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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经典作品范文1
[关键词]嘉莉 薇龙 物质 精神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08-0074-01
女性主义文学由来已久,作家笔下的女性都有着相似的经历和命运。通过对女性生存状态和态度的描写,可以做出以下总结:女人把爱情和家庭看成一切,经济不能独立,没有社会地位。女性是感性动物,为了达到目的往往不惜一切代价,甚至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对异性的重视和感情依赖女性要远远高于男性。
美国伟大的自然主义作家西奥多·德莱塞的处女作《嘉莉妹妹》中的主人公嘉莉和我国著名的作家张爱玲的中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主人公葛薇龙生活在不同的国度,有着不同的生活目标,面临着多次的人生选择却有着相似的遭遇和命运。贫寒农村出生的嘉莉来到了令人神往的繁华都市芝加哥,寄人篱下在姐姐家中。嘉莉由于经济的拮据使她对物质的追求变得疯狂和执著。薇龙虽然出生在中产家庭中,但是战乱中的家里积蓄也几乎消耗殆尽。薇龙不想因辗转耽搁学业,也想要摆脱贫穷的家庭,决定一个人留在香港读完中学,因而投靠和父亲不相往来生活腐化堕落的姑母。在姑母家的奢华中忘却了学业,在爱情的执著中失去了自我。
一、不同的梦想追求
嘉莉是一个典型对物质疯狂追求的女性。通过在姐姐家的生活和自己打工的经历,她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钱可以解决一切。为了摆脱贫困和疾病的泥淖,她成为推销员的情人。可是杜洛埃只是小推销员,他的金钱根本达不到嘉莉的要求,所以她选择了银行经理赫斯特伍德。选择杜洛埃让嘉莉更加坚定了物质金钱的重要性。爱情在嘉莉看来就是金钱。与嘉莉相比,葛薇龙是个一心向学的单纯女孩,为了学业而求助于姑妈梁太太。她是个单纯而又不太聪明,完全看不到环境的险恶,对男性盲目服从而没有反叛精神的弱女子。她遇到浪子乔其,并且单纯地爱上了这个油嘴滑舌花花公子。
二、梦想的实现
嘉莉的满足感来自于男人带给她的富足的生活。当她走出姐姐的家门,迈进杜洛埃的生活圈子时,她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她学会了花钱去看演出,外出吃饭,比起在姐姐家贫穷的生活,这就是天堂。充足的物质生活让她看到了希望,明确了生活的目标。可是很快杜洛埃的金钱就无法满足嘉莉的生活。银行经理赫斯特伍德比杜洛埃更风趣幽默,更善解人意,更有经济实力,所以他成为了嘉莉物质追求的下一个目标。在嘉莉的眼中,他只是一个可以提供给她富足生活的人而已,没有爱情可言,只有金钱关系,所以在他拿着当天的营业款的诱惑下到了纽约。在赫斯特伍德忙于赚钱的时候,嘉莉认识了新来的邻居万斯先生和夫人。在二人的带动下,她看到了在百老汇大街上游玩的人,才是真正的有钱人,所以嘉莉有了新的目标,就是要像百老汇的人一样成为一名不单单地来游玩,而是来摆阔的富人。嘉莉在追求物质满足的路上是幸运的,她遇到了甘愿为她付出的人,遇到了走上百老汇舞台的机会,从合唱歌舞队开始了她的舞台生涯,成为了一名物质丰富的富人演员。
薇龙的满足感来自于精神层次。但是让薇龙的潜意识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就是物质可以带来精神的满足,就像自己的姑母一样,纵然年老色衰,却可以用钱找来男人的呵护和关爱。自己的爱情也可以这样得来,只要提供给自己喜欢的人以足够的物质享受,就可以换来爱情。但是这些想法直到乔其的出现,她才真正应用于实践之中。在薇龙的意识中,女人不是为自己而活,而是为爱情而活。乔其就是那个让她活着的男人。在姑母的帮助下,用姑母的手段“强迫”乔其娶她为妻,以此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追求。尽管她付出的代价是惨痛的,她还是无怨无悔。薇龙自愿成为一名交际花,承担起和乔其在一起的花销。
三、相似的命运
嘉莉出名后,拥有了马车、豪华的住所和银行的存款,羡慕她的朋友也多了,但是精神却空虚了。她觉得自己精神并不幸福,赫斯特伍德已经穷困潦倒死在了这座嘉莉取得成功的城市,这个曾经带给她生活希望,又让她无可奈何的男人没有机会和能力再去呵护她了。与嘉莉相比,薇龙也同样不会把握自己的命运,追错了目标,选错了人生路。薇龙看似精神的满足是自欺欺人的,就像她所说的“我爱你,关你什么事”,在薇龙的心中,爱情是单行线,可以一个人走,这就是她的精神支柱,利用身体换来金钱,利用物质换来“爱情”,这种生活的未来有希望吗?
小说中的两位女性有着不同的国度背景,却有着相类似的生活经历,无论是物质的追求还是精神的追求,最终选择的人生道路是相似的,留下的只有空虚和寂寞。她们就是当今社会女孩们最好的反面教材。没有理智的物质追求和精神追求只会让自己的前途一片灰暗,没有希望。
【参考文献】
张爱玲经典作品范文2
一、“门”――伪装的隔断
亚里士多德曾言:“心灵的思索离不开形象。”[2]每一件艺术品都必须表现某种东西,任何一件作品的内容,都必须超过作品中所包含的那些个别物体的表象。所谓的艺术都离不开形象,而形象不仅仅是物理表象,而是包含着情感和思想的特殊形象,也就是意象。
电影的实质是将现实生活在银幕进行重现,而艺术电影由于非完全纪实性的原因,需要对物象进行特定筛选,通过视听语言将具有意象价值的现实生活进行提炼升华与象征转义。在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过程中,导演通过镜头角度,剪辑节奏,布光与色彩的手段将文本影像化,而意象作为具化实体,理所应当地成为了文本影像化的一把钥匙。而导演作为二次创作者,也会将自己对于文本的理解投射成为固定的意象。
电影《红玫瑰白玫瑰》基本按照原著进行还原,甚至多处对白都直接使用原著中的人物对话。张爱玲的作品以细腻独到的心里描写见长,为了完全还原作品气氛,影片中多处使用字幕卡,直接插入原著中的心理描写与环境描写,同时配合空镜头,使影片意蕴悠长。
电影中,书中上海公寓的精致与繁杂在银幕上被完全还原。导演通过对建筑物细节的描摹,在增加影片写实感的同r,赋予了影片更多的象征意味。在小说原文中多次出现的意象――“门”也在影片中反复出现。门在建筑学角度,对空间实现分割。而在镜头中,门既可以作为画面框界进行构图,又可以从镜头中独立出来,构成场景与舞台。无论是公寓的大门,振保与娇蕊的房门,还是开合的电梯门,都暗喻着主人公内心情感的摇摆与挣扎。同时,导演通过门形成的光影,使人物的面光进行变化,在明暗交替之间,更能凸显剧中人物内心的阴晴变化。比如在《红玫瑰白玫瑰》中段,饰演娇蕊的陈冲在门廊弹钢琴,演员的脸全程覆盖在雕花门的阴影之下,而在门边凝视娇蕊的振保则是逆光,导演利用这样的布景创造了表演上的留白,为男女主角之间试探与到最终臣服于欲望的心理变化过程赋予了丰富的层级感,完成了本片的第一出情感。
同时,影片中的很多重要场次都发生在门侧,比如振保与娇蕊在暧昧期关于绅士的一场经典对话,两人分别立于门边,振保道:“一个人在家不怕吗?”娇蕊站起来,踏啦踏啦往房里走,笑道:“怕什么?”振保笑道:“不怕我?”娇蕊头也不回,笑道:“什么?我不怕同一个绅士单独在一起的!”振保这时却又把背心倚在门钮上的一只手上,往后一靠,不想走了的样子。他道:“我并不假装我是个绅士。”娇蕊笑道:“真的绅士是用不着装的。”她早已开门进去了,又探身过来将甬道里电灯拍的一关。卧室代表着私密空间与内心世界,而门则预示着私密空间的界限。两个人在这样的话语的试探中进行相互接纳的拉锯战。又与后文中娇蕊关于“心里有个公寓房子”的比喻相呼应。在这一段叙事中,娇蕊的天性中的欲拒还迎与振保的伪善在这样的门边对话中被刻画得淋漓尽致。
在影片的后半部分,出现的更多的是紧闭的门。与故事前半段浓郁张扬的情感表达不同,后半程叙事节奏放缓,虽然讲述的是两个人的婚姻故事,却用更大的篇幅刻画两人独处时的状态。导演将振保与烟鹂置于由紧密的门所构成的密闭环境之中,比如在烟鹂患上便秘症之后,她长时间将自己封闭在卫生间,而在烟鹂生产的过程中,振保直接拉上产房的门,一个人走了出去。门是空间的阻断,更意味着情感的阻隔。在振保与烟鹂的婚姻中,两人各取所需却互相伤害。这段婚姻就如同一道门,是一个封闭的陌生世界。振保是一个世俗意义上的完美先生,就如文中所说“他有始有终,有条有理,做人做得十分兴头。”他用看似完美的婚姻遮掩住他的内心本质的伪善与失败。最后,烟鹂的出轨行为被振保发现,也是通过一组振保推门的长镜头进行表达。推门的动作就如同掀开盖住薛定谔的猫的纸盒,虚拟与事实在见证的行为下崩塌坍缩。
门作为简单的布景,在情节发展中推波助澜,为人物行为加以注解,烘托着影片前半部分的暧昧气氛,同时很多场次在原文中并没有具体的环境交代,而导演却在拍摄过程中无意识地使门作为意象反复出现。门成为现实与虚拟的出入口,又在镜头下的虚拟现实中营造袖珍舞台,可见导演在影视改编中对原文意象进行了有意识的甄别与选择。
二、“舞台”――虚构的映射
在张爱玲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中,多次出现舞台与电影银幕的镜头。无论是《倾城之恋》开头的戏曲舞台还是《色戒》中王佳芝戏剧社的话剧舞台,都在虚拟的镜头现实中再次营造了一个降维的虚拟空间。这是张爱玲独有的叙事手段,也是历代导演在重述张氏传奇时所作出的共同选择。
舞台空间既是一个物质空间,也是一个精神空间,更是一个开放复杂的第三空间,尤其重要的是,舞台代表着一个虚拟空间。它是真实的映射。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镜头的边框就构成一个舞台。那么镜头中的舞台则是虚拟的映射,是镜中镜,将虚拟空间无限扩展。电影中的舞台在一个更高的维度上诠释虚拟,舞台既在内容上投射着电影中的所谓真实人物,又以舞台形式营造的间离感。如果说电影中的门是虚拟与现实的阻绝与隔断,那么电影中的舞台则是虚拟的抽象标志。
在许鞍华导演作品《倾城之恋》的片头,是昆曲《牡丹亭》惊梦选段,柳梦梅与杜丽娘初识,暧昧纠缠,随后一个反打,镜头中出现还是小女孩的白流苏。导演通过象征意味如此浓厚的序幕表现手法为全篇的爱情故事奠定一个“传奇”基调。《牡丹亭》这部作品也因其浓烈的浪漫主义色彩对影片的情节形成映照。《牡丹亭》中的主人公也在一定程度上映射白流苏作为民国上海女人的红潮照玉婉和斯文商人范柳原的风流刻骨。同时也暗喻了女主人公白流苏对于爱情的浪漫畅想,而当这种畅想与她并不顺利的婚姻生活与琐碎的家庭庸常形成对比之时,主人公内心世界的落差与撕裂感就极易引起观众的情感共鸣。在小说《倾城之恋》原文中,文章一开始作者就谈及“胡琴”这也与电影序幕中的戏台相照应。张爱玲与同时代作者间最明显的区分,就在于她在文中对感官的精准调动。一声“胡琴”里是说不出的苍凉沉郁。而导演通过“胡琴”很精巧地扩展到“戏剧舞台”这一缥缈而诗意的意象,烘托出了白流苏本性的纯真与对爱情的向往。然而在故事中,白流苏与范柳原所谓的“倾城之恋”的最开始,白流苏一心抱着结婚与托付的目的,与爱情全然无关,在这样的反差中更突显了故事与人物的双重悲剧性,这也暗合了舞台符号所隐含的悲剧色彩。
电影《倾城之恋》也是一部典型的“文人电影”,导演在影片中全力复刻作品,影片是经典的邵氏风格,但是,许鞍华始终在表达她眼中的“倾城之恋”。在张氏作品的叙事语境下,生活的本质就是一架戏台,人人在历史的拨弄下上演传奇。张爱玲始终在作品中传达一个“不问也罢”的核心。可是“不问”就是“”作家在虚构中记录,而导演在虚构中重塑。“舞台”这一意象成为架桥,在两个维度的创作者之间形成互文,也使观众更好地理解导演意图,丰富了审美层次感。
在舞台上,演员们为大家当众表演,“以身带景”形成虚拟的物质空间和观众间形成了心理交流空间和审美空间,同时又是一个实践的社会空间。张爱玲经典作品《色戒》的故事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一场戏中戏,王佳芝始终在扮演易太太,然后扮演自己。与往常尽力还原原著的张氏改编作品不同,李安导演的《色戒》在原文基础上进行了大幅度变动,电影《色戒》的整体叙事脉络甚至一些重要情节都区别于原文。导演在电影中加重笔墨讲述了邝裕民与王佳芝学生时代与话剧社有关的故事,也丰富了学生群体的人物关系线,使故事情节更加饱满。同时,这一处增改,一方面塑造了进步青年热血莽撞的时代群像,另一方面利用话剧舞台这一重要意象影射了初次暗杀计划的荒诞感。
话剧舞台上的革命是轻松正义,同学们的演技夸张然而结局是永远胜利的。对比局促而蹩脚的现实,话剧舞台作为独特意象的讽刺意味呼之欲出。当人们沉迷于情绪,就难以分辨真实与虚拟。如果把王佳芝与易先生的故事也比作一场戏,那么其实从一开始就只有王佳芝一个演员。电影中的现实虚拟的界限开始模糊。在影片前段,王佳芝一人站在舞台上,邝裕民与他的伙伴在二楼的观众台,邝裕民对王佳芝招手说“上来呀”这一情节,是舞台的象征作用得到最大的实现。当时,王佳芝瞬间的迟疑与最后的顺从都是悲剧的开始,当虚拟结束,一切就不再顺遂轻松。王佳芝走下舞台,却走进了一个比舞台更加荒诞的现实。一个乱世中的普通人被卷进更高级的虚拟之中。于是,舞台的界限被打破,真实的悲剧开始发生。舞台因为其现实与虚拟的双重属性,在影视作品中往往具有符号意义。电影中出现的“舞台”意象就如同一面镜子,在双重虚构的交叠之中,映射着虚构世界的真实,却不加以区别。
张爱玲经典作品范文3
《许三观卖血记》
余华 著
作家出版社
每次卖完血后,许三观总要去胜利饭店要一盘炒猪肝,二两黄酒,黄酒要温一温,因为猪肝可以生血,黄酒可以活血,“这钱是省不得的”。以这样残酷而心酸的方式,许三观度过了人生的一个个难关,摇摇晃晃却异常坚韧地走向人生的终点。许三观是一个个体,但也是那个时期所有的中国百姓。
汪曾祺关于饮食的一众散文小说
汪曾祺 著
汪老写吃的散文是一绝。对学生来说,难以忘记的课文里必然包括那篇经典的《端午的鸭蛋》:“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单是这一句就能勾起多少人的口水。实际上,不仅散文,汪老那些关于饮食的小说也是一绝。《异秉》写的就是做熏烧的王二,《鉴赏家》写了买水果的叶三,《金冬心》更是名菜荟萃。在他的笔下,一种种小吃、一道道菜肴,正是对应了人间食物的五味杂陈与温热笃定。
《深夜食堂》
[日]安倍夜郎 著 陈颖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新宿街头的一条后巷,深夜才开始营业的饭堂,老板独自经营,几个简单的元素勾勒出一个基本场景。在这个小小的食堂里,独自经营的老板面对形形的客人,每个人有自己的故事,每个故事对应简单但美味的料理,温情脉脉,动人心弦。漫画一连获得“第55回小学馆漫画奖”和“第39回漫画家协会大奖”两项日本漫画界重量级奖项,并两度改编成同名电视剧,赢得观众一致好评推荐。
《肥肉》
朱赢椿 主编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书的封面就是一块肥多瘦少红白相间的五花肉,看上去油腻得可以;与之相对,书的内容却显得相当清爽,一则则与肥肉相关的故事,一个个熟悉或不熟悉的名字,在物质生活相对富足的今日,勾起读者对“肥肉”的重新审视。
《民国吃家》
二毛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鲁迅、郁达夫、张爱玲、……这一个个民国时期如雷贯耳的名字,它们的主人似乎更多是以正襟危坐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舌尖上的中国》美食顾问二毛先生这部关于美食的故国风情录,为我们擦去历史尘埃,带我们走进名人生活,展现了一段不同寻常的民国风情。
影视
《满汉全席》
导演:徐克
制片国家/地区:中国香港
上映时间:1995年
对廖杰师傅来说,做好满汉全席是新生,是勇敢面对;对阿生来说,做好满汉全席是担当,是从黑社会老大到厨师的蜕变;对嘉惠来说,做好满汉全席是成长,是真正懂得父亲的爱;对龙昆宝来说,做好满汉全席是胸怀,是对对手和食材的真正尊重。充满江湖气息的港式喜剧,多少70后、80后难以忘怀的经典作品。
《寿司之神》
导演:大卫・贾柏
制片国家/地区:美国
上映时间:2011年
“寿司之神”小野二郎今年已经九十高龄,超过五十五年的时间,他都在做寿司,永远以最高标准要求自己和学徒,从食材、制作到入口瞬间,每个步骤都经过缜密计算,并根据客人的用餐状况微调寿司,确保客人享受到极致美味。对这种简单、极致与近乎苛刻的严谨,除了敬畏,我们无话可说。
《落魄大厨》
导演:乔恩・费儒
制片国家/地区:美国
上映时间:2014年
一辆餐车,几个同伙,既是探寻美食本质,也是探究人生真谛。美食美酒,欢歌笑语,温情励志,好吃,好看,好听。不刻意说教,不过度煽情,就在这样流畅的故事中,让你放松心情,感受世界的温柔。
《美味盛宴》
导演:帕特里克・奥斯本
制片国家/地区:美国
上映时间:2014年
张爱玲经典作品范文4
关键词:方言文学作品功用
一、引言
方言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变体,一直是社会语言学的研究热点。它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方言的功用,不仅在于交流,更多的是传递蕴涵其中的文化信息和价值。方言还因其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和所蕴涵的深刻的社会人情风貌,成为古今中外文学作家独具特色的创作元素和重要的表现手法。同时,方言还具有珍贵的史学及语言学研究的导航价值。对于文学作品而言,研究其中使用的方言,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理解作家意图,发掘人物特点,挖掘作品技巧与内涵。
二、关于方言
方言(Dialect)是英语中的一种特殊的语言变体,最早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它是作为一个学术用语从希腊语中借用而来的。原意是指在古希腊语中一些有明显差异的书面语言变体,这些语言变体都与不同地区有着某种联系并且大量应用于文学作品之中。如今,方言的含义已经与其原意有了很大的不同。社会语言学家将其定义为一种语言变体,这包含由地域和社会文化等各种因素造成的语言变异。方言,主要分为地域方言(regional dialect)和社会方言(social dialect)两大类。地域方言是一种民族标准语的地方变体。一般说来,同一种地域方言集中在一个地区使用。它与标准语的差别体现在语音、语调、词汇甚至是句法结构上。以英语为例,其地域变体有澳大利亚英语,南非英语等。所谓社会方言是一种方言的社会变体,它与说话人的社会属性密切相关。即每个人说出的话都是其身份、社会地位和文化素养的真实反映。例如,中国20世纪初的常州方言有街谈(一般用于平民百姓)和绅谈(多用于文人或官吏家庭)之分。同样,在国外,不同的社会阶层也有迥然不同的语言形式。
本文尝试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结合一些中外经典文学作品,探讨方言在文学作品中的功用。
三、方言和文学作品的相互关系
纵观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几乎每一部都会涉及某一种方言或者几种方言的运用。了解这些方言不仅对欣赏作品的内容有很大的帮助,而且也能为考证小说作者,及其所处的历史阶段提供重要的线索。所以说,方言词语恰到好处的运用,能对作品人物形象的塑造,地域文化的凸显起到很大的作用。例如,马克・吐温的小说中使用了大量的地方方言,甚至是俚语。以《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为例,在该小说中,作者使用第一人称,让哈克贝利用当地方言讲述了自己帮助黑奴吉姆逃跑的经历。小说中黑奴杰姆的语言也属于黑人英语,在语音、词汇和语法方面都很有特点。马克・吐温还大量融合提炼了当地的地方语言,如密苏里黑人土语、西南边疆地区方言等,凸现了浓郁的地方色彩和种族色彩,塑造出了成功的人物形象。方言的独特魅力使这部小说的韵味大大增强。
同样,作者与其所处的地域文化总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作为地域文化中重要组成部分的方言,通过当地作家的文学创作提高了自己的影响力,如威廉・福克纳运用小说提升了美国南方语言的威望。在中国,鲁迅是现代乡土文学的开创者之一,他的文学语言中随处可见绍兴方言的痕迹。此外还有老舍作品中地道的京腔京韵,张爱玲作品中的吴方言,无不通过他们的作品得到了很好的传播。不可否认的是,很多作家都喜欢用方言来表现当地地域的风俗人情。
四、方言在文学作品中的主要功用
如上所述,几乎文学史上的每一部经典作品都会涉及到方言的运用。那么,方言在文学作品中有什么主要功用呢?
第一,方言是不同地域文化的承载体。
在欧美文学史上,英国在九世纪时就出现了方言诗。接着到14至16世纪,骑士传奇故事和戏剧盛行,部分作家开始有意识地使用方言。如“英国文学之父”乔叟在他的小说《坎特伯雷故事集》里使用了伦敦方言,使得书中的语言生动幽默,给读者呈现出了一幅当时英国社会的生动画面。著名诗人彭斯从地方生活和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运用苏格兰方言创作了大量诗歌和歌谣,为诗歌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
转观中国文学,也不乏将地方方言运用于文学创作中的大家。如老舍,他于1925年在伦敦写的第一个长篇《老张的哲学》,几乎就是上个世纪20年代最好的北京口语教本,直至今天,那些纯粹的京腔韵致,依然会从许多老北京人的嘴里不经意地飘出来。老舍在创作上强调保持口语化方言的原汁原味,在某种程度上完全可以看作是用文字的构筑展现了北京世俗风物和历史文化的全景,表现了纯粹的“京味”和北京的精神文化意蕴。还有被读者公认的,“山药蛋派”的领军人物赵树理,他在《小二黑结婚》等文学作品中成功地运用了晋东南地区的方言,使得其作品山西风味十足,表现了鲜明的民族化、群众化的艺术风格,对后来的小说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综上所述,社会语言学家认为,应该把语言看作一种符号现象,对它进行解释的时候不可脱离它的社会环境。而作为一种语言的变体,地域方言承载的是特定地区的人们对社会、文化、人生的经验和感受,反映的是一个地区的人们的独特的世界认知方式。方言中蕴含着古朴的民俗风情和悠久的文化传统;通过方言可以了解不同的人文特征和其中独特的文化意境。
第二,方言的使用能使读者更好地理解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地位和社会关系。
仔细阅读文学作品就能发现,一般上层社会和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是不讲方言的。讲方言则说明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受教育程度比较低下。虽然这一传统观念并不完全正确,但作家们常常利用人们头脑中普遍存在着的这一印象为自己的艺术创作服务。例如,马克吐温作品中的吉姆和哈克都是没有或者受过极少教育的身处社会底层的人,而莎士比亚作品中的方言也是被虚伪的恶棍使用。在《儿子与情人》中,劳伦斯用方言塑造了一批社会地位低下的人,Morel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代表。而在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中,上层社会的人物主要使用的还是标准语言。
同样,方言的运用也可以表示人物之间的亲疏远近关系。一方面,方言的使用能够产生某种程度的亲密感;另一方面,它也与标准语形成了对比,能在交际成员之间形成障碍。如家庭成员之间使用方言,这点可以在很多作品中找到例证。
第三,方言是作品中“情感激发”的手段。
任何言语行为都是一个由说话人到听话人的接受过程,文学言语行为同样如此。成功的文学作品若要争取激发读者的情感,那就要争取得到读者在情感层面的共鸣。方言的使用能拉近文学作品和读者之间的距离,使读者产生亲切感。从这一点上来说,方言在争取读者情感方面无疑能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五、结语
方言是一种语言现象,同时它还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本篇论文尝试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分析了方言在文学作品中的主要功用和两者间的关系,肯定了它在文学创作和读者鉴赏中的不可忽略的重要地位和价值。随着对方言的进一步挖掘和研究,一定能为文学创作和欣赏带来更广阔的研究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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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爱德华・萨丕尔著.陆卓元译.语言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张爱玲经典作品范文5
2004年2月2日,北京少女作家春树的相片上了《时代》周刊亚洲版的封面,成为第一个登陆该杂志的中国作家。同期杂志还把春树与另外一位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韩寒称作中国“80后”的代表。这一举动引起了人们对“80后”以及他们的写作行为与作品的关注,这一命名也给媒体和出版界带来一次冲动,他们看好命名后的巨大市场,期望在韩寒、郭敬明出版奇迹之后再创高峰。
一、“80后”崛起的条件
可以说没有网络就没有“80后”。网络成了“80后”这批少年作家宣泄、倾诉、表达欲望的平台。就像郭敬明所说的那样:“我的写作完全是一种个人爱好,在文学上也没有什么追求,只是一种生活习惯。”他们随意进入文学领域,不需要按照传统程序就可以达到他们发表作品的目的,博客成了他们无障碍地沟通、快速地阅读、反馈、创作的和自由成长的空间。
面对中国2.5亿少年儿童这个庞大群体的需求量来说,中国作家对这一年龄段的创作不但力量薄弱,而且供应量极少。1998年痞子蔡的长篇网络小说《第一次亲密接触》折服了无数年轻的网民,迎合了他们青春的渴望,无数次的“亲密接触”由此发端,网络写作一发不可收拾。
二、“80后”的写作
著名评论家白烨在谈到“80后”写作时说:“这些给我印象最为突出的,一是他们天赋异秉的才情,二是他们天然自在的真率,这种真率在韩寒那里可能表现为偏执,在郭敬明那里可能表现为痞顽,在春树那里可能表现为坦实,在张悦然那里可能表现为纯真,但都是不掩不饰,不折不扣,真率地看生活,直截了当地写自己。”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来白烨对“80后”的爱护之情。”
郭敬明奉献给我们的文字多以感性文字,忧伤文字为主,素有“忧郁王子”之称。从成名作《幻城》《梦里花落知多少》《1995―2005夏至未至》一直到最近的《岛》系列中的写作,无论是在那个梦幻般瑰丽神奇的冰雪世界,还是在那些仿若昨日又遥不可及的花季时代,郭敬明都在用华美的文笔抒写着他那感伤的情愫。
在郭敬明的《梦》里,从顾小北的凝望,林岚的眼泪,火柴的自白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淡淡的忧伤,当所有人物的结局展示出来以后,忧伤便达到了顶点,友情和爱情的灰飞烟灭,摆脱了大团圆的结局。
郭敬明将青春描绘成一幅哀伤的图画,喜欢把这种悲伤归结为宿命,笔下的青春总是充满了隐痛和遗憾,他将花样美好的青春撕成碎片掷向读者的时候,这种悲剧的审美,在极短的时间内攻占了读者的心房,青春是疼痛的,成长是痛苦的,这是“80后”共识的主题。
郭敬明说:“我是一个在感到寂寞的时候就会仰望天空的小孩,望着那个大太阳,望着那个大月亮,望到脖子酸痛,望到眼中噙满泪水。而我笔下的那些东西,那些看上去像是放在水中的幻觉一样的东西,它们也是真的。” 以上所表达的都十分贴切地扣响了成千上万青少年的心扉,为青春期阅读提供了生理的、审美的愉悦以及成长的答案。
出生在80年代的我们是幸福的一代,既没有经历肉体的折磨,也没有受到精神的打击,一出生便有着丰裕的物质,备受家庭的温暖和社会的关注,但另一方面又承受着这些关注的目光背后巨大的社会竞争压力,一半明媚,一半忧伤,对待生活消极又充满希望。
80年代出生的人,有更开阔的视野和更浪漫的青春。更多的人认为“80后”是矫情的一代,不可否认有些人是在麻木的无病,但亦有些人在用文字记录下那些迷茫的生活与爱情。
同样,友谊也是这个年龄必不可少的,几乎每一部小说中都会有呼朋引伴的场景,每一位主人公都会有一个同性知己,他们之间没有利益交换,极少门第观念,虽然有时也难免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尔虞我诈”“派别之分”,但比起现实中的利害关系和功利目的,显然纯粹了很多。
张爱玲“出名要趁早”的话时时撩拨着少年们,他们希望自己在短时间内功成名就,可一旦真的功名在手,他们又本能地反感。他们也清醒地知道,他们的功名一部分是缘于媒体和书商炒作,除了功名之外,他们希望通过个人的努力以及文本的价值而得到文坛肯定,从而能走进主流文坛。
三、写作中存在的问题
当然,“80后”写作的单薄,内容的重复单调是一个不容争议的事实。他们作品中存在着的内容重复、技巧贫乏、叙述平淡,使读者产生了审美疲劳与心理逆反。
在写作主题上,大多的郁闷和愤怒遮蔽了他们对美的视野发现,对生活他们多了埋怨,少了宽容。张悦然在《葵花走失在1980》里写道:“梦里我妈妈一直说,你不要乱跑,回家早些,我给你买刨冰回来。她太善良以致我懒得致谢。”这样的语言在“80后”写作中不乏见。生活中太多理所当然让他们忘记了感恩,太多关心个人的疼痛而漠视了别人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学养的丰富,很多学生到了高年级便不再喜欢“80”后的作品,这一缺陷被评论家视为“80后”创作的最大硬伤,成为其不断发展的瓶颈。而如何突破这一瓶颈,从而创作出视野更为宽广、思想更有深度的作品,已经成为“80后”面前的最大课题。
张爱玲经典作品范文6
叶姐的话不是没有道理,大学上了一年半,我的图书借阅等级也只是区区三级,借阅了60多本书。高中时有了奖学金就豪气十足跑去书店买一堆书塞满书包,幻想着上了大学就在图书馆一泡一整天,把想读的而没时间读的书都读个遍。南大仙林校区的杜厦图书馆造型就像一本打开的书,藏书量也绝对够意思,可是从第一天进图书馆就发现并不是我幻想的样子,大家更多地是在学专业课、做题或者看专业书,或者更堕落一点,像以后的我做的那样――用超强的无线网坦然地耍着手机或者电脑,看到好玩的段子再地嘿嘿一声。在这种处处皆学霸的环境里,看小说成为一种奢侈,看吧,即使上了大学,闲书还是没法摆脱闲书的帽子。
刚进大学时,厌学情绪特别严重,每天惶惶不可终日,没有目标也没有动力。找来几位日本作家的经典作品一本本读,慢慢发现日本私小说(又称“自我小说”)里隐秘的情绪、懒散的人物性格、淡漠的笔调非常适合当时的心境。读《伊豆的》时没有觉得青春可爱,反倒觉得读起来并不流畅,现在也回忆不起什么特别出彩的情节。当时只是冲着川端康成的名气读书而已,作品的内涵读不懂太多。
我就这样天天看书,大一时微积分就没有及格。老师叫我去办公室时这才知道事情闹大。我特别羞怯地站在那儿,木讷地一问一答。老师问我一天天的不学习都干了些什么。我说我学不懂数学,就喜欢读小说,把日本有名的小说看了个大概。老师看了我一眼――你读这么多书有什么用?
你读这么多书有什么用?一年过去了我偶尔会想起这个不应该问出来的问题。读书什么时候成了这么碍事的事情了?是的我知道,我不该不做数学,挂科挂得头破血流。我也知道大学要多参加社团多认识牛人甲乙丙丁,要混学生会要当干部,要躁动起来啊王小姐。可是在社团一遭,得到的满足感不及默默读几本书来得痛快。读了这些书可能没什么用,但意义是只有读书人自己知道的。本就不是付出立刻就来回报的事情,这么些年读书已经成为习惯,渗入骨子里,没法去掉。
虽然读着法学专业,但这一年半下来专业书没看多少,成绩也只是说得过去。一次课前我读王安忆的小说,身边姑娘惊了一讶,说“你好文艺竟然读这种书”。我笑笑,也没解释。看到她面前摊着概率论,知道忙着学概率论的姑娘没时间慢下来读王安忆的。
好舍友小妮
我和“中国好舍友” 王小妮经常相约读书。但这学期她选择读了第二专业,在读商学院的课,忙着做海外志愿者,读书的时间少了很多,也不再去图书馆借闲书看。她累了的时候,就会过来我桌前,问我在看什么书,看到喜欢的特别随性地说一句“我拿去看啦”。一回网上购书打折,王小妮竟然买了全套的张爱玲回来,快递箱子都是用自行车驮回来的。宿舍每人一本,说话都是张爱玲调调。可能性子太粗,读个《半生缘》读得焦躁,就把书往王小妮书架上一塞,但她书实在堆得太高,我失手把书从架子后面的缝隙掉了下去,至今没捞上来……
王小妮有段时间也很喜欢富有节奏感和现代气息的日本小说,她表示喜爱的方式就是买来作家的全套文集收藏,期末结束拖家带口,带着山本文绪、青山七惠、角田光代回苏州。在这些小说里,王小妮读到的是淡然笃定的生活态度,是平凡生活中妙极了的戏剧,温暖而治愈。而我看到的更多是失望和压抑,即使生活在繁华的东京,也如同遥远海岛一样孤立无援,繁华之下是落寞与无助。这些想法没有跟王小妮说,怕坏了她的兴致。
有次从图书馆借来《蒙马特遗书》,王小妮拿去读。过了没两天又还给我,说实在没办法下决心读。一方面这书是邱妙津的遗书,怕看了难过,另一方面涉及同性恋的话题,也没办法接受。后来读到东野大叔的《单恋》,本来是当做侦探小说来解解闷的,没想到涉及性别认知障碍这么严肃的话题。《单恋》并不算得上是东野大叔的畅销作品,但这个温情的作品着实打动了我,在图书馆沙发上猛读起来。朋友催我快看物权法,我不抬头说快了快了,就快看完了。这本书看的很快,但是震撼到了我。不知道东野大叔为什么会关注性别认知障碍这个问题,抛弃擅长的侦探手法而书写得如此温情。不知道如果王小妮看了这本书会不会流泪,虽然不是治愈系。
虽然和王小妮读书的口味非常不同,但我们还是能找到共鸣。王小妮很喜欢严歌苓,喜欢的方式就是又买了全套严歌苓。有次看《第九个寡妇》,边看边叹息。小妮子说考托福前期复习最烦躁的时候干脆直接把英语扔了,全身心看这本书,还写了很长的读书笔记。后来我坐在一个活动会场最后一排读这本书,头顶一盏灯打在书上,周围没什么人。严歌苓时而冒出的河南方言逗笑我,王葡萄的美很接地气。到后来,读到孙怀清老爷子全身雪白,在土地庙里走最后一程,眼泪实在忍不住。台上在欢呼着什么,我拿着纸巾默默流泪。
后来王小妮拿出读书笔记给我看。她是不愿意被人称为文艺的文艺女青年,大学了还在坚持做读书笔记,遇到好文章还是会做摘抄,厚厚的一本,很有分量。我看的匆匆,特别留意了最后一句,她写“好好,活着。”人可能成为历史的,可能是错误的牺牲品,但是一定要好好活着。谁的一生写出来不是一本书,只是有些人的封面鲜亮,有些人羞于下笔罢了。
有段时间王小妮问我在读什么书时,我有点尴尬,因为借图书馆的几本书早就到期了还没读完。时间还是那么多,只是读书的速度越来越慢,总是有事情将读书打断。我读书总是很快的,现在这么说却有点过意不去。以前书少,总会一遍遍反复读,现在只是匆匆一遍结束,赶着日子还给图书馆。“书非借不能读”是几百年前的老话,现在依旧奏效。拖着图书馆的书不还,还得借书的时候,就问学妹要校园卡借书,霸气的学妹说你要是也把我拖累成图书馆黑户我就抽你。这么一来借来几本俄罗斯经典文学读得飞快,早早归还,还能和学妹开玩笑说我发现普希金发育好早啊,他写了一首诗是“想做你的鼻烟,这样就能被你娇嫩的手轻轻捏起……”被学妹骂了猥琐。
只是保持阅读的姿态
写本文时看了看自己的书架,看到一本不起眼的角落里的《两地书》,是前年11月在大众书局买的。那时大众书局还没有搬迁,异地的男友千里迢迢来看我,我们在五楼的辛香汇吃了饭就一层一层地逛书店。看到这本《两地书》,“有相聚,就有分离,但有些灵魂是永远不会分开的。”颇为感人,就一人一本。谁知此书的语言是最让人讨厌的翻译体,读起来干涩像没长熟的柿子。
身为体育生,他很少读书,但我总是上网买了邮给他,上研讨课研究莫言的时候就买《生死疲劳》,读日本小说上瘾的时候就买《挪威的森林》给他打打基础,并且时时催促说你要跟上我读书的节奏呀。期末回家时他的行李箱一半是书,沉得要命,连他妈妈也惊呆,什么时候他变得这么爱读书了。时间长了,他也能把《两地书》的问题说得头头是道,能看出不足就是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