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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普通台词连续重复五遍，有些奇怪。但是，当你明了此时正身处影视剧后期制作的录音室内，便会恍然大悟。为了达到最佳声音效果，在这里，不断重复，不断调整，是常态。
位于一间普通小白楼，占据三层的录音室，每日工作颇为忙碌，负责人说道：“这几个录音室，很少有空下来的时候。”探班当天，右边是高希希《楚汉传奇》的声音制作，而左边正进行的是电视剧《推拿》的同期声补录。
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同期声不是现场收音吗？怎么还用补录？同期声录音这种形式，对于拍摄现场的环境以及录音师的技巧都是要求颇高，常因环境的限制而造成瑕疵，导致声音大小不—或者模糊不清，所以也需要后期补音。那在补音过程中，是怎样的流程？演员如何操作？导演又起着怎样的作用？以电视剧《推拿》的后期声补录为例，——说来……
流程，事前甄选——多方合作 集体作战
同期声补录，相比后期统一配音，工作量稍小，演员只需要重新对部分场景进行配音，但同样是一个多方协作的过程，导演、演员、录音室工作人员都要参与其中，每一环节缺一不可。同期声补录，更像是“查缺补漏”，修正同期收音的瑕疵，以达到最佳效果。在确定补音之前，负责声音制作的录音室相关人员，会将发现声音存在的问题，总结归纳，具体标出问题所在，包括哪一集哪一个时间节点。最后，将其汇总，再联系剧组负责人，与其沟通确认。剧组的相关负责人确认后，再将其发给导演与演员，确定时间，进棚补音。环环紧扣，缺一不可。
在录音室内，一般都会有一台电视机，上面播放的是剧内相关情节，便于演员回忆当时的场景，而需要补录的台词，也会提前给演员。正式开始之前，录音师会先放一遍声音，让演员熟悉台词，了解何时插话与配音的速度。在补录过程中，如果遇到比较长的台词，很少能一次就过，需要磨合两三次，演员才能掌握比较精准的节奏。
导演，运筹帷幄——康洪雷：“最担心演员回不到当初的拍摄情境”
补录还需要导演？答案是肯定的，因为除了演员，导演是最了解人物角色以及台词语境的人，他需要在录音室外“坐镇”，对演员的配音做出判断，在语态与语速方面看是否与情节相符。同时，如果演员把握不好情绪，导演还需要做出指引，帮助其培养情绪。在电视剧《推拿》补音过程中，导演康洪雷基本上是在录音室全程跟进，尤其是补录工作量较大或者是主要角色的配音，甚至会一同熬通宵。在演员正式进录音棚之前，都会与导演有一个短暂的沟通，确认需要补录的地方。“最担心演员回不到当初的拍摄情境，尤其是要说方言的话，没有那个语境，怕说出来不对味儿。”
演员在录音室内，康洪雷会通过麦克风与演员随时沟通，“语速慢一点”、“注意要带着伤感”……这是导演康洪雷经常重复的几句话。尽管有时他只是在外面听着，但是脑子也时刻在运转，不亚于现场拍戏。“补音，也是对演员能力的一种挑战，有的演员非常聪明，转向非常快，能迅速再次回到当时拍戏时的语态与语速。”
演员，原景重现——张国强：最大挑战是南京普通话
在补录过程中，对于演员最大的挑战，是再次理解角色的心态，找到与情节相契合的语态。所以，工作中，张国强感觉最困难的是方言，因为剧中，身为东北人的他，说的是南京普通话，“拍戏的时候在南京，周围的环境让你很容易说出南京味儿的普通话，但是已经拍摄完毕一段时间，最近我拍戏叉在大连，所以很可能说不出那种味道了，一会儿，我得时刻注意不能有东北腔。”
刘威葳：“当时这话怎么说的”
当天录音棚，除了张国强，还有一位从剧组匆匆赶来的演员刘威葳，目前她正在东北拍摄新戏《遥远的婚约》，“现在那边的气候特别冷。”刘威葳说道。而现在，她需要从另—个角色走出，进入到她告别几个月的盲人推拿师“小孔”，“好多情节，现在想起来，都不知道怎么演的。现在再配音，生怕找不到感觉。”看到电视机中播放的画面，刘威葳笑着说：“好像看一场回忆，看着画面里的自己，有时感觉好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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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黑龙江省在上年粮食总产量登上1100亿斤台阶、跃升为“全国第一粮食大省”的基础上，再创新高增长到1250亿斤，保持总产量、商品量居全国“双第一”的粮食大省。
黑龙江省粮食产业在全国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黑龙江省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全省耕地面积1151.6万公顷，农民人均耕地10亩；水资源总量810亿立方米，平均每亩耕地拥有水量468立方米；天然草原面积约433.3万公顷。其中，主要耕作土壤为黑土——属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典型的黑土面积约为7万平方公里，属难得的稀有资源；土壤结构好，有机质含量高，微量元素全；农区地势平坦，并且耕地连片，水源充足，具有发展现代化、规模化、机械化粮食生产、建设成为全国最大粮仓的优势条件。近年来，该省粮食产业日益呈现以下重要特点：
（一）全国最大的粮食生产基地
在黑龙江省粮食生产结构中呈现一个重要特点，与粮食安全密切相关的玉米、稻谷和大豆等三大作物，都占据重要地位。以2010年为例，黑龙江省粮食播种面积1139.1万公顷，居全国第一位，占全国总面积的10.425%。2012年，黑龙江省粮食总产量在高基数之上再增加到1250亿斤，比上年增加140亿斤。其中，玉米增幅最大。从2008年以来的5年间，黑龙江省增产粮食总量高达457亿斤，占全国同期新增粮食产量的比重接近四分之一。
（二）全国最大的绿色食品基地
黑龙江省地处北纬45度，是世界三大寒地黑土带之一，拥有发展绿色食品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全省大部分地区还处于原生状态，天蓝水碧、四季分明。漫长的寒冬阻止了病虫越冬，减少了病虫害的发生几率和农药使用量。夏季昼热夜凉，干物质和微量元素积累多，产出的农产品口味纯正色香、质量安全可靠、营养全面丰富。
近年来，全省利用自身的各种资源优势，实施“打绿色牌，走特色路”的发展战略，其重点是抓好绿色食品总量扩张、优化质量、全程监管、品牌整合和市场开拓，促进了黑龙江省绿色食品产业迅速壮大，成为全国最大的绿色食品生产和加工基地。据统计，到2012年末，黑龙江省绿色粮食等各种作物种植面积高达6700万亩，实物产量3510万吨，全省“三品”认证数量达到10807个，其中绿色食品达1054个，居全国首位。目前，黑龙江省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绿色食品生产加工基地和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最高的省份。
（三）全国最大的商品粮仓
随着黑龙江粮食生产的持续增长，从2004年到2011年的8年间，全省粮食总产量从627亿斤增长到1114.1亿斤，尤其是从2010年开始，全省粮食总产量实现历史性跨越，跃升为全国第一位。与此相应，人均粮食占有量逐年提高：2011年达到2907.98斤，2012年再升为3383.45斤，在全国名列前茅。同时，黑龙江粮食商品率不断提高，由新世纪初的70%上下，提高到目前的82%以上，向全国贡献的商品粮数量大幅增加：仅2006～2010年的5年间，黑龙江省贡献的商品粮累计达到3229.5亿斤，粮食优质率依然保持在90%以上的高水平。目前，在我国现有的13个粮食主产省区中，能够调出较大数量商品粮的省份已为数不多了，而黑龙江省始终是佼佼者。黑龙江省用占全国1/10的耕地，生产出全国1/7的商品粮，可养活全国1/6的人口；粮食产量、粮食增量、粮食商品量和输出量，均摘下中国“第一粮食大省”的桂冠。
黑龙江省发展现代粮食产业的“五大”特点
今日之黑龙江，无愧于“中华第一大粮仓”的美誉。那么，黑龙江省近年来是如何跃升为全国第一粮食大省的？走访广袤的黑龙江大地，就会得到明确的答案。这就是一连串“大”字：大水利、大农机、大流通、大科技、大合作。这“五大”，有力地挖掘出黑龙江粮食增产的潜力，不断探索现代化大农业的道路。
（一）大水利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黑龙江省以大步伐发展“大水利”，建设灌溉大系统，绘制出建设“大水利”的宏伟蓝图。全省在“十二五”期间，规划投资1500亿元，实施农田水利、水资源开发利用、滨水城市等“十大工程”，构建起“五大体系”：粮食安全水利保障体系、水资源配置与供水安全保障体系、城乡水利防灾减灾体系、水资源和水生态环境保护体系、现代水利管理体系。迄今，黑龙江省完成国家“节水增粮”行动规划任务，旱涝保收田面积达到5000万亩；水库兴利库容达到120亿立方米，地表水调控能力由13%增加到18%；水田地表水灌溉水利用系数提高到0.55，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低到73立方米，为“十二五”全省粮食总产冲击1500亿斤目标夯实了水利基础。
（二）大农机
机械化是现代农业的根本出路。黑龙江省近年来积极夯实“大农机”的装备基础，已经基本实现了农业机械化。黑龙江省在建立“大农机”格局中，一个显著特点是发展现代农机合作社。黑龙江省从2008年开始率先建设投资规模达到1000万元的现代农机合作社，经过5年的发展，至今已建成797个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具有建设标准高、机具配备全、经营活力强的特点。目前，全省现代农机合作社的农机总动力达到301万千瓦，入社社员的数量发展到11.2万户，入社土地面积达到593万亩，辐射土地扩大到4000万亩，约占全省耕地总面积的1/5以上。
（三）大流通
市场流通体系是配置粮食资源的基础手段。黑龙江省粮食部门以加快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全面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以服务宏观大局和服务“三农”为主旨，围绕省政府规划的“经济区”和“十大工程”积极开展服务，采取了一系列攻坚措施，开拓粮食“大流通”的市场网络，实现了“十二五”粮食流通产业发展的良好开局。迄今，黑龙江省已与全国15个省市建立了长期稳定的粮食产销合作关系，打开了广阔的销售市场，谱写了产区与销区合作共赢的“大流通”新篇章。
（四）大科技
科技是粮食持续增长的动力。黑龙江省着力以科技创新开掘出粮食增产的内在潜力，把生产标准化、管理信息化、施肥科学化贯穿于粮食生产全过程，提高了土地产出率和产品优质率。2010年，全省农业科技贡献率达到59.5%，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达到65%，良种覆盖率达到98%以上，粮食标准化率达到90%以上。从2011年以来，黑龙江省创造了全国粮食总产和粮食商品量“双第一”的业绩，“大科技”的强力支撑功不可没：
（五）大合作
黑龙江省勇于探索和突破，创新“大合作”的经营方式。近年来，黑龙江勇于探索专业合作社、“场县共建”等多种方式，实现多部门的大合作：把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把分散的作业统一起来，把分散的经营联合起来，实现了小生产与大市场的有效对接，提高了规模经营水平。2011年以来，黑龙江各垦区共出动拖拉机10477台，为地方代耕、代种、代收总面积达4052万亩。
抓紧战略机遇期，促进我国粮食大省“由大转强”
在赢得“九连增”之后，我国粮食仍然处于发展战略机遇期，但也进入难度更大的攻坚期。抓紧机遇，奋力攻坚，促进我国粮食大省“由大转强”，对保障国家粮食可持续安全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一）促进粮食大省“由大转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目前，在我国31个省、市、区中，有13个粮食主产省（区）；11个粮食产销基本平衡省（区）；7个粮食主销市（区）。我国商品粮基地主要集中在东北和黄淮海两大地区。2011年，13个粮食主产省（区）粮食播种总面积为7910.41万公顷，占全国粮食播种总面积的比例高达71.54%；总产量达到4342.17万吨，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比列高达76.02%。同年，全国粮食商品量达到34461万吨，商品率比上年提高1个百分点，为60%。在13个粮食主产省中，黑龙江省、吉林省、河南省、山东省、河北省、江西省和安徽省等7个省粮食商品粮增量都在100万吨以上。其中，黑龙江省商品粮增量超过500万吨。目前全国1/4的商品粮由黑龙江省和河南省提供。事实表明，粮食大省在全国粮食产销格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粮食安全的“中流砥柱”。
然而，必须清醒看到，近年来我国13个粮食主产省（区）的商品粮供应能力发生了较大变化：商品粮输出量较大的省（区）仅有7个；商品粮输出量变小的有2个；粮食输出和输入基本平衡的省有3个；完全变为粮食输入的省有1个，粮食主产省的发展面临着诸多新矛盾和“瓶颈”。
一是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的矛盾，即国家需要多增产粮食，而农民需要增加收入；二是粮食现代化与土地“碎片化”经营权承包的矛盾，即适度规模经营与小农生产不适应；三是粮食基础设施落后与持续发展的矛盾，即农业农村生产与农民生活设施薄弱，不适应粮食现代化持续发展的需要；四是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之间利益与风险分担机制的矛盾，即“粮食大县、财政穷县”的状况长期未取得根本改变；五是粮食部门的社会职能与管理手段“空心化”的矛盾，即粮食部门缺乏宏观调控手段与其承担的职能不相适应。
上述深层次问题，在我国具有普遍性，需要从“顶层设计”的宏观高度，采取重大战略对策，逐步加以解决，以有效促进粮食大省“由大转强”，具有十分重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一是确保国家粮食可持续安全的需要，也是保障国家经济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的需要；二是保障民生基本需求，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需要；三是推进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等“新四化”同步发展的需要，为其创造物质基础；四是合理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需要，促进地区优势充分发挥，使自然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五是加强我国粮食国际市场竞争力、抵御国际粮食市场不确定性的需要，以牢固掌控本国粮食主动权。总之，要把建设粮食大省置于“三农”、乃至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重中之重”的地位，有力促进其“做大、做强、做富”。
（二）衡量粮食大省“由大转强”的基本标准
衡量一个粮食大省“由大转强”、成为国家粮食安全的坚强后盾，决不是一个称号，而是具有重大的分量和达到必要的标准。从粮食产业不可少的要素考虑，一个粮食大省“由大转强”至少应该具有以下客观标准：
一是粮食生产现代化水平高。通过“四化”协调发展的支撑作用，强化新型农业现代化基础。就是指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粮食优质高产为方针，以改善生态环境为原则，以高度集约化、标准化、组织化、信息化、产业化水平为主要标志，以基础设施、机械装备、服务体系、科学技术和农民素质支撑为条件，稳定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培育涵盖良种开发、粮食生产、粮食收储、粮食加工、食品加工、物流销售、循环利用等环节的完整粮食产业链和产业集群。作为最重要要素的耕地，要保有足够的数量和质量。高标准基本农田、粮食种植面积、粮食总产量、粮食质量和优质率、人均粮食占有量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二是现代粮食流通和物流体系功能高。粮食大省“由大转强”不可或缺的一个条件，就是具备现代粮食流通和物流系统。包括粮食流通职能机构健全，国有粮食企业主渠道作用充分，粮食多成份、多渠道、多形式流通繁荣灵活，粮食超市、连锁、配送等“现代业态”形式广泛普及。与此同时，与粮食总产量、流通量不断增大相适应，粮食储备规模也不断扩大。鉴于此，在粮食主产区必须建立完整的粮食物流系统，即把各种粮食仓储、运输、装卸等各种设施有机结合为完整的系统。其中，特别要采用绿色储粮和“四散”储运方式，做到储备粮数量真实，质量良好，以充分发挥调控作用。
三是粮食科技贡献率高。粮食主产区增产和农民增收的根本途径是，在保障足够粮食种植面积的同时，更多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土地产出率和粮食优质率即提高粮食单产和提高粮食品质质量。包括加强自主科技创新、建立科技推广服务体系、推广良种良法、节水灌溉、科学施肥与田间科学管理，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进一步提高粮食科技贡献率。目前，全国粮食科技贡献率为52%，与经济发达国家80%的粮食科技贡献率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我国粮食主产省（区）实现“由大转强”，粮食科技贡献率至少要达到或超过80%的水平。
四是农民组织化程度高。适应农业现代化的需要我国农业将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即在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基础上，着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粮食大省在“由大转强”的过程中，必须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即在坚持以农民土地承包为基础的前提下，促进土地经营权依法自愿有偿合理流转，扩大适度规模经营。要加大对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种养大户、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的扶持力度。特别是要提倡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形式提高其组织化程度，以适度扩大规模化，提高粮食生产的规模效率和规模效益。
五是粮食供应商品率高。粮食商品率是衡量提供商品粮数量的指标，其高低取决于粮食商品量的大小，也是反映粮食生产发展水平和商品化程度的重要指标。近年来，我国提供商品粮的主产省呈现趋向减少的趋势，或提供商品粮的数量减少。粮食大省“由大转强”理应也必须提高粮食商品率和粮食优质化率。即可提供较大数量的商品粮及其制品，除了满足本省的粮食需求之外，还可向全国提供更大数量的商品粮食。
六是现代粮食加工业体系发达。粮食大省“由大转强”，决不可停留在只提供原粮的生产基地的地位，必须成为重要的粮食加工基地，建立现代粮食加工业体系，特别是要积极发展主食产业化经营。其基本途径在于，以龙头企业为带动，以现代科技为支撑，以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培育涵盖粮食收储、粮食加工、粮食物流、成品销售等环节的完整粮食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在此过程中，全面转变发展方式，采取新型“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实现“三高三低”，即：高产出，低投入；高效益，低消耗；高效率，低污染，改善生态环境，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促进我国粮食大省“由大转强”的对策建议
一个“粮食大省”真正转变为“既大又强”的粮食基地，既关系粮食产业组织经营体制和机制，又涉及资源配置的优化和产业结构的提升。这要求粮食主产区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发展规模农业、绿色农业、高效农业，加快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构建结构合理、功能完备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以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等“新四化”的宏伟目标。
（一）以“大资源观”为理念，突破日益加剧的资源约束
所谓“大资源观”，就是不仅要扩大资源的外延，而且要充实资源的内涵一一提高要素资源禀赋。我国特别是粮食主产区要守住“天下粮仓”，实质上是严把18亿亩耕地“红线”的关口，开发和保护好“水、土”两大关键要素。然而，从发展趋势看，包括粮食大省在内的粮食资源约束性越来越大，必须实行以“水、土”为中心的“大资源观”，即在充分、合理开发利用耕地和水源的同时，还要开阔视野，积极开发、改良和利用水域、丘陵、荒地，乃至沙漠，使其变成宝贵资源。
首先是强化“双严格”制度，提高要素资源的利用率。这既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也是粮食大省“由大转强”不可替代的战略措施。粮食大省更要带头坚持18亿亩基本农田“红线”的方针，强化严格保护耕地、严格节约耕地、保持足够粮田面积的原则。与此同时，要进一步加大对丘陵山地、宜农荒地、江河湖海的开发，保护和改良环境，防止和消除污染。与此同时，要继续大力推进生态建设，实施积极改造草原、保护天然林的重点生态工程；继续大兴农田水利，建设小型水利灌溉工程，完善节水灌溉系统，加强抵御旱灾的能力，切实巩固生态脆弱地区退耕还林还草的成果，有效提高我国“水、土”资源利用率。
其次是强化“双积极性”，提高稀缺耕地的产出率。迄今，我国还有2/3的农田是中低产田。加大其改造力度和速度，提高土地产出率，既是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也是粮食大省“由大转强”的关键途径。为此，强化“双积极性”，即加强主产区和主产区农民的“两个积极性”。
（二）以“大合作”经营为突破，拓宽粮食产业化道路
粮食大省“由大转强”的途径在于：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探索“大合作”经营，即以新型农村“合作制”拓宽粮食产业化道路。迄今，我国粮食主产省已经建立一批较大规模的粮食产业化龙头企业，成为现代粮食产业的新生力军。然而，目前我国必须采取创新性举措，解决其新产生的体制、机制问题。
首先是创新粮食产业化经营的体制机制。从客观经济规律和实际需要出发，探索和创新适度土地规模经营，就是一种粮食产业化经营体制和机制的创新。目前，人们正积极探索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多种形式。笔者以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优于其他形式的最佳形式。
从我国农村和粮食主产区的实际需要出发，现在需要培育和建立两种类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一种是真正的农民专业信贷合作社；另一种是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坚持现行农村经济制度基石的条件下，农民以土地经营权作为股份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可按股份取得红利；农民既可以参加合作社劳动，以劳动量取得工资报酬；农民也可以不参加合作社劳动，到外地打工，但仍然可以取得土地股份红利。这样，农民便可放心地把土地经营权交给合作社，自己从事其他非农活动，以增加收入。这种新型农民合作社组织在村社的范围内由农民自愿组成，实行“六统一”：统一机耕、统一播种、统一灌溉、统一收获、统一管理、统一出售，实现适度规模经营。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既可克服粮食规模化经营与土地“碎片化”承包之间的矛盾，又可促进以农民合作社企业为主体的粮食企业化与产业化经营。
其次是创新粮食产业化的资源配置方式。就实质而言，发展粮食产业化组织经营，既是创新资源配置方式，也是探索新型生产发展方式。实现这种创新的基本途径是实行“产供销”一体化。粮食产业化经营是以市场为导向，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依靠龙头企业为带动，把粮食等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实现一体化经营的经营组织方式。目前，全国各类农业产业化组织达到28万个，带动农户1.1亿户；龙头企业11万家，粮食主产省发展粮食产业化需要做到“四个坚持”：
一是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二是坚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三是坚持因地制宜；四是坚持机制创新。同时致力于实现“五个一批”的目标：即打造一批龙头企业，形成一批企业集群，建设一批生产基地，培育一批知名品牌，构建一批优势产业体系。粮食产业化经营的核心和灵魂，在于提高农业的效益和增加农民收入。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利益联结机制问题，要探索兴办农民专业合作社形式，建立“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这是总结各地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经验。
粮食大省以各种具有带动力的企业为龙头，以经济和社会效益为中心，以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为纽带，围绕主导产业和产品，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组织经营，社会化综合服务，企业化管理运行，形成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户，种养加、产供销一体化，把产前、产中、产后等各环节联结成一体的生产经营组织。粮食大省普遍采取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就必然会把粮食产业化组织经营提升到一个新高度。
再次是创新主食产业化组织经营之路。所谓主食，一般是指国民日常生活消费的、数量巨大、满足人体必需的能量和营养素的主粮及其制品。在振兴主食产业化经营的道路上，必须实现主食工业化生产方式。这是指运用现代工业技术装备和食物的科学配方，以规模化、批量化、集约化方式利用面粉、大米、肉蛋奶、调味料等原料，加工出优质主食品。其产品具有标准化、规格化、方便化、营养化等特点。粮食大省振兴主食工业化生产，要把主食工业化生产与主食产业化经营的优势结合起来，二者做到相辅相成，优势互补。随着主食工业化生产方式的提升，在粮食主产区必将涌现一批体制新、机制新、实力强的加工企业，不仅会开拓食品工业发展的新路，而且必然带动主食产业化经营。同时，把具有新体制、新机制的主食产业化经营的“龙头”企业，配置和形成主食品产业集聚园区。
（三）以“大流通”为关键，提升现代粮食流通产业
粮食大省“由大转强”，必须着力培育和发展现代粮食流通产业。随着我国四个现代化的进程，现代粮食流通产业具有更丰富的内涵，主要包括“五大体系”：现代粮食市场体系；现代粮食调控体系；现代粮食物流体系；现代粮食产业化体系；现代粮食行政执法监督保障体系。
首先是注重提升现代粮食流通产业。当前，粮食大省必须采取“五个进一步提升”的重大措施，以发展现代粮食流通产业：其一，进一步提升粮食市场化水平。即需要进一步健全完善城乡一体化的粮食市场体系和网络，重点在于整合市场资源，提升粮食市场功能；其二，进一步提升国家粮食储备科学化水平。适应国情、粮情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需要，以及抵御极端气候和自然灾害频发的应急需求，我国应在国家粮食储备规模、储备结构、储备科技等方面提高科学化水平；其三，进一步提升现代粮食物流系统水平。通过加快现代粮食物流设施的整合与建设，构建起网络化、信息化和“四散化”（即粮食散装、散卸、散运、散存）的现代粮食物流系统；其四，进一步加强国有粮食企业“市场主渠道”作用。即在坚持发展多渠道、多成分、多形式、少环节的粮食流通新体制和新格局的前提下，把主渠道与多渠道有机结合起来，建立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之间的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其五，进一步提升农村现代服务体系。当前要进一步健全完善良种推广服务，安全储藏服务，精深加工服务，资源开发服务，质量监测服务，冷藏运输服务，信息技术服务等。
其次是注重健全完善粮食价格体系。在提升我国粮食市场化水平中，尤其要注重健全和完善粮食价格体系。近几年，我国粮食等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国内外市场价格关系，以及宏观经济环境等都发生了明显变化。与此同时，粮食价格改革“两难”矛盾的问题继续存在：即不提高粮价难以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而大幅度提高粮价又会加重城市低收入群体负担。这些新问题能否尽快妥善解决，直接关系粮食大省粮食产业的兴衰，更关系其“由大转强”。现行的粮食等农产品价格到了需要调整和健全的关口。
解决上述新问题的钥匙是，进一步深化价格改革，恰当地把“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结合起来，建立科学的粮食价格体系，既促使价格杠杆能充分发挥其威力、但又不“脱缰”或受到压抑。其一，继续探索以市场供求变化为主形成粮食价格的机制，逐步做到价格体现价值；其二，科学制定粮食目标价格。当目标价格与市场价格之间出现差价时，国家采取宏观调控措施，提供差价补贴——与粮食挂钩直接补贴给农户；其三，完善粮食最低收购价储备制度。为克服粮食市场出现的新问题，需要探索“定量收储”的新办法——即国家收储足以保障粮食安全的必要粮源；其四，要采取“包容”式粮价思路。即“中度粮价、高度补贴”的策略思路——“提高粮价保持适度，增加补贴加大幅度”。采取这些基本策略，既可兼顾粮食生产者和城市低收入者的利益，又可加大补贴幅度，保证农民收入稳定增加。
（四）以“大科技”为支撑，增强粮食的可持续发展力
如今，我国包括粮食大省在内的耕地、淡水等资源的刚性约束日益加剧，依靠大量消耗资源的传统生产方式、推进农业发展和粮食增产已难以为继；农业劳动力素质呈结构性下降，用工成本迅速上涨，依靠低成本劳动力支撑现代粮食发展的空间趋向减小。鉴于此，依靠科技进步已成为粮食主产区粮食持续增长的根本出路。粮食大省必须以现代“大科技”为支撑，主攻单产和改善品质，稳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高农业抗御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力争率先在全国建成现代化大农业，打造国家优质、安全、可靠的“大粮仓”。
首先是粮食大省必须着力增强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从我国整体农业生态状况出发，大力发展“低碳农业”即“三高三低”等资源节约型粮食技术势在必行。要通过科技创新提高水、土、肥、种、光、温等要素的利用率，特别是要提高水、土、肥的增产效用。目前，我国灌溉耕地的粮食产量一般是非灌溉耕地的2～4倍。截至2011年11月份，我国农田有效灌溉面积仅占耕地总面积的49.6%，而灌区生产的粮食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75%。鉴于此，粮食主产区发展水利灌溉对于保障稳定增产作用重大。然而，我国水资源十分有限，研发高效节水灌溉等适合我国国情的、资源节约型粮食技术，对于粮食大省节约资源、增加产量、降低成本是必不可少的战略途径。
其次是粮食大省必须大力发展现代农作物种业。粮食大省生产的实践表明，良种对粮食增产的贡献巨大。据统计，1949年至2011年，我国在粮食播种面积基本持平的情况下，粮食产量增长了4倍，主要是因为粮食单产从68.6千克/亩、提高到344千克/亩，增长了5倍多。这表明良种对粮食增产的贡献最大。近年来，随着我国品种选育推广水平稳步提升，良种对粮食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这表明良种对粮食增产的贡献最大。粮食大省必须大力发展现代农作物种业，通过政策资金扶植，加强自主创新，培育拥有自主知识产权、适合我国粮食生产的优良农作物品种，进一步提高良种对粮食产量的贡献率。
再次是粮食大省必须加快农业新成果转化应用。针对目前我国农技推广能力不足的实际情况，应建立新型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充分调动农技人员积极性，让农业创新技术得到快速推广，转化成农业生产力；应加快构建以公共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为依托、合作经济组织为基础、龙头企业为骨干，其他社会力量为补充，公益和经营相结合，协同互补的多元化新型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让农业创新技术尽快推广，提高农业技术转化率。这在当前自然灾害频发、重发的背景下，尤其在播种等农作物重要时节，显得尤为重要。目前我国农业科技存在创新队伍不稳定、高层次人才流失严重等问题，原因归根结底还是投入不足。因此，应在做好科技兴农战略的宣传工作，加强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探讨并建立鼓励企业出资等多元化农业科技人才培养机制的同时，从政策上给予农业科技人才适度倾斜和鼓励，努力培养高层次农业科技人才。
（五）以“大补偿”为保障，加大公共财政支持力度
现在已形成共识，在粮食大省存在着如下矛盾：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之间存在矛盾；粮食主产区“贡献大”与“财政穷”之间存在矛盾。解开这对矛盾的钥匙在于，把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有机结合起来，以“包容”理念对粮食大省实行“大补偿”机制，即多管齐下加大财政扶持和“奖补”。
首先是对粮食大省加大公共财政扶持力度势在必行。加强宏观调控和增加公共财政支持力度，是推进粮食大省“由大转强”的不可或缺的措施。从理论方面考察，粮食是基础性、公益性、生态性产业，但在市场经济中处于弱势地位，必须从宏观上进行保护。从国际经验考察，东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对粮食产业都提供了大规模的财政补贴一一体现在农业结构政策和社会政策。从实际情况考察，在二元经济结构背景下，粮食生产条件和流通环境处于劣势状态，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长期背离价值，造成粮食主产区和农民种粮吃亏，出现“农业大县、财政弱县、民生穷县”。不改变这种状况，就很难激发主产区和农民生产积极性，也很难保障粮食的可持续安全。国家必须加大公共财政对粮食大省的扶持乃至补偿力度。这是粮食主产区、特别是粮食大省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民生改善、“由大转强”的必要步骤。
其次是对粮食大省多管齐下加大公共财政支撑力度。据统计，2012年中央公共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增长到12287亿元，同比增长17.9%。然而，与我国“三农”和粮食产业的薄弱基础和实际需求相比，还必须进一步加大扶持力度，必须多管齐下加强支持：
一是继续贯彻落实中央确定的战略方针。“多予少取放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完全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国情，是完全正确的决策。对粮食主产区不仅要继续坚持实施这一方针，而且国家公共财政对粮食产业的扶持，必须加大力度、完善方式、扩大范围、提高标准，尤其是要向粮食大省倾斜，以加快其“由大转强”。
二是继续坚持和完善对产粮大县的“奖补”办法。要针对粮食生产结构的变化，健全完善国家粮食“奖补”办法。即取消按面积补贴的办法，国家提供的奖励和补贴要与粮食产量和调往外省的数量直接挂钩，以真正实现其鼓励农民种植粮食的目的，逐步改变“粮食大县、财政穷县”的状况，实现“粮食增产、农民增收、财政增加”的最佳目标。
强国有我范文3
上午十点，阅兵开始，雄壮的《中国人民进行曲》奏响，乘车沿着宽阔的长安街，一次审阅44个精神抖擞，装备精良的方队。
“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洪亮的声音在长安街上空回响。“首长好！”“为人民服务！”士兵们响亮的回答声震长空。
随后，阅兵分列式开始。有陆海空三军仪仗队组成的方队，护卫者中国人民军旗走在最前面。接着，由军区、军兵种、武警部队和总部直属部队等8000余名官兵组成的13个方队，雄赳赳气昂昂地依次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祖国和人民检阅。其中的水兵方队，平均年龄只有18岁，是最年轻的一支队伍；威武的无警放对，表现出了坚决维护国家安全的意志。
我们的祖国走过了60年的沧桑，经历了60年的风雨，从前，中国并不发达，是个弱国，可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踏着给改革展的春风，迈着飞快的脚步，向着强国的目标进发！我们的生活，有着翻天覆地变化！但不仅仅如此，我们的国家，依然在发展，依然在进步！
我们可以大声地喊出：“我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强国有我范文4
关键词 坚强智能电网；四大体系；两大基础
伴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人们的日常生活跟电力网络的联系日益紧密，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电，对电能质量的要求自然也越来越高。如今电力网络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已远远超出传统意义上的分量，这就要求我国的电力网络整体能够跟得上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精神要求。另一方面，科技的快速发展，也使得特高压输电有了很大发展。针对这个情况，国家电网公司 在“2009特高压输电技术国际会议”上提出了坚强智能电网的概念，以求实现“电力流、信息流、业务流”的高度一体化，并形成优质高效、与时俱进的现代电网。
1 坚强智能电网的含义
我国的坚强智能电网主要强调“特高压为骨干网架，各级电网为分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电网”。
其相对传统电网的主要优势有以下几方面：实现分布式电网“即插即用”的并网运行方式：优化电力用户高负荷时段和低负荷时段的用电量；在传统电力网络中加入最新的数字化信息化技术。
其重要特征有：提供发电、储能；激励、包括电力用户；满足电能质量要求；是市场化成为可能；自愈；抵御攻击；优化。
2 坚强智能电网发展技术中的四大体系
在此主要从坚强智能电网的四大体系和两大基础来进行探究。
四大体系分别为高级计量体系，高级配电运行体系，高技术点运行体系及高级资产管理体系。
2.1AMI（Advanced Metering Infrastruscture）高级计量体系
此体系是坚强智能电网的核心基础信息平台，分为四层实现电网公司与电力用户之间的双向互动。
1）顶层即主站层，主要负责此系统的收集管理、通信管理及电力用户预付费管理；
2）二层是上行通信层，是主站与电表及主站与手持终端等远程通信的通信信道，保证电力用户与电网公司的双向交互；
3）第三层则是智能计量和分布式电源接入层，其中有智能手持终端、分布式发电系统及智能电表等设备装置；
4） 最后一层则为户内智能终端层，指显示终端和智能电表组成的电力用户和电网交互的门户。
2.2ADOI(Advanced Distribution Operation Infrastruscture)高级配电运行体系
ADOI主要使智能电网的自愈功能得以实现。
ADOI包括配电快速仿真与模拟、高级配电自动化、AC／DC微网运行、分布式电源运行、配电地理系统（GIS）、配电SCADA、新兴电力电子装置。此处主要介绍分布式电源接入。
在将强智能电网中，先进的互联网标准能够协调各种不同容量的发电及各式各样的储能系统，使其在任何电压等级上都能够有效互联。智能电网中的通信网络又将多台分布式发电机组连接成一个可以调度的虚拟电厂。
2.3ATOI（Advanced Transportation Infrstruscture）高级输电运行体系
高级输电运行系统则主要是对输电的智能化，用以降低大规模的停运风险和阻塞管理。
ATOI的核心是输电SCADA、WAMS、输电GIS技术及阻塞管理，另外还包括输电系统仿真和模拟及EMS高级报警可视化。
这里主要介绍电力GIS。电力GIS有6个主要功能：1）用户管理；2）系统数据维护；3）业务数据查询；4）地理信息查询；5）统计；6）台账查询。其原理是借用网络和计算机技术把电网的分布和相关实时信息及台账真实准确地传达给电力用户。其显著特征是将信息技术与电力系统紧密结合在一起，是一种全新的信息管理化工具，能够在全国的电力领域内形成大型的综合计算网络平台。
2.4AAMI(Advanced Asset Management Infrastruscture)高级资产管理体系
AAMI的出现极大的改进了电网运行的效率和质量。
AAMI也分为四层来实现其功能。1）用户层；2）业务逻辑层；3）应用服务层；4）系统服务层。
AAMI的主要管理为：1）设备资产管理；2）发电计划及项目管理；3）缺陷管理；4）备品备件及工具管理；5）检修管理。
3 坚强智能电网发展技术中的两大基础
以上的四大体系主要是在两大重要基础设施的基础上建立，即灵活电网结构及集成通讯系统，如果这两项基础不够稳固，那么坚强智能电网将只是一个空想。
3.1灵活的电网结构
电网结构的灵活性主要体现在其可以重构的电网拓扑，即当系统出现故障时，其一方面能够将故障造成的损失降至最小，另一方面可以迅速用其他连接对无故障部分进行正常供电。
由此电网结构所拥有的功能可知，其必具备两个前提条件：
1）拥有一个更高的平台，使其能够综合考虑终端电网的各种情况，实现对其最优化的控制，取得高效的电能质量及预期的稳定性；
2）拥有大容量的电力通道，可以支持高比重的各类分布式电源，以便能够整体协同控制，在必要时形成微型电网，保证电网稳定性，以提高系统整体的效率和灵活性。
3.2集成式的通讯系统
智能电网的载体是电力线通信、无线通信及光纤，这使得其通信系统拥有更强大的功能，能够在更广的范围内实现全方位的信息及应用的连接与集成。
除此之外，其还有这两方面的功能：
1）允许不同物理媒介的嵌入，并可同时处理集中式信息和分散式信息，这样就能将智能设备与数据通讯网络有机结合在一起；
2）积极发展和实施先进的通信标准，并且这个标准能够被供应商、使用者及不同主体共同接受，实现了电力网络中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多方位交流，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协调优化系统的运行。
参考文献
[1]李兴源,魏巍,王渝红，等.坚强智能电网发展技术的研究[J].电力系统保护与控制，2009，37(17)：1-7.
[2]王敏.我国发展智能电网初探[J].中外能源，2011，16(9)：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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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政府性投资公司对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情感化管理的影响，政府性投资公司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显得手忙脚乱。唯有从战略的高度出发，进行正确的投资财务管理，才是我国国有投资公司发展的根本所在。
关键词 国有投资公司 财务管理 融资决策
一、我国国有投资公司财务管理的工作重点
依据上述财务管理的定位、基本策略，国有投资公司财务管理应着重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加强财务基础管理工作，尽快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和国有投资公司特点的财务管理体系，并着手做好同国际财务管理接轨的准备工作。二是强化资金的统一调度，加强资金运作的全过程管理。在资金筹集上，积极争取政府财政资金支持；向国内外市场直接、间接融资；在资金使用上，坚持“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原则，量入为出，长短结合，科学筹划，千方百计降低融资成本、运营成本和管理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三是采取有效措施，防范和化解财务风险，积极调整负债结构，完善负债管理办法，使公司长、中、短期债务与公司资产结构、偿还能力相适应，做到举债有度，科学管理，按期偿还；全面推行债权风险管理制度，落实逾期贷款清理责任制等。四是高度重视改善公司财务状况，保证足够现金流，以满足还本付息和业务拓展的需要；努力减少投资损失和呆坏账；加强成本管理，降低财务费用；优化资产结构，提高流动 资产比重。五是加强税赋管理，做好税收筹划，合理赋税。
二、加强我国国有投资公司财务管理研究
1．财务经理双任联签制。对于具有完善的财务会计体系的公司，采用财务经理双任联签制。财务经理双任联签制是通过向所投项目企业直接委派财务经理来监督或掌握其财务活动。实际工作中投资公司根据投资协议的规定，对被投资企业的各项资金运转由投资公司派驻的财务经理和被投资企业的财务经理实行联签，对企业的经济活动进行动态跟踪管理，确保投资公司的经济利益。派出的财务经理纳入投资公司财务部门人员编制，定期向投资公司述职，并进行统一管理与考核奖罚。派出财务经理对被投资企业的重大经营决策、财务信息及其他情况享有知情权、检查权、建议权、报告权及评价权。一般不直接干预经营者的经营管理，派出财务经理的职责是产权代表在财务管理方面职责的体现，其职责定位具体有三：一是监督；二是服务；三是沟通。作为投资公司的代表，财务经理的主要作用是监督职 能。通过对企业的重大经济活动的监督，确保会计信息的真实性，促进企业内部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确保投资者的利益。
2．融资决策权。为了更好地控制整个集团的融资风险，保持合理的资本结构，避免因融资不当而危及集团生存，母公司应牢牢把握以下融资决策权：重大投资项目的融资，超过资产负债率安全线的举债融资，导致母公司股份比例变动的融资，增加子公司注册资本的融资，子公司的并购融资与租赁融资，发行债券、发行股票，以及子公司改制中所涉及的融资问题。母公司在集中重大融资权的同时，赋予子公司的融资决策权仅限于：在资产负债率安全线内的限额举债、提存的折旧费、税后利润 留成、与自行决策的投资相配合的融资，如流动资金借款、拨改借款；子公司自行决策的融资项目，则应由母公司审查或备案。
3．资金管理权。母公司实行集团内部资金集中统一管理。具体来说，就是将集团内部的资金结算、各子公司超过限额的对外资金支付、子公司在银行开设账户、子公司的资金收入以及子公司间的资金调剂等事项由母公司统一办理和审批。子公司主要负责资金的日常管理、制定资金内部管理办法、编制资金收支计划、组织资金收支平衡、进行资金收支业务的核算。为保证子公司经营的灵活性和零星开支需要，母公司应该给予子公司限额以内的资金支付权。
4．投资决策权。对外投资权应高度集中于母公司，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没有对外投资决策权。对内投资决策可采用集权基础上的适当分权，母公司对控股公司的分权 程度要大于对全资子公司的分权程度。流动资产投资决策权以及简单再生产范围内的技术改造权利完全交与子公司；在扩大再生产范围内的固定资产投资，应给予子公司限额投资决策权，超过限额的投资项目必须由母公司审批，或者按子公司自有资本的一定比例确定内部投资权；在一定时期内，无论投资项目多大或投资额多少，只要投资总计不超过比例，子公司都可以投资，超过比例无论项目大小都不能再投资。
5．资本运营权。子公司的对外投资、合并、分立、转让、改制等资本运营活动决策权限集中在母公司，各子公司一般没有这一权限。集团公司财务部应该拥有更大的资本运营管理权限，以适应集团发展对财务管理提出的新要求。
6．收益分配权。在集权方式下，全资子公司的可分配利润应该由母公司统一支配、调度，但从子公司的持续发展角度考虑，有必要给予子公司一定比例的利润留成，全资子公司的收益分配方案由子公司董事会制订，上报母公司审批后执行。而对于控股、参股子公司，其收益分配方案由董事会制定，并经子公司的股东大会或股东会审议通过。
参考文献：
强国有我范文6
关键词：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巴塞尔资本协议
随着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商业银行面临的经营风险日益复杂。2003年5月，中国银监会公布了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概述(即BaselII第三稿)。新协议以最低资本要求、监管检查和市场约束三大支柱取代了旧协议的单一资本充足率要求，而且最低资本要求中不仅包括原来的信用风险和加权风险资产，还包括对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的量化。就中国银行业目前的风险管理水平而言，与国际大银行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是未来几年银行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关于风险管理的新理念
《新巴塞尔资本协议》阐述的不仅仅是最低资本金要求、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市场约束三大支柱，其内容远比我们一般意义上所归纳的三大支柱要丰富得多。《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核心是风险管理，它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关于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理念。
(一)风险管理是商业银行的核心功能。传统上，我们认为商业银行是以追逐利润为目的的金融企业，核心功能是向社会提供信用中介、金融服务，是典型意义上的间接融资的金融机构。由于来自外部、内部的压力，商业银行业务、经营理念不断创新，其业务已不再局限于信用中介，而是多元的综合的业务。因此，商业银行的定位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其核心功能不是简单的信用中介、金融服务，而是风险管理，换句话说，商业银行的核心功能、基本任务是管理风险。
(二)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是全面风险管理。随着商业银行生存、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特别是利率市场化以来，以利率风险为主要风险的市场风险成为商业银行在新形势下面临的新的、重要的风险，使商业银行对风险有了新的认识，管理有了新的发展。《新巴塞尔资本协议》指出，商业银行面临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是全面风险管理。
(三)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市场约束是风险管理的重要手段。《新巴塞尔资本协议》认为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市场约束是风险管理的重要手段。它对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的重要性是这样描述的，“对风险的判断和资本充足率的考核仅考察银行是否符合最低资本要求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新协议提出的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突出了银行和监管当局都应提高风险评估的能力。毫无疑问，任何形式的资本充足率框架，包括更具前瞻性的新协议，在一定程度上都落后于复杂程度化高银行不断变化的风险轮廓，特别考虑到这些银行充分利用新出现的各种业务机遇。因此，这就需要监管当局对第二支柱给予充分的重视。”
(四)建模是风险计量的基本方法。尽管风险是否能够通过模型计量精确计算存在争议，但从理论上看，商业银行通过符合监管当局要求的内部模型计量的风险敏感性强，资本消耗小。
二、我国银行业风险管理的现状
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起步相对较晚，风险管理理念和风险防范意识与西方商业银行相比还有许多不足与问题。
(一)过分追求业务指标，忽视风险管理。由于我国各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开展较为缓慢，市场成熟度低，业务种类不够丰富，这使得众多商业银行不得不将利润的增长点更多地放在贷款业务上。与此同时，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市场和企业对银行资金的旺盛需求使得银行信贷扩张。另外由于市场竞争激烈，一些基层银行领导经营指导思想有偏差，重贷款客户的开发，轻贷款质量的管理，不严格执行信贷管理规章制度，导致降低标准发放贷款，形成信贷风险。
(二)尚未建立科学的风险管理体系。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工作的重心主要集中在对资产风险的重组、转化、清收、处置等事后管理上，而对风险资产的事前、事中的防范控制做得不够。各个业务部门对各自业务的风险状况分头管理，缺乏统一的管理目标和风险信息沟通；风险管理部门对于分散在各个部门的风险管理并未起到检查和督导作用。不良贷款边清边冒的问题比较突出。
(三)风险识别和管理手段落后，缺乏事前风险防范预警机制。国外商业银行在风险管理方法上，注重运用数理统计模型、金融工程等先进方法，达到了对风险管理全过程的全面监督和控制。而我国商业银行长期以来，在风险管理方面比较重视定性分析，缺少必要的量化分析，导致在对风险识别、度量等方面不精确，对于早期风险的防范仍存在较大缺陷。
(四)风险管理工具及技术方面有较大的差距。目前，国际金融市场上，一方面各种金融衍生工具层出不穷，金融创新业务在银行业务中占据着越来越大的比重；另一方面，金融风险与市场不确定性不断增强，银行风险管理日趋复杂。然而，国内商业银行在金融产品创新以及金融工具的使用方面远远落在了西方国家之后。国外很多风险管理工具和理念至今尚未在国内银行业风险管理过程中发挥作用。
(五)内控管理机制不完善，风险责任不明晰，风险管理执行力度较弱。我国商业银行的内控机制还不能完全适应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需要，不能适应银行审慎经营和银行业监管的需要。银行内部缺乏一个统一完整的内部控制法规度及操作规则，不少制度规定有粗略化、大致化、模糊化现象。我国国内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长期居高不下的一个原因就是缺乏严格、有效的内控管理，审贷分离不够严格，风险责任不明晰。另外银行会计、储蓄、出纳、信用证、承兑贴现等这些业务的操作环节内控管理不到位，执行制度不力等问题促使这些业务岗位的案件呈现出高发势头。
(六)奖罚激励机制不完善，忽视风险管理要求。国内商业银行普遍实行以提高市场占有率为导向的经营战略，追求客户数量和业务规模的增长，相应地基层机构对业务经营指标的考核存在重存贷款总量、轻质量效益的倾向，加上责任追究制度不落实，对违反规章制度的行为及造成不良贷款的责任人，处罚不及时且偏于宽松，达不到惩罚的目的，导致约束制度虚化，形成风险。
(七)风险管理人才基础比较薄弱，风险管理专业人员缺乏，对市场风险识别、监测和控制的专业化能力有待提高。虽然有些商业银行外购了市场风险计量模型和监控系统，但由于缺乏有洞察力、判断力和掌握先进经营管理知识、精通风险管理理论和风险计量技术的专业人才，使得所引进的先进的市场风险计量模型和监控系统未能发挥预期的作用。同时，我国还没有形成职业化的风险管理人才队伍。
三、提高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能力的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