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寒丝雨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寒丝雨范文1
关键词：成吉思汗训谕；哲学思想
中图分类号：G718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2-1578（2015）12-0042-01
我们认为他的留下的训谕富含哲理，值得让我们去深入研究，并发扬光大为我所用。
1.联系的观点
恩格斯说过："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副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1]，整个世界就是由无数彼此相异而又相互联系的事物所构成的统一整体，每一件事物则是这统一整体中的一个成分或环节。"成吉思汗在治理国家过程中从这种联系的观点入手阐述了构建和睦统一社会的思想。他说："从那日出的地方，我，战斗到日落的地方，收托了多少个国家、百姓；把许多心肝各异的人，使他们心肝合一……"[2]《蒙古黄金史 》第191页国家原本是由相互联系的千万个人的统一体，然而如果人心不齐便会失去凝聚力，最终会走向崩溃。因此统治者总是想方设法凝聚人心使其为统一目标而奋斗，这可以说是构建和睦统一社会的基本方略。那怎么做才能够凝聚人心呢？关于这方面成吉思汗认可长子斡歌歹的说法。斡歌歹说："我所理解的人生最大的幸福和快乐是：让英明的汗父辛苦创建的国家永享太平，百姓安居乐业，生活富裕。国家强大，政治清明，社会秩序井然。老年人安详地度过晚年，青年人无愁无忧地快乐成长。这样，我觉得有了很大的幸福和快乐"[2]《蒙古黄金史 》第224页。他们这种构建和睦相处统一国家的思想已经超越了时间空间，对今天的构建和谐社会思想也有借鉴价值。另一方面因为每一个个体离开了整体就会失去生存的条件，因此为构建和睦相处的统一社会，每一个人一定要把集体利益放在自身利益至上。这方面成吉思汗说："各位长老呵，谋士呵，你们不要考虑个人得失，为着国家利益，要直言敢谏呵！发现贤明的能人，你们不要疏远他们。"[2]《蒙古黄金史 》第192页。成吉思汗从联系的观点出发劝诫统治阶层要永远把百姓的利益放在首要地位，相反他也对百姓讲永远把国家利益放在个人利益至上，这样才能够构建和睦统一的社会。
2.发展的观点
世界万物都是永恒运动、变化发展的，而且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是通过量变和质变表现出来的。质变必须有一个量的积累过程，量变达到一定程度必然引起质变。成吉思汗总是用这种发展的观点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例如他教育自己子孙后代时说："我的亲人呵，子子孙孙呵，你们切忌高傲自大，不要象高山，高不可攀。山岳虽然巍峨峥嵘，野兽仍可爬到它的顶峰。你们不要好高骛远，幽思遐想，心志不能象大海浩瀚无边，大海虽然宽阔深远，人们也会横渡彼岸，平安无恙"[2]《蒙古黄金史 》第194页。因为质变必须有一个量的积累过过程，不能凭空发生，同时单纯的量变不会无限地持续下去，量变达到一定程度必然引起质变。所以人们在生活生产过程中不能好高骛远，幽思遐想，而脚踏实地的做好每一件事，这样必然会走向成功的彼岸。另外事物发展过程中受外部条件的影响，因此人在成长过程中不可忽视环境的作用。关于这方面成吉思汗教导说："听到聪明人的言论，化为自己的智慧；听到蠢人的言论，瞪一眼，快快离去。听到诚实真挚的言语，化为自己的智慧；听到狡猾奸诈的言论，横眉冷对，快快离去"[2]《蒙古黄金史 》第221页。
3.矛盾的观点
事事有矛盾，时时有矛盾。因此我们不管遇到什么事必须以矛盾的观点来看问题。尤其是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人们一定要坚持矛盾的观点。关于矛盾的普遍性，成吉思汗训谕是与政治、生活实际相联系，有这样一段话："旧衣服如果破了，会在荆棘丛中被挂住，黑黄无别庶民皇族会闹平权。新衣服如果撕开了，会在蒿草中被挂住，黑黄部分，婢女和后妃会闹平权。不辨阴阳没有智谋，胯下的羔羊都不能杀吃。识别阴阳有智谋，山上的潘阳也不难杀吃"[2]《蒙古黄金史 》第196页。正因为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所以以矛盾的观点看问题是人类生存的基本的能力，也是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的前提条件。成吉思汗还经常让自己的子孙和臣民对事物的矛盾性进行讨论、辩论，培养其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曾经成吉思汗迎娶孛儿帖・兀真哈敦时，九员大将、五位太师以及五色四夷之邦，各国的大臣前来（贺喜）欢聚一堂。就在此喜宴上成吉思汗将九员大将关于酒的利弊问题进行辩论，并最终让一个孤儿站起来从正反两个方面对酒的作用进行了总结。成吉思汗通过这次辩论不仅让人们懂得了过量饮酒的害处以及适量饮酒的益处，而且提高了臣民的以矛盾观点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许多矛盾构成的矛盾体系里，各种矛盾发展是不平衡的，有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主要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规定体系里居支配地位、起主导作用。因此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过程中必须掌握主要矛盾。关于主要矛盾成吉思汗讲："说话纵有一百句，不如严守一种德行。说话纵有一万句，不离一个中心。一万句话里，只有一个主线。一百句话里，只有一个要点"[2] 《蒙古黄金史 》第228页，以此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就能够顺利完成每一件事情。另一方面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因此成吉思汗教导民众说："至亲挚友，莫如自己的聪明智慧。恶人歹徒，莫如自己的愚蠢的愤怒。心腹人虽多，最能信得过的还是你本人。可爱的东西虽多，最可爱的还是你自己的头颅。坚强性格是作人的高贵品德，廉洁清白是作人的准则。机智聪明者，平安一生呵"[2]《蒙古黄金史 》第182页，人们做人做事都要从自己入手，不断地努力拼搏用智慧武装头脑，并具备高贵的品德便会成就一生。
参考文献：
寒丝雨范文2
妤的意思：妤是一个汉字，基本字义同婕，表示漂亮、聪慧、美丽，意义优美的意思。
妤的含义：妤是中国汉代宫中女官名，是帝王妃嫔的称号，自魏晋至明代多沿置。《史记外戚世家》写道常以婕妤迁为皇后，引自班婕妤，楼烦人，汉成帝的妃子，善诗赋，有美德，初为少使，立为婕妤。婕妤是名门之女，少有才学。班婕妤擅长音律，既写词又谱曲，所以妤有漂亮、聪慧、美丽，意义优美等含义。
（来源：文章屋网 ）
寒丝雨范文3
如果人与人之间真的能达到互相理解，互相体谅，用理性和冷静的心态来面对人间世态，也就不会出现什么人情冷暖，事态炎凉了。可惜这种披着天衣无缝外衣的哲学家的终极理想却只在一瞬之间被荒唐到可笑的理由撕破。追求真理，那只是在大多数人眼里可笑而无用的努力，大多数时候，我们只活在自己的真理世界，一切反抗者和对立人只会倒在我们的尖矛面前。
人会死，终究离开，活在尘埃里，飘荡在无底的黑暗中，一切的嘶吼像被仍在海浪中孤立的小船一样挣扎，在己看来，振聋发聩的呐喊，最终不过只沦为尘粒极大地面的微颤，有时候，又何必固执己见，不予悔改。
尽管盲目和非理性发生的时间很短，短的甚至连自己都不能感觉它的存在，或记起有关它的回忆。但最可怕的不是发生，而是存在。一分钟的偏执，用23小时59分钟来安抚内心的波澜，不代表着消灭，只是将之推到安全的庇护所，积压再次反抗的能量，准备下一次更加骇人的爆发。也就难怪争吵总在家家户户中发生，战争总在世世代代酝酿，永不停歇的勾心斗角，到头来前进已不是我们的目的地，只因为我们把铭记于心的希望当做了战胜它本身的资本，这是何等让人绝望与无奈的悲泣与哀伤，而我们就是活在这样一个世界，这样一个地方。
那些不必要的殚精竭虑，不必要的流血分离，不必要的你死我活，不必要的冤冤相报，到头来都成为了维护自己领地和尊严的一举一动。有多少人真正想过，我们到底在坚持什么，是偶然于红尘邂逅的情怀，还是根深蒂固于心理真正属于我们人类的信念与希望。
寒丝雨范文4
摘要：随函音义是指附于佛经函末或卷末，对佛经中疑难字词进行注音、辨形和释义的一种音义体。现存《思溪藏》附载有大量随函音义，其中保存有众多佛经疑难俗字形体，可补充历代辞书漏收的佛经俗字；由于其采取随经注释的形式，故这些疑难俗字很容易还原到所出经文原文中去识别，有助于我们了解一些俗字的来源，从而使得这些字更具生命力，并可以之增补已有疑难俗字的同形字体，这对于汉语俗字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中图分类号：H10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6）06-0056-06
近年来，汉语俗字研究方兴未艾，众多疑难俗字纷纷得到考证和辨析，这对于汉语俗字研究、大型字典的编纂以及相关典籍的校勘整理具有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佛经音义在疑难俗字的收录和整理上的价值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相关研究成果正源源不断地产生，但这些成果主要集中在音义专书方面，而分布于经律论三藏中为数众多的随函音义迄今尚未引起足够的关注。其实这些随函音义采取随经注释的形式，所收录的疑难俗字都是从附载的经卷中摘录出来的，更容易还原到佛经原文中去，通过佛经原文上下文来理解或与不同版本的异文进行对比，更容易识别，也更具有生命力。
有鉴于此，本文以《思溪藏》随函音义为对象，拟从汉语俗字研究角度来揭示其价值，以便更好地发挥其作用。总的说来，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补充历代辞书漏收的佛经俗字历代字典辞书中，以后晋可洪的《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以下简称《可洪音义》）和辽代行均的《龙龛手镜》搜罗佛经疑难俗字最多，这两部辞书大量收集和解释撰写时代（即后晋和辽代）佛经中可见的疑难俗字、形体易误字、传抄讹误字等，堪称佛经用字方面最完整的汇编。但是汉文佛典流传日久，加之版本众多，异文纷繁驳杂，漏收也在所难免。《思溪藏》随函音义中保存有一些独特字形，即未被二者收录，示例如下。
该字《可洪音义》、《龙龛手镜》未收，也未见于现今大型字典，而见于《思溪藏》随函音义，乃“崖”之俗字。《思溪藏》本《十住断结经》卷一随函音义：“边，下音宜，～（按：这是随函音义中自带的省略符号，“～”即是指要解释的条目中的字，此处指“”字。下文中皆同此），际也，又吾佳反。”今《大正藏》本对应经文如下：“菩萨所行不可思议，智无边崖，亦无等侣。”〔T10，p0967a〕①。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7卷第6期谭翠《思溪藏》随函音义与汉语俗字研究“崖”何以会写作“”呢？”查《广韵》，“崖”有两读，一音“鱼羁切”，属疑母支韵，意为崖岸；一音“五佳切”，属疑母佳韵，意为高崖也，均与经文意思契合。而“牙”，《广韵》音“五加切”，属于疑母麻韵，其中“加”为麻韵二等字，麻韵二等字和佳韵在唇牙喉音字中相混的现象早在唐五代西北方音中就有所体现〔1〕。此处“崖”换声旁俗写作“”，盖因这种俗读所致。
此字《可洪音义》、《龙龛手镜》未收，也未见于现今大型字典，而见于《思溪藏》随函音义，乃“瘦”字之讹。
《思溪藏》本《观佛三昧经》卷五随函音义：“，瘦字。”今《大正藏》本对应经文原文如下：“如是罪人欲命终时，多病消瘦，昏言呓语。”〔T15，p0674a〕即此字所出。又《龙龛手镜・疒部》：“瘦，通（按：“通”是《龙龛手镜》中的术语，意思是上面的形体是通行字体，就和“正”意义一样，“正”代表正体）；，正，所救反。”〔2〕《思溪藏》本《文殊师利问菩萨署经》随函音义：“病，下瘦字。”故“”当是“瘦”的手书俗讹字。又《可洪音义》卷二二《佛使比丘迦旃延说法没尽偈百二十章》音义：“病，所佑反。”〔60/225c〕可资比勘。
该字《可洪音义》、《龙龛手镜》未载，现今大型字典亦未收该字形，见于《思溪藏》随函音义，乃“丧”之俗字。
《思溪藏》本《六度集经》卷一随函音义：“，苏浪反。”今《大正藏》本对应经文有“民之不善，咎在我身，愿丧吾命，惠民雨泽”〔T03，p0002a〕句，即此字所出。今考《碑别字新编》载《魏散骑侍郎元恩墓志》“丧”作“”，《唐嗣曹王妃郑氏墓志》作“”〔3〕，可资比勘。据此，“”之所以会成为“丧”之俗字，盖是手书中上述两种情形进一步讹写的结果，其为“丧”之俗字应无疑问。
此字《可洪音义》、《龙龛手镜》未载，也未见于现今大型字典，《思溪藏》本《中阿含经》卷二三随函音义：“浣，胡伴反，洗～，二同。”今查《大正藏》本对应经文如下：“彼染家得，或以淳灰、或以澡豆、或以土渍，极浣令净。”〔T01，p0575a〕据此，“”乃“浣”之俗字。
又《思溪藏》本《增壹阿含经》卷二二随函音义：“浣，胡伴反，二同。”推其致俗之由，盖因俗书中“完”与“p”常混用，则“浣”常俗写作“”。《思溪藏》本《中阿含经》卷五三随函音义：“p完，户官反，～，全也，二同。”《碛砂藏》本《悲华经》卷三随函音义：“完p，二同，户官反；完，全也。”皆可证。
又“p”字常常写作“”，只因“p”《说文》篆文作“”，隶变作“n”、“”等形，其中“n”为篆文的变体，“”又为“n”之变体，几者常常发生混同，如《碛砂藏》本《佛本行集经》卷三三随函音义：“p，二同。”可证。
可见，“”之所以成为“浣”之俗字，是因“浣”先俗变作“”，又进一步俗写作“”，再进一步俗变作“”。
该字《可洪音义》、《龙龛手镜》未收，亦未见于现今大型字典，见于《思溪藏》随函音义，乃“羝”之俗字。
《思溪藏》本《苏悉地羯罗经》卷中随函音义：“部，下恐是字，音。”今查《大正藏》本对应经文原文作：“佛部净珠真言：（同上呼一句）遏部羝弭惹曳悉睇（二句）。”〔T18，p0684c〕据经文可知，此处“”是译音用字，无实际意义。今考“氐”旁《说文》作“”，隶变作“”、“”，“”、“玄”、“”、“u”旁，皆为“氐”旁的讹变体〔4〕。
《思溪藏》随函音义中“氐”旁字“羝”作“”，“底”作“”、“”，“”作“邸钡鹊人娲可见，“氐”之手书俗写“”、“”等与“且”形体近似，故“”当是“羝”手书进一步讹写的结果。
该字《可洪音义》、《龙龛手镜》未载，现今大型字典亦未收该字形，见于《思溪藏》随函音义，乃“杵”之俗字。
《思溪藏》本《佛说陀罗尼集经》卷七随函音义：“，昌与反。”查《广韵・语韵》：“杵，昌与切。”〔5〕今《大正藏》本对应经文有“即握作拳，如金刚把杵，作大_面”〔T18，p0855a〕句，即此字所出。又“午”、“”形近易混，故“”当为“杵”之俗书讹写字。
该字《可洪音义》、《龙龛手镜》未见，亦未收录于现今大型字典，见于《思溪藏》随函音义，乃“炙”之俗字。《思溪藏》本《六度集经》卷四随函音义：“为，下之夜反，肉～。”今《大正藏》本对应经文有“以网收之，尽获其众，贡于太官，宰夫收焉，肥即烹之为肴”〔T03，p0017c〕句，即此字所出；又校勘记曰：“肴，宋《资福藏》本作。”与《思溪藏》本随函音义所言契合。
溯其致误之由，盖因俗书“夕”、“”每多相混。又据经文可知，“炙”指烤熟的肉食，故“”盖受经文意思影响产生的换旁俗字。又“炙”俗写作“”，佛经中常见，如《北山录》卷六：“则何太早计，见卯而求时夜，见弹而求^欤！”〔T52p0607c〕又《大正藏》本《镡津文集》卷八：“彼则龙肉而资所赡，屠龙者彼人之事也。”〔T52，0683c〕可资比勘。
该字《可洪音义》、《龙龛手镜》未收，亦未见于现今大型字典，而见于《思溪藏》随函音义，乃“”之俗字。《思溪藏》本《一字佛顶轮王经》卷三随函音义：“，二同。”今《大正藏》本对应经文如下：“又以四银，一盛烧香，一盛于花，一盛白芥子、小石子等，一盛种种末香。”〔T19，p0249a〕即此字所出。
“”何以会写作“”呢？今考《说文・木部》：“，承也。从木，般声。o，古文，从金。P，籀文，从皿。”段注：“今字皆作‘P’。”可见，“P”同“”，自古以来即为“”之异体字。上揭经文《大正藏》校勘记亦有：“，明本、甲本均作‘P’。”又因古文字中“舟”与“月”形体近似，故在隶定过程中，“般”与“股”二者常常混同，如汉碑《鲁峻碑阴》“般”写作“”，顾蔼吉按：“《汉书・地理志》作‘般’，其字从舟，碑变从月，与‘股肱’之‘股’无别。”〔6〕汉碑《刘宽碑》“盘”亦写作“”〔6〕。又《可洪音义》卷三《法义篇第四之四》音义：“j盂，上音P，下音于，器名也。”〔60/575b〕可资比勘。据此，“”之所以会成为“”之俗字，当是“”的隶书讹变体进一步讹写的结果。
该字《可洪音义》、《龙龛手镜》未载，现今大型字典亦未收该字形，见于《思溪藏》随函音义，乃“蟒”之俗字。《思溪藏》本《诸佛要集经》卷上随函音义：“，二同，莫朗反，蛇中最大者，上非也。”今《大正藏》本对应经文有“蟒蛇、鸟兽、麋鹿、蛟龙，承事若干殊异魍魉，是谓邪见”〔T17，p0757a〕句，即此字所出。
“”何以会成为“蟒”之俗字呢？今查《龙龛手镜・虫部》：“、、、，四俗；蟒，正，莫朗反，最大蛇王也。”〔2〕《可洪音义》卷二二《那先比丘经》下卷音义：“大，莫朗反。”〔60/231a〕可见，随函音义认为是正字的“”亦为“蟒”之俗字。又因形近，“蟒”亦俗写作“”，并进一步讹写为“”等形体。
“”字窃疑为上述形体的换声旁俗字，抄手在抄写过程中有可能发现“”之声旁与“蟒”读音相去甚远，或者“”之声旁是不成字部件，遂将“大”以下部件臆改作与“莽”读音相近的“亡”，于是“蟒”字就写成了“”形。
此字《可洪音义》、《龙龛手镜》未载，也未见于现今大型字典，《思溪藏》本《佛说法律三昧经》随函音义云：“，古典反，正作。”今查《大正藏》本对应经文如下：“能觉魔事，不知皆在魔罗网中，如蚕作茧，还自缠裹。”〔T15，p0459a〕据此，“”乃“茧”之俗字，盖是手书讹写所致。
该字《可洪音义》、《龙龛手镜》未收，亦未见于现今大型字典，见于《思溪藏》随函音义，乃“颐”之俗字。
《思溪藏》本《大萨遮尼干子受记经》卷六随函音义：“，正作，余之反。”今查《大正藏》本经文原文作“颊”，对应经文如下：“十九者，沙门瞿昙身体广长；二十者，沙门瞿昙身圆正直如尼拘树王；二十一者，沙门瞿昙颊如师子；二十二者，沙门瞿昙四十齿满；二十三者，沙门瞿昙齿间明密。”〔T09，p0342c〕即此字所出；又校勘记云：“颊，宋、元、明、宫本作颐。”可见，随函音义认为正字的“”亦为“颐”之俗字。又从上下文经义看，上文主要描述瞿昙的身体，下文主要描述瞿昙的牙齿，窃疑“颐”受下文经义的影响发生偏旁类化而产生换旁俗字“”，后又进一步异写作“”。
该字《可洪音义》、《龙龛手镜》未载，现今大型字典亦未收该字形，见于《思溪藏》随函音义，乃“猛”之俗字。
《思溪藏》本《真陀罗经》卷上随函音义：“，猛字。”今查《大正藏》本对应经文如下：“已无极上僧那僧涅已深法，猛若如师子。”〔T15，p0348b〕即该字所出。又《可洪音义》卷二六《集今古佛道论衡一部四卷》卷甲音义：“轲，上音孟，下苦何反。”〔60/416c〕即“孟”作“”字例，可资比勘。据此，“”乃“猛”字手书俗写所致。
另外，《思溪藏》随函音义中如“效”的俗体“”（《文殊师利现宝藏经》卷上随函音义）、“郭”的俗体“”（《普超三昧经》卷四随函音义）等字形都未被《可洪音义》、《龙龛手镜》和现今大型字典收录。类似的例子还有一些，兹不一一列举。
二、有助于了解一些俗字的来源俗字的文献来源、释义和产生缘由等是我们考察这些俗字时常常要面对和思考的问题，《思溪藏》随函音义可提供一些线索，加深我们对这些俗字形成原因的认识，使我们能进一步总结和掌握其产生规律。示例如下。
【ā
ǎ《龙龛手镜・木部》：“今，五割反，伐木余～也；又揩摩、刮拭也。”〔2〕《汉语大字典・木部》：“同‘Y’。①树木砍伐后留下的桩子。②草木砍伐后余桩重生的枝条。”〔7〕《中华字海・木部》略同。〔8〕从中可以看出，《龙龛手镜》“ā弊窒隆翱摩、刮拭也”这个义项在现今大型字典中没有得到承袭。又查《说文・木部》《方言》《玉篇・木部》《广韵・曷韵》《集韵・曷韵》中“ā弊窒戮未见该释义，可见该释义前无所承，那么，它源自何处呢？《龙龛手镜》所收俗字大体出于佛典，故窃疑该释义即源自佛经。
我们在《思溪藏》随函音义中找到了该释义的来源，《苏悉地经》卷中随函音义：“施，上正作ǎ吾割反。”今《大正藏》本对应经文正作“施”，原文如下：“若欲成就刀法者，取好镔刀，量长两肘，以小指齐阔四指，无诸瑕病，其色绀青，如施鸟弧！薄T18，p0689b〕从文字字形来看，“”与“卉”形体相近，故“ā庇搿啊痹诖舜σ追⑸混同；又就上下文经意而言，“”为动词，作用于“鸟弧保“揩摩、刮拭也”大体与经文意思契合，由此推知行均所见经本中“”确有作“ā闭撸《龙龛手镜》“ā弊窒赂靡逑罴有可能出自《苏悉地经》。
然而，“ā弊趾我曰嵊小翱摩、刮拭”义呢？今查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三五《苏悉地经》卷中随函音义：“施鸟翎，历丁反，《韵英》云：鸟羽也，或作，经从毛，非也；上字疑错，所以不音，未详何鸟也。”〔T54，p0543b〕可见，慧琳怀疑经本中所见的“”字为错字，故存疑不释。
今查该字在《大正藏》中仅慧琳《一切经音义》和《苏悉地经》两见，那么，该字为何字之讹呢？对此，《可洪音义》给我们留下了线索。该书卷九《苏悉地经》卷中音义：“施，上五割反，正作，《尔雅》：‘，余也。’诸师作、牒二音，非也。”〔59/876a〕据此可知，可洪所见经本中该字写作“”，可洪认为该字“正作”，即“ā弊郑并引《尔雅》中“ǎ余也”的释义。虽然此种释义与上下文经意不合，但可洪认为其“正作”却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线索，窃疑其为“插”字之形讹。从经文意思来说，经文中“如施鸟弧闭飧龆作，行均解释为“揩摩、刮拭”，即穿入、插入鸟毛，该字在此处为动词，且为手部动作，该字从“扌”旁应无疑问；又从字形来看，“插”在俗书中常写作“贰薄“c”等形〔9〕，与“”形体近似。因此，从字形和经文意思来看，窃疑此处本为“插”字，因“插”俗书与“”形体近似而发生混同；又俗书中“扌”、“木”旁常因形近而互换，故该字又辗转讹变作“”，后又进一步讹写作“ā薄
《汉语大字典・水部》：“yù《改并四声篇海・水部》引《搜真玉镜》：‘，音御字。’《字汇补・水部》：‘，以去切，音御，义未详。’”〔7〕《中华字海・水部》：“yù音遇。义未详。见《篇海》。”〔8〕《汉语俗字丛考》曾根据《集韵》和《碑别字新编》中载录的“御”的俗字形体，怀疑“”即“御”的俗字〔10〕。此说可从。
对此，《思溪藏》随函音义可提供进一步的证据。《思溪藏》本《大智度论》卷一四随函音义：“，正作R，音语，或作御。”今查《大正藏》本对应经文正文作“”，原文如下：“风寒冷热、水雨侵害，但求之。”〔T25，p0168a〕即此字所出；又校勘记亦云：“，宋、元、明、宫本作R；石本作御。”从上下文经意来看，此处表示“抗拒，抵挡”义，作“R”更为恰当，但“御”、“R”二者常通用，故“”字极有可能也是“御”之俗字。
今查该字《可洪音义》、《龙龛手镜》均未载，现今大型字典亦未收录该字形。又查《集韵・语韵》：“，止也。或作御。”〔11〕《龙龛手镜・彳部》：“，俗；御，今。”〔2〕据此，“”字当是“御”字在俗书中讹写所致，又可换旁俗写作“”。《碑别字新编》载“R”字《魏敬史君碑》写作“”，《魏元端墓志》作“”〔3〕。《可洪音义》卷二九《弘明集》第十三卷音义：“末，上鱼与反，正作R也。”〔60/541c〕可资比勘。又“”字所从的“彳”旁草书形似“氵”旁，在俗书中常发生混同，进而又讹作“”字。如《碑别字新编》载《魏恒州大中正于景墓志》“御”作“”。《思溪藏》本《真陀罗经》卷上随函音义：“氵却，御字。”皆可资比勘。
三、增补已有疑难俗字的同形字体《思溪藏》随函音义所收俗字众多，其中有些俗字还是已有疑难俗字的同形字体，这种同形异字的现象值得我们关注。示例如下。
，《汉语大字典・水部》：“xí露光。《玉篇・水部》：，露光也。”〔7〕《中华字海・氵部》：“xí露光。见《玉篇》。”〔8〕但“”亦可作“法”之俗字。《思溪藏》本《文殊师利现宝三藏经》卷上随函音义：“，法字。”今《大正藏》本对应经文原文如下：“如来所生，为法所进，过于弟子、缘觉之上，则非其类。”〔T14，p0453c〕即此字所出。
“法”为何会写作“”呢？据《龙龛手镜・水部》：“，古文法字。”〔2〕又《可洪音义》卷一七《昙无德部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音义：“之，音法。”〔60/57a〕今《大正藏》对应经文作“之法”。可见，行均、可洪所见经本中“法”就有写作“”、“”者，为“法”之手书讹写字。又因俗书“缶”常写作“”，与“”、“”的右边部件形近，故“法”又进一步讹变作《思溪藏》随函音义中的“”。
【l】
l，bèng《汉语大字典・土部》：“同‘堋’。落葬。”〔7〕《中华字海・土部》：“bèng把棺材放入墓穴。”〔8〕
但“l”也可以是“崩”的俗字。《思溪藏》本《中阿含经》卷五随函音义：“l崩，二同，下正。”今《大正藏》本经文原文有“唯有一屋，崩坏穿漏，乌鸟所栖，弊不可居，不能舍离”〔T01，p0742a〕句，即该字所出。据经文可知，“崩坏”指房屋的塌毁，而“l”则是受“坏”影响而产生的增旁俗字。
“”，现今大型字典失收，前辈学者曾考证其为“”之俗字〔12〕，但该字亦可作“沮”的俗字。
《思溪藏》本《十住断结经》卷一随函音义：“沮，二同，才吕反，断也，坏也，上非用。”今《大正藏》本对应经文有“得识辩才，常怀羞耻。坚固之行，心不可沮。觉道之力，无所不入”句〔T10，p0968a〕，即该字所出。从字形来看，“沮”左边的形旁“氵”在草书中很容易连笔，与“公”形体近似，故“”盖为“沮”的手书讹写字。
【L】
L，《汉语大字典・酉部》：“tiān①掺和；调味。②同‘沾’。溢。”〔7〕《中华字海・酉部》：“tiān①掺和；②增添。”〔8〕
寒丝雨范文5
一、关于汉语、汉字的特点
在我国语言学界，源出于西方语言学的对语言与文字关系的认识一直被视为科学定律。这种认识认为，语言是思维的符号，文字记录语言，是“符号的符号”。因此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与思维无关，仅仅记录语言，是第二性的。用这个观点来看待汉字，就会认为汉字的表意功能多此一举，不如用单纯记录语音的拼音文字更合适。用这个观点来看待中国古代语言学，就会认为“中国古人误以文字为语言”，因而“说文解字”之学不是语言学，“中国没有语言学”。许国璋认为这是对汉字和汉字研究传统的极大误解。许国璋指出：“汉字书写形式的特点有二，一是分理别异，一是形声相益。汉语的方块字是形、声、义三者的结合体，‘字’本身即是语词的词”（75页）。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由于过去将有声语言放在第一性，“字”的音和义都被视为对语言的记录，亦即字本身只有形。这其实是西方拼音文字的理论。它不符合汉字的事实。在汉字中，“一个字有形而无声就不能叫做‘字’”（72页）。许国璋认为，“语言首先是有声语言”这种“常识性说法”，“适用于历史的某一时期，不适用于信息时代”（1页）。他在论述汉字的区别性特征时更进一步指出：“我们非常惊讶，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的语言研究者，在狂热地鼓吹废弃汉字、代以拉丁字母拼音的时候，那样不经意地将语言的区别性原则置诸不顾。”（75页）
许国璋的论断不但促使我们对汉字的特点加以反思，而且使我们重新思考一般语言理论的文字观。这种文字观出于西方现代语言学尤其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对于“文字威望”的批判。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曾力图把语言的研究从文字的研究中独立出来。因为在他那个时代，语言学视野中的文字每每凌驾于口语形式之上。人们“一般只通过文字来认识语言，研究母语也常要利用文献。如果那是一种远离我们的语言，还要求助于书写的证据，对于那些已经不存在的语言更是这样。要使任何场合都能利用直接的文献，我们必须象当前在维也纳和巴黎所做的那样，随时收集各种语言的留声机录音的样本。可是这样记录下来的原件要为他人所认识，还须求助于文字。”〔1〕根据索绪尔的分析，文字的这种威望是由于：
一、词的书写形象使人突出地感到它是永恒的和稳固的，比语音更适宜于经久地构成语言的统一性，更易于为人所掌握；
二、在大多数人的脑子里，视觉印象比音响印象更为明晰和持久；
三、文学语言增强了文字的重要性。它有自己的词典，自己的语法。人们在学校里是按照书本和通过书本来进行教学的。语言显然要受法则的支配，而这法则本身就是一种要人严格遵守的成文的法则：正字法。因此文字就成了头等重要的；
四、当语言和正字法发生龃龉的时候，差不多总是书写形式占了上风，因为由它提出的任何办法都比较容易解决。
索绪尔认为，文字的这种威望是一种专横和僭越。人们忘记了一个人学会说话是在学习书写之前。而且语言有一种不依赖于文字的口耳相传的传统，这种传统十分稳固。例如立陶宛语是1540年才有书面形式的，然而这时的立陶宛语依然在语音、词的结构、名词变格和声调方面都忠实保留古印欧语的特点。索绪尔断言：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因此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的。如果把声音、符号的代表看得和这符号本身一样重要或比它更重要，这就好象要认识一个人，与其看他的面貌，不如看他的照片。
另有一些学者，从图画到文字的变迁讨论这个问题。布龙菲尔德在他的《语言论》中指出，一个图画到了已经约定俗成时，我们不妨称之为字。一个字是一个或一套固定的标记，人们在一定条件下描绘出来，因而人们也按一定方式起着反应。这种习惯一旦建立以后，字跟任何特殊的实物相似之处就是次要的了。由于语言毕竟是我们画不出来的那些事物的一种互相交流方式，所以图画使用者到了某个时候便按照口语用词来安排他的字符，用某个字符代表口语片段的某一部分。真正的文字少不了这个前提。于是，有些字既代表一个可以描绘的事物，又代表一个语音的或语言的形式；旁的字失掉了它们的图画价值，只代表一个语音的或语言的形式；单纯的图画字，同言语形式没有联系的，用处就越来越不重要。语言的价值越来越占主要地位。因此，“在语言学家看来，除去某些细微的枝节以外，文字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设计，就好象利用录音机一样，借以保存了过去言语的某些特点供我们观察。”〔2〕
然而，问题并非这样简单。
首先，文字和口语相比，使用了完全不同的表达形式，这种形式本身参与着意义的建构。雅柯布逊在他的《结束语：语言学和诗学》中认为任何言语都有六个组成因素，它们的相互关系如下图所示：
语境
信息
说话者………………受话者
接触
代码
这表明：任何交流都是由说话者所引起的信息构成的，它的终点是受话者，但交流的过程并不简单。信息需要一些必要的形式：首先是说话人和受话人之间的接触形式（口头的或视觉的，电子的或其他形式的），其次是信息的载体——代码的形式（言语、数字、书写、音响构成物等），其三是使信息“具有意义”的语境的形式（同样的话在不同的语境下会有不同的意义或失去意义）。这样看来，“信息”不提供也不可能提供交流活动的全部“意义”。人们在交流中获得的“意义”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信息的传递形式——语境、代码、接触手段之中。它们和说话人、受话人、信息一道共同组成整个交流活动的要素结构。而且各要素的作用在交流活动中也时刻处于不平衡之中，这一个或那一个要素会在诸要素中多少居于支配地位。于是，交流活动在一种情境中会倾向于语境，在另一种情境中会倾向于代码，如此等等，信息的性质取决于那个占支配地位的要素的功能。这样看来，文字作为一种代码形式，决不仅仅是语言的记录形式或外在设计，它是全部交流活动的“意义”的一种必要的构成。说出来的信息和写出来的信息会在交流活动中具有不同的意义。这种不同的意义事实上赋予代码形式本身（口语的或书写的）以“生命”。当我们面对文字的时候，我们不是简单地面对一种无意义的语言包装，而是面对一个有意义的自主的符号系统。
雅柯布逊在《语言和其他交流系统的关系》中指出，视觉和听觉是人类社会中最社会化、最丰富、最贴切的符号系统的基础。由此而使语言产生了两种主要的变体——言语和文字。它们各自发展着自己特有的结构性质。它们的历史也充满着时而互相吸引，时而互相排斥，时而握手言欢，时而剑拔弩张的辩证现象。
雅克·德里达曾提出要建立一门书面语言学。他在《书面语言学》、《文字和差异》、《声音和现象》等著作中提出：不应把写作看成是言语的外在“服饰”或声音的简化的“编成代码”的翻版。世界不是限于和决定于一种以语音为中心的意义模式。通过对书面语言的分析有助于发挥“意义”的潜能，因为书写不是言语的影子，而是关于语言本质的模型。
其次，就文字本身来说，西方拼音文字和汉民族表意文字在书写系统的性质和功能上又有差异。前者因其“拼音”而与概念保持着距离。后因其“表意”而与概念直接联系。即使是主张文字存在的唯一理由在于表现语言的索绪尔也认为，表意文字有一种用书写的词代替口说的词的强烈倾向。对于汉人来说，表意字同样是“观念的符号”，“文字就是第二语言”。所以索绪尔称他的研究和结论“只限于表音体系”。帕默尔在《语言学概论》中也指出，汉字是一种程式化、简化的图画系统。它不是通过口语词去表示概念，而是直接表示概念，由汉字书写的书面语言独立于口语的各种变化之外。汉字的这一特质使它在中国社会、文化的统一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中国的统一完全依靠一种共同交际手段的存在，这同任何行政区域的统一是一样的，而这种共同交际手段就是全国普遍通用的汉字。中国各地的方言往往很难被别的方言区的人听懂，可是各方言区的人都能看懂用汉字书写的文告。所以，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脊梁，一个学习古希腊文献的学生需掌握多种方言才能欣赏荷马、莎芙、希罗多德、狄摩西亚的作品，而一个学会约四千个汉字的学生就能读懂中国四千年的文献。
也许，正是汉字和西方拼音文字的不同特质，造成了中国语言学传统与西方语言学传统的很大不同。在中国古代学者的眼里，汉字不仅有字形，而且有字音、字义、字能。从字音来说，“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声，或用仄声；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则音节迥异。故字句为音节之矩。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刘大＠①《论文偶记》）字音是句子音律的基础。所以，“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同上）从字义来说，“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王充《论衡·正说》）字义是句义乃至篇章义的基础。从字能来说，“句司数字，待相接以为用”；“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刘勰《文心雕龙·章句》）字能是句法的基础。总之，中国古代的书面语言中，字是根本。它与句子的语音、语义、语法的关系是“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所以，中国古代的语言学以汉字的研究为核心，《说文解字》之学始终处于小学的主导地位。王力在《中国语言学史》中也认为，西方的语言学和文字学可以截然分科，中国古代的语言学离开了文字学就好象无所附丽。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文字学既不是西方的graphemics（研究一种语言所使用的文字符号的字位学），更不是西方的graphetics（研究一种语言在书写时用来表示言语的视觉符号形状的文字学），而是philology（语文学）。对于中西语言学传统的这种差异，我们不能简单地以西方语言学为标准来作价值判断，就象我们不能以西方文字、语言为标准来评价汉字和汉语一样。这种差异，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差异，体现出完全不同的运思方向和价值取向。正如许国璋所说：“从语言的书写形式出发，去研究语言，这是汉语语言学一开始就有的特点”（74页）。“汉语的文字学即是研究古汉语演变的历史语言学”（75页）。“中国的通行文字并不相当于拼音文字的字母，而相当于词素和词，词素和词通过组合规则构成语言，成为信息的载体。中国古代经学家考察文字，实际上是把文字作为文化信息的载体来进行的”（13页）。
二、关于汉语、汉字的文化建构
汉语、汉字的文化建构，是我国语言学界长期忽视的一个课题。由于片面将语言的符号功能单纯化，把语言视为一种类似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我国的现代语言学未能将对汉语、汉字结构特征的认识与汉语、汉字的文化属性、文化内涵、文化功能联系起来，从而作出科学的理解。许国璋却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深入论述了汉语、汉字的文化建构，这是难能可贵的。许国璋所说的“语言哲学”，不同于现时西方流行的分析哲学的语言哲学，后者是出于形式语言学或逻辑语言学的范畴。许国璋所论“语言哲学”，属于“文化语言学”和“人类语言学”（90页）。许国璋认为，汉语、汉字的符号建构，是汉民族认知世界的一种结构化运作。这一点在许慎的《说文解字·序》和刘勰的《文心雕龙》有关论述中已清楚地表述出来。
例如许慎指出：“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许国璋认为，中国古代学者没有对现代人所称的“语言”作正面的考察，而主要是从语言的书面形式论证文字的起源，“因此，我们可以从他们对文字起源的论证中，找出某些语言起源的理论”（13页）。许慎的论述表明，初民是把天象和物象作为语言资源来看待。初民对世界的认知形成一个系列，“天象、地貌、鸟兽的足迹、作物的生态、人身、人身以外诸物，都提供了各自的符号”。这种认知“由二项对立（binaryopposition）构成：天和地、鸟兽和农作、人和物。三组六类的名，反映人对世界的分类和认知”（13—14页）。在这里，许国璋把汉语的文化建构与汉民族世界观的建构紧密联系起来，体现出深邃的语言本体论思想。他为汉民族的文化、语言、认知的建构描绘了这样一个模式（68页）：
─天象
观、视│物││鸟类
人───│├───┤│兽类
取│象││地象│
（庖牺）───││││植物类
─人类
在这样一个模式中，语言显然成为人与世界连结的纽带。语言之“象”正是一个民族看待世界的
又如刘勰指出，“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锺，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许国璋认为刘勰是在回答什么是形成世界第一原理（道）的问题。而他的答案是，我们至少可以从道的表现形式（realization）来对它观察，这就是道的“文”。这个“文”不是客观的天体地貌告诉人的，而是人对客观世界认知以后形成的概念。许国璋把“刘勰的语言学理论”概括为一个从客观世界到人的概念加工，再到语言，又到文字的模式（39页），指出这一模式在承认客观世界形和体的同时，充分肯定了人的认知作用，肯定了语言的主体性。
许国璋关于汉语的文化建构的论述给我们很深的启迪。
中国公元前200年诞生的一部解释词义的语言学专著《尔雅》，对所解释的词语作了这样的分类排列，即：释诂——释言——释训——释亲——释宫——释器——释乐——释天——释地——释丘——释山——释水——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从这样一个排列体例来看，其顺序依次是语言人类社会的亲属——宫室——器具——音乐自然界的天——地——山——水生物界的草——木——虫——鱼——鸟——兽——畜，要言之，即语言人自然生物，语言排在第一位。这显示出语言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位置。在语言部分，《尔雅》或“举古言，释以今语”；或“约取常行之字，而以异义释之”；或“道物之貌以告人”，如此细密地辨析词义，反映出古人对语言意义的高度重视。《尔雅》反映的是中国先秦两汉时期人的文化知识结构。在这个结构体系中，词义的理解与阐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这种对语言意义的重视，其实不独从《尔雅》始。在某种意义上，《尔雅》是对前代名物释义的一种大汇编。早在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至前221年），语义的解释就成为人们认识世界、体验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如《尸子》中将一对一的同义互训汇通为一对多，多对一的语义阐释方式。这种语义阐释方式在《尔雅》中蔚为大观。古人将自己对世界万象聚散离合、有机统一的理解，透过语义的汇通与条理固定下来。词义系统成为人的世界蓝图，语言观成为人的世界观的基础，这就说明《尔雅》何以以语言为其发端了。
中国古人对语言的重视显然出于他们对语言本体论意义的一种独特的感受。从哲学意识萌动的时候起，中国人就始终把人看作世界和宇宙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并非中心的部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人”和“我”的概念的基本特征在于它们不仅有人类学的含义，而且有宇宙论的含义。人与世界的本质关系及由之而来的认识关系，庄子在《齐物论》中非常精练地表达了：“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人并没有截然区分人与世界的自然关系和人文关系，相反，他们倒是早就看出这两种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法非此即彼地截然分开。人与世界的关系决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全方位的。体现和维系人与世界的这种多方位关系的语言，因而也非纯粹的符号系统和工具——
语言是人性的表现。孔子说：“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曰》）在古人眼里，“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春秋谷梁传》）
语言是天道的表现。古人认为，“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维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之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朱子语类·卷百三十九）
语言是事物本质的表现。许慎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说文解字·序》）在古人看来，文字的产生，是由于从鸟兽的足迹领悟到不同的纹理可以互相区别，因而有必要，也有可能对万事万物的“纹理”加以抽象和区别。所以，“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而“文者，物象之本也。”经过象形——象征的抽象过程的文字图象，已不再是事物的自然之形，而是凝聚着人的概括的事物本质。
语言是治理天下、教化人伦的基础。古人对语言在一个社会组织中的维系作用有深刻的理解。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因而“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成为春秋时代的一种社会警醒意识。孔子把正百事之名作为他为政的首要之事。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古人又把语言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的象征。在他们看来，历史上既有“结绳之政”，又有“八卦之政”，然后是“书契之政”。所谓“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尚书·序》）《周易·系辞》这样评价语言文字的治理天下的作用：“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夬”是《易》卦名，这里作事物的画象。正由于语言文字概括了事象而又条理了事象，掌握文字就掌握了一种世界秩序，从而人人明理习仪，天下才得以治理。古代的统治者深谙此理，如《周易·夬卦》所言：“夬，扬于王庭。”《五经文字叙》解释说：“夬，决也。王庭孚号，决之大者，决以书契也。”这就是说，统治者总是利用文字下判断，在王庭上公开号召。许慎的解释更明确：“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也。”（《说文解字·序》）文字不仅是“宣教明化”之本，而且由于懂得文字可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说文句读》），可以“令行禁止”明其忌，所以王者对“能文者则禄加之”。
总之，天道人性，流于语言，化成万物。古人“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正因为语言在古代中国人的心目中据有如此重要的本体论地位，所以古人论文辞才有“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者也”的说法。
三、关于汉字的起源和演变
在汉字的起源和演变问题上，许国璋提出了两点有价值的看法。一是汉字起源的此世性，二是汉字起源的抽象性。这两点看起来互相矛盾，但其实质是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汉字起源和演变的文化特征。
汉字起源的此世性，说的是汉字产生形成的社会文化原因。过去我国学术界很少从理论的角度思考汉字之社会文化缘起。许国璋以《说文解字·序》中“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一段话为依据，指出汉字的起源具有“此世性”。古代的汉字起源论与西方民族的“神造字母”论不同，“腓尼基人奉Cadmus神为字母的创始者，诺尔斯人奉Odin神为Rune字母的创始者，希伯莱人奉人类始祖亚当为语词的创始者，汉族初民奉‘王天下’的庖牺氏为创始人”。这“说明汉字起源学说的此世性，这一此世性是整个汉文化的此世性的一部分”（66页）。为什么这样说？许国璋引用了金岳霖的观点。金岳霖根据人与世界关系的不同，称印度文化为他世性的（otherworldliness），讲来世超度；希腊文化为超世性的（super-worldliness，即站在超出世界的层面上观察和分析世界），讲设问求知；中国文化为此世性的（this-worldliness），讲实用经验（见75页）。从许慎《说文解字·序》可以看出，古代的汉字起源论是与社会发展论密切联系的。“王天下”和“作《易》八卦以垂宪象”是相互联系的，治理天下需要书面符号形式。其后“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又，万品以察。”随着生产的发展，简单的符号已不敷社会的需要。于是书契（文字）应运而生，它使各类事物的区别明显了，也使各项公职的执行方便了，从而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许国璋显然指出了中国古代语言、文字起源学说的一个重要特点，尽管庖牺氏制八卦，仓颉造字都带有神话传说的色彩，但它们的社会发展基础是无可怀疑的。
与汉字起源的此世性相联系的还有汉字符号的人为性。许国璋认为，不能套用西方符号理论的能指所指结合任意性的原则来解释汉语言文字。所谓任意性原则是指语言符号所反映的词与物的关系是任意的，而非自然的。许国璋认为，任意性原则对硬要建立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自然联系的批判是正确的。但事实上词与物的“自然结合”本身不可能在语言这一个介质中体现，它不存在，因此为它而作的假设也就无必要。然而反过来用这一假设（指“自然结合”论）证明“语言符号任意性”原则的正确，却是荒谬的。因为从语言体系来说，语言是一种理性的行为，具有系统性（systematicity）、可分离性（discreteness）、可学会性（learnability）。“语言学家发现语言的体系，是人对自身行为中的理智性的发现，也是对于理智性存在于语言行为中的肯定”（24页），“词之所以为词，是因为它存在于各种关系中。……正是这种可以抽象的延伸赋予词的‘所指’一种内存的理性；‘所指’之多而有变，都是按早已被人们所认识到的法则进行的，不是偶然的。在理性的网络中，词的所指变成一桩理性的事件”（31页）。从语言的群体发生来说，原始时期的语言符号是有任意性的，因为当时部落未成、语言未备，名不可能是有关联有从属的名，不妨假定为独一、偶然、任意的名。部落社会时期的语言符号是约定俗成的。所谓“约”，指社会制约，社会共议（consensus），决非任意创造，因为其时语言社团形成，语言使用者担负了命名和用名的双重任务，开始有了当时条件下的社会制约。文明社会时期的语言符号是立意的（motivated），即使是民间任意创造的词，也有语言文字学家赋予有理可据的形态（此段参见32页）。从语言的个体发生来说，小孩学母语或成人学外语，都有一个对任意性从感之甚切到不再感到的过程。小孩学语时常有的“超类推”（overgeneralization）现象，即对“任意性”的一种抵制（见31页）。可见“任意性”只是心理适应过程中的一种暂时现象，不适应就觉得不可捉摸，适应了就觉得理应如此。在这个意义上，任意性是可以转变的，不是客观存在的一种语言特征”（同上）。因此，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的联系是一种“人为的联系”、“理性的联系”，是受语言和社会双重制约的联系。许国璋特别指出：“中国古代的语言哲学，正象中国的主流哲学一样，是入世的，旨在治世的。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之学，其中心思想即是找出能指和所指之间的理性联系。”（37页）
如果说汉字的起源是此世性的，那么汉字的符号建构应是具象的，它出自于汉民族的实用——经验理性。然而许国璋并未在具象性上停留，而是指出了汉字起源时即具有、以后又不断发展的符号概括性。他以许慎《说文解字·序》“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一段话为依据，指出初民的造字是按照物的类画它的形，而不是按一件具体的物来画出它的形（如牛代表牛类，不是哪一只具体的牛）。这时已有概括，但抽象不够。其后从有限的物象产生无限的字，意味着字已经变成脱离物象的符号，抽象程度提高了，字的符号性增强了。许国璋强调指出（72—73页），汉字从象形变为象征，从图形变为笔划，从复杂变为简单，它的“文”已经大大不同于原来的图象，成了物象中最本质的东西，而它的“形声相益”的孳生更不受物象的限制。但许国璋并不因此否认汉字构形的理据。他把“分理别异”和“形声相益”看作汉字的两个特点，始终认为“汉语的方块字是形、声、义三者的结合体”（75页）。“文字的产生，贵乎有区别性特征”（70页）。并因此而批评那些片面强调汉字的符号化、符号性，且由此引申出方块汉字应废弃，代之以彻底符号化的拉丁字母拼音的观点，是“不经意地将语言的区别性原则置诸不顾”（75页）。许国璋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即如何看待汉字的符号化过程，如何理解汉字的文化特征，如何认识汉字在其结构形成和演进的历史上所具有的独特的文化功能？
许慎认为，在仓颉造字之前，古人已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开始了象征符号的创造。汉字由图画文字发展而来（例略），汉字的发展史又是图画文字的象形、象意特征逐渐褪化的历史。这种褪化不是要将汉字发展为一堆纯粹假定性的符号，而是要使汉字的表意功能更好地适应语言与思维的发展。在汉字表意功能的不断完善中，汉字的结构形态无论在历时层面还是共时层面都经历了很大变化。
从历时层面来说，汉字的文化形态经历了一个不断符号化的递嬗过程。根据考古学的发现，汉字由图画文字向象形文字的过渡，在距今4500年左右。与图画文字相比，甲骨文字毕竟在符号化方面迈进了一大步。它的象形字大部分已经线条化、轮廓化、特征化了。尤其是甲骨文正以一种强劲有力的趋势用形与声的互注发展汉字的表意功能，使汉字能适应日常交际中新概念新语汇的大量形成。例如甲骨文的“河”字即在原有的“何（荷）”字形体上加形符“水”，“祀”字即在原有的“巳”字形体上加形符“示”，“鶏”字即在原有的象形符号上加声符“奚”。
周代的代表文字是金文，它在结构上与甲骨文没有很大的不同。春秋战国时代，由于社会的变革，封建割据冲破了汉字的统一规范。各种地方势力和地方文化对汉字作了种种改造，或分化，或繁化，或简化，但汉字发展的历程并没有中断。作为汉字发展主流的秦系文字，出现了直线化、笔画化的趋势。尤其是在秦统一天下后整理、推行的小篆，字形简化，形体固定，异体字减少，合文淘汰。秦系文字的进一步发展，终于导致汉字形态的巨变，产生了隶书。
隶书前的古汉字都以曲线构形以象实物之形。这种写实性的曲线虽经小篆改为圆润的线条，但象形的表意作用仍很突出。隶变将圆润的线条改为方折的笔画，使汉字的书写彻底摆脱了“描绘”而成为符号的书写。隶书大大简化了汉字的形符。许多以不同实物为摹写对象的形符被简化成单一的符号。如隶书中“鸟”字的四点，在小篆中是鸟爪的象形符号；隶书中“燕”字的四点，在小篆中是燕尾的象形符号；统一改为四点后，这些字的象形作用显然淡化了。由于形符的简化和统一，许多字难以看出本义。在符号化的进程中，汉字在象形的作用上付出了代价。
但隶变并没有改变汉字象形表意的性质，只不过使汉字的象形表意手段大为简化了。隶变后的汉字依然可以有一定的索形依据。例如“车”字在甲骨文中画有车厢、车轮、车衡、车辕、车轭、马、辔、车辖。隶书中的“车”，仍可以看出一个车厢和两个象征性的车轮。“角”字在甲骨文中象牛角形。隶书中的“角”字上部仍呈角形，等等。在古汉字中，同一个象形符号无论作单字还是作偏旁都是一样的形状，而在隶书中，“手”形作偏旁则左有“打”，下有“拳”，上有“看”；“示”形作偏旁则左有“祖”，下有“祭”等等。从这些偏旁也可以看出，隶变后的汉字结构虽然褪去了古汉字原始的象形特征，但在它的笔画态势中依然保留了相当程度的象形表意的理据，而同时，隶变后的汉字又大大便于书写了。显然，这是汉字表意功能在发展中的自我完善。
汉字数千年的发展过程，是其与生俱来的象形表意功能不断完善的过程。世界上许多文字都曾经历过图画文字的阶段，然而后来大多走上了用字母记音的发展道路，成为语言符号的符号。而汉字却把它的以形示意的文化形态发展，保存了下来。为了适应汉语表达的需要，汉字在表示词音上发展过多种手段，但它的逻辑框架依然是以表意为核心，形成其独具一格的文化样式。许国璋对汉字的符号概括性的分析和评价，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汉字及其文化特征。
注释：
*《许国璋论语言》，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1年版，第75页。以下引许书只注明页数。
寒丝雨范文6
“游丝工”与“双钩碾法”辩证
汉玉“游丝工”，亦称作“游丝刻”、“游丝毛雕”或“游丝白描”，顾名思义是指玉工以一类细若游丝的阴刻线表现玉器纹饰形构特征的治玉技法。迄今为止，尚未发现汉代文献中有关“游丝工”的记载。目前所知对汉代“游丝工”的描述，最早见于明代高濂《遵生八笺》卷14《燕闲清赏笺·论古玉器》：“汉人琢磨，妙在双钩，碾法婉转流动，细入秋毫，更无疏密不均，交接断续，俨若游丝白描，毫无滞迹。”高氏观摩精细、所述入微、尽得其妙，应系把玩过实物后的经验之谈。近世藏家提及“游丝工”，多以高说为“母本”，比附实物作人云亦云观，而少见勘验汉玉实物标本对上说作全面检讨者。
若以高濂上述“双钩碾法”说为判断标准，要确认一件汉玉的阴线刻雕琢技法为“游丝 工”，则需具备以下几个条件：一、线条琢磨为“双钩碾法”，形构为“双钩阴刻线”；二、阴刻线细如发丝；三、阴刻线弧曲状，婉转流畅；四、线条雕刻精整清晰、疏密均匀，无交接断续之处或阻滞壅塞痕迹。
然以上述标准从已发表的汉玉材料中筛选、求证“游丝工”典型器，则符合条件的例证极罕见。即便检索目前藏家、研究者著录中所明确列举的“游丝工”汉玉标本，从其图谱细观完全符合上述条件者亦寥寥无几，由此便出现这样一种情况：论者说汉玉“游丝工”皆以高氏说为准而言之凿凿，但所列举的实物例证特征却又与上述文献所记不符。如何看待此类“文”、“图”近乎相悖的现象？高氏所云汉玉中的“双钩碾法、游丝白描”，如无一定数量的实物标本支撑，则岂不成了夸张溢美、名不副实的虚妄之辞？如何更为确切地界定汉玉“游丝工”标准？
笔者以为并非高濂所论本身出现了问题，汉玉中的“游丝工”，原本应是一类细若游丝阴刻线微雕技法的统称，此类阴刻线在汉玉中有单阴线、双阴线、短斜线、直线、曲线等多种形态。高氏所谓的“双钩阴线，游丝白描”，实则仅为汉玉众多“游丝工”阴刻线中的一种物化形态而非概指其全部（图1）。后世藏家不审其详以高氏“双钩碾法”定义汉玉“游丝工”，进而将其作为界定“游丝工”的标准使用，则难免以偏概全而滋生歧义。以下检索《中国出土玉器全集》收录四例汉玉标本作具体说明。
西汉早期双身兽面纹玉璧（图2）：1977年陕西西安市北郊枣园南岭汉墓M1出土，主纹区分区雕琢双身兽面纹、凤鸟纹和谷纹并以细密束丝纹圈带界隔。构图中属于“游丝工”刻饰的部分有：1.内孔缘部、外周缘部阴刻极细的变体几何云纹；2.双身兽面纹、凤鸟纹的躯体部及头部的冠、额、眼、鼻、唇上分别加饰的极细双弧线、单弧线、繁密网纹等；3.侧面阴刻极细的篆书文字：“六百六十一”；4.用于分隔主纹区的束丝纹圈带。
西汉早期双首合体龙形玉璜（图3）：1997年安徽巢湖北山头汉墓出土，两端龙首以阴线刻、浅浮雕雕琢，龙身饰勾连谷纹。图中属于“游丝工”刻饰的部分：1.龙首的眼、嘴、上下吻、脸颊、角、下颌部分的阴刻边廓线；2.脸颊、鳃、下颌部束丝状的绺毛。
西汉中期兽面形四神玉铺首（图4）：1975年陕西兴平汉武帝茂陵陵园出土，正面雕琢兽面五官轮廓及四神形构、云气纹等。背面以浅细线刻饰桃心形纹、流云纹等。图中属于“游丝工”刻饰的部分：1.正面兽面纹中的眼、眉、鼻部位刻饰的浅细边廓线、花枝纹、卷叶纹、网纹、云气纹细阴线；2.龙、虎躯体部、尾部刻饰的细阴线，凤鸟尾部刻饰的卷云纹、羽状纹细阴线；3、背面刻饰的桃心形纹、流云纹浅细阴线。
东汉镂雕玉座屏（图5）：河北定县中山穆王刘畅墓出土，座屏由四块镂雕玉片插接而成，主题纹饰为透雕青龙、白虎，中间两片透雕人物、禽兽。上片为西王母与玉女、凤鸟、九尾狐、三足乌等，下片为东王公与侍者、熊、玄武等。构图中属于“游丝工”刻饰的部分：1.西王母、东王公、侍神面部五官轮廓线，发式、服饰、肩部上卷的两翼轮廓线；2.西王母、东王公座下悬圃轮廓线、中部装饰的直线、三角状网纹；3、九尾狐、凤鸟尾部勾勒的卷弧形细阴线，三足乌躯体轮廓、羽翅轮廓等。
显然，若按高氏所云“双钩碾法”标准对比上述几例汉玉图式中的“游丝工”特征，则无一例与之完全相合，上述玉作图式中诸多形态的浅细阴线刻，多与“双钩碾法”毫不相干。由此，不能将所谓的“双钩碾法，游丝白描”与汉玉“游丝工”完全等同起来，形成认证标准上的误区与歧义。
汉玉“游丝工”的功能与应用
汉代“游丝工”阴刻线组图精巧细腻、流畅华美、生动多变。它的出现与流行，丰富、细化了汉玉形构、图式的层次与内涵，弥补了玉作平面雕或圆雕图案呆板单调、细节模糊省隐、立体感不足的弱点，将传统的阴线刻技法推向了精工细作、出神入化的极致，成为汉玉最高工艺成就的代表之作。汉玉“游丝工”阴线常用于刻划、装饰器物形构、图式的以下部位。
禽兽头部五官轮廓线、肢体屈曲部及须毛、羽翼等。如巢湖北山头汉墓出土西汉前期双首合体龙形玉璜、湖南长沙咸家湖陡壁山汉墓M1出土龙纹玉牌饰（图6）图式中，龙首部鬃毛、卷曲须发、躯体缘部短毛线、四肢弯曲处短平行毛线、绞丝纹状卷曲长尾、体表卷云纹、羽状纹等均以“游丝工”刻饰。陕西咸阳汉元帝渭陵建筑遗址出土玉鹰、陕西南郑龙岗寺汉墓出土鹰形玉剑首、陕西咸阳汉元帝渭陵建筑遗址出土圆雕辟邪（图7）中，鹰的羽翼以长阴线和密集短阴线刻饰，辟邪头部颌下垂髯、脸颊后披毛、肩部双翼，尾部披毛，皆为“游丝工”刻划。
人物的发式、服饰、佩件等。如1975年安徽涡阳汉代崖墓出土玉人佩（图8、9），体扁圆形，玉人拢袖站立状，头着冠，身穿交领右衽长袍，腰间佩玉组绶。玉人面部的眼、鼻、嘴轮廓线，头后冠下的细密发丝，腰部下垂的玉璧组绶及袍服上的菱形线刻纹，均系“游丝工”刻饰。
流云纹、卷云纹、变体兽面纹、变体几何纹等。如河南永城邙山镇僖山汉墓出土的心形玉佩、山东济南长清济北王陵出土的玉枕（图10）、西安北郊枣园西汉早期墓兽面纹谷纹玉璧、西安北郊大白杨西汉早期墓双身兽面纹玉璧（图11）等标本构图，器表阴刻极细的勾连云纹、变体几何云纹、变体兽面纹，皆属典型的“游丝工”技法。玉枕上的“游丝工”线刻图式还见于河北满城陵山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器。
束丝纹、花枝纹、网纹、短平行斜线纹等。如河北满城陵山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镶玉鎏金铺首（图12），镶玉雕琢兽面纹，兽面的额、眉、须等处填饰细若毫发的束丝纹。西安北郊大白杨汉墓出土的双身兽面纹玉璧，兽面纹中的三角形、方形、半圆形细网纹，均为“游丝工”技法。西安北郊枣园西汉早期墓大双身兽面纹谷纹玉璧、陕西兴平县武帝茂陵园出土兽面形四神玉铺首、西安西北郊六村堡西汉建章宫遗址兽头铁芯玉带钩（图13）图式中也有此类短平行斜线纹、花枝纹、网纹“游丝工”细阴刻线。
细微文字的刻划：陕西西安市北郊枣园南岭汉墓M1出土西汉早期墓双身兽面纹谷纹玉璧，侧面阴刻极细的篆书文字：“六百六十一”，为典型的游丝工技法。此类游丝工文字还见于东汉流行的玉刚卯、严卯图式中。
汉玉“游丝工”阴线在玉作中应用十分广泛，上文仅是列举了常见的几类。需要说明的是，一件汉玉作品构图往往同时使用多种“游丝工”图式，从而构成玉作图式变换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艺术美感。
汉玉“游丝工”溯源
关于“游丝工”出现、流行的年代，目前流行的说法认为“游丝工”系汉玉特有的线刻技法，其兴起年代始于西汉中期以后，这是不正确的。
汉玉“游丝工”溯源，至迟可追索至春秋中晚期，1992年陕西宝鸡益门村春秋晚期秦墓M2中出土一件精美的蟠虺纹虎形玉佩（图14），虎头部的眼眉、上下吻、耳、躯体及尾部的边廓，躯体蟠虺纹间隙处，填以形态各异的束丝纹带、平行短斜线纹带，阴刻线浅细、繁密而精整，可视为早期“游丝工”的雏形。类似的集束浅细线刻饰工艺，还见于河南光山宝相寺春秋中期黄君孟墓出土虎形玉佩、山西太原金胜村赵卿墓出土玉璜的形构图式中。这一时期玉作中的“游丝工”不仅数量有限，线刻的精细程度不及后世作品，其使用范围似乎也仅被限定在刻划“束丝纹”、细密“短平行斜线纹”中，表明此期“游丝工”阴线还处于较原始的早期发展阶段。而春秋玉作中的细密“束丝纹”，有论者认为应源出于同时代金器、青铜器的同类纹饰中，实则在西周晚期人面纹玉璜、神人凤鸟合体纹柄形器侧面人首集束细发丝纹中也可找到源出线索。
到了治玉工艺成就空前发达的战国中晚期，“游丝工”技法趋于成熟，不但阴线刻更为精细考究、其应用范畴也不限于仅刻划“束丝纹”、“短平行斜线纹”，而是被更为广泛地运用于刻画禽兽的细部形构轮廓、羽翼、绺毛、发丝，人物的服饰、发式、佩饰，各种用于装饰的花叶纹、花枝纹、细网纹、卷云纹及文字微雕等玉作图案中。尤其是楚玉中的“游丝工”阴线刻，图式变幻生动、精细谨严、极尽奇巧、独树一帜，步入空前繁盛的巅峰期。如细阴线网格纹形构，就有三角形、四边形、菱形、椭圆形、半圆形、水滴形、花瓣形、花枝形、树叶形、鳞形、“T”字形、不规则形等多种。这些刻划一丝不苟的细阴线网格纹填饰于玉作图案空隙处，几乎达到了可随心所欲形变的地步。典型例证见于如河南淮阳平粮台遗址战国墓出土的龙形佩、河南辉县固围村M1祭祀坑出土龙纹玉璜（图15）、安徽长丰杨公战国墓出土双首合体龙形玉璜、湖南临澧九里茶场战国层叠式龙纹玉璜、故宫藏战国盘发玉人等。这些标本图式中均有细若发丝、生动流畅、精整考究的“游丝工”阴线填图。
西汉早中期玉作中“游丝工”的形态及刻划风格，直接从战国中晚期沿袭而来，两者从器形、组图、雕琢技法看区别不大。这一时期流行的双身兽面纹玉璧、双首合体龙形璜及其玉作中的束丝纹、细密短平行斜线纹、细网纹等，皆可直接从战国中晚期玉器中找到出处。尤其是玉作中的束丝纹、网格纹、卷云纹等，可看出承袭战国楚玉的典型特征。西汉中期玉作图案中的“游丝工”，始有趋于简约疏朗之风。西汉晚期至东汉之际，汉玉“游丝工”阴线有了明显变化，线条较前期玉作更为浅细、流畅、华美、精致，凸显出更为浓郁的艺术装饰风格。有些玉作精品中的“游丝工”，阴线刻划得极为细浅，肉眼观之时隐时现、若有若无，几乎无以窥其全貌，微痕观察却又条分缕析、流畅自如、精整考究，绝少有深浅粗细不均、崩裂、断线、起毛之处的败笔，表明此期“游丝工”技法的发展日臻成熟完善。典型器见于陕西宝鸡北郊金河砖厂东汉早期吕仁墓出土玉辟邪插座（图16）、江苏扬州甘泉老虎墩东汉墓辟邪玉壶、陕西咸阳汉元帝渭陵建筑遗址出土玉辟邪、陕西南郑县龙岗寺西汉晚期墓鹰形玉剑首、济南长清济北王陵西汉晚期玉枕等。
汉玉“游丝工”的刻划工具
关于对雕刻“游丝工”阴线使用工具的判断，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此类细若发丝的阴线是用高硬度的尖状器刻划出来的。此说认为玉作铊具不可能雕琢出如此细浅流畅的阴线纹，况且当时也没有如此轻薄细小又刃口锋利的铊具。另一种观点认为“游丝工”阴线是用极小的勾砣雕琢出来的，原因是玉料硬度大，古代难以找到符合条件的高硬度尖细器刻划工具，况且如不借助铊具刻划，仅凭手持高硬度尖状器亦无法刻划出如此圆熟精致的浅细线。
近年有研究者对部分“游丝工”阴线玉作标本局部放大后微痕观察，可以看出此类细阴刻线应系使用细小铊具刻划而成。以西安西北郊六村堡西梁果村西汉建章宫遗址出土兽头铁芯玉带钩为例，钩首兽头上的双角由极细密的“游丝工”阴线刻划。取其一观察点放大60倍作显微观察（图17、18、19），则可清晰地看到阴线凹槽底部有铊具旋转切割留下的集束直线痕；再取其颈部细密网纹作第二观察点放大60倍显微观察（图20、21），可看到构成网纹的阴线凹槽有浅宽和窄细两种痕迹，推定网纹制作是先以细小勾砣刻划出大致平行的窄细线，再刻出与窄细线相互切割的另一组浅宽线痕，两类线均不甚规整，铊具碾磨的痕迹甚明显。再如陕西宝鸡北郊汉墓出土东汉玉辟邪，体表密布的流畅精细“游丝工”阴线，以局部放大作观察点，则勾砣走砣切割痕迹明显，少数地方还能看到铊具旋切的“崩口”现象。
当然也不排除少量的“游丝工”阴线可能是玉工用尖状器刻划而成的。如河北定县北陵头中山穆王刘畅墓出土东汉玉座屏中的神人禽兽浅细线轮廓（图5）、安徽涡阳汉代崖墓出土玉人的头后部细密集束发丝（图9）、西安北郊枣园南岭西汉早期墓M1出土的双身兽面纹玉璧图案中填衬的简约不规则兽首纹等，此类阴刻线一般具有线条极其细浅模糊、刻划不甚精致规整的、甚至肉眼无法细观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