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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调查的主要阶段范文1
关键词 未成年人犯罪；社会调查；主体；公安机关
中图分类号 D916.3 文献标识码 A
社会调查是指在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时，除了要调查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事实外，还要调查分析与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主、客观原因密切相关的事实，如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生活、学习经历，家庭环境，社区环境，交往对象、交往范围，是否具有不良行为习惯、不良经历，未成年人的心理、人格特征等。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处理中，有关国际公约和许多国家的立法都规定了社会调查制度，如《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第16条明确规定了社会调查制度，即“所有案件除涉及轻微违法行为的案件外，在主管当局作出判决前的最后处理之前，应对少年生活的背景和环境或者犯罪的条件进行适当的调查，以便主管当局对案件作出明智的判决。”
一、我国目前关于社会调查主体的争议
就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情况来看，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处理中的社会调查制度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在诸多问题上都存在争议，社会调查主体便是其中之一。目前，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社会调查主体的争论焦点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应该是公安、检察院、法院、司法行政机关还是接受委托的其他组织作为社会调查的主体；二是应该以哪个机关或者组织为主进行调查。具体的争议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法官成为社会调查主体的争议
有人认为，法官不能成为社会调查的主体，原因有两点：其一，裁判权是消极、被动的，行使裁判权的法官也应当是消极、被动的主体，法官若亲自参加社会调查，便有损其公正、独立的外在形象。其二，法官亲自进行社会调查，便有可能造成先入为主，无法给予被告人公正的处置。
但同时有人认为，应由法官担任社会调查主体，理由是：从法理上而言，社会调查结论会对判决结果产生影响，应慎之又慎，委托他人调查难以确保其结论的真实性、公正性。虽然由法官担任社会调查主体难以摆脱先入为主的嫌疑，但较之控方、辩方、其他社会组织，有理由相信法官是最能体会刑事政策本义的。另外，各地审判机关在较长时间的实践中，对社会调查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也锻炼和储备了相当部分的人才，与司法行政机关相比具有较好的基础和专业人员保障。
(二)控辩双方成为社会调查主体的争议
否定论者的理由主要有两点：第一，社会调查主体必须中立，而警察、检察官、律师由于自身所处的诉讼地位，与案件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牵连，所以，无法独立、公正地作出社会诃查报告。第二，从成本角度分析，若由控辩审三方各自来进行社会调查，会出现多份社会调查报告，可能相互冲突，这样不仅浪费诉讼资源，也不便于法官正确裁判案件。
肯定论者认为，由公安司法机关实施社会调查最大的优势在于这些机关拥有社会调查的相应手段和权力保障，效率高，社会阻力小。
(三)控辩审三方之外的其他组织、人员担任社会调查主体的争议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来自控辩审三方之外的社会调查主体包括各级共青团、未成年人保护组织、司法所的工作人员以及聘任的社会调查员。有人认为，从调查的客观、公正以及专业化要求来看，社会调查主体必须由控辩审三方之外的主体来担当，这也是社会调查工作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有人认为，由执行缓刑的机关和人员来承担这一工作更为合适。具体地说，由各司法局、所内设的部门进行社会调查。理由有两点：一是从社会调查报告的主要作用看，是为人民法院的量刑提供参考依据，具体地说，主要是对该未成年被告人是否适合判处缓刑提出意见。二是由司法行政机关承担社会调查工作，有利于对其缓刑实施分类处遇的监督考察。
但同时有人认为，在我国不宜将社会调查权全部交由社会机构去实施，调查结果的客观公正性难以得到保证。因为，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调查人员通常是基层社会工作者，调查对象或多或少地与被调查人存在某种关系。我国目前对社会调查员的失职与渎职行为也没有明确规定相应的法律后果，对他们的行为缺乏相应的约束。另外，现在绝大部分地区能够担当调查主体的社会团体组织不发达，体系不完备，调查的规范性、客观性、科学性等均缺乏制度保障机制。
二、确定社会调查主体必须考虑的几个因素
本文认为，确定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的社会调查主体，必须综合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一)社会调查的含义与目的
对社会调查含义与目的的理解不同直接影响社会调查主体的确定。国外的社会调查制度有两种，一种是刑事司法程序启动前的调查制度，这种调查制度首先应当是未成年人案件的一种分流机制，通过这种调查可以完成对案件的分类，防止将未成年人不当交付刑事司法程序。一旦启动刑事审判程序，这种调查所获得与提供的信息还可以为未成年人刑事问题的处置提供参考性依据。国外另一种社会调查制度是量刑判决前调查制度，它是在确定被告人有罪之后启动的人格调查程序，其目的在于为法官恰当量刑提供参考性依据。本文认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的社会调查应当是广义上的，应当包含上述两种含义，贯彻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处理的整个过程，而不是仅局限于量刑前的社会调查。
我国的社会调查制度要实现的目的应当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1)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程序的启动和每个诉讼阶段的处理提供参考。具体地说，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是否启动刑事司法程序，立案侦查后采取何种强制措施、是否移送审查，移送后是否提起公诉，是否不，审判后如何量刑、如何执行等，社会调查的结果都应当是重要参考之一。另外，本文还认为，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每一个诉讼阶段，都应当将司法转处作为重要原则之一，以减少未成年人进入刑事司法程序的可能，尽量减少在刑事司法程序中停留的时间，这也是未成年人司法的原则之一。司法转处的具体应用必须要考虑社会调查的结果；(2)为全面实现“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提供参考。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整个诉讼过程都应当贯彻此方针，而社会调查的结果是公检法机关在各自的诉讼阶段找准感化、教育点，挽救未成年人的重要依据；(3)为分析未成年人犯罪原因，实现预防与惩治犯罪相结合的目的提供参考。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一般都有着较为复杂的家庭、学校、社会和个人生理、心理方面的原因，通过社会调查，分析这些犯罪原因，对于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十分重要。公检法机关都是我国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主要力量，在办案过程中都要将惩治犯罪与预防结合起来，这就需要参考社会调查的结果。
目前，很多地方将社会调查仅仅理解为量刑前调查，仅在审判阶段实行社会调查，甚至这
些地方仅将社会调查作为能否对犯罪未成年人适用缓刑、管制等非监禁刑的参考，只在被告人有可能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的案件中适用社会调查，如江苏省、北京的门头沟区法院。所以，这些地方将社会调查的主体规定为人民法院委托的其他机构(主要是社区矫正机构、司法局)的社会调查员，这应该说没有真正发挥社会调查的全部作用，没有全面实现社会调查的目的。
(二)社会调查的对象
无论是从法律适用平等性的角度，还是从教育、感化、挽救犯罪未成年人的角度，社会调查的对象都应当包括所有的犯罪未成年人，不管他们的罪刑轻重，不管他们是司法辖区内的人还是外地人。但是，因客观条件的限制，现在绝大多数实行社会调查制度的地方都将社会调查对象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往往仅局限于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在司法辖区内，犯罪事实较轻，具备管制、缓刑条件的案件。如根据江苏省《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告人审前调查实施办法(试行)》的规定，社区矫正工作机构(司法局)只对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在本省各市辖区内，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并具有管制、缓刑条件的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告人实施审前调查。北京的门头沟法院自2005年7月试行社会调查员制度至2007年10月，共审结未成年人犯罪案件45件，但其中仅对24件案件中的32名未成年被告人进行了社会调查。其他未进行社会调查的案件主要存在两种情况：一是被告人户籍在外地或外区。二是被告人长期不在当地居住。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实行社会调查制度的一年时间内，启用社会调查员制度参与办案的数量也只有5起。对调查对象的限制，不仅大大限制了社会调查制度作用的发挥，同时对其他未成年犯罪人也是不公正的。因此，应将社会调查的案件范围扩大到所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
(三)社会调查的能力
根据前述，社会调查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这就要求社会调查主体必须要具有相应的调查能力，才能使调查的事实全面、真实。目前，在很多地方从事社会调查的社会调查员，不论他们是司法局、社区矫正机构、共青团、少年法庭的工作人员，还是从社会聘任的人员，在社会调查能力方面都存在明显的不足。第一，无法对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不在本辖区的犯罪未成年人进行社会调查，因为，这无论在时间、人力还是物力上都不允许。这也是很多地方将社会调查的对象仅局限于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在本司法辖区内的犯罪未成年人的主要原因。第二，根据现有的法律规定，社会调查员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无法通过查阅案卷来详细了解犯罪事实；对于犯罪未成年人被羁押的案件，社会调查员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无法接触到其本人，无法与之会见进行交谈，无法开展心理测试等活动，甚至连未成年犯罪人在犯罪后的表现材料都难以获取。因此，目前很多地方的社会调查员都只能进行一些性的调查活动，如对未成年人的亲属、邻居、同学等进行调查，当然，这也能反映一些事实，但肯定不是全面、深入的。例如，某些国家的社会调查十分注重心理测试，事实也证明侦查阶段引入心理测试是顺利开展侦查工作和有效矫正、改造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客观需要，但现在的社会调查员显然无能力进行此项工作。
很多接受社会调查委托的机构或者组织在人员配备方面也达不到要求。以司法所为例，虽然自1996年以来，司法部先后了《关于加强司法所业务规范化建设的意见》等一系列规定，但司法所的建设仍处在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司法所立户列编问题目前尚未在全国统一解决，有的地方司法所尚未建立。已经普遍建立司法所的地区，也面临着保机构、保编制、保队伍的问题。另外，司法所任务繁重，职责广泛。因此，由司法所进行社会调查在人员保障方面存在着现实问题。
(四)社会调查的时间理提供参考，也为后面的审查、法院审判阶段提供了重要依据。
2 在调查时间方面，如果将社会调查前移到侦查阶段就可以有效地解决目前司法实践中社会调查时间不足的问题。同时，与审查、法院审判阶段相比，侦查阶段最为充分。公安机关在立案前的初查中可以在调查犯罪事实的同时进行社会调查，在立案后，如果犯罪嫌疑人被羁押的，侦查期限也要长于审查和审判期限。
3 在调查能力方面，公安机关无疑是最强、最全面的。首先，公安机关对未成年人涉嫌的犯罪事实相比较于司法所、共青团等组织的人员，有更为清楚、直观的了解，通过侦查讯问，对涉案未成年人的犯罪经过、性格特征、犯罪原因等有更全面的认识，对未成年人犯罪后的表现也掌握得最及时、全面，这有利于更有针对、更全面地进行社会调查。其次，公安机关在社会资源利用方面也是其他机关、组织所不能相比的。公安工作的很多内容如收集掌握情报信息、人口管理、治安管理、犯罪预防、安全防范、服务群众等都与社会调查密切相关，公安机关还有丰富的社区资源和辅警资源可以利用，这些都为社会调查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再次，公安机关在全国拥有庞大的组织系统，相互之间的警务协作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这能有效地解决目前社会调查对象有限的问题，对户籍所在地、经常居住地不在本司法辖区、流窜作案的犯罪未成年人都能进行有效的社会调查。可以说，如果要将社会调查的对象扩展到所有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那么就必须将公安机关作为社会调查的首要主体。
4 在调查成本方面，公安机关也具有相当的优势。因为公安机关在对犯罪事实的调查过程中，必然会同时涉及到许多社会调查的内容，如果在立法上明确公安机关负有社会调查的职责，那么公安机关就可以顺利地将犯罪事实调查与社会调查结合起来，从而降低调查成本，减少调查时间。
5 在职责方面，公安机关也应当进行社会调查。我国的警察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多部法律都明确规定，预防犯罪是公安机关的职责之一，而社会调查的目的之一就是为分析犯罪原因、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提供参考，因此，公安机关必须承担起社会调查的职责。
6 在社会调查结果的真实性、公正性方面，公安机关比社区矫正机构、共青团等机构、组织的人员更有保障。首先，如前所述，在调查时间、调查能力方面，公安机关更有优势；其次，公安机关组织比较严密，人员配备比较完整，调查的组织性、规范性更有保障；再次，公安机关执法的权威性、严肃性，工作人员的丰富经验，能有效地避免目前社会调查工作中存在的恐吓、蒙骗社会调查人员的形象。
检察机关、法院是社会调查的补充主体。检察机关如果认为公安机关的社会调查不够详尽，可以补充调查。但由于起始时间晚，审查时间短，所以在司法实践中由检察机关承担社会调查的主要任务不合适。法院更不适合成为社会调查的主体，因为法院庭前的审查是程序性审查而非实体性审查，而且人民法院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更晚，当然，法院认为应该对未成年人的情况进行社会调查而公安、检察机关没有进行的，可以依职权进行社会调查或者直接委托有关社会机构进行调查。
公检法机关既可以委托医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某一方面的专业机构或者专家，也可以委托社区矫正机构、共青团等机构的社会调查员进行部分社会调查工作。我国目前只注
重对后一类机构及人员的委托，这与我国在社会调查中不注重对犯罪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调查有关。实际上对前者的委托更为重要，因为，他们所具有的专业知识正是公检法机关所缺少的。
辩护人可以成为社会调查的补充主体。很多人反对由辩护人进行社会调查，认为其提供的社会调查报告内容往往失之偏颇，总是片面强调对未成年被告人有利的事实和情节，达不到法院原本所期望的那种客观全面而又真实公正的要求。本文认为，辩护人在社会调查中只收集提供对未成年被告人有利的事实，正是其职责的体现。从维护未成年被告人合法 社会调查内容的广泛性决定了社会调查必须要有足够的时间，如有些国家，进行社会调查工作的缓刑官一般要花30至60天时间方能准备好社会调查报告。我国目前很多地方的社会调查是在法院审判阶段才开始，从司法实践情况来看，社会调查时间不足是普遍存在的问题。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案件的审理期限，普通程序的为一个半月，简易程序的为二十日，因此，各地规定社会调查的时限普遍不超过十天，而社会调查人员必须走访众多单位和人员，进行深入细致地调查分析，才能出具高质量的调查报告，如此短的时间难以保证调查质量。社会调查时间的不足甚至导致在某些地方出现先判后补调查评价报告现象。在法院审判阶段才进行社会调查，这在客观上也会延长审判时间，从而不利于未成年被告人权利的保护，违背了设立社会调查制度的宗旨。
(五)社会调查报告的真实性与公正性
这无疑是整个社会调查制度构建的核心之一，只有真实性与公正性得到充分保障的社会调查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有人认为，调查主体的中立性是保障社会调查报告真实与公正的关键因素，因此，主张由控辩审以外的其他机构、组织或者人员来进行社会调查。本文认为，社会调查的真实性与公正性需要一系列的制度来规范、保证，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由中立的主体来调查，其就会自然实现。其实，由社区矫正机构等所谓中立组织的社会调查员进行的社会调查，其真实性和公正性也很容易受到干扰，理由已在前文阐述。在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社会调查报告不真实的现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被告人的家长或亲属为了使被告人获得从轻处罚，故意夸大优点，回避缺点，甚至编造谎言，以图让调查员产生被告人平时品行良好的印象；二是被告人的亲友出于对自己亲人的关系，采取贿赂、恐吓等非法手段人为干预调查，进而影响报告内容的公正性和真实性。
另外，现在对中立性的含义也存在简单化的理解，认为只要是执行控诉、辩护职能的主体就丧失了中立性，如果这样理解，共青团、未成年人保护机构、社区矫正机构都不具有中立性，因为，前两者执行的是保护职能，后者执行的是追究犯罪的职能(对刑罚的执行也是追究犯罪的一部分)。本文认为，调查主体中立性的本质是指该主体与案件所涉的利益和当事人之间不存在利害关系。我国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虽然执行的是控诉职能，但不能据此认为它们就与案件存在着利害关系，丧失了中立性。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无论是公安机关还是检察机关，都必须全面搜集犯罪嫌疑人有罪和无罪的事实；从机关职责方面讲，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都负有预防、惩治犯罪的职责，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都要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这就决定了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都有义务进行社会调查，都有义务全面收集对犯罪未成年人不利和有利的事实。同时，我国法律为保障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公正执法，对其执法行为都规定了一系列的制度，从而比其他机构或者组织调查的真实性和公正性更有保障。
三、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社会调查主体的建议
全面综合地考虑确定社会调查主体的上述几个因素，本文建议，我国对未成年犯罪人的社会调查主体应当是以侦查阶段的公安机关为主，检察院、法院等其他机关或者组织、人员为辅，主要理由如下：
从上述社会调查的含义及多重目的来看，社会调查工作应起始于侦查阶段，并一直延续到和审判阶段，每一个阶段的主导机关都有进行社会调查的职责，因此，公检法三个机关都应当是社会调查的主体。但是，同时必须确定调查的主辅机关。根据我国实行的公检法流水作业的纵向诉讼构造，确定以公安机关调查为主，其他机关、人员调查为辅的调查主体体系，可以有效地避免因重复调查而浪费司法资源或者因相互推诿而材料不全现象的发生。
社会调查的主要阶段范文2
什么是社会调查制度？
简单来说，“社会调查制度是指办案机关在处理未成年人案件时，不仅要查明案件本身的情况，还应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家庭背景、生活环境、教育经历、个人性格、心理特征等于犯罪和案件处理有关信息作全面、细致的调查；必要时还应对医学、心理学、精神病学等方面的鉴定，并根据调查的结果选择最恰当的处理方法。其也称全面调查制度、人格调查制度。”樊崇义教授在《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与对策研究》中这样解释道。
专家对于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看法是：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将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关注的视角由犯罪事实转向了行为人本身，这一转变契合了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特点，提高了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中作出各项司法决定的针对性，契合了教育刑、再社会化、刑罚个别化等刑罚理念、原则的要求。
而在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检察院未检科干警看来，社会调查制度适用广泛：对于个案而言，社会调查制度为强制措施的适用、不决定的作出、准确适当量刑和刑罚执行时的教育矫正提供了依据。此外，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发展，可以为其推广到所有刑事案件积累经验。
目前，天津市检察机关已将社会调查广泛应用到审查逮捕、不、公诉案件量刑建议等环节。据记者了解到，在审查逮捕阶段，将社会调查的情况作为判断逮捕必要性的主要标准。如河北区检察院制定的《对未成年人适用非羁押强制措施可行性评估标准》，其中关于人身危险性、家庭监护条件、社会帮教条件等15项评估事项，都是以社会调查为前提。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不环节，通过社会调查了解犯罪起因、犯罪前后的表现等，对于人身危险性下降且确有积极改过的主观愿望和实际表现的，觉得相对不。在提起公诉时，结合社会调查的情况，决定是否建议适用缓刑，并将社会调查报告随量刑建议书一并移送法院。
经过几年的推行，社会调查制度在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从记者拿到的河北区检察院的案件统计数据看，2008年至2010年间开展社会调查以来，在审查逮捕阶段对74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社会调查，其中不批准逮捕8人，且都没有出现捕后再犯的情况。在审查阶段，经社会调查后决定不有18人，占受理全部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总数的11%，不率比此前有所上升。而以社会调查为基础提出的规范化量刑建议共计94份，法院采纳率为100%。
尽管取得了一定实效，但在实践过程中也暴露出了配套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于是，天津市相关部门在2010年12月出台了相应的《实施细则》，《细则》里规定了在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审查逮捕、审查以及审判、执行刑罚时，必须结合社会调查报告作出有针对性的处理等内容；并规定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各自职责及相互协调与配合机制等内容。
不仅如此，天津市河北区检察院未检科干警基于当前我国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存在的立法、理论、实践等层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建设性设想。
例如在立法层面，我国对于社会调查的规定仅出现于司法解释中。司法解释作为司法机关及相关部门对法律适用具体问题所作出的进一步阐释，其法律位阶低于国家法律。仅仅停留在司法解释层面上的固定，而与社会调查制度在未成年人司法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不相匹配，难以发挥社会调查在刑事诉讼中的重要作用。
社会调查的主要阶段范文3
目前我国相关司法解释已经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进行了规定，各地也在实践中探索着这一制度。但是，从这些规定也可以看出，我国并没有建立完善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制度。各个部门都针对本部门的具体情况作出了规定，但整体上没有衔接，缺乏完整的梳理与清晰地系统。社会调查主体规定得比较笼统，而且缺少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的统一规定。社会调查报告的性质和作用在我国的法律以及司法解释中规定得也不完善。法律以及司法解释规定得抽象和不完善导致了实践中司法部门在实施社会调查时的不统一。
目前，结合我国实际建立统一、规范的社会调查制度已成为必然趋势，笔者认为其核心问题主要有：
一、社会调查报告的性质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证据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具有关联性，而社会调查报告反映的是犯罪人的背景材料和接受帮教的条件，并没有证明犯罪事实本身。因此我们认为社会调查报告不是证据，控辩双方也不能在法庭上对其加以质证。但如果公检法机关发现律师和委托的社会调查员提交的社会调查报告有比较大的分歧，则可以另行委托其他社会调查员进行社会调查并提交报告。社会调查报告是经过调查后作出的书面报告，是司法机关作出决定或者裁判的重要参考因素，其应该具有准法律文书的性质。随着社会调查制度在我国的不断发展与成熟，应该制定出规范社会调查报告的统一格式和必备内容。
二、进行社会调查的主体
1．社会调查主体应具备的条件。社会调查主体是通过走访相关人员、到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生活、学习、社区以及其他关系所在地等进行实地调查，从而掌握该未成年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并作出书面社会调查报告的人。因此其必须满足三个方面的要求：应当对未成年人涉嫌犯罪的情况有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应当有充足的时间进行社会调查工作；应当具有一定的法律专业知识。
2．社会调查主体的范围。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未成年人的律师无论是从自身条件还是从为未成年人辩护需要的角度看都应当进行社会调查，并向司法机关提交社会调查报告。但为避免律师只是从对未成年人有利的角度提交报告而出现报告不准确和不全面的情况，公检法部门作为未成年人司法程序中的控诉方和裁判者，也应当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背景情况。依照我国目前司法解释的规定，控辩双方都可以提交社会调查报告。但是目前我国并没有在公检法部门形成专门针对未成年人进行社会调查的系统性制度。以我国实践看来，各级共青团的权益部门、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以及未成年人保护办公室中具有一定条件的工作人员可以担任社会调查的工作，他们有相关专业知识，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有与青少年工作密切相关的工作经验，同时又能保证中立性，公检法部门可以委托其进行调查。还要特别指出的是，2004年社会工作者被载入中国职业标准目录并逐步专业化。社区的一项主要工作职责就是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管理和监督。随着这个职业走向正轨，社工也就比较适合进行社会调查工作，而且社区在法庭作出判决后可以根据社会调查情况有针对性地对未成年犯罪人进行社区矫正。
3．社会调查主体的法律地位。调查主体的法律地位关系到其在刑事诉讼中的身份，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涉及其履行职务的职权保障，决定其制作的调查报告的属性，影响其调查职能的充分发挥。应尽快从立法层面明确界定调查主体的法律地位。赋予调查人员等同于鉴定人的诉讼参与人身份，以使调查人员能以正当的名分参加诉讼，独立自主地提出调查报告并接受各方质证。
三、社会调查开始的时间
虽然目前在理论和实务界比较热衷于讨论审前社会调查，但是笔者认为，律师和公安机关委托的调查员应当自侦查阶段就要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社会调查并提交社会调查报告。因为社会调查报告反映的是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该未成年人的人身危险性，可以作为侦查机关决定是否取保候审以及检察机关作出是否批准逮捕以及是否决定的重要参考因素。
四、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
未成人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未成年人的个人背景材料，另一部分是据此提出的建议。个人背景资料包括基本情况和背景情况。个人基本情况指的是未成年人的出生日期、家庭住址、生理和心理情况、性格特点、是否在校读书等情况，背景情况包括走访未成年人的家庭学校、社区以及关系密切的朋友等了解到其的家庭情况、在校表现情况、社区对其的评价以及社会交往等情况，未成年人的成长经历情况；未成年人的犯罪原因以及实施犯罪行为前后的表现等情况，受害人遭受犯罪影响的程度、对犯罪人的态度以及是否与犯罪人达成了刑事和解等。社会调查报告中应当尽量附有证明这些客观事实情况的相关文件。社会调查报告中的建议部分是指进行社会调查的律师和社会团体中的调查员依据调查的情况向司法机关提出处理该未成年人的建议，主要包括是否应当取保候审，是否应当被不予批准逮捕，是否可以酌定不，是否可以对未成年人从轻、减轻、免除刑罚或者适用缓刑等。
五、社会调查报告的作用
在侦查阶段，社会调查报告可以作为公安机关讯问未成年人和决定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适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非羁押强制措施以及检察机关不予批准逮捕的重要依据。在审查阶段，社会调查报告可以成为检察院是否酌定不的依据。在审判阶段，社会调查报告可以作为法院决定对未成年被告人从轻、减轻处罚、判处缓刑等轻刑的重要参考依据。法院作出裁判后可以根据社会调查报告提供的信息对未成年人进行帮教。在执行阶段，执行机关可以根据社会调查报告采取针对特定未成年犯罪人的矫正方法，尽快消除其危险性，使其成为正常健康的公民。
社会调查的主要阶段范文4
【关键词】社会调查；证据性；鉴定意见
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已将社会调查报告制度纳入其中。但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调查主体多样、关联性较弱、内容专业性不强、相关诉讼程序不规范等问题。为此，应在肯认该制度价值的前提下，明确社会调查报告的证据属性，提升其证明力，以诉讼证据程序规范运作。
一、社会调查报告存在的问题
《刑事诉讼法》第268条规定倡导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前调查工作制度。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也对该项工作进行了类似的相应规定。[1]不过，当前的该制度规定较为粗糙，缺乏可操作性。
（一）调查主体问题
根据相关规定，公、检、法都可以成为社会调查主体，但控、辩、审任何一方都难以保证相关事实及分析评价的全面性和客观性。控方指控犯罪的职能很可能影响调查报告内容的客观中立性。尤其对自诉案件而言，问题更为明显。法院过多介入调查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被置于利益博弈的一极。辩护方能控制的社会资源相对有限，能否顺利地开展社会调查存在一定障碍。
（二）报告内容问题
以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制作的社会调查报告为例[2]，调查报告分为涉案人基本情况、家庭情况、平时表现、涉罪后表现以及管教条件及措施五大部分。内容包含了对未成年被告人有利和不利的内容，不同内容对犯罪事实认定、量刑判断具有不同影响。报告内容主要由未成年被告人的近亲属、社区组织人员等提供，缺乏人身危险性因素的专业性评价，不符合量刑的规范化目标。
（三）诉讼程序问题
现行相关规定仅为缺少可操作性的倡导性规定，对调查报告的采信、质证等核心制度处于真空状态。更重要的是，相关规定未将调查报告列为法定证据，容易令其成为法官恣意的工具。
二、社会调查报告的证据性分析
案件审理时，一般仅将调查报告作为参考依据。而事实上，其作用有所超越，这不仅存在于量刑阶段，甚至在定罪阶段。有鉴于此，笔者认为益将其作为证据之一种在审判程序中予以规范。
（一）证据关联性分析
一个具有关联性的证据材料，应具备实质性和逻辑上的证明力。[3]判断证据是否具有关联性，需要三个连续的推论：一是从证据性事实（证据提出者主张的证据事实）得出推断性事实（依据证据事实进行推断得出的事实）。二是提炼出要素性事实。三是符合法定要件事实。[4]未成年人刑事审判价值定位在于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对未成年犯实现教育、感化、挽救。确有必要对其家庭环境、平时表现等情况（证据性事实）进行全面调查，据此得出关于犯罪原因、人身危害性以及社会危害性的意见（推断性事实），进而提炼出符合法律规定的要素性事实，为从轻或减轻处罚提供依据。由此可见，调查报告与案件具有关联性。
（二）社会调查报告的科学专业性分析
对报告的认定可分为三个层次。首先，将对未成年人生活环境、社会活动等各方面事实的考察，作为判断未成年人人身危害性等因素的第一层次。然后，专业人士运用心理学知识或其他类似的方法，对未成年人心理进行诊断，做出未成年人人身、社会危害性的专业性评价。最后，由法官从报告中提炼出符合法律规定要件事实的相关要素。
而司法中往往将上述有机统一的完整体系予以割裂，一种倾向于用社会学的方法进行调查；一种倾向于运用医学、心理学等知识，弄清楚未成年被告人犯罪行为与生理精神状况之间的因果关系。[5]实践中，往往将前者用于对过往经历的调查，而将后者用于对未来行为的影响。社会调查与心理干预两种制度被人为区分，不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不利于对调查报告法律属性的定位。融入心理干预能提高调查报告的专业性，可将调查报告归为“鉴定意见”这一证据类型。
三、社会调查报告在审判中的程序完善
由于调查报告内容大多涉及个人品格，容易对他人产生晕轮效应，影响裁判公正。所以规范调查主体和质证程序既能降低司法成本，又能防止不公。
（一）规范报告制作和评判两个方面。制作方面，公、检、法应限于报告制作发起人的身份，由社会团体组织或社区基层组织具体负责形成报告中的事实主体部分。评判方面，不宜由审判机关直接进行法律评价。应整合心理干预制度[6]，引入专家评价，增强调查报告的证明力。
（二）消除影响公正裁判的“晕轮效应”。一是区别对待报告内容。因报告内容涉及个人品格、性格特征等不具有直接证明力的事实，采纳该类证据易产生偏见，特别是针对被告人的不利证据。因此可通过以下方法修正：（1）用以证明犯罪的不利证据，如仅以被告人的个人品格、性格特征等不具有直接证明力的事实为内容，则不得采信。（2）差别对待有利和不利证据的证明标准。如良好的品格证据，证明标准只要达到“优势证据”即可，而不利的品格证据，则应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7]（3）限制调查报告中对未成年被告人不利证据的提出时间。将其严格限制在量刑阶段提出。相反，放宽反映未成年被告人品格良好内容的提出时间，在定罪、量刑两个阶段均可提出。
（三）完善庭审质证和证据采信程序。量刑阶段，可由得出报告结论的专业人员宣读社会调查报告，双方对报告进行质证。证据采信上，若其证明会导致不公正偏见、混淆争议时，则法官应不采信该证据。
四、结语
未成年审判中引入社会调查报告制度，实质上是在量刑时考虑罪犯的品格，帮助法官准确认识罪犯的人身危险性，从而对罪犯科以合适的刑罚。司法实践中已有运用之实，但规范笼统难以确保该制度的功能发挥。当务之急在于尽快明确调查报告的证据性，通过规范证据程序来将该项制度导入正途。
参考文献：
[1]参加《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16条、《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第10条.
[2]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率先在未成年刑事审判中探索社会调查制度的运用，在全国范围内具有较大影响，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3]【美】乔恩・R・华尔兹著：《刑事证据大全》（第二版），何家弘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第19页.
[4]【美】罗纳德・艾伦等著：《证据法：文本、问题和案例》，张保生、王进喜、赵滢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46-158页.
[5]罗芳芳：《的证据学分析》，“证据科学与理论”国际研讨会论文.
社会调查的主要阶段范文5
（一）调查主体
调查主体以公安机关为主，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作补充调查，辩护人自行开展调查和司法行政机关以及其他社会团体参与调查较少。2013年1月至8月，林州市检察院审查逮捕未成年人犯罪件23件31人，审查未成年人犯罪案件27件38人。按照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司法厅《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实施办法》的规定，公安机关在提请批准逮捕和移送审查时均随案移送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材料和社会调查报告52份，检察机关根据需要补充社会调查报告17份，人民法院根据情况调查9人次，辩护人自行调查2人次。其中，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全部为自行调查，人民法院为委托其聘请的专门调查员进行调查。另外，统计发现重复调查比例较高，检察机关、人民法院的重复调查率分别达到32.7%和17.3%。在社会调查制度实行的初始阶段，重复调查可以使社会调查报告逐步完善，但同时也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
（二）调查对象与方式
以涉罪未成年人的父母、邻居、朋友同学、学校、社区（村委会）为主要对象，多采用访谈形式调查，没有进行犯罪危险性人格的心理评估。林州市检察院统计显示，13%的社会调查报告有3个调查对象，87%的社会调查报告有4个以上调查对象；约90%采用访谈方式，并制作询问笔录装入卷宗，另外10%采用调查问卷和书面证明等形式，作为面谈方式的补充。调查对象的占比统计，均对涉罪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法定人进行调查；其他调查对象中，社区（村委会）、学校、同学较多，分别为调查对象的48%、32%、13%，朋友和其他人员较少，共占调查对象的7%。
（三）调查内容
调查材料数量和材料反映的行为事实较少，导致调查内容简单空泛。林州市公检法机关形成的社会调查报告主要包括未成年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条件等。在实际运用调查材料作出判断时发现，向父母、邻居、同学、老师了解情况时，有的因为人情关系，不能如实叙述未成年人现实表现；有的仅简单叙述平时表现好或者不好，具体如何好或者如何不好没有事实反映。犯罪原因多是“父母管教不严”、“家庭经济条件差”，对父母如何管教、家庭收入数额等没有深入调查。诸如此类过于笼统的调查材料放到任何一个人身上都适用，有的还存在逻辑矛盾，不能为最终出具评估意见提供客观、充分的事实依据。
（四）调查报告使用
调查报告作为办案参考使用的同时，缺乏对调查报告的审查、监督。侦查阶段即对涉罪未成年人进行社会调查，使得社会调查报告能够在审查逮捕、审查、量刑和法庭教育等环节作为办理案件的参考，但普遍存在不核实调查材料，不审查报告内容的现象。林州市检察院在出庭张某涉嫌抢劫罪时就发现：公安机关对张某进行社会调查后认为张某认罪、悔罪，庭审时张某向法庭提交一份悔过书。公诉人认为如果认定张某悔过，将会对其从轻处罚，建议张某当庭宣读其悔过书。而张某当庭宣读的悔过书，对查明的犯罪事实予以否认。随提出不能根据社会调查报告认定张某认罪、悔罪，并得到了合议庭的支持。
二、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实践现状的解读和分析
（一）调查主体不规范，导致调查工作流于形式或出现纰漏
我国法律规定的调查主体分为四类，即控诉方（包括公安机关和检察院）、辩护方、社会团体组织、法院。具体而言：
1.公安机关和检察院进行社会调查，会导致办案人员工作量的大幅增加，通常没有足够时间进行细致调查。在案多人少、司法资源不足的现实条件制约下，办案人员自行调查不可取。
2.律师进行社会调查，会因为职业自身的利益倾向性，以及进行辩护的需要，通常更加注重收集那些对未成年人有利的材料，忽视那些可能给未成年人带来不利的材料，难以确保调查结果的客观真实。
3.法院进行社会调查，不符合现代法治要求诉讼中法官中立的宗旨。法官参与调查，不可避免地会掺杂着个人的主观色彩和先入为主，形成对案件的预断，不利于对涉罪未成年人的公正审判。
4.社会团体组织进行社会调查，主要是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部门、共青团、妇联等。由于这些工作机构及人员配备不完善，一般公民并不具备调查专业知识，对案情不了解，对诉讼也相对陌生。另外，在调查的规范性、客观性、科学性等均缺乏制度保障的情况下，调查过程中经常遇到社会调查对象拒绝等原因，难以保障调查结论的科学性。实践中，这些主体进行社会调查的比例亦较低。
5.多部门进行社会调查，很可能使社会调查工作走向两个极。一是重复调查，各个调查主体基于其角色本能，在调查内容方面可能各有侧重，造成调查结果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冲突的问题；二是相互推诿，使社会调查工作流于形式，出现适用率低、实效差的问题。
（二）调查指标不具体，不能科学反映涉罪未成年人的人身危险性
1.缺乏具体的事实依据。原始调查资料是制作社会调查报告的基础，而收集的材料应当是反映行为人现实表现的客观事实，不是结论性意见。但这恰恰是调查内容的盲点。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经过近15年试点探索，各地具体做法不尽相同。目前，最具代表性且适用较多的是四见面制度。该制度要求，与涉罪未成年人见面，了解家庭情况和思想状况；与监护人见面，了解性格特征和成长经历；与学校、单位、社区有关人员见面，了解社会交往、学习、工作情况；与看守所人员见面，了解认罪、悔罪表现。上述人员中，除涉罪未成年人本人外，大多与涉罪未成年人是亲属、朋友关系，如果不随机选取足够多的调查对象、询问详细的行为事实，就很难得到客观反映涉罪未成年人现实表现的依据。
2.缺乏犯罪危险性人格测量。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功能是通过调查行为人的人格，查明行为人有无犯罪危险人格，发现其人身危险性的大小，并以此作为司法机关实施个别化处理的参考。因此，专业性的心理学人格测量是对人身危险性最为可靠的调查，应该是社会调查制度的核心内容。值得注意的是，对性格、气质的判断，属于人格刑法学的范畴，需要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判断，其理论基础是人格行为论和人格责任论，运用投射测验、自陈量表、主体测验、行为评估技术等人格测量方法。显然，司法实践中绝大部分社会调查报告对未成年人性格、气质评估，是办案人员凭借自身经验、社会阅历的朴素认识。
3.缺乏统一操作标准。新刑诉法对调查的内容进行了列举，如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由于要求比较宽泛，所有各地根据自身情况进行了细化和补充，同时也造成了社会调查报告在客观内容方面不统一。如林州市人民法院《失足少年调查表》把“对书指控被告人已构成犯罪有无意见、对法院审理本案有何看法和要求”设定为调查内容。
（三）调查人员不专业，导致调查方法不科学和调查结论不可靠
1.调查人员权利义务不明确。一是没有赋予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之外其他机关、组织进行社会调查所必须的权利。其中，反映较多的问题缺乏相应的会见权、调查权。如，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在判决前除承办案件的警察、检察官、法官和辩护律师外，其他人员不得会见。如果调查人员没有会见涉罪未成年人，就不可能全面了解未成年人的性格特征和犯罪背景。二是调查人员身份不统一。参考各地的社会调查操作规程可见，司法行政机关、共青团、妇联、学校、聘请的社会调查员，以及其他多类社会组织均可以成为社会调查的主体。根据刑法规定，这些组织、人员分别属于不同性质的主体，如果对其违法调查行为进行处罚，则会存在同种违法行为不同种处理的情况。三是违法调查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没有明确规定。我国各地运行的社会调查制度对于调查人员除了形式上的客观、中立强调外，并没有具体的措施来保障其客观、中立。一般而言，在国外，担当社会调查员普遍具有客观、中立的职业要求，而且对其工作还有司法监督和公众监督，调查中的舞弊行为一旦查实，不但其调查报告将失去参考价值，而且调查人员还可能按伪证罪论处。[1]
2.调查人员不具备相关知识。我国当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立法与实践，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共青团组织、志愿者以及其他社会团体组织均可进行社会调查。但是目前，无论由谁进行社会调查，调查人员专业化不足、素质欠缺的问题比较突出，直接导致社会调查方法不科学、结论不可靠。部分报告只是对事实的列举；部分行文语言含糊、逻辑混乱；部分报告不必调查只需要用一般认识就可能得出，如将性格特征简单地归结为内向和外向，将涉财犯罪的动机习惯概括为缺钱花、抵制不住钱的诱惑等。
三、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探索
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一方面要从制度本身入手，细化原则性规定，增强其司法可操作性；另一方面要从机构设置、司法理念以及协调机制方面努力建构适合的制度运行环境，从而保证制度在司法机关正确处理和教育、感化、挽救涉罪未成年人时顺利实施。
（一）树立科学的少年司法理念，指导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
1.树立双向保护理念。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注意对未成年人保护和对社会保护的有效结合。调查必须实现对未成年的实体保护，要求调查主体合法、调查形式合法、调查采取的具体方式合法，不能用不正当或者非法的方式。调查报告内容必须客观真实，调查人员在进行调查时应避免先入为主的思想，必须坚持客观公正，既不能为打击犯罪，收集不利于涉罪未成年人的材料，又不能迁就涉罪未成年人，盲目轻刑化。
2.树立客观、中立理念。社会调查人员应当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坚持客观公正的态度。调查报告应当事实求是，客观全面了解涉罪未成年人的基本情况和犯罪背景材料，理性判断分析受调查者所陈述内容的真实性，避免受到其他人、社会舆论等的影响带有偏见性调查。如同情或者痛恨的态度，必然影响调查结果的客观和真实。
3.树立全面调查理念。基于教育挽救的目的，考虑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对于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状况及其生活环境进行全面的调查。查清未成年人犯罪的主客观原因，导致其实施犯罪行为的直接诱因，以及影响其选择行为方式的条件因素。
（二）细化社会调查制度，增强其可适用性
1.规范调查内容。社会调查报告作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办案和教育的参考，必须具有统一调查指标。
2.引入心理学人格测量。专业性的心理学人格测量是对人身危险性最为可靠的调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需要正式引入人格测量。同时注意，在运用人格测量结论时不能因为负面的测量结论作出对涉罪未成年人不利的处理。即，如果涉罪未成年人人格比较健康，应当作为减轻、从轻处罚的依据；如果涉罪未成年人人格不健康，不宜作为加重、从重处罚的依据。
3.合理界定调查对象范围与人数。向监护人、亲属了解情况，应当详细询问能够反映涉罪未成年人表现的具体事情，并通过调查邻居、同学等予以印证。向同学、同事、朋友、邻居等了解情况，应当随机选取3至5人以上进行调查。特别需要避免的是，不能仅向涉罪未成年人及其其监护人提供的人员了解情况。
4.加强对调查报告审查监督。加强对调查报告真实性、合理性、逻辑性审查力度。对收集的书面记录、书面材料、调查表等原始资料，重点审查材料数量是否充分、反映事实是否客观、调查内容是否全面。对调查结论，重点审查判断方法是否科学、对涉罪未成年人的评价与调查的原始资料、涉罪未成年人的的供述、相关证明能否相互印证，是否需要补充调查。
（三）促进调查主体阶段式发展，在组织制度上保证社会调查适用
1.社会团体组织的调查能力不能满足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需求，社会调查的首要主体应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及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部门、共青团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应为社会调查的补充主体。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如果认为公安机关的社会调查不够详尽，可以补充进行调查。
2.逐步建立专门的组织机构，承担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职能。鉴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需要，应当由中立第三方作为社会调查的主体，接受司法机关委托开展社会调查。
（四）建立跨部门合作机制，确保调查报告制度良性运行
社会调查报告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都有重要意义。一是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需要启动社会调查程序，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可以补充调查；二是社会调查主体包括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辩护人、共青团以及其他组织机构；三是取得调查报告的原始材料，需要向涉罪未成年人的亲属和所在社区、学校、单位调查取证；四是社会调查报告要作为审查逮捕、审查、教育和量刑、刑罚执行、社区矫正的参考。因此，需要建立跨部门合作机制，使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的各个环节紧密衔接，让参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的多个部门既各司其职又协同配合，可全程可分流，资源共享，保证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良性运行。
社会调查的主要阶段范文6
公共管理类课程实践性教学方式较多,其中采用较多且很成功的是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是运用典型案例,将学生带入特定事件的现场进行案例分析,通过学生的独立思考或集体协作,进一步提高其识别、分析和解决某一具体问题的能力,同时培养正确的管理理念、工作作风、沟通能力和协作精神的教学方式。当然,案例及其教学并非要取论的发展或者实践的观察,而是为从一种不同的背景审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开辟了道路,是以情景模拟的方式使学生们置身案例所描述的特定情景中来运用所学的知识独立地观察思考、分析问题,而不是直接进入社会实际活动中去直观感受、观察实践。社会调查却是要通过深入社会搜集直观感性的第一手材料,进而分析研究材料,形成理性的调查结论,是知识从感性向理性深化的过程,具有鲜明的参与社会实践的特征。在实践基础上从搜集直观感性的材料、分析研究材料到形成理性的调查结论的认识过程,就是调查的过程。在农村公共管理课程中引入社会调查法来展开实践性教学,引导学生有目的、有意识地专门搜集和整理课堂学习知识的相关信息,通过观察社会、了解社会,可以实现课堂学习与社会中的现实问题的有机联系,促使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释社会现象,实现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逐步加深,做到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实现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合作,学会生存。
二、社会调查法的框架
作为一种系统的、科学的认识活动,社会调查有着一种比较固定的程序,这种固定的程序可以说是社会调查自身所具有的内在逻辑结构的一种体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1)提出调查主题。这是整个社会调查工作的基础,需要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有价值的、有创新的,具有可行性的调查主题或观点,尽量具体化和精确化,以便界定调查对象、调查区域范畴和实施调查。
(2)调查准备。在明确调查主题后,需要为实现调查目标而进行调查设计和准备调查问卷。调查设计主要是针对需要研究的问题制定研究分析的策略,并选择适当的调查方法以保证调查资料的收集和分析过程的规范和科学。调查问卷的设计是调查准备阶段非常重要的工作,必须要将研究主题放在一定的理论分析框架中,明确需要收集那些方面的资料,紧密围绕研究主题设计问题,采用可观察指标,注意构建可操作的变量和指标之间的逻辑关系,选择适当的问卷结构,这直接影响到所收集的数据质量和后续的研究。此外,简洁和被调查者易于理解的调查问题能保证调查的顺利进行和数据质量的真实,在设计问题时必须要考虑被调查者的时间资源、个体认知能力等情况。
(3)社会实地调查。在这个环节,调查者要深入社会,根据不同的研究主题选择不同的访谈方法收集资料。在具体调查访谈过程中,往往可能由于现实条件的变化或调查设计与现实之间存在的偏差等,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地调整预定的访谈方法或对调查问卷进行修正。
(4)数据整理和分析研究。社会实地调查完成后,收集到的一手资料需要进行整理、统计和分析,得出调查研究结论并撰写调查报告。
三、社会调查法在农村公共管理课程实践性教学中的应用案例
笔者将社会调查法引入农村公共管理课程的实践性教学,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下面以“京郊农民对农村公共管理状况的满意度调研”为例对社会调查方法在农村公共管理课程实践教学中的运用进行说明。
(一)确定调查主题
根据农村公共管理课程的教学内容,在选择什么内容或问题作为社会调查主题时,主要考虑调查主题的有价值性、可行性等,因而选择“京郊农民对农村公共管理状况的满意度”作为调查主题。这是因为:(1)本课程学习对象为北京农学校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本科学生,需要从实践中认识社会,加强专业和课程认知。(2)课程学习的85%以上的学生来自北京郊区,分布于北京市的海淀区、朝阳区以及延庆县、平谷区等九个郊区县的44个乡镇,调研地点的分布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学生以自己家庭所在地为中心进行辐射式取点或选择调研样本进行随机抽样调查或滚动取样调查具有非常便利的条件,能够保证问卷调查的质量,而且调研成本低。
(二)调查准备
调查准备主要包括了调查问卷设计和社会调查的组织安排准备两方面的内容。
1•设计调查问卷
调查问卷的设计一定要紧密围绕调查主题,本着全面、科学、可操作性来设计调查问题和构建变量和指标之间的逻辑关系。根据当前北京郊区农村经济状况、农村公共管理的现状、农村公共管理的教学内容及学生的认知能力等,以了解京郊农民对当前农村公共管理的满意度以及影响京郊农村公共管理水平的因素为主要内容,除被调查者及其家庭基本情况的12个问题外,共设计了与调研主题相关的5大类66个问题,其中关于农村公共管理主体的有15个问题,关于农村基层民主的共计20个问题,有关基础设施建设及发展的共14个问题,社会保障及参加情况的有11个问题,收入及其他的有6个问题,其中有些问题还设计了子问题以便搜集更详细的资料,此外还设计了需要补充说明的问题项。通过这些问题,可以考察京郊农村公共管理的状况、村民对公共管理的满意度等相关情况,能使学生对京郊农村公共管理状况有一个直观、真实的认识,从社会实际状况出发来深入而直观地认识农村公共管理的内容、方式、目的等,加深对该课程内容的理解,并从课程学习角度去理解相关政策的实施基础与意义。
2•前期组织安排
随着课程内容的推进,在调查前1个月布置具体的社会调查事宜。主要是介绍社会调查方法、调查数据可靠性的把握、调查报告的撰写以及本次社会调查的要求等,督促学生做相关的知识储备,尤其是对调查问卷要做详细的解释,保证学生理解调查问题及调查目的,减少调查者因对问题的不理解造成的数据错误。因为考虑到少部分学生家庭所在地在北京市城区或京外省份,自主联系京郊农村调研存在一定的困难,为了保证每个同学都能实际进入京郊农村调研,于是按宿舍将学生分成若干调查小组,并且确保每4-6人的小组中至少有2名以上家在郊区农村的学生,要求每组来自城区家庭的学生必须跟随来自郊区的学生进行调研。各小组自主推选一名组长,主要负责小组调查活动的开展和与教师的联系,调查分工等由组内成员自行协商。
(三)京郊农村调查与资料收集
在调查准备阶段,各调查小组根据组员情况,确定调查地点,细化到京郊的村庄。各小组优先选择家庭所在地、亲戚所在地、同学朋友所在地为调查村庄,依靠亲戚、朋友、同学等熟人帮助,在被调查村庄有选择地发放问卷或面对面地调查与访谈,既降低了社会调查的成本而且还能保证问卷的回收率和数据质量。在调查过程中,被调查农民的问题补充说明为研究主题的拓展和深层次分析提供了补充资料。学生在调查总结交流中往往对这个环节的感受最深,从他们的反映来看,更多地集中在学到了课本上没有的东西、对相关教学内容有了更深的理解、团队协作精神的培养、调查访谈技巧的掌握和沟通能力的提高等方面。
(四)调查数据整理、分析与报告撰写
将调查得来的原始数据资料进行整理、分析是撰写调查报告和定量研究的基础。这个环节中,指导学生根据调研主题,分析调查问题之间的逻辑关系,撰写调研报告。各调查小组成员的知识结构和水平的差异影响着各组选择的数据分析方法。更多的小组选择EXCEL进行数据整理和分析,分析较为简单;有些小组选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实现了农村公共管理课程与统计分析课程的结合,学以致用使分析结果更为深入和全面,并加强了课程学习间的联系。
(五)调查的总结、交流
前面的工作只是完成了一项社会调查,但要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完善社会调查法的实践性教学成效,调查的总结与交流是必不可少的环节。进行调查成果的交流,各小组以PPT形式汇报各组的调查情况、调查结论等,就调查中反映出的问题进行讨论,分享调查体会与经验,并且回答老师和同学的提问,实现知识的启发、碰撞、提升。同时对调查中暴露出问题的总结,比如对于组织安排、问题设计、调查难点等进行总结,以便在今后的社会调查中避免出现相同的问题,完善社会调查法的实施和提高调查效果。从学生对调查交流、总结的情况反映来看,有些小组事先组织安排有所欠缺,导致调查时间和次数比预想的多,很多学生在经过社会调查后改变了原先对社会调查的简单认识;更多的学生反映经过社会调查后对农村公共管理课程中的很多知识有了直观和更深入的认识,并开始思考相关问题,而且还在调查中取得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和感受,比如被调查的村民面对学生说出自己的想法并期望学生们能解决他们说到的问题时,很多学生的反映是认识到专业课程学习的重要性和激发出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此外,社会调查对交流、沟通能力以及与团队合作能力的锻炼也是学生交流总结中反映比较突出的一个方面。
(六)社会调查的评价考核
各小组完成社会调查后,在规定的期限内要求上交调查报告、填写后的调查问卷、小组成员的分工说明等材料。小组社会调查实践成绩由调查报告成绩、交流汇报老师打分和学生评分三部分组成。交流汇报中,参加汇报会的课程组教师和各调查小组根据调查汇报和回答问题情况打分,分别汇总平均后得到教师评分成绩和学生评分成绩。调查报告成绩、交流汇报教师评分和学生评分成绩分别按照60%、20%和20%的比例加权得出小组社会调查实践成绩。每个学生的成绩以小组成绩的85%为基数,15%按照每个学生在小组社会调查中的分工和表现等给出。科学、合理的评价标准和评价方式有助于借助评价考核来检验课程教学效果和学生学习能力与素质的提高情况,有助于完善实践性教学的各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