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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去的乡村范文1
选文清新、隽永，带给我们思考和警醒。试题设计角度新颖，富有创意；考查内容明确具体，富有针对性和启发性。
①“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你们只听见辛弃疾先生在宋朝这样说，我可是踏着蛙歌一路走过来的。我童年的摇篮。少说也被几百万只青蛙摇动过。我妈说：“一到夏天，外婆就不摇你了，远远近近的青蛙们都卖力地晃悠你，他们的摇篮歌，比你外婆唱的还好听哩，听看听着，你咧起嘴傻笑着，就睡着了。”
②小时候刚学会走路，在泥土的田埂上摔了多少跤？我趴在地上，哭着，等大人来扶，却看见一些虫儿排着队赶来参观我，有的还趁热研究我掉在地上的眼泪的化学成分。我扑哧一笑，被他们逗乐了。我有那么好玩儿，值得他们研究吗？于是我静静地趴在地上研究他们。当我爬起来时，我已经有了我最初始的昆虫学知识。摔跤，原来是我和土地举行的见面礼：你必须恭敬地贴紧地面，才能接受土地最好的生命启蒙。
③现在，在钢筋水泥浇筑的日子里，你摔一跤试试？你跌得再惨，把身子趴得再低，也决然看不见任何可爱的生灵。唯一的收获是疼痛。
④稻田与荷田。只隔着一条田埂，他们是一对上千年的老邻居，是芳邻。稻与荷，各自站在各自的水里，猜测着对方的冷暖和心事。他们也暗中喜欢着对方，经常互相交换些小礼物：这边把多出的荷香捧过去，那边就把宽裕的月光沿沟渠送过来。喜欢串门的青蛙也善意地丈量一下双方的水深水浅，重复一些古老的忠告。秋收后，就有细心的婶子说：“这两块田里长的东西就是不一样嘛，稻米里有一股荷的香，莲藕里藏着稻米的香。”
⑤菜地里的葱一行一行的，排列得很整齐很好看。到了夜晚。他们就把月光排列成一行一行；到了早晨，他们就把露珠排列成一行一行；到了冬天，他们就把雪排列成一行一行。那些爱写田园诗的秀才看见了，就学着把文字排列成一行一行。种地的父亲看见书上一行一行的，问我：“这写的是什么？为啥不连在一起写？多费纸啊！”我说：“这是诗，诗就是一行一行的。”父亲说：“原来，你们在纸上学我栽葱哩，一行一行的。”
⑥你听见过豆荚炸裂的声音吗？我多次听过，那是世上最饱满、最幸福、最美好的炸裂声。所以，我从来不放什么鞭炮和礼花，那真有点儿虚张声势，一串剧烈的爆响之后，除了丢下一地碎纸屑，无丝毫诗意。那么我怎么庆祝我觉得值得我庆祝的时刻呢？我的秘诀是，来到一个向阳的山坡，安静地面对着一片为灵魂的丰盈和喜悦而缄默着天真嘴唇的大豆、绿豆、小豆、红豆，听他们那被太阳的一句笑话逗得突然炸响的“噼噼啪啪”的笑声，那狂喜的、幸福的炸裂，美好的灵感，炸得满地都是。诗，还用得着你去苦思冥想吗？面朝土地，谦恭地低下头来，拾进篮子里的，全是好诗。你即使在田野里追赶一只老鼠，也能到达一首诗的附近，离老鼠洞不远，是野草掩护的蛐蛐的琴房，正在演奏《诗经》里的某个曲调。
⑦纵着走过来，横着走过去，我不识字的父亲，披一身稻花香，在阡陌上走了几十年，我以为他只是在琢磨农事。可是，当他的田亩和更广袤的田亩，被房地产商一夜之间全部收购，种植了茂密的钢筋水泥，然后无限期地转租给再也不分泌露水、不生长蛙歌，仅仅隶属于机械和水泥的永恒荒芜时，我才突然明白：我那不识字的父亲，他纵着走过来，横着走过去，他一生都固执地走在一首诗里，他一直都在挽救那首可能真的要失传的田园诗。
（李汉荣/文，有删改）
1.根据文中第④⑤⑥段的内容，请仿照下面画线的短语，完成填空。（4分）
乡村的诗意在哪里？让我来轻轻告诉你：
她在童年的蛙声中，她在稻田的荷香里，
她在_______________中，她在_________________里。
她在_______________中，她在_________________里。
2.第②段写在田埂上摔跤，第⑥段写听豆荚炸裂声，分别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感悟？请用原文中的话回答。（4分）
（1）在田埂上摔跤后的感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听豆荚炸裂声后的感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从修辞的角度赏析第⑤段中画线的句子。（5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结合语境，品味下面句子中加点词语的内涵。（4分）
我那不识字的父亲，他纵着走过来，横着走过去，他一生都固执地走在一首诗里，他一直都在挽救那首可能真的要失传的田园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结合全文，说说你对题目“远去的乡村”的理解。（6分）
远去的乡村范文2
关键词：乡村资源；区域活动；巧用资源
《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指出：“幼儿的学习就是幼儿通过自己特有的方式与周围环境互动的过程，是幼儿主动探索周围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和物质环境的过程。”作为乡村幼儿园，我们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不仅有果园、农田、池塘，还有一些丰富的民间文化、淳朴的民风，这些都是开启孩子潜能的金钥匙。那么我们就要充分利用丰富的自然资源，为幼儿园的区域活动添砖加瓦。
著名物理学家牛顿从“苹果为什么会落到地上”的提问中引发积极的思考，最终揭示了地球万有引力的客观规律。幼儿园的孩子对新鲜事物十分感兴趣，大自然中最常见的小花小草都是孩子非常感兴趣的事物，孩子小小的脑袋里经常会出现许多“为什么”，这就是最难能可贵的质疑精神。在利用自然资源让孩子动手动脑时，孩子不仅认识了大自然，同时也对大自然产生了好奇心和探究欲望。那如何才能合理运用乡村资源呢？
一、认真收集，合理分类
大自然蕴含的宝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如何才能把这些宝藏变成一本活灵活现的教科书呢？首先要做的就是充分收集自然资源。农村有许多蕴含的宝藏，既然要收集材料，那么我们都要做生活中的有心人，从身边做起。
要利用自然资源，就地取材很重要。因此，我们紧紧把握每次散步、参观的机会，引导幼儿拾捡、采摘一些自然物：如秋天捡各种形状的落叶、在公园捡形状各异的石头等。我们将收集到的树叶根据形状、大小进行分类，将收集到的石头清洗干净，在美工区引导孩子在石头上画画、在建筑区引导孩子用石头代替原有的积木进行搭建。这些本土资源材料的创造性使用，给孩子带来了无穷的乐趣。
同时要充分发挥家长这个教育资源的作用。我在班级设置了一个收集区，并根据主题活动以及教学活动的需要，请家长收集各类不同的材料，如方言童谣，培养幼儿热爱家乡的情感。听到孩子朗朗上口地读着方言童谣，真是别有一番风味。
二、巧用资源，创造特色
幼儿园附近的公园、果园有丰富的资源。蔬菜瓜果是农村一年四季都有的农作物，我们定期组织孩子去种植园参观，让孩子以更直观的方式了解各种瓜果蔬菜。同时，我也请孩子收集各种瓜果蔬菜：火红的辣椒、绿绿的黄瓜、紫色的茄子……这些色彩斑斓、形状各异的蔬果都是活动区的好材料。我们引导幼儿一起认识它们，和孩子说一说颜色、形状、味道。在活动的过程中幼儿显得特别活跃，似乎感觉学习是件非常愉悦的事情。最让我惊奇的是许多平时不太爱讲话的孩子话也出奇得多，眼神中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当我介绍到萝卜颜色的时候，孩子好奇地问道：“老师，除了红色和白色，还有黑色的萝卜吗？”听到这一问题，我并没有敷衍和嘲笑，而是进行正面回答：“现在还没有黑色的萝卜，但是农民伯伯很聪明，研究一下，以后很可能就会有黑色的哦。”在认识的基础上我引导孩子进行艺术创作：画一画这些形状各异的蔬果，为蔬果进行装扮，给蔬果穿上漂亮的衣服等。
我们还利用家长收集的资源进行环境创设，创造属于我们幼儿园的特色：我们将收集来的竹子按照粗细分类，将细竹子制作成小竹筒，插上采摘来的稻穗，将枯燥的事物变成美丽的花瓶并进行展示；粗的竹子制作成小梯子，供幼儿在体育活动中玩耍；将收集来的葫芦清洗干净后，请孩子在葫芦上进行创作后展示，变成了我们幼儿园走廊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三、在区域活动中充分应用
1.科学区
在种植活动中，我们根据不同的季节种植不同的植物。我们在班级中开辟了一专门的种植区域，鼓励孩子带一些常见的植物来，比如：菜地里的青菜、种植基地里的番茄等。我们组织幼儿浇水、拔草、施肥，让幼儿自己去探索植物生长的奥秘。孩子每天进班级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种植区观察自己的植物。“蚕豆开花了，为什么它的花是紫色的？”“我的植物为什么还不长大啊？”我们还为孩子设计了植物生长情况记录表，请孩子将自己的观察用图画的方式记录在表格中，让孩子对各种植物的生长情况有清楚的认识。
我们的饲养工作也热火朝天地进行着。我们根据季节饲养了小蝌蚪、小金鱼等。虽然这都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小动物，但孩子依然觉得很好奇，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小蝌蚪什么时候才能变成青蛙呢？”“金鱼有眼皮吗？为什么它不眨眼呢？”……对幼儿来讲，自然界中“神秘”的小动物特别具有探究性。利用我们的乡村资源为我们的科学区增加了生机，使孩子在饲养的过程中学会了观察、探索、发现。
2.美工区
美工区的活动是最丰富多彩的，各种收集来的物品都是幼儿施展才华的好工具。我们利用各种收集来的菜叶、树叶进行拓印画、拼贴画。不一会儿工夫，一幅幅美丽的提花就在孩子灵活的小手上晕染而生。在“创意巧手屋”中，还提供了可塑性比较强的稻草以供他们自由选择创作。孩子动动灵巧的小手，草绳、草帽、草辫就做成了。我们将收集来的竹子加工劈成小竹片，贴上薄布，让幼儿在教师的指导下自制风筝，孩子看着自己制作的风筝飞上了天，开心极了。
3.益智区
益智区是孩子积极动脑的活动区，因此活动的材料极为重要。我们收集了各种豆子进行益智活动。请孩子根据豆子的不同颜色、形状、大小进行分类，用豆子学习按规律排序。我们还将收集的坚果壳、小贝壳放置在益智区进行活动，将其放在铝制的牛奶罐中，摇一摇，听辨不同果壳发出的不同声音。
乡村教育资源是一朵盛开的鲜花，一片花瓣便是一个宝藏，其教育价值无处不在。农村幼儿园就应该运用这些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丰富孩子的区域活动，让孩子在活动中探索生命科学的奥秘，演绎幼儿的创造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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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休闲时代的到来，旅游者需求的个性化及多样化特征日益明显，旅游活动逐步走向更高层次的专项旅游和深度旅游阶段，乡村旅游呈现出迅猛的发展势头。乡村旅游不同于一般的旅游活动，它的内涵丰富，形式多样。它的出现，不仅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扩展了旅游业发展的新思路。尽管人们普遍认为乡村旅游有着巨大的市场前景，但对乡村旅游的研究起步较晚。目前，我国对影视旅游的研究，处在从理论上阐释其产生的机制、对目的地的影响等阶段的探讨。社区居民的参与程度作为反映乡村旅游目的地竞争力以及乡村旅游开发效果一项关键性指标，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一、元阳箐口乡村旅游发展概况分析
箐口村位于云南省红河州元阳县新街镇南部在省道晋思线上，东隔麻栗寨河，西邻黄草岭村，南与胜村乡全福庄接壤，北接土戈寨村。随着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旅游不断推进，箐口村成了远近闻名的民族特色旅游村。村内有哈尼族文化陈列馆、民族精品店、充满哈尼族民族特色的建筑（水碾、水磨白龙泉、长寿泉、磨秋、磨菇房、哈尼族图腾柱）等。近年来，箐口村还对哈尼民族民间文化和艺术进行了挖掘、整理、抢救。随着旅游区环境的逐步改善，加上政府的帮扶，箐口村社区居民的乡村旅游参与意愿也更加强烈。通过几年的努力，一个民族文化多姿多彩，极具哈尼民族特色的新农村脱颖而出，每天吸引国内外游客到村里观光旅游，旅游业在全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二、元阳箐口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问题分析
（一）社区居民参与内容单一
由于社区居民生活的地理环境相同，对文化遗址、历史文物、乐器等民族文化遗产及具有特色的民族舞蹈等了解的程度区别不大，因此能够参与的乡村旅游活动的内容相似。通过调查中发现，箐口村的社区居民主要是从事农家餐经营和销售旅游商品为主，社区参与集中度高，参与层次低，使得从事农家餐经营和销售旅游商品的人数过剩，导致社区居民之间的恶性竞争，增加了社区内部消耗，使社区的形象受损，从而影响当地的经济社会效益。
（二）社区居民参与能力低
箐口村居民尤其是旅游从业人员大部分文化水平比较低，主要以小学、初中、高中为主，缺乏高素质的人才。虽然偶尔会有大学生也参与到了乡村旅游当中，但是他们都是由于科研或工作的需要暂时服务于社区，不会长期留在箐口村。目前，此社区参与层次只停留表面性和象征性参与这两种形式上；在参与阶段上，尚未进入全面参与、促进社区与旅游发展的双向互动，形成经济、环境、社会、文化全面发展的阶段。社区居民缺乏乡村旅游规划、为社区的发展建言献策等决策层次的能力。
（三）管理人员在社区参与中的角色错位
管理人员在制订旅游规划时，首先想到的是专家学者、科研人员和社会知名人士，并没有征求社区居民的意见，他们往往是在旅游企业进入后才知道自己居住地要被开发成旅游景区，至于开发的必要性、开发项目的价值、经营管理方式、景点建设规划，社区居民根本无从知晓，从而忽略了社区居民在关键问题上的知情权和发言权。造成政府主导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方向，而社区居民的角色只是旅游业的“相关者”，进而影响社区居民的参与热情。
三、基于社区参与的元阳箐口乡村旅游发展对策
（一）促进乡村旅游产品多样化
乡村旅游产品的多样化，可以提升整体竞争力，扩大社区居民参与的程度。而现在箐口村对旅游产品的开发大部分停留在修建蘑菇房、穿民族服拍照留念等的初级层面上，并没有充分挖掘本社区的文化资源，开发特色的少数民族歌舞、节庆、商品等。因此要想实现箐口村乡村旅游的经久不衰和抗审美疲劳能力，必须结合当地特色和自身优势，创造出更多复合型的旅游产品，并逐步深化形成品牌，延长游客在此的逗留时间。
（二）加强对社区居民的技能培训
尽管社区居民的参与能力和民主意识有所增长，但较低的综合素质毕竟制约了社区居民的参与能力。要想加强社区居民能力建设，必须对箐口村居民的培训更加系统化和经常化。培训内容既要包括箐口村乡村旅游发展的基本情况（旅游资源情况、旅游的积极和消极影响等），使得社区居民对本地的旅游发展有一个大体的了解，又应涵盖乡土知识解说服务，让社区居民明白乡村旅游的价值以及会给他们带来的利益，以及如何更好、高质量的完成旅游接待。
（三）明确地方政府在社区参与中的角色
在本社区旅游发展初期，政府主导可以更好的把握旅游发展方向。一旦本社区旅游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要由政府主导变成社区主导，在旅游规划、开发、经营、管理等各环节，应让社区居民多领域、全方位、高层次广泛参与。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加强利益相关主体间的协调与合作，保持社区生态与环境平衡，营造和谐良好社会环境，增强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减少旅游文化交流中，对社区社会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异化，实现社区的政治增权、经济增权、社会增权以及心理增权，谋求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
（四）建立完善的社区利益保障机制
远去的乡村范文4
关键词：中原经济区；乡村图书馆
中图分类号：G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7-0158-02
2011年9月28日，国务院出台《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中提出,要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提升中原文化影响力，促进文化产业大发展等等，加大强农惠农支持力度等等有利于河南省中原经济区的建设政策，河南省乡村图书馆的建设及其将会发挥的作用对于中原经济区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一、乡村图书馆建设对中原经济区的作用
河南省常住人口为0.94亿人，其中乡村人口0.54亿人，占总人口的57%，全省城镇化率低于我国现在的城镇化率达5个百分点。中原经济区的建设和发展离不开农民，而国家的九年义务教育制度还不能满足农民实现自我发展的需要，乡村图书馆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使农民更好地参与到中原经济区的建设和发展中。
（一）有利于中原经济区内农民文化素质的提高
如今，人们普遍认识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加强文化建设，以满足人民群众富裕以后快速增长的精神需求。乡村图书馆是提高全民素质，传播知识，普及科学的重要渠道，其应充分发挥图书馆的资源优势和信息服务的功能，为提高广大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做出努力，为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二）有利于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农村缺少先进的文化，农民除了在农忙之外业余生活较为单调，娱乐生活限于看电视、打牌等，农民精神文明建设令人担忧。除此之外河南省作为劳务输出大省，留守儿童一直是个让人揪心的问题。全国妇联的调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留守儿童约5800万人，其中14周岁以下的农村留守儿童约4000万人。河南省妇联调查，全省留守儿童400多万人，其中14周岁以下的农村留守儿童300万人。河南省农村留守儿童存在许多问题，如：学习成绩不佳；缺乏安全感；生活习惯不良等等。孩子没有书看，而且在农村，书籍、杂志等较少，书店也少，买书极为不便，加之农民购买力较低，买不起正版的好书，只好买盗版的非法书刊，农村市场上充斥着盗版的非法出版物，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孩子读书的兴趣。乡村图书馆可以使农民能够很方便的阅读到好书，获取先进的文化科技，同时对农村孩子包括留守儿童培养爱读书兴趣，陶冶情操有一定的帮助。
（三）有利于提高农民利用科技知识的本领和知识的更新
由于农村地理位置偏远，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和再教育的能力难以为继，众多已毕业的初、高中生，其所学知识随着时代的进步，逐渐被淘汰。乡村图书馆可以和其他社会培训机构合作或者以公共图书馆网络系统工程为依托，汇集大量的知识和信息，帮助农民更新知识，提高他们利用科技知识的本领。
（四）促进中原经济区的整体发展和储备人才
人是建设的主体，人的素质高低决定了各种建设的质量高低。中原经济区的发展离不开河南省占多数的农民，如果农民素质不提高，就会制约经济区的发展；如果农民在整体上素质提高，会使中原经济区实力大大的增强。乡村图书馆会对当地农民文化素质提高有很大的帮助，这不但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人才的数量和质量，也为当地未来更好更快地发展提供了人才保障。
二、乡村图书馆的现状
乡村图书馆经历了改革开放30多年的建设，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发展步伐明显落后于乡村建设，也跟不上城市图书馆的建设进程。有些乡村甚至连书店都没有更别提图书馆。就全国范围而言，县、乡镇、村级图书馆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困境，“文化脱贫”的任务依然任重而道远。
（一）经费入不敷出，空壳乡村图书馆现象严重
“空壳乡村图书馆”是指其建成时作为一个图书馆的基本设施都齐全，能基本实施图书馆的职能，后来由于种种在外的因素，使图书馆的功能渐渐萎缩，成为有名无实的虚体。以河南省2011年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为例，总的一般预算支出为4246.4亿元，而文化事业费为57.29亿元，所占比例为1.35%，农村文化经费投入更少。由于我国现有的官员体制所致，相当多的基层领导认为经济建设第一位，乡村文化建设可有可无。经费不足，导致目前乡村图书馆办办停停，停停办办且近几年来乡村图书馆不稳定的发展状态和空壳图书馆出现的严重现象。
（二）馆员队伍素质低，读者群的图书馆意识薄弱
乡村图书馆工作人员工资待遇低下，且河南是劳务输出大省，乡村里管理人员后继无人，出现严重的断层现象。馆员素质低下，直接影响服务工作的正常开展。长此以往，读者数量势必逐渐下降，也导致农村图书馆服务功能的丧失。同时，乡村图书馆面临的读者主要是农民，但大多数农民只能望书兴叹，他们可能是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欠佳，加之农村的劳动强度大，没有多少闲暇利用图书馆。农民较低的文化素质又在对个人未来发展展望中受到制约，往往安于现状，去图书馆读书的意识很低。
（三）乡村图书馆建设过程让人们生疑
2011年4月23日，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财政投入4000万元打造的18个乡镇公共图书馆全部开馆，平桥区是我国第一个出资建设乡镇图书馆的地方政府。外界对此褒贬不一，有媒体报道为“图书馆，就在农民身边”，“乡村处处溢书香”等称赞的，但也有质疑的，有媒体报道称“4000万建18个乡镇图书馆值不值？”，“耗资4000万信阳18个乡镇图书馆被指过度‘烧钱’”等质疑的声音。笔者觉得乡村图书馆的建设很有必要，我们不能只顾眼前的投资，觉得短期内没有回报，应该从长期来看，乡村图书馆不仅对个人，对家庭，乃至对整个国家都是大有裨益的。
三、乡村图书馆建设的对策
现今，党和国家一直关注“三农问题”的解决，同时也对中原经济区的战略性发展做出了指导，为加快河南省乡村图书馆发展提供难得的历史机遇，且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人本理念的科学发展观深入人心，为加快乡村图书馆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推进乡村图书馆普及与发展有如下对策：
（一）增大宣传使农民认识到图书馆的好处
建设乡村图书馆的理念在于：让图书馆成为农民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使他们除了农耕及为日常生活忙碌外的闲暇时间内通过读书增加知识、更新知识。乡村图书馆首先应先做好宣传，使农民认识到书的好处，同时乡村图书馆应努力把农村孩子吸引住，培养他们爱读书的兴趣，对乡村图书馆的发展大有裨益。
（二）鼓励动员个人办图书馆
我国在七、八十年代时曾经兴起的家庭图书室就是现今乡村图书馆的前身。建设乡村图书馆是属于国家的公共服务体系中的，但是政府不是万能的，而乡村图书馆却又是必须要建设的，这时政府可鼓励个人办图书馆，减轻政府的财政压力。2007年，北京大学硕士毕业生李英强放弃在北京工作的机会，回到湖北农村老家创立了“立人图书馆”，距今4年多他已经在湖北、河南等省份创建了18个乡村图书馆，这对乡村居民来说是件大好事。
（三）放眼全球进行募捐办馆
1990年，一些美籍华人教授发起了一项捐资计划——“选择中国的小乡镇创办图书馆，给那些偏远贫困地区的同胞送去精神的食粮，开启知识的明窗”。同时美籍华人与国内某教授合作现已在我国建设了80多所乡村图书馆。可以看出海内外同胞投资兴办公益事业造福桑梓的热情是相当高的，这也为乡村图书馆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乡村图书馆应积极的与我国图书馆学会等机构合作争取国内外的帮助。
（四）已建设成的乡村图书馆增强服务意识
乡村图书馆对外开放过程中应增强服务意识，如随着时代的发展，针对不同的需求群开展服务，定期更新书的种类。工作人员也应该增强其服务意识，农民初始去看书或者借书时可能对图书馆程序不懂，工作人员应耐心给予帮助。所以，乡村图书馆不仅要增强其与时代潮流保持一致的步伐，实时更新书目，工作人员也应有服务意识。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N］.2011,(10).
［2］徐涌,史聪慧.美国拯救图书馆运动及其对我国图书馆的启示［J］.图书馆建设,2006,(1).
［3］董瑞敏.论我国农村社区的图书馆建设［J］.图书情报知识,2005,(3).
远去的乡村范文5
药品生产行业出现的产业集中度低、新药研发创新能力弱、生产管理现代化水平低等问题，流通行业出现的市场集中度低、流通环节加价过高、流通秩序混乱、发展布局不合理、现代化水平低等问题，根源在于相关体制改革不到位。
（一）实行以药养医体制
市场化改革中，政府在医疗卫生服务领域的筹资职能逐渐弱化，对医疗卫生机构的财政拨款不足，同时强调医疗服务的公益性，对医疗服务价格进行管控。为了解决医院经费不足问题，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允许医院按照一定比例顺加作价销售药品，形成了以药养医体制。以药养医不仅养了医院，还养了医生。医生掌握处方权，而处方不能外送，加之医生工资性收入低、缺乏有效监管等，医生开具药方拿取回扣现象比较普遍。
在以药养医体制下，药品销售收入成为医院的主要收入来源，开具处方收取回扣成为医生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医改前，允许所有公立医院按不超过15%的差价出售药品，新医改后，二、三级公立医院仍然享有这项政策。这在客观上造成药品价格越高，医院获得的差价收入越多，医生获得的回扣越多。受利益驱动，医院和医生倾向于使用高价药。
（二）公立医院居于垄断地位
医院是药品到达消费者的主要渠道，而我国90%左右的医院都是公立医院。对生产流通企业而言，公立医院是最大买方，具有买方垄断地位；对患者而言，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购买药品，加之处方不能外送，医院在药品终端销售中具有卖方垄断地位。公立医院所具有的买方垄断和卖方垄断双重优势，使其购进药品时可以利用买方垄断地位索取高回扣，销售药品时诱导患者多用药、用高价药。
这种体制滋生了大量参与药品流通的隐易者，并与以药养医体制相结合，客观上刺激医院和生产流通企业生产经营高价药品，形成医院、医生、生产企业、流通企业及各类隐易者共同推动药品价格上涨的利益共同体。结果不仅抬高了药品价格，扰乱药品流通秩序，而且扰乱药品生产的市场信号，影响医药产业健康发展。
（三）药品监管制度尚不完善
1、新药注册审批制度不完善
我国对新药的规定过于宽泛，仿制药、改剂型药都被作为新药①，企业申报仿制药、改剂型药就可以重新定价并获取可观回报，不需投入巨额资金进行研发。此外，新药审批时间长，专利药获得批准上市的时间大约需要10年，仿制药大约需要4—5年，远远大于全球新药审批平均周期，这相当于延长了企业研制新药的周期，造成企业投入的研发费用难以尽早见到效益，一些时候还使企业失去市场机会。
2、药品价格管理体系尚不完善②
首先，现行价格管理体系事实上形成对公立医疗机构两套并行的药价管理系统，不仅给市场提供了混乱的价格信号，而且给生产流通企业提供了混乱的政策信号，不利于企业做出合理的市场预期和相应的投资决策。
其次，价格主管部门尚未与流通企业、医疗机构、社会药店、社保机构联网建立统一的信息交换平台，无法实时采集药品购销价格的一手数据和及时调整药品零售限价，造成每一轮价格调整周期较长、调价品种较少，而且经常出现药价“该降的不降、不该降的降多了”的情况，对药品流通业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3、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尚不完善
我国药品上市后的大规模、多中心的临床循证评价规范不够成熟，评价效果不够权威，尚无法成为质量安全监管的政策依据。长期以来，也没有对仿制药开展全面、有效的药物疗效一致性检验，质量安全监管缺乏依据。以上都制约药品质量安全监管效能的提高。
4、尚未形成高效、统一的药品市场监管体系
药品生产流通分属卫生部、药监局、工信部、商务部等部门管理，生产流通流域的问题需要多个部门协作与配合。由于管理边界不清，监管职能交叉，存在多头管理和政出多门现象。改革中多从部门利益出发考虑，不能有效协调和沟通，政策脱节和相互矛盾现象时有发生。此外，一些政府部门及工作人员在市场准入、技术和质量监管中存在所有制歧视、地方保护、寻租等不当行政行为，也影响监管效率。
（四）现行药品集中采购制度存在缺陷
新医改以来开展以省为单位的网上集中采购，对于规范医疗机构采购行为、减少流通环节、降低药品价格有重要作用，但招标由行政机构主导，服从行政绩效目标，不少地方将招标采购异化为纯粹的降价行为。一些地方在基药招标采购中一味强调降价，导致价格越招越低、品规越招越少。非基药招标后，中标企业还需“公关”和二次议价方可将药品销售到医院。医疗机构通过二次议价压缩上游企业利润空间，一些生产企业迫于生存，降低生产成本，药品质量受到影响；部分质优价廉药品的生产企业难以承受压价而停产；医院拖欠货款现象严重，流通企业垫资销售，经营困难。
现行药品集中采购制度存在的另一个突出问题是，招标主体的确定违背了医疗机构产权关系或财政隶属关系。目前各地的招标中，招标组织机构一般由卫生部门主导，发改委、药监部门、纠风办等部门参与，最大的支付方——医保机构缺位。由于招标主体与采购主体分离，招标后不能确保合同履行，很难做到招采合一、量价挂钩。
此外，我国部分地区在招标中实行了药品质量分层评价，但由于药品质量分层评价标准不完善，很难通过招标体现优质优价。
（五）医保机构尚未有效发挥引导药品价格和监督处方行为的作用
医保机构作为医保参保人群体利益的集中代表和药品消费的最大支付方，组织化程度高，可以从供给端影响生产流通企业，也可以从需求方影响患者用药选择，因而对药品生产流通和药价可以产生决定性影响。在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医保机构经常作为消费者代表，利用其特有的市场支配力，与药品生产流通企业进行价格谈判，同时为了合理高效利用医保资金，还从药品销售终端监督医生的处方行为。
当前我国公共医保已经覆盖95%以上的人群，但医保机构还没有有效发挥约束市场药价、监督医疗机构和医生的作用。一方面，在医保筹资水平低、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医保体系并存且分散筹资、报销药品数量有限的情况下，医保机构对药品价格的市场影响力较小。另一方面，医保支付实行按项目定价、按项目付费、事后报销制度，医保机构与医疗服务和药品提供者不是按照市场规则进行价格谈判，部分地区试行的按人头付费、按病种付费、总额预付等方式尚未达成进一步推广的共识，从而影响医保机构对医疗机构和医生诊疗行为的有效监督。此外，现行医保支付制度主要支撑公立医院销售药品，而公立医院实行以药养医制度，同为国有机构，运转不下去最终都由财政“买单”，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医保机构监管约束医疗机构的积极性。
（六）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影响市场集中度提高
开办药品生产流通企业，审批权限在地方。受地方保护主义影响，一些地方审批药品生产经营企业，没有严格执行市场准入标准。在现行财税体制及有形无形的政绩考核体制下，地方政府具有强烈的投资冲动，医药制造业被大多数省（市、区）作为支柱产业，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现象严重。一些地方还通过财税、信贷支持及市场提供（封锁市场，禁止外地药品进入）等方式，扶持本地药品生产企业，并通过阻止药品文号转移等方式，干涉外地企业收购本地经营不善的企业。药品流通中，很多地方还从保护本地药品批发零售企业出发，在外地批发零售企业进入本地区的审批中设置种种障碍，严重影响大型批发企业跨地区经营和连锁药店发展。
二、促进药品生产流通行业健康发展的政策取向
促进药品生产流通行业健康发展，必须进行深层次体制改革和全方位制度创新。
（一）推进医药分开
处方按商品名开具且难以外送，是“医”、“药”利益挂钩、以药养医体制存在的重要条件。加快推进医药分开，必须强制所有医院执行通用名开具药方制度，并允许处方外送。同时，改革医疗服务价格，为医药分开建立合理的费用补偿机制。
（二）改变公立医院垄断局面
推进公立医院改革，逐步形成市场竞争格局。一方面，放宽市场准入，破除民间资本和外资创办医疗机构、零售药店的体制，在医保定点、土地、税收、融资贷款、学科建设、人才流动、专业技术职称评定等方面赋予民营医院同等待遇，在资质审批、商业网点布局等方面放松对零售药店的限制。另一方面，加快公立医院改革，采取转制、出售、托管、合资合作等方式实行民营化或国有民营，对少数承担公共卫生服务职能的公立医院，明确其功能定位、运行机制和财政经费保障机制，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三）完善监管制度
1、完善药品注册审批制度
进一步明确新药定义，严格新药审批标准，鼓励企业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的药品。切实加快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的新药、首家申报临床研究的新药及首家申报治疗疑难危重疾病的新药、有技术创新且能明显降低仿制药品成本或显著提高仿制药品质量等药品的审批速度。
2、完善价格管理制度
加强药品零售价格调整和药品流通环节价格监管。建立2—3年全面调整一次药品最高零售价格的定期调价制度，加大进口高价药的降价力度，适当放宽创新药品、经典廉价药的价格限制。在坚持成本定价基础上，探索开展同类药品比价、国际价格比较、药物经济学评价等新方法，理顺药品之间的差比价关系。对公立医疗机构销售药品实行“高价低差率、低价高差率”的差别加成政策，明确药品批发环节和医疗机构销售环节的差价率（额）控制标准。
3、加强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建设
规范临床循证医学的评价标准，适时开展中药与西药疗效的平行评价探索工作，对仿制药全面、有效地开展药物疗效一致性检验，为药品质量安全监管提供科学依据。加强对药品生产企业的质量监管，加大对假冒伪劣药品的查处、整顿力度。
4、建立高效、统一的监管体系
增强药品监管机构的独立性，加强药品监管部门之间的权力制衡和相互配合。建立全国药品监管信息交换平台，建立跨省协调管理制度。增强药品价格监管的公众参与度，避免监管失灵。改变GMP认证中“重认证、轻监管”现象，加强GMP认证跟踪检查，建立市场准入后的长效监管机制。
（四）完善药品招标制度
改革基药“双信封制”招标中唯低价论的商务标评审模式，引入药物经济学评价方法，调查核算成本，制定基本药物中标底价。加大质量可靠性、安全性评价、临床疗效等要素在评标中的权重。统一全国药品质量分层标准，推广以质量分层为基础的招标评审机制，形成倒逼药品质量和制药行业竞争力提高的招标制度。
探索非基药招标带量采购、量价挂钩的实现形式，严格执行省级集中采购药品的中标价格，不得进行二次议价，严格防止标外采购、违价采购或从非规定渠道采购药品。
完善政府主导下的医保招标采购模式，近期可考虑按医疗机构产权关系或财政隶属关系确定招标主体，如省属公立医院招标采购由省级医院资产管理机构负责，地市县属公立医院采购规模足够大的，招标可由同级医院资产管理机构负责，采购规模小的，招标可联合进行或委托给专业的招标机构。
（五）完善医保支付制度
改革医保支付方式，结合疾病临床路径实施，因地制宜推行按病种付费、按人头付费、总额预付，发挥医保对医疗行为的激励约束作用。探索建立医疗保险机构与医疗机构、药品供应商的谈判机制和购买服务的付费机制，建立医保对统筹区域内医疗费用增长的约束机制。加强医保对医疗服务行为的监管，自建或委托专业机构审查医生处方行为，建立对违规开方医院和医生的惩罚制度。
（六）提高药品生产流通的市场集中度
建立兼并重组公共服务平台，促进药品生产流通企业跨地区、跨所有制重组，加快形成一批具有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的药品生产企业和市场竞争力强、网络覆盖范围广的大型药品批发企业、连锁经营零售药店。
（七）提高药品生产流通的现代化水平
督促引导企业严格按照新版GMP标准和GSP标准生产经营。引导药品生产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提高生产管理水平。大力发展医药电子商务、连锁经营等现代营销方式，统一规划全国性的药品流通网络和物流系统，构建标准化、信息化、现代化的药品物流体系或平台。引导药品生产流通企业提高自身素质，提升社会形象。
〔本文是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所“深化中国药品生产和流通体制改革研究”（繁荣中国基金项目）部分研究成果〕
注：
远去的乡村范文6
[关键词]偏远山区；劳动力转移；新生代农民工；收入转移
农村劳动力转出后向农村家庭转移收入的模式被很多学者认为是缓解农户信贷约束的重要途径。然而，随着改革开放后出生的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进入城镇就业市场，我国的农民工已不再是一个同质的群体，内部结构已经产生了分化和变化。改革开放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第二代农民工）已经超过农民工总量的66%，成为了农民工的主体，使农民工群体总体上呈现出了低龄化趋势。新生代农民工与传统农民工（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具有许多显著不同的特征，如明显的离农倾向、强烈的市民化意愿和城市生活消费的客观需求等，导致新生代农民工能够向农村家庭转移的收入数量明显受到限制。学界通常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向农村家庭转移的收入较传统农民工更少，甚至有部分学者担忧农民工低龄化是不是导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不能持续收敛的原因之一。
偏远山区是我国贫困人口和少数民族聚集的区域，也是我国统筹城乡发展的难点区域。充分掌握偏远山区新生代农民工向农村家庭转移的收入情况，对于正确认识当前偏远山区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力特征，深入了解偏远山区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转移规律，积极探索农民工低龄化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而提出促进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收敛的政策建议，实现包括偏远山区农村在内的城乡共同繁荣，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因此，本文拟在控制了农民工的家庭特征、个人特征和工作特征的影响后，对偏远山区新生代农民工向农村家庭转移的收入金额是否显著少于传统农民工进行研究。
一、文献回顾
已转移劳动力向农村家庭转移收入是劳动力转移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多数农村家庭来说，由于缺乏获得家庭之外的信贷资金和收入保险的途径，只能投资于一个或更多的家庭成员的转移，来为新生产方式提供资金，因此，资本市场的缺陷是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动力。劳动力转移的目的在于克服进行当地生产的信贷约束。在信贷普遍缺乏的情况下，转移者向农村家庭的汇款可以被用来扩大农业物资的采购数量，直接或间接地刺激农业生产，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农产品数量，从而补偿部分因为劳动力流失造成的农业收入损失。在这个过程中，农户家庭中的转移者充当了中间投资者的角色，转出后能够向农村家庭提供资金支持，并通过多样化收入来源来减少风险，促使农村家庭克服信贷和风险对其发展能力的约束，以便于家庭生产向商业生产的转换。因此，劳动力转移被认为是一个能够联通当前消费和今后机会跨期交易的导管。
许多因素对于已转移劳动力的收入转移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尽管Stark和Bloom认为农村劳动力转出后向农村家庭汇款的模式可看作是转移者同家庭之间的跨期契约安排而非纯粹的利他考虑。但Lucas和Stark的研究仍然表明，利他性的程度对于理解迁移收入转移具有重要意义，利他性的程度决定了迁移收入转移的数量。在此基础上，都阳和朴之水的研究结果证实，中国贫困地区的外出务工劳动力的收入转移行为与“利他性”假说相吻合，贫困地区的劳动力转移可以视作一种积极的反贫困行为。范红波以北京市丰台区外来流动人口的调查数据为样本，对影响外来流动人口迁移收入转移的决定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除了家庭特征变量对农民工迁移收入的转移有显著影响外，个人特征变量也对农民工迁移收入的转移有影响；劳动力年龄的增加对于农民工向农村家庭转移的收入金额有正向的影响，而对于农民工向农村家庭转移的收入占全年迁移收入的比例有负向的影响。
近年来，新生代农民工已经逐渐成为我国劳动力转移的主体。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经济特征和个人特征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有着诸多显著的不同，不仅在外出动因、心理定位、身份认同、发展取向、职业选择等方面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年龄、受教育年限、婚姻状况、务工经商经验方面也存在显著的差异。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追求平等、发展与融入城市的强烈愿望，是最有市民化意愿和亟须市民化的群体。而且，长期生活于城市之中的新生代农民工逐渐形成“工作休闲并驱”的多样化生活方式，兴趣也出现多元化的倾向，逐渐成为城市中重要的消费群体。尽管新生代农民工相比第一代农民工具有更高的社团参与率、平等维权意识和政治表达意愿，对于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但由于这个庞大的人群尚未实现“市民化”，由此产生的社会问题不容忽视。
以上文献回顾结果表明，尽管劳动力转移过程中收入转移的重要作用和影响因素以及新生代农民工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特征已经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关注和研究，甚至部分研究者已经直接观察了年龄因素对于农民工城乡收入转移的影响，以及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但偏远山区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转移金额是否显著低于传统农民工尚未得到充分的关注。这正是本文要尝试研究的问题。
二、理论框架
（一）理论假说
根据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理论的观点，农户家庭安排劳动力转移的目的在于通过转移者的收入回流缓解农户进行本地生产面临的信贷约束。因此，农户家庭中的转移者充当了中间投资者的角色，转出后向农村家庭转移收入的行为，并非出于纯粹的利他动机，而是家庭成员生产就业跨期契约安排的一部分。近年来，随着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我国外出农民工的主体，使我国外出农民工群体的转移动机和市民化意愿发生了重大变化，进而影响了外出农民工向农村家庭转移的收入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农户家庭通过安排家庭成员参加劳动力转移后获得收入回流而实现的跨期契约安排，使新生代农民工具有了向农村家庭转移较少收入的倾向。
首先，新生代农民工的转移动机发生了明显变化，很多新生代农民工向城镇转移的目的并不是单纯为了获得非农收入改善家庭经济条件，而逐渐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一部分人是因为不会从事农业劳动或不愿从事农业劳动力而形成的“职业型外出”，一部分人是为了开阔眼界或增长知识而形成的“学习型外出”，一部分人是为了满足父母要求自食其力而形成的“被迫型外出”，一部分人是因为农村的同伴都外出了而形成的“从众型外出”，一部分人是为了享受城市生活服务设施而形成的“消费型外出”，也有一部分人是想成为“城里人”而形成的“迁移型外出”。
其次，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更加强烈。无论最初是由于何种原因向城镇转移，新生代农民工一旦进入城镇工作和生活后，大都不愿意再回到农村从事他们认为更为辛苦、收入更低的农业生产劳动，表现出了明显的离农倾向。较长时间的城市工作与生活熏陶，使他们产生了长期在城市定居并逐步融入城市的强烈愿望，表现出了远比一般农民工更为强烈的市民化意愿。这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对外出农民工向农村家庭转移的收入数量产生了负面影响。
但是与一般农村地区情况不同的是，偏远山区农村由于交通不便、教育落后、观念传统，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在很大程度上了抑制了新生代农民工减少向农村家庭转移收入金额的倾向，使这里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转移行为与传统农民工更加接近。
首先，偏远山区新生代农民工的转移动机相对比较朴素，向农村家庭转移更多的收入依然是外出务工的主要目的。而且他们在外出务工时仍然承担着改善农村家庭经济条件、摆脱贫穷落后面貌的“契约”义务和社会压力。因此，他们通常会积极争取获得更高收入水平，然后向农村家庭转移更多的收入，而难以实现其他更为“奢侈”的目的。
其次，偏远山区新生代农民工主要以蓝领劳动力为主，获得“市民化”的难度更大，客观上减少了他们对于“市民化”的投资。偏远山区的新生代农民工通常是具有良好身体素质和吃苦耐劳精神的劳动力，而非高学历的劳动力，通常进入了城镇的蓝领岗位进行就业。通常这些蓝领劳动力相比白领劳动力在城市中获得户籍、保险、住房等公共服务的难度更大，因而更不易“市民化”。这客观上也减少了偏远山区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市民化”的期待和投资。
（二）变量识别
本文拟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向农村家庭转移的收入金额是否显著少于传统农民工。外出农民工“带回老家收入金额”为被解释变量，外出农民工“是否是新生代农民工”是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既受到了解释变量的影响，也受到了劳动力其他个体特征和劳动力家庭特征及工作特征等控制变量的影响。因此，本文选择了9个家庭特征指标、7个个人特征指标和5个工作特征指标作为控制变量。
（三）模型选择
根据上文的理论框架和变量定义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在控制了劳动力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工作特征的影响后，分析偏远山区新生代农民工向农村家庭转移的收入金额是否显著少于传统农民工。
三、数据描述
（一）调查介绍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2012年度湖北省建始县和重庆市黔江区485个样本农户的综合问卷调查。湖北省和重庆市都是我国中西部重要的劳动力输出地区，从中选择的建始县和黔江区都是远离省会（武汉）或中心城市（重庆）的偏远山区，平均海拔1000米以上，山地面积占辖区面积的85%以上，非常适用于研究偏远山区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转移问题。
该调查抽样的基本过程如下：
第一步，选择抽样调查乡镇。首先，在两个样本区县中，对各乡镇人均收入从高到低排序，依据随机数表选取一个随机数作为起点，按照等距抽样的原则，初步选出4个乡镇；然后，在考虑到地理分散性的情况下，对4个样本乡镇进行微调；最终，课题组在建始县选定的乡镇是花坪镇、红岩镇、茅田乡和三里乡，在黔江区最终选定的乡镇是石会镇、中塘乡、阿蓬江镇和太极乡。第二步，选择抽样调查行政村。首先，在每一个选定的样本乡镇中，对各行政村人均收入从高到低排序，依据随机数表选取一个随机数作为起点，按照等距抽样的原则，初步选出1-3个行政村；然后，在考虑到地理分散性的情况下，对初步选出的样本村进行剔除和补充；最终，课题组在建始县选定了13个样本村，在黔江区选定了12个行政村。第三步，选择样本农户。首先，将样本村的所有村民小组按名称排序，依据随机数表选取一个随机数作为起点，按照等距抽样的原则，初步选出2-3个村民小组；然后，在考虑到地理分散性的情况下，我们对初步选定的样本村民小组进行剔除和补充，确定最终选择的村民小组；接着，在样本村民小组里，根据村民小组的户数，我们按照随机抽样原则初步选取4个、8个或者10个农户；再后，对初步选定的农户进行剔除和补充；最终，课题组在建始县选定了254个样本农户，在黔江区选定了231个样本农户。
（二）统计描述
本文确定的劳动力的年龄下限是16岁以上（含），年龄上限是65岁（含）。经统计，2012年485个样本农户共有1570个劳动力，户均3.24个，其中有491个外出劳动力，户均1.01个。本文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口径，将1980年（含）及以后出生的外出农村劳动力（农民工）界定为新生代农民工。在此问卷调查的491个外出农民工中，新生代农民工有303个，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61.71%，已经成为样本农户外出农民工的主体。
（三）不同年龄段外出农民工的收入转移数量
491个外出农民工在2012年度的调查期间（1-7月）内共带回到农村老家1564200元的收入，人均3185.74元。不同年龄段外出农民工的转移收入数量情况如表1所示。
各个年龄段外出农民工的收入总额的转移收入总额各不相同。如图1所示。获得收入最多的是26-30岁年龄段的外出农民工，但带回农村老家最多的却是41-45岁年龄段的外出农民工。
由于生命周期的作用，各个年龄段外出农民工的人均收入金额随着年龄的增加呈现近似的倒“U”型曲线；同时，各个年龄段外出农民工的人均转移收入金额也呈现近似的倒“U”型曲线，但两个曲线的波峰却明显错开。如图2所示。31-35岁年龄段的外出农民工的人均收入金额达到最大，而41-45岁年龄段的外出农民工的人均转移收入金额却最多。
在不同的人均收入金额和人均转移收入金额的共同作用下，导致不同年龄段的外出农民工人均收入转移比例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如图3所示。从16U20岁年龄段开始，随着年龄的增加，外出农民工人均收入转移比例不断攀升，在41U45岁年龄段达到峰值，然后迅速回落。
由此可见，相对于41-45岁、46-50岁两个年龄段，16-20岁、21-25岁、26-30岁三个年龄段无论是人均转移收入金额的绝对值，还是人均收入转移比例都是比较低的。难道偏远山区的新生代农民工向农村家庭转移的收入金额的确显著低于传统农民工吗？
四、模型估计
根据上文建立的多元回归模型和已确定的数据来源，在SPSS17.0软件中进行多元回归模型的估计。各变量（解释变量、控制变量）进人方程的方法为“向后”，删除变量的标准为统计显著性大于0.1。最终方程的各项参数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最终得到的多元回归方程的调整R2为0.204，F统计量达到13.583，显著水平为0.000，说明多元回归方程总体显著性极高。
与最初的预测结果一致，解释变量“是不是新生代农民工”因显著性不足而被方程剔除。这表明：尽管问卷调查数据显示偏远山区低年龄段的外出农民工向农村家庭转移的收入金额要明显少于高年龄段的外出农民工，但“是不是新生代农民工”并未对偏远山区外出农民工向农村家庭转移的收入金额产生显著影响。
偏远山区外出农民工的家庭特征、个人特征和工作特征中有几个控制变量对外出农民工向农村家庭转移的收入数量具有显著的影响。
“家庭劳动力数量”在0.10的显著水平下对农民工“带回老家收入金额”具有负向影响，即家庭中的劳动力越多，单个外出劳动力向农村家庭转移的收入就越少。这说明在劳动力资源比较丰裕的家庭中，每个劳动力更倾向于将城镇中获得的收入用于城镇消费或储蓄，而不是转移到农村老家。“户主受教育年限”在0.10的显著水平下对于农民工“带回老家收入金额”具有正向影响，即户主的受教育年限越长，家庭中的外出劳动力向家庭转移的收入就越多。这说明，受教育年限较长的户主可能对于通过劳动力转移改善家庭收入状况具有更高的要求和期待。
“是否户主”在0.01的显著水平下对于农民工“带回老家收入金额”具有正向影响，即外出务工的户主相比其他外出的家庭成员向农村家庭转移了更多的收入。这说明外出务工的户主与其他外出务工的家庭成员相比，与农村家庭的生产经营活动具有更为密切的关系，对于农村家庭的收入提高承担了更多的责任。“是否汉族”在0.05的显著水平下对于农民工“带回老家收入金额”具有负向的影响。即外出务工的汉族农民工相比外出务工的少数民族农民工向农村家庭转移的收入更少。这说明少数民族农民工更愿意将外出务工获得的收入带回农村老家。
“工作单位类型”虚拟变量K3和K5都在0.05的显著水平下影响农民工“带回老家收入金额”，但K3是负向的影响而K5是正向的影响。这说明在外从事服务业的农民工向农村家庭转移的收入较少，而在外从事建筑施工的农民工向农村家庭转移的收入较多。可能的原因是：从事服务业的农民工工资比较低，也通常按月领取工资，容易在城镇中进行消费支出，能够用于向农村家庭转移的收入积累较少；而从事建筑施工的农民工工资比较高，通常在项目完工或要回农村老家时方能领取工资，不易在城镇中进行消费支出，能够用于向农村家庭转移的收入积累较多。“工作单位性质”虚拟变量C1、C2和C3分别在0.01、0.10、0.05的显著水平下对农民工“带回老家收入金额”具有负向的影响，即在国有、集体和私有的工作，都不利于农民工向农村家庭转移收入。这说明以工资性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民工，没有以自营工商业收入为主要来源的农民工向农村家庭转移的收入多。“月工资金额”在0.01的显著水平下对农民工“带回老家收入金额”具有正向的影响，即月工资水平越高的农民工带回农村老家的收入越多。
其他进入方程的变量因为显著性不足而被排除。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工家庭的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状况、农民工的性别、受教育年限和婚姻状况、工作地点、年度累计收入总额等指标，对农民工收入转移数量的影响都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尽管问卷调查数据显示偏远山区低年龄段的外出农民工向农村家庭转移的收入金额要明显少于高年龄段的外出农民工，但“是不是新生代农民工”并未对偏远山区外出农民工向农村家庭转移的收入金额产生显著影响。本文的理论假说得到了数据的证实。这进一步揭示出：偏远山区的农民工的低龄化趋势并未显著改变农民工外出务工收入的城乡转移模式，因而在偏远山区的农民工低龄化并非城乡收入差距不能持续收敛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