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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范文1
即将到来的2010年世博会是中国第一次作为主办国,也是发展中国家首次主办的世博会。亲身参与筹备的郑时龄教授对此深有感触:“从选址筹备到现在即将开办,是个漫长而令人兴奋的过程,这将是一场各国文化争奇斗艳的盛宴,而我们中国人的智慧与魅力也将在这个世界大舞台上展现,真是让人期待!”
千年流淌的中华智慧
说到2010年上海世博会,我们最关注的当然是中国国家馆,毕竟这是我国第一次主办这样一个世界性的盛会。
谈到2010年上海世博会,郑教授觉得很值得期待,“在过去几届世博的参与中,我们在对主题的挖掘和新理念的探索上做得比较不够,可能一方面原因在于我们过去总是把展馆的一些设计交给广告公司或设计公司去做,而其在文化内涵上有所欠缺。我去参观了2000年的德国汉诺威世博会,一进中国馆就看到一个登月车,当时还想,难道是因为我孤陋寡闻,我们已经登月了都还不知道?后来才知,原来登月车是借鉴改编后的设计,用来表达我们对将来登月的一种希望。还有就是长江三峡水利工程等设计,这些设计都缺乏一种对新理念的探索。但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我们会有很多新技术的展示和主题深度的挖掘,很值得期待。”
中国馆建筑外观为“东方之冠”的构思主题,表达中国文化的精神与气质。国家馆居中升起、层叠出挑,成为凝聚中国元素、象征中国精神的雕塑感造型主体――东方之冠。
地区馆水平展开,以舒展的平台基座的形态映衬国家馆,成为开放、柔性、亲民、层次丰富的城市广场;二者互为对仗、互相补充,共同组成表达盛世大国主题的统一整体。
国家馆、地区馆功能上下分区、造型主从配合,空间以南北向主轴统领,形成壮观的城市空间序列,形成独一无二的标志性建筑群体。
随“感”而“动”,漂浮的法式浪漫
“本次上海世博会各个国家都极力展现本国民族文化的魅力,”郑教授介绍说,“很多展馆的设计都独具匠心,争奇斗艳。其中法国馆就给我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感性城市”法国馆散发着法国人无比感性浪漫的气质和魅力,整个展馆采用了漂浮于水平面的设计,尽显水韵之美。
“这种脱离地面的设计手法很有创意,它是美和现代性相结合的产物,充分体现出法国的活力和其生活艺术。”郑教授兴奋地说。
“整座建筑被一种新型混凝土材料制成的线网‘包裹’,绿化也非常有意思,他们搞了一种‘垂直绿化’,通俗地说,就是在墙上种绿化。这样的设计很有创意!”
法国馆的中心位置是一座法式园林,溪流沿着法式庭院流淌,小型喷泉表演、水上花园等,构成了一个清新凉爽的世界。
参观者可以在阳光和水的环绕中,享受鸟鸣、美食和花香,同时,现场还会播放法国城市环境声效,绝对是一场集视觉、嗅觉、味觉、听觉和触觉还有法国馆设计师雅克・费里埃(Jaques Ferrier)提到的第六感为一体的感官盛会。
除了调动参观者的感官刺激外,法国馆还强调了动感和平衡感。
展馆内,设计师将以平衡理念作为设计背景,设置大量的视频投影、活动图像,以及不规则线条外框、反射跳动的波光⋯⋯这都将使建筑物产生动感。
各具特色的各国展馆
波兰国家馆
主题:人类创造城
造型亮点:以民间剪纸艺术为主题外观
这座具有丰富视觉体验的建筑物外部由相互交织的剪纸图案组成,阳光可以透过缝隙进入大厅。当黄昏降临,变换色泽的室内光线穿透剪纸图案,使展馆呈现出不同的色彩。
英国国家馆
主题:让自然走进城市
造型亮点:会发光的盒子
外形简洁,创意无限。整个建筑最大的亮点就是向各个方向伸展的大量触须,这些顶端带有细小彩色光源的触须覆盖在建筑外部,随着微风轻轻吹拂,可以在展馆表面形成可变换的光泽和色彩,组成各种图案。
瑞士国家馆
主题:城市与乡村的互动
造型亮点:“未来世界的轮廓”
瑞士馆最特别的要数缆车观景。它将带着乘客从负荷沉重的“城市”进入馆顶令人赏心悦目的“自然世界”。展馆展示了瑞士面向未来、具前瞻性和可持续的发展理念。
芬兰国家馆
主题:优裕、才智与环境
民族文化范文2
关键词：青花蓝；青花；现代设计艺术；民族性；文化性
中图分类号：J5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712 （2012） 18-0080-01
色彩作为一种主要的视觉语言，具有其特有的视觉冲击力和情感意识，直接影响着设计的功能性及装饰性。在中国传统色彩中融合了中国人的民族心理、思想观念、生活习俗和审美爱好，经历了五千年的文明洗礼，形成了中国特定的色彩审美定式——民族文化色彩观，这是民族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有关青的诠释以及中国古代色彩观
青，本意指靛青，是从蓝草中提炼出来的，颜色与蓝色相仿，但是比蓝更深。从油画角度来看，色相倾向于钴蓝色；化学工艺上，所制颜料的色相有个游移的范围，包容由蓝到绿之间有一定宽度的色域。青花诞生源于唐三彩中钴蓝色的使用，而河南巩县窑的工匠们大胆的首创将钴蓝绘在白瓷胎上，虽然其胎质疏松，呈色不稳，但成就了中国的原始青花。
《考工记》“设色”篇中记载：“画缋之事。杂五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该段文字被许多学者认为是体现中国上古时代的色彩思想与运用，蕴含“五行”之意；吻合于西周形成的青、黄、赤、白、黑——“五色体系”。“五行”说既以东方属木，作为草木之蓝、绿色的青当然成为东方以及春天的象征色；在中国传统五方正色中，木为青，象征东方，相当于现代色彩体系中的蓝。常见于建筑、瓷器上，尤其青花瓷已成为其工艺美术中典型的代表，可见在中国思想的肇始时期就已经形成了朴素的具有地域特色的色彩构成的哲学理论。
二、青花蓝的色彩情感
一个民族早期艺术审美的发生，都是源于自然环境和社会实践经验的，古代中国人对色彩的感知和把握当然也是从生产生活实践出发而又随着客观环境条件而推进的。
第一，汉语习惯中，青与他字连用组词时，往往给连缀之物附加蓝色和冷意，如“青黛”指黑里透蓝绿、“青眼”本指西域佛僧的蓝眼珠、“青锋”指寒光闪闪的刃器。此类例子显示中国人自古对色彩的感觉与表达就是很敏锐细腻的心理感受。
第二，古代中国人对青的描述基本对应着蓝、绿色相区域，青色意味清新明丽，冷静，生命活力。唐至五代有关青瓷的名句：“雨过天青云”“夺得千峰翠色来”，从碧、青、缥、翠这些用字，可见古人的青色涵括了在不同光、气条件下的蓝、绿变化，这些都形象地指明了青色的基本范围。
三、青花蓝作色彩元素的应用
（一）在传统工艺美术中的应用
（1）青花瓷。青花瓷又称白地青花瓷器，目前发现最早的青花瓷标本是唐代的（也有学者称唐青花并非青花瓷）；成熟的青花瓷出现在元代；明代青花成为瓷器的主流；清康熙时发展到了顶峰。这种返璞归真的蓝白配，一直受到历朝历代人们的认可。（2）青花布。从青染料的制作工艺上去溯源，先秦时代的染蓝，是采撷蓝草之鲜叶与草木灰相拌、浸水中沤制出染液，将素色的布帛置浆液中浸渍染色。由于以发酵为主的制靛法可能迟至汉魏以后才产生，故另一种蓝草蓼蓝当时只可用来染碧，不堪为靛。由此染色工艺中的青，本指较清亮之蓝色，若欲布帛变深为蓝色，就得反复染多遍才行。故荀况《劝学》“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一句，可理解为布帛上染得的青色在明丽性上优于原生的蓝草，也胜过浑浊的蓝染浆。3.其他艺术形式。如13世纪下半叶，由阿拉伯工匠引入中国的金属胎珐琅制品——景泰蓝；古代宫廷建筑艺术纹样中的旋子彩画等艺术表现形式，青花蓝充当着不可或缺的色彩符号，它的频繁或大面积的出现和搭配，体现了历代人们对它的钟情，也彰显了它独特的民族文化气质。
（二）现代艺术设计中的青花蓝
每个时段、每段地域似乎都有流行的艺术样式和艺术词汇，恰恰是这种流行性构成了一个文化上的趋同性，艺术的民族性、象征性以及时代性也就萌生出来。
（1）奥运色、流行色。青花蓝——温润而典雅，在2008奥运会上发出新芽，这种白得温润，蓝得鲜明的效果展示着华夏文明深邃而广博的精髓。这一中国元素的重要部分，以其独具的魅力，不断向外延伸。如奥运礼仪服中的青花瓷元素系列，奥运支线北土城站“青花瓷”特色的出入口，青花瓷元素的电话亭等等。（2）新时期的青花蓝色彩元素风。青花这一色彩元素已不再是瓷器的专利，她在现代建筑、服装设计等方面的运用，使得中国传统艺术元素在各个设计领域得到更加广阔的天空。海尔热水器在产品设计中，很好的承接了奥运青花蓝这一设计元素；“蘸一角天青色，听喧嚣中的一段留白，呼吸在徐志摩的诗情里，好个不染纤尘的江南。”步步高以一首小诗把i6这款手机展现得恰如其分，引入了消费者的视线当中。
四、小结
青花蓝通过以艺术的形式表现生活，在一定的时期内，塑造的艺术形态体现着对工艺水平上客观把握，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和民族特征。我们今天引以为傲的是青花蓝的艺术，通过中国古代工艺技术，将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不断扩充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站在这个流动的“历史长河”之中，也许不需要经过太长时间，青色也会像京剧、水墨画、中国红一样带着它自有独特内涵和意蕴更加的深入人心，延续着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色彩观。
参考文献：
[1]朱磊.浅谈颜色符号的民族性与国际性[J].科技信息，2009，24.
[2]黄芳芳.“中国红”色彩元素的文化探源[J].大众文艺（理论），2009，10.
民族文化范文3
关键词：新媒体；内蒙古民族文化；对外传播
前言：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以互联网、数字技术、移动通讯以及物联网技术为主要技术支撑的诸多新媒体，为文化传播与文化交流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传播媒介。其具有多元化、高效性、实时性以及互动性等特征，有效地破除了文化交流面临的时空障碍，丰富了文化传播的途径，稳步提升和扩大了文化传播的效果。内蒙古地区在对外传播民族文化的过程中，积极地运用各种新媒体，并获得良好效果，当然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内蒙古在运用新媒体对外传播民族文化方面的现状
首先，当地严重缺乏传播技能较强的新媒体对外传播从业者。当前，在对外传播内蒙古民族文化的过程中，文化传播人才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必须要考虑和关注的关键性因素。眼下，内蒙古地区在开发本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拓展新媒体对外传播渠道方面，对外传播技能和水平较高的新媒体人才资源非常稀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够高，未能充分关注新媒体对外传播人才的训练与培育，尤其是文化传播、新媒体技术、文化产业等方面的人才都非常匮乏，此外工资、福利、薪酬较低，人员编制管理比较严格，不能有效地引进高水平的新媒体传播人才；其次，主管民族文化对外传播的相关部门未能高度关注对在岗从业人员的新媒体传播技术训练与培训，导致了落后的新媒体传播观念，传播技术越来越陈旧。民族文化资源开发范围小，层次低的问题。内蒙古地区的文化传统和历史文化资源非常丰富，该地区曾经生活过不少民族，民族文化资源异常丰富多彩。但迄今为止，该地区在对外传播民族文化时，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范围非常小，层次低的问题。不能充分地利用以及开发这些文化资源，绝大部分依旧处于简单地展示文物古迹，程式化的民俗旅游观光以及观摩表演、会展以及节庆活动的层次上。不能深入地挖掘与展现民族文化的精髓以及内涵，整体来讲，缺乏创新性的、深层次的体验方式与开发思路。
二、新媒体时代提升内蒙古民族文化对外传播效果的建议
首先，大力引进高水平的新媒体传播技术人才，充分地发挥新媒体技术的优势和特点，采取各种传播技能，积极地拓展内蒙古民族文化对外传播的领域以及范围，挖掘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通过提升新媒体传播人员的综合素养，积极有效地整合文化资源。其次，在新媒体背景下，内蒙古在对外传播民族文化的过程中，应该针对各个消费群体进行有效的分层，比如利用报纸与电视等传统媒体为老年群体提供良好的文化传播产品和服务，借助微信、微博、网络视频与博客等在内的多种新媒体，为广大青年用户提供内蒙古民族文化消费的优质产品与服务。在此过程中，相关单位应该切实把握好内蒙古民族文化的分层级对外传播问题，净化内蒙古民族文化对外传播的外部环境，翻译成各种跨文化传播的目的语，增强跨文化传播的针对性。第三，着力铸就文化精品，注重内蒙古民族文化传播的艺术性。文化传播部门应该积极地探索国内外各种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规律，强化研究内蒙古民族文化的力度。形成强烈的内蒙古民族文化品牌理念，合理地借助各种新媒体，使蒙古族民族文化传播过程中，沿着“有知识、有声、有景、有像、有故事、有物，易传播、易学、易懂”的传播方向，希望呈现出最精美，最丰富的画面、内容，将最动听的内蒙古民族语言，多姿多彩的内蒙古民族文化呈现给广大受众。在内蒙古民族文化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应该立足于民族特色，侧重于丰富的草原文化，形成较强的内蒙古民族文化品牌，打造质量、策划水平较高的精品文化项目，实施以认知与传播为主要特征的品牌化营销。通过各种新媒体，持续地创造关注度较高的民族文化热点话题，借助品牌符号，向目标受众传输内蒙古民族文化。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可以充分地联系新媒体技术的具体传播特征，持续地延伸该民族文化资源所具有的经济价值链。例如，依赖不断进步的新媒体视听媒介技术，有效地促进了民族文化资源、产品与服务的视听化转换；密切结合网络游戏及动漫产业，设计开发富有内蒙古民族文化特征的民族文化题材的网络游戏与动漫；运用先进的3D多维数字技术，有效地促进民族文化资源的体验式传播。借助日益普及的数据库技术与持续深化的数据化应用思想，进一步拓展该地区民族文化资源与产业的价值链。
结语：
内蒙古地区在运用新媒体对外传播民族文化的过程中，要积极地与传统媒体密切配合，循序渐进地找到对外传播民族文化与新媒体运用之间的契合点，进一步破除新媒体在对外传播民族文化中的障碍和难题，提升新媒体促进内蒙古地区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的实效性。
参考文献：
[1]张竞月,王金磊.新媒体视域下民族文化传播的困境及出路分析[J].黑龙江民族丛刊(双月刊),2014,(4):134-138.
民族文化范文4
关键词：民族文化；乡土；城乡对立；边缘者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8-0157-03
文化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不同的单元体若想持久生存，都需建立一种稳态性的文化机制，以期获得其群体认同。而民族文化作为民族得以繁衍不息的根本，通过民族、风俗习惯和伦理道德等凝聚着本民族人民的心理认同感，建立了一种隐形的文化壁垒。因此在当下民族文化研究潮流中，作为“人类文明的一种表达”[1]的民族文学成为打开民族文化神秘之窗的重要形式，各民族文学创作者们纷纷将自己的审美体验融于艺术想象中，共同探视群体隐含的共存文化，使得民族文学创作出现百家齐放的繁荣景象。
而自然环境是文化产生的基础，“自然类型和生长在这土地上的人民的类型和性格有着密切的联系”[2]，因此民族文学作家在艺术创作过程中不约而同的以地域环境为基点，研究不同地域上所呈现的不同的生存方式和思维习惯。“80”后女作家马金莲是宁夏回族文学创作者中的突出代表，她将作品立足宁夏西海固乡土，在文本叙事中作者拒绝政治意识形态的进入，将乡土的一切置于地域和宗教文化的体系中去思考与表现，呈现出西海固的地方特色及回族文化特征并折射了中国社会主义农村改革前后的中国西部农村现实和农民处境。但在她质朴的文风下，将最苦西海固通过默默温情展现出人在严酷自然环境面前的绝望无助，但人与人之间却能守望相助，给予读者的不仅是感伤的情绪，更是一种价值观念的熏陶和情感取向的认同，为读者揭示出生命的活感性和文化的诗意性。并且文本中贯穿着浓厚的宗教文化气息，其笔下的艺术形象即使生活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依然拥有着很高的幸福度，人们将生存的突破寄予在真主“可能虚幻的永恒中”，现实的一切都是真主对自己的历练和奖励，因此这里的人民怀着向善的心面对现实中的一切，挖掘出了回族文化背景下回族人生存状态、心灵归依和精神境遇，建构了其创作的文学深度和人文关怀。
一、诗意的乡土
马金莲的小说有着浓厚的乡土情结，她在叙事中借助个体生命的生存进入到民间文化生态与世俗生存的本真境况，在西海固的土地上寻找最为本源的生命情态和存在本相，以对本民族生存的探索获得更多历史、地理和文化的支撑，述说着田园劳作、土地生存的悲悯。从她对日常生活的审美关照，对乡土风情的醉心描绘和对乡村百姓的诗意刻画，可以见其对乡土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立场。即使在如此贫瘠之地苦苦挣扎，马金莲对乡土生活的理解依然是积极向上的。在小说《永远的农事》中虽然开篇“人活着，屎难吃，苦难下”，为读者营造出农田劳作的艰辛，但是“土地已经在春风的日夜吹拂下苏醒过来”[3]，却通过开春土地上可喜的景象，为我们营造出质朴轻松的艺术想象。土地是农民生存的根本，“我们的一生都与这种叫做庄稼的东西有关……一年四季，从开春到入冬，上至快入土，下到刚刚懂事的娃娃，我们全都把精力心思花在庄稼上。”[4]即使再苦再累“日子还得过，好歹都得往下过”[5]，在现代文明背后的乡土社会，人们从生至死都在土里刨食，为生存奋斗，但是他们依旧虔诚的相信，只要脚踏实地的流着劳动的汗水，真主就会看到自己的努力和坚持，即使没有获得回报那也只是真主对自己的历练，这种纯粹而又坚定的信仰，是这片土地给予人们最朴素也是最至理的生存哲学和生活智慧，融注着作者的民间理想，而“不是外在于现实生活的理想，是同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乐观主义和对苦难的深刻理解联系在一起的，是普通人在寻求自由、争取自由过程中所表现开朗、健康、热烈，并富于强烈的生命力冲动。”[6]这里依然在困顿中挣扎的最淳朴、最勤劳的乡民有着远离城市喧嚣的平实和拙朴的人生观念，通过他们的生存哲学触及到了民族结构的心理深层，是特定地域民族文化的审美镜像，体现了马金莲炙热的乡土情结和人文关怀。
她的小说致力于描写她生活区域的穷山恶水的民间，记载了在饥饿状况下，人的种种窘迫。但马金莲的乡土世界与余华等人借饥饿的乡村暴露人在生存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罪恶不断、人性扭曲不同，她笔下的西海固人民活出了虽苦犹甜的坚韧，深刻体现和保存了西海固文化的精神特征和风貌。《长河》里的西海固到处是“金黄的色彩”，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但作者的用意并不是想勾画出一个乌托邦世界，而是借此来反衬生存的艰苦和表现乡民在将面对苦难时秉承着吃苦耐劳的精神所映衬出的内心的强大力量；《糜子》中一场突如其来的冰雹打碎了赛麦一家生存的希望。在这片贫瘠干旱的土地上，靠天吃饭的生存现状并没有击垮人们的精神支柱，即使一年四季不能闲的农人们，“在严冬里，焐在土炕上歇息真的是一件最舒服最最幸福的事”[7]，即使“几十亩地里的收成加起来才半口袋”[8]，父亲也不允许母亲长吁短叹，依旧坚韧的过着自己的生活。特殊的地理环境，导致饥饿如影随形，在特殊年月中大人不得不偷吃拌着尿液的种子以缓解饥饿，孩子不得不减少活动以延长生命的长度，正如林语堂所说：“凡是到中国旅行过的人们，无不为中国劳苦大众低劣的生活水准所震惊，尤其使他们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中国人在这种条件下居然颇感快乐和满足。”[9]在西海固贫瘠的土地上到处充斥着饥饿，而饥饿不是怨天尤人的悲悯，而是生存的一种常态，将苦难回归到大地本身，获得一种来自精神信仰上的大乐。而作者对饥饿忍受的描写，就是对底层生命韧性的肯定，是对民间生存价值取向的流露和体现。马金莲的小说中借助乡土生活的饥饿背景寻觅诗意的家园，构建西海固地区的乐园图式，将现实贫困诗化为身心的净化与自然健康的人性状态，蕴含着作家对西海固乡土生命的讴歌与赞扬和对的秉持。
二、城乡的二元对立
“文学是意识形态性的”，文学不仅是人类审美的对象，更是传达着人类精神思想与政治意识的场域。厚重的文化和共同的使得西海固形成了共同的保守、静态的文化性格，对城市文明形成一种本能的排斥，但乡土文明依旧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被逐步被蚕食。《舍舍》中保守的乡民为了生计涌向大城市，在城市文化熏陶下逐渐丢弃了传统回民的特殊装饰，烫了头发，化了妆，摘了头巾和盖头融入都市文化中，而乡村小媳妇舍舍虽“见了世面”，却依然坚守回民传统，成为“这方圆，年轻一茬里，她是唯一戴着盖头的小媳妇儿……坚守住了一份教门上的传统的东西”[10]。在社会风气迅速变化的当下，马金莲看到了回民们观念的转变，体现出城市文化的强大，但作者借助典型形象在向读者传达事实的同时，也用文中主人公的操行表达了自身对城市文化的抵制，渴求坚守住回回穆民的操行。但是作者没有站在现代文明的高度上来审视乡村传统，去批判乡土的落后与愚昧，而是立足宗教文化的体系来审视从乡村走出去的这群人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的变化。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乡村“人”的个体生命单位，体现对他们的宗教关怀，以期在世俗世界中营造一个守护他们灵魂纯净的精神家园，实现生命纯真的救赎，这也成为其作品的价值归宿。
随着现代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出家乡，在都市文明的浸染下逐渐忘记了他们曾经的信仰，同时也把都市文明的习气带回到他们曾生活的土地上，使得至上的文化体系受到了现实的严重冲击。而由传统道德支撑的精神支柱在城市的浮华下，侵蚀了他们的身心，偌大的城市隐藏着诱惑与罪恶，不再有乡村的恒定与善良。人们因为日子紧困而出外打工挣钱，但年轻人被“外面是花花绿绿的世界，能挣来养家糊口的钞票”[11]诱惑着，而老一代坚守的庄风不再被年轻人遵行，麻将、牌九也进入了这个封闭淳朴的山沟沟。甚至出外打工的小媳妇们被都市繁华迷失双眼，为了金钱沦为，更是严重冲击了乡村固守的伦理道德。《少年》中的哈三、哈赛和着众多从家乡走出来的少年成为工业体制下最廉价的劳动力，小小年纪忍受着身体的摧残和心灵的煎熬，还要被层层剥削，这时的他们无比怀念那个黄土地上的矮房，那是他们生存的根和灵魂栖息的港湾。在马金莲笔下的他们，从乡村走进城市，流转于城市底层，他们没有获得平等的社会资源，从事着最辛苦最廉价的工作，他们有的为了生存不得不忍耐艰苦的工作环境；有的渴望融入城市却学了皮毛，成为城市与乡村的边缘者；有的被金钱迷失双眼，成为被城市和乡村都排斥的道德堕落者；而有的在无法获得公平的社会资源与人格尊严时，重回到那片生养他的土地上。马金莲在文本中通过典型环境下塑造典型人物，尽力描摹出他们自然状态下的生命本真，以返现现代文明对社会存在的假丑恶和不平等对人尊严的践踏和对身体的摧残。同时透过这些平淡的现实文本，从这群出外打工的年轻人的遭遇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出作者对于他们遭受不平等社会待遇的微弱抗议，对于挣扎的异化生灵们谴责而又同情的悲悯，而故乡的温情是他们肉体得到拯救，灵魂得到净化的最终归宿，以期实现唤醒祖祖辈辈都在坚守的精神向度和价值准则，体现出的是作者对传统乡土文明的坚守和对其内含的普适性价值观的传播。
三、边缘者视角
受传统社会环境和宗教因素的影响，西海固形成了以男性为中心的地域文化，儿童和女性往往是被社会生活与家庭生活边缘化的群体。而在马金莲的小说中，却给予了他们极大的关注，她直接采用儿童或女性视角作为叙述者，以一种类似于局外人的身份洞察周边的一切事物，关照着这片土地上最为原声态和最为纯洁的一面。
在现代文学中出现的孩童视角并不少见，孩童不仅仅是一种叙述视角，也是一种叙述心理和认知方式。孩童缺少社会认知，对事物的攫取不会带入太多社会偏见，因此他们对事物本质的认知更为纯粹，不经意间就能揭示出事物的真实面貌。同时立足孩童的视角，以孩童的懵懂拒绝对人物进行道德善恶的评判，让人物在相对自然的生存空间中充分展示自己，使生命得到完美再现。在马金莲的小说中，作者通过孩童视角着重挖掘西海固人民平凡生活中的人情美和人性美，同时将和生存哲学蕴藏在童言童行的表现中，还原民间生存经验，张扬生命意识，因此作品“显示出对人类生存状态的高度的人道关怀，表现出对人们生存欲望的深刻理解和同情。”[12]小说《长河》中儿童将村民们的无常视为自己的节日，因为送埋体可以得到两毛或五毛的“海底耶”，还“可以大摇大摆在主人家进进出出地自由活动”。他们单纯无邪的眼中真实地再现了大人的悲痛和凄然，展现了面对死亡时人们真挚的情感和内心深处的纯洁。《父亲的雪》中我因气母亲改嫁，坚决不喊新爸爸，而新爸爸却因大雪天护送“我”回家落下病根而死，真切的反映了一个孩子深深的忏悔和对深沉父爱的理解。《巨鸟》中的“我”被安排守家的任务，却失职的让喜鹊咬死了二十一只鸡娃娃，“由于这沉重的教训，我忽然长大了，成熟了……我的肩上也该担一份生活的担子，认真往下抗。”[13]从一个稚嫩儿童的顿悟，让读者真真切切了解到这里生存的压力，连一个爱玩的孩子都知道承担生活的压力。“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马金莲笔下的童年生活都是在困苦的环境下，用稚嫩的肩膀担起一部分家庭责任的成长过程，更加真切的反映西海固地区凄厉的生存环境并表达了作者对他们的关切和同情。
同时，马金莲的小说给予了在男性文化中的另一边缘者――女性以极大的关注，尤其是生存困境之外附加的文化困境。她们是时代进程中的沉默者，但马金莲笔下的她们区别于启蒙主义或者女性主义立场下“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需要被开化、被拯救的艺术形象。作者没有隐藏她们作为传统女性需要面对的不平、阴暗与屈辱，但是她更相信在宗教文化的氛围中她们具有的更宽厚、更仁慈的悲悯，折射出了在传统文化的压抑和的教化下所具有的独特的民族文化心理和边缘文化心理。在《掌灯猴》中水嫩的小媳妇儿为了家庭，在针线的穿梭中变老变丑，却甘之如饴。《风痕》中的哑奶，不能说话整天傻呵呵的对待其周围的世界，丈夫好吃懒做且对其不忠，哑奶没有抱怨，依旧乐观的面对着残忍的世界。《长河》中操劳一生的母亲突然瘫痪在床，发现自己不能再为家庭付出，用拒绝吃药的方式希望真主能早日收走自己，不要拖累丈夫和家人。马金莲笔下的这群女子在面对苦难和精神压迫之时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坚韧性，她们用良善、淳朴、坚韧和博大的母性融于她们的生命潜镜中，展示出了女性生命的原色魄力，其昭显的女性意识有着显著存在和积极力量，具有超越有限话语的神性。因此马金莲小说中塑造的女性形象不仅是她对西海固大地上回族女性生存状态与生命过程的关照，还是她对此所做的深沉思考，即女性悲剧命运不仅来自于自然环境的制约，更来源于文化的制约，女性原罪感根源于浓郁的封建传统文化与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中。
在马金莲的回族小说创作中，其立足宁夏西海固的土地上将本民族生存状态的书写作为主要关注点，为研究民族共存的集体生活态度和价值取向和区别于其他民族文化的民族审美特性提供了研究渠道。同时她对笔下人物投入了极大的女性关怀意识，用其亲身经历的乡土体验、宗教视角和城乡对比，让读者不仅领略到西海固独特的地域图景，也让读者看到即使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乡民为何有着如此高的幸福度的原因，使得焦躁的心灵得到宗教的的净化和救赎，具有审美通约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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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陈思和，何清.理想主义与民间立场[J].中山大学学报，1999（5）：2.
民族文化范文5
一对于什么是文化营销,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解释,归纳起来大致有两种看法:一类是从企业生存的外部环境与文化的渗透出发,一类从企业产品与文化的融合入手。前者如徐沛林(1999年):文化营销,是指企业经营活动中,针对企业面临的目标市场的文化环境,采取一系列的文化适应策略,以减少或防止经营文化、异域文化的冲突,进而使营销活动适应和融合于当地文化的一种营销方式。后者如王方华等(1998年):文化营销是有意识地通过发现、甄别、培养或创造某种核心价值观来达成企业经营目标的一种营销方式。两种观点下的文化营销目的相同,但在营销观念和具体营销策略上却有很大差异。针对目前云南市场现状,即几乎不存在打不进来(外省、外国商品进入云南市场,并占领市场),而主要是闯出去的问题,结合云南特色,笔者认为在重视产品与目标市场文化相适应的基础上,即从企业产品价值内涵出发,制定云南本地商品走出云南,走向各国,乃至全世界的文化营销策略。
在发展文化营销上,云南可以说独具特色。它是世界罕见的民俗文化宝库,其少数民族文化,绚丽多彩,别具特色,具有多元性、区域性、边缘性、多态性等特征。丰富的民族人文资源使云南具有其他许多省份不可比的文化优势。全国56个民族中有26个分布在云南,在历史上形成了多样性的民族人文特质。当今世界许多地区受工业化侵蚀,民族人文特质淡化乃至消失。然而云南民族文化仍独具魁力,其所蕴含的精神价值和生活价值成为塑造云南形象的社会文化底蕴。同时,云南地处汉文化、印度文化、东南亚文化交汇的边缘,边缘文化虽也具有目的性,具有一些价值观念,但其本质却并不是达到与消费者价值观的共鸣。而文化营销对顾客满意度尤其关注,它努力通过顺应和创造某种价值观或价值观念的集合来达到顾客的满意。因此,价值观是文化营销的基础,而核心价值观的构创是文化营销的关键,边缘化特性突出。因此,我们可以在一个高起点上,充分利用各种民族文化特色,紧扣民族文化的整体特征,从文化角度对企业产品从设计到销售实施整体文化营销战略。文化营销战略强调文化营销必须是有意识地构建核心价值观念的营销活动。传统营销虽也具有一些价值观念,但其本质并不是达到与消费者价值观的共鸣。而文化营销对顾客满意度尤其关注,它努力通过顺应和创造某种价值观念的集合来达到顾客的满意。因此,价值观是文化营销的基础,而核心价值观的创构是文化营销的关键。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营销,其关键就是云南的民俗文化融入企业产品、品牌、包装销售告示各个渠道,使之深入人心,在消费者心中构建起“云南的产品就是优质、高品位”的产品观念,形成良好的消费导向。
二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出现,文化以不可阻挡之势向生产、流通、消费等各个领域渗透。企业之间的竞争表面上是产品和服务的竞争,更深层次是文化的竞争。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应顺应这股潮流,把握自身文化优势,以此为契机,走上脱贫致富和腾飞之路。然而,由于自然、历史的原因,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生产效益较低,产品没有规模效益,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发展教育,引进先进人才、技术固然是解决贫穷落后的根本措施,但从现状来看,许多经济文化相对发展的彝族、白族、纳西族等民族地区,并非缺乏具有竞争力的产品,而是缺乏市场营销的观念和知识,许多具有广阔市场前景的产品仍局限于小作坊式生产,只在本地或本省销售,不能打开外地市场。比如大理雕梅,论口感、肉质决不在北京果脯之下,其形状更是独具特色。但大理雕梅粗糙的包装、贫乏的宣传,使其在云南人之外毫无知名度,根本不具备与北京果脯竞争的实力。当北京果脯占据全国大部分城市的柜台时,倍受云南人称赞的茶叶、咖啡、橡胶、木材等民族地区产品大多以初级产品出售。究其原因,一是商品缺少科技含量,生产方式落后;二是对产品营销的特色没能得到深刻的理解和体现。因此,在民族地区实施文化营销战略是非常必要的。通过文化营销,打开市场,以销促产,以逆向发展促进生产技术进步,形成规模经济,推动企业发展。
这样将民俗文化融于营销之中,首先将起到标新立异的效果。标新立异是指企业提供给顾客的产品或服务具有某种独特性并因此而获得的溢价的报酬。其关键在于提供独特性而使买方效益得到提高。文化因素在构筑差别使用价值和传递差别价值信号方面都大有所为。从使用的角度来看,在产品中注入丰富的文化内涵,可以使产品的使用价值区别于竞争对手。孔府家酒将儒家文化寓于产品之中,“喝孔府家酒,写天下文章”,酒文化含量使其名扬海外。如果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能将其产品与民族文化特色结合起来,并融入现代商品观念,必然具有这种标新立异的优势。比如思茅哈尼族地区生产的紫糯米,不仅被视为美食,而且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元明时期已是贡品,用紫糯米制作的“紫糯米封缸酒”曾获两次国际博览会金奖,但至今在国内的知名度甚低。如果能结合哈尼族的民族特色,辅之以悠久的历史内涵,展开多层次的文化营销,一定能使之在国内外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市场的开拓必将带动种植、运输、加工等生产过程的发展,从而推动整个地方经济发展。文化营销的另一影响是利用文化的亲和力在企业与消费者之间建立共同意愿,从而提高企业经营业绩与竞争优势。世博会的召开,使人们在领略云南美丽风光的同时,也感受到了云南少数民族的朴实、忠厚及其丰富多彩的生活。因此,企业可以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宣传企业的一种独特的忠诚价值观念,使消费者不仅接受具有民族特色的产品,而且将一种亲和纯朴的民族观念融入人心,使企业和消费者之间形成一种凝聚力。企业表现出更强烈地责任感与进取心,消费者则表现出对企业更执著地忠诚度。在当今竞争激烈、创新迭现的市场环境下,这份忠诚是企业与对手抗衡的无形财富。微观经济主体企业的发展,也必然会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
三文化营销是将文化观念融合到营销活动的全过程之中,云南民族地区发展文化营销必须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入手。从宏观来讲,由于云南经济落后,科技不发达,人才相对缺乏,实施文化营销的首要问题是改善营销的外部条件。一方面应充分发挥政府的积极引导功能,对缺乏自我发展能力的少数民族地区从资金、技术、人才培训等多方面进行帮扶,其中最主要的是对文化营销主体即企业家(具有初级创业意识的创业者)进行针对性的培训、培养,因为“企业文化首先就是企业家的文化”,企业家的素质关系着企业的发展、成熟。另一方面,建立完善营销法规,保证文化营销活动有序进行,也是重要的一环。在这一方面,政府的作用更是举足轻重,政府可以通过一些强制性措施和辅方法来规范营销市场,为文化营销的发展创造基本条件,推动云南商品营销形成一种良好的文化氛围。从企业角度分析,发展文化营销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云南民族文化特色:
(一)理念文化
营销理念在企业营销之中的作用至关重要,理念文化是营销文化的精髓。企业在实施文化营销时,应实现五个转变:从企业主导型向顾客主导型转变;从利益驱动型向义利并重型转变;从近期营销向战略营销转变;从封闭保守型向开放创新型转变;从低品质向文化型转变。对云南企业而言,后两种转变更为重要。正是由于近视、保守、低品质的观念,使早在乾隆、嘉庆年间就小有名气的“普洱”茶至今仍没形成民族地区重要的带动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转变封闭保守的思想,制定战略发展规划,进行科技投入和创新,实施现代文化营销策略,对于以民族地区特有资源为原料进行加工生产的商品具有长远意义。
(二)产品文化
产品文化的实施是对理念文化的具体化,是实施文化营销的基础和核心,其关键在于塑造产品的文化形象。在注重产品文化与目标市场文化适应的同时,更应通过设计文化、包装文化、品牌文化来体现其独特的内涵。设计文化需要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企业充分研究不同层次消费者的心理和需要,在产品设计中富于产品特有的民族文化情感、情趣、意境,以深厚的文化底蕴诱发消费者,掌握市场主动权。而良好的包装有助于表达商品不同而丰富的文化内容,向消费者传递商品的价值和信息,引起消费者不同的情绪感受,博得其好感和认同。万宝路的粗犷包装展示了美国西部牛仔文化,我们同样可以运用包装传递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此外,依靠企业文化、企业家文化、设计文化、包装文化、广告文化等系列文化作用而成的品牌文化,在企业中具有重要地位,它反映了企业及其产品的综合文化素质。海尔“顾客第一”的品牌文化吸引了一批又一批新顾客的加入,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企业只有最终建立起自己特色的品牌文化,才能真正占有市场。
(三)促销文化
民族文化范文6
关键词:民族旅游开发;民族文化;商品化;传承方式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8-0068-02
1 引言
旅游业是朝阳产业,是我国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是在国结构调整、加快第三产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先导产业。旅游业也是西部地区尤其是民族地区(本文主特指少数民族地区)优先发展的重点产业。应该说旅游是民族地区发展的有效途径。对于民族地区来说,经济的发展是一种重要的战略性选择。选择资源型产业,往往很难持续发展,而且,资源性产业的发展也会造成环境的破坏;如果发展加工业,基本上无法和东部发达地区竞争;发展高科技产业更是没有竞争力,所以传统的经济方式只能是农工业的方式。现在在农副业的基础上选择了旅游业的发展,实际上是对整个民族地区资源的整合。所以,旅游业自然会发展成为民族地区的支柱产业。与此同时,我国民族地区区域辽阔,旅游资源独特而丰富,而民族文化更是异彩纷呈、各具特色,更是我国旅游业发展的主要后劲所在。发展旅游能够促进民族地区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有效解决民族地区贫困问题,加快民族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扩大就业、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等步伐。但是,民族旅游的开发也给当地的民族文化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作用,如民族文化的过度商业化等。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民族旅游开发对民族文化的商业化,探讨民族旅游开发中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问题。
2 民族旅游、民族文化与民族文化旅游资源
民族旅游(ethnic tourism)是一种文化旅游。国际著名的人类学家柯恩将“民族旅游”定义为:“针对在政治上、社会上不完全属于该国主题民族的人群,由于他们的生态环境或文化特征或独特性的旅游价值,而进行的一系列观光旅游”。台湾学者谢世忠认为,民族旅游就是只到一个与自己文化种族语言或风俗习惯相异的社区或展示点参观他们,民族旅游除了看物看风景,更把看人当作最重要的目的。
马晓京认为:民族旅游是把古朴的土著习俗以及土著居民包装成旅游商品,以满足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是以少数民族文化为特色的观赏、娱乐、商品及服务。光映炯认为,民族旅游是旅游者通过对某一民族的独特文化或生活方式的参与、观察和体验,来实现其审美需求的过程,而民族旅游的本质也相应体现为一种族际的交流或一种跨文化的观察与体验。由此可见,第一,民族旅游所指的民族是一国的非主体民族,即我国除汉族外的55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居民作为被游览者,是民族旅游产品的组成部分之一,具有主人和被消费商品的双重身份;第二,民族旅游是一种跨文化旅游;第三,从旅游资源的角度来说,它指的是民族地区独特的民族文化和自然环境,其中民族文化是民族旅游的核心吸引物。
民族文化是指各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包括衣食住行、生产工具等物质文化和语言、宗教、科学艺术等精神文化。标志着民族历史的发展水平。由此可见,民族文化是一种集体性的文化积淀,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集合体。民族文化表现为四个层次:一是物质文化层次,包括民族文化遗迹、民居建筑、服饰、饮食、生产生活用具及工艺品等;二是行为形态层,包括民族礼俗、礼仪、民风、民俗、行为举止及宗教仪式等;三是精神文化层,包括民族精神理念、价值观念、心理素质和等;四是制度文化层,包括宗教制度、宗族制度、道德及约定俗成的规范等。
民族文化并不等同于民族文化旅游资源。民族文化是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源泉,没有民族文化就没有民族文化旅游资源。而旅游业所利用的旅游资源并不是相关民族文化的总体,而仅仅是相关民族文化的一个有限部分。能够开发成旅游对象的民族文化,主要是所谓的“显性文化”,即显露在外、与特定物质关系紧密相连,有明确物质形态与之对应,人们可以直接感知的外层民族文化现象,如实物、住房、服饰、交通设施、生产工具、语言、文字、风俗等;而不表现在外的由知识态度价值观等构成的“隐性文化”,主要作用于人们的精神生活,并不以特定的物质形态表现出来,不容易被人们感知,如一个民族的伦理观念、价值取向、向认知模式、审美情趣等,就不适合也难以开发成旅游对象。由于旅游者的观光、游览属于短期行为,重在娱乐中享受,所以求知也仅停留在民族文化的表面现象上,主要是对那些有形、有声、有色、有动感、有场面、有情趣的民族文化抱有浓厚的兴趣。因此,旅游开发中民族文化商品化往往停留在文化“表象价值的商品化”,是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商品化。
3 旅游开发中民族文化的原真性
3.1 关于原真性
原真性,Authenticity,国内亦有翻译成真实性。波斯汀(Boorstin,1961)是将“原真性”概念引入旅游界的第一人。美国人类学家McCannell认为旅游体验是旅游者用来回应现代生活的方式,一种寻找生活真实性的体验。原真性可以理解为是旅游者对旅游情境的主观判断或者赋予它的一种价值。由此,民族旅游与原真性之间的联系也逐渐成为讨论的焦点,尤其是在民族旅游过程中关于具象、静态的交流方式(工艺品、建筑等)与动态、抽象的表演交流(舞蹈、戏剧等)方式之间的差异研究。国外的一种观点认为,民族旅游开发中的商品化将导致民族传统文化的扭曲、变形,丧失文化的原真性。如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麦康纳认为,对“原真性”的追求是现代旅游业的主要动机,而民族旅游中的商品化进程却使旅游目的地的传统文化失去了其原生的含义。如传统的民间习俗和庆典活动都是在传统特定的时间、传统特定的地点,按照传统规定的内容和方式举行的。但是随着旅游业的开展,它们不再按照传统规定的时间和地点举行,为了接待旅游者,随时都会搬上舞台,为了迎合旅游者的观看兴趣,活动的内容也往往被压缩。这些活动的形式虽然被保留下来,但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传统的意义和价值。格林伍德甚至认为“文化商品只需要几分钟,而几百年的历史却毁于一旦。”我国也有一些研究人员持这种观点。
但是也有许多学者对原真性提出了质疑。认为并不是所有的旅游者都重视真实性,非原真性的旅游体验也能得到很多游客的青睐。
王宁(1999)从主体感知的角度提出“存在的原真性”,认为旅游者不关心旅游客体的原真性,只是借助于旅游活动或旅游客体寻找本真的自我。在这个情境下,对客体的原真性判断已不再重要。Chris Ryan(2002)也曾指出,许多后现代的旅游者崇尚享乐主义,旅游是为了能从紧张的工作中解脱出来,是否符合原真性并不影响他们对旅游质量的评价。
3.2 原汁原味旅游产品是否受欢迎
现在,许多民族旅游地区都打出“原汁原味”的旅游口号,但“原汁原味”是游客所追求的?“原汁原味是不可能的,真正的原汁原味是没有人去的。要开发旅游,本身就会受到影响。这里原汁原味只是一个说法,只是一种表现,但不是实际的做法,实际上还要对应市场。研究传统文化,现代解读;传统资源,现代产品;传统产品,现代市场。”由此可见,原汁原味的民族旅游产品未必会受到游客的青睐,有些风俗习惯是应该保留,但是形式需要更改一下。
如贵州和云南地区苗族的十二道拦门酒,是用来迎接客人的最高礼仪。举行仪式时,当地人端着牛角,让客人喝酒。十二道拦门酒,而且是烈白酒,一般客人喝下去都会受不了。如果拒绝,则是不尊重民族风俗。这样的民族风俗该改就必须得改。现在市场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需求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如果这些东西不调整,就无法和市场对应。以民族文化为荣本来是一件好事,但应该把民族文化与现代衔接。因此民族地区旅游的发展,首先要追求民族特色的表现,但是很多东西只是一种表现,既然是一种商业化运营,就不能过于追求原来的形式。
4 旅游开发中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商品化
学术界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旅游会导致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商品化,并对商品化持否定态度。旅游一方面倡导原真性体验,另一方面需要使文化资源商品化,以消费产品进行营销。通过服装礼仪民间艺术表现提供旅游消费,常常被认为改变了本身的意义;而经过修改以满足旅游者品位,又失去了作为当地文化产品的原真性。把文化遗产和旅游联系起来,需要经过包装和营销等文化形式的标准化,供旅游者消费。但是,民族文化是否能成为旅游资源,取决于旅游市场的需求,其资源价值的大小主要取决于能满足旅游者需求的程度。因此,开发民族旅游的实质,就是把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组合成旅游文化产品向外推销。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商品化,并不是旅游开发对民族文化产生的消极影响,而是旅游开发的应有之义。
随着社会的进步,交通方式改变了,生产方式改变了,生活方式也必然改变。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这是必然的。但是,如何把民族文化保护起来,传承下去。旅游就是一种好的方式。比如说内蒙古,现在去已经很难见到现实生活中的蒙古包、马队、羊群。原来的蒙古族人民是随草而居的,过着游牧的生活。但现在国家政策要他们定居,牛羊也都要圈养,传统的东西不需要了。所以对于大部分游牧民族地区来说,骑马放牧已经没有必要了;穿蒙古袍也没有必要了。到了民族地区,感觉和汉族没什么区别,因此,只有在旅游景区才能真正感受到内蒙古的民族风情,可以骑马,有上马下马酒,鄂尔多斯婚礼表演,还可以住蒙古包。有些人说它不是原汁原味的,是赝品,但笔者认为这不能叫做赝品,而是一种传承方式,因为它毕竟是地方土生土长的,可是现在还要蒙古族的人民一天到晚还保留原来传统的生活方式,这并不可行。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商品化让旅游者看到了蒙古族人民以前的生活方式,这难道不是对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吗?
5 结语
并不是所有的民族文化都会保留下来,有些会被先进和优势文化所同化,甚至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旅游开发并不会导致民族文化的毁灭,在旅游出现之前有些民族文化中的技艺就衰退了,反而是旅游的发展带来了传统的复兴,甚至是创造。民族文化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改变,而旅游开发当然也是民族文化改变的因素之一。但是,旅游和保护是可以携手共进的,双方可以通过密切而有效的合作实现共赢。因此,在旅游开发中也不能一味追求原汁原味,我们应该看到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商品化积极的一面,它或许可能成为民族文化的一种重要的传承方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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