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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游诗词全集范文1
[关键词]陆游；日本诗话；艺术探讨；作品阐释
[中图分类号]I313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7）03-0057-05
日本诗话是受中国诗话影响而产生的，并伴随着日本汉诗千余年的发展。日本诗话的主要内容是介绍汉诗创作的诗格、诗法；评论中国的诗人及其诗歌，日本的汉诗及作者；兼谈中日汉诗之间的源流关系等。日本诗话是研究日本汉诗，也是研究中日比较诗学的重要文本材料，其作为域外汉籍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学术意义。陆游是我国南宋时期杰出的爱国诗人，作为“中兴四大诗人”之一，不仅在中国的诗歌史上影响深远，在日本诗坛同样具有相当的地位。
一、日本诗话中的陆游论
（一）陆游其人及其文学史定位
日本诗话多承继中国诗论对陆游的评价，将陆游认定为伟大的爱国诗人。如，津阪东阳（1757―1825年）在《夜航诗话》中所言：
可以死矣，捐生取义 ，杀身成仁是也。可以无死矣，苟不足为国家者，岂如匹夫匹妇之为谅哉？或F名激祸，徒侠者之狂也。放翁为韩平原作《南园记》，势不得已也。初诚斋固辞，而翁又峻拒之，必激其怒，徒速祸耳。记中，唯勉以忠献之事业，实无谀词，其亦何尤也？《宋史本传》：“因朱子言，横致砦议，何其固也。”《文海披沙》历举古今文人无行者，不详其事实，漫吠声诬之，不尤冤乎？[1]（487）
陆游因替韩腚凶鳌赌显凹恰肥蛊浔ナ芎笕粟覆 T诖嗽蚴话中，津阪东阳试图说明陆游创作此文时的迫切形势，点明其主旨不过是“唯勉以忠献之事业”，且“实无谀词”，从而指出了“朱子之言”以及《文海披沙》对事实叙述得不够详尽是陆游饱受冤屈的原因之一，并以此来为陆游创作《南园记》进行辩解。再如，菊池桐孙的《五山堂诗话》云：
子厚之于晌模意在攀附以行己也，所谓枉尺而直寻者也。放翁之于腚校身被牵挽以徇人也，所谓同流而合污者也。二公诗文，与日月争光，尚自贻兹累，名之不可全者如此。今日文士，有气者，趁热求用；无气者，苟且雷同。无二公之业，而有二公之累，瓦而不全，吾未见其可也。[1]（533）
菊池桐孙（1769―1849年）将柳、陆进行类比，认为柳宗元依附于王珊屯跏逦模力图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陆游身被牵挽，不得不曲从韩腚校正可谓“名之不可全者如此”，柳、陆均为特殊的政治关系拖累，然其诗文成就却非常突出，可“与日月争光”。同时，菊池桐孙借此感慨今日文士多“瓦而不全”，即没有达到柳、陆二人诗文上的成就，却同样受到气节方面的影响，难得“瓦全”，何况“玉碎”？由此可见，日本诗话对于陆游基本上给予了肯定的评价。除此之外，《五山堂诗话》又云：
杜韩苏诗之如来也，范杨陆诗之菩萨也，李近天仙，白近地仙，黄则稍落魔道矣。[1]（1）
此则诗话将唐宋主要名家的诗歌分为三个等级。在第一级中，借用佛教如来、菩萨的分级方式将杜诗、韩诗、苏诗作为第一层次，范诗、杨诗、陆诗属于第二层次；第二级则采用道教的分级方式来区分李白与白居易的诗歌；而黄庭坚的诗歌则受到贬低，评为第三级，说其“稍落魔道”。可见，陆游在日本文士心中的地位是很高的。
（二）对陆游诗歌艺术的探讨
其一，陆游诗歌艺术的整体风格。如，长野丰山（1783―1837年）《松阴快谈》云：
范石湖之诗少瑕K，陆放翁之诗多瑕K。然至其气力变化，石湖迥出放翁之下。放翁之诗，有豪放之气焉，南宋诗人盖无出其右者。近日诗流，学放翁者不少，然有豪放之庹呶椅粗闻也。[1]（397）
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尤袤并称为“中兴四大诗人”，范成大与陆游交游甚广，然而，此二人之诗却有较大的差别。长野认为范成大的诗相比于陆游缺点较少，但在气力变化上不及陆游。陆游的豪放之气在南宋诗人中首屈一指，即使当时很多人学习陆游，也是远远不及。通过与范成大的比较，日本诗话得出了陆游诗歌艺术的整体风格为“有豪放之气”，然“多瑕K”。
其二，陆游诗歌之源流。自钟嵘《诗品》始，诗话类著作多追溯诗歌的源流关系，并对后世文学研究造成了重大影响。日本诗话多认为陆游诗歌源于杜甫，表现为陆诗在艺术手法上对杜诗的继承和发展。如，释慈周推崇陆放翁，其《葛原诗话》前有橘州x元祯之序，此序称慈周论诗主宋，有“（苏轼、陆游）二子之诗，其源出于少陵而拔其萃者也”及“苏陆之诗实为少陵之阶梯也”之语。且其反对“萱园诗派比唐拟明，因仍相袭”之风。[2]（466）由此可见，作为“宗宋派”代表人物的释慈周，认为苏轼与陆游是杜甫诗歌的继承和发展者，并将其称之为“少陵之阶梯”，在宋代诗人中出类拔萃。
其三，陆游作诗之法。如，广濑建（1782―1856年）《淡窗诗话》云：
古人曰：“无题之诗，天籁也；有题之诗，人籁也。观杜少陵、陆放翁等之集，觉始定鹏而作之诗，十之一也，其九乃诗成后置题。”今人之诗反是。今人之诗，专探题咏物之类，皆因题生诗也，次韵者，因韵生诗也，是其落于人工无天然之趣，所以不及古人。若于此处用意，不难至古人妙处。[3]（809）
广濑建认为作诗应学习杜甫和陆游，即作诗当“诗成后置题”，不可因题、因韵，陷于人工，以致无天然之趣。广濑建还主张作诗应随心而发，少受题材、格律的限制，以表现出“天籁”之韵，只有运用这样的创作方法才能够“不难至古人妙处”。
对于陆游诗歌的章法，日本文人分析得清晰透彻。如，贝原笃信（1630―1714年）《初学诗法》引《渭南文集》卷一五《杨梦锡集句杜诗序》云：
要在得古作者之意，意既深远，非用力精到，则不能造也。前辈于左氏传、太史公书、韩文杜诗皆熟读暗诵，虽支枕据鞍间，与对卷无异，久之乃能超然自得。今后生用力有限，掩卷而起。已十亡三四，而望有得于古人，亦难矣。篇法有起、有束、有放、有敛、有唤、有应，大抵一开则一阖、一扬则一抑、一象则一意，无偏用者（第一相诗诀）。[1]（卷3，245）
陆游主张作诗需要“用力精到”，即强调学习应下苦功，并对经典作品非常熟悉，达到“与对卷无异”的境界，正如杜甫“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之言。同时，他强调作诗的篇法由起、束、放、敛、唤、应，这六大部分组成，需要做到开阖、扬抑、象意具备而无偏用，这为日本后学进行诗歌创作提供了学习的方法与途径。
（三）对陆游作品的解释与运用
第一，对诗语的考证。在《柳桥诗话》、《夜航诗话》、《作诗质的》等诗话中出现了大量对于陆游诗歌、诗语的解释与考察，其具体可以分为对日常事物的解释以及对陆诗中词汇的解释分析这两大类。
第一类为对日常事物的解释。如，藤良白（？―1862年）《柳桥诗话》云：“尾崎正风云：‘判香家，乃制羊角方寸许，点香其上，火势不猛，渐渐而k，名曰银叶。’陆放翁云‘银叶无烟静炷香’即是也。《苕溪渔隐》亦云：‘小院春深闭寂寥，杏花枝上雨潇潇。午窗归梦无人叫，银叶龙涎香渐销。’”[1]（306）以及“梨花、蕉叶小盏也，而蕉叶独为小户之通称。东坡饮酒，但三蕉叶。陈后山云：‘易醉易醒蕉叶量。’陆放翁云：‘酒才三蕉叶，此类可见矣。’”[1]（397）
银叶、蕉叶均为中国古代文人生活中的常见事物。由于中日之间文化交流频繁，诗文传播较为快速，生活物品的传播却由于日本人迥异的生活方式而进展缓慢。因此，多数日本文人对诗中描绘之物并不熟悉。相比之下，宋诗显著的特点就在于向平凡的日常生活题材倾斜，唐诗中不太关涉的琐事细物都成为了宋人笔下的诗料。由于日本的文士大多没有在中国的生活经验，对这些新奇的事物难以理解，故诗论家在诗话之中往往会引用诗语来进行解说。
第二类是对陆诗中词汇的解释分析。如，藤良白《柳桥诗话》云：
凡精神注处，都谓之眼明，陆放翁喜用此字。《苦笋》云：“藜藿盘中忽眼明”，又云：“眼明对此幽栖图，始觉吾庐分外奢。”《桃源》云：“十年俗客明双眼。”又云：“解鞅名园眼倍明”之类，不可枚举。少陵云：“鸬鹚莫漫喜，吾与汝辈眼明。”盖放翁之所本也。（心开目明，见《后汉书・王常传》，山谷云：“模写一读心眼开。”白香山《琵琶行》云：“如听仙乐耳暂明。”）[1]（398）
对诗歌中词汇的解释，是进行诗歌分析的主要组成部分。通过词汇的分析能够探寻其诗歌的风格特点，发现诗歌之间的源流关系。藤良白发现陆游诗歌惯用“眼明”二字，并将其解为“精神注处”，还将其源追溯于杜甫《春生二绝》中“鸬鹚莫漫喜，吾与汝辈眼明。”从这个角度来看，表现出了陆游对杜甫歌的继承关系。又如，津阪东阳《夜航诗话》云：
陆放翁诗：“好事湖边卖酒家，杖头钱尽惯曾赊。”言酒家识客，不必索现金也……“赊”，又训“遥”，然非但远之谓……陆游：“过望犹赊死，扶老又入冬。”又“年逾八十犹赊死”，宽赊之义，犹云延引也。是其义随用随转，读者详之可也。”[1]（437）
津阪东阳通过对陆游不同诗歌之中“赊”的对比，来说明同一个字在不同的诗歌之中的含义是随着使用而不断转变的，这正是陆游诗歌创作的一个特点。我们通过对陆诗诗语细致入微的考察，可窥见陆游诗歌在日本文人中的巨大影响力。陆诗为日本文士所熟悉、学习，其普及率较高，以至于出现了一大批陆游研究者，他们自觉地对其诗语进行解释与考证。
第二，以陆游游记、笔记类作品为考证依据。值得注意的一点，日本诗话中出现了大量涉及陆游游记《入蜀记》、笔记类作品《老学庵笔记》的内容，并利用其来进行解释与考证。如，东梦亭（1796―1849年）《锄雨亭随笔》云：
陆放翁《入蜀记》：“太白《登黄鹤楼送孟浩然》诗云：‘孤帆远映碧山尽，惟见长江天际流。’盖帆樯映远山，尤可观，非江行久不能知也。按李于鳞《唐诗选》，‘映’作‘影’，‘山’作‘空’，非矣。既曰‘碧空’，又曰‘天际’，语且重复，意亦索然。是类甚多，不可枚举。南郭附言，两可难裁，从其多且正者，是亦妄耳。”[1]（369）
东梦亭引陆放翁《入蜀记》中太白诗“孤帆远映碧山尽”来说明李于鳞《唐诗选》中“孤帆远影碧空尽”之误，同时批评了“两可难裁，从其多且正者”的错误做法。
此外，长野丰山《松溪快谈》云：
市中卖手简纸，高五六寸，阔尺余。糊而连接之为卷，横展书之，长短剪之，以相往来，不知P于何时也。一日读陆放翁《老学庵笔记》曰：“予淳熙未还朝，则朝士乃以小纸高四五寸，阔尺余相往来，谓之手简。市肆作手简纸卖之，甚售。因知手简纸P于宋末也，我邦用之盖未及百年矣。”[1]（430）
长野丰山通过陆放翁《老学庵笔记》来说明手简纸出现的源流以及时间。可见，除诗歌作品外，陆游的其他作品，如游记、笔记类作品等同样在日本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与日本文士的生活联系起来。甚至日本文士将其作为研究考证的依据，足见日本文士对陆游作品的推崇。
综观日本诗话对陆游作品解释与运用的记载，可以发现日本诗话对于诗歌中所用的语词更为重视。或许是出于国别的因素，古代日语虽然多沿用汉语，但毕竟文化习俗上还是有着很大的差异，日本人对汉语特有的用例、名人轶事、文化习俗、特殊事物等难有非常深入的了解，对陆游诗文的详尽阐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四）对陆游诗歌的异见
日本诗话中的文学思想多与中国文论趋同，但对于陆游诗都存在异见，如，菊池桐孙《五山堂诗话》云：
剑南诗，动说穷簿，多伤心语，然其中有二可笑者：“处处乞浆得酒，杖头何恨一钱无？”大似乞儿诗。[1]（544）
菊池桐孙认为此诗大似乞儿诗，与对此诗的传统看法之间存在差异。此诗为《春晚村居杂赋绝句六首其二》：“鹅儿草绿侵行路，帔子花明照屋除。处处乞浆俱得酒，杖头何恨一钱无。”陆游于绍熙三年春作于山阴，此时南宋统治集团中因赵Y、赵父子不睦，引起朝廷内部骚动，臣僚等封章迭上，栖栖惶惶，不可终日。陆游对统治集团中趋附奔竞之风，表示不满。曾V《类说》卷三五引《意林》云：“袁惟《正书》云：‘岁在申酉，乞浆得酒。’”按：意在岁丰。 《世说新语・任诞》：“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钱挂杖头，至酒店，便独酣畅。”[4]（466）联系此诗的背景与典故可知，此诗虽似乞儿诗，然实则不是，其直指统治阶级的混乱。说明当时虽为岁丰，而百姓依旧生活困苦，所以当是叹俗、愤慨之作。
二、日本诗话中陆游论的形成
日本诗话中陆游论的形成，源于陆游对日本汉诗的巨大影响。具体表现在，中国诗话与诗论的传播、爱国情怀的心理认同、日本汉诗人的模仿与推崇以及日本的唐宋诗之争这四个方面。
（一）中国诗话与诗论的传播
日本诗话的兴起与中国诗话的大量传入密切相关，如，魏庆之《诗人玉屑》、周弼《三体唐诗》在日本得到广泛的流布和认同。《日本诗话丛书》共收载日本诗话59种。其中20家日本诗话引中国诗学著作就已达到了115种之多。[5]（207）日本诗话将中国诗话奉为圭臬，无论是日本诗话的创作旨趣还是文笔体例，都明显留下了中国诗话的痕迹。由于思想性的传承，日本诗话中常常出现与中国诗话相一致的结论，大量日本诗话深受中国诗话影响，采用的就是中国诗话的体制，评论杜甫、李白、苏轼、杨万里、黄庭坚等人的诗歌。而陆游正是其关注的焦点，但津阪东阳除了认同中国诗论中的陆游论之外，也有自己的见解。
（二）爱国情怀的心理认同
爱国情怀是日本接受陆诗的心理基石。日本之所以对陆游评价如此之高，与陆游的爱国精神是分不开的。如，津阪东阳《夜航诗话》：
翁《示儿》诗曰：“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平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此其绝笔，亦有三呼渡河之态。翁之心事，于易篑时，犹CC如是，其志节可见已。[1]（487）
津阪东阳将《示儿》诗与抗金名将宗泽三呼渡河之态相比，以表现陆游“志节可见”。其中所表现出来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爱国精神，符合日本国民接受陆诗的心理，这是陆游受到推崇，陆诗受到欢迎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日本汉诗人的模仿与推崇
陆游对日本汉诗影响巨大，成为很多日本汉诗人模仿及推崇的对象。如，广濑建《淡窗诗话》：
我邦之人读书不多，故无见识，专以摹拟别人为意，名之曰“矮人观场”……近又有学宋者，皆师陆放翁，有学清者，皆师袁子才。如此一代之中，限一人学之，甚愚之事也。[3]（809）
广濑建此言虽是对日本文士学诗的批判，却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之人学宋诗风气之盛。“如此一代之中，限一人学之”，放翁成为了宋代诗人的代表，为日本诗人所学习与模仿，足见放翁对于日本诗人的独特影响力。同时，大量的诗论家也都提倡学习陆游。如，长野确《松阴快谈》：
余于律诗，首学放翁，后进而学少陵。又退学坡翁。尝有间适一律曰：“清新未作一家风，人道诗词似放翁。暂置文章论道德，谁抛富贵付苓通。棋逢强敌无奇胜，药待良医有异功。悟得前贤各成我，精神全在不同中。”为关论，故录。[1]（416）
长野确将放翁诗作为其学诗之首选，尚在杜诗与苏诗之上，可见其对放翁推崇备至。
其他著名诗人如谷麓谷（1729―1809年）、江兼通（1671―1729年）、屈南湖（1684―1753年）等也对陆游极为推崇，甚而有意模仿陆游。如，谷麓谷为日本著名诗人，被誉为“当今小放翁”。[1]（544）再如，江兼通《杜甫醉归图》、《秋思》、《长信秋词》皆为肖放翁之作，[6]（册4，89）而屈南湖诗近万首被称为“陆放翁之流亚”。[6]（册4，107）不难看出，陆游对日本汉诗的影响是巨大的，有着众多的学习者及推崇者。
（四）唐宋诗之争的影响
自北宋魏泰、叶梦得到南宋张戒《岁寒堂诗话》，唐宋诗的比较问题渐渐引起关注。中国唐宋诗之争约起源于严羽的《沧浪诗话》，并一直延续到清朝。中国诗史上的唐宋诗之争也波及到了日本汉诗坛，其影响之大，贯穿于江户、明治时期。孙立先生在其著作《日本诗话中的中国古代诗学研究》中指出，“古文辞派以来，江户乃至明治时期的文学思潮基本上是围绕着宗唐还是宗宋展开的，这是儒者诗派之后江户、明治文学思潮变迁的显著特征。”[5]（87）
如，芥焕彦章（1710―1785年）的《丹丘诗话》就极为推崇唐诗而贬低宋诗，
而久保善教在《木石园诗话》中却大力推崇宋诗。“宋兴乃有‘四大家’范、陆、苏、黄之徒，皆以豪迈之气，卓识之见，脱李唐五代旧习，别开一家机轴，大唱清新之诗风。宋诗殆欲驾唐而上之。”[1]（517）久保善教将范仲淹、陆游、苏轼、黄庭坚称之为宋代“四大家”，推崇宋代清新诗风，甚至认为“宋诗殆欲驾唐而上之”。陆游作为宋诗代表，备受日本“宗宋派”诗人的推崇。如，江户后期著名汉学家市河宽斋（1749―1820年），其作为江湖诗社创始人之一，力主宋诗，曾著《陆游考实》、《陆游意注》、《三家妙绝》（三家为范成大、杨万里、陆游）等，大D诗佛（1767―1820年）、柏木如亭（1763―1819年）等均系其门徒，得其师传，并都为陆游诗歌在日本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陆诗作为宋诗的典型代表，唐宋诗之争客观上提高了日本文士对陆诗的关注度，促进了日本诗话中陆诗论的形成。
总而言之，梳理这些日本诗话中的陆游论，可以发现日本诗话继承和发展了中国诗论中的陆游论，并兼有异见，反映了陆游在东亚汉文化圈所具有的独特影响力。陆游是日本诗话中出现频率较高的诗人，其诗成为日本诗人学诗之摹本。然而，日本文人对于陆游并非一味地盲目推崇，而是考察之后再加上自己的评论。由于日本诗坛的时代环境，唐宋诗之争的影响，对于陆游的评论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深入研究日本诗话的陆游论，对于进一步理解陆游文学思想在域外的传播与影响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1][日]池田四郎次郎：《日本诗话丛书》，东京： 东京文会堂书店，1919年。
[2]谭雯：《日本诗话的中国情结》，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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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钱忠联校注：《陆游全集校注3・剑南诗稿校注三》，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年。
陆游诗词全集范文2
关键词: 知者乐水 仁者乐山 孔子 旅游文化观
旅游文化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在我国有着极为悠久的历史。在我国古代典籍中,“旅”、“游”两字出现很早而且使用频率高,但大多数都是分开使用。最早将“旅”与“游”二字连用的,是南朝梁沈约的《悲哉行》:“旅游媚年春,年春媚游人。”[1]此后,历代诗词散文中“旅游”一词都频频出现,反映了我国古代旅游活动的兴盛。
从整个
苏轼的弟弟苏辙则更强调旅游主体的移情作用。他说:“士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20]“自得”即“无待于外物”,而“以物伤性”则是有待于外物。只有无待于外物,心理保持平衡者才可能不管到哪儿都快乐,而有待于外物,被外物所牵制者,则往往所适皆病。
苏轼与苏辙的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尽管游览、观赏的客体存在差别,但都会从不同的方面或不同程度上给人以美的感受,只不过这种感受依主体的转移而有变化罢了。wWw.lw881.com仅从游人的主观感受而言,这也不失为对“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的一种理解。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孔子这句名言,讲知者和仁者不同的旅游观念、表现和效应。在历史上或现实生活中确有此种情况。如明代袁中道生性好动,一生酷爱舟游。他曾抒发道:“予性嗜水,不能两日不游江。”[21]因大海中常有奇异的气象,如海市蜃楼,可以联想起采长生不老之药、去肉身飞天之地,所以常常是方士、羽客们理想之地。然而,李白说:“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22]唐代诗僧皎然也爱山成癖,他抒发道:“少时不见山,便觉无奇趣。”[23]又说:“万虑皆可遗,爱山情不易”。[24]
但是,知者乐水和仁者乐山是否是截然对立的呢?是否可以兼而有之呢?康有为的理论颇有辩证新意。他说:“包咸曰:‘日进故动。’‘性静者多寿考。’尽天下之美德,不外慈悲、智慧,孔子两为形容,学者实宜仁知兼修,不可偏阙也。”事实正是如此,孔子是爱山又爱水,既主知又主仁的人。《孟子·离娄下》里,徐子曰:“仲尼亟称于水曰:‘水哉!水哉!’何取于水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所以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乎!不舍昼夜。”康有为注解得好:“天运而不已,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穷,运乎昼夜未尝已也,往过来续无一息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强不息,及其至也,纯亦不已焉。”[25]可见,孔子是个乐水的知者。《孟子·尽心上》又曰:“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可见,孔子又是个乐山的仁者。据杨伯峻《论语词典》,《论语》提到“知”有116次,提到“仁”有109次,因此完全有理由说,孔子既是个“知者”,又是个“仁者”,即“乐水”、“乐山”兼而有之。康有为的观点是有新意而站得住脚的。中华数千年的文明史证明,屈原、司马迁、扬雄、司马相如、班固、曹操、曹丕、曹植、王粲、谢灵运、陶渊明、陈子昂、张若虚、孟浩然、王维、王昌龄、王之涣、高适、岑参、李白、杜甫、柳宗元、白居易、苏轼、陆游、袁宏道、张岱、徐霞客……无不热爱祖国的水和山。“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兼而有之的旅游思想,已经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个普遍现象,可以这样说,这已成为炎黄子孙普遍共有的游观气质,也已成为我国古代旅游文化较为显著的一大特色。历代脍炙人口的山水诗文,为之提供了举不胜举的例证。
“知”和“仁”是孔子标举的两种极高的人生境界。“知”的要义在认识客观世界,包括人类和自然界,处理的是人与客观世界的关系。“仁”的要义则在尊重别人,处理的是个人与群体的关系。要实现“仁”,就一定要调整好个体和群体的关系。在这里,孔子把儒家这一极高的仁知人格境界融入山水观赏,将山水与不同的思想修养、气质特点、个性品格、精神情趣等紧密联系起来,使山水人格化、气质化。凡是人具有的美德善行,都可以赋予山水,给予山水以人格的意义,而且人可以通过游览山水达到娱乐、净化心灵,淡忘烦恼,增加寿命的目的。由此可见,“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的命题,不仅开始了我国人本主义的“比德说”的旅游观,而且这一观念一直成为我国旅游文化中的一个基本特色。此外,这种旅游文化观念还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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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游诗词全集范文3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义山诗，细细咀嚼，别有韵味，后世涵泳不绝，颇为激赏。尤宋初杨亿、刘筠、钱惟演诸士荫其诗体，号为西昆，称盛于世，此宋初承袭晚唐之余脉也。其妙绝千古之辞，才情曼衍之境，散溢于莲口，镌铭于诗行，意味隽永，引人深思。古来诗词创作或直抒胸臆，或含蓄蕴藉，或寓情于景，或托物言志，或吊古讽今，或消遣自娱，义山诗亦难脱此窠臼，然独以意象取胜，以意境执耳，诗人于遣词造句之时，其感情充沛其间而不自知，意象扑朔迷离而不辍笔，据此而超然于文人之外，游离于乌何有之乡，颇有老庄之放任、屈宋之情怀。
缪钺认为：“欲论李义山诗，须先明李义山之为人。李义山盖灵心善感，一往情深，而不能自遣者。方诸曩哲，极似屈原。”（《诗词散论・论义山诗》）此即孟圣之论，知人论世之说。因其诗歌意象组合闪烁，为常人所熟稔，却未尝习见于诗文，其义所指，厥旨渊微，不可不察，不可不深究。而诗人作诗，我手写我口，我口言我心，情以诗触，辞以笔迁，由此观之，探求诗人本身，乃诠其诗文之必由之径。众所周知，义山一生无端深陷牛李党争，仕途偃蹇，其人其事，悒郁困窘，难以自遣。泄而为诗，聊以。又因其斡旋于政治漩涡而难以跳脱，诗歌意象遂趋扑朔隐晦，自遣之余明哲全身。此间种种，诗人以朦胧之态运辞，实为花间之幸，西昆之幸，后世之幸也。
凡大家者，行文涌思，信手自如，思绪所至，概莫能外，心志所往，不漏万一，非浅论之人所能及，亦非孤陋之人所羡赏，其诗其文，气象寥廓，不易踅摸。义山诗一时行于北宋，论赏之人，或称其情思细腻、意绪缠绵，或称其诗境朦胧、意象亲切，或称其气象浑融，技法娴熟，或称其内涵隽永、归趣难求。义山之诗，非一言所能括，亦非一论而能诠。诚如元好问《论诗三十首》所言：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
论及义山诗不可避其爱情诗，言及爱情诗不可避其无题诗。无题诗无题胜有题，诗歌通体本已极尽能事，意想天外，发兴无端，另以无题抑或首字为题，更添神秘之感。此或诗人无心之失，或任诞而为，诗作未竟而意境已出，引人入胜又惹人遐想。盖因此况，吟罢无题，不禁萌生与境同游、流连忘返之感，仿若六分晦涩之后，微存三分饴味。又因其用典过繁，作意必精，难免稍有矫揉造作之态、哗众取宠之嫌。如此便又酝出一分酸腐。即陆游所云：锻炼之久，乃失本指，斫削之甚，反伤正气。（《渭南文集》卷三十九《何君墓表》）如此看来，无题诗之于李义山，不啻为一蹊托身风雅之道。而义山之于无题诗，却又别是一番滋味，抽身为镜，度己为媒，释爱情不拘礼法，谋婚姻不循缛节，任之自由随往，无滞无碍，感情真挚，悱恻缠绵。“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闻道阊门萼绿华，昔年相望抵天涯”，诸如此般纯化爱情，美化爱情，向往爱情，寻觅爱情，集万千曼妙加之，移无尽诗意与之，字字珠玑，篇篇锦绣，脍炙人口而又沁人心脾。兹取其《无题二首》：
昨夜星辰昨夜风，画堂西畔桂堂东。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
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
闻道阊门萼绿华，昔年相望抵天涯。
岂知一夜秦楼客，偷看吴王苑内花。
据冯浩注：“自来解无题诸诗者，或谓其皆属寓言，或谓其尽赋本事，各有偏见，互持莫决。余细读全集，乃知实有寄托者多，直作者少，夹杂不分，令人迷乱耳。此二篇定属，因窥见后房姬妾而作，得毋其中有吴人耶？赵（赵臣瑗）笺大意良是，他人苦将上首穿凿，不知下首明道破矣。”（《玉G生诗集笺注》卷一《无题二首》（昨夜星辰））“昨夜星辰”“画堂西畔”，以时开篇，以地为续，引入悬念，继而施以“心有灵犀”之美好愿景，不觉已随诗人所念而去，“隔座”“分曹”些许罅隙、暂时之戏，只可远远望去，眉目传情，可望而不可即之慨油然而生。“阊门”一词与《楚辞・离骚》中“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似有某种暗合之意。故缪钺先生曾言李义山“方诸曩哲，极似屈原”。（《诗词散论・论义山诗》）“昔年相望抵天涯”，往事不堪回首，咫尺天涯，难得一晤。而今感慨万千，无所适从。大有一种终成眷属之际虚寂不再、怅惘空乏之感。
义山亦颇多咏史之诗，含蓄深沉，横槊古今。今人试揣度之，隐约可察个中深意，有所指亦有所讽，笔法逡巡史典之间而不偏疏，深味徜徉今朝之时而不媚世，仍不失典雅之气，郁勃之势。若“瑶池阿母绮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瑶池》）又若“王母西归方朔去，更须重见李夫人”（《汉宫》）托事于王母，实讽于当权，虽似低吟世外方人，而实则锐气内敛，不怒自威。其势磅礴然，有绵里藏针之妙也。“莫恨名姬中夜没，君王犹自不长生”（《华岳下题西王母庙》）“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贾生》）“不长生”“问鬼神”，不言而喻，意在讽喻当朝君王只欲益寿延年，不理苍生社稷之状，于此稍彰于前，面纱微薄一层，史典不若仙事蕴藉，却媲之于真实，予觉义山此类诗歌，引经据典，直指时事，一语中的，颇富文采，譬诸回溯上游，引万斛涌泉，滞于堤坝，稍蓄其势，便一泻千里，下游涸枯之地，如饮醴醪，如吮甘霖。比之同时咏史之作，自有其不同凡响之处。杜牧之诗，明丽疏朗，其怀古咏史之作特在俊爽，如《河湟》《早雁》《赤壁》等，二者相较，杜诗非如义山之诗于陈典列史之外，多几分周密确凿。
义山诗者，咏物、咏史、无题鼎足而三。义山之咏物诗，予曾浅尝辄止，不求甚解。仅能捕捉表层摹物之致，而难解项后郁情之韵。涵泳既深，便能意会其内蕴之要眇，情绪之纤薄。如“万里重阴非旧圃，一年生意属流尘”（《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二首》），姚培谦评曰：“从此万里重阴，顿非旧圃，一年生意，总属流尘。唯是前溪舞处，花片浮来，犹尚分其光泽耳。才人之不得志于时者，何以异此。”（《李义山诗集笺注》）追念往昔盛日不再，感慨今日前途未卜，花落之委地，犹一己之飘零，寓身世之感于缤纷落英，无所依傍既而碾作流尘。诗人倾情于败落牡丹，恐富贵不至，命运惨淡之嗟溢于言表，言辞精致婉曲，格调凄凉哀婉，情绪感伤淋漓，诗境朦胧瑰丽，托物寓怀，诗人感彩之驳可见一斑。诚如王国维先生所言：“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人间词话》）由此管窥蠡测，感伤身世之情怀与北朝庾信颇为相似，感伤时变、忧嗟身世之意于诗行间相遇相织，如“独下千行泪，开君万里书”（《寄王琳》），“胡笳落泪曲，羌笛断肠歌”（《拟咏怀》其七），笔调劲健苍凉，句式精巧浑成，义山诗歌似与庾信诗有异曲同工之微妙，一脉相承之渊源。
自义山外，唐人作此类诗者，譬如杜子美、韩昌黎、李长吉等，无论先后，义山均博采兼长，自成一系，凌然于前人藩篱之外。王安石有云：“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者，唯义山一人而已。”（蔡居厚《蔡宽夫诗话》引）义山诗学于杜而别于杜，由于其诗“丽之中，时带沉郁”（施补华《岘佣说诗》），故于纤丽明媚之外，字里行间充透着一种浑融境界。屈复云有言：“碑文不叙李逯首功，昌黎不得无过。今段文不大传，而韩文家弦户诵，不无议者，好而不知其恶，可叹也。生硬中饶有古意，甚似昌黎，而清新过之。”（《玉G生诗意》）韩昌黎诗宗杜甫，以文为诗，诗尚怪奇之美，义山掘其古意，以己之清新脱俗映衬之，别是一番光景。纪昀云：“以‘燕台’为题，知为幕府托意之作，非艳词也。纯用长吉体，亦自有一种佳处，但究非中声耳。”（《李义山诗集辑评》引）李长吉诗如其人，诗性凄艳诡激，义山鉴其艺术逸轨之思维，取其意象生新之技法，柔化诗歌风格，一变凄艳诡激为幽美窈渺，于扬弃之余诗歌趣向愈益精美。
宋初沿袭五代诗风之余，王禹主盟“白体”，诗尚白描，“九僧”及林逋等隐逸之士推崇贾姚，诗学“晚唐”，少用典故，诗坛单调寡味，因义山之诗雕润密丽，音调铿锵，便宜中和，一新诗坛气象，西昆之盛，极于一时，至庆历而未泯。
义山以其灵心善感诉诸笔端，发而为诗，往复回环，沉潜内敛，似有言有尽而意无穷之慨，隐于唇际，欲言又止。然扑朔迷离之象，细美幽微之境相辅相成，蔚为一家之风，此读义山诗不可不玩味者也。
参考文献：
[1][清]冯浩笺注，[唐]李商隐著.玉溪生诗集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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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缪元朗编，缪X著.古典文学论丛[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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