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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调查研究范文1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7）04C-0021-03
所谓“失独家庭”指的是失去独生子女的家庭，即倒金字塔型的家庭结构失去其唯一的支撑点，而致使家庭结构瓦解。在“二胎”政策未出台前，根据国家计划生育政策规定，鼓励已婚夫妇有计划地生育子女。因此，许多家庭选择要一个孩子，成为独生子女家庭。事实上，独生子女家庭存在着较高的风险，一旦子女遭受意外死亡，便形成残缺的家庭结构――失独家庭。这类家庭大致分为两种类型：暂时性失独家庭（可再生育或收养子女的）和永久性失独家庭。根据研究需要，本文将失独家庭界定为：父母年龄在50周岁以上，独生子女因疾病、意外事故、自然灾害等原因死亡，且没有领养及再生育的家庭。这些失独者因年龄、经济或其他因素，不能或不愿再生育和领养子女，随着他们逐渐步入老年阶段，将面临老无所依、老无所养的困境。然而，这些失独家庭往往不为社会大众所关注，难以得到广泛的社会支持。为了掌握普通大众对失独家庭的关注了解情况，以期构建完善的失独家庭社会支持体系，本文以广西普通大众为例，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展开调查。
一、数据调查概况
（一）数据来源。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发出问卷1300份，收回1026份，回收率78.92%。其中，有效问卷为1001份，有效率97.5%。调查对象为广西普通大众群体，在性别结构上含男性470人，女性531人；在年龄结构上，15岁至25岁的712人，26岁至35岁111人，36岁至45岁67人，46岁至55岁65人，55岁以上46人；学历结构上，初中及以下133人，高中284人，本专科546人，硕士研究生30人，博士研究生8人；城乡结构上，城镇人口439人，农村人口562人，调查对象分布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合理性。
（二）研究方法。问卷调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掌握大众对失独家庭现状的了解情况；第二部分，了解大众对失独家庭开展社会支持的意见与建议。
调查问卷涵盖客观题和主观题，客观题采用EXCEL2010中的CUONTIF函数对统计选项进行频数分析的方式（选择频数与有效样本比值）；针对客观题题作分类统计，辅助使用SPSS进行相关统计与分析。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社会支持是一定范围内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稳定的社会关系，个体在社会支持系统中可以获取各种资源支持。失独家庭通过社会支持系统可以缓解精神紧张，消除心理阴霾，得到物质支持，提高社会适应能力。大众作为社会支持系统的主力军，通过调查研究获取大众对失独家庭关注支持的数据和意见建议，是非常必要的。
（一）大众对失独家庭现状的了解c思考。具体如下：
1.大众了解失独家庭信息的渠道。掌握普通大众对失独家庭信息的了解渠道是加强对失独家庭社会支持研究的重要内容。调查显示，47.19%的人选择以网络了解失独家庭有关信息，其次为电视（41.38%）、纸质媒介（34.47%）、他人告知（30.46%），通过其他方式了解失独家庭信息的比较少。可见，普通大众获取失独家庭信息的渠道多种多样的，其中网络、电视、纸质媒介等方式占有较大比例，尤其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网络信息技术发展，网络已经成为大众了解失独家庭信息的重要载体。
2.大众对困扰失独家庭因素的思考。调查结果显示，大众认为困扰失独家庭的因素呈现多样化的趋势，其中68.40%的人认为源自心灵的创伤成为失独家庭最大的困扰；63.10%的人认为是缺乏子女关怀；43.10%的人认为是社会关注度不够，难以感受社会温暖；34.70%的人认为是物质生活水平低；31.70%的人认为是国家政策抚慰力度欠缺；26.30%的人认为是周围人的特殊看待；7.0%的人认为是其他困扰。
通过调查分析发现，失独家庭首先面临的是心理上的冲突，其次是物质生活上的困扰，社会大众认为得到心理上的抚慰疏通比在物质生活、社会关注度和国家政策方面得到的关怀更为重要，当然所有这些因素对于失独家庭来说都是十分必要的。
3.大众对影响失独家庭走出心理阴霾因素的思考。调查显示，普通大众认为影响失独家庭走出心理阴霾的因素很多，其中较为突出的是缺乏及时的心理疏导（65.67%）、社会关注与支持度不够（52.6%）、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49.15%）、社会各方压力（46.05%）。然而，现今对失独家庭心理救助的机构十分匮乏，且失独家庭需要的心理求助往往更为专业，因此解决影响失独家庭走出心理阴霾的主要因素――及时的心理疏导较为困难。此外，国家政策的不完善、社会关注支持度不够、社会压力等也影响失独家庭走出心理阴影。
（二）大众对失独家庭与社会支持方面的思考。具体如下：
1.“抱团取暖”的社会支持方式。调查显示，有60.24%的人认为“抱团取暖”的方式对失独家庭而言是很好的一种方式，有利于失独者加强沟通与交流，相互心理抚慰，尽快走出心理阴霾；仅有15%的人认为这种方式不太好。
2.政府与社会对失独家庭的社会支持。调查显示，社会大众认为政府与社会对失独家庭的支持方式包括制定完善与失独者权益保护等相关的政策法规（64.66%）、整合社会资源加强社会关注与支持（41.24%）、开展针对失独群体的专项的心理疏导和志愿者服务（40.14%）、其他方式（7.21%）。
调查表明，要加强对失独家庭的社会支持，首先要制定完善的针对失独家庭的政策法规，解决其后顾之忧，使这些失独者可以老有所依，老有所养，也从侧面证实针对失独家庭的养老问题举措力度不够。其他措施，依次为整合社会资源构建针对失独家庭帮扶的多元支持体系、提供专门的心理疏导和志愿服务等。
三、失独家庭社会支持体系构建的反思与建议
根据上述调查结果，要构建完善的失独家庭社会支持体系，加强对失独家庭的社会帮扶和支持，需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拓宽大众了解失独家庭的渠道。随着独生子女家庭的不断增多，失独家庭的队伍也逐渐庞大起来，构建完善的失独家庭社会支持体系变得尤为重要。社会支持体系的构建完善依赖于普通大众的广泛参与，因此拓宽大众认识了解失独家庭的渠道成为失独家庭社会支持体系构建完善的关键。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多种多样，对于失独家庭有关信息的传播渠道在“失独者”许可的前提下要多种多样，采取互联网、新媒体、纸质媒体、电视等多种形式，使社会大众广泛了解，进而关注参与到对失独家庭的支持帮扶中来。
然而，失独家庭是个较为敏感的话题，私密程度很高，受社会文化的影响，部分失独者往往不喜欢被公开报道，不愿受到周围人的特殊看待。社会大众虽然想了解与帮助失独家庭，但却很难获得关于失独家庭的详细信息。因此，可以通过建立失独家庭信息库，设立失独家庭社会帮扶站，搭建失独家庭与社会大众沟通联系的平台，采取隐秘的手段对失独家庭进行多对一的支持帮扶。这样既能增加社会大众对失独家庭的了解关注乃至加大帮扶支持力度，也能注意保护失独者隐私。
（二）深入了解失独家庭的需求状况。著名的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按照从低到高分别为生理的需求、安全的需求、爱和归属需求、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其中，生理需求是最基本的，也是最原始、最本能的需求，包含人的衣食住用行；其次为安全的需求，具体表现在个人安全、家庭安全、财产安全等；爱和归属需求包含亲情、友情、爱情等精神支撑，人对情感需求往往胜于对生理的需求；尊重的需求主要是他人和社会对自己的认可；自我实现需求是最高等级的需求，就是要充分发挥自身潜能，实现自我的超越，受到社会广泛认可。
调查显示，失独家庭存在物质生活帮扶、心理疏导、社会关注认可等多方面的需求。然而，不同的失独家庭的需求是分层次的，一些较为富裕的家庭失独后，物质生活满足不是问题，最为突出的是缺乏爱的归属；一些主要依赖于子女生存的失独家庭，子女死亡后物质生活的满足成为最大的问题，生理的需求远大于社会认可和爱的需求。因此，要构建完善的失独家庭社会支持体系，首先要获取失独家庭详细信息，了解不同失独家庭的不同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社会支持。
（三）构建完善失独家庭社会支持体系。具体如下：
1.完善对“失独家庭”的政策法规支持。政府在构建完善失独家庭社会支持体系上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也理所当然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一方面，计划生育政策对于育龄夫妇的生育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失独家庭”的产生也是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伴生现象，政府有义务和责任帮扶“失独家庭”；另一方面，从救助社会弱势群体的角度，政府也应当给予其支持和帮扶。
调查显示，政府对“失独群体”的社会支持应包含养老金的补贴、提供特殊养老保险、加强就医补助、建立专门服务于失独者的养老院等。这些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于政府出台相关政策法规。现有的政策法规中，没有专门针对“失独家庭”这个群体的，仅有我国于2001年颁布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其中规定：“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其父母不再生育和收养子女的，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必要的帮助。”但是，对于这个“必要的帮助”究竟是什么样的标准且如何施没有作明确的说明。
随着失独群体越来越庞大，失独家庭问题越来越突出，近年来，一些政府部门逐渐地关注这一特殊群体，如北京市制定的“暖心计划”，为失独家庭提供养老保险、疾病身故保险、意外伤害身故保险、意外伤害医疗保险等，重点解决这些家庭的养老和医疗困难，真正保障这一群体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因此，对于完善失独家庭的政策法规，应从经济、养老、医疗等多方面给予规定，明确责任主体、保障内容、实施方式等，真正使各项制度实施落地生根，解决失独家庭忧虑。
2.整合社会资源，构建多元社会支持体系。据调查显示，失独家庭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心灵创伤、社会关注、物质生活上，面对失独家庭的普遍问题，政府的力量是有限的，关键要整合社会资源帮助失独家庭解决问题。
首先，要构建以社区为依托的“失独家庭”家园，社区是失独家庭的生活乃至精神家园。社区要利用自身优势，加大对失独家庭关怀，提供各种社区服务，开展各种社区福利活动包含各项保险、精神文化活动、心理辅导、人性关怀等，给予失独家庭更多的帮扶和支持，使其融入集体，感受集体温暖。
其次，发挥亲戚邻里朋辈的作用，这个群体对失独家庭有着特殊的意义，也是与失独家庭接触最多的群体，要发挥其与失独家庭的天然密切联系优势，帮助开导和关怀失独者，使其尽快走出心理阴霾。
最后，整合社会大众资源加强对失独家庭的帮扶支持。社会大众的力量是巨大的，要利用各种途径增加失独家庭与社会大众联系，发挥社会大众帮扶支持作用，开展各种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进行专业的心理辅导和物质帮助，使失独家庭尽快融入社会，帮助走出心理阴霾，提高其社会适应力。
3.提升失独家庭自我救助能力。哲学上内外因辩证关系的原理告诉我们，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关键，固然政府和社会的关注支持对于失独家庭的救助很重要，但是最主要的还是要提升失独家庭自我救助能力，搭建失独家庭交流平台，提高互助的能力。
调查研究发现，对于失独家庭来说，心灵创伤是失独家庭最大的困扰，心理辅导和心理倾诉是失独家庭急需的，但也往往是缺失的。有关部门要尽快帮助失独家庭建立起与外界的交互联系，通过网络新媒体等方式，搭建失独家庭群体与外界的联系，使失独家庭在社会交往中获得更多的精神安慰和支持，转换心理状态。此外，特别是要搭建“失独家庭”之间长效化的沟通交流渠道，以便开展各种相互安慰、互助取暖的活动。调查研究也显示“抱团取暖”的方式对失独家庭而言是很好的一种方式，有利于失独的父母尽快走出心理阴影。
失独家庭的无能感、无力感是他们的负面经验所致，是与环境互动的结果。较低的自我效能感导致失独家庭与社会脱节，随之获取社会资源的机会减少，不利于失独家庭走出心理阴霾，由此造成一种恶性循环。政府和社会要尽快介入到失独家庭物质和精神生活世界，对失独家庭进行物质和精神增能，提升失独家庭自我救助能力，让失独家庭开放怀抱、拥抱快乐。
【参考文献】
[1]穆光宗.独生子女家庭的权益保障与风险规避问题[J].南方论丛，2009（3）
[2]谢启文.增能：解决失独家庭问题的新视角[J].人口与发展，2013（6）
社会调查研究范文2
［关键词］ 社会调查； 职业编码； 数据质量
Methods and Quality of Occupational Coding in Social Surveys
Ren Liying1 Qiu Zeqi2 Li Li1 Yan Jie3
(1.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 Surve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2.Department of Soci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3.School of Govern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Occupation is an important variable i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but mistakes in the coding process of occupations in survey research are.unavoidable. Coding operations can take various forms. They are distinguished as centralized coding and decentralized coding based on their work sites, or as manual coding and computerassisted coding based on their coding tools. Thus, combining these two dimensions there are four coding methods: manual centralized coding, manual decentralized coding, computerassisted centralized coding, and computerassisted decentralized coding. Computerassisted coding has not been well developed in China, so most Chinese surveys employed the first two coding methods: interviewers carrying out coding during the interviewing process; or experienced coders performing the coding within the survey organization after data collection.
When choosing coding methods, survey practitioners usually have three factors in mind: cost, time efficiency, and coding quality. It is commonly believed that onsite coding by interviewers is cheaper and quicker than coders centralized coding. However, there have been contradictory attitudes towards the quality of these two coding methods, and there have been very few empirical studies about that. Based on analysis of the occupational information collected by the 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in 2010, this study compares the results from these two existing coding methods in China and discusses the core factors that affect coding quality.
This study shows that coding results from these two methods differ greatly. Regarding the most detailed coding with 595 categories, only about onethird of the results from these two methods are identical. Even for simple coding with only eight categories, the proportion of identification still makes up only threefourths.
Interviewers text recording quality is an important factor that affects coding quality. In addition, interviewers background and coding experiences are two main reasons for the discrepancies in the detailed coding results. It is also shown in this study that occupational categories have different levels of coding difficulty which also have an effect on coding results.
Administration of quality control over interviewers onsite occupational coding is difficult in practice. Therefore, in rigorous social surveys, especially when detailed coding results are needed, it is strongly suggested to use the method of centralized coding. Moreover, since the quality of the interviewers text recording is so important to the collection of accurate and complete occupational information, the following steps are recommended: establish a standard for interviewers text recoding, strengthen the training of interviewers, and check their performance on a regular basis.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enhance quality control in the coding process, such as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the design of the coding process as well as the supervision of the coders work. These suggestions can be effectively put into practice in computerassisted interviewing surveys.
Key words：social survey; occupational coding; data quality
职业是社会科学研究中广为应用的重要变量，对于研究中国改革进程中的社会变迁尤为关键。在国内许多重要研究项目中，如社会流动、社会分层、公民素质等，职业变量都是不可或缺的主要构成或影响因素。
近年来国内对社会经济信息的重视使社会调查业在中国得到蓬勃发展，个人职业状况几乎是每个调查中必定要采集的信息。这些调查或采用访员分散编码，或采用编码员集中编码，对职业信息进行分类处理，然而对于职业编码的质量却鲜有报告或经验性研究。
本文运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2010年初访调查中收集的受访人职业信息，对访员手工分散编码和编码员手工集中编码两种方式的结果进行比较分析，期望能为职业编码方式的选择提供经验性依据，并寻求计算机辅助调查(ComputerAssisted Interviewing，CAI)模式下提高职业编码质量的途径。
一、 职业问题的编码方式
在严谨的社会调查中，为了采集到详实的职业信息，一般都采用开放式提问，要求访员如实地记录受访人的回答，并在数据采集完毕后，再根据权威或普遍的职业分类标准创建编码列表，培训并组织编码员将文本信息转化为数值型的职业代码，提供给研究者使用。这种编码方式由于使用了专业的编码员，且进行统一指导和及时管理，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证编码质量，因而得到了广泛应用。然而这种编码方式的缺点是成本较高，且时效性差。与之对应的另一种编码方式是在数据采集过程中由访员在采访现场或在完成单个采访任务后按照调查机构事先提供的编码表，对问卷中开放问题的回答进行及时分类。这种方式虽然降低了编码成本，增强了时效性，然而由于缺少有效的质控措施，不得不以降低编码质量为代价。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人们总是期待可以使用计算机自动编码。一套设计完善的编码系统可以有效地降低成本、减少用时和提高编码信度。计算机自动编码方式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计算机辅助编码(ComputerAssisted Coding, CAC)，这种方式需和编码员手工编码结合使用。当编码员遇到编码困难时可以向CAC系统求助，CAC系统会根据编码员输入的信息给出一系列编码建议。另一类方式可以称为全自动编码。编码员将受访者的应答信息直接输入系统中，软件会自动对其分配编码，对于无法匹配编码的信息则由系统退出，转为人工编码。计算机自动编码方式已广泛应用在美国、加拿大、瑞典、澳大利亚等国家的人口普查职业信息编码中。
综上所述，社会调查中职业问题的编码方式有两种分类方法： 一种是根据编码的地点及时间分为集中编码和分散编码。一般来说，集中编码都发生在调查结束后，由专业编码员来完成；而分散编码则发生在调查进行中，多由访员来完成。另一种是根据编码工具的使用分为手工编码和自动编码。手工编码中，编码员主要依据自己对职业的理解和对编码列表的掌握情况来选择职业编码；而自动编码则是借助职业编码软件进行全自动或辅编码。于是，在这两个维度上形成了四种基本的编码方式(见图1)，即手工集中编码、手工分散编码、计算机辅助集中编码和计算机辅助分散编码。
计算机辅助编码技术目前在中国尚未得到开发和应用。由于中国当前职业特征多样，职业分类复杂，更是增添了该项技术开发的难度，在短时间内很难应用到实践中来。因此，目前国内社会调查中职业问题编码主要采用的是编码员手工集中编码和访员手工分散编码。
二、 职业问题的编码质量
对于职业问题的编码质量早在社会调查兴起之时就引起了西方研究者们的注意。
首先，一系列研究显示，职业变量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编码误差。例如，瑞典1970年人口普查中关于职业问题的编码误差为13.5%，同一年美国人口普查对职业问题的编码误差也高达13.3%。针对这一问题，两国都采用了新的编码质控程序。在瑞典1975年的人口普查和美国1980年的人口普查预调查中，都成功地将误差降低了约8个百分点［1］238。近几十年来，尽管有多种编码方式的混合使用，但关于职业信息编码质量的评估报告却较少，目前只发现在美国Research Triangle Institute (RTI) 1991年的一项研究中报告职业信息的编码误差为21%［2］315。
研究者们对职业信息编码质量的影响因素及后果进行了探讨。基于传统的编码员手工集中编码，一些研究发现职业信息编码信度(reliability)会受到编码员自身的影响。为了评估瑞典1970年人口普查中开放性问题的编码质量，研究者们抽取了一部分样本，邀请5名经验丰富的编码专家对这些样本涉及的8个开放式问题(其中包括职业问题)进行编码，并计划将其编码结果作为标准，用来评估此次人口普查的编码质量。然而，在对5名编码专家的编码结果进行分析后发现，这些编码结果不仅因编码员不同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即使同一编码员的编码也有较大的变异性。如职业编码，编码员间的变异比例(betweencoder variability)为28.4%，而编码员自身的变异比例(withincoder variability)在7.1%至10.9%之间不等。而且职业问题的编码结果在测试的11个问题中变异性最高［3］。
访员实地(采访进程中或采访结束后)对职业问题进行编码的方式也比较常用。研究者们对两种方式的编码质量进行了比较研究，然而意见却很不一致。有研究发现，在职业问题编码上，专业编码员比实地采访员更容易达成一致标准，但总体来说两者的差别不大［4］。有研究证明，在降低编码员关联方差(correlated coder variance)上，使用访员编码要优于使用专业编码员，同时，两种方式的编码精确度没有明显区别［5］。另有研究发现，访员实地编码的变异性平均占应答总体方差的3%，而编码员编码则只有0.6%［6］，因此采用访员实地编码方式要谨慎。此外，也有证据显示访员实地编码会对采访行为产生负面影响［7 8］。
国内对于社会调查方法的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政府、商业和学术的调查机构对于职业信息的编码都设立了一定的规范，但尚未有任何一项研究对编码误差进行公开报告，也没有发现其他有关编码质量的实证研究。可以说，国内对职业编码质量的研究是一块尚未开垦的处女地。
三、 数据来源及职业编码方案
(一) 数据来源
以往关于问卷调查中职业编码质量的研究多采用实验方法。这种设计虽然可以很好地控制目的，但却很难将结果推论到真实的调查实践中。同时,实验结果也常常会受到小样本量的限制，致使一些必要的统计分析无法正常进行。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一个正在进行中的全国概率样本跟踪调查――“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CFPS是国内首次应用计算机辅助面访调查技术(ComputerAssisted Personal Interviewing，CAPI)的全国性综合跟踪调查数据平台，是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设计实施的一项旨在通过跟踪收集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次的数据，反映中国社会、经济、人口、教育和健康的变迁，为学术研究和政府决策提供第一手实证数据的重大社会科学项目。作为探索性的尝试，该调查在2010年初访调查中对职业问题的编码采用了记录详细职业信息和访员分散编码的双重保障方式；在调查结束后，还对收集到的职业问题数据(文字描述)组织编码员进行手工集中编码。
CFPS实地采访问卷中对于目前有工作的成年受访人共设计了5道有关职业的问题：
G303您现在主要是在哪个机构工作？
G304 您现在工作单位的名称？
G305 请问，您现在主要工作的机构属于？
G306 您的职业是 。
G307 您的职业属于哪一类？
其中，G303和G305为封闭式选择题，G304和G306为开放式问题，G307则是访员在CAPI系统下根据CFPS职业代码字典进行查询，对受访人的职业和行业进行现场编码。访员在记述G306的回答时，采访系统会给出提示： (1) 如果受访者有多份工作，请询问占用时间最多的工作；(2) 请详细记录受访者的主要工作，填写具体内容： 工作部门＋工作职责/工作内容＋工作岗位/工种名称。
CFPS进行初访调查问卷的设计时，国家统计局尚未公布最新的职业分类体系(GB/T 6565 2009)，而当时的职业分类体系(GB/T 6565 1999)已不能完全体现近十年来我国职业发展的状况。所以,CFPS初访调查的职业代码借鉴了“中国社会跟踪调查”
中国社会跟踪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与香港科技大学调查研究中心合作，自2003年开始的全国性综合社会调查项目。 的职业分类标准，在GB/T 6565 1999的基础上进行了修订，包括8大类共计595个职业代码。
(二) 访员实地编码
CFPS在2010年度的初访调查共使用了438名访员，这些访员大多数来自本次调查的目标区县，并且都参加了在北京大学举行的为期6天的集中培训，其中包括关于职业代码分类的专门培训。在职业代码分类培训中不仅详细讲解了职业代码的分类框架，还传授了在CAPI系统中快速查找职业代码的技巧，并对一些分类的难点进行了举例说明和现场演示。
作为CAPI环境下访员实地编码方式的首次尝试，这次调查对编码系统的设计采用了简单的查询法，在采访界面上呈现为树形结构(见图2)。访员编码时本着“先大类、后细类”的原则，首先确认受访人的职业属于哪一大类，然后可以逐级点击，最后确认四级代码为最终代码。此外，在访员培训中强调访员在编码感到含糊时要“多追问，问细节”，以获取足够的编码信息。同时也建议访员使用键盘而非鼠标的方式进行操作，以减少错误点击，并加快操作速度。
(三) 编码员集中编码
编码员集中编码工作开始于数据采集完毕后。编码员来自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在编码流程上采用了双向独立验证并判定(Twoway Independent Verification with Adjudication)的质控方式［1］240。
在第一轮编码中，两个编码员(A和B)根据具体的职业描述、工作单位名称和工作机构属性信息，采用背对背的方式，对每一个受访者的职业信息进行编码。在这一轮编码中，如果两人编码结果一致，则确定为最终职业代码（OC1）；如果不一致，则将这些条目提取出来，进入下一轮编码。
第二个阶段选用经验较为丰富的编码员(C)，由其一人对这些不一致的条目进行独立编码，如果其编码结果与前一轮编码结果中的一个保持一致，则确定该编码为最终职业代码（OC2）；如果三人编码结果均不一致，则由专业的研究人员(D)根据编码员编码、访员实地编码以及相关的辅助信息进行判定，从而形成最终的职业代码（OC3）。因此，对于每一个职业问题条目，其最终代码的确定要经过2―4个编码员的判断，从而达到对编码质量进行控制的目的。
四、 访员实地与编码员集中编码的结果比较
不出所料，编码员集中编码表现出了较好的编码信度。在第一轮编码结束后，两个编码员有76.4%的结果达成一致，经过第三个编码员的确认编码，一致率提高到91.4%，最后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职业编码需要由研究人员进行最终判定。
然而，编码员的编码结果与访员实地采访时的编码结果却有较大的分歧。我们将所有编码结果根据职业分类标准分为一到四级编码(一级码为最基本的分类，四级码为最精细的分类)，并且以编码员达成一致的一级编码
职业编码所采用的分类标准共有类，但军人和无职业者不适用于该问题，因此没有列入在此项分析中。 为分类标准来计算各级编码的一致比例，结果见表1。
总体来看，两种编码方式在四级码上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结果是一致的，随着编码类别的减少，一致的比例也逐渐加大。如在二级和三级码上，有三分之二左右的结果相同，而在职业大类的一级码上，一致率可以达到四分之三。
分职业类别来看，从事农、林、牧、渔、水利业的生产人员在各类有职业信息记录的受访者中人数最多，约占一半。同时，这一类别内职业详细情况的编码一致率也最高。尤其在一级的大类编码上两种方式的编码结果一致率高达99.35%，在最为精细的四级编码上也有一半以上的相同比例。
与之相比，人数比例占第二位的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对其具体职业的编码结果则不甚乐观。在四级码上只有6.05%的编码结果相同，即使在一级的大类码上一致率也只有38.02%。对于其他职业大类内的四级精细具体编码，其结果的一致率也大多低于50%。
虽然有经验的调查人员对访员实地编码方式可以列举出诸多缺点，但却很少能够如此直观地发现访员实地编码结果与编码员集中编码的结果存在如此大的差异。那么到底是哪些因素影响了两种方式的结果不同？我们是否可以认定编码员集中编码的结果要优于访员分散编码呢？
五、 影响职业问题编码质量的因素
影响职业问题编码质量的因素可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影响因素来自于访问过程，如访员所记录下的职业信息量、访员编码时的态度以及访员编码的经验等。无论是编码员集中编码还是访员实地编码，其编码质量都会受到访员记录下来的职业信息的影响。一方面，这反映了访员了解受访人职业状况的程度；另一方面，它也是编码员集中编码的重要信息来源和凭据。因此,职业信息越丰富，两者的编码结果一致的可能性越高。本项研究对访员记录职业信息的字数进行了统计，并以此来测量职业信息的丰富程度。数据显示,访员记录职业信息的平均字数为5.76，最大值为24，最小值为1。
访员编码时的态度可以用访员编码的时间来测量，我们假定工作认真的访员所用的编码时间会相对较长。这项指标在传统的纸笔方式的问卷采访中很难获得数据，然而由于CFPS采用计算机辅助采访系统，系统可以自动记录下每道问题的采访用时。本次调查中，访员对职业问题进行实地编码的平均用时为26秒。我们认为访员在编码时所用的时间越长，其编码结果和编码员集中编码的结果越有可能取得一致。
分析发现，访员对职业信息的编码数目从1个到271个不等，但平均下来每个访员大约会对36个受访人的职业信息进行编码。我们假定访员编码的经验会随着编码次数的增加而上升，为此我们对每个访员所完成的需对职业进行编码的问卷依据完成时间进行排序并赋予序号，序号越大意味着该访员的编码经验越丰富，从而与编码员集中编码结果一致的可能性越高。
第二类影响因素与访员自身的背景有关，我们主要选取了访员的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三个变量。本次调查中，有28.2%的访员是女性。访员的平均年龄是28.2岁，最小为18岁，最大为51岁。其中，拥有大专学历的占36%，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占49%，而高中及以下学历的仅占15%。经验上认为年龄大的访员、男性访员以及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访员在职业方面的知识较为丰富，编码质量也会相对较高。
第三类影响因素与职业本身的编码难度有关。表1展示了不同职业大类下编码结果的一致率有较大差异，这意味着这些职业大类下的具体编码难度不尽相同。例如对于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的编码一致率最高，这可能是因为这类职业编码相对容易。因此，在分析中以第五职业大类(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为参照组，对不同的职业分类进行控制。
为了考察这些影响因素在不同级别的职业编码上的表现，我们控制了职业类别的影响，分别对每一级别下两种方式的编码是否一致的结果进行了Logistic回归分析。
分析结果显示，在第一类影响因素中访员记录的职业信息字数至关重要。访员记录下的字数越多，两种方式的编码质量越好，结果一致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如在控制其他变量影响的情况下，访员多记录一个字，在二级编码上结果一致的可能性会提高10个百分点，一级编码上会提高5.5个百分点，三级编码上会提高8个百分点。然而这个变量在四级编码上则效果不太明显，这意味着在精细的职业编码中，除职业信息的详实程度外，其他因素也起着重要作用。
访员职业编码经验在进行初级的职业编码时虽然没有什么作用，但在高级别的职业编码上显示了显著的影响，证明访员编码经验越丰富，在进行精细的职业编码时与编码员集中编码的结果越接近。但由于访员接触到的职业编码条目较少，编码经验在访员身上并没有显示出明显的优势，然而在本次调查集中编码时，平均每个编码员会对大约3 000条职业信息进行编码，编码员丰富的编码经验意味着更好的编码质量。
相比之下，访员实地编码用时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作用后没有显示出明显的影响
我们怀疑访员实地编码用时过长，可能会在记录职业描述信息时偷工减料，从而间接影响到两种方式编码结果的一致性，然而附加分析发现这种猜测并没有得到数据支持，因此没有反映在模型建构中。 。
对访员自身背景因素的分析显示，性别和年龄两个变量的作用基本与预期的相同，尤其是在进行精细的高级别的职业编码上，男性访员确实比女性访员表现出更好的编码质量，在精细的四级编码上，控制其他变量的影响，男性访员的编码结果与编码员集中编码结果一致的可能性要比女性访员高出27个百分点。同时,年龄较大的访员也表现出一定的优势，在四级编码上，访员每年长一岁，编码结果一致的可能性会增长3.4个百分点。
然而，访员受教育程度的作用并非像我们预料得那样简单。在较粗略的低级别的职业编码上，教育差别并没有明显地反映在编码数据质量的差异上，甚至在三级编码上，受教育程度高的访员反而更容易出现与编码员集中编码不一致的情形，但在进行精细的四级编码上，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访员显示出了明显的优势，与集中编码结果取得一致的可能性远远大于高中及以下学历的访员。
职业类别在分析中既是影响因素，也是控制变量。与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的职业相比，其他类别的职业确实显示出较高的编码难度，从而导致两种方式编码结果不一致的可能性较高(结果未报告)。同时，在控制了职业类别后，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访员的编码信息、编码经验以及自身素质对编码质量的影响。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概括，信息、经验和素质是影响职业问题编码质量的重要因素，三方面因素对于精细或粗略编码上的作用不尽相同。对于粗略的职业编码，访员记录的职业信息最为关键，信息越多，编码结果一致的可能性越高；然而在进行精细的职业编码时，访员自身因素也起了比较重要的作用，编码经验和访员素质都会直接影响编码结果的一致性。
六、 结论及提高职业问题编码质量的设想
采用访员分散编码的方式对社会调查研究人员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一方面，这种方式成本低，时效强；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使用专业编码员时所遇到的信息不足及编码员关联方差的问题。
然而，本研究显示，该种编码方式的数据质量令人担忧。和编码员集中编码的结果相比，在精细的四级职业分类编码上，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结果相同，即使在最为粗略的一级职业分类编码上，结果相同的比例也只有四分之三。
在精细编码上出现的差异，主要受到访员记录的职业信息量、访员编码经验及访员自身素质的影响；在粗略编码上的不同，则主要与访员记录的职业信息量有关。分析也显示，不同的职业类别也显示出不同的编码难度，造成两种方式的编码结果不一致。
由于没有判断所有职业编码对错的绝对标准，我们不能直接判断哪种编码方式的数据质量更好。然而，研究发现访员的素质和编码经验对于精细的四级编码数据质量非常重要。但在访问实施过程中，对访员因素的控制难度较大，提高访员实地编码质量不易实现。相比之下，采用集中编码的方式可以对编码员进行筛选，编码员不仅会受到编码工作的专业培训，并且可以接触大量的编码条目，从而积累丰富的编码经验，加上编码过程的集中管理和有效的质控手段，我们可以推断编码员集中编码的数据质量要更可靠。因此，在严谨的社会调查中，特别是在精细的职业编码上，建议采用编码员集中编码来获取更好的职业编码数据。
研究结果还肯定了访员记录的职业信息对于职业编码的重要性，因此应该加强对访员记录职业信息的行为规范，尽量采集到准确编码所需的重要信息。同时，在编码员编码过程中也要加强质量控制，从而在信息输入和处理过程两方面来保证编码数据的质量。
在计算机辅助调查中，这些建议可以得到有效实现。具体地说，可以考虑从三个角度来改进职业编码： (1) 调查前对访员加强职业编码的培训，使访员明白编码所需的重要信息，确立访员对职业信息的记述规范。(2) 在调查执行的同时组织编码员进行集中编码。计算机辅助调查的优势之一就是调查数据可以在采访当天传送到总部，这样可以及时将职业描述信息提取出来，组织编码员开始编码。实时的集中编码有两个目的： 一是可以及时发现职业信息记述含混及难以归类的条目，并请访员协助补充信息；二是作为数据质量监控的手段，可以提醒或干预访员遵守职业信息的记述规范。(3) 除了采用双向独立验证并判定的编码流程外，还要加强编码员集中编码的质量监控，对编码效率和质量进行定期评估。较为简单的做法就是借用计算机辅助调查系统，将职业分类说明作为帮助文件，以方便编码员查询，然后利用下拉菜单选择代码或直接输入代码的方式进行编码。计算机辅助调查系统可以记录下编码员每个条目的编码用时，同时也可以及时导出数据进行编码结果的比较和判定，从而为定期的质量和效率评估提供数据基础。这样，不仅可以保证职业问题编码的数据质量，还可以加强编码员集中编码的时效性，并且提升编码效率，降低编码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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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调查研究范文3
【关键词】残疾人 社会救助
残疾人是指在心理、生理、人体结构上，某种组织、功能丧失或者不正常，全部或者部分丧失以正常方式从事某种活动能力的人。残疾人群体具有经济上的低收入性、生活上的贫困性、政治上的低影响力和心理上的高度敏感性等特征。这些特征都源于他们自身的缺陷和社会对他们的偏见、不公平的待遇等。以上原因导致他们心理压力大，对生活和前途往往持消极心态。
社会救助是指国家和其他社会主体对于遭受自然灾害、失去劳动能力或者其他低收入公民给予物质帮助或精神救助，以维持其基本生活需求，保障其最低生活水平的各种措施。社会救助制度在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在保障国民的基本生活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
残疾人社会救助是指国家和社会为保障残疾人最基本的生活需要而实施物质帮助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保障系统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子系统，它主要是通过救灾、扶贫等手段来保障救助对象最基本的生活需要。残疾人社会救助包括对残疾人的生活救助、医疗救助、教育救助、就业救助等。
一、阜阳市残疾人社会救助的现状
据2009-2010年全市残疾人基本情况调查显示，我市现有各类残疾人61万，占总人口的6.1%，涉及全市五分之一家庭200多万人口。这是一个数量众多、特性突出、特别困难的群体，是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重点人群。“十一五”期间，在全市各级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市残疾人事业“十一五”纲要提出的目标任务全面完成，残疾人事业有了长足发展，残疾人状况明显改善。
全市有60956名贫困重度残疾人享受到普惠加特惠的生活特别救助。95%以上的残疾人参加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150889名残疾人参加社会保险或基本养老保险，并享受到政府补贴。全市已经建立各类残疾人康复机构8个，有2499名聋哑、智障、脑瘫、孤独症儿童得到康复训练救助。完成白内障复明免费手术19439例，医疗救助贫困精神残疾人4080名。免费发放辅助器具3568件。市残疾人康复研究中心、假肢站、辅助器具中心、低视力康复部相继建立。全市现有特教学校6所，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逐年提高。新建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9个，残疾人职业技术教育培训示范基地7个，免费培训残疾人3871名。5000名有就业愿望和就业能力的残疾人享受到“万人千元就业工程”的创业扶持。基层残疾人组织建设进一步加强，全市171个乡镇（街道）、251个社区全部配备了残疾人专职委员，1722个村委会指定有残疾人助理员。残疾人工作者培训制度化。五类残疾人专门协会活动日益活跃，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开展了残疾人基本信息登记。开展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核发工作，为13.2万名申请领证的残疾人免费发证。
二、阜阳市残疾人社会救助存在的问题
在“十一五”期间，我市残疾人事业虽然有了长足的进步，残疾人的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是，残疾人总体生活状况与社会平均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够完善，残疾人在基本生活、医疗保障、康复、教育、就业、住房、社会参与等方面还存在许多困难，社会救助的力度还有待加强。歧视残疾人、侵害残疾人合法权益的现象还时有发生。
（一）残疾人社会求助水平较低
残疾人是典型的弱势群体，多数残疾人是依靠政府补贴和社会救助来维持生活需要的。现有的社会保障政策虽然对残疾人改善生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帮助有限。阜阳城区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月人均150元。另根据我省颁布的《2011年贫困重度残疾人生活特别救助实施办法》第四、五条的规定：凡在我省城乡享受低保待遇的重度残疾人均有权享受生活特别救助待遇，城镇、农村贫困重度残疾人每人每月按50元的标准救助。由上可知残疾人每人每月最多领取的补助金为200元，远低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
（二）救助内容不全面，救助力度有待加强
由于残疾人身体精神的残缺，其医疗支出一般远远高于正常人，对许多轻度残疾人而言，往往接受过特定的康复或医疗之后就可以恢复正常，但很大比例的轻度残疾人由于经济困难的原因，耽误了医疗与康复，因此，残疾人医疗救助还应该包括针对残疾人的特殊救助措施。阜阳市目前采取的救助措施，大多集中在对残疾人的生活救助、普通医疗救助、就业救助、教育救助等几个方面，而残疾人所需的救助内容远远不只这些，还应有权利救助、心理救助等。由于缺少这些救助内容，并且社会救助制度中也没有提及相关的内容，使一些需要救助的残疾人不能获得相应的、及时有效的救助，并长期处于贫困状态。
（三）残疾人就业层次低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残疾人改善生活状况、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基础。虽然我市对残疾人开展了创业扶持计划，鼓励残疾人自主创业，但是大多数的残疾人由于残疾的影响和外界障碍，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就业较其他人群存在更多的困难和问题。他们往往只能从事一些较低层次的工作，担任不了较高层次的工作。这使得残疾人群体的就业层次处于较低水平。
（四）残疾人社会救助工作的社会环境欠佳
人们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对待残疾人仍有偏见，歧视。主要表现在：对残疾人的工作不重视不关心，使得残疾人社会救助工作滞后于整个社会，并且社会救助制度在执行过程中比较困难；人们对残疾人的关心少，扶残救残意识也不是很浓厚。残疾人在工作和生活中往往不受人待见，残疾人的合法权益也经常受到侵害。
三、完善阜阳市残疾人社会救助的对策
（一）加大对残疾人社会救助的财政投入力度
政府要加大对残疾人社会救助的财政投入，完善残疾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重残的低保家庭给予重点救助。科学制定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将残疾人等贫困者置于社会安全网之中，保障他们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同时，对残疾人的生活救助金也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物价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地提高，以抵消物价上涨给他们生活带来的影响。另外残疾人社会救助也要和残疾人教育、医疗、就业有机地结合起来，从根本上消除残疾人群体贫困的现象。
（二）扩大残疾人社会救助的内容
加强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扩大社会救助的内容。按照重点保障和特殊扶助的要求，研究制定针对残疾人特殊困难和需求的社会保障政策。例如：建立残疾人法律救助体系，为残疾人普及法律知识，做好残疾人法律服务工作。在他们的合法权利受到侵害时，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另外，政府和残联会应积极与一些有权威的医院、心理机构合作，努力为残疾人提供心理上的辅导和一些特殊的康复治疗，使他们的身体和心理快速的康健。
（三）提高残疾人的就业层次
首先要保障残疾人受教育平等的权利。残疾人和我们正常人一样有享受受教育的权利，我们不能因为他们身体的缺陷而把他们挡在知识的殿堂之外。相反，我们应该集合全社会的力量，积极地帮助他们，使他们能够享受到文化知识带来的不一样的力量。同时，要加强特殊学校的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丰富教育内容，发展更加适合残疾人学习和掌握的技能，进而提高我市残疾人的专业技能和素质。其次，加大对残疾人的劳动技能培训，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政府和残联组织在对残疾人进行劳动技能培训时，要加大培训的力度，扩大残疾人的知识面，提高他们的专业技能，努力为残疾人创造一个能够实现自我的平台。同时，要调整结构稳定集中就业政策，尝试推进残疾人就业工作向乡镇延伸，积极探索建立专业化的残疾人就业培训队伍，为每位残疾人提供个性化的就业培训与指导服务。这也有利于促进残疾人就业工作的开展。
（四）营造良好社会氛围，消除对残疾人的歧视
民政、残联等相关部门要加强对人们的思想教育，加大宣传力度，努力消除社会对残疾人思想观念上的歧视和排斥，为残疾人事业及残疾人自身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平等的社会氛围。同时，也要加强对残疾人的心理疏导，让他们从心理上慢慢减少自卑感，使残疾人有参与社会和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热情和信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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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调查研究范文4
关键词：社会安全感；影响因素；长春市；居民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9-0175-05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的改变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人们心态的变化。社会的有序变迁、平稳运转、稳定发展是人们的共同愿望，社会的安全感是对这种愿望满足程度的反映。随着长春市经济与社会的高速发展，安全感问题逐渐成为人们密切关注的问题，而在当前长春市争创文明城的大背景下，了解长春市居民的安全感现状，对于制定政策、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数据来源。本文进行分析的数据来源于对长春市南关区、朝阳区、宽城区、二道区、绿园区、净月区等六个城区进行的实地问卷调查。共计发放160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145份，问卷有效率为90.625%。
在145位接受调查者中，男性有80人，占总人数的55.2%，女性65人，占总人数的44.8%。从年龄构成来看，18岁及以下占10%；19～25岁占13%；26～30岁占7%；31～45岁占27%；45～60岁占22%；60岁以上者占总体的21%。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小学及以下者占8%；初中学历者占23%；高中（含中专）者为26%；大专学历者占17%；本科及以上者占总体的26%（见图1）。
2.研究方法。本文采用SPSS中相关分析和主成分分析方法，对收集到的相关数据进行了系统的处理，并对长春市居民安全感的现状、变化情况、影响因素以及长春市居民所关心的社会问题进行了探讨。
二、长春市居民社会安全感现状及特点
（一）居民安全感水平总体较高
为了直观地了解长春市居民安全感的现状及其变化情况，本研究中设定了“您感觉自己的生活安全吗？”和“相比过去，您的安全感有何变化？”两个问题，并针对第二个问题进行了细化，设计了“极不安全”、“不安全”、“安全”、“很安全”四个选项，并按照社会统计学中系数制的计分办法，把“极不安全”记做1分；把“不安全”记做2分；把“安全”记做3分；把“很安全”记做4分[1]。由调查统计结果可知90.4%的居民认为自己的生活是安全或很安全的，安全感数值的平均值为3.2，总体来看长春市居民的安全感水平较高（见图2和下页图3）。
（二）居民安全感与过去相比有所下降
在对“相比过去，您的社会安全感有何变化”问题结果进行统计后发现，被调查者认为“没有什么变化”的有35人，占24.1%；认为“下降了”的有75人，占51.7%；认为“提高了”的有35人，占24.1%（见图4）。由此，不难发现，大部分被调查者的社会安全感降低了，表明长春市的居民安全感是有所下降的。
（三）长春市居民安全感的影响因子分析
在对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及居民总体安全感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对影响长春市居民社会安全感的因子进行了主成分分析[2]，得出了影响居民社会安全感的主要因子。
1.性别对安全感的影响。首先，女性的安全感略高于男性（本次调查中，男性、女性安全感数值的均值分别为2.90和3.20）。通过应用SPSS对各年龄段的男性、女性安全感数值及其相关影响因子进行分析，我们发现导致男性比女性的安全感数值相对较低的主要原因是男性所面临的生活压力更大。其次，总体而言，性别并不是影响居民安全感的主要因素。通过SPSS相关性分析与检验[3]，长春市居民的性别与安全感的相关系数为0.020（见表1），在P
2.受教育程度和年龄对安全感的影响。根据SPSS相关性分析，长春市居民安全感数值与受教育程度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038，在P
如表中所示，年龄与安全感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063，经检验，达不到检验系数标准，故在安全感的评价上，不同年龄段间也不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即年龄对安全感的影响不明显。
3.小区物业管理、防灾措施、熟悉程度和邻里关系对安全感的影响。
从表4中可以看到，在可能对居民的社区安全感产生影响的诸多因素中，小区居民的熟悉程度和小区的邻里关系与安全感不相关，不是影响安全感的因素。而小区的生活环境、治安力量、基础设施对居民的社区安全感都有显著的影响，相关关系明显，是居民社区安全感的影响因素。小区的物业管理和防灾措施与居民社区安全感密切相关，是影响居民社区安全感的重要影响因素。
在关注小区内部情况对居民安全感影响的同时，我们发现社会和心理因素对居民安全感也存在着影响。被调查者中，认为现在生活压力为“没有压力”的有20人，占总人数的13.8%；认为“压力不大”的有52人，占35.9%；认为“压力大”的，有57人，占39.3%；认为“压力很大”的有16人，占11%。由此可见，当今长春市居民所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这不可避免地会对居民的安全感产生影响。
4.居民安全感影响因素“降维”分析。通过相关分析可以发现，诸多因子对居民的安全感有着影响，但这些因子都不是单独起作用的，它们之间存在着相关关系，即彼此存在着相互影响。为了进一步探寻影响长春市居民安全感的主要因素，本文在对各因素进行相关性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运用SPSS中“降维”的方法对各影响因素进行了主成分分析（见表5）。
从表5可知，经过降维后，可提取出四个主成分，这四个主成分的累积贡献率达到了93.46%，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主成分的特征值均大于1满足主成分分析的要求，为有重要意义的主成分，各主分包括的内容（见表6）。
从上页表6可知，“社区生活环境”、“社区治安力量”、“社区物业管理”、“社区基础设施”和“社区防灾措施”与主成分1有较大的正相关，可以判断出，这是社区内基本状况的主成分；主成分2与“收入水平”、“职业”、“文化程度”有较大的正相关，这三个要素都是与经济情况有关的，因此第二个主成分是经济状况的主成分；主成分3与“社区居民的熟悉程度”密切相关，这是人际交往情况的主成分；主成分4的主要组成要素为“生活压力”，可见，这是生活压力的主成分。
由此可见，影响长春市居民安全感的主要因素为社区的生活条件、个人的经济状况、人际交往情况和生活压力。
（四）各城区居民安全感差异较明显
通过SPSS相关分析，我们进一步发现影响安全感的主要因素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其中，影响朝阳区居民安全感的主要因素为“小区的治安力量”和“居民的生活压力”，其与安全感的相关系数均达到了0.462（P
三、长春市居民安全感存在的主要问题
1.交通事故、公共秩序混乱是影响居民安全感的重要问题。通过对“当前哪一类治安问题最影响您的安全感”这一问题的回答进行统计，得到如图6所示的结果，从中可见，交通事故、公共秩序混乱是影响长春市居民安全感的重要问题。
2.庞大的人流量与车流量是导致南关、宽城和朝阳三区居民安全感水平较低的重要原因。南关区与朝阳区位于长春市的核心地区，有人民大街、自由大路、解放大路、南湖大路等多条城市主干道或重要道路贯穿，交通车流量很大，同时，这两区有大量的商场（如长春市“三大商圈”：红旗街、桂林路和重庆路都在此区域内）等公共设施与场所，人流量和人口密度相对其他区比较大，导致交通问题和公共秩序问题相对其他区更为突出。宽城区的居民安全感较低也出于类似的原因。宽城区被铁路贯穿，火车站坐落于该区内，并有轻轨站、客车站等交通枢纽，庞大的车流量与人流量，使得三区的安全感数值较低，居民的安全感相对其他区较差。
3.诈骗、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和盗窃是居民最关心的社会犯罪现象。通过对长春人所关心的社会犯罪现象进行研究，17.5%的人认为“诈骗现象”是当今社会存在的普遍犯罪现象；18.4%的人认为“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为当今社会重要的犯罪现象；另有16.9%的人认为“盗窃现象”是社会重要的犯罪现象，在调查结果中，这三者所占的比例最大。
4.食品安全、物价上涨、社会治安是影响安全感的主要社会问题。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的出现，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对安全感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调查中发现，人们认为“最影响安全感的主要社会问题”主要是“食品安全”（占总数24%），“物价上涨”（占总数17.8%）以及“社会治安”（占总数15.1%）。
四、提升长春市居民安全感的对策建议
总体而言，长春市居民的安全感状况比较良好，但仍有影响居民安全感的社会问题及生活问题存在。这些问题对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人们的生活都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有68.3%的人认为这些问题的存在会使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度降低，使政府的公信力减弱，有13.8%的被调查者认为，这些问题会使群众对改革信心产生动摇，也会对经济与社会带来极大的不利影响。
本研究对提升长春市居民的安全感有以下建议：
1.加强对交通的组织，加强道路建设，加大交通法规的教育力度，加强交通安全宣传队伍建设，提高宣传民警的素质[4]，让大众都自觉地遵守交通秩序，以提升交通安全。
2.加强对公共场所秩序的维护力度，提升居民的道德修养，自觉地遵守公共秩序，形成良好的习惯。
3.加强青少年教育。在调查过程中我们还发现长春市居民有16.7%的人认为，当前我们应该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具体地来说，首先要加强青少年的法制教育，完善青少年法制教育的内容，注重对青少年法制观念的培养；改善法制教育的手段，采取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法制教育形式，充分发挥网络教育的作用[5]。同时，我们还应进一步加强青少年的社会公德教育，继承传统优秀教育理念，创新教育方式和方法，完善教育机制和体制[6]。
4.加强对警察及执法队伍的建设，改善警察设备，提升执法人员的素质，严格执法，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公正执法，加大执法力度，构筑治安防控体系，严防重特大刑事案件的发生，完善治安长效管理机制，确保人民群众安全。同时，规范外来流动人口管理[7]，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和政法队伍建设，对重点要害部位要加强物防、技防措施[8]。
5.加大对食品安全的控制力度，从源头抓起，严管严控，做好监察检疫工作。同时，严格控制物价，严厉打击不合理的涨价现象，使人民的生活更加安全。
同时，应注意到，长春市各区之间影响安全感的因素存在着不同，故针对不同区，有如下建议：（1）朝阳区和绿园区应加强治安力量建设，加强巡逻力度，完善小区内部保安设施，营造安全环境。朝阳区居民应注意自身的身心调节，积极参与一些有利于舒缓压力的活动；（2）二道区和净月区应注意加强小区内部基础设施与环境建设，营造令人舒适的，赏心悦目的生活环境；（3）南关区应加强小区内部的物业管理，用优质的物业服务为业主打造安全的社区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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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调查研究范文5
对郑州四十二中初中三个年级的学生进行了抽样调查。共发放问卷800份，回收有效问卷791份，有效率为98.9%。详细记录了791人的个人信息、家庭状况、社会交往、意识认知、学习教育等内容。通过对问卷的统计得出以下数据：单亲家庭为47份，占总人数的6.01%；独生子女家庭为410份，占总人数的51.88%。希望从中了解中学生的心理状况，及其产生的原因与影响层面。
二、调查与分析
1.家庭关系方面。单亲家庭是指由于夫妻间的离异、分居、丧偶等变故造成的特殊家庭。单亲家庭中学生更容易沮丧、自卑、怨天尤人，对生活缺乏信心，陷入深重的精神困境。
单亲家庭的家长对孩子的管教往往走向溺爱和严酷两个极端。从前者来说，有些单亲家长认为对自己的孩子有歉疚感，补偿意识十分强烈。他们往往盲目地迁就孩子，对他们缺乏必要的管教和约束。从后者来说，有些单亲家长“望子成龙”心切，对孩子要求过于严格，“行为和话语时常伤及孩子的自尊”与完整家庭相比高出近12个百分点，造成孩子自尊心的受损和逆反心理的增强。极端性教育的结果导致单亲家庭中的“问题学生”增多，给社会带来不良影响。
调查中发现独生子女的父母文化水平普遍高于非独生子女，他们是大专和本科及本科以上的分别为父：34.71%，母：28.42%，文化程度与教育方法有着一定的联系。父母所受教育水平越高，就越注重孩子的教育，方法也更加科学。父母更加理解中学生，更懂得他们的需求，更能够从中学生的角度考虑问题，和中学生的交流更加融洽。
2.人际交往方面。从调查数据上显示，单亲家庭的中学生在人际交往中总体上是正常的，与他人沟通顺畅、相处融洽。单亲家庭在构成上有缺损，所以单亲家庭的中学生更需要从其他地方寻找家庭文化补偿。在人际交往方面，单亲家庭中学生的情况不如完整家庭中学生。单亲家庭中学生更敏感、偏傲、孤独，与同学交往时往往会出现问题。一方面对同学有许多的戒备心理，认为同学自私、太斤斤计较，不够友善、随和、易交往，或者很少与同学交往（这几个比例均高于完整家庭的青少年）。另一方面自我感觉人际关系融洽（92.10%）。我们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单亲家庭中学生由于家庭构成缺失，造成了不信任他人，疏远他人的现象，同时对交流质量的要求不高，从而出现了调查结果中较为矛盾的结果。教师应起到同学们之间交往的纽带作用，真情友爱的风气会让单亲家庭的学生感到生活中充满着阳光。
独生子女较于非独生子女更能接受个体的差异，对于新鲜和异己的事物，独生子女的接受力显然优于非独生子女。这应该得益于独生子女的父母的强化自然个性的教育，这种教育使得中学生对其他的个性认为是合理的，即使这种个性自己并非十分的赞成。
调查结果显示对于独生子女来说，没有兄弟姐妹这种特定的人生经历，并没有对独生子女中学生的社会交往状况带来不利的影响。相反，与同龄的非独生子女相比，独生子女中学生的社会交往能力更强、更合群、好朋友更多、孤独感更少。其原因正是由于独生子女渴望与人交流，并把类似非独生子女对兄弟姐妹的关心、爱心用在朋友身上，促进了他们的社会交往。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为“社会交往补偿”现象。
3.意识认知方面。社会认知是指个人如何看待他人（包括这些人的内部心理状态），以及如何看待与他人有关的自我，也就是说，个人如何了解、理解并概括客观世界，特别是其他人。调查表明，现代中学生对社会的认识主要源于文化媒体。社会舆论对中学生的社会认知具有引导的作用。当社会舆论普遍呼吁打击犯罪和“道德品质”时，中学生对社会的认识就有了很大的偏向性，46.84%的中学生认为犯罪是很恐怖的事情，并且有50.53%的中学生认为在工作中最为重要的是道德品质。涉世未深的中学生对社会还存在着一定的恐惧，认为社会是个“变化莫测的地方”占本次调查总数的46.26%。因此，各类大众传媒应增强社会责任感，把推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为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创造良好舆论氛围。发挥各自优势，积极制作、刊播有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公益广告，增加数量，提高质量，扩大影响。
当面对困难挫折和不良行为时，独生子女较非独生子女表现出一些消极、胆怯，对社会的认识更加理想化、美好化。这与家庭环境有很重要的联系，独生子女在家中受到的呵护比较多，仿佛是温室里的花朵，与非独生子女相比显得有些脆弱、唯美、理想化，抗压力的能力也较低。但这些特征只是表现出一种倾向，问题并不突出。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与社会接触的增多，以及在学校与同龄群体的交往，自身价值观逐渐建立并完善，而大众传媒对中学生的影响会逐渐减弱。
从总体上看，独生子女中学生的社会化状况与同龄非独生子女基本一致，二者之间的相同之处远远多于不同之处。在同龄非独生子女的参照系下，独生子女中学生的社会化发展是正常的，他们身上并不存在与非独生子女大不相同的人格缺陷，他们并非为一代“问题儿童”。
4.学习教育方面。根据统计现代中学生与父母、朋友谈论最多的事情都是学习，且有51.69%的中学生感到学习压力很大。可以说，学习对于中学生来说是一座大山。这就需要强健的体魄和健康的心理。数据表明，中学生因为学习压力大，有很大一部分不经常参加课外活动。特别在初三阶段，中考的存在使得54.63%的中学生认为学习压力较大，他们认为自己每天的全部时间几乎都被拴在“课桌之上”。因此，我们建议社会和学校应多关注中学生的身心健康，适当地减轻中学生的学习压力。素质教育不应再是一句空话，传统的填鸭式应试教育，已经影响到了中学生心理的健康。我们已经看到有七成的中学生感到孤独，生活没有意义。因为如果过大的学习压力超过了中学生心理承受能力的话，容易导致中学生心理问题，中学生犯罪也可能成为并发症，由此所引起的社会问题是不容小觑的。
三、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家庭关系、人际交往、意识认知和学习教育四个方面的分析，我们从中了解到郑州四十二中的学生心理状况整体良好。
1.在家庭关系方面，大部分家长与中学生之间的关系亲密，交流频率正常，状况良好，其中单亲家庭的家庭环境与完整家庭相比差距很大，单亲家庭的家长对孩子的管教容易走向溺爱和严酷两个极端。单亲家庭应该得到社会的承认，得到社会的更多帮助与关注。独生子女家庭的家庭环境与非独生子女的生活环境相比差距不大，独生子女父母较之非独生子女父母更注意家庭教育的方式和内容，更能注意到孩子的个人心情和其他事情。
2.在人际交往方面，大部分中学生的人际关系状况是良好的。他们认为身边大多数同学是友善随和的，有心事乐于向朋友诉说，对待朋友的差别和彼此的矛盾采取诚恳和包容的态度，注重朋友之间的情谊。其中单亲家庭的中学生在人际交往中总体上是正常的，与他人沟通顺畅、相处融洽。但单亲家庭中学生的人际交往情况不如完整家庭中学生。单亲家庭中学生更敏感、偏傲、孤独，与同学交往时往往容易出现问题。独生子女较于非独生子女更能接受个体的差异，对于新鲜和异己的事物，独生子女的接受力优于非独生子女。独生子女在社会交往中整体较为自信且容易相处。
3.在意识认知方面，大部分中学生无论是对个人认知还是对社会认知都比较迷茫和不知所措，对自己在社会中的角色不明确，定位不清晰。其中单亲家庭中学生与完整家庭青少年相比更渴望在物质上、精神上获得成功。单亲家庭的中学生对现在的生存现状普遍不满，迫切希望改变现状。独生子女较非独生子女在面对困难挫折和不良行为时容易表现出一些消极、胆怯，对社会的认识更加理想化、美好化。从总体上看，独生子女中学生的社会化状况与同龄非独生子女基本一致，二者之间的相同之处远远多于不同之处。身上并不存在与非独生子女大不相同的人格缺陷，并不属于所谓“问题儿童”。
社会调查研究范文6
关键词:共青团;社会实践;协同育人;调查研究
一、高职共青团社会实践育人功能分析
高职院校共青团工作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肩负着对青年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使命。一直以来，高职共青团将社会实践活动作为大学生在第一课堂之外，走向社会、了解社会、服务社会的重要方式，其育人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加强思想道德修养
作为实践中的社会实践，与其他实践样式的重要区别是，社会实践与“社会”密不可分:是以社会为场所、为对象，以加强与社会联系为目的的实践。而大学生在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时，往往以团队的形式开展，这就要求个体抛开个人主义，发挥集体主义，实现人的整体性，从而达成目标。大学生在其中可以获得思想道德的直接体验，这也是社会实践最重要的德育功能。另外，从社会实践的设计来说，方案中本身就蕴含着德育理念，如“西部计划”“苏北计划”等志愿服务类的社会实践都是“志愿”“助人”等伦理的社会实践样式，实际效果表明，这些经过设计的实践样式具有较好的德育效果。
(二)提升团队凝聚力
在以团队为单位开展的社会实践中，社会实践本身能够有效促进个人与团队的关系，活动中，每个人必须学会合作、妥协、沟通、情绪管理等，大学生通过社会实践与人进行接触，必须学会人际交往，语言表达能力也得到相应提高，加速“社会化”，团队凝聚力也得到提升。
(三)培养学习创新能力
社会实践具有维度广的特点，形式多样，这就需要参加社会实践的大学生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能够通过不同的学习渠道和方式学习，在面对困难时更要求学生具备整合知识的能力，主动思考，发挥创新能力，解决问题，顺利完成实践内容。另外，社会实践为大学生提供寻找差距、规划未来方向的机会。
(四)增强服务社会能力
大学生通过社会实践能够有效完善自身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在了解国情、感受社会巨大变化的同时，能够增强自豪感和社会责任感，同时，社会实践能够给大学生带来成就感，从而增强服务社会的信心和能力，为社会创造价值。可以说，社会实践能够有效催化大学生对于社会责任感从认知到感受再到认同。
(五)提高就创业核心竞争力
社会实践让大学生直面就业创业市场，让其了解行业和企业发展，获得第一手职业信息，能够让大学生增强对未来工作岗位的感性认识，针对自己的不足，结合特长，弥补差距，增强自身竞争力，进行科学的职业规划，寻求终身事业发展。
二、高职共青团社会实践育人功能的现状调查
课题组成员于2016年9月对常州科教城5所高职院校的高职生开展了高职共青团实践协同育人情况的问卷调查，调查问卷共发放250份，回收有效问卷245份，有效回收率为98%，同时结合专题座谈和个别访谈，其调研情况如下:
(一)调研对象的基本情况
男女比例分别是21.3%和78.7%，其中，普通学生占47.6%，学生干部占52.4%。大一、大二、大三学生比例分别是61.2%、18.4%和20.4%。
(二)大学生对社会实践满意度评价
在询问对自身社会实践满意程度时，有45.4%的大学生表示满意，50.3%的大学生表示一般满意，仅有4.3%的学生表示并不满意，而表示满意的学生基本都是学生干部。
(三)大学生对社会实践功能的认知情况
对于参加社会实践的必要性，大学生们给予了高度的认可。45.2%的人认为“应该参加，是必修课”，54.3%的人认为“值得尝试一下”。在调查大学生对社会实践的功能认知方面，学生根据参加的社会实践，勾选有助于获得能力的项目中，“志愿服务活动”“实践教学活动”和“专业实习活动”的认同度处于前列，分别为81.2%、66.2%和60.5%。同时，大学生们对目前学校开展的社会实践活动普遍认同，一方面，是大学生对社会实践活动认知水平在不断提高，另一方面是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实际取得成效的体现。同时，有98.2%的学生认为社会实践对以后的就业和个人成长会产生深远影响。在问及大学生对社会实践提升个人能力方面的排序依次为:人际交往能力、实践能力、语言表达、组织协调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
(四)社会实践育人存在的主要问题
调查根据大学生参加的各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兴趣，询问了被访者社会实践育人方面存在的问题，“缺少与所学专业知识相关联的实践活动形式”“开展活动时忽略个体差异性”和“并不关注活动对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实际作用”三项为最高，分别为44.8%、40.8%和35.4%。这一方面表明，大学生对于社会实践的期待值和成效很高，另一方面也表明当前社会实践育人中瓶颈很明显。
(五)社会实践育人需要改进的情况调查
就高职院校多年来在社会实践协同育人方面取得的成效作了说明，同时询问了被访者就所处年级的情况，提出改进意见，结果依次为:综合能力培养、实践基地建设、实践活动设计、教学实践联动管理、班团建设和顶岗实践服务等，分别为63.2%、43.5%、40.8%、39.5%、36.7%和31.3%。
(六)企校合作背景下，加强社会实践育人工作情况
调查从企校合作出发，询问被访者在社会实践育人方面有何建议，给出了以下几项建议:“多走进企业开展社会实践”“多开展专业技能方面的社会实践活动”“根据企业岗位所需能力开展相关实践活动”和“开展的社会实践活动由企业导师参与设计”，所占比例分别为72.1%、68.1%、65.3%和42.2%。由此可见，大学生在进行社会实践时已经为自己的职业发展进行规划，积极为就创业做准备。
三、高职共青团社会实践育人功能实现的途径
(一)顶层设计，统筹安排
社会实践并非课程教学的辅助手段，也并非团委一个部门的工作，有必要将其纳入整个高职人才培养计划，需要各高职院校统一管理，顶层设计，统筹安排，教务处、人事处、科研处、宣传部、团委、各院系要联动起来，建立全校性质的大学生社会实践领导机构，负责协调全校各部门、各单位组织的社会实践活动。
(二)明确实践的主体地位
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必须尊重大学生的主体地位，关注他们的需求，根据学生的诉求设计活动方案，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以确保活动成效。第一，从活动覆盖面上下工夫。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校动员，让每一个学生享有社会实践的机会。而不将实践活动主体局限于学生干部、学生党员和社团骨干。可从实践学分奖励、经费保障等方面着手。第二，从申报形式上进行改进。通过自上而下布置和自下而上申报相结合。一旦立项，给予相应经费，安排指导教师，对于取得优秀实践成果的项目后期另外给予奖励。第三，跳出项目申报的误区。解放思想，承认大学生个体之间的差异，尊重学生的兴趣，允许跨专业、跨年级进行项目申报，打破传统系与系之间恶性竞争带来的弊端，实现社会实践项目开放式申报。
(三)与专业课程相结合
一方面，要将社会实践活动纳入教学计划，设置学分，给予工作量考核，这样会更好地发挥社会、企业和学校之间的协同，专业教师在指导社会实践活动时也会更加负责，实践的效果也会更好。另一方面，根据专业课程设置的特点，大一、大二和大三各有侧重点，社会实践也会各有侧重，通过培养专业兴趣，提升专业技能，培养以专业服务社会的责任，能够更好地实现社会实践与就业的对接。
参考文献:
［1］赵博，林正航，郑云峰，李博洋．高校社会实践成果及影响因素的定量研究———以清华大学“五个结合”社会实践育人成效为例［J］．大学(学术版)，201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