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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家租房合同范文1
出租方：
承租方：
本文签署时间：
年
月
日
房屋租赁合同
出租人（甲方）：
证件名称及号码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委托人（如有，请填写以下信息）
姓名
证件名称及号码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承租人（乙方）：
证件名称及号码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委托人（如有，请填写以下信息）
姓名
证件名称及号码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甲方与乙方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就房屋租赁的有关事宜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房屋基本情况
（一）房屋基本状况：房屋坐落于
，建筑面积
平方米，地下室/小房
平方米。
（二）房屋权属状况：房屋所有权证书编号：
；房屋所有权人姓名或名称：
，房屋（是/否）已设定了抵押。
第二条
房屋租赁情况
租赁用途：
；如租赁用途为居住，居住人数为
人，最多不超过
人。
第三条
租赁期限
（一）房屋租赁期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共计
个月。甲方应于
年
月
日前将房屋按约定条件交付给乙方。《房屋交接清单》（见附件二）经甲乙双方交验签字盖章并移交房门钥匙及后视为交付完成。
（二）租赁期满或合同解除后，甲方有权收回房屋，乙方应按照原状返还房屋及其附属物品、设备设施。甲乙双方应对房屋和附属物品、设备设施及水电使用等情况进行验收，结清各自应当承担的费用。
（三）乙方继续承租的，应提前
日向甲方提出续租要求，协商一致后双方重新签订房屋租赁合同。
第四条
租金及押金
(一)租金标准及支付方式：租金为人民币（大写）
元/月，支付方式为：季付/半年付/年付，租金总计：人民币（大写）
元整。
付款方式：（现金/转账支票/银行汇款），押
付
，各期租金支付日期是
；
；
。
（二）
押金：乙方应于本合同签订当日向甲方支付（大写）
元整（人民币），作为押金，租赁期满或合同解除后，房屋租赁押金除抵扣应由乙方承担的费用、租金、以及乙方应当承担的违约赔偿责任外，剩余部分应如数返还给乙方。
第五条
其他相关费用的承担方式
租赁期内的下列费用中，由甲方承担
，乙方承担
。
（1）
水费
（2）
电费（3）电话费（4）电视收视费（5）供暖费（6）燃气费（7）物业管理费（8）房屋租赁税费（9）卫生费（10）上网费（11）车位费（12）室内设施维修费（13）
费用。
本合同中未列明的与房屋有关的其他费用均由甲方承担。如乙方垫付了应由甲方支付的费用，甲方应根据乙方出示的相关缴费凭据向乙方返还相关费用。
第六条
房屋维护及维修
（一）甲方应保证出租房屋的建筑结构和设备设施符合建筑、消防、治安、卫生等方面的安全条件，不得危及人身安全；乙方保证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以及房屋所在小区的物业管理规约。
（二）租赁期内，甲乙双方应共同保障该房屋及其附属物品、设备设施处于适用和安全的状态：
1、对于该房屋及其附属物品、设备设施因自然属性或合理使用而导致的损耗，乙方应即时通知甲方修复。甲方应在接到乙方通知后的七日内进行维修。逾期不维修的，乙方可代为维修，费用由甲方承担。因维修房屋影响乙方使用的，应相应减少租金或延长租赁期限。
2、因乙方保管不当或不合理使用，致使该房屋及其附属物品、设备设施发生损坏或故障的，乙方应负责维修或承担赔偿责任。
第七条
转租
除甲乙双方另有约定以外，乙方需要事先征得甲方书面同意，方可在租赁期内将房屋部分或全部转租给他人，并就受转租人的行为向甲方承担责任。
第八条合同解除
（一）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可以解除本合同。
（二）因不可抗力导致本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本合同自行解除。
（三）甲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乙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
1、延迟交付房屋达十日的
2、交付的房屋严重不符合合同约定或影响乙方安全、健康的。
3、不承担约定的维修义务，致使乙方无法正常使用房屋。
4、其他：
（四）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有权单独接触合同，收回房屋：
1、不按照约定支付租金达十日的。
2、欠缴各项费用的金额相当于一个月房屋租金的。
3、擅自改变房屋用途的。
4、擅自拆除变动或损坏房屋主体结构的。
5、保管不当或不合理使用导致附属物品、设备设施损坏并拒不赔偿的。
6、利用房屋从事违法活动、损害公共利益或者妨碍他人正常工作、生活的。
7、未经甲方书面同意将房屋转租给第三人的。
8、其他：
（五）其他法定的合同解除情形。
第九条
违约责任
（一）甲方有第八条第三款约定的情形之一的，应按月租金的100%向乙方支付违约金；乙方有第八条第四款约定的情形之一的，应按月租金的100%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同时甲方可要求乙方将房屋恢复原状并赔偿相应损失。
（二）租赁期内，甲方需提前收回该房屋的，或乙方需提前退租的，应提前30日通知对方，经双方协商一致按月租金的100%支付违约金，甲方应退还相应的租金。
（三）因甲方未按约定履行维修义务造成乙方人身、财产损失的，甲方应承担赔偿责任。
（四）甲方未按约定时间交付该房屋或者乙方不按约定支付租金但未达到解除合同条件的，以及乙方未按约定时间返还房屋的，应按月租金的100%标准支付违约金。
（五）其他：
。
第十条
其他约定事项
第十一条
如果本合同的第十条约定与其他条款的约定不一致，以第十条的约定内容为准。
第十二条
争议解决及合同生效
（一）本合同项下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各方均可向房屋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二）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本合同及附件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贰分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出租人（甲方）：
承租人（乙方）：
委托人：
委托人：
附件一：相关费用明细
附件二：房屋交接清单
附件一：相关费用明细
项目
单价
起计时间
起计底数
项目
单价
起计时间
起计底数
水费
物业费
电费
卫生费
电话费
上网费
收视费
车位费
供暖费
租赁税费
燃气费
交
房
确
认
对上述情况，乙方经验收，认为符合房屋交验条件，并且双方已对水、电、燃气等费用结算完结，同意接收。
交房日期：
甲方（出租人）签章
乙方（承租人）签章
退
房
确
认
甲乙双方已对房屋和附属物品、设备设施及水电使用等情况进行了验收，并办理的退房手续。有关费用的承担和房屋及其附属物品、设备设施的返还无纠纷/附以下说明
退房日期：
甲方（出租人）签章
乙方（承租人）签章
附件二：房屋交割清单
链家租房合同范文2
听到这样的话，很多人的反映都是一愣，仿佛觉得万科的房价跌一半，那是星星上的事情，与地球无关。这听上去虽然有些离谱，但不可否认的是，互联网对传统行业的改造和颠覆，大家也深有感触。
2013年底，郁亮在一次内部演讲中就曾说过，他担心未来房地产行业会不会出现类似“小米”的搅局者，以互联网思维模式打破旧秩序，威胁甚至取代以万科为代表的行业模式。
郁亮的担忧不无道理。一旦互联网进军房地产，也许会带来房地产行业的质变。冯仑自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互联网太厉害了，将会改变一切传统行业，包括房地产。这打乱了他原来的行业观。
互联网已经开始改变酒店
冯仑最近介绍了一个互联网要“消灭”酒店的例子。
有这么一类网站，说如果你需要房子，不是要公寓或者一个标准间，可以跟这个网站签约；签约以后，合约里标明你要短租一天、半天或者是10天。在那里，有服务人员在等着你。你进到房间里，那是跟酒店一样的，而且可以做饭，不用担心你的隐私被暴露，价钱比酒店还便宜。他们要用这样的方法至少“消灭”一部分酒店。
这个网站签约的房子都是别人闲置的房子，网站进行统一管理。
据记者了解，搜房网旗下的途家网已经这么做了，而小猪短租等网站也在做着这样的事情。记者也曾在这类的网站订过房间，客户体验还不错。
互联网如何改变房地产
对于互联网怎么改变房地产，有人做了一种假设。互联网思维可能是这样的：首先，一批想买房、又嫌房价太贵的人组成合伙企业，把能拿出来买房的钱拿出来，筹资问题解决了；接着买地，不少房地产项目中，地价占房价的比重也就是2 0%到3 0%；设计，不用像现在这样请顶级设计事务所，住房其实是很简单的需求，找一些好的户型，在网上征求意见和修改，自己就可以完成；建筑施工安装，公司这么多，可以外包；销售，自己消化，连外包也不用，更不用去建豪华的“营销中心”。这样的模式，资金成本低，设计成本低，几乎没有营销成本，房价就会大大下降。
有人可能会说，房地产是高度管制的行业，从规划到施工，审批很复杂，也不可能让你随便买地和建设。但也有业内人士认为，如果管理层发现，一些年轻人用这种方式能更好地解决住房问题，让住房不再成为一个压力重重的社会问题，是不是就会认可甚至支持？
“现有的体系解决不了的问题，有人用新方式解决了，有什么不好呢？至于审批环节，如果按照互联网思维，都在网上公布，审批实时透明，看哪个环节慢，不是也能加快审批吗？问题不在于互联网思维能不能让房价跌一半，而在于用这种思维看未来，现在所有的模式未必就是合理的，不能改变的。”万科总裁郁亮如是评价这种假设。
已经开始改变二手房中介
目前，第一家释放出搅局房地产信号的互联网公司不是小米，而是信息商58同城。近日，国内最大分类信息网站58同城宣布，将在房产信息领域加紧个人认证房源。这一计划耗资巨大，且除用户流量外，还未有新盈利点，但58同城并不否认对二手房领域的兴趣，甚至透露未来进军二手房交易市场的野心。考虑到二手房买卖比较特殊，是否会就此动了房产中介们的奶酪，目前尚不得而知。
来自58同城的监测数据显示，目前有近半租客通过网络平台获取租房信息。58同城租房频道总监表示，当前中介收费昂贵且口碑不佳，95%以上的租客都想找房东房源，39%的租客明确拒绝中介。但免费的网络房产信息平台，往往信息混杂、真假难辨，恶意欺诈也屡见不鲜。
为解决这个问题，58同城从1月上线了个人认证房源，未来将覆盖到全国十几个城市。这些房源号称保证100%人工核实、100%真实待租和100%无中介费，还将配备后续监管和赔付措施，来保障租客利益。链家地产副总裁林倩表示，目前链家每月成交的租售合同中，有一半是从网络来的，其中又有一半是从电商平台“链家在线”来的。
虽然5 8同城相关负责人表示，“我们做这件事并不是要‘干掉’中介”，但从目前互联网改造传统行业的节奏看，‘干掉’中介是个迟早的事情。 像目前互联网金融的新秀融360、91超市等公司，现在所做的事情，就是“干掉”传统的中介。
链家租房合同范文3
那一天是2008年1月7日晚近10点发生在北京某小区9号楼4单元602室的一幕……。
李女士不仅遭遇恶房东，还碰上了黑中介，并且投诉很多部门无人管，自己付了四个月房租只住了三个多月房子，还没有拿到房租发票。直到今天，李女士提到这段租房经历还是十分气愤。
着急租房遭遇“恶房东”
2007年8月份，李女士因为自己的侄子要来北京上学等原因，决定再租个大些的房子。因为虽然自己有个70多平米的两居室，但已经住有夫妻二人与一个五岁的女儿，还有女儿的爷爷奶奶。
经过一段时间的奔波后，2007年8月24日，已经在某知名度极高的房屋中介公司登记注册过的李女士在这家公司的联系下，认识了后来居住于某小区9号楼7单元602室的房东余某(化名)。经过协商，余某和李女士签订合同，把自己儿子名下190平米的复式房子以每月租金9583元的价格租给了李女士，并在这家中介公司的见证下以“押一付三”的方式在当日收了钱款并签了合同，签订租房期是从2007年9月20日开始至2010年9月19日结束。
2007年9月16日，余某约李女士和这家公司共同交接房子，但是房子却是大大出乎李女士和爱人的意料之外：
“整座楼外墙全部都被围起来了，很多工人正在叮叮当当的装修，很多危险的信号标志竖立在我将要搬进的楼里。”李女士向记者讲述了当时的情况，小区的物业和保安也证实了李女士所说的情况属实。因为外墙装修工程至少要持续到11月中下旬，家里有着5岁的孩子和60多岁的老人，本来没有电梯的6层楼梯就让李女士为家里的孩子和老人担心，交接房子时又遇到了外墙装修这样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对房子显然是不满意的，所以李女士并没有接过余某手里的钥匙。
“外墙装修怎么会影响居住呢？不会影响的。而且我可以让你们十来天房租，重新计算起租时间！”在李女士夫妇的要求下，余某在家具设备的清单上补写了“房款从2007年10月1日起租，并签上了他儿子的名字，约定合同以更改后的为准。
大约两天后，余某约李女士要把其名下的座机电话过户到李女士的名下。第一次打交道，李女士就感觉到了这个房东的不友善，李女士带着5岁的女儿在西单网通电话营业厅里等了足足2个小时才见到姗姗来迟的宇永杰！
2007年10月2日，洗衣机在第一次使用不到一分钟就坏了！合同条款里明确写着家具的自然老化维修由房东负担，但在李女士就此打电话给房东余某时，余某开始不接听她的电话，后来干脆说是李女士用坏了她价值5千元的洗衣机。她竟然质问说：“我买洗衣机时人家说能用十年呢，怎么能刚刚用了4年怎么会就坏了？”
在沟通无法取得预想效果的情况下，李女士找来小天鹅洗衣机的售后服务人员，维修人员说是电机坏了，如果有发票的话可以在5年的保修期内进行免费维修。但余某并未给给李女士提供洗衣机的发票，而且再次拒绝接听电话。无奈之下，李女士给余某发了条短信说明情况，但却接到了“不想住就搬出去”的回复。至此，李女士确信自己遇到了一个“恶房东”。
在事情无法得到妥善解决的情况下，李女士找到了这家中介公司，工作人员都在忙着各自的事情，没人搭理李女士。过了很久，才有一位工作人员不耐烦对李女士说：“我们现在很忙，你自己打电话给房东吧！”
没办法，李女士不得不自己先垫付了580元的洗衣机维修费。
但是，更为严重的事情出现了。李女士近万元高价租住的房屋居然漏雨，尤其是厨房的房顶七八处漏雨。因为无法联系上房东，李女士家只能自己用水盆接水解决问题！
毕竟是要住3年的房子，为了让自己和家人住的更舒适一些，在余某拒绝继续配备家具的情况下，李女士及其家人特意到家具城买了上万元的沙发、床以及梳妆台，并请来专业工人布置电话线和有线电视线。
本来以为息事宁人可以相安无事，但是11月末，在外地出差的忙碌采访中李女士接到了余某发来催缴第二次房租的信息。因为租房合同条款做了补充变更，李女士提出按新的约定在12月底付清第二次房租，没有得到答复。
12月中旬回到北京后，李女士主动打电话问中介公司，让她帮忙联系余某以便支付接下来3个月的房租，同时自己也多次联系余某。在李女士多次发短信给余某后，余某终于回短信答复说：“我在深圳出差，4号回来后北京见面商量。”
12月中旬，在没有任何沟通的情况下，余某把当初合同约定提供给李女士的停车位让人给锁上了，并且开始辩称自己不知情，后来又改口质问李女士为什么不按时缴纳第二次房租。
在这种情况下，李女士提出双方见面协商，余某答应了。但是，没过两天，余某变卦了，她不仅下了“逐客令”，还拒绝和李女士面谈，说要派出代表来处理这件事情。在2007年底繁忙的工作中，李女士先后见到了好几个余某派来的代表，先是表妹，又是侄儿，还有一些不愿表明身份的人。几次谈判，这个表妹说让李女士2008年1月底搬走，过了几天，那个侄儿又说必须1月15日之前搬走，并且多次言语威胁。
就这样，一直到1月14日李女士搬出某小区9号楼7单元602室，也没见到房东余某。“我终于领教了什么叫‘恶房东’！”李女士今天仍很愤怒。
2月5日、6日，李女士为了讨要一个月的房租押金和三个月房租发票，记者也想找余某进一步了解核实情况。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记者和李女士多次拨打余某的手机，听到的却是语音提示：“你拨叫的手机已经暂停服务”。
祸不单行 又遇“黑中介”
遇到恶房东已经让李女士十分生气，但接下来的遭遇更让她气愤。拿了中介费却不想协助租户处理任何事情，中介公司的不讲理甚至蛮横，更是让她感受到了祸不单行――不仅遇到了恶房东，还碰到了黑中介。
一年11.5万元租金的一套房子，明明是签了租住期限为三年的合同，但现实情况却是不仅没有受到付钱享受到应有权利的待遇，在受到莫名其妙的一次次呵斥与驱赶。本来是由这家知名度极高的中介公司牵线搭桥见证的房子，并在其建议下以“押三付一”的方式早早付了房东四个月的租金，但是在刚过三个月之时房东就下了逐客令，李女士觉得应该求助收了9000元中介费的这家中介公司。
李女士打电话给为其作见证的中介公司的工作人员，但是当时介绍房源的工作人员已离开中介公司的那家店，工作人员发短信给李女士，让李女士联系那家店的店长。于是，李女士按照工作人员提供的电话给店长打去了电话，把事情的详细情况向店长作了介绍，希望他们能联系房东，或者从中做个调解。但是，店长却打断了李女士，并口气很生硬的回答说“你自己联系吧，我现在休假……别跟我说任何细节。”
李女士又问店长“那我们所支付的近4万元的房租发票可以开一下吗？”
“你交5% 的税金给你开，否则你自己去地税局，那里需要交6%！”
李女士质问：“你们一个知名的中介公司，怎么能这样不负责任？”没想到得到的答复却是：“我们收了中介费，当时给你找到了房子，其他的事情就管不着了！”
李女士的话没说完，店长就把电话挂掉了。
找房东、找中介都不能解决问题，李女士被气得一次又一次失眠了。本来以为通过中介公司可以租到放心的房子，没想到中介公司却是这么不负责任。
不甘心的李女士再次找到中介公司，没想到这次中介的人却对李女士说：“房东说他们之所以要收回房子是因为你们违约在先，没有按时交付房租……”自己明明是交了四个月的房租，而在没有到三个月时就面临被房东赶出来的困境，怎么能说是自己违约在先？李女士要把真实情况讲给中介的人听，但对方却拒绝听，态度恶劣地说：“我们相信房东的话！”
“这简直是和黑中介一样，只不过是合法注册的‘黑中介’，还是知名的黑中介’！”接受记者采访时，李女士十分气愤。
中介公司为何如此不负责任呢？当记者到这家公司进行调查了解时，这家中介公司的一位负责人给了记者这样的回答：“我们作为一个中介机构，主要的职责就是为出租者找到房客，为求租者找到合适的房源。在承租双方都有意向后，具体的协商及签约等事项都是租赁双方自行决定的，与中介无关，中介起到的只是一个牵线搭桥的作用。所以，承租双方出现的任何矛盾他们无法进行解决，只能通过租赁双方自行解决。我们不是不帮，是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义务来帮！”
要租好房 需火眼金睛
高房价，租房难，对很多在都市生活的人来说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尤其是现代社会和大中城市，随着房价的不断飞涨，买二手房，租房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的现象。但是，由于房屋中介市场的混乱，李女士不仅不是特殊的个案，而且很具代表性。恶房东、黑中介再加上管理乱，已经成为北京房屋出租市场混乱的三大恶疾，并且在全国很多地方同样存在这三大恶疾。
在遭遇恶房东、黑中介之后，李女士曾想到向有关部门投诉，但结果却是让她深切感受了北京房屋出租市场的管理混乱。她曾就此事先后向房产、工商、税务等多个部门投诉，得到的答复要么是“这不属于我们管的范围”，要么是“我们调查一下再说”。但是，直到记者发稿时，仍没有一个部门对此事展开调查，更没有任何处理结果。
房屋中介真的像这家公司说的那样可以收了中介费之后就什么事都不管了吗？中大恒基的一位负责人有着自己不同的看法。他告诉记者，对于一个中介机构，受了一定的中介费后，就有为租赁双方的客户进行服务的义务。如果在中大恒基出现了这种情况，他们首先对双方进行一个协调，如果实在不能通过协调解决问题的话，他们会给租户免除中介费后寻找下一个合适的房源，绝对不会出现李女士所面临的这样一个状况！“并且，我们是可以免费开具发票的。”
接受记者采访时，链家地产一位业务人员也表示，如果是他的客户出现了这种情况，他首先会与房东与租户进行详细的沟通，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然后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实在解决不了他们也会为自己的客户寻找新的合适的房源，而不可能像这家公司那样对此事不管不问。他认为，作为中介机构在收取了一定的中介费用后，就应该尽力把服务进行到底，并尽量做到让客户满意的义务。
租房时如何避免与李女士同样或类似的遭遇呢？中大恒基业务经理李先生和王先生告诉记者，在目前房源渠道较窄的情况下，求租者找中介公司越来越成为一种普遍的选择。对于租房者来说，没有太多的租房经验，很容易被某些不法中介公司所利用，从而上当受骗。所以在寻求中介公司租房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是挑选大型的品牌中介公司。这样的中介公司经济实力相对较雄厚，且注重企业自己的品牌形象，以专业性、优质来赢得消费者依赖，很少有欺骗消费者的现象出现；其次是看房前无需签署协议和支付费用，在租房成功之前房地产中介公司提供的服务都应该是无偿的；第三是要注意中介并不是“护身符”。在租房过程中，大家一定要沉着冷静，不要急于租房而上了中介公司的当，从而使得自己的钱财受到损失；最后是注意注意合同陷阱，保留好合同、补充协议等有关证据，必要时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
链家租房合同范文4
群租引起的纠纷并不少见。2006年7月，上海市松江区的一个群租房，由于私接电线发生火灾，导致6个人死亡。之后上海市政府立即出台了相关规定，明确禁止群租房。在北京，这几年群租引发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但目前对群租房的监管仍是一片空白。
群租第一案：群租户惹祸房东当被告
从今年4月5日到现在。已经过了4个多月，北京市海淀区世纪城小区业主许女士没有想到，一场邻里纠纷持续了如此长的时间。
事情的起因是许女士楼上的邻居将房子租出去了，租给了20多名群租户。
许女士介绍说：“我们是2006年搬进来的。我们住的世纪城时雨园是中国人民大学老师的团购房，拿到房子后，楼上的楼主王女士就将房子租了出去。”
“一个160平方米的三居室被分割成12个房间，甚至厨房都被改成了单问，住进了20多名租住者。”自这些人住进去后，许女士就不胜其扰，“其中有好几个人每天凌晨三四点才回来，有的夜出昼归。”许女士总感觉“头顶上有个炸弹”要随时爆炸。
不幸的一天还是来了。2009年4月5日，许女士一家外出，中午接到物业电话，称在抄电表时，听到水流声，怀疑她家漏水了。等许女士赶回家中。房间内的积水已经有四五厘米深，并有污物。经检查发现，是楼上卫生间水管脱落造成污水外泄。
因为长时间浸泡，许女士家收藏的字画、书籍、著作手稿等物品被悉数损坏，经过估算，许女士的损失有11万元。
但是，这时许女士却找不到索赔对象。楼上房主王女士认为责任在房屋的承租者，应该由承租者承担；而由于房屋租赁者有20多人，也搞不清楚到底是谁堵塞了下水道水管。
家里被淹后，许女士一家三口只能在附近租房子住。
后来，在物业协调下，出租人王女士承认许女士的房屋被淹是因为群租户超负荷使用卫生间造成下水道堵塞，因疏通不当造成下水道水管脱落。由此，王女士、许女士、物业和中介共同签订了书面协议。但是，因为赔偿金额的问题，王女士并未与许女士达成一致，协调失败。
5月5日，多次交涉无果后，忍无可忍的许女士把楼上的业主同时也是自己同事的王女士告上法庭，要求赔偿11万元，并要求法院判决王女士立即拆除其房屋内的隔断房间，恢复房屋原有结构，停止将住宅改为经营性住房，消除治安、消防等安全隐患。
7月3日，此案公开审理。在过去的近3个月时间里。许女士有家不能回，只能租住在外面。鉴于此，开庭当日。许女士将索赔金额提升到了16万元。
“这并不是一个固定索赔金额。”许女士的律师侯玉红在接受采访时表示。16万元的索赔金额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固定的，如被损毁的书画、家具装修等，一部分是不固定的，包括房屋在侵害发生时到再次入住期间的物业管理费和许女士一家这期间在外的租房费用。”
一场群租引发的案件，不仅让房屋出租者面临高额的赔偿款，而且原本和谐的同事、邻里关系也荡然无存。
7月3日上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理了此案。王女士申请延长举证期，当天庭审并未进入实质审理阶段，但这起被称为“北京群租房第一案”的民事纠纷，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
高房价、高利润刺激房屋群租市场
据北京天通苑西三区中介链家地产的郭女士透露，小区内的群租房约占全部出租房的25％。除了个别房屋业主出租时已经隔成多个单间外，其余都是由承租的二房东及一些尚未取消全程业务的中介公司来操作。
在“北京群租第一案”发生的世纪城小区，记者看到，出租房屋的广告随处可见，一些“二房东”从业主手中收来房源后，为获取更多利益，将原来的房屋用木板隔成了多间小屋，有的甚至连厨房和卫生间都被改成了卧室，租给多人居住。
在天通苑小区，一套普通三居整租的价格在每月2500元左右，隔成多间分租后，每月租金至少能多出1500元。加上中介费是按成交次数来收取，因此，较之整租，承接群租业务也能提升中介人员的业绩。
为获取更大收益。中介和二房东往往建议房主把客厅、阳台、厨房等空间充分利用起来，以天通苑为例，如果仅出租原卧室。三居室每月租金仅为3000多元，而加上隔出来的单间，每月约为5000元。而海淀区世纪城等小区，群租三居室每月租金高达8000多元。“我们的利润率会大大提升，而房主也因得到更多租金而欣然同意。”一位“二房东”告诉记者。
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北京房屋租金水平仍居高不下，一般的一居室月租金要2000元左右，四环以内最低2200元，两居室四环以内要2600元至2800元，交通好、设施好、地段好的就更贵了。经过多次搬家的“北漂”陈娜发现既便宜交通又方便的房子多是这种群租房，所以很多打工一族还是会选择这种群租房。
北京群租现状
对于群租，不仅是许女士这种受影响的无辜业主，就连许多“群租客”，也一样感到难受。“二房东”为了赚钱，经常会在未征得业主同意的情况下改变房屋格局，住在里面的群租户共用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早上起床洗漱、上厕所都要“抢”。
和大多数“北漂”一样，陈娜大学毕业后，就加入了群居族。没钱、没熟人，每天跑人才市场的陈娜和许多白领一样，在素有亚洲第一社区之称的天通苑开始了群租生活。
“有张床躺着就已经很满足了。”陈娜说。“最初租的单间不到10平方米，只有床和桌子，没窗子，又暗又闷，十来个人用一个厕所。”
“经济允许的话，谁都愿意住好一点，很多时候也是没办法。”陈娜说。
而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不仅白领热衷于群租，其他外来务工人员在群租比率中也占据了很大的分量。他们大多从事导购、餐饮等服务行业，工作地点在城区中心，每天搭乘城铁往返。
“房屋面积不到40平方米。黑心房东群租给天意市场的18名搬运工，平均两平方米1个人。房屋内电线，非常容易发生火灾。2006年7月就发生过一次火灾；承租人是搬运工，每天深夜1点就开始发动电瓶车装卸货物，严重影响小区居民的正常休息并对生命财产构成威胁。”记者在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上看到，2008年10月28日。西城区月坛北街洪茂沟居民向政府举报反映洪茂沟10号楼某房屋的业主群租民房。严重扰民，并存在重大火灾安全隐患。
收入不高，是他们选择群租最直接的原因。此外，找不到熟人合租也是群租者选择分租单间的原因之一。中大恒基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的调查数据显示，2009年上半年租房成交量中的群租房明显上升，群租比例达到6.2％，往年只有2％至3％，比去年同期激增了1.5倍以上。调查显示，北京往年群租市场主要集中在海淀等高校周边，消费群主要为考研及少数毕业生，而今年却由原来的考研人群转变
为目前的毕业生和失业人群。“实际上，群租的比例应该更高，因为很多都是直接跟房东或二房东签的合同。”一位房产经理说。
小区业主抵制群租“鸽子笼”
目前，在北京的各个生活社区，群租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在大型社区天通苑，这种现象已经持续有两三年的时间了，而随着群租房的增多，附近居民与租户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力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张翼表示：“就北京而言，群租现象比较严重，天通苑、回龙观都是典型。北京群租第一案决不是个案。”
由于不堪忍受，北京市天通苑居民也在社区网上贴出了《天通苑业主向群租说不》的维权倡议书，希望大家联合起来，抵制群租“鸽子笼”。
帖子中叙述：群租造成公共资源分配不均、防火隐患集聚等危害。此帖迅速成为讨论焦点，也遭到不少群租客的抗议。目前，已有20余名业主赞同号召，但也有业主表示，群租者大多收入较低，群租也是无奈之举。
天通苑社区民警马警官说：“由于群租人员之间不熟悉，很容易引发治安事件。比如，洗澡、用电等都可能产生矛盾。其次，群租容为了省事，往往只关自己的房门，忽略了入户的大门和单元的门禁，给小偷入室盗窃制造了机会。由于没有针对群租的相关法律依据，社区民警只能多入户进行检查和宣传，以此防止治安事件的发生。”
记者了解到，现有的《北京市房屋租赁管理若干规定》也仅仅要求出租房的结构和设备设施应当符合建筑、消防、治安、卫生等方面的安全条件，并没有涉及到群租应该如何管理，这也使执法部门在工作中难以发挥作用。
“民用住房的水电使用、排水排污设施都是按照一般家庭的人口数来设计，如果90平方米的房屋住上20多人，下水道绝对承受不了。”北京律师协会物业管理法律事务专业委员会多名律师对记者表示：“虽然每户居民按照房屋面积支付物业管理费，但前提是按照房屋设计的功能和用途来使用，群租房屋的垃圾产生、电梯使用、公用设施的损耗明显高于一般住户。物业公司依照《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应该加以管理和限制。对于群租，社区物业公司和居委会都表示他们没有执法权，无法进行有效管理。”
一些业主表示，群租现象导致小区内居住人数急剧增加，对社区公共资源的消耗也大规模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大多数业主的利益，在向小区物业反映问题后，大都无果而终。物业的答复如出一辙：“我们按照业主房屋面积收取物业费，不是按照房屋居住多少人收费，业主把房屋租给谁、租给多少人，我们无权过问。”
群租背后的城市管理困局
7月3日庭审结束后，“北京群租第一案”原告许女士表示：“正常出租我不反对，但我要求被告终止群租行为，不然即使我赢了官司，还会生活在惊恐之中，说不定哪天悲剧还会重演。”
然而，如何区别群租与正常的出租行为却是一个意想不到的难点。作为“北京群租第一案”的律师，侯玉红表示，群租并非一个法律概念，目前关于群租如何界定、由哪个部门监管，法律上还是一片空白，也给判定群租案件造成了一定困难。但她认为：“三居室的房子住了20多人，甚至连厨房都挤了3人，房屋原来的结构已被严重破坏，由此也造成了很大的安全和消防隐患，这肯定不是正常的出租行为。”
据了解，尽管目前我国现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政府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里，没有明确提出“群租”这一概念，但是上海、深圳、杭州等地已经出台了一些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针对居住房屋的最小出租单位、出租客数量、人均承租居住面积、居住房屋分割以及房地产经纪机构办理租赁业务等方面作出了详细规定。
日前，《上海市实有人口服务与管理若干规定(草案)》正在征求意见。《草案》规定，承租的人均建筑面积不得低于10平方米，或者人均使用面积不低于7平方米；其中，向单位出租用作集体宿舍的，承租的人均建筑面积不得低于6平方米，或者人均使用面积不低于4平方米。
侯玉红介绍：“‘群租第一案’依据的法律主要还是《物权法》《民法通则》和《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如果北京也能像上海落实这种政策法规，就能很好地规范群租现象了，最起码能避免厨房和阳台等非出租地点的出租行为。”
链家租房合同范文5
一个是基于纸面和统计数字的望京：“北京最大的居住型社区之一，位于北京东北，有60万常住人口，相当于一个标准的中等城市。”
总部设在望京湖光中街的“在北京韩国人会”会长李淑淳估计，在北京居留的韩国人目前大概有12万，其中有4到5万人生活在望京，这个数字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一直在上下浮动。“2009年前后确实有大批韩国人回国，但后面陆续又来了不少。”
在这5万人中，留学生占比不高，因为“望京房价太贵，留学生大多集中居住在五道口等地”，“望京的居民大多是韩国大企业派遣到中国的职员和家属，也有一些自己做生意的商人”。
在这5万人周围还聚居着大量中国籍朝鲜族人，2010年中央民族大学的朴盛镇在自己的硕士论文《北京望京地区朝鲜族与韩国人的关系研究》中，估算当时望京地区的朝鲜族人达到了2万?3万。
而住在望京的韩国人普遍认为，他们与朝鲜族人数的比例在1：2左右，“在望京，朝鲜族人的工作主要是开饭馆和商店、在韩国人开的公司做职员等等”，一位韩国人补充说：“韩国人家中雇佣的保姆基本上都是朝鲜族人。”
不同的望京
这些统计数字最终构成了居民们日常所见的“望京”：在韩国人聚居最早的望京西园四区和三区，密布着韩国餐厅、超市、韩国私营卫生院、韩式洗浴园和私人旅馆；不少望京社区的楼道内的布告使用韩文与中文双语；超市中的食品、生活用品也有大量韩国引进品；在望京核心地区的商务写字楼福码大厦里，韩亚银行、韩国连锁咖啡店Café Bene比邻而居；在离福码大厦两个街区远的地方，另外一个韩国连锁咖啡馆“漫咖啡”成了最受附近韩国人和中国人的青睐地方―它提供分量和品种都更符合中国人口味的甜品，而且允许顾客抽烟。
生活在同一地区，各人眼中的“望京”其实大不一样。
多数中国居民会说，望京的韩国馆子里总是“挤满了韩国人”。但韩国人会纠正说，朝鲜族人开的饭馆里聚集的是朝鲜族人，韩国人开的饭馆里才全是韩国人。这两类人光做泡菜使用的材料和手法就迥然不同。
“一尝就能分辨出来。”
中国居民经常抱怨望京的韩国人太多了。他们承认，看到社区里遍布韩语布告和韩国超市，自己多少都产生了一种“自家地盘被外人占了”的郁闷感。2009年前后，一些韩国留学生因为韩元贬值搬离望京时，有人在论坛上发帖子说，“他们一走望京的房价就能掉下来了”。
事实上，一位望京的房产租赁中介―链家的职员说，从2008年至今，望京的房屋均价已经由9000元涨到了4万元，“过去租给韩国人的房子确实可能会贵一点，但在最近这5年中，这种价差几乎不存在了，不光望京，北京现在哪儿的房子都贵。”但他也说，现在有很多望京的中国业主不让中介把房子租给韩国人，因为担心和对方难以沟通，他们觉得有的韩国人“爱喝酒而且没礼貌”。
韩国人则认为自己喝酒的次数没有中国居民想象的那么多。“这是因为我们在中国很少见到本国人，同乡一见面当然要喝酒，不然还能干什么？”一位韩国人很认真地解释说。
“中国人经常在饭馆里一喝就是四五个小时，韩国人在一家饭馆里最多停留两小时，他们会换一家继续喝。”
对于中国人抱怨的礼貌问题，韩国人觉得自己国家对礼仪的要求比中国繁复许多，“我们是不可以在长辈面前抽烟的，但中国人会丢给你一根烟说‘一起抽吧’，大家随随便便就抽起来了”。
还有一些“望京”，可能是中国居民或普通韩国居民都看不到的。
一位2006年就搬入望京并且在韩国公司里上班的中国人说，他的韩国同事刚到中国不久，喝酒时遇到有人在身边用韩语故意大声讲韩国人的坏话，他一生气就与对方打了一架。结果对方借口有人被打伤并且仗着人多扣了他的护照，这个韩国人只好掏出几万块钱“私了”。
“据说这是让望京当地的朝鲜族人给‘碰瓷’了。”
一位教韩国孩子汉语的教师李鸣（化名）在2005年年初来望京时，是一个韩国留学生院的职员。她在望京居民区的一个四室一厅里充当了5个17岁韩国孩子的“监护人”，辅导他们的中文。那年，她的运气很好，最终这些孩子都考上了北京不错的大学。
从2011年开始，李鸣成了自由职业者，在望京教韩国人中文。她的学生中年龄最小的11岁，最大的44岁，“这些年，越来越多的韩国孩子来中国念书，有的孩子从小学就被送过来了。”不少韩国人都担心这些低龄学生可能不适应中国。“小孩在韩国念书一般，父母就送他们来学中文，这种做法其实挺让人担心的。”因此，还有韩国志愿者给那些在中国为参加各类入学考试苦学不已的学生们提供义务心理辅导。
望京望湖社区的居委会工作人员形容说，在她们的社区里，“韩国居民和中国居民其实生活在两个世界里”。望京在这十几年中已经建立起一条完善的适合韩国人居住的生态链条，从日常用品购买到孩子上学，一个韩国人几乎可以不会汉语也在其中生活得很方便。
“只要在警务工作站办好相关的居住手续，韩国人其实跟社区就没关系了。”这位工作人员说。
“在北京韩国人会”的副会长金容完却说，在北京的韩国人其实一直在热心参与北京的城市建设。他们组织大家参与北京郊区的义务植树已经有9年了，光2005年那一年就种了1200棵树。
“我们过去一直在大兴种树，”他说，“这几年北京市民也喜欢义务植树，大兴绿化局告诉我们说当地已经没有空地能植树了，今年我们打算换到怀柔去。”
“我想，我们和中国人还要不断加强了解。”
眼镜店老板眼中的“望京史”
在望京，仍旧还有人记得朴济英的“易乐视”眼镜店―这位51岁的韩国人一共在望京开过两家“易乐视”，还在潘家园眼镜城拥有一个400平方米左右的店面，名叫“可迪视”。
朴济英在望京的第一家眼镜店是在2001年前后开的。店的面积不大，才50多平方米，但租金很便宜，一年6万元。在这之前，他曾经在1998年就尝试着在东大桥蓝岛附近的居民区里开过一家“易乐视”眼镜店。虽然附近的朝鲜大使馆职员和周围的中国居民会来店里配眼镜，但因为店的位置不好，生意很一般。那时，朴济英经常在周末四处搞调研，看看同行的经营情况和服务。他说当年生意最好的是北京锋豪眼镜公司，“听说它们一个周末的流水就有二三十万，这是我一年的流水”。
朴济英在望京的“易乐视”生意远比他关掉的东大桥店红火。因为当时望京住了将近5万韩国人，朴济英不但能够跟韩国客人无障碍沟通，为他们提供专业服务，而且产品也符合韩国客人的要求：他的货70%来自韩国，30%来自中国―“当时中国眼镜尽管便宜，但质量远不如韩国”。
韩国在流行趋势方面一直走在中国前面，比如彩色美容隐形眼镜（美瞳）在韩国早就十分流行，但2001年朴济英带到中国销售时，居然一开始还打不开销路，直到一两年后才真正火起来―这种流行趋势的时间差成了他的竞争优势。
当时乃至今日，多数想拿韩国商品来中国卖的韩国人的商业模式都是基于这一时间差的想法建立的―这些产品从IT产品、网络内容、游戏软件到炒菜用的炒锅，无奇不有。
“日本眼镜业是在20世纪70年展起来的，他们为欧美做代工，挣了很多钱。20世纪80年代，眼镜制造中心转移到韩国和中国台湾，那里的眼镜工厂产品质量好，挣钱也多。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成了世界眼镜制造中心，韩国眼镜的产量也逐渐变小了。”朴济英眼镜店中眼镜的产地变化几乎是亚洲地区生产制造基地挪移的历史缩影―现在，他的“可迪视”里只有不到20%的进口货，其中绝大部分产品是在浙江和广东生产的。
同时，他也成了望京社区发展的见证人。
朴济英是那种真正喜欢并且能融入中国文化的韩国人：从小读三国演义；1989年他27岁，在韩国当了7年小学教师后，又跑到中国台湾留学读教育学硕士。当时韩国和中国台湾眼镜贸易来往非常频繁，他经常为韩国商人担任翻译，渐渐地就搞懂了眼镜行业的生产、技术、成本以及进出口的窍门；1994年，朴济英32岁，由于中韩已经在1992年正式建交，他硕士毕业离开台湾后到北京考取了北京中医药大学本科，最终在2004年拿到了中医研究所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那些选择来中国读中医的韩国留学生绝大多数都是真正的中国文化爱好者，因为直到2004年朴济英博士毕业，韩国仍旧不承认中国学校的中医学历，中国也不允许拥有医生资格的外国学生行医。“学中医真的是我的一个爱好，”他说，“我觉得它浓缩了中国的历史、哲学和文化。”
朴济英1994到中国时，考取的是北京针灸骨伤学院的本科，主修针灸，这个学校后来被并入北京中医药大学，校址就在望京社区附近的花家地。当时中国政府对外国留学生的管理十分刻板，要求留学生必须住宿舍，费用按美元计算。留学生宿舍一天一个人收5美元，两个人共用一个小房间，一个月下来要付300美元，折合人民币2000多元。“当时花500到700元左右就能在花家地租到不错的房子住，”朴济英说，“很多人就想办法偷偷出来租房住，因为价格很好，当时花家地的居民也愿意把房子租给留学生。”
“那些大公司派驻北京的职员和大使馆员工因为有住房补贴，所以住在顺义、亚运村的高级住宅区，亚运村那边一个月的租金要花上千美元，普通留学生是住不起的。”
等到了1998年，韩国金融危机爆发，韩元大幅贬值，留学生们的生活费等于平白减少一半，为省钱租民房住遂成大趋势。朴济英当时已经把妻子和两个孩子都带到了中国，经济负担加重，恰逢望京西园四区建成，他顺势将全家搬到了望京。
“1999年我搬到望京西园四区的时候，这里只有这个小区比较完善，等到三区和旁边的大西洋新城建好，越来越多的韩国人搬了进来。”此时，韩国各大公司和中小型公司的派驻人员也在厉行节约，他们中有不少人选择了搬到望京来住。2000年之后，朴济英发现自家所在的望京新城四区一个楼里有30%以上的住户都是韩国人，周边各种韩国人或朝鲜族人开的小店也多了起来。
“韩国人家庭大多数都有两个小孩，我在2000年后有一天忽然发现，小区广场上跑的孩子怎么好像全是韩国人。”
朴济英的孩子就近选择了望花路小学上学，“后来，韩国国际学校也搬到望京附近，来这边住的韩国人就更多了”。
到了2008年，望京居住人口数量达到30万，房价也随之飙升，朴济英关掉了在望京的两家“易乐视”，只保留了潘家园眼镜城里的“可迪视”做眼镜零售批发业务。“我刚开店的时候，周边两公里内只有我这个眼镜店，到了2008年，我周围至少有4家眼镜店，”他说：“现在那附近已经有大概10家店了，竞争太激烈了。”
事实证明，朴济英真正拥有的商业竞争力并非由韩国产品带来。他深谙中国文化，对中国的人际关系具有某种恰如其分的理解力。这些年来，朴济英一直在稳健地建立着自己的中国商业关系网。因为一直热心参与和帮助中韩眼镜企业交流，他和韩国的大邱国际眼镜展览会、中国浙江和广东等地的眼镜制造商关系都很好。北京眼镜协会在1998年9月成立时，朴济英是唯一参与其中的外国人。2004年，在中国商务部批准的第一批外资企业投资国内的眼镜项目中，他的公司名列其中。当时刚刚建成的国际眼镜大厦总经理找到朴济英，希望他帮助去韩国招商，“可迪视”也因此获得了一席之地。
朴济英现在的另外一个身份是德国施耐德光学镜片公司在中国的总，他正试图从眼镜业目前竞争最激烈和利润最低的批发零售业务转入镜片的批发，德国施耐德公司愿意与他合作，看中的也是他对中国市场的了解。
“韩国人处理事情会比较极端，他们喜欢马上下结论，但中国人总是说我考虑考虑，这起到了一个缓和的作用，我反而觉得中国人这样做是对的。”
这种稳健和圆熟的气质几乎可以从所有在中国获得成功的商人或者职业经理人身上找到。“在北京韩国人会”会长李淑淳是大一国际种苗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这位韩国人的业务是把韩国的蔬菜种子卖到中国农村，他最早开辟的市场包括山东、湖北和东北，“中国现在市场上卖的白萝卜，有85%的种子都是我们提供的”。
李淑淳1994年来中国，与中国农民打了将近20年交道，对中韩两个国家的人的性格与做事差异的体会极为精准。“中国人更个人主义一些，”他说，“韩国人更注意周围人对自己的认同。但无论差异多大，这两个国家在文化和做事风格上都还是亚洲国家中最接近的。”
“韩国和中国的商业关系在过去的这15年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李淑淳说，“过去是加工企业和大企业进来，他们将中国视为制造基地。随着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如今这些企业基本转移到了东南亚或者回了韩国。近些年影视公司和IT公司进中国的多，中国对韩国来说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
“2012年，中韩之间的贸易额是2151亿美元，”李淑淳重复了好几遍这个数字，“2151亿！这个数字还会继续快速增长。”
“但是韩国企业在中国发展，除去大企业外，成功的还是少。一方面说明中国市场竞争激烈，一方面说明大家还需要互相了解。”
“中国幻象”和新望京
“很多人都说韩国跟中国很类似，或者比中国快一点，因此直接把韩国的东西拿过来肯定就能在中国大卖，这个想法是完全错误的。”
金成勋是韩国希杰娱乐北京代表处（CJ E&M CHINA，以下简称希杰娱乐）的常务副总裁，他可能是目前对中韩之间的文化差异与相似性最有发言权的人之一―因为希杰集团他所负责的部门在2013年投资了一部爱情文艺电影“分手合约”，4月12日会在全国的2000多家影院同时上映。
因为接档颇受欢迎的文艺片“北京遇上西雅图”，金成勋很紧张“分手合约”头三天的票房表现。
“分手合约”是一部投资不到1亿元人民币的中型制作，希杰娱乐在其中的投资占到约40%。按理说，这样规模的一部电影无须金成勋如此紧张。希杰集团是韩国排名前15位的企业，韩国电影界每年有超过40%的影片是由他们投资或参与制作的。
但如果从另外一个意义上看，这部爱情文艺片的成功与否对金成勋来说确实挺重要。因为这是希杰娱乐在中国第一次除去财务投资外全面参与影片制作。这部电影比之前该集团投资的任何一部片子都更接近“合拍片”的概念：导演是韩国的吴基桓；剧本由2001年吴基桓所拍摄的成名作“礼物”改编而来；演员是中国的年轻偶像彭于晏、白百何和蒋劲夫。金成勋和他的同事不仅控制了剧本改编、导演和演员的选择，也参与了市场推广和发行。
“我们不是很简单地想拍一个合资电影，而是要借鉴韩国的经验拍出中国人爱看的电影。”
韩国的电影腾飞始于1997年前后，当时韩国遭遇经济危机，前总统金泳三说，“一部好莱坞大片《侏罗纪公园》的收益相当于售出150万台现代索纳塔所获得的利润”。这句话明白无误地说明了政府支持电影业的初衷。之后，政府放松管制，电影人获得了充分的创作自由。除去一批有韩国特性和强烈个人风的国际性导演以外，韩国还成长出一批充分吸收主流电影和B级片要素的年轻导演，能够制作出优秀的类型片和混类型片，将市场和艺术性牢固地结合在一起。
“韩国人花了20多年的时间建立了一条完整的电影产业链，让电影成了自己的软实力。中国现在要做文化大国，韩国的经验可供借鉴。”金成勋说。在他看来，中国的电影产业链条现在是残缺的，希杰娱乐想要在中国拍电影，“中国的好导演和知名演员就那几个，要找他们就要花大钱，这不是一个好的商业环境”。与之相反，在韩国，“光张东健级别的男演员就至少有十几个”―因为市场竞争充分，价格也很公道，和电影有关的辅助设施与服务都一应俱全。
“如果‘分手合约’这种模式能够成功，希杰娱乐未来会以一年投资四五部类似影片的速度逐渐进入中国市场，”金成勋认为这种合作和经验输送也会逐步推动中国电影产业链条的完善。
“这个市场上要有各种各样的导演、演员和制作团队供人挑选，才能做出多元化的电影，”他说，“韩国为此（产业链）花了20多年，以中国的发展速度，我估计需要10年。”
“我们想做的不仅仅是进入中国市场，而是利用韩国在电影上的优势和中国人一起制作出真正出色的影片，让它进入国际市场。”
韩国人和中国人联手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文化输出？这种说法乍听起来真有点古怪，但仔细想想也不是没道理。在韩国人的亲近度排序中，中国永远排在日本与朝鲜之前。“你想想看，中国在亚洲跟谁更有渊源，并能跟谁合作呢？日本？”金成勋摇摇头。
“只有韩国的文化传统和中国是最近似的。”
希杰娱乐找来济南市杂技团正在制作的舞台剧就包含金成勋认为的国际化成功元素：韩国的舞台剧制作和推广经验、一流的中国杂技、包含佛教文化的古代故事背景、盗贼觊觎宝石的喜剧因素……最后，为了让它推广起来更容易，这个舞台剧居然是哑剧！
“中文比较复杂，但形体语言和喜剧元素是超越民族的，大家都爱看。”
金成勋本人是那种最老资格的“大中国地区”通，温文尔雅，中文极其流利。童年时代，他就与韩国华裔有过很多接触，大学在韩国成均馆大学念经济。1989年，韩国尚未与中国正式建交，金成勋就为三星集团在中国的第一个投资项目去了深圳并且长期驻扎在那里。之后，他曾为三星公司在台湾和香港工作多年，并且在复旦大学拿到了经济学博士学位。2005年加入希杰集团以后，金曾经负责过希杰集团的家庭购物项目―他们和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合资成立的上海东方希杰商务有限公司通过东方购物电视频道和网站开展家庭购物，2012年的销售额近75亿元。
但是这样的一个人，却否认自己很了解中国。
“中国太大，市场太复杂了，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彼此差异都很大，而韩国正好相反，地方小，市场简单。”所以他对中国观众是否接受“分手合约”始终有些忐忑，不愿把话说满。
直到4月16日，“分手合约”上映3天后，票房过亿，金成勋心中一块石头才落地。
“韩国人内心确实有一个幻象，总觉得中国这么大的市场，我要是拿一个好东西来卖，13亿中国人每人买一个就不得了了，”李钒柱说，“其实2000年之后，中国市场越来越复杂，竞争激烈，这种成功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但就是有不少人一直都对这个幻象很着迷，不断投入。”
另外一位韩国人也说，20世纪六七十年代韩国经济腾飞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那段经历给很多韩国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觉得自己只要努力就能成事，这也是他们在中国市场上不断找机会的原因，“事实上，成功的少，失败的是绝大多数”。
李钒柱也承认：“韩国人性格里确实有很固执的一面。”他是韩国外国语大学中文系毕业的，辅修计算机。像所有在那个年代和计算机沾边的年轻人一样，比起在大公司里按部就班地升迁，他更想创业。从1994年到2003年，他一直在韩国和朋友开IT创业公司，开发过通讯软件，也研发过PDA手机。
“那时候韩国的IT圈就那么大，1998年金融危机后一直不景气”，像所有懂IT又懂中文的人一样，李钒柱希望到中国发展。2003年，韩国当时最有名的软件开发公司Hangul拿出一款名为Gonusoft的游戏与中国的一家网游公司搞本地化开发，李钒柱作为项目负责人举家搬来中国，第一站就是望京。
他一直喜欢中国的生活节奏，“韩国不但节奏快，社会关系也很复杂，相比之下北京的生活很悠闲。”
他的中国职业生涯只持续了几个月，Hangul公司当时对中国市场并不看好，不想再花费力气开拓市场，最终取消了和本地公司的合作，要召回李钒柱。李的性格中既有创业者的冒险因子，也有“固执”的一面，最终决定留在中国创业，“一定要在中国生活下去”。
没有大公司做靠山，李钒柱在中国的创业之路绝非一帆风顺。中间有一段时间他加入过韩国最大的移动通信运营商SK电讯，参与SK与搜狐的韩国娱乐频道合作。SK电讯想把自己所拥有的正版韩娱视频资源交给搜狐的韩国娱乐频道放送。表面上，SK出版权，搜狐提供平台，这是个双赢的合作。
这可能是李钒柱所说的那种典型的“中国市场幻象”，商业模式听上去不错，但是从现实的赢利层面上看却不尽然。这也是互联网世界里最常见的一种状态，双方都想用最小投入换得最大产出：搜狐不大愿意为SK的正版资源付费，SK则认为这个项目“近期赢利可能性不大”。最终合作延续两年后不了了之，“派过来的80多个韩国干部最后全散了”。
李钒柱自己的公司现在在做APP应用和社交游戏。和之前韩国的IT输出思路相反，“我在看能不能把中国大受欢迎的游戏，比如开心农场什么的移植到韩国去。”
李钒柱身边的中国朋友都很尊重他的冒险精神。“他是真正想干点事的人，”一个朋友说，“对中国很了解，人也很有责任感。”
“在中国生活得最舒服的人肯定是大公司派驻过来的职员，不但有住房补贴、子女的教育津贴，早期还有人身安全的补贴，全部按美元计算。很多人会很愿意被派到中国待四五年再回去，能赚很多钱。”但李钒柱最终选择的是完全不同的一条路，“如果想要过这种生活，我1993年大学毕业就进了韩国最大的包装进出口公司工作，我当时就该留在那里。”
“现在，我回到韩国反而会有陌生感。”他说。和很多在中国待的时间足够长的韩国人一样，李钒柱觉得“自己回韩国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因为回去还要从头开始”。
但是，北京这几年发展得太快，李钒柱也有点吃不消了。韩国人几乎异口同声地抱怨：北京空气越来越差；北京的房价现在比首尔贵，望京的房租至少比首尔类似地区贵30%到40%。
“2003年的时候，我在望京租一个三居室是4000多块，眼看着它长到现在的9000多。”一个韩国人说，为了降低成本，一些韩国人开的中小型公司已经从望京搬走了。“在中国的这些韩国中小型公司职员的工资跟中国人差不多，一个月也就一万多块钱，很多人负担不起望京的房租，已经搬到燕郊去了。”
“那边（燕郊）有可能变成一个新的望京。”
新生代的中国梦
金斗进和男模特罗马在一起为前者的淘宝店bycloset试衣拍照片时，两个人讲中文，中间夹杂一些英语。
金斗进是韩国服装设计师，在中国已经待了5年，高大帅气的罗马是俄罗斯人，毕业于大连外国语学院，已经在中国待了9年―所以这是一个真正的国际化场景。
28岁的金斗进在中国的经历和传统的韩国留学生截然不同。后者的中国之旅是按部就班的：学习汉语、在中国大学念书、找一个韩国大公司派驻中国的职位，或者在中国的韩国人开的公司就职；住在韩国人聚居的社区；业余时间和本国人一起休闲放松。而金流利的中文是自学的，只能说不会读写汉字，因此给他发中文短信得用拼音；他住在北方最大的服装批发集散地之一―北京动物园批发市场附近，平时不大和在北京的韩国人来往：“他们聚在一起只爱谈钱，我不喜欢，我更愿意跟工作上有关系的人在一起。”
金斗进是服装设计师，14岁起就念和服装设计相关的学校，20岁时在韩国的东大门开了一家店，卖自己设计的服装。韩国东大门是服装批发商圈，聚集了几十个商场、几万个商店及服装制造商。望京的不少朝鲜族人开韩国风格的服装店都是去东大门搞批发。金斗进主攻男装，走VINTAGE风格，在东大门有一个四五平方米的店面。
2008年4月，金斗进到北京找哥哥玩。他哥哥在五道口附近上北京语言大学。在北京玩了一阵子，金斗进走之前，哥哥提议说自己出钱支持弟弟在五道口开个店卖服装，“五道口韩国学生多，韩国服装很受欢迎。”
金斗进很快就在五道口的金马大厦服装商城开了一个铺面，生意意外火爆，“星期一到新款，七八十件衣服三四天就能卖完。”最后他一连包下三个店面，主卖韩国男装，店名叫COWABONGA。他的衣服都是从韩国东大门进货，在中国的零售价格比韩国贵20%到30%。那一年，全中国人都在看奥运会，金斗进却在不断往返于北京和首尔之间进货，忙的时候一个月要回韩国三次，旺季一个月的流水是10万到12万元人民币。
当时，金斗进连一句中文都不会讲，全靠一个朝鲜族的女孩帮忙看店。COWABONGA的生意之所以火爆在于金斗进的设计师素养，他长于搭配。“我的店里有6个假的模特，我会把一套衣服加上鞋全都搭配好，穿在模特身上，”他说，“男人买衣服是看整体风格的，顾客喜欢我的搭配，很多人直接就把模特身上穿的那一套全买走了。”
但COWABONGA的生意只做到2009年5月，起因是金马大厦的房东决定加租，而且不同意金斗进要打通三个店面的想法。“可能因为我是韩国人的缘故。” 金斗进说，COWABONGA四周都是中国人开的小店，大家觉得突然出现一个大店面会抢走自己的生意，集体向房东施压，弄得金在这个环境里很不开心。
常来金斗进店里买衣服的一个老顾客叫宋刚，此人在北京动物园批发市场有8个店面，看到这个情况就来挖他跳槽。北京动物园批发市场是北方最大的服装批发集散地之一，宋的店叫Korea House，他是个精明的商人，知道与其去韩国东大门采购服装，不如干脆挖一个韩国设计师到公司坐镇来得划算。
就这样，金斗进在北京动物园批发市场工作了两年，同事都是中国人。他没上任何语言培训学校，就这么硬生生学会了中文。“我平时听同事说，然后用拼音标记，”他说，“所以我经常担心自己的中文不准确。”事实上他的中文讲得清晰流利。
金斗进在Korea House工作的薪水丰厚，他设计韩国风格的女装，老板管吃管住，衣服卖好了有提成，最多一个月能挣4万元。但是他最终还是厌倦了：“老板更重视衣服样式而不是质量，可我喜欢质量好的衣服，做多了以后就不开心了。”
他辞职以后和哥哥在五道口合开了个餐厅，生意倒是挺火，但是被房东骗了。“租给我们房子的房东是骗子，”他说，“身份证和房东资质我们都看过，觉得没有问题，结果几个月后，来了一个人也出示一堆证件说自己才是真房东。”等金斗进再去找头一个房东时，对方已经卷款逃之夭夭。“警察也抓不到人，我哥哥受了刺激，干脆回韩国了。”
金斗进是那种有生意头脑的新生代韩国人，和那些有浓厚中国文化情结的留学生不同，他更自由，适应力更强，对潮流和商机十分敏锐。
望京对他这样的年轻人来说显然是太沉闷了。“我之前开店去过望京看过很多次店面，觉得住那里的韩国人年龄偏大，租金又很贵。”
“那个地方不适合我。”
在办淘宝店卖男装之前，他在798开了个公司为淘宝上的韩国代购网站提供服装搭配和拍照服务。“你没发现刚开始韩国代购的时候，淘宝上韩国服装代购店用的图片都一样吗？”他问，“那是因为他们使用的都是韩国网站提供的标准图片。”
“我觉得这些网站迟早都要找人帮他们搭配服装并且用中国人当模特拍摄好看的图片。”他雇了一个摄影师和一个用Photoshop修图的美工，找来北京最大的几家韩国代购网站一个个谈生意。事实证明，他很有商业眼光，加上服装设计师特有的审美。生意最好的时候，他的公司同时要为淘宝的十几个网站搭配服装和拍照。
“现在来中国的韩国年轻人确实跟老一辈不大一样了，”姜栋修说。他自己是韩国圣度集团（SINDOH）北京分公司的总经理。这家公司是韩国最早生产复印机的厂家，70%左右的产品是ODM―为美国利盟、日本理光等公司生产贴牌产品，在中国青岛有工厂。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后，圣度决定扩大销售，打开中国国内市场在青岛、深圳和上海设立销售分公司。
姜栋修在2011年来到北京分管北方市场，住在望京的一个新建高档小区里。除去不停地出差和工作以外，他的家居生活是韩国式的。他是20世纪70年代生人，并没有太强烈的中国文化情结，考虑问题时更加理性和实际。在大学，姜栋修原本要学计算机，但理性权衡后，他觉得韩国的计算机从业者太多，竞争太激烈，于是中途转去大连学中文。
“有中文资历的人现在在韩国大公司里很受欢迎。”姜栋修说。“在北京韩国人会”会长李淑淳也说，这5到10年里，韩国大企业一改不承认中国学历的惯例，越来越愿意接收高素质的中国留学生，“清华、北大、复旦、人大的学历都很受欢迎”，他自己的儿子和女儿都上了北大。
这一批年轻人对中国的态度无疑是更为理性和实用的。
“在中国工作其实并不悠闲，”姜栋修说，“在韩国，你是大公司里的一分子，可以按部就班生活工作，有人会告诉你该干什么，但到了中国，你什么都要管。”但这也意味着机会，“我是很看重这种挑战的。”
金斗进也说：“在韩国，我只能在东大门开一间店，在中国，我有可能把bycloset这个品牌做大，而且还可能开连锁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