗，才能把问题框架从思想深处挖掘出来。”[7]此外，阿尔都塞还强调问题框架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它是思想的特定的结构，是思想的内在整体，这个认识与结构主义者对结构整体性与层次性的认识是一致的。
2.理论与实践
阿尔都塞把实践分为经济实践、政治实践、意识形态实践和理论实践四种，前三种实践构成社会的经济形态，理论实践则形成理论知识，即通过对意识形态的加工和改造，创建科学理论的实践活动。因此，他认为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并不是从自然界概括出来的规律，而只是一种能动的理论实践。
“阿尔都塞关于产生发展的理论以他的“理论实践”为基础，而理论实践又以他对理论的“结构”的理解为基础。”[8]他认为每一门科学或意识形态都有一个结构或问题框架，这种框架支配着它所能提出的问题及形式。但是，这种框架并不是明显地有意识地存在于它所支配的理论中，而是一种无意识结构，只有采取“依据症候阅读”的方法才能找出。显然阿尔都塞的这种理论来自于结构主义语言学，“书的结构”与书的区别就是语言与言语的区别，或列维·斯特劳斯的“亲属结构”与“亲属关系”、“神话结构”与“神话故事”的区别。而“依据症候阅读”的方法显然是在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家拉康的影响下提出来的。拉康在治疗精神病患者时，通常让病人自由地谈话，然后通过对其谈话中出现的各种症候，例如失言、遗忘、沉默等揭示其深层心理，即无意识中的秘密。阿尔都塞的“依据症候阅读”在方式上与其相仿，只是他的对象是文本，特别是马克思的著作，他的目的是发掘出潜藏在文本深处的问题框架。
在讲到产生的三个来源时，阿尔都塞用结构主义的理论实践来代替马克思对“三个来源”的改造。他从反对经验主义出发，认为科学的认识对象不是现实的客体而是概念的客体。例如“圆环”是客观对象，而“圆环的思想”是认识。人形成理论是依据“圆环的思想”。因此，的形成是以劳动价值论和法国社会主义这两种概念的抽象为理论原料，以黑格尔的辩证法为形成理论的工具，而《资本论》则是这种理论的产物。
3.社会的多元决定论
阿尔都塞把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观点运用于说明社会的发展，认为社会发展不是一元而是多元决定的，并由此提出了多元决定的辩证法，即结构的辩证法。
阿尔都塞在《矛盾与多元的决定》中认为在黑格尔辩证法与马克思辩证法之间有一条不能逾越的鸿沟，两者的区别表现在它的本质上，即表现在它本身的规定性和结构上。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结构与辩证法的结构的不同之处在于黑格尔的矛盾是一元的，事物的发展自始至终由一个单纯的矛盾所决定，即绝对精神。而的辨证法则是多元决定的，矛盾存在于社会全体之中，从属于不同的层次，为这些层次所影响。
在《读》中，阿尔都塞用更规范的结构主义的语言把这种一元论和多元论叫做“表现的因果性”和“结构的因果性”。“表现的因果性”虽然也考虑整体对局部的影响，但并不是把整体看作一个结构，而是把整体简单化并且还原为一个内在的本质，各个部分无非是它的现象的表现，即本原是“因”，现象是“果”。而“结构的因果性”则认为“结构不是外在的，而就是出现在事物的效果之中的原因，结构存在于事物的‘要素-效果’及其关系的总体中，不存在单一的‘因’，各要素都可能成为‘因’。”[9]因此，阿尔都塞的社会的多元决定论否认人作为主体在社会发展的作用，认为人的作用是由生产关系的总体结构决定的，人不过是完成结构所规定的任务而已。人不是社会关系的主体，历史是“无主体的过程”。这与结构主义的反主体性、把主体消亡在无意识的结构之中的思想是一致的，“结构主义认为人不过是构成结构的复杂的关系网络中的一个关系项，人的行为是由结构决定的，不具有独立性和能动性。”[10]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阿尔都塞与结构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的理论和观点始终贯彻着结构主义的基本方法和原则，贯穿着反主体性这一结构主义的精神实质。尽管他自己不愿承认自己是一个结构主义者，但他对马克思的结构主义的独特的解释无疑使他成为了一个杰出的结构主义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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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俞吾金，陈学明.国外哲学流派[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467.
[6]俞吾金，陈学明.国外哲学流派[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468-469.
[7]俞吾金，陈学明.国外哲学流派[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471.
[8]刘放桐.新编现在西方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19.
[9]周穗明.20世纪西方新发展史[M].北京：学习出版社，2004：253.
结构主义范文4
关键词：结构语言学 语言和言语 历时和共识
目前无论是语言教学，语言研究，还是各种语言著作的框架，都还没有超出结构主义的框框。各种具体语言的研究也大都在广泛的使用结构主义理论方法。不仅这样，结构主义研究方法还深深地影响到许多其他社会科学研究领域.
一、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产生
结构主义语言学或称结构语言学，是语言学的重要流派之一。它兴起于本世纪30年代的欧洲，索绪尔早期站在新语法学派的立场，到二十世纪初，欧洲各国掀起了一种所谓的格式塔思想，后来扩展到包括语言学在内的各个领域，在这种思想影响下，语言学界特别注重对语言，结构、系统和功能的研究，索绪尔也深受影响，渐渐创立了自己一个新的学派. 1916年，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出版，标志着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诞生，也标志着普通语言学的建立， 其反对对语言现象进行孤立的分析，主张系统的研究。
二、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特点
《教程》归纳并提出了结构语言学的四项法则：语言和言语、能指和所指、历时和共时方法、系统差异决定语义（即组合和聚合关系）；并提出了一套新的理论，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
1、语言和言语
索绪尔语言理论的突出特点是：严格区分语言和言语，明确限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里提出语言本身没有价值，它们的价值是由符号之间的外在关系决定的，语言整体是一个结构。而言语则是个人的主观的应用。他们认为：（1）语言是个整体，是由符号表示的规则系统；言语是说话，是说话者对语言的使用和形成的结果 （2）语言是社会的，具有社会性。社会性是语言的内在特征。言语活动的个人部分是言语，社会部分是语言。语言的社会性指语言规则不是任何个人主动的、有意识创造的产物，它是后天习得的，约定俗成的。社会性的另一重含义是它的约束性，使用语言的人必须遵守该语言共同体公认的规约。语言作为一种社会规约，任何人都不能独自创造它、改变它，如果要进行交际那就必须完全遵守这一契约。（3）语言是同质的，言语是异质的。索绪尔并不否认对言语进行科学研究，但是他认为语言和言语各自构成不同的研究对象，各自要求不同的理论。索绪尔区分语言和言语是为了确立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意在强调语言的系统性。他说：“言语活动有个人的一 面，又有社会的一面，没有这一面就无从设想另一面。”
2、能指和所指
索绪尔反对视名称和事物之间有一种简单而且必然的联系的传统观念，他认为词与物之间没有固定不变的对应关系，意义只是约定俗成的产物。换句话来说，能指和所指间依据任意性原则，因为作为能指的音响形式和概念实际上没有任何相似的地方。红之所以是红在于它不是绿、蓝、黑等等。因为它的价值不是来自于自身，而是来自于符号系统的结构。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 在这个系统里，语言符号联结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由具有心理性质的语音形象和概念内容两个部分相联结而成的，语音形象即“能指”，概念内容即“所指”，这两个部分是合二为一的。能指与所指之间没有自然的或必然的联系，不能由能指推断所指，也不能由所指推断能指，能指是什么形式不取决于所指如何，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所谓“任意”的，指两者的联系不是特定的，也是约定俗成的，是不可讨论的。“m-a-n”是一个能指，它在一个讲英语的人心目中唤起所指“人”这个概念，除了文化上和历史上的约定俗成，没有内在原因可以说明为什么这三个标记的意思应该是 “人”。同一概念在不同语言里有不同的音像能指。如“牛”在英语里是cow，而在汉语中却是牛。
索绪尔把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作为他语言学理论的第一个原则。任意性是语言符号的本质属性。符号的任意性决定了符号的意义并不来自于外在事物，也不在其自身，而只能产生于语言的系统之中，即产生于符号之间的差异。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在系统中每一个符号只是凭借它与其他符号的差异而具有意义，因为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联系既然是任意的，对于这一联系的任定，就只能依靠与其他的能指和所指的差异来进行，符号的价值只能由彼此间的相互关系决定。特定的语言环境中的特定词汇有其具体的语境意义，所指后面有没有明确的对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应关系的存在。意义是关系的反映，或者说意义只存在于关系之中，而意义的产生则只有当其有语境之后。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个纯粹的价值系统，“在语言里每项要素都由于它同其他各项要素对立才能有它的价值”。在语言系统中只有差别，没有正面的规定。
3、历时和共时
与历史比较语言学相反，结构主义语言学重视共时语言（也就是口语）的研究，特别着重于分析、描写语言的结构关系；从不孤立地看待语言要素，认为语言的一切都奠定在关系的基础上。 索绪尔反对当时在语言学中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反对把语言事实当做孤立的单位，强调语言是一种系统结构，其形成并非由音素和意义构成。认为语言结构即是语言和意义之间的关系网络。语言是一种符号，它不是事物和名称的联系，而是概念和音响的联系，不是物质的，而是抽象的。符号是任意的、约定俗成的，具有线性特征。符号借助于相互对立关系而起作用。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质。在语言中每项因素都由于它同其他因素的对立才能有它的价值。而索绪尔的这种语言结构理论也便成了日后结构主义的原始模式。
三、结构主义的发展及其影响
在索绪尔之后，索绪尔创建的理论逐渐以结构主义的名义在欧洲和美洲传播开来，20世纪三十年代，在他的理论基础上发展出几个结构主义学派，逐渐形成了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美国学派三个主要代表学派。下面，主要简单介绍前两个学派。
1、布拉格学派
又称"结构-功能学派"或"功能学派"。其先驱者是马泰修斯，布拉格学派接受了索绪尔关于语言是系统的思想，特别致力于音位系统的研究，建立了音位学说。它的另一个特点是不仅研究内部语言学，对广义的语言学问题也很感兴趣，运用语言学理论研究文学作品及外部语言学的其它各领域。
布拉格学派的学术特点是特别重视语言功能的研究。为此，他们借用了索绪尔的“音位”（phoneme）这个术语而赋予的不同于索绪尔的意义。索绪尔的“音位”指的是最小的语音单位，即“音素”；而布拉格学派的“音位”是从功能上考虑的，音位的定义为：最小的、有区别意义功能的单位，这也是目前“音位”这一术语的基本含义。索绪尔的理论思想中已经出现的功能的概念，这个思想在布拉格学派中得到了发展。他们将索绪尔“语言是一种系统”改为“语言是一种功能系统”，并认为语言是人类有目的的行为的产物，这个行为就是实现主体的表达与交际，这就是布拉格学派对功能的解释。布拉格学派的另一大特点是十分重视对文学语言和诗歌语言的研究，这也是列维？斯特劳斯可以借此构建他的神话学和结构人类学的基础。
2、哥本哈根学派
这个学派又称语符学派。代表人物是布龙达尔和叶尔姆斯列夫。这个学派继承了索绪尔的理论，并以严格的态度发展了索绪尔的学说，成为欧洲结构主义学派中“后”索绪尔学派。这个学派的理论颇为艰深，尤其以逻辑哲学最为引人注目。
哥本哈根学派的理论主张与索绪尔的“语言是一个独立系统”有密切联系。他们认为，语言学理论必须是内在的、自足的整体，解释语言必须用语言学本身的术语，而不能使用非语言学术语来解释；语言学理论必须是一个纯演绎系统，其理论本身必须独立于任何经验之外；理论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程序方法，可借此描述一些对象，而描写则必须是经验主义的，其特征应该是本身一致、可穷尽的和尽可能地简单。
和其他结构主义学派相比，这个学派的理论原则则极为严格。比如，他们对索绪尔的能指与所指这对范畴又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分，他们分别把它划分为四个层次：内容形式和表达形式、内容实体和表达实体，认为形式和实体的划分对于一切科学来说都是正确的，而表达和内容则是一切符号学（包括语言学）所特有的。这个学派也发展了索绪尔的关系学说，认为科学分析的真正对象不是事物，而是关系，即功能。事物本身不是别的，而是关系的交叉、功能的终端，即功能成分。功能分为三种：从属、限定、并列。这三种功能根据它们能否成为“过程”或“系统”的一部分，都有不同的指称。
哥本哈根学派也在符号学研究上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之所以被称为“语符学派”是因为他们大大地发展了索绪尔的符号学说，并认为一种语言只有把它的外在功能、它和非语言因素的关系都考虑进去才是一种符号系统。因此，根据上述的能指和所指以及符型理论，这个学派又将符号学分为多种内容：以内容平面为符号学的叫纯理符号学，以表达平面为符号学的叫内涵符号学，不以任何平面为符号学的叫外延符号学。语言学属于纯理符号学，同时他们又根据“操作性”，将纯理符号学分为普通符号学和纯理普通符号学。不过由于这个学派一直醉心于理论建设，对语言的实际操作并没有提出多少可行的观念和方法，妨碍了这个学派的发展和观念的普及。
综上，结构主义语言学在20世纪上半期成为语言学的主流，尽管它的各个学派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他们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就是认为，语言是一个完整的符号系统，具有分层次的形式结构；在描写语言结构的各个层次时，特别注重分析各种对立成分。这种观点也强烈地影响了人文科学的其他部门，如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等，所以说结构主义语言学发展到现在，其影响已远远超出语言学领域，它的一套理论方法被其他社会学科所利用。例如，人类学使用这一套理论方法，形成结构人类学学派.神话学用符号理论分析神话结构类型，取得丰硕成果，文学批评从结构上品评诗歌，精神分析学从结构上分析无意识活动和梦，等等。他们都借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方法，把各自研究的对象看成是一系列符号组成的结构组合。
索绪尔是个语言学的天才，代表成就就是其建立的结构语言学，在语言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影响并改变着语言学本身及其他相关学科的发展，可以说现代语言学的很多发展都是以其最初的结构主义观点所建立和批判继承的.结构语言学的最基本的看法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也正是他及他的理论推动语言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或许我们可以说20世纪所有的语言学都是索绪尔的语言学.
参考文献：
[1]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岑麒祥、叶蜚声校注，商务印书馆，1996。
[2]张绍杰译注《普通语言学教程》，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
[3]陈霞；重新审视美国结构主义对英语教学的影响[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03期
[4]梁如娥；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与外语教学[J]；科技资讯；2007年26期
结构主义范文5
[关键词] 电影 结构主义 符号学 叙事 亲切的金子
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理论最初兴于语言学和文学文本的研究，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左右被用于电影的研究。关于结构主义与符号学两者之间的关系，美国传播学家费斯克(John Fisk)曾言简意赅地概括为“符号学是结构主义的一种形式，因为它认为我们只能通过文化中的概念和语言结构来了解这个世界，而无法按照世界自身的意愿来理解它。”而符号学，通俗地讲，就是使对象精确化，其基本目的首先在于使研究者对研究对象本身的内容构成有更准确、更清晰的认识。由此可见，使用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方法的出发点是获得对研究内容的更精准的认识。戴维．洛奇(David Lodge)曾使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对海明威的小说《雨中的猫》进行了解析，他表示自己的研究目的是通过文本分析来考察结构主义是否可以带领读者进行深层次的解读并纠正对文本的错误理解，而他的答案是肯定的。因此，本文拟从这样的视点出发，试图对电影《亲切的金子》进行解析，以期获得对影片的深层次认识。
为什么选择这样的研究对象?首先，电影文本的长度与结构主义方法更加契合。结构主义批评实践通常都比较繁琐，如果研究对象是长篇巨著的话，其纷繁程度可想而知。也许这也是在文学研究领域使用结构主义方法进行解析的对象鲜见于大部头的巨著的原因之一。罗兰.巴特的《S／Z》和上文所提到的戴维．洛奇所论《雨中的猫》都是对著名作家的短篇文学作品进行结构主义解析。通常情况下，电影的长度都是相对较短的。观众两三个小时就能够完成对某部影片的“阅读”。因此在长度上电影文本更适合于做细致的结构主义解析。其次，电影的故事性更强，这就使得叙事分析的脉络更为清晰。无论是俄国学者普洛普对民间故事的分析，还是托多洛夫对《十日谈》的分析，其研究对象都是故事性比较强的作品。电影作为一种在有限的时间内展示的艺术形式，通常比文学作品更加强调故事性。
影片《亲切的金子》(英文译名‘Sympathy for Lady Vengeance’，以下简称《金子》)是韩国导演朴赞育(Park ChanWook)“复仇三部曲”中的第三部，由李英爱主演。该片讲述了一位被迫承担罪名的女性在狱中卧薪尝胆十三年，出狱后复仇的故事。这名叫做“金子”(部分媒体译为“锦子”)的女性，在十八岁的时候怀孕，于是找到英文老师寻求帮助。但在孩子出世后，老师却把孩子当作人质，逼迫金子协同其进行绑架并杀害儿童的犯罪活动。案发后金子为了自己孩子的安全，代替老师认罪，在狱中度过了十三年。表面上她在狱中成为虔诚的基督徒，但她复仇的心思一天也没有停止。最后大仇得报，沉重的感觉却并没有明显地减轻。通过下文对该片的分析，我们将会看到这是一部内涵丰富、值得探索的影片。
一、影片的叙事结构
早期的结构主义研究致力于找出具有普遍统一性的深层结构，而这种深层结构是由二元对立组合的体系构成的。根据列维．斯特劳斯的研究，人类的大脑是由二元对立组合的机制为基本单位来进行运作的，因此在文本中找出相对应的二元对立组合机制能够揭示支撑各种文本乃至文化现象的深层结构。这样的研究努力难免在某些时候给人造成机械化甚至“伪科学”的印象，结构主义也因此遭到了一些挑战和质疑。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应该或者能够全面否定结构主义研究的这种方法。事实上这种对二元对立组合的揭示对了解文本的整体架构仍然是有指示意义的。通过以下对《金子》深层结构的分析，我们也许能够发现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组合。
1．美貌vs暴力
美貌与暴力的结合，或者更确切地说，美貌的女性与暴力的结合，令这部影片有着不同寻常的美。女性在传统意义上一般不是暴力的载体，事实上朴赞育的前两部复仇影片也都是以男性为报复的主角。在《金子》中，李金子被描画为一个具有“惊人”(片中语)美貌的一位女性；她的认罪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很大原因在于这个案件是美丽的外表与残忍的罪行的结合。而这样震动的后果之一是金子那年所穿的点子裙甚至成为了时尚(片中语)。十九岁的金子以其清纯无邪的美令社会困惑乃至迷狂，三十二岁的金子仍然美得令这个社会目瞪口呆。
但就是这样一个美的化身，先是在十九岁时因为闷死年仅四岁的人质而坐牢从而使影片中的社会哗然；继而又在三十二岁出狱时由于实施计划周详的报复从而使现实中的观众感到震撼。虽然当年的罪名是她被迫承认的，但是暴力的概念始终与这位美丽的女性如影随形。
2．善与恶
这是一个经典的对立。许多作品都在致力于处理善与恶的关系。《金子》中的善与恶，不是简单的正义与邪恶的对立，这组二元对立组合的关系与下一个组合――世俗宗教与内心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两组组合的一个共同点在于：善恶也罢，宗教与个人信念也罢，它们的衡量标准都不是在社会中起主导作用的权威标准。它们的标准是个人的，也是复杂的。以善恶来说，金子显然是导演偏爱的角色，她所代表的是受到陷害和要挟的一方而真正的凶手白老师无疑是恶人。但金子所代表的善，不是宽容与仁慈，却是有仇必报。当她发现白老师杀害过的儿童不止一个之后，将所有受害者的父母或长辈召集起来，最后大家决定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凶手：每个家庭派一个代表向凶手刺一刀。这样的行为既有图一时痛快的负气，也带有对社会惩戒制度的无奈与反叛。这样的善，不是古典的善，而是处在恶的对立面的善。
帮助金子实施复仇的女性们都是金子在狱中结识的，每个人都是金子道义上的债务人。从社会传统的角度来看，她们个个都是罪犯，应该属于恶的一方；但在与影片中的恶人――白老师的对立中，她们的角色却实在不是恶的。她们自身的遭遇用令人同情地方式加以描画，她们帮助金子的角色作用使她们站在一个与恶对立的位置。
由此，《金子》中的善人也许可以这样加以总结：女人――罪犯――受惠于人――有恩于人。这样组合形成的人物，与传统意义上的善人相比更加复杂，也更令人深思。
3．个人信念与宗教
《金子》中有一位道貌岸然的牧师，他把金子看作是受到宗教感化从而在精神境界上得以升华的最好例证，并为此欣喜若狂。在影片中当他以特写镜头出现时，往往是为了表现他对宗教的虔诚与狂热：突出的双眼，颤抖的双唇，闪烁着的泪花……他对金子出狱前后表现的反差(金子在狱中温婉善良，乐于助人；出狱后立刻变得冷漠)表现出了几欲 失声的痛心疾首；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狂热的宗教信徒，却受命于金子的仇人，对金子的复仇计划暗中监视。在接过佣金的时候这位牧师也不忘做出虔诚的祷告状，“我会好好为主的工作努力”，这样的虚伪令白老师都不禁蹙眉――听到这句话之后他抽回了一张钞票。
与传统宗教及其虚伪的代表相对立的是金子的个人信念。金子所信奉的就是“赎罪”――自己犯了错要赎罪，别人对自己犯了错也要赎罪。而后者其实就是金子的复仇行为。正是秉着这样的信念，金子坚定不移地执行着自己的计划。她所遵循的不是世俗宗教的条规，而是个人内心的法则。
4．道德准则与法律秩序
《金子》中道德与法律的对立最明显地体现在对白老师的处置手法上。金子召集了所有受害儿童的家属，最后大家决定亲手解决杀害自己孩子的凶手。当年审讯金子的警官甚至也成了帮手。不同家庭的不同反应再次上演了一幕人性百态。
这样的处理方法反映了人类社会的法律秩序在满足人性需求方面的缺憾；影片道出了很多有过类似经历的人的心声。然而，影片同时也在无声地向世人展示：当道德的屠刀沾满了凶手的血，执刀的人并没有得到想象中的满足。人类的恩恩怨怨，究竟是应该置于道德准则还是法律秩序的管辖之下，这似乎是今没有正确答案的问题。
5．母亲与女儿
《金子》中母亲与女儿的对立，主要体现在母女俩的语言不通。金子在女儿一岁时去坐牢，女儿被白老师送给一对澳洲夫妇领养。母亲要通过查字典来和女儿交流，女儿对自己的本土语言也是一窍不通。母亲与女儿的对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韩语与英语的对立，韩国文化与英语文化的对立。
于是金子的仇人――英文老师成了解决这种语言障碍的桥梁。影片中最富有戏剧效果的一幕莫过于金子将在自己亲生女儿面前手仞仇人。由于母女俩语言的障碍，金子无法向女儿直接表达自己的所作所为；于是她采取了通过仇人之口来翻译的方式。仇人将金子对自己罪行的控诉译成英语给金子的女儿Jennie听，对这样反讽的场面只能报以苦笑。
女儿是母亲的延续，母亲在女儿身上看到新生的自己。影片最后金子扑在女儿的怀中，母女俩终于达成和谐的谅解。
6．女性与男性
《金子》中女囚经历的叙述不禁令人联想起另一部影片《芝加哥》。两部影片中的女囚入狱基本上都与男人有关。女人杀掉背叛或者迫害自己的男人，然后受到社会的审判。男人对女人在感情道德上的背叛遭到女人极端的报复，这种感性的行为将受到理性的规则的惩罚。影片不动声色地将一抹同情之笔赠予了女性。
另外一处两性的对立体现在金子的一个狱友出狱后嫁给了白老师以便卧底。白老师对其施行的再次提醒人们女性在两性之间所处的弱势地位。
以上几组二元对立的组合，构成了影片叙事的基本架构：美貌――善――个人信仰――道德准则――母亲――女性为一方；暴力――恶――宗教――法律秩序――女儿――男性为另一方。从这些对立中，我们可以看出女性复仇影片的基本元素；同时我们也可以察觉出影片所负载的社会价值观。
二、影片所反映的社会价值观
菲斯克等许多学者认为，大众传媒在工业社会里的角色相当于神话在以口头传播为主的部落中的作用。在《六杆枪与社会》中，威尔．莱特(Will Wright)对好莱坞西部片的二元对立组合结构进行了解析；并称他的研究目的并不是像列维.斯特劳斯那样揭示一个思维结构，而是展示社会中的“神话”怎样通过结构向社会成员传达一种概念体系。在同样的问题上，罗兰．巴特所关心的是神话在以阶级冲突而不是以同质性为特点的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作用。他认为神话的作用是使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自然化和普遍化。由上可以看出，莱特和罗兰．巴特对神话的研究目的都是试图揭示神话本身的意识形态。那么《金子》作为工业社会中的大众传媒产品，作为一个“神话”，反映了怎样的意识形态或者说社会价值观呢?
1．女人在社会中的角色。
金子在影片中身兼母亲、情人、梦中情人和杀手等多重的角色。这些角色在一个人身上的重叠也许可以部分归结为她的美貌，但也可以反映出影片对女性的社会角色的看法。影片中所传达的女性形象是美丽的、善良的、反规则的以及具有个人原则的。金子的遭遇反映了女人作为势弱的一方在父权社会里的地位。
2．女性的复仇方式挑战父权的法制体系。
金子的复仇是颠覆传统的复仇。而这种女性的心理战和道德战的个案胜利，显然并没有带给主角多少轻松的感觉。究竟选择痛快的感性复仇方式，还是应该寻求理性的法律解决办法，影片并没有提供明确的答案。法制的缺陷与道德控制的薄弱，复仇之前的仇恨与复仇之后的空虚，道出的是无法两全其美的困惑。金子对女儿“清清白白做人”的期望，也许可以被看作是达到精神平静的唯一途径――这样的期望既不是女性的也不是男性的，而是人性的。只有清清白白(Livewhite――片中语)，才能挣脱法律和道德的双重束缚，才能问心无愧地生活。
结构主义范文6
一、引言
结构主义课程与教学论是在20世纪50年代美苏争霸的背景下产生的，它热衷于追求教育的卓越性，追求教育培养大量社会精英，特别是培养大批科技精英。它是以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 J. P. Piaget） 的认知心理学为基础的， 该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的心理学家和教育家布鲁纳 （J. S. Bruner） 。布鲁纳的结构原理，首先出现在一个报告而后又作为一部广为传播的著作《教育过程》中。这部著作主要论及是直觉的作用，兴趣在学习中的地位。其核心却是结构原理。布鲁纳主导的的课程论的独特之处就是他的结构主义课程理论。
二、布鲁纳结构主义课程论的基本观点
1.学习学科的基本结构
受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的影响，布鲁纳认为，原则是一个基本结构。我们应该使学生了解该基本原则。布鲁纳的基本结构认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知识不断地增加或改变，每个学科都有固定不变的模式是不可能的，但各学科内在的概念、定义、原则和法则仍具有一定的客观性或相对稳定，这之间的本质联系通过不同事情可以反映出来。
布鲁纳说：“不论我们选教什么学科，务必使学生理解学科的基本结构。”其具体表现就是每门学科的基本概念、基本公式、基本原则、基本法则等。他认为基本结构乃是其他知识的概括、抽象、内在制约者、发源、本质。
2.提倡发现学习，注重直觉思维
在教学方法上，布鲁纳主张“发现法”。所谓“发现法”，对学生是一种学习方法，叫发现学习；对教师则是一种教学方法，叫发现教学法。发现教学所包含的，与其说是引导学生去发现那里发生的事情的过程，还不如说是他们发现他们自己头脑里的想法的过程。他主张让学生主动地去发现知识，而不是被动地接受知识，旨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3.提倡螺旋式课程
布鲁纳认为课程设计和教材的编写应查明基础学科基本知识的学习准备，根据学生当时认知发展水平予以剪裁、排列和具体化，使知识改造成为一种与儿童认知发展相切合的形式。他认为课程或教材的编写应按照学科的基本结构来进行。
由此，他提出了螺旋式课程编写方法。所谓螺旋式课程（spiral curriculum），就是以与儿童的思维方式相符合的形式尽可能早地将学科的基本结构置于课程的中心地位，随着年级的提升，使学科的基本结构不断扩大与加深。
三、在新时期对布鲁纳的结构主义课程论的几点反思
新时期，知识和技术已成为经济持续健康增长和社会和谐发展的核心，知识的生产、传播、应用成为关键，知识经济里“知识”的概念至少包括关于事实方面的知识、关于原理和规律的知识、关于操作的能力、关于管理的知识和能力。后两类知识主要靠实践才能获得。特别是现在的知识几乎接近于爆炸式发展，而布鲁纳所强调的重视基础、基本结构，在现在的教学过程中似乎显得尤为难得和突出。这种时代的现状和教育的要求促使我们对布鲁纳的结构主义课程论进行再思考和再认知。
1.改善课程质量，激发学生对学习本身的兴趣
把我们的教学内容转化为适应学生的思维方式，使学生有新发现的感觉，从而产生学习成就感。兴趣是一种能转化为学习动机的内在心理因素，其驱动力强、持续时间长、作用持久，它能使学生把外在的教育要求转化为自身的教育需求，再内化为自身的品质和个性，实现教育目的。课程质量的改善主要体现在对课程内容，授课形式，教学手段的变革上，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逐渐养成主动的学习态度，使学生在课程的安排中体会到所学知识本身的逻辑性，以此来吸引他们的探索好奇心理。这样一来，课程设置的目的也得到了最好的诠释。
另外课程的设置要符合学生的平均逻辑思维水平，既要体现最近发展区的影响，又要满足学生的接受能力。特别是课程本身的灵活性，对不同地区，不同的学生，教育者可以根据需要适当改变课程的设置和逻辑从而满足自己的教学实践需求。不同层次的课程设置都要为此做出适当地可调整的空间，为教育者或增添或删减课程提供选择。
2.课程内容的选择
教师要想把学生有限的接受能力充分展示在以后的生活中，使他们成为更有价值个体，就必须研究的课程内容，提高教材质量，引领学生学会各种原则，这样的基本原则或者基本结构，在设计课程和编写教材中应该占中心地位，让它成为教学中心，使这种结构能成功地简练地概括各种定义，原则，法则等等。如果学生已掌握学科的基本原理，那么这种课程内容的选择就趋近于合理。学生只要记得学科的基本原理，就能推断出或扩大到对其他学科内容的理解，在这一个过程中，学生有很多道路的选择，如“知识转移”，“学习如何学习”等。所有以前的教学改革，课程改革，尽最大努力，花最多的时间就是改革课程内容。面对快速变化的形势的需要，以学校为基础的校本课程开发逐渐受到重视，其中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就是让学生知道如何学好各学科基本原则。
课程内容的选择，要求教师要从自己的教学实际出发，这里的教学实际是指学生的基础，使用的教材，课时安排，学业评价标准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教师对课程内容的选择，只要本着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原则，选择恰当合理的课程内容应该能够实现，而且有利于学生的终身发展。
3. 改善学习气氛，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并重
每门学科都有有限的一般知识和无限的特殊知识，所以要选择学科的基础知识和基本原理。学生掌握了它们就能提纲挈领地掌握众多的知识，进而驾驭该门学科。知识既包括知识和能力，又包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个时代人们关心的是知识的生产率，即科学知识转化为产品和技术的效率。课程设计应该使学生重视自然科学学习、重视技术获得。那种轻视学生操作技能、管理素质培养的观念将影响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发展。同时如何实现人的完整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最终要培养的是完整的个体，是精神和智力的完美结合体。所以相应的人文科学在课程设置和课程评价中所占的比重也不应该被削弱，这是毋庸置疑的。
4.改善评估机制，通过发现法强化学生的学习动机，提高教学效率
布鲁纳认为不宜过份重视奖励、竞争之类的外在刺激，因为这种强化可以使某个特殊行动激发起来，并导致重复，但它对学生构成有用的世界模式的长远的学习过程并无益处。布鲁纳承认奖优制度对学习有一定作用，但他强调内在奖赏的重要性，认为教学应把重点放在学生的认知活动方面，为其创设恰当的问题情境，激发其好奇心、求知欲，让其主动去发现、探索，让其在成功和失败的体验中增强后继学习活动的动机，而外在的奖励、竞争之类由于带来诸多负向效应，应慎重使用。
科学的发展，哲学思潮的涌动，以及美国通过改善科学教育来保持自己科学优势的教育追求，构成了布鲁纳结构主义课程理论出现的具体背景，使其影响日趋广泛，深远。虽然布鲁纳的结构主义课程理论在运用于教学实践时遇到了很多问题，即便如此，他还是强调最近半个世纪中知识的进展足以使任何富于思想的人，特别是对教育感兴趣的人去寻求新的方法来向新的一代传授那些已在快速发展的大量知识。仅凭这一点，我们就知道该理论的价值所在了。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