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层设计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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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层设计

顶层设计范文1

一、 顶层设计形成学校发展的高位引领

华阳实验小学坐落在句容市城区南部,于2014年8月开始正式招生投入使用,将原华阳镇第四小学、华阳镇北阳门小学(外来务工子弟学校)兼并入内,成为句容市最“年轻”的学校。

作为一所“年轻”的学校,它具有鲜明的特点:一是设计高端大气,校园内的建筑、环境及配套设施等设计超前、一步到位。二是建筑规模宏大,占地面积有168亩,有54个教室,66个活动室,图书馆、餐厅、体育馆、标准田径场、五人制足球场、篮球场等场地设施一应俱全。三是师生新旧掺杂,有来自原来合并学校的教师和孩子,还有新招入的一年级新生和调进学校的老师。四是情感亟待融合,学生来源复杂,外来务工人员子弟和周边农村的留守儿童,还有城郊结合部的孩子是构成主体。教师则由原华阳四小、原北阳门小学和新调入的华阳中心小学、市实验小学以及部分农村学校的教师组成。这么大体量的新建学校要想在一个较短的时间段内走上发展的正确轨道,加快内涵建设的步伐,需要有更为先进的文化引领,更加精细的管理流程。那就要顶层设计学校核心教育理念,高位引领学校全盘工作。

“顶层设计”已经成为中国新的政治名词,它是运用系统论的方法,从全局的角度,对某项任务或者某个项目的各方面、各层次、各要素统筹规划,以集中有效资源,高效快捷地实现目标。

我们学校在文化建设过程中,坚持“顶层设计”,先后邀请省、市数位专家对学校的核心教育理念进行梳理打磨,确立了学校的核心文化,即“以仁立人”。

1. 聚焦文化形成价值认同。如何融合情感,凝聚人心,统一认识,形成学校共同的文化、价值和愿景认同,成为学校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经过了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多轮讨论沟通,学校提炼出了五年发展的三个关键词,即:融合、规范、提升。怎么去践行这六个字?传统文化中的“仁”字走进了我们的视野。“以仁立人”成为学校的文化主张,“立仁”教育成为学校追求的教育特色。“为孩子终生发展铺设幸福的跑道”的理念成为我们的孜孜追求。

“立仁”,要求我们每个人心中时时处处、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于是,“心中有他人”成为我们行为规范的准则。在此基础上,我们设立“立仁”讲坛,宣讲我们的核心文化主张,形成价值认同。我们还探索“仁和”管理机制,建构“仁和”管理评估体系;培养“仁爱”教师、“仁信”学生、“仁义”家长;建设我们特有的“起跑线课程”。把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幸福、人的发展作为学校“立仁”教育的出发点和终极目标。

2. 高端引智形成规划先行。《礼记・中庸》告诉我们“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学校发展规划先行。”学校管理团队主动思考,在形成基本发展思路后,请来多位教育行家为学校发展问诊把脉,凝练出了学校三年发展规划,藉此对学校未来发展定基调、把方向。

一是分解目标,将学校发展规划的目标细化到每一年每一学期每一阶段。二是层层推进,按照发展规划我们制定了详尽的学年度和学期实施方案,找准学校的最近发展区,有的放矢。三是动态生成,在实施的过程中,不断修正发展的方向,完善发展的措施,巩固发展的成果。四是阶段评估,每隔一个时间段就邀请专职督学进行阶段性绩效检测,每个处室“对标找差”,奖勤罚懒,奖优罚劣。

二、 精准供给形成学校发展的不竭动能

(一) 精准供给教师专业成长

1. 阅读厚积专业成长的修养。伏尔泰有一句名言:“理解是在你之中发现我。”也就是在他者之中发现自我的过程,就是让自己的生命和心智获得成长。如此看来,阅读是一种思考,是一种反省,是一种探索。它是一种生命状态,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精神生活。教师需要阅读,更需要专业阅读,即:为了自己的专业发展和专业知识的学习研究,而采用的一种阅读策略和技能。针对教师专业阅读不足的现象,我们成立了“青年教师读书会”,分为四大组,不同专业发放不同的专业阅读书本,作为教学资源、教学思路、教学眼光和教学背景去阅读。读书会的每一位教师都会享受有自己的权利,如:学校的奖励、培训和外出学习;同时也要承担相应的义务,如:每读一本书需要完成相应的功课,写读后感,进行读书成果汇报等。阅读让我们的专业素养得到提升,让我们的专业成长得到拓展。

2. 团队加速专业成长的步伐。“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一群人可以走得很远。”团队是教师的“心灵鸡汤,”每位教师在经验、能力、特长等方面都具有自己的个性,正确定位自己的发展方向,教师成长之路会走得更快更稳。团队的力量可以助推教师加快专业知识的积累和升华,让教师有归属感和获得感。我们分别以学校、条线、学科为单位,通过阶梯式的骨干培养,促使团队快速成长,例如条线的德育团队、教科团队,例如学科的语文、数学、英语、音体美、科学、信息、思品、综合实践团队等。

比如级部管理,学校成立了7个级部,委派主要行政进行级部蹲点。蹲点行政,级部主任、学科组长组成级部管理团队,定期召开工作协调会,反思不足,总结经验,协调外部事务。扁平化的管理加快了工作运转的节奏,提高了工作效率,增强了事务的透明度,形成了“一级部一品”的管理特色。

3. 专家集聚专业成长的优势。“引路人”也叫“指路人”,是指“走在前面指引方向的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们才能看得更远,才能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优势和差距。针对教师课堂教学效益不高的情况,学校设立了“专家教学研讨日”,聘请南京晓庄学院的王宗海教授为指导老师,以语文课堂教学为突破口,从课堂实践到理论探讨,多次研讨、提炼,形成华阳实验小学“合和课堂”模式,提出了“合和课堂”的特征――合作学习,和谐共生。其基本模式是――第一步:检查反馈,巩固基础;第二步:质疑问难,明确任务;第三步,任务驱动,合作探究;第四步:展示评价,点拨深入;第五步:练习迁移,拓展延伸。“合和课堂”在培养学生自主质疑、合作探究、自信表达等能力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专家教学研讨日”活动规范、有效、到位,注重了教研形式和质量,更注重了实效,做到了活动前有筹划,有准备,有书面安排表;活动中有考勤记录,有活动过程记载;活动后有结果反馈,为教师们提供了锻炼舞台,搭建了成长阶梯。

(二) 精准培育学生核心素养

“核心素养”是当前教育领域最受关注的热词之一。北京师范大学林崇德教授说:“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是指学生应具备的、能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

我们觉得作为一所学生素养相对薄弱的学校,只有从孩子习惯养成的根部抓起才能形成孩子的核心素养。为此我们坚定不移从孩子做人、学习、生活三大方面选择极小的点扎实开展核心素养培育。

1. 修养自信会礼仪。修养是根植于内心的文化,它外显于良好的礼仪行为,自信心是修养的精神支柱。“八礼四仪”教育是培育修养的有效途径,良好的礼仪行为让学生敢于自信的向老师问好,因为他们知道老师喜欢有修养、讲礼仪、懂谦让、会合作的学生。

走进校园,你能处处感受到“八礼四仪”的存在,时时感受到八礼四仪的魅力。在学校大门口的照壁上:“礼仪无声,教育有慧;礼仪无痕,教育有情;礼仪无语,教育有爱”,二十四个红色的隶书大字时刻提醒着华阳实小的每一位教职员工和每一名在校学生: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八礼四仪展示牌”“问好礼仪明星榜”“校极礼仪小标兵”“美德少年窗”“仁信学生墙”激励同学们向更高的荣誉冲击。浓郁的“八礼四仪”教育氛围,让所有的一切都像是无声的话语,时刻发挥着作用,时刻引领着学生健康成长,让他们变得更阳光更自信。在“八礼四仪”的行为实践中,学生们时时注意自己的礼仪,时时在意自己的表现,他们变得更活泼更自信。自信问好、谦让友爱成为学生们共同的行为准则。

2. 学习自信会合作。新校成立开学以来,老师们普遍感觉孩子们不能积极举手回答问题,即使站起来朗读课文,也不敢抬头,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表达严重缺乏自信。针对学生缺乏信心,不敢表达的现象,我们提出“小组合作,自信表达”的课堂教学要求。既然孩子们不敢全班交流,那我们就放慢脚步,为他们铺设台阶,先学会在小组内读书、交流,为更多的孩子提供表现的机会。接着,小组推荐、大组交流、展开评比,以鼓励为主。就像佐藤学说的那样:“确定或不确定的答案,我们都要重视,尤其是不确定的更要重视。因为学生微妙的、不确定的、模糊暧昧的思考与语言恰恰是多数学生的学习状态。教师应当允许进度慢一点,允许学生发言模糊一点。”

3. 生活自信会技能。校园和家庭是学生们的主要生活场所,让学生们学会校园生活和家庭生活的基本技能,在为别人服务的同时收获快乐、自信和能力,同时也种下了“心中有他人”的种子。一是通过生活技能微课,教会学生们生活的技能。我们把生活中与孩子息息相关的技能拍成微视频,先由教师写好剧本,再由德育处负责同志导演和邀请演员,有的请教师做示范,有的请孩子们观摩,有的请家长讲解。扫地、洗碗、擦桌子,洗手、刷牙、洗脸蛋,拣菜、洗菜、做菜品等等形成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微课程。二是让学生们参与各类校园活动,如晨会课的演讲、国旗下讲话、各项校园活动节等等,鼓励孩子们多出境、多上台、多开口,在校园活动中学生们学会了演讲、学会了主持、学会了表演、学会了打扮、学会了互助、学会了交往,活动成为学生们交流沟通、互相鼓励的成长平台。三是组织生活技能大赛让学生们展示自理才能,每学期的生活技能大赛成为学生、老师和家长们十分喜爱的一项活动,因为它不仅具有竞赛性而且很有实用价值,团体速度穿衣、系鞋带比的是熟练程度,花样系鞋带、服饰搭配比的是审美眼光,分餐、洗碗、炒菜比的是帮厨能力,在生活技能大赛中同学们练就一身生活自理的本领,服务他人成为现实。四是足球特色健体益智,学校的智勇足球推广力度大,每班每周一节足球课,进入了学校的课程体系。阳光体育活动时,孩子们人手一球,做趣味游戏,练足球技能,既健康身体又开动了脑筋。学校成立了“智勇足球”队和梯队,每天放学后进行刻苦的训练。全校性的足球团体操整齐划一,配上节奏鲜明的音乐,令人赏心悦目。

(三) 精准促进家长能力提升

1. 有效供给转变家长理念。曾经看过这样一句话:“世界上最难改变的就是人的思想”,很多家长觉得孩子交到学校,就是学校和老师的事情,自己做起了甩手掌柜。有些家长对学校正常需要家长配合的工作也不置可否、不闻不问。众所周知,家庭教育是学生成长的根,家长教育是学生成长的干。

(1) 专家引领。学校依托南京师范大学家庭教育指导中心的师资力量,建成学校家庭教育指导分中心。学校还与江苏省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中心合作,成立了“华阳实验小学陶老师心理辅导室分站”。通过全国著名的家庭教育专家殷飞教授和心理健康教育专家任启平教授,对家长进行长期有针对性的培训,致力于对家长们进行教育思想和理念的更新和教育技能的提升。

(2) 菜单式培训。培训是提高家长能力的有效途径。针对不同年级家长的需求,学校经过认真的调研,进行了菜单式专题培训。如:一年级家长我们进行了“新生入学培训”,帮助家长了解孩子的入学心理,低年级学习的特点等等,让家长能够转变教育方式,促进孩子成长。针对六年级家长,我们开展了“孩子生涯规划辅导培训”,让家长了解青春期孩子的身心变化以及所要注意的沟通技巧。对孩子的未来发展,做到心中有数,从而能够静下心来和孩子一起共同讨论未来的规划。为此,我们创新了家长会培训的形式,家长将孩子们围坐在教室中央,这样,既能学到相关的家教知识,又能在培训后与孩子及时交流。

2. “三团”建设激发家长热情。家长的资源是可观的,充分发挥好家长的作用,对学校的发展将会起着巨大的作用。学校组建了家长爱心团、助学团和义工团,让家长走进学校、走进课堂,参与管理,充分发挥家长的能动性。每学期末,学校隆重召开“仁义家长”表彰大会,表彰优秀“爱心家长”“助学家长”“义工家长”若干名,受表彰的家长需要通过“班主任老师推荐,班级群QQ群述职,学校批准等三部曲才能获得这一荣誉。“三团”建设的成功,架设起了一条家校交流的畅通桥梁。

3. 三级家委形成教育合力。孩子的培养本不该是学校单方面的责任,而是学校、家庭、社会的共同责任,“开门办学”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现代教育理念。把家长请进校园,让家长参与学校和班级管理,这种全新的家校融合模式在我们学校已经生根开花。

顶层设计范文2

江猛老师最近在济宁授课期间,一位农牧行业的老板,问我:网络营销我们行业适合吗?

我毫无疑问的告诉他:赶快去做。他说我们之前很犹豫做这个事情,听了你今天的演讲,我们更加坚定了信息,要做网络营销。

其实很多企业,都会有这样的类似问题,我们要不要上新产品,我们要不要开拓新的渠道,我们要不要发展新客户,我们要不要跨行业经营。。。等等类似的问题很多。

一:营销战略—--顶层设计:企业定位:

最近我们可以关注一个企业,恒大集团:他们的掌门人—许家印:说未来要坚定不移的走多元化战略,我们先不要评论他的战略是对是错,我们至少可以明白,他也在为恒大的未来做顶层设计,他知道未来要什么?走向何方?

定位赢得天下,精准的企业战略顶层设计让企业变得独一无二,没有定位就没有地位,就向一艘轮船在海洋上航行,没有方向感,会更加的危险。

企业定位:就是企业确定公司的社会标签是什么,客户想到公司会想到什么?从而占领你在消费者心目中的位子;

公司定位的理念和原则:

企业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要上升到国家高度,担负起社会责任,帮助社会,帮助客户,帮助员工,作为一家企业,要有所追求,只要企业的定位没有站在人道,人性的角度考虑,都是不长久的。

1:企业定位要站在社会角度,帮助社会就是帮助自己;

2:企业战略定位,要做减法,不是做加法,让自己变得更加专注,成为行业专家,而不是杂家

3:企业从事的行业不应该过多,行业越多,要求的资源越多,运营成本和压力都非常的大;

社会中,有很多多元化经营的企业,也经营的不错,究竟多元化经营是好是坏,我们要纵观其变,不要盲目效仿。

企业的经营者们,切记—--多元化经营和多元化投资不是一回事。

关于企业的战略定位-顶层设计:我们要从如下几个问题思考和纠偏:

第一步:找准自己属于什么大行业,公司的细分行业是什么?公司的边际行业是什么?

公司未来可能进军的行业?

第二步: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

研发竞争力,营销策略竞争力,战略竞争力,资源竞争力,管理机制和团队竞争力,商业模式

第三步:企业发展的核心卖点:

追求做大,追求速度,追求与众不同,追求未来,追求领先,追求质量。

第四步:企业战略定位—顶层设计的时候:我们要避免:追求过多,盲目的攀比,偏离自身的资源和实力,定位搞清楚,随便模仿。。。

二营销战略—--顶层设计:产品定位:

产品定位,也是企业营销顶层设计的关键一环,很多企业都是在产品的定位上胡乱的模仿别人,比如:白酒行业洋河蓝色经典卖的的不错,很多白酒企业也在模仿,有时间我一看到,就暗暗发笑,模仿的时候忘记了自己的定位。

哇哈哈也有些产品是学习别人的,但是他们在学习别人的同时,知道有些可以学习,有些不学习,这就说明我们模仿别人的同时不要忘了自己。

产品定位分为四个大类:

第一大类:入门产品:客户很容易进入我们公司消费产品,让客户满意度高,入门产品的目的就是:增加客户数量,让客户有体验我们产品的权利。

第二大类:利润产品:为企业带来利润的产品,这个产品的品质,服务,客户满意度都要不错,否则客户不会回头,他是企业发展的利润源泉。同时也要防止竞争对手随意模仿和扰乱市场,这个产品要有绝对的竞争力。

第三大类:未来之星产品:这类产品虽然现在销量不是最好,但是是未来发展潜力的产品,这样的产品要不断的培育,不断的提升,未来会成为公司的利润产品,公司发展的原动力,厚积薄发。

第四大类:附加产品:这类产品是增加客户忠诚度,我们可以作为其他产品的附加产品,用来赠送或者促销产品。

三:销战略—--顶层设计:营销经营目标---

1:营业额的指标:

销售额是多少?

预收款是多少?

呆账率

2:销售成本:

生产成本是多少?

人均销售额?

人均成本是多少?

税务是多少?

招待费是多少?

广告宣传费用是多少?

销售团队工资是多少?

顶层设计范文3

16年前,李克穆被任命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金融风潮跟踪研究小组”组长,以应对当年的亚洲金融风暴。2002年李克穆任中国保监会副主席后,经历了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如此的工作经历,让李克穆更具宏观和国际视野。

两次金融危机的经历让李克穆对金融衍生品有了深刻的认识,尤其是美国金融危机下的保险业监管带来的警示。

他认为,金融衍生品实际上是依托一种投资机制来规避资金运作风险的金融工具,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金融衍生品日新月异,但良莠不齐。一旦对其监管不利,投入到资本市场使用就会造成金融市场失控,从而加深金融危机,造成行业业绩一落千丈,美国AIG保险公司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所以李克穆强调,中国的保险业发展要吸取美国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积极审慎地推行金融衍生品,加强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力度,但该放手的时候也要适时而放手,从而规范金融行业健康发展,为保险业的稳健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金融环境。

而在监管环节中最重要的是“任命一批合格的金融家和监管者”,李克穆坦言,目前国际金融衍生产品设计日益复杂,就连华尔街资深的金融家都会陷入其中,不能自拔,中国的企业更应该在任用监管者方面加强注意。

虽然目前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商业保险也迎来快速增长的势头,但中国的资本市场还未成熟,保险业的发展中存在着不少漏洞。作为监管部门的一员,李克穆提出:“风险问题要在发展的过程中进行防范,特别是要防范系统风险、区域性风险,让商业保险健康地成长,迎来一种健康发展的局面,为国民经济、机构、个人发挥商业保险应有的作用。”

此外,保险业的险种也要顺应时展,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

2013年的北京持续雾霾天气,蓝天和新鲜的空气成为了奢侈品。李克穆多次强调了立法环境责任险的重要性。他认为,重金属泄露治理成本高昂,“先发展后治理”的落后理念得不偿失,要从源头进行监管,将环境责任险设置成强制险,让污染者为污染行为买单,承担应有的责任。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面对保险业的许多漏洞和不足,李克穆认为,保险业解决这些细节问题的根本途径是构建顶层设计,试图从全局来进行统筹规划,以集中有效资源,高效快捷地实现目标。这其中就包含了借鉴外国经验教训和结合中国实际国情设计。

他说:“保险业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关键在于保险业的视野有多宽、有多远,在于保险业能否根据国情不断探索和实践。”

审慎发展金融衍生品

《财经国家周刊》:在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金融业“十二五”规划里,提出了对保险业的要求,从政策层来说,保监会有哪些具体筹划?

李克穆:现在保监会正在酝酿保险业的顶层设计。顶层设计与一般规划不同,是配合目前国家的整体要求来做的。

主要是从根本点、从大局上研究保险业发展的总体框架和保险业监管的总体思路。这样的顶层设计需要在参考国情的基础上,参照国际经验,特别要谨记国际金融危机的一些教训。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是为全世界的金融业提了个醒。例如全球最著名的保险公司――美国AIG公司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美国政府拨了近两千亿美元的救助款,到目前这场危机还没有完全过去。

《财经国家周刊》:此次金融危机,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带来了哪些启示?

李克穆:还是举一个例子,AIG的保险业务没有发生大的问题,而问题出在了衍生产品上,即在操作CDS衍生产品(注:信用违约合同,一种保险衍生品)的时候发生了重大问题。

时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卸任后回顾这一时期,提出了对于金融产品美国基本没有监管是个失误。财政部长鲍尔森在《悬崖边缘》书中也讲到,从现在看,美国的金融监管充满漏洞。

当年美国号称全世界的金融老师,事后却发现其金融监管充满漏洞,而且很大的漏洞源于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失控。所以我们保监会可以据此总结经验,即对于金融衍生产品的推进,要积极和审慎并重。

《财经国家周刊》:如何积极和审慎地推进衍生产品,并进行有效监管呢?

李克穆:现在保监会对于金融衍生产品是有严格管控的。比如说最近对于保险产品,我们也允许其介入衍生产品的领域,但是每一项要坚持审核或备案,因为我们非常关注保险资金的运用,这关系到保险业的兴衰。

在全球化的今天,该开放还是要开放,但开放的过程要适当把控。对于衍生产品,我们要坚持“积极推进”和“审慎监管”并重的思路。

如何避免金融危机中所发生的金融衍生产品问题,这是很关键的。金融危机前,金融衍生产品日新月异,有时候一周就能发明出好几个,这些匆忙上阵的衍生产品为国际金融带来了很多灾难。

如刚提到的CDS。我记得有次在一个会议上,一个投行的专家跳起来说:“这个产品害死人!”另外一个专家说:“如果我没有记错,这个产品就是你发明的。”那位专家愣住了,因为他发明了太多产品,自己都记不清了。

因此,我国要吸取经验教训,在衍生产品领域内,一要审慎推进;二要结合具体的中国国情;三要任命一批合格的金融监管者。

国际金融衍生产品设计非常复杂,华尔街资深的金融家都会陷入其中,中国的企业更应该注意。走出国门要进行资金操作,没有合格的金融专家是绝对不行的。

《财经国家周刊》:保监会的派出机构目前仅到经济单列市,未来是否有增加派出机构的计划?

李克穆:保险监管与保险公司的日常运作有很大关系。在一些保险业务较多的地区,保监会的派出机构延伸到市级,作为试点建设。

试点是否进行推广要视情况而定。我们需要先侦察一下,看发展情况再决定下一步。

建设保险退出机制

《财经国家周刊》:随着保险业的发展和监管体系的健全,偿付能力不足的公司越来越少,但依然存在。甚至有些公司长期偿付能力不足,监管层怎么看待这一问题?

李克穆:偿付能力是保险公司是否健康运作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

保险业偿付能力不足的情况曾一度比较严重。不过,现在大的保险公司上市以后,偿付能力有了好转,仅有少数公司还存在偿付能力不足的问题,通常保监会会督促这些公司采取措施,提高偿付能力。

如果该公司长期偿付能力不足,保监会就会通过限制公司相关业务活动来约束其行为,譬如限制其增开分支机构;限制其广告宣传投入。只有该公司在补足偿付能力之后再继续开展业务。

《财经国家周刊》:保险业有没有退出机制?

李克穆:如果公司弥补不了偿付能力,走向严重的财务问题,它可能就会走向终结。银行、证券、保险都有这个问题,任何一个企业一定是有生有死、优胜劣汰。

截至目前,保险业内现在有150多家保险公司,也进入了一个兼并重组的阶段,这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会增强一些保险公司的实力,也是准入退出机制的一种新表现。

《财经国家周刊》:您如何看待金融混业这一现象?

李克穆:目前几家大公司已经开始金融混业,包括平安集团。它的银行业务和保险业务已经不相上下。这种情况之下,我认为还是优先采取分业监管。

即一家集团有银行、证券、保险三个分公司,那么这三个分公司就应该接受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的分别监管。

但问题在于谁来监管其控股母公司。目前我国暂时采取“出身论”的方法。比如平安,它是保险公司出身,并且其保险占有相当的比重,所以由保监会来监管。

《财经国家周刊》:如何看待央企跨界到金融的做法?

李克穆:这样的现象很普遍。国际上很多大型集团都建造了属于自己的金融板块,我国也不例外。比如中石油、中石化等央企过去主要是成立财务公司,现在业务越来越广泛,甚至设立了保险公司,且实力还比较强。这些属于企业自身的战略决策。

从监管层来讲,在企业提出申请以后,我们核准时看它是否符合监管要求标准。对于其专业性来说,这是战略性投资,央企可以找金融业人才来经营。监管层希望他们能够审慎地经营。

保险业谋求转型

《财经国家周刊》:目前中国保险业的发展,彷佛进入了瓶颈时期,如何看待现在保险业的发展?

李克穆:虽然近年来保险业保费收入有所降低,但是我们发现保险业务质量有所提高。保险公司现在更注重风险防范和保护消费者利益。我们保监会也提出,希望保险公司不断提高服务质量,产品设计更符合大众和企业需求。

另外,近年来银保业务下降,也影响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有专家认为银保在发展过程中还有待完善,有少数保险公司存在误导的问题。接下来保监会和银监会就这些问题将进行沟通协调,一些指导意见,使其更加规范。

我认为,承保数量下降,但是业务质量提高,对保险业来说不见得是坏事。另外,目前来看,在保险公司的生存和发展中,投资占非常关键的位置,完全靠承保业务难度很大。保险资金运用在今后一段时间里也是保险公司生存和发展的关键环节。保监会也出台了一些政策,进一步拓展保险投资渠道。

《财经国家周刊》: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要提高保险业的竞争力,如何理解报告中所说的竞争力?

李克穆:竞争力包含保险公司在中国境内的竞争和国际上的竞争,但目前我国“走出去”的保险公司很有限,需要借鉴外国保险公司运行的先进模式。在管理层上,国内的保险公司不落后于国外,而在产品上则要依据国情来设计。

《财经国家周刊》:能否介绍下巨灾保险建设情况?推进的难点在哪?

李克穆:巨灾保险建设一直受到国务院的重视。现在必须要形成一个完善机制,即在国家的政策性支持下进行商业化操作。

如果完全依赖商业化运作的话,一旦巨灾来临,保险公司可能一无所有。相反,如果完全依靠国家财政,巨灾来临将会给国家会造成巨大压力。

因此,国家政策支持下的商业化保险形式运作是很有必要的,这也是国际上比较成熟的做法。

我国不同地区灾害情况不同,巨灾保险在产品设计上需要更科学化。目前主要通过高层和专家研讨会形式进行统一设计,各省的情况交给保险公司去做,保险公司根据不同地区设计不同险种,然后备案,由保监会做审核。接下来保监会就巨灾保险规则进行细化,使规则更好地实施。

推动环境责任险

《财经国家周刊》:中国推动环境责任险发展的难点在哪里?

李克穆:责任险正在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各个省市各种行业都把责任险放到重要位置,例如在建筑工程、旅游等方面发挥它的积极作用。

责任险也是我们平常关注的险种,比如环境污染责任险就是其中之一,这些责任险都会快速成长起来。目前我国的责任险难点在于对责任险本身的产品设计等方面进行完善,另外还要营造一个良好法制环境。

环境责任险实际上是保监会和环保部为了配合国家而制定的险种,从2003年左右就开始推行。

环境责任险推行最大的难点在于能否作为强制险种。譬如,重金属泄露的污染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其渗进土地、河流,肉眼无法识别,只能靠仪器检测,对人伤害极大,因此环境责任险作为强制险是有道理的。

但是,推行强制性险种必须要慎重,我国目前只有交强险是强制性险种。国外对高污染、重金属原材料有非常严格的限制,也有相对成熟的环境污染责任险种。我国在设计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时,要结合本国实际情况,按照保险业的行业规律来制定。

此外,保监会希望通过一些立法途径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使这个险种得以发展。

《财经国家周刊》:您认为,如何通过环境责任险的发展来制止污染?

李克穆:保监会不仅仅关注险种,更关注如何切实遏制污染。

我个人建议在这方面严格审批环节,不能“先发展后治理”,必须建立防控污染的设施,然后才能发展。在审批环节要增加行政复议,广泛听取意见,否则事后限制则非常困难。

另外,加强对间接涉重金属的中小企业的管理。今年年初,环保部和保监会联合下发《关于开展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强调涉及重金属企业以及在业内涉及重金属污染物产生和排放的企业都必须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虽然,有些企业不是重金属企业,可实际上在生产过程中却间接使用了重金属。比如在生产环节、排放环节以及帮助他人运输、储藏过程中泄漏重金属,这些量看起来较小,但积少成多的后果非常严重。

因此要对企业进行调查、核查,进行严格管理,不能“抓住西瓜丢了芝麻”,因为芝麻的数量非常之多。

《财经国家周刊》:环境险如何做到行业与地区并行?试点公司的承保资质如何确定?保险公司又如何确定赔偿额度?

李克穆:目前环境险重点在几个省进行试点,这几个省的所有企业都可以投保,现在的投保实际上有两方面作用,首先是降低企业出险的次数,其次是出事之后的事故处理。资金一到位,对后续的事故处理是有作用的,有充足的资金保障就能及时处理,从而防止污染扩散幅度。

顶层设计范文4

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儒家学说在治理国家中取得指导思想的地位。然而,儒学自身的纷争歧见和门派分化也在继续发酵,两汉时期的五经传承各有家法,最终形成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大体系,具体门派达数十个之多。他们有的说理,有的斗气,多想借助官方的力量,确立自己为正统并排斥其他派系,其中先后被官方正式设定五经博士的门派就有十几家。经学大师们开始走上以官助学、政学合流的道路。汉宣帝时,曾经在石渠阁议定五经,但并未彻底解决纷争。此后,学派差异和政令统一的矛盾就纠缠在一起,并作用于现实世界。思想的丛林状态,对学术的发展有益,却令执政的官员挠头。一种解释世界的学说,其不同见解可以推进认知的深化;而一种指导行动的学说,门派林立足以导致歧途亡羊。所以,政治儒学必然会由追求思辨的“合理性”走向追求行动的“权威性”。当儒学在野时,不管是一分为八还是孟荀分传,他们的争论只能靠理论自身的力量来说服别人,而当儒学在朝后,门派家法往往与政治权力捆绑在一起,以理服人就有可能变为以势压人。当然,这里存在着各种复杂的情境,某种学说能够得到官方的权势支持,常常离不开透彻的说理,然而这种说理一旦得到官方的首肯,就有可能使说理演变为命令。这种演变完成后,官方的需要又很有可能把说理变成强词夺理。如果这种学说缺乏内在的自省和批判机制,不能保持学问与权力之间的紧张,进而就有可能由学而霸。所以,任何一种管理思想,怎样由民间走向官方,又怎样由思想世界走向行动世界,很值得研究。

汉武帝推崇儒术以后,儒学内部的学派差异一直在影响着现实政治。仅以《春秋》而言,汉武帝时期,谷梁学和公羊学已经互不相容。董仲舒的公羊学,借助武帝的支持打压谷梁学,而到宣帝时,谷梁学又在新皇帝的支持下重新抬头。再拿礼仪制度来说,不仅汉初叔孙通的应时之作遭到其他儒者的抨击,就连武帝时的封禅大典也有不少批评之声。昭宣之后,礼仪之争不绝于耳,每个学者都引经据典,声称自己所说的才是儒学正宗,导致连先帝之庙的废立,祭祀仪典的存亡,国家机构的职能界定和权责关系,都无法形成定论。正如班彪在《汉书·韦贤传》的赞语中所言:“汉承亡秦绝学之后,祖宗之制因时施宜。自元、成后,学者蕃滋,贡禹毁宗庙,匡衡改郊兆,何武定三公,后皆数复,故纷纷不定。何者?礼文缺微,古今异制,各为一家,未易可偏定也。”如果仅仅是无害于社会的学术之争倒也罢了,问题在于各种政治力量都会利用这种学术之争去改变政治格局,尤其是王莽时期,古文经学兴起,古文《尚书》和左氏《春秋》成为王莽改制的工具,后出的《周礼》更成为改制的蓝图,王莽以正宗儒学传人的身份,以周公为楷模,表演了一把影响极大的政治秀。刘歆倡导的古文经学,充当了王莽的代言人。刘秀夺取政权时,今文经学派生出的谶纬,为他称帝建国增添了神圣的光环,这固然有利于刘秀政权的建立,但也会给他人附会天命留下孔隙。随着东汉政权的稳定化,任凭这种学术纷争影响政治,就有可能造成王朝的隐患,“统一思想”已经是大势所趋。在这种背景下,东汉章帝召开了白虎观会议,并由此形成了《白虎通》。

有学者根据《东观汉记》考证,指出白虎观会议实际开过两次,一次在汉明帝永平元年,一次在汉章帝建初四年(可参见雷戈:《白虎观会议和〈白虎议奏〉、〈白虎通义〉之关系考》,《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多数学者认为,所谓白虎观会议,是指汉章帝这一次,但这并不等于说汉代关于儒家经典的官方讨论仅有这一次。从两汉的历史来看,召开类似会议已经成为一种“故事”,最起码从西汉宣帝就已经开了惯例之先。而且白虎观会议是以宣帝时的石渠阁会议为楷模的,所以有必要从汉宣帝说起。

史载汉宣帝甘露三年,诏令诸儒讨论五经同异,由当时儒学中著名的后氏传人、太子太傅萧望之“平奏其议”,最后由皇帝决断,“上亲称制临决焉”。宣帝的这次会议后,把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和谷梁《春秋》等正式列为国家博士。这说明,石渠阁会议的直接后果是增加了官方承认的儒学门派数量,且影响到不同门派的势力消长。根据《汉书·儒林传》赞语所言,在武帝独尊儒术时,官方确立的学派还不算多,《尚书》只有欧阳氏,《礼》只有后氏,《春秋》只有公羊氏。而宣帝开始,五经的官立门派迅速增加,《尚书》添了大小夏侯,《礼》添了大小戴,《易》添了施、孟、梁丘,《春秋》添了谷梁;到元帝时,《易》又添了京氏;到平帝时,除添了《左氏春秋》外,还添了《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等。如果不是专门研究经学的人,恐怕会被这些门派关系弄得晕头转向。但是,从管理思想史的角度考虑,即便不探究这些门派的兴衰变化,也必须看到门派数量增加对治国思想的影响。从统一思想的角度看,石渠阁会议不仅使国家承认的儒学门派有增无减,而且隐含着加剧门派之争的风险。就以谷梁学钦定为官方学派为例,由于公羊学的法定地位并未废黜,被边缘化的公羊学传人势必会运用合法的话语权争回自己的地盘,以求重现往日辉煌。所以,石渠阁会议的意义在于钦定,而未能实现统一。台湾学者甘怀真认为,宣帝石渠阁会议的重要性,表现在皇帝对学术的裁决上面。“所谓皇帝的裁决,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实质意义,其关键不在于皇帝如何决定经学的内容,而是皇帝的职位在形式上成为经学的仲裁者,进而居文化系统的领导地位。此不可不谓是皇帝制度的一大转折。”(《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台北联经出版社)可以说,从汉宣帝开始,建立了帝王裁判学术的规矩,把本来属于学术的学派纷争变成了借助官方权力的裁决兼公证。

东汉的白虎观会议,在皇帝行使学术裁判权上,可以看作宣帝石渠阁会议的延续。而且着力于解决石渠阁会议没有解决的统一思想事宜。不管东汉的会议是一次还是两次,都是在白虎观“使诸儒共正经义”。《后汉书·章帝纪》载:“于是下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议奏》。”白虎观会议不仅规模大,人员多,而且时间长。《后汉书·儒林传》称:“建初中,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肃宗亲临称制,如石渠故事,顾命史臣,著为通义。”这次会议所形成的文献,有《白虎议奏》、《白虎通德论》和《白虎通义》三个名称。人们一般认为,白虎观会议是由魏应传达皇帝的旨意,并转达皇帝向会议提出的问题;由淳于恭记录整理讨论情况,形成向皇帝的报告文本,这个报告文本应当包括会议达成的一致意见和未能取得一致的不同观点;由皇帝对悬而不决的争论作出最终裁判,奏章加上皇帝的批语,就是《白虎议奏》;班固又依据《议奏》编辑加工形成典章性文本,即《白虎通义》,简称《白虎通》,又名《白虎通德论》。从清朝到民国的学者,在这三个名称的异同以及到底是同名异书还是异名同书上有很多争论,但不影响对该书的性质判断。清朝道光年间,陈立对《白虎通》进行了全面疏证。《白虎通》的出现说明,白虎观会议与石渠阁会议不同,白虎观会议不仅由皇帝行使裁决权,而且以《白虎通》完成了统一思想的壮举。此后,不管儒学还有多少学派争论,《白虎通》则凌驾于这些争论之上,成为官方指导儒学研究的教程,进一步可以说,《白虎通》是以儒学为基础的钦定的官方治国。

《白虎通》的思想意义,在于它是由皇帝钦定的经典。由于汉语的多重含义,经典一词可以有多种解释。《白虎通》式的经典,可以直接作为国家与社会的制度依据,具有“国宪”性质。所以,侯外庐在其著述中首次把它称为法典,而不采用通常的经典一词,实际要表达的就是宪典之意。其他学者尽管还称其为经典,但此经典已非彼经典,它的文献学价值已经被皇帝的权威压抑,变成了可以直接当作律法依据的国家意志。但是,把它称为法典,也不完全准确,因为它依然是儒学内容,而不是单纯的国家。在这一意义上,彼经典还是此经典,其思想来自儒者,而不是来自皇帝。可见,《白虎通》完成了两汉的“政学合流”,是儒者、官员、皇帝联手进行“顶层设计”的一个古代样板。

《白虎通》的内容洋洋洒洒,以纬证经(纬书用于解释经书),从治理国家的角度看,帝制时代的礼法体系由此开始正式建立。汉代之礼,一直未能形成统一完整的典章体系,无论是高祖的朝仪,还是武帝、光武帝的封禅,都属于一事一议,而且众说纷纭。儒学认为,制礼是圣王的标志,只有盛世才能建立礼典。正如曹褒上疏所言:“昔者圣王受命而王,莫不制礼作乐,以著功德。功成作乐,化定制礼,所以救世俗,致祯祥,为万姓获福于皇天者也。”(《后汉书·曹褒传》)《白虎通》的诞生,有力地支持了官方制礼。而在东汉明帝、章帝时期,由光武中兴到社会安定,勉强可以够上盛世制礼的标准。于是,功业心重的汉章帝在白虎观会议后,认为创建权威礼制的条件已经成熟,在同大臣们进行过数次商讨后,命令曹褒为汉朝制定礼仪,以替代权威不足的零散礼制。这一制礼过程,从实施角度贯彻了白虎观会议统一思想的初衷。在征求意见过程中,班固作为熟悉儒学的大臣,主张沿袭以往的召集诸儒讨论的方式,说:“京师诸儒,多能说礼,宜广召集,共议得失。”而章帝一口否定了班固的提议,驳斥道:“谚言‘作舍道边,三年不成’。会礼之家,名为聚讼,互生疑异,笔不得下。昔尧作《大章》,一夔足矣。”意思是说,民谚称,在路边盖房子,三年也盖不起来,因为过路的人你一言他一语,指手画脚,横挑鼻子竖挑眼,怎么盖都有人说不合适。讲究礼仪的学究,所谓讨论实质是聚讼,互相驳斥,最终导致无法下笔。尧帝作乐舞《大章》,有夔一位乐官就足够了。显然,在章帝看来,经过了白虎观会议的讨论,再不需要让儒生们各抒己见。尽管班固还抱有学者的思路,但章帝则觉得已经完成了理论上的统一,需要的仅仅是实际操作,而曹褒在当时是最合适的制礼人选。曹褒的父亲,是后仓礼的隔代传人,受教于庆氏,在建武年间,曾经为刘秀制定过封禅、七郊、三雍、大射、养老等礼仪。子承父业,曹褒在当时是庆氏礼专家。按照章帝的诏令,曹褒编制了系统完备的礼典,包括“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凶终始制度”,共一百五十篇。

但是,事情没有章帝想得那么顺利。章帝自以为经过白虎观会议的钦定,就不再需要争论,所以,曹褒拿出的汉礼,可以作为定制。如果章帝能够多活几年,也许他可以凭借皇帝的权力把这部曹氏汉礼由生米做成熟饭。不巧的是就在曹褒完成使命不久,章帝驾崩,和帝即位。太尉张酺、尚书张敏等以儒学大臣的身份奏称曹褒“擅制汉礼,破乱圣术,宜加刑诛”。和帝虽然没有处理曹褒,但曹褒制作的汉礼由此搁置。曹褒制礼所受的挫折,反映出《白虎通》的内在矛盾。对于儒家教义的争论,皇帝可以享有裁决权,然而,皇帝不是学者,不能对儒家教义进行诠释。如果皇帝可以对治国学说进行诠释,那就走到秦朝“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老路上去了。而汉代对秦亡教训的警惕,决定了儒学门徒可以服从皇帝的裁决,但绝不交出诠释权。包括编辑《白虎通》的班固,在章帝提出制礼时,依然坚持要学者讨论。就反映出这种立场。章帝自己也底气不足,他不能公开说不许儒者讨论,只是声称讨论妨碍操作,不愿下令让儒者讨论而已。所以,《白虎通》实现的政学合流,并不是学者对皇权的单方服从和皇权对学者的单方支配,而是试图在皇权和学者之间达成共识。班固作为《白虎通》的编辑者,其立场深可玩味。后来的儒者,当保留学者的经典诠释权时,会表现出对皇权裁决的服从;而当皇权要排斥学者的诠释时,则无法达成二者的一致。这也正是中国古代不可能产生出“唐太宗思想”或者“宋太祖理论”的奥秘所在。后来的皇权与士大夫的平衡乃至所谓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思想,正是从这里发源的。这种道统与治统互相配合又互相制约的格局,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是从《白虎通》开始呈现的。

顶层设计范文5

朋友看来是下了一番功夫,针对剧情中女主人公的父女情深、教育方法、心理变化、同学相处、生活情感等问题,不时地暂停,随时就剧中情景展开对话谈论,包括孩子们。这个电视连续剧在我的中学时代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无论从励志成长,还是今天身为人父的教育启示中,的确不失为一个好片子。但惭愧的是,我的思绪似乎又跑远了。

影片中,小鹿纯子的父亲表面不近情理的骑马追赶孩子跑步,日本校园体育竞赛活动等等画面,竟让我联想到了当下我们校园里体育活动的种种差距。我相信,即便现实中,让孩子跑步打球,家长老师也未必一定是以培养世界冠军为目的,重要的是培养孩子们的毅力,当然还有身体。有了这种精神,影片中女主人公面对困难时的态度,遇到挫折时的坚持,以及生活中的乐观豁达带给我们的启示可不仅是体育锻炼本身。

不敢说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也不能说目前的学校体育发展轨迹有些偏差,但可不可以说我们的学校体育顶层设计还不够理想。借用当下这个比较时髦的词,是想说,校园里的体育教育绝不仅仅是体育技能之提高,体质增强之功效,它对于孩子们精神、心理以及社会层面的培养可以说要比其他手段有效有力的多。而问题在于,当前教育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无疑都可以从学校体育顶层设计中找到原因。

体育教育之功效,首在健体,进而健心,终而达世。这三方面的体育功能不仅递进,同时又互为促进。如果健体是基础的话,这个基础打好了,上层的健心自然就会有成效,最终形成的社会适应能力也就无需苛求什么了。反之,形成的体育价值观不仅对自身于心于体的终身受益,甚至形成的社会氛围中良性循环又惠泽到了下一代孩子身上。纵观一段时期以来我们学校体育的发展轨迹和发展理念,似乎在设计环节上,陷入了一个各自为战的自我状态中。要么就体质的问题在医脚,要么就社会的问题在医头。

如果说校园体育的顶层设计应当遵循上述的纵向发展观的话,看着日本上世纪70年代而今天更是有过之的校园竞赛氛围,无疑又是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学校体育顶层设计的横向思维并重。一个小小的校园体育竞赛活动,展现出了一个社会整体体育活动的状态,校校之间的体育竞赛活动,家长社会的参与支持,学生为此投入的身心体验,如此一来,又促进了体育教育本质的三层功效。

顶层设计范文6

陆首群向《计算机世界》报记者介绍说,这部年鉴由电子政务理事会组编,是我国首部全面记载中央国家机关和地方政府电子政务的主要进程、汇集国家主管部门指导电子政务发展的重要文件,收录年度电子政务的专题报告和观察评述,电子政务的重要成果和年度人物等先进个人信息,整理电子政务基础数据的工具书。

记者翻开《年鉴》,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电子政务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积极进展,网络支撑能力不断加强,成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基础设施。电子政务网络已经覆盖所有的省、自治区、直辖市,90%以上的市和80%以上的县。

统筹协调能力待加强

目前我国电子政务建设缺乏统一的建设管理机构,跨部门、跨地区、中央和地方间缺乏稳定的协调机制。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基本形成了由信息化领导小组、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和信息中心构成的政府信息化管理“三位一体”的决策、协调和执行机制。但是这种模式在不同部门和地区的运行有所不同,取得的实际效果差异很大,由于没有形成上下统一的CIO制度,容易形成职权分散、缺乏权威。大部制改革后,大部分地方政府都成立工业和信息化部门,但是名称上有所不同,有工业和信息化厅(委员会)、经济和信息化厅(委员会),在地方工业和信息化部门处室设置中,信息化相对处于弱势。

当前,地方电子政务管理机构主要设置在经信委、发改委、办公厅(室)等,直属部门均有电子政务支撑机构。目前超过一半的地方政府将电子政务管理职能设在信息化推进处或信息处,具体的省份为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上海、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广西、海南、重庆、四川、云南、陕西、甘肃、宁夏、新疆;26%的省级政府的工业和信息化部门设立了单独电子政务处或电子政务与信息资源处、电子政务与信息安全处,具体是北京、天津、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超过10%的省级政府没有设置专门的电子政务管理部门或明确电子政务管理职能,有3%的省级政府虽设有信息化推进司,但是电子政务的管理职能放在了当地的发改委。

在陆首群看来,电子政务建设应该从顶层设计入手,理顺管理体制,才能改变现状,推进电子政务快速发展。

系统建设国产化率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