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关系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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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

社会关系范文1

论文关键词:家族企业;社会关系网络;社会资本

论文摘要:我国民营企业普遍采用家族式的企业组织形式。通过对家族式企业社会关系网络的分析,试图说明社会关系网络对家族式企业的治理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主要体现在减少企业内部协调成本和外部交易成本方面。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转型时期,社会关系网络的获取和积累对于家族式企业竞争优势的形成具有显著的正效应。

中国的民营企业普遍采用的是家族企业组织和管理方式。从文化角度而言,家族式企业在亚洲文化环境下显示出了特定的竞争优势,这一竞争优势主要来自于家族伦理的内部凝聚力、关系网络带来的信任和特许权以及在管理上降低监督、控制等方面的交易成本等。实际上,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家族式企业也是一种主要的组织形式。但是,我国的家族式企业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这体现在社会关系网络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相当重要。从关系网络的角度来界定,所谓家族企业,就是按照血缘、亲缘以及地缘等特殊关系组成的网络。曾经阐述过我国传统社会关系与西方的“团体格局”的不同,即所谓的“差序格局”。他指出,一个以家文化为核心的“差序格局”社会,是由无数私人关系达成的网络。这一网络是某种在时间流程内相对稳定的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模式,其特征是相互联系和互利。家族式企业多是“弱组织和强网络”。所谓弱组织,是指以家族企业为主的组织形式;所谓强网络,是指家族企业之间以信誉为基础的联系具有长期稳定的特点。家族式企业之所以能够成功,正是这种网络关系弥补了组织软弱的不足。在市场机制不完善、市场调节能力有限、社会规则不健全以及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强网络可以被视为一种具有明显优势的廉价组织资源。因此,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和社会背景下,应该肯定家族式企业存在与发展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一、家族式企业产生的历史背景

家族式企业作为一种企业形式,它是一种经济关系的具体表现。它的产生、发展、转变与消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中国的小农经济历史悠久,家族经济的根基较之其他国家更加根深蒂固。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家族式企业将会长期存在和发展,尤其是在广大农村不断城镇化、产业化的历史进程中,家族经济和家族式企业将会继续大量出现。

(一)市场竞争效率的必然

在企业组织形式中,能够在特定的市场环境、文化环境下更好地整合资源,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组织形式,就是有效率的。按照市场竞争的一般特性,国有企业的效率相对较低。而外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时间尚短,其在中国扎根不深,不了解我国市场的文化底蕴,因此,不能担当我国配置市场资源的主力军。家族式企业在创业初期,以其小而灵活的特点,适应以市场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模式。在市场竞争中,利益的一致性使得家族各成员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具有天然的敏感性,外部尤其是市场变化的信息能够很快地传递到企业的每位成员。同时,家长制的权威领导,可以使公司的决策速度达至最快。因此,在改革开放初期,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和管理模式在逐渐转变,而现代企业制度和管理模式尚未确立,家族制度自然而然地承担起整合社会资源的责任。

(二)管理上的家长制

家族内部的凝聚力使家族成员能够不辞辛苦、不计报酬地勤奋工作,这在创业的初始阶段发挥了主要作用。家族式企业的创立者或继承者,往往以其较大的股份、较高的辈份或独特的个人魅力,在家族企业中扮演着家长的角色。“家长”依托家族的血缘关系,将企业的决策权集中在自己手中或家族内部,从而建立了集中、稳定而强大的领导实体。但在很多时候,资产所有者和人的目标常常不一致,客观上也存在着人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问题。资产所有者可能面临着资产流失的危险。家族式的管理帮助企业降低了监控成本,因此家族企业的总成本相对于其他类型的企业更低。家族成员彼此间的信任以及了解的程度远高于其他非家族企业的成员,家族企业成员之间可能负担较低的心理契约成本。因此,在企业规模不大、市场范围有限、管理技术要求不高的创业阶段,民营企业所有者经营的家族治理结构是有一定道理的。家族管理模式符合最小成本的管理学原则。

二、家族式企业管理模式的优缺点

无论是内地近年成长起来的私人企业,还是港、澳、台以及在东南亚地区久负盛名的华人企业,无一不是从家族式企业起家。他们的管理理念和经营成功的文化底蕴都是中国传统文化。华人在海外的创业环境,使他们必须以自我奋斗、依靠家庭成员协作、依靠同族、同乡帮助才能获得成功。因此,家族成员、同乡之间自然产生了一种信赖和亲情,管理中也就形成了以宽容、仁爱、平均为准则的伦理型管理模式。

(一)家族式企业的优点

尽管许多家族式企业的管理平庸、技术低下,但仍有很强的生存能力和竞争能力,这就是家族式管理模式特有的优点,其集中表现在:第一,企业的员工多实行终身雇佣制,员工稳定且很少流动,因而人力资源开发投资少,员工培训成本低,且能够确保员工的整体素质较高。第二,职工对企业的依赖性强,企业有较强的凝聚力。终身雇佣和年工资制使员工不愿离开企业,一旦跳槽到新的企业,工资福利就重新从零开始。因而将员工的利益和命运与企业联系起来,提高了企业的耐久力和抗风险能力。第三,内部人际关系和谐。家族式管理讲求以情动人、以行感人、以德服人,管理者使用职位权力较少,运用个人权威较多,因而劳资矛盾冲突少,企业的人事纠纷少,不易产生西方企业那种劳资对抗激烈,罢工、示威、成批解雇工人等恶性事件。第四,对新技术、新工艺有较强的吸收消化能力,能够有效地防止企业机密和技术专利的泄露,其内部技术创新也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第五,家族式企业中管理者和员工在感情上存在着“知恩图报”的内在逻辑。员工有视管理者为衣食父母的报恩心理,非亲缘员工也会有知遇之情、赏识之亲、重用之恩,他们会以加倍的努力去报答。

(二)家族式企业的缺点

家族式企业的最大缺点是管理者凭其优越感而滥用权力,亲疏分明,从而造成一些员工存有怨言。因而,这类企业成长到一定规模后,其弱点就表现得明显,常常导致企业的不攻自破。

家族式企业管理过分重视人情,忽视制度建设和管理。这种管理模式,使企业内部人际关系融洽,为企业带来了和谐的利益。但企业不是家庭,而是一个社会经济组织,其成员的个人目标和利益与企业目标和利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和冲突,特别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员工之间以及员工与管理者以及亲属或亲信之间的利益关系的调整,必须有一个客观公正的标准。用统一的制度和纪律来约束全体成员的行为,才能够形成客观公正的管理机制和良好的组织秩序。

家族式企业管理者的作用非常突出。他们的道德、行为端正,作风严谨,起到了奉公敬业的表率作用,业务素质上也要求有一技之长。他们大多是复合型人才,不仅是某个技术领域的专家,而且也是精明的商人和公关能手。由于他们的才能而限制了许多下属作用的发挥,压制了人才的成长,容易形成个人绝对权威。因此,这类企业经常会出现“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现象。同时,当此人不在或退位,组织会出现人才断档、权力真空的现象,造成企业一段时期内处于无组织的状态。

家族式企业管理任人唯亲现象严重。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常常按照亲疏远近而非因才适用。因此,在组织内产生“自己人”和“外人”的差别,造成“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家族主义氛围。“外人”为生存,也就趋炎附势,拉帮结派,容易造成企业内讧。因此,家族式企业管理,要么凝聚力很强、人际关系融洽,要么内部四分五裂、派系纷争严重。

总体而言,家族式企业管理模式是具有一定优势的,关键是看自己的领导能力。

三、家族式企业社会关系网络的主要特征

社会关系网络在我国家族式企业经济活动中往往起着替代正式制度的作用,而在配置资源功能上显得尤为突出。

第一,社会关系网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企业内部的协调成本,降低道德风险。有学者指出,以社会关系网络为基础的个人中心型管理是家族式企业内部管理的重要特征。企业内部各成员之间的交易是长期的,信任程度较高。通过内部的人际网络关系,可以避免过高的行政费用和规模过大而缺乏灵活性。

第二,社会关系网络可以协调企业与外部组织环境的关系。由于家族式企业缺乏搜寻、获取资源的能力以及声望,进而在传统的市场上进行交易时处于劣势。在这种情况下,家族式企业只有依靠其外部网络,来获得资源和完成交易。

第三,家族式企业对于社会关系网络有着很强的路径依赖。由于体制缺陷以及市场法制环境的不健全,家族式企业的管理高度依赖于企业家预先存在的社会网络。无论是创业初期,还是发展壮大时期,均是如此。

第四,社会关系网络对于家族式企业的人力资本的影响是显著的。正是这种以血缘、亲缘、地缘以及业缘关系为基础形成的特殊的信任和规范的强关系,使得家族式企业在用人上具有明显的“任人不避亲”和排外性。其人力资本具有高趋同性和高紧密型的特征。而且,这种特殊的关系还深刻地影响着企业职员岗位的分配和职位的提升,也使得外部的人力资源很难融入家族式企业之中。

四、社会关系网络与家族式企业的竞争优势

社会关系范文2

关键词:网络 创业者 社会关系 管理机制

1 概述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普及,网络已经与人们的社会活动密不可分。我国庞大的网民数量也催生出巨大的电子商务市场。如著名的淘宝网的年交易额早已突破一万亿元人民币。越来越多的创业者及创业企业开始重视电子商务,甚至连一些先前与电子商务毫无关系的企业也试图在庞大的电子商务市场的大蛋糕中分一杯羹。因此,不难看到,基于网络的创业已经成为新时期创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我国文化体系中,商业活动离不开社会关系。创业者在创业活动中同样需要借助于社会关系的力量来解决创业过程中面临的各种困境。已有对社会关系的研究多基于非网络创业企业,忽略了对网络创业企业的研究。事实上,网络创业者同样有社会关系,其在商业活动中同样需要借助于社会关系。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深入分析网络创业者的社会关系及其管理问题,总结网络创业者拥有的各种社会关系及其作用,并探讨这些不同类型社会关系的管理机制,以指导创业者更好地进行创业活动。

2 网络创业者的社会关系类型

网络创业者的社会关系包括多种类型,有家庭成员、亲戚及朋友、供应商、同行业竞争者、顾客、雇员以及电子商务平台服务商。这些不同类型的关系网络对创业者的作用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2.1 家庭成员。家庭成员是网络创业者最为密切的关系,如父母、兄弟姐妹等。这些家庭成员为创业者提供必要的支持,其中提供启动资金是最为重要的作用之一。家庭成员还能给予创业者一些建议,帮助创业者判断机会是否可靠、是否具有商业价值,以规避一些不必要的风险。家庭成员为创业者提供的这些支持对于提升创业者的自信心意义重大,在精神上鼓励创业者勇于探索,遇到困难时持之以恒。

2.2 亲戚、朋友。亲戚和朋友是亲近关系仅次于家庭成员的关系。与家庭成员相类似,这些关系成员能够帮助创业者获得资金支持和情感支持。同时,这些关系可以提供建议,帮助创业者更好地认识所面临的外部环境。

2.3 供应商、同行业成员及顾客。供应商、同行业成员及顾客是创业者在运营企业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关系成员。供应商是网络创业者的供货渠道,提供成品、半成品或者原材料等;同行业成员则是市场信息、行业信息的重要来源;顾客则是企业获得利润的来源,同时还能提供市场信息。供应商、同行业成员及顾客被统称为商业关系,是网络创业者获得市场信息的关键路径。网络创业者需要构建合理的商业关系,并维护好这些关系以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

2.4 雇员。雇员的素质直接关系着网络创业企业的声誉。由于基于网络的交易绝大多数情况下无法进行面对面交流,雇员的服务态度就直接决定着顾客对企业的印象,影响顾客的购买意愿。因此,网络创业者对雇员进行培训,提高其服务意识非常关键。

2.5 电子商务平台服务商。网络创业者往往需要依托电子商务平台来实现其网上交易活动。一方面,电子商务平台服务商帮助创业者摆脱技术性问题,快速实现网上交易;另一方面,依托电子商务平台可以尽可能地降低交易风险。

以上这些社会关系是网络创业者进行创业活动时时常会利用到的关系,特别是创建初期的创业者迫切需要这些社会关系的支持。由于不同类型的社会关系对创业者而言的亲近程度不同,所带来的资源或信息也存在较大的不同。同时,在商业活动中,社会关系的潜在价值也不是依靠与创业者的亲近程度来衡量,需要创业者去挖掘这些社会关系背后的隐性资源。

3 网络创业者的社会关系管理机制

如前所述,社会关系对网络创业者产生积极作用,并且不同类型的关系网络所带来的价值也不同。那些成功的创业者往往在商业活动中善于利用各种社会关系。然而,创业者所拥有的各种社会关系繁多复杂。部分亲近关系并不需要维护而能很好地维持,而有点关系则需要持续地维护、并且成本较高。创业者需要对这些关系进行分类,并进行差异化管理,以更好地发挥这些不同类型社会关系的作用。

从现有研究的总结来看,关系可根据联系的强弱程度分为两种类型,即强关系和弱关系。强关系是指创业者所拥有的那些联系密切、频繁,彼此间信任程度较高的关系;弱关系则是指创业者所拥有的那些联系不太频繁、密切,但彼此间具有一定的利益关系的关系。对于网络创业者而言,家庭成员、亲戚、朋友是典型的强关系,而供应商、同行业竞争者、顾客、雇员以及电子商务平台服务商则是弱关系。

强关系的特征在于关系主体间信任程度较高,彼此较为熟悉,并不是基于特定的商业利益而存在的。因此,强关系往往不需要维持成本,或者维持的成本较低,并且网络创业者从这些关系中获得的支持也较为强烈。相反,弱关系的信任程度较低,彼此间往往基于特定的商业利益关系而存在。这些弱关系的维持需要网络创业者付出较高的经济成本。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强关系和弱关系的特征区别明显,不能简单地进行同质化管理。已有的研究认为,关系的管理存在两种机制,即信任管理机制和契约管理机制。信任机制是指在不明确彼此间的权利和义务的情况下充分信任关系成员,认为当创业者为他人谋取利益时,他人也会在将来给予回报;契约机制则是指双方以正式的契约或者合同形式明确规定了彼此间的权利和义务,双方以显性的契约形式进行交易。从强关系和弱关系的特征分析,强关系较为适合采取信任管理机制,对这些强关系成员充分信任。特别是一些朋友或熟人关系,采取信任机制的管理方式往往能够帮助网络创业者获得意想不到的支持。而对于弱关系,则较为适合采取契约管理机制,以正式的合同形式来明确商业往来中双方享受的利益和应当承担的责任。

在弱关系中,雇员是网络创业者较为独特的关系体。一方面,雇员与创业者是雇佣关系,彼此间存在显性的契约;另一方面,雇员与网络创业者是上下级关系,需要服从于创业者,负责执行创业者关于企业的发展意愿。因此,雇员能否高效地履行相应的职责对网络创业企业的影响较大。如果网络创业者对雇员仅仅采取契约管理机制则让雇员感受不到归属感,难以在工作中找到成就感。因此,采取适当的信任机制来管理雇员非常必要,即对雇员采取契约机制的同时给予雇员充分的信任,给其一定的自、鼓励创新、容忍失误。

4 结论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深入揭示网络创业者的社会关系及其管理问题,认为家庭成员、亲戚及朋友、供应商、同行业竞争者、顾客、雇员以及电子商务平台服务商是网络创业者较为重要的社会关系类型,对其成功创业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本研究还提出不同类型的关系网络发挥的作用有一定的差异,对这些关系的维持成本也不相同。如何管理这些不同类型的社会关系对网络创业者带来挑战。本研究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将这些社会关系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并指出以信任机制来管理强关系,以契约机制来管理弱关系,从而能更好地发挥这些社会关系的存在价值。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为我国电子商务市场提供强大的推动力。网络创业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创业活动,特别是生存型创业活动造就了大量的就业岗位,解决了一大批人的就业问题。不难想象,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围绕网络的商业模式会越来越多,网络创业活动也会持续升温。尽管已有对于网络创业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很多关键的问题尚待深入分析,但关于网络创业的一系列现象和问题会逐步受到学者们的重视。

参考文献:

[1]韩玫.提高学生网络创业能力对策研究[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上旬刊),2009(12).

社会关系范文3

【关键词】社会关系;中职学校;师生关系;

社会关系在马克思看来是只有人类才具有的,必须在一定的群体协作关系中才能进行的劳动关系,劳动关系即“有意识的”谋生活动的主体相互结成的合作关系。分析中等职业学校内、外部主体对学校发展的影响,以及外部社会关系对内部社会关系的作用,对于促进中等职业学校的管理是十分重要的。为论述的简便,以下的中等职业学校简称中职学校。

一、中职学校外部社会关系分析

1、家长与中职学校

这里所说的家长是中职学校在校生的家长。随着教育的普及,中职学校与家长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中职学校要满足、服务于家长的合理要求。而且随着社会的进步,家长的法制观念、自我保护和申诉的观念也不断增强,处理不好与家长的关系,家长四处告状,会使中职学校十分被动,对学校的发展也很不利。

2、企事业单位与中职学校

中职学校与普通高中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主要承担着为社会培养初中级技术或服务人才的职责。因此学校外部的用人单位、实习单位、联办单位对于中职学校的专业设置、课程设计、考核标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决定着中职学校的发展方向和学生能否顺利就业。中职学校应服务于这些企事业单位的用人需求,并适当扩展学生的知识面,以适应职业变化的需要。

3、上级教育行政管理机构与中职学校

这是非常重要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上级教育行政管理机构以及其所属的各职能部门,如业务、组织、监察、审计、人事、招办、工会、体卫、督导等各职能部门对于中职学校的发展起这重要的政策导向、人事安排、任务布置、检查监督的作用。

4、其他学校与中职学校

与中职学校密切相关的外部学校有两类,一类是决定中职学校招收生源数量和质量的初中校,一类是决定中职学校学生毕业后升学深造的高职、学历文凭考、成人高考、自考学校等高等院校。中等职业学校处理好与这两类学校的关系,对于保证中职学校所招收生源的质量和数量,对于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继续深造的愿望起着重要作用。

从上述对中职学校与其外部主体的关系分析表明,随着社会经济的变迁,与中职学校密切相关的外部主体有所增加,中职学校的功能也在发生变化,不再是单纯地满足社会用人单位的需求,为社会培养初中级技术或服务人才,还要服务于社区、服务于家长,服务于学生,满足各层次学生继续深造的愿望。以市场为导向,以服务为原则成为中职学校的办学宗旨,中职学校外部社会关系的变化对中职学校的内部社会关系将带来很大的改变和影响。

二、中等职业学校内部社会关系分析

1、师生关系

师生关系是学校内部基本的社会关系,中职学校也不例外。中职学校的学生比较特殊,特别是近5年,随着初中毕业生减少、普高扩招,中职学校招收的学生基本上是初中最差的学生,学习基础差、行为习惯差,由于离婚造成的单亲家庭比例高,家长文化水平低。学生的变化给师生关系带来了新的挑战。教师要适应社会的变化、学生情况的变化,构建尊重、理解、平等基础上新型的师生关系,才能克服种种困难,进行高尚的“培养人的灵魂的工作”。

2、教师和学校的关系

社会经济的变革总是会影响到各个方面,学校也是其中之一。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不同,在于一切不再是由国家安排好的,而是在国家宏观指导下,符合市场规律的经营和运作。

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的教师资格认证是迈向教师专业化的重要一步,今后做教师不必非要先考入国家专门培养教师的师范院校,考取教师资格证成为重要条件。由此带来的学校用人制度的改革将彻底改变了以往教师和学校的关系。原有的教师和学校的关系上,教师具有主动权,学校在内部人事安排上有权利,但一涉及是否任用的问题学校基本上是没有权利的,也就是说教师一经录用,除本人愿意调走否则将一直在学校工作直至退休,退休后还要由学校承担工资。这种状况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社会保障体制的健全将发生根本性转变。

3、干群关系

干群关系即学校内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我认为学校用人制度的改革,聘任制的实施将会使二者之间的关系简单,特别是思想工作会大大简化。因为在“合同”或“协议”中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规定的很清楚,而且年度聘任,如果不能有效地履行合同就可以中止或不再续签。管理者的职能主要放在对教师的继续教育、业务指导和绩效考核上。

4、学校内的利益集团与学校

学校内存在着各种类型的利益集团,显性的有学校内部设立的各职能部门,如教学处、学生处、总务处、工会、各教研组、备课组、年级组等;隐性的如小团体,好朋友等其他利益集团。显性的利益集团隶属于学校,主要服务于学校整体利益,兼顾本集团利益,好控制一些;隐性的利益集团则主要是为了自身利益结成的,有可能符合学校整体利益,也可能与学校整体利益背道而驰,而且难于控制,推进学校管理的民主化,决策透明、公开会使不利于学校发展的小团体无法发挥其影响。

5、校办企业与学校。

社会关系范文4

一、当前农村社会关系领域发生的变化

(一)人情关系日益金钱化

传统的农村,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或关系,并不是为了获得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也不是某种权力,往往只是为了维持已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对于一个祖祖辈辈都生活在乡土场域中的农民来说,关系往往要比金钱更重要。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市场化的浪潮已经渗透到农民的生产、生活、交往等方面。在利益机制的驱动下,在城市物质文化高消费的诱惑下,在社会分配领域某些不公现象的刺激下,当代农民在价值目标上变得越来越自我、物欲、功利,他们不再是以村落熟人社会为中心的“人情、礼俗”等作为行动规则,而是以现实利益,更直接的是以现金收入作为支配他们活动的准则。利益原则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交往的一个重要砝码。不少农民“一切向钱看”,以工具性的观点来看待人际关系,把与有钱人交往或通过与有钱人交往赚钱当成了人际关系的主调,人情日益金钱化、物欲化,经济利益成了联络人情关系的重要纽带。应当说,功利交换是符合人性的本质的,但在一些农村,除了物质利益,没有什么能让农民动心的了。而不少发生在农村中的“杀熟”行为也标志着农村伦理道德的失范和人际关系的异化,人情的交往已逐渐蜕变为裸的金钱交往,“人情”作为传统“差序格局”中判别亲疏远近的基本标准,正受到“利益”标准的巨大挑战,在“人情”和“利益”的博弈冲突中,“利益”已经明显占据了上风,“人情”+“利益”的双重人际关系调节标准已经建立。经济上的互利可以使一些毫无血缘、地缘关系的人更加紧密,而经济利益上的矛盾也可以使一些有血缘关系的人越加疏远。现在农村社会,因利益之争而导致“兄弟阅于墙”、“父子对簿公堂”的现象已屡见不鲜。

(二)熟人社会关系逐渐陌生化

传统的农村社会是一个半封闭的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互相往来,互通有无。能够形成相互间的合作共济,强调邻里之间保持和谐的关系。可以说,关系本位是传统农民在社会互动中的基本取向。那时。村民家庭在经济上相差不多,心理上的界线也比较少。没有一家可以凭借外在势力压倒另外一家,每一个人及其一家在村庄中的人际交往就显得很重要,主观上的努力可以克服客观结构的限制,因为客观结构的制约力本身很弱。同时。在传统的社会中,中国人对自家人和外人的信任既会受先天性血缘关系的影响,也会受到后天地缘以及基于血缘所泛化出来的亲缘关系的制约。在这种模式下,同乡、同姓、哥们、朋友和家庭亲属直接构成了传统农村社会中的关系网络,从而使人们所信任的人群既包括家属、亲戚和家族成员,也包括一些与自己具有拟亲属关系的其他人。由此,中国人群中的关系网络是离“己”越近,则关系越亲密,信任感也就越强。在这种信任的基础上又形成互惠和合作的农村社会资本网络。因此,曾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的可靠性”。但是,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洗礼,社会流动的增加和经济收入的分化,农民开始走出村庄,与村庄外部区域发展人际关系。人们的视野更加广阔,人与人之间生产与生活的范围、内容和方式日益多元化,观念差异增大,亲密的乡亲关系正渐渐失去其社会基础,农民日益脱离其原来生活的乡村,转而在激烈竞争着的市场中培育自己的关系。村民交往的心理距离有所扩大,交往频率下降,以前以邻里为基础相互串门的社会性关系与交往逐步变少,原本单纯的社会交往方式和社会关系网络发生裂变,人与人之间隔阂加深,邻里关系趋向冷淡和陌生。同时,随着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单个的家庭离开集体依旧能够独立生存下去,家庭生产的独立性增强了。加之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减少了农民之间生产合作的渠道,人们的互助互利意识减少,产生疏离之感,农民再也找不到以往互帮互助的感觉了,还时常因一些鸡毛蒜皮、流言蜚语等琐事闹矛盾这也是当今为什么各类农业合作社难产且纠纷不断的原因之一。农户之间因经济利益发生的争执也不断增多,邻里问一旦涉及债权、宅基地、田间地角的归属等问题,往往更容易产生矛盾。尤其是在经济发展迅速的城市郊区农村,传统简单的信任割据被打破,逐渐由熟人社会进入半熟人社会甚至是陌生人社会。

(三)代际关系逐渐疏离化

传统的中国农村是聚族而居,一大家子,互依互助,生活在一个具有共同价值体系、共同文化传统积淀和维系的社会网络之中。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家庭规模日益小型化。导致核心亲属和亲属减少,一般意义上的亲戚圈(核心和亲属统称)的规模也日益缩小,血缘凝聚力减弱,人们对亲属关系网的依赖程度极大降低。加之改革开放后村落人口的流动性加强,村落群体的边界愈益模糊,农民从原来农业生产的劳动生活方式中脱离,外出务工成了重要的生活来源与途径。尤其是年轻人长期在外地打工,原来在生活中最为重要的农耕经验对于子女来说变得不屑一顾,子辈与父辈或孙辈与爷爷辈的关系逐渐淡化。目前,随着部分家庭对耕地劳动力的需求量减少,劳动力出现了剩余,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人畜吃水问题基本得到解决,父母和家庭对子女的依赖性也在下降。另一方面。受城市观念的影响,传统的道德消弭于无形,而外出打工的兴起,村庄的凋零,这些都使传统农民为“孝”,为“齐家”,为“传宗接代”,为生活而“活着”的意义逐渐消失,也使得血缘和亲属之间在经济、生活、感情上的往来和互助往往有名无实。年轻的一代已经或多或少缺少了基于道德层面上的孝敬、尊老观念,而是过多地关注自己现实的生活,孝道由此衰落。年轻人缺乏这种价值观,日常生活成为功利性的,而对老年人的重视与否取决于其对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是否有用。当然,在代际关系中。就目前而言,一般人还会出钱供养自己的父母,但那种代际间的关系较以前平淡了不少。由于经济原因,也有不少年轻夫妻借口不赡养父母。农村传统“养儿防老”的家庭观念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渐弱化,孝道的沦落让许多农村老人的生活状况令人担忧,不少农村青壮年将养老义务视为一种经济负担,是小家庭致富路上的“累赘”和“绊脚石”。在一些农村家庭内部,由于子女多,加之经济条件不一,对赡养失去劳动能力的父母互相推诿,导致父母的赡养问题无人过问,生活无人照料。另外,子女对待父母的态度更是冷漠,很少有子女能对父母给予精神上慰藉。这种亲情上的疏离让很多农村老

人情感上得不到满足,感觉被子女边缘化。代际感情在减退,有的甚至产生激烈冲突,弱化了家庭这个社会最基本细胞的内在亲和力。

(四)交往对象渐趋多元化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交往不仅影响着生产力的创造和继承,而且和生产一起决定着社会结构。在传统社会,亲缘关系的作用是整个社会人情关系网的基础和楷模,社会交往对象一直都以血缘、地缘关系为主。由于人际交往范围的有限性,村民们除亲戚外,交往更多的就是同村的人,朝夕相处便形成了密切的联系,因此,农村社会也经常被称为“熟人社会”。现在,随着活动空间的扩大,生产环节分工程度加深,社会化服务代替了传统农户自我服务;家庭资源配置外部化,劳动力、土地、资金配置市场化,生产要素配置由家庭内部走向外部社会;农民日常生活货币化,打破了家庭自我供给边界;人际、户际交往范围扩大,交往频率增加、交往程度加深。伴随着农村社会生产方式的转型,农民的交往方式也发生了转型,家庭生产与资源配置卷入全球性的生产链条和社会分工,农民由一个家庭人转变成了社会人。在这个过程中,除了经济水平的提高外,思想观念的变化是不可忽视的。随着城市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带人农村,缩小了城乡人民思想观念、生活习俗上的差别,农村与城市隔离状态的逐渐打破,农民的业缘、地缘关系得以迅速发展,使得交往网络的重心逐渐由同质性较强的血缘、亲缘圈向异质性较强的业缘、地缘圈转移,亲属之间的联系也逐渐变得松散,随着交往范围的扩大,所接触的人增多,拥有的社会资本也就越多。尽管交往范围的大小与村民自身的性格、素质和期望等多方面的因素有关。但当代农民还是超越血缘、地缘的藩篱,突破熟人社会、身份社会和村社生活的限制,建立起了自己多元化的社会交往网络,正如萨林斯所概括的,“实物流动与人际关系的联系是相互的,某一特定的社会关系可以界定物品的既定运动,但某一特定的交易也同样能促成特定的社会关系,如果说朋友创造出了朋友,那么礼物也创造出了朋友”。朋友之间特定关系的维系是要靠某种方式来表达的,如有形的金钱、礼物等,也可以是无形的,如感情联系等。

(五)村际间关系趋向冲突化

村际指在农村相邻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社区或社会单位。相邻的村庄在传统上由于相互通婚的缘故,使地域社会的不同村落、宗族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任何一个家庭和个人提供了一种与其他社区人们发生社会联系的可能。在这个狭小的通婚圈内,大都有姻亲关系,因此,村际间的互动是和睦、恭让、友好的。即使村际关系有时呈现出不和谐的因素,那也是可以忽略的。随着社会转型加速,村际关系裂变的因素逐渐复杂化、多样化。使村际关系裂变产生了更大范围的影响,成为更普遍的社会问题。这时期,基于潜在的利益,村落对所属集体的资源的重视程度加重,控制能力加强。一旦因土地、资源纠纷等爆发矛盾或冲突,村落就会将冲突作为条件或手段,全民动员,保卫资源,因为每个村民都想在此活动中获利。突出的表现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或牧区间土地或牧场以地界划分问题,如今这种问题扩大化了。典型的如乡镇企业的发展导致的村际间水源、空气污染问题:灌区村际间的抢水大战;矿区、林区、牧区的权属问题;村际间道路修建占用土地的问题等,使传统上因姻亲关系而形成的良好的人际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

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进入农村,缩小了城乡人民思想观念、生活习俗上的差别,不仅有利于城乡人民的沟通和交流,也加速了乡村都市化的进程,促进了农民致富,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亟需引起重视。

二、农村社会关系变化的不良影响

一是农村人际关系的淡化,削弱了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基础。良好的人际关系是社会和谐的基石。因为健康的人际关系,是一个人可以依赖的最重要的外在资源。古语云:行为失谐,尚可挽正;人际失谐,百事无成。只有以良好和谐的人际关系为基点,才能协调各种社会关系,化解各种现实矛盾,建设健康和谐的美好社会。同时,人的需要是多层次的,除了生理、安全的需要外,还有归属与爱、自尊和自我实现等需要。对金钱和物质的需求,是人类本性的一个部分,但并不是唯一的,人类还需要情感、理解、友谊、归属感等激励因素。但这些却因为人际关系的淡化甚至冷漠而趋于消失,那么这个社会良性运行的“剂”和防止社会超压的“安全阀”就会失控,不利于农村和谐社会的构建。

二是农村人际关系的物化或疏离。已经诋毁了一部分物质上的富裕给农民带来的幸福感。有了幸福感并不能代表这个人就有经济基础,幸福感从来不与财富划等号。农村人际关系的物化或疏离,已经使部分农民眼里只有钱,感情变得麻木。农民间的情感联系被打破了,而这正是农村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三是农村人际关系的物质化或功利化,会把农民推向更功利的边缘。目前,农民从心理上接纳了现代以“利”为基础的交换原则,而且人际交往已经退化成为一种纯粹功利的行为,这种交往本身已不再能给人带来精神上的满足。抵触了传统人际关系的精神实质,这将导致乡土社会人际交往越来越趋向物质化。

四是农村代际关系的疏离,将削弱整个农村社会的道德基础。传统的中国父慈子孝,尊老爱幼,关系和睦,而代际关系的疏离,分离了亲子之间的亲密关系,淡化了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使老人在空巢或独居中不但失去传统大家庭的中心地位,并且因成为子女的负担而处于家庭的边缘地位。“孝”为中华文化的精神本原,又是整个社会道德的基础。为人子女,一旦连父母都不孝敬了,那么,整个社会的道德将出现滑坡。同时,代际关系的倾斜使中国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受到严重的冲击,由此还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代际关系的倾斜还对年轻一代的社会化不利,它不利于培养出具有健全人格的年轻一代。

五是加剧了部分农村社区文化的消亡。民俗存在于民间。民俗是一个自我扩展的象征符号系统,仪式则是其实现衍生递进的实践依托,布迪厄形象地称之为“仪式体操”。随着农民交往范围的扩大或外延,目前部分农村空巢化实质上是农村成人的集体缺席,加深了农村的民俗危机,许多民俗仪式如婚礼、丧礼、制作、观看、表演评论等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六是使村民利益矛盾凸显。村庄业缘型人际关系的工具化诉求导致人际关系之间经济利益和自我成分逐渐抬头,传统农村互帮互助的人际关系遭受冲击,道德观念已经很难起到束缚的作用。当出现自身利益与他人利益不一致时,农民更多考虑到的是自己的利益,而其他村民同样如此,讲利益的多了,讲奉献的少了,使村民之间的利益矛盾将凸显。随着农民更多更

深地被卷入市场化的浪潮,农村村民关系的恶化对农村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不仅影响农村社区的建设和农村合作行为的开展,还影响农村建设以及农村传统互助、博爱精神的传承。

七是村际矛盾潜伏着不稳定因素。目前,发生在一些村际问的械斗具有群体性、暴力性、潜在危害性和可逆转性的特点。在今天,这一问题更需要引起人们的关注,因为这种村际间冷漠下的互动潜伏着不稳定因素。

三、政策建议

可以说,市场崇拜使得当前农村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人们模糊甚至混淆了经济领域与非经济领域的界限,市场原则被不恰当地引进许多非经济领域,许多本来可以减缓人们生存与发展压力的领域,都被不恰当地推进按市场原则运作的轨道。而物化使得社会与人的生活以及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被严重单一化,变得乏昧甚至是索然无味。其结果是,对一些人来说,物欲就是生活的一切,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却是郁闷与精神家园的失落,社会生活日益走向粗糙化,并不断吞噬着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价值资源。因此,有必要引起重视。

一是要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培育一种超越传统社会差序格局下的信任和合作意识。也就是一种超越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的相互协作和互惠规范。现代化文明的建设,离不开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尤其是孝文化。孝是一切人伦道德的根本,更是形成现代和谐人际关系的价值渊源。单纯的物质享乐不会让人真正满足,道德和文化风俗的力量是更永恒、传统的道德文化往往最具有感召力。正如艾森斯塔德所言,虽然现代社会削弱了旧传统的某些层面,然而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旧传统的某些层面有时会被再度提出和强调,以解决文化断层的危机和建立新的集体认同。应制定出一系列适合农村居民社会化教育的伦理道德规范,针对农村社会资本缺失的具体情况,培育一种信任、公平、平等、合作、互惠和博爱等的规范理念。以促进农村社会资本的存量,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同时,宣传舆论部门要加大精神文明及传统美德的宣传力度,挖掘农村传统文化中的精髓,用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影响和感化农民,注重弘扬家庭美德,培养家庭意识,营造尊老爱幼、和睦团结的良好风气,倡导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帮助农民树立健康、科学、文明的消费观念,扭转不良的社会风气,批判“钱”字当头,极端个人主义或唯利是图的思想,建立和谐、健康、文明的社会人情关系和乡村邻里关系。

二是加快经济发展,完善市场经济体系。经济发展是当前农村建设的灵魂和实质所在,也是农村人际关系协调的构成条件及促进农村人际关系和谐必不可少的基础。传统差序格局下基于道义的互惠已经逐渐被现代意义上的互惠互利所取代,在重构农村社会资本过程中,也必须要关注这一变化。从某种程度上讲,经济基础是农村人际关系协调的重要构成条件,而人际关系又是农村社会资本的关键因素。要为农业生产提供便利条件,最大限度地发展农村经济,并加大工业反哺农业的力度。增加农民收入,满足农民群众物质文化需求,努力减少引发农村家庭矛盾的社会因素。科学地协调各种利益关系,提倡正确的价值观、竞争观,正确对待致富、合作、协调发展等问题。建立和完善促进人际关系健康有序发展的经营机制,营造和优化人际交往环境,为构建和谐的农村人际关系奠定坚实的基础。同时,也要注意科学地协调农村各种利益关系,营造一种良好的交往环境,完善和促进农村社会人际关系健康有序发展,还要逐步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

三是丰富农村精神文化生活,提高村民素质。农民是农村的核心,加强农民精神文化建设,就是要把现有资源和当地的民间传统结合起来,挖掘和整合资源,让深奥的理论简明化,用通俗易懂、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和传播方式来阐述深刻的道理,加大对农村优秀民间艺术团体和文娱活动的支持。培育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同时要加大各类社会文化中心建设。社会文化是一种黏合剂,文化中心是农村社区居民学习交流的平台,文化活动总是以种种微妙的方式来沟通人们的思想感情,有利于融合人们的生活方式、道德情操,培养和激发人们的群体意识和责任感。在交流中,弘扬传统的互助合作、兼容博爱精神。通过组织多种集体参与的文化活动、娱乐活动来构建村民交流的平台,增进村民的合作,从而达到协调邻里关系、村民关系的目的。

四是扶持各类乡村民间组织。要注意扶植农村思想道德建设过程中的自我教育和管理的各类组织,如红白理事会、计划生育协会、妇女禁毒禁赌会、社会道德评议会等。充分发挥这些民间组织在规范乡风民约、子女婚姻、家庭养老、邻里纠纷等方面的作用,倡导文明新风,争创新时期文明村民。

社会关系范文5

关键词:社会关系资本;创业;影响机理

                             一、引言

经济学家长期以来都认为,制度对于经济发展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降低不确定性并降低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但是,制度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大部分社会和经济生活是受非正式规范治理的[1](P94) .一个正式制度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能够得到非正式制度,如习惯、传统和行为规范的支持,社会关系资本通过维持非正式制度而影响经济发展.于是,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社会关系常常作为一个社会资本的嵌入来解释经济问题,弥补正式制度的刚性.创业研究是一个被广泛关注的话题,众多学者在创新思维,创业激励,创业经营模式等方面来研究创业,本文将社会关系作为企业家创业时考虑的重要因素,研究社会关系资本影响企业家创业的作用机理。

                  二、社会关系资本对企业家创业的作用机理

社会资本狭义上是指个人用来发展人际关系的资源,广义上指可产生再生资本的一种资产.社会关系类型大致分为四种:一是家庭关系;二是以家族为中心的亲缘关系;三是基于感情基础或交往基础的地缘关系或业缘关系;四是新建立的业缘和朋友关系.这种关系网的建立基本规则是:依赖人们之间互相帮助、互相信任、互相拖欠未了的人情[2](P10),它能弥补了企业家创业中货币资本、市场需求以及人力资本的不足。

(一) 社会关系资本替代货币资本的不足

私营企业在与银行、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业打交道时会受到歧视,私营企业的权利一旦被侵犯,他们还是无法求助于任何具体的法律规定,他们不得不通过非正式的规范和社会网络来寻求保护.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由于政治歧视,私营企业很难获得银行贷款.这样,类似于互助会(例如钱庄和镖会)的非正式金融制度,就成为小规模私人生意在开办资金和急需现金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可以看出,私营企业融合社会资本的过程具有以下特[3]:(1)企业主个人资本始终是企业资金构成主体,内源型融资是主渠道.(2)其他私人投资都是建立在亲情熟识基础上的人际关系而合伙投资的.(3)其他一些资金来源渠道可以认为在相当程度上以亲情关系为基础。机械

(二) 社会关系资本替代市场需求的不足

中国向市场体系的转变是经过一个双轨体系得以实现的,即市场渐渐地超越了计划[4]。在20世纪80 年代,市场还处于不发达状态,许多稀缺资源是通过计划渠道专门地或者以很低的价格分配出去的。企业家创业时更多的是研究能否从政府或大型国有企业中获得少量的市场销售渠道以维持生存,当原始积累足够多以后,更多的是考虑产品的适销对路问题。社会关系网络为私营企业提供了三种社会资本回报:通过保护私有产权,降低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以及为市场信息和企业发展机会建立更好的桥梁,降低了进入的障碍并提高了私营企业的生存和成功的比率。

(三) 社会关系资本替代人力资本的不足

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社会资本有助于产生人力资本。对于高管人员来说,不论人力资本处于什么层次,社会资本都有助于获得更多的收入.但是,当社会资本处于较高层次时,人力资本的回报将会下降,意味着人力资本在地位获得中对社会资本起着补充作用[5] .企业家在创业时,雇佣员工特别是优秀的员工成为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对于受雇者来说,看不到公司的希望,或者说风险较大,而此时企业更是拿不出有竞争力的工资吸引员工.于是,社会关系资本成为弥补人力资本不足的主要手段,一方面,企业家靠个人魅力及对前景的描述打动受雇者;另一方面,创业者通过社会关系而非正式的招聘渠道,将熟人或亲戚或由熟人、亲戚介绍的朋友雇佣到企业中来,通过非正式契约实现雇佣。

                            三、结论和建议

通过以上的研究发现,在研究企业家创业过程中,社会关系资本在融资、产品销售、雇佣员工等方面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以上几方面的作用机理,提高创业者的创业积极性,同时,随着企业的发展社会关系资本的作用又是不断演进的.我国江浙一带的块状经济中,民间商会的作用是非常突出的,民间商会也是社会关系资本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一个嵌入的社会关系资本视角来解释新创企业的运行是非常合适的,另外,关于社会关系的分层结构与创业类型的关系也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张文宏.城市居民社会网络资本的阶层差异[J].社会学研究,2005 (4).

[2][美]林南.社会网络与地位获得[J].与现实,2003 (2).

[3][美]边燕杰.找回强关系:中国的间接关系、网络桥梁和求职[J].美国社会学评论,1997 (62).

社会关系范文6

[关键词]非程文;元代科举;社会关系;族群关系

[作者简介]刘瑛,浙江图书馆副研究馆员,浙江杭州310007

[中图分类号]K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4)01-0096-04

《辍耕录》卷二十八记至正四年和至正二十二年的两篇《非程文》,是有关元代科举罕见而有趣的资料。这两篇《非程文》附于坊间所刊《登科记》,一时广为流布。孔齐《至正直记》也记有此事。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登科记》或《题名记》是乡试放榜后,坊间根据官方所公布“发解进士”即中榜举子的资料编成,内容不外乎姓名、籍贯、名次等,为书坊“锓梓印行以图少利”。这与现存元代五种《登科记》不同,后者是地方贡院和国子监刊刻的。但这种坊刻《登科记》印数多,速度快,流传广,明清两代尤其如此。可惜元代的这种《登科记》现今一种也不存。这两篇《非程文》只是被摘入《辍耕录》而留存于今。这类文字当为落第举子怨谤主司而作。所言之事无论确实与否,却是一时科场风气的真实反映。在科举时代。科场是各种社会关系纠结之处,科场风气也可视为社会风气的集中体现。我们从中不仅能考察元代科场种种弊端,还能考察与反映在科场中的整个社会关系。

一、《非程文》中的师生关系

元代乡试中,行省、宪司以及吏的作用很大,往往超过考官,所以与这部分人有关的科场舞弊格外多。舞弊者之间的关系,除血缘、地缘外,又多为师生关系,或者三者兼而有之:“依永嘉县尹(林泉生)之门,江郎兄弟(辉晃建宁)。刘大(希贤庆元)在列,赖为省郎之师……瑞安高明,话馆主有堂上之友。”林泉生是考官,他的学生得中乡贡进士:而刘希贤和高明则是主持乡试官吏的西宾。这些事例说明乡试中师生关系的普遍和重要。《非程文》中的师生关系有两个类型:一是考官与考生之间为师生关系,二是考生本人为老师。

关于考官,《非程文》有专门的描述:俞镇(建德知事)夤缘考试,这番丰卒岁之赀;吴暾(峡州知事)买题登科,方得证旧时之本。麟经错乱因赂取,林泉之生生何如(永嘉尹林泉生),《易义》驳杂以名,寻夏日之孜孜安用(会稽尹夏日孜)①。

这里攻击的矛头主要指向考官受贿。考官徇私在元代科举中很普遍,且备受攻讦。但关于这种传闻中的,似乎还有另外一面。

《圭峰集》附录《立斋卢先生文集后语》:

公讳琦,字希韩,号立斋,温陵人。以诗明经领荐江浙,遂魁礼闱,登壬午进士第,授台州录事。予时弱冠始习举子业,每观公科文,未尝不三复数叹。恨不得拜门下以从授业。比公调延平郡幕职,前乡贡进士陈立大荐予于公,以教诲其诸子,始终三年,获亲炙焉。公以诗经启发于予者,必尽其蕴,凡平日所为诗文。亦必以示予。予见其矩度严整而旨意幽远,近世作者鲜能及之。或谓公长于科文,而诗文尤工。公弗自以为是也。至正庚寅秋,江浙省礼公较文,予忝预选列,士大夫咸谓予之得所传。其疑公之私者,公则日师友传授,固欲学者之底于成,设有所私焉,亦因其可取而取之耳。己亥秋。福建大比多士,公适任盐司,提举督课于莆,不与考试。予复预选,明年,公还署,予谒见,公笑日,君再捷科场,吾向者之谤可以白矣。壬寅之春,予又与同郡尤英举于乡,公时寓海口,闻之喜日,尤英又中矣。尤英尝与子偕学于公者也。论者亦信夫公之有所传矣。是年秋七月,公以疾终于所寓,归葬惠安。于时赛甫丁耩难,官军讨之,道阻,予与尤英不得奔讣会葬,惟南望抱哀而已。崴乙巳二月,福建复大比,予掌卷帘内,公之子呙亦就试场屋。主文揭榜得诗经一卷,经义颇佳,赋策尤善,以限榜额弗登名,逮出院始知其为禺之所作也。

这里呈现出事情的另一面,作者馆于卢琦,又受教于卢琦,至正庚寅乡试被卢琦所取,自然就有“疑其私”而“谤”者,主要当事者卢琦也未完全否认“设有所私”的因素。《非程文》就是此类“谤者”所言。但作者三次领乡荐,后二次与卢琦无关,第三次时,卢琦的另一名学生也在榜,这就说明,作者凭的还是真才实学。

《非程文》中的高明似乎也应该属于这类。高明在文学史上以改编南戏《荆钗记》而闻名,他在至正五年成进士,苏天爵主政江浙行省时以官为吏,是苏信任的省掾。在当时属于“一时才彦”,他被录取,也当如卢琦所言“设有所私焉,亦因其可取而取之耳”。

座主门生同年等关系因科举而产生,在科举时代是最重要的人际关系之一,但从元代的种种事例看,当时座主门生关系产生之前,已经存在师生关系。这种情况并不是元代独有,但元代似乎更加普遍,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

二、《非程文》中南方士人的经营策略

元代乡试考官一般都为科举出身。在南方三处行省,每省每次乡试有三到五千人参加,三个行省加起来有万余人,南人得贡者不足百人,能够通过会试而成进士者更是少之又少。因此。即使是乡试所选也已经是士人中的翘楚。他们的行为和价值取向在南方士人中具有很大的示范性和代表性。以《非程文》所攻讦的考官俞镇、吴暾、林泉生、夏日孜为例。

俞镇《浙江通志》卷一百七十九《人物志》引正德《崇德县志》:

俞镇,字伯贞。早承父天民训,讲朱辅之学。长受业于邓文原,通五经,尤精于易。为文一本经义。延佑丁已领乡荐第一。由教授历典湖广江西江浙文衡,官至建德路知事。以文学显于世。得其指授悉为闻人。扁斋居曰“学易”。门人称为学易先生。有《修词稿》二十卷行世。

吴暾《浙江通志》卷一百八十二引《严陵志》:

吴暾,字朝阳,淳安人。八岁能诗文,不属稿而成。泰定间登第,出丞番阳。时邑赋云南叶金,民患之。暾言于朝,始得输常金。民赖以避。历转峡州路经历。未几,归授徒讲学。从之者户履云集。若方道睿辈皆其门人。所著有《齐城集》《麟经赋》并诗文二十卷。

林泉生《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三十五引《三山新志》闻过斋撰墓志:

林泉生,字清源,永福人,与卢琦、陈旅、林以顺称闽中文学。天历庚午进士。授福清州同知。……除翰林待制,以母老辞累。迁行省郎中。汀冠负固久不下,往招抚得渠帅。归,召为翰林直学士知制诰。卒,谥文敏。泉生邃于春秋,工诗文,多权略,有将才,屡建武功。然以志略自负,不能下人,以此多得谤者。后稍自晦,抑署其斋日谦牧。晚益折节,更号觉是轩。为文宏健雅肆,诗豪宕道逸。所著有《春秋论断》及《觉是集》二十卷③。

夏日孜《江西通志》卷七十六引《刘职方集》:

夏日孜,字仲善,吉水人。举天历进士,授从仕郎,南康路建昌州,改授征事郎,兴国路录事。再调绍兴路会稽县尹。其在建昌州。有三陂界南昌新建问,可溉田若干顷,废且久,民以旱告。日孜相度形便,遄复其利。兴国地僻俗陋,日孜抚以安静,首赞郡庠硫范金石,创置大成乐。修城东堤三百余丈。周树以柳,舟航聚落,隐为一郡胜概。会稽为浙东壮县,君至验粮赋为高下,仍岁籍之。使无窜易为奸。县口食盐课,先时率侵于私鬻。君设法置局,岁周课完。无有侵漏。山阴富室徐某尝以私怨杀人沉尸于海,又仇异母弟诬以伪造楮币,而幽之使不得自白。推官贡师泰委日孜治其状。收捕穷诘,竟按其罪。于是远近震伏,邑以大治。始修孔子庙,继修夏禹庙,修南镇庙,又修马太守祠。寻以母病去官。卒年四十有四。

四人中,俞镇年辈稍长,共同特点是皆为科举出身。俞镇为乡贡进士,中榜时间很早,为延v四年榜,又是邓文原弟子,其余三人皆为进士。所以俞镇是学官出职,仕至建德知事,其余三人则是成进士后人仕。但都为州县下僚。这在南士进士中是很普遍的。据近人分析,元代进士出身官员显宦比例仅次于宿卫出身,但仔细分析,做到三品显宦以上的进士多为右榜以及左榜中的汉人,而南人甚少。这是元代南方知识分子的宿命。在这种情况下,科举出身的南人一方面在州县任上勤于吏事,成为正史中的“能吏”或“廉吏”。和方志中的“名宦”,另一方面,又多致身科举教育,特别是仕途遭受一定挫折后,多在地方以教育为业,成为一方名儒。具体到个案,吏事和教育比例不同,但大多兼而有之。前考四人中,俞镇、吴暾偏重教育,林泉生、夏日孜偏重吏事。这在元代南人进士中是一种普遍现象。我们可以举出许多著名的例子,如黄滑、干文传、杨维桢等。以科举教育为本,又争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这是元代南方士人的一个整体经营策略。事实上,就是在国家层面上,南方士人也主要是以科举教育为重心。除地方官学系统之外。国子监是南方士人在朝廷任职的主要机构之一。

在地方上,《元史・儒学传》显示,元代南方的几个地域学派的形成与上述南方士人的经营策略有着重要关系。金华、新安、江西,以及吴中、金陵、扬州等是元代的几个科举教育中心,我们不妨这样说。科举教育是地方学派生存的基础。有些地域因科举教育而改变了学术面貌。如浙东宁波。原来为象山之学的传统阵地,在元代,被“二程”程端学、程端礼改变为适应科举的朱学。上述四人中,俞镇在嘉兴。吴暾在淳安,林泉生在福建都是地方教育的重要甚至中心人物。夏日孜则因为去世太早,而未及在地方教育有所作为。

三、《非程文》中的族群关系

《非程文》中抨击刘希愿、高明通过馆主的权力,使自己在科场中获得有利地位。乡试三年一次,馆主对科场有影响力也是属于因缘际会,它的背后,是大量南方士人寻求成为西宾塾师的社会现象。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成为塾师是传统出路之一,事实上,由于科举之路对于南方士人来说并不十分畅通,大量南人转而寻求通过举荐入仕。而成为蒙古人色目人的老师,更可以带来可资利用的重要人际资源。元代中后期南方大儒被举荐多是出于已掌握实权的旧日蒙古色目弟子的动议。对于在大都游历,寻找机会的南士来说,成为蒙古色目大臣家中宾师,一直极具吸引力。当时朝中大臣,包括汉人大臣,几乎家家有南人老师。吴澄、虞集是董氏的家庭教师,吴莱之父吴直方是南人中仅有几位官至一品的一位,是权相脱脱的教师。通过脱脱,吴直方在元末政治中起着重要作用。宋濂馆主兼姻亲郑涛则由吴直方向脱脱举荐而任经筵检讨,在元末的朝廷,脱脱是南人中的浙东人仕途的关键人物。而吴直方是枢纽。诸如此类例子不胜枚举。

这样,南方知识分子在国子监、地方和私人三个层次的教育上都占有主导地位,此种局面为元代的族群关系带来新的特征。对于汉人来说。南人一方面是现实竞争对手,另一方面又是科举老师,大批北方士子南下接受科举教育,并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在汉人中,科举出身而仕至显宦的不乏其人。所以南人一方面在政治上被汉人压制,但另一方面,南人中优秀的士人又被自己的学生汲引。在朝廷任职的南人中,很大一部分就是这种情况,即便是科举出身的,若无人汲引举荐,也很难进入朝廷。

南人与蒙古人、色目人之间很少存在现实上的政治竞争,但二者之间的师生关系却是与汉人南人之间一样。不过,由于蒙古人、色目人属于“异文化”民族,所以,这样的师生关系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陈垣《西域人华化考》列举西域各族各宗教“华化”一百八十余人,认为其“华化”主要是受中华文化的吸引,而非出于科举,以及学校教育的原因。其实就接受汉文化教育而言,除色目人外,还有蒙古人;而科举、学校的影响与文化吸引也并不对立。大致而言,在延佑复科前,国子监在蒙古人、色目人接受汉文化――主要是儒家的政治文化起了关键作用。在国子监学习的多为蒙古、色目贵胄子弟。这些“大根脚”子弟接受儒家教育后,走上政治舞台,成为儒家思想的“护法”。许衡在元代的崇高地位与此有关。但国子监最大的局限性是其受众面太窄。只有一定品阶以上随朝官员子弟才有资格进入国子监,且名额最多时也只有三百人。这样,大批中下层,因仕宦或镇戍而迁居于河南以及南方三省的蒙古色目人子弟,很少有机会进入国子监接受教育,并获得出仕机会。延佑开科,为这部分蒙古色目人提供了机会。《非程文》所言“左者如斯,右其可见”。这里的“左”“右”指科举分左右两榜,“蒙古、色目人作一榜”,为右榜,“汉人、南人作一榜”,为左榜。左右榜考试的区别:一是内容。至正元年复科,右榜试题难度有增加,但仍比左榜容易得多。二是录取比例。元代规定参加会试共三百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各七十五人。显然,蒙古人、色目人占人口比例很小,但录取人数与汉人南人一致,因此录取比例要比汉人南人高很多。四等人中南人举子最多,录取比例最小。元代科举教育中心在南方三省,尤其江浙、江西二省。汉人一般都到南方接受科举教育。然后回乡应试,元代有名的“大小宋”、河东张翥都是如此。而作为蒙古色目人,既接受南方最好的科举教育。又占有右榜的优势。这自然有很大的吸引力。

在元代,真正的科举世家,多为色目人。《非程文》所言“四子入场”、“一家在榜”就反映这一情况。最著名如湖广便氏,“一门三节五进士”。著名诗人遁贤和丁鹤年家族也是如此。元代中后期。在南方的第二、三代蒙古人、色目人因科举而与当地的南人知识分子形成师生、同学关系,互相亲密无间。极为融洽。这从遁贤、丁鹤年等诗人的作品中可以感觉出来。南人在四等人中居最末一等。却是其它三等人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