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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范文1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牵一发动全身，需要在通盘规划协调之下先形成框架性的顶层规划，并抓住重点、循序渐进加以推进。2013年2月，国务院批转的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正式出台，作为我国收入分配改革的“路线图”，明确了30多条收入分配机制改革路径，提出了到2020年城乡居民收入实现倍增的目标：城乡居民人均实际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力争中低收入者收入增长更快一些，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涉及利益结构的重大调整，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是经济社会发展中带有根本性、基础性的制度安排，劳有所得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之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围绕“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作出新的部署，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是党和国家对人民的郑重承诺。把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落到实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期待。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应当从三个方面加以落实。
一要健全初次分配制度和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初次分配，一般是指生产成果在劳动、资本、资源（土地）、技术（知识）、管理等生产要素之间，按贡献份额进行分配的过程。我国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分配制度，根本上是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坚持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调节并重。在初次分配过程中，《决定》首先强调“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努力实现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出一系列关键性举措。在劳动要素之外，《决定》重点提出，“健全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由要素市场决定的报酬机制”，突出了由市场机制决定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相应报酬、并将知识要素增列其中的创新思路，为依法保障知识（包括品牌、创意等）和技术成果参与分配的应得份额，建立健全根据经营管理绩效、风险和责任确定薪酬的制度明确了方向。《决定》还重申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这些制度机制一旦做实，对理顺和规范股市等投资行为，提高租赁服务质量水平，拓宽居民租金、利息、股息、红利等增收渠道，都将注入新的活力。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范文2
国有单位福利制度改革。最早被重视的是住房制度改革,已经历了公房出售、提租补贴、建立住房公积金、停止福利分房等阶段。同时,为配合国有企业改革,企业办社会问题也很早就被重视,从最早实行生产经营和生活服务分开,到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国有单位福利制度改革的思路已清晰,一是实物福利货币化,二是生活服务社会化。
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1980年开征个人所得税时,当时纳税的主要对象是来华工作的外籍人员。1986年和1987年,国家相继出台了个体工商户所得税和个人收入调节税,扩大了纳税范围。1994年,我国实施了统一的个人所得税税法。自1999年11月起,国家决定恢复征收利息税。
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目前,企业的社会保险制度框架已经形成,养老和医疗保险实行统账结合模式。随着企业社会保险制度的逐步建立,机关事业单位同企业在社会保障制度安排上出现了“并轨”趋势。在农村开展的社会保障项目主要有两个,一是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二是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但两者仍处于试点或局部推行阶段。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范文3
一、改革：“三大红利”仍有很大空间
对于那种“中国人口、资源、改革三大红利耗尽”的说法，我认为是不对的。人口红利可以通过劳动者知识水平和技术水平的提升继续获得：改革红利可以通过不断深化改革继续获得：土地、矿产资源虽然会减少，但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用之不竭的资源。所以，中国新的竞争优势源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良好的制度环境。建立良好的制度环境，实现经济总量、人均收入翻番，关键在改革。
发展的动力分为内生动力和外生动力，两者是不一样的。要想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必须依靠改革，建立良性机制，而不应单纯依靠宏观调控。改革的关键是让企业成为市场的主体，目前政府管得还是太多，特别是审批太多。
二、分配：收入分配改革应以初次分配为重点
收入分配制度如何改革，目前学界有两派意见。一派认为，应该把初次分配作为改革重点：另一派认为，着力点应放在二次分配。
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初次分配是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分配，但在中国，无论城市，还是农村，由于各种原因，至今尚未形成市场经济规律下的分配，初次分配的改革更加迫在眉睫。
导致初次分配与市场经济规律相脱节的原因，既有行业垄断阻碍市场公平竞争环境形成的原因：也有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的初次分配的工资级差、工资标准等因素；还有劳动力市场上雇主和受雇者地位不对称的原因，买方强势，卖方弱势。
此外，从深层次看，中国初次分配的逻辑中，还存在着特殊的二元劳动力结构，即高级劳工市场工资高、福利多、升迁容易；低等劳工市场工资低、福利少，几乎没有升迁机会。
在农村，农民在初次分配中的话语权更不乐观。首先，到现在为止，农民还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农民虽然有土地的承包权、使用权，但没有产权，不能用于抵押、转让，土地的流转很大程度上受市场外因素的干扰，农民的土地收入受到多方限制。其次，虽然农民工可以在城镇和企业中工作，可他们的身份和市民不一样，他们更弱势，雇方和被雇方双方地位不对称的问题十分突出。第三，农民养了牲畜、家禽，种了农作物，但他们在销售中处于弱势，和他们打交道的大公司明显强势。即便农民组成了专业合作社，跟大型企业比也还处于弱势。
鉴于我国尚未形成市场经济规律下的初次分配框架，因此，改革的重点应该放在初次分配。
三、药方：分配改革的七张药方
首先，健全完善市场，早日形成生产要素的供方、需求方公平竞争的环境：形成商品生产者之间公平竞争的环境，打破行业垄断，消除所有制歧视。修改或取消部分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初次分配的规则，包括工资标准、工资级差等。以贯彻市场经济规律作为初次分配的基础条件。
第二，让农民成为清晰的产权主体和市场主体。让土地的流转在各个产权主体、市场主体之间有序地进行，制止土地使用中的寻租行为，保证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去年中国农村进行的土地确权登记，就是保证农民的财产性收入的举措之一。
第三，在劳动力市场上促使买方和卖方的地位趋于平等，消除不对称行为。应该充分发挥工会的作用，促使第一次分配趋于完善。
第四，在二元劳工市场存在的情况下，应该促使低劳工市场向高劳工市场转变，同时，提高职工的受教育程度，给予其更好的升迁机会。
第五，鼓励农民和低收入家庭的成员自行创业，创办小微企业。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范文4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贵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收入分配带来重大影响，如何调整社会各类人员收入分配关系，显得尤为重要而紧迫，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第一，金融危机导致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可供分配的蛋糕在减少，社会分配中的矛盾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更加尖锐、更加引人关注。第二，金融危机加剧社会分配矛盾，各级党和政府包括各类社会组织必须正视社会分配中的问题，决不能视而不见。第三，金融危机导致社会群体之间利益冲突加剧，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必须迅速果断地采取有效调控措施，化解分配领域的矛盾。第四，应对金融危机的挑战，最重要的任务是平衡各社会群体的利益关系，缩小各社会群体的收入差距。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指出，应该用两分法看待金融危机对我国收入分配带来的影响。一方面是负面的影响，一是由于成本压力加大，使得一些工资水平本来就不高的行业如纺织、加工制造等出现减员降薪行为，一些效益较好的行业如电力、钢铁、航空等也出现降薪行为；二是出现局部侵害劳动者报酬权益的现象，如拖欠、克扣工资等；三是薪酬增长速度降低，薪酬分配经济支撑能力减弱。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另一方面，即危机带来的机遇，经济发展的起伏性规律促使我们思考宏观薪酬政策如何与之相适应；金融危机引发的国际关于加强企业高管薪酬监管的热潮将促使我国规范企业高管薪酬管理；金融危机引发的呼吁解决分配不公的新闻舆论和社会呼声有利于促进理顺薪酬关系。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曾湘泉认为，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一些行业高薪不再，越来越多的顶尖人才从华尔街、硅谷等撤离，现在正是企业吸纳金融、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优秀人才的最佳时机，客观上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应该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在留住本企业核心人才的同时，做好人才的吸引和储备工作。
与会者一致认为，金融危机使得我国收入分配形势更加严峻，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调整和规范。对于如何进行调控，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见仁见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关系司司长邱小平指出，解决当前收入分配领域的突出矛盾，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原则，着力提高劳动要素报酬比重，体现劳动要素价值；坚持公平与效率相结合原则，市场经济条件下更要注重公平，公平做不到，同样会损害效率；坚持职工工资增长与企业效益增长相协调，把企业自主分配与职工民主协商结合起来。在宏观政策取向上，他概括为：提低、保发放，调高、扩中，以此构建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体系，把解决当前问题与完善体制结合起来。具体包括以下措施：一是继续完善工资支付保障制度，加强对拖欠工资行为的监控；二是抓住暂缓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的有利契机，进一步完善落实最低工资制度；三是加快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将协商薪酬、协商定额、协商工时等作为主要内容；四是规范国企负责人薪酬制度，健全激励约束机制；五是加强研究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改革，在分类管理的基础上，对竞争性较强的企业给予更大的自；六是加快政府公共信息指导建设，发挥工资指导线作用，为健全企业薪酬分配微观机制提供条件。
贵院长认为，要理顺收入分配关系，一是应尽快实施地区附加津贴制度，缩小公务员地区收入差距。地区附加津贴制度是公务员工资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主要体现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物价消费水平、财政能力和企业相当人员工资收入水平等方面的差异，是妥善处理地区间公务员工资收入差距的重要措施。二是尽快规范事业单位津贴补贴，遏制事业单位收入分化现象。规范事业单位津贴补贴，是有效遏制事业单位收入分配秩序混乱、解决收入分配分化现象严重的重要措施。三是尽快建立工资调查制度，构建科学合理的收入水平决定机制。我们应按照《公务员法》规定，国家实行工资调查制度，定期进行公务员和企业相当人员工资水平的调查比较，并将工资调查比较结果作为调整公务员工资水平的依据。四是加大社会保障力度，提高低收入阶层的福利待遇。统筹全社会的社会保障，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提高保障水平，推进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广东省劳动保障厅从实践的角度向与会者介绍了广东应对金融危机所采用的宏观政策。其主要做法是：对生产经营遇到暂时困难的企业，指导企业着重就合理调整工资水平等问题与职工进行协商，进一步理顺企业内部分配关系；对生产任务不饱满的企业，可就实行弹性工作时间、放假期间工资报酬等进行协商，解决好工资能升能降问题；对生产经营遇到严重困难的企业，指导企业就工资支付办法、离岗生活费等问题进行协商，重在建立工资支付保障机制，帮助企业与职工共渡难关，共谋发展。
金融危机对我国影响最大的领域就是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裁员和降薪。因此，本次论坛与会代表就如何应对危机，加强人力资源管理进行了研讨，并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
苏海南认为，各类企业应根据自身受危机影响大小的不同，分别采取不同应对措施。对于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大、生产经营不正常、效益下降的企业，一是适当调整现行薪酬结构，增加与企业效益挂钩的浮动工资比重；二是实行灵活工时制人员改行全弹性工资制，根据工时和完成任务情况发放薪酬；三是通过协商暂时降低部分或全体员工的薪酬水平，在努力保证关键重要人才不降薪、少降薪的同时，其他人员可按各自原工资的相同百分比下调薪酬水平。上述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大的企业，都要切实保证按照劳资双方约定的标准支付薪酬，不能出现违约拖欠或克扣薪酬现象，保证员工基本权益和基本生活。对未受金融危机影响的企业，一是继续夯实薪酬分配基础，深化薪酬制度改革；二是从本企业的生产经营特点出发，有针对性地确定本企业薪酬制度、形式、结构和水平；三是建立工资增长机制，合理安排职工工资增长。此外，不论是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都要重新思考经济发展周期性波动规律下薪酬管理的对策。
曾湘泉就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如何应对挑战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保证人才不能流失，特别是核心人才不能流失。无论企业遇到多大困难，降薪也好，裁员也好，都不能针对核心员工。通过合理化薪酬结构，适度提高核心员工浮动薪酬、长期激励的比重，在市场前景和企业业绩不佳时可采用薪酬递延发放的方式。二是企业应建立总报酬观念，总报酬模型已经在世界著名企业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所谓总报酬，即除了货币化工资外，福利、工作与生活的平衡、绩效认可、个人发展与职业机会等也非常重要，企业不能仅仅把眼光放在薪酬方面。三是在总报酬的设计上，可通过更为灵活的工作设计和时间安排、提供更多的学习和发展机会、清晰的职业生涯规划、对员工工作成绩给予及时的肯定和奖励以及提供员工自主选择的福利项目等来达成。
广东佛山市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代会长欧阳荣对如何留住核心人才提出三点看法，一是企业应及时调整发展战略，在危机时期更加关注核心人才的成长；二是提升和完善企业文化，能做事的给机会，做成事的给地位，创建一个核心人才成长的优良环境；三是对现行薪酬体系进行调整，一方面调整薪酬结构，加大浮动绩效薪酬比例，另一方面丰富精神激励手段和方式，将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有机结合起来。
甘肃金川集团公司人力资源部主任胡耀琼谈到了总报酬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他从自身企业的实践经验出发，提出企业在一定时期总成本是不变的，要控制普通岗位用工，留出更多的成本用于核心岗位员工，企业就必须做好组织机构优化、职责边界界定等基础工作，将普通岗位与核心岗位进行有效区分。同时，注重非货币薪酬对员工的吸引作用。该公司受金融危机影响，企业效益有较大幅度下浮，但企业不减员不降薪，通过企业年金等方式增强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起到了货币薪酬不能替代的作用。
旅游行业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受到冲击较大，人力资源管理面临着很大的困难。中国国际旅行社人力资源部部长陈建华向大家介绍了他们应对金融危机挑战时的经验和做法。由于行业不景气，国旅今年不得不实行裁员降薪，以缓解成本压力，共渡难关。如何做好这项“苦差事”，他认为，企业在降薪裁员时要明确五个前提条件：一是不能触动法律底线，要与员工为善；二是企业要有配套的规章制度；三是市场化运作，人性化操作；四是做好精心准备，不打无准备之仗；五是尽量不裁人，可通过转岗、培训等方式借机优化人员结构。如果一定要实施裁员，也要注意在操作过程中掌握几个方法：一是先易后难，尽量不要形成消极群体；二是选择工龄短的员工，这些员工既有更多的工作机会，观念上也比较容易接受；三是多做宣传，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尽量压低人的期望值。
上海浦之威投资有限公司副总裁李彤梅谈了她对企业应对危机、加强人力资源管理的认识和做法。企业在裁员降薪时，一要注意学法守法，将遵守法律法规贯穿始终；二要加强制度建设，包括企业组织架构、职位描述、绩效管理等；三要注意沟通和宣讲，特别是与留用员工的沟通；四要加强组织领导，充分发挥工会、职代会的作用。此外，在日常的人力资源管理和操作中，要做好有关文件的准备工作，这些文件包括劳动合同书、集体合同书、员工花名册、签收单、入职说明书、入职登记表、合同变更书、解除证明、员工加班申请表等。如果从制度上加以完善，企业就能有效避免发生劳动争议时的被动局面。
国际金融危机到来，企业高管薪酬成为世界范围内热议的问题。国内部分企业高管的偏高过高薪酬也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因此，在本次论坛上，国企高管薪酬问题也成为大家争论最为激烈的话题。与会者围绕国有企业高管年薪水平、确定机制、配套改革、宏观监管等展开了讨论。
本议题主讲嘉宾、首都经贸大学劳动经济学院院长杨河清谈到，本世纪初，我国国有企业高管年薪与职工工资相比是不高的，大约在4.2倍左右。近几年来，企业高管薪酬问题日显严重，一是“三高”现象突出，即高管年薪与全国职工平均工资相比，12～50倍为偏高；50～100倍为超高；100倍以上为极高。二是行业间差距拉大，房地产、金融等行业高管年薪收入增长过快。三是薪酬增降与公司业绩关联度不高，一些经营出现亏损的企业高管年薪照样增长。四是薪酬决定机制有缺陷，存在自定薪酬现象，国家层面监管不力。对于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他提出以下建议设想：一是区分企业性质，进行分类管理；二是增强高管薪酬回报水平和真实绩效的匹配度；三是重视薪酬结构的合理化，进行合理的风险控制；四是完善高管薪酬确定的机制和流程，从公司治理、法律保障、政府监管三方面进一步完善或加强；五是重视长期激励的作用及其存在的问题，当前情况下慎重使用股权激励；六是借鉴国外高管薪酬确定的方式和经验。
杨院长的发言也引来一些不同意见，在尖峰对话过程中，一些企业界代表就高管薪酬问题提出了不同看法。中国中铁股份公司人力资源部副部长张贺华谈到，目前国企高管薪酬管理的主流是好的，一些企业高管年薪的天价只是个别现象，不具有普遍性。从他掌握的情况看，一些央企负责人的薪酬大致在五六十万元左右，还包括了一些延期兑现部分，有些薪酬还要和绩效考核挂钩，而考核指标有些是滞后的。这样的年薪水平是很难留住人才的。当然，他也承认，个别金融企业的高管年薪确实很高，但不能以偏概全。
中冶集团人力资源部副部长黄长路认为，要重视高管的社会责任构建问题，现行的制度设计中过多地考虑了现期激励和物质激励部分，今后应加强高管的社会责任心建设。一方面要加强社会舆论宣传，使高管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事业观；另一方面，从制度建设上应注重当期绩效指标和长远绩效指标的和谐统一，需对高管退休政策进行统筹安排，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高管的短期行为。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范文5
长期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和居民消费格局存在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比重过低并呈现不断下降趋势、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居民生活成本不断攀升、企业薪外各类附加费过重、居民即期消费存在后顾之忧等问题，这使得我国民众收入水平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短板”。
过去十年，我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超过20％，GDP年均增长10％左右，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却徘徊在6％至8％之间。总体上来看这些年，政府和企业所得的份额是增加了，居民收入虽然总量也增加了，但是居民收入所占的份额却是相对减少了，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的，居民的劳动报酬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也正在下降。
从整个经济环境来看，调整国家企业居民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刻不容缓。当前，我国经济正在进入转型拐点，农村剩余劳动力由无限供给转向局部短缺，这种供求关系的变化迫使企业提高员工待遇和福利保障。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趋势形成了市场倒逼机制，正推动我国收入分配格局发生根本变化。无论是企业还是普通民众，都在强烈呼吁政府推动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使经济进入均衡共享的包容性增长阶段，让广大劳动者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十二五”规划中把分配制度改革作为重中之重，国民经济亟需进入“GDP增长一居民收入提高一消费增长一内需扩大一经济持续增长”的良性循环。
目前，我国收入分配和居民消费格局存在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报酬比重低。我国职工工资的上涨幅度，大大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我国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比重低，而且呈现下降的趋势。我国过去十年间财政收入年均增长超过20％，GDP增长10％左右，但城乡居民收入只增长了6％-8％，出现政府在分配中得“大头”，居民收入占“小头”的失衡格局。同时，资本所得也高于劳动所得。二是收入差距大。我国城乡之间、行业之间、阶层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非常大。据统计，我国城乡之间收入比达3.3倍。最高收入行业与最低行业的收入差距扩大到15倍。我国基尼系数接近0.5，全国收入最高10％人群和最低10％的收入差距达到23倍之多。在地区收入方面，人均GDP最高的地区与最低之比达13倍。三是薪外附加重。有报道显示，日前搭载在工资上计提的“五险一金”等缴费项目有20多项，企业负担太多太重，客观上挤占了企业为员工加薪的空间。同样，工资被扣除一部分缴纳到各项基金中，员工实际到手的现金减少。四是居民生活成本不断攀升。研究表明，我国教育、医疗和社保三项支出占政府支出的比重只有29.2％，比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低20个百分点以上。居民生活成本过高，特别是高房价使城市居民生活成本有难以承受之重。五是未来预期忧。老百姓对未来消费有后顾之忧，上学难、看病贵、住房难、养老负担重等问题成为阻碍居民消费的障碍，影响居民的消费预期。
“十二五”期间领域的改革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彭森在2010年中同改革论坛上指出，“十二五”期间，适应经济发展形势的变化，结构调整着力点必须从重点调整产业结构转向全面调整需求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和要素投入结构等，改革也将涉及全方位结构调整、涉及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健全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等重大任务。
据了解，根据五中全会会议公报，“十二五”期间将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资源性产品价格和要素市场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社会事业体制改革、城乡改革等领域的改革攻坚。
首先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这需要转变政府职能，创新公共服务体制，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和行政层级，完善政府绩效考核制度，推进依法行政等方面加大改革的力度，从制度上更好地保障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加快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制政府和廉洁政府。 第二是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这包括要进一步明确国有经济的职能定位，逐步实现从竞争性领域逐步退出。完善国有资产制度，深化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母公司层面的股份制改革，要大力推进铁路、电力、电信、石油等垄断行业的改革，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引入竞争机制。
第三是深化资源环境价格改革。稳定推进电力、天然气、水等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环保收费制度的改革，切实发挥价格在提高能源资源使用效率、控制污染排放和调整经济结构中的杠杆作用。
第四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完善分税制的财政体制，建立财权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健全规范透明的转移支付制度，着力加强基层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财力保障，进一步优化税制结构，有效发挥税收对收入分配和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调节和促进作用。
第五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要在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积极稳妥推进金融业改革开放和制度创新，使金融更好的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发展。
第六是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第七是深化社会领域改革。要着眼于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与社会和谐稳定的大局，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公平效率的关系。
第八是协调推进城乡改革。
彭森强调，实施这改革，是因为经济发展环境发生重大变化，预计在“十二五”期问，中国过分依赖出口增长，以及过度消耗资源能源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继续。同时，国内的环境也发生了变化，即“十二五”期间，第三产业将超过第二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同时农业占经济的比重将降到10％以下。
全方位结构调整启动
为了，适应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十二五”产业结构调整也将深化。而政策着力点将从重点调整产业结构转向全面调整需求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和要素投入结构等。
以调整中央、地方关系，建立财权和事权匹配的体制而言，中央党校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就指出，目前政府全部收入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34％，未来需要下降到30％以内。同时政府全部开支，不能超过总开支的15％。地方目前因为财力匮乏，过度依赖土地财政的模式也需要改变。
以协调推进城乡改革为例，“十二五”将加快推进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全面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完善农村土地整治和城乡区域之间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制度，研究建立进城人口、农业人口、承包地、宅基地退出和补偿机制，统筹解决当前农村土地利用效率不高和城镇化过程中城镇土地不足的问题。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廖洪乐指出，农村做好产权制度改革。需要在宅基地，农村承包经营，农村集体财产等多个方面确定每个家庭和个人的实际权益。“这也是目前农村纠纷最多的一个问题。所以‘十二五’的农村改革必须涉及到一些根本制度问题，要建立承包地、宅基地的退出和补偿机制。”廖洪乐说。
收入的多元性增长
我国经济正在进入转型拐点，当前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涌现的一些新趋势形成了市场倒逼机制，正在加快我国经济转型的进程，收入的多元性增长是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
要实现收入的多元性增长，政府要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和企业联手推进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要与经济发展同步提高居民收入与劳动报酬比重，实现政府企业居民三者分配关系的协调发展。建赢居民收入跟经济增长挂钩、劳动所得与企业效益挂钩、工资与物价水平挂钩的机制，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改变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增速远快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速的现状。
二要调节收入差距，深化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重。要扩大中产阶层的比例，构建“橄榄型”分配格局。鼓励创业，使更多的创业者成为中等收八者。要平衡垄断国企与一般国企、国企与民企的收入分配差距，完善国有资本预算，规范国有企业分红。要调整不合理的高收入，坚决打击取缔非法收入。要扶持低收入和困难人群，探索建立城乡低保标准正常调整机制和与物价变动相适应的动态补贴机制。
三要政企联手推进收入倍增计划，提高财产性收入，让老百姓“能消费”。现在企业利润率很低，企业加薪不能完全靠企业。政府要积极实施“化税为薪”或“提薪让税”，为企业增加员工工资创造条件。减少地方政府对企业的各种收费，减轻企业负担。要坚持企业自主分配与平等协商相结合。要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充分考虑家庭综合税负能力，以家庭为单位进行计征和抵扣。提薪是渐进的，扩大收入是多元化的。要深化土地制度改革，让农村居民拥有财产性收入，推进农村宅基地、住房。土地使用权的抵押贷款，将资产变为资本，让老百姓创业有资金。要拓宽居民金融投资渠道，提高居民的股息、利息、红利等财产性收入。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范文6
关键字： 基尼系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制度；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我国贫富差距现状分析
2013年1月18日，国家统计局近十多年来首次发表了中国的基尼系数，数据显示， 2012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74，2008年基尼系数曾达到0.491，此后逐步回落。
此前，西南财经大学首届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2年在北京的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家庭的基尼系数为0.61，大大高于0.44的全球平均水平。其中，城镇家庭内部的基尼系数为0.56，农村家庭内部的基尼系数为0.60。这一系列的数据显示出中国无论是从全国、城镇还是农村来看，贫富差距都过大具体说来，我国贫富的日益分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呈扩大化趋势
（2）各行业之间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
（3）区域间贫富差距明显
我国现行分配制度的发展及存在的问题
自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随着市场化改革的加速，市场机制已基本取代了传统计划分配的方式，我国现行的分配制度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行的分配制度是结合我国国情长期探索的结果，具有很大的优越性，但根据前文中所阐述的我国收入分配现状，可以得知目前我国分配制度仍存在一系列问题，例如，对一些非法收入和不合理收入难以进行有效地监管，在政策庇护和垄断资源的优势下进行的“权力分配”等，这些现状也表明现行的分配方式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并不十分相符，贫富差距问题严重，已经突破合理界限。
这种状况将不利于提高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更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因此收入分配制度失衡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向前发展的一大障碍，关于缩小贫富差距和收入分配改革的话题成了中国社会的聚焦领域，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成为最大的焦点议题。在此，就我国经济发展的两个重要时期--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简单分析我国分配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改革开放前
在农村，主要实行的是农业合作社形式，根据劳动力强弱、熟练程度等具体情况逐日记工分，年终按工分总数进行分配。
在城市，从1952年全国开始实行“工资分制”；1956年改工资分制为货币工资制。总之，不论城乡，实施的都是按劳分配形式下的平均主义和极端平均主义，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严重地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积极性。
（二）改革开放后
我国的分配制度开始发生变化。在主流分配制度之外，伴随着改革开放和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原政策，城市里出现了多种经济成份，因此也就出现了多种分配方式。如按产权分配、按经营权分配等等。在这些经济的配合下，整个社会经济开始出现了繁荣，人们的生活逐渐发生了变化。然而，事物的发展并不都是令人乐观的。一方面由于分配的多元化，一部分人因种种原因先众人而富了起来。他们开始在一切可能的场所以“补偿式”的消费、“炫耀式”的消费甚至是“宣泄式”的消费来体现自身的地位和价值。另一方面由于新富群体的出现，使得本来贫富差距不是很大的中国社会很快发展到了两极分化的程度。
面临我国现今贫富差距悬殊的局面，加快收入分配改革、缩小收入差距显然已迫在眉睫。
分配制度改革的意义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徐绍史于2012年12月15日宣布，发展改革委将于2013年协调推进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相关实施细则的出台，努力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收入。
他在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上说，为充分发掘消费潜力，明年要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培育新的消费热点、改善消费环境。为此，发展改革委将协调推进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相关实施细则的出台，努力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收入。
为培育新的消费热点，我国将加快发展信息消费和养老、健康等服务消费。支持4G网络建设和业务发展，扩大绿色节能环保产品消费，继续实施节能产品惠民工程。出台促进文化创意与相关行业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推动文化、旅游、体育等消费健康发展。
他还表示，明年将着力保持投资稳定增长，调整预算内投资结构，大幅度压缩用于一般竞争性企业项目投资，适当减少可利用社会资金的经营性基础设施投资，停止建设楼堂馆所等投资，压缩小型分散投资，重点支持全局性、基础性、战略性的重大项目，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些内容在刚刚召开的第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均有所提及，并期待具体政策的进一步落实。
收入分配机制改革对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分享式发展、改变二元式经济格局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刻不容缓的以消费增长为主的增长方式的转型，收入分配方式的改革可释放出巨大的消费支付能力。特别是具有高边际消费倾向的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是现阶段一般消费增长的最基本推动力。这对于中国走出新兴市场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至关重要。由此看来，合理切分蛋糕不仅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同时也具有极积极的经济意义。
结论
我国2004年开始酝酿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但至今不同行业、城乡之间收入差距过大，职工工资增长幅度低等问题仍持续存在，已成为我国提高百姓消费总水平、扩大内需、拉动经济的制约因素。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回应了百姓对提高收入、共同富裕的期待。相信通过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国家将更加注重劳动者权利，让百姓通过劳动和财富能获得与经济发展增长水平相一致的收入。
参考文献：
[1] 刘诗白.政治经济学[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