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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玄龄传范文1
多年新闻实践表明,在一般情况下,新闻宣传的效果应当同宣传的数量、深度和声势成正比,过了一定限度,它就会向反方向转化。如果媒体无视公众的需求,主观地、反复地向受众灌输已为人熟知的东西,或者在同一时间内对同一话题过量、重复宣传,就会形成另类媒体暴力,不仅不能体现新闻的自身价值,还误导了公众,并使其对宣传进行抵制,导致了负面社会效果的产生。
一、过度宣传易使公众产生逆反与排斥心理
俗话说:“好调三遍讨人厌”。鲁迅笔下的祥林嫂,第一次伤心地对人说她家阿毛被狼吃了,听者很同情;祥林嫂唠唠叨叨地总说阿毛被狼吃了,听者就冷淡了;再说,人家彻底烦了。新闻宣传也是这样,要讲究方式,不宜简单地重复,要注意受众心理上的承受力。
湖南某报曾有过这样一次失败的典型报道。某地蔬菜紧俏,超市里的营业员时常走后门。一次,一家超市到了一批鲜豆角,顾客一拥而上。有一位男营业员私藏了十几把菜,女营业员制止他时挨了打。顾客出于义愤,反映到报社要求主持正义。报社认为这是好事,发了头版头条。市委、省委也写文章称赞这位女营业员,社会反响很好。后来报社进行长时间追踪,新闻发了几十篇,谁知群众反映越来越冷淡,后来竟十分反感,给报社写信说:“一把豆角要吹她一辈子,真是小题大做。”使报社宣传适得其反。
在汶川地震发生后,我国的媒体表现得十分出色,不仅在第一时间报道了灾区的情况,而且全方位地展示了国人守望相助,团结抗震的举动,对凝聚人心,鼓舞斗志,动员资源具有重要意义。但这其中也有瑕疵,就是媒体报道的过度化。
地震报道中,网络上有大量死难灾民以及灾区废墟的图片,电视也长时间、不间断地播报这类灾区信息,有些媒体甚至进行放大乃至曲解的报道。这些过度报道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对受灾群众的心理造成了二次伤害,众多的悲情信息也造成了其他受众心理上的压抑与排斥。不可否认,灾难新闻报道要真实,但完全可以换个角度,弥补灾难事件本身带来的消极影响,增加人性关怀。
二、过度宣传会导致公众对周围世界认识的偏差
在金融危机暴发后,媒体迅速启动相关报道,不断请专家学者来解说危机发生的原因和影响,当危机影响到实体经济的时候,当危机影响到中国经济的时候,更加不遗余力地分析报道,让原本对宏观经济和金融问题不甚了了的人都在这段时间里掌握了不少新知识,特别是深刻感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危害,但其造成的结果是,影响了国内的金融秩序稳定与人心安定,使想投资的不敢投资了,想消费的也不敢消费了,这就是过度报道对人们行为的影响。
金融危机时期应该如何报道?媒体是否需要如此翔实的报道和分析?是不断报道企业关闭或者裁员的新闻,还是报道那些逆势增长的真英雄,是一味强调“危”,还是尽量挖掘危机中的“机”,显然,我们应该选择后者。因为,这个时候信心比金子还贵。振兴经济的前提是让人们有信心,金融危机本质上就是信心的危机,过度的报道只会加剧人们的信心危机,阻止和打击消费和投资行为。
房玄龄传范文2
宣传活动方案
一、
时间地点
时间：2018年10月25日（星期四）下午13:30时
地点：**新村邻里中心广场（龙吴路5530弄40号）
二、
活动组织
主办：
**镇**社区党委
**镇**社区委员会
协办方：**社区**新村居委
承办方：上海程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三、
出席人员
1、
**社区9个小区居委干部
2、
**社区垃圾分类党员督导队成员
3、
**社区垃圾分类志愿者
4、
**社区居民代表
四、
活动安排
1.
观看垃圾分类宣传片
2.
领导致辞
3.
垃圾分类党员督导队授旗
4.
党员、志愿者宣誓
5.
社区节目表演一
6.
垃圾分类小游戏环节
7.
社区节目表演二
8.
社区节目表演三
9.
垃圾分类小游戏环节
房玄龄传范文3
[关键词]《晋书•文苑传》;文学思想;服务政教;“缘情”;尚 文采
[中图分类号]I207.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10)08-0063-02
《晋书》是唐代的一部大型官修正史。由房玄龄等人撰。《晋书•文苑传》之序、论赞部分,字里行间充溢着撰写者对文学、文学家的评批之词。笔者拟紧扣住这些饱含了史臣文学思想的重点语词进行鉴赏、分析,进而归纳出《晋书•文苑传》的文学观。通过探讨,笔者认为《文苑传》的文学观为:服务政教、“缘情”、尚文采。即文学具有政治教化功能、文学创作是“缘情”的需要;为了更好地服务政教和吟咏性情,文学应该高度重视文采美。
一、文学具有政教功能
《文苑传》开篇即溯文学之功用,指出文章具有政治教化功能。“夫文以化成,惟圣之高义;行而不远,前史之格言。是以温洛祯图,绿字符其丕业;苑山灵篆,金简成其帝载。既而书契之道聿兴,钟石之文逾广,移风俗于王化,崇孝敬于人伦,经纬乾坤,弥纶中外,故知文之时义大哉远矣!” 首句“夫文以化成”指出文学具有政治教化功能,接下来站在政治角度把文学的作用提到“移风俗”、“崇孝敬”、“经纬乾坤,弥纶中外”的高度,将文学与政治兴衰紧密联系在一起。文中所说的“书契”、“钟石之文”,皆是圣贤之人表情达意工具,这些用语言文字组织而成、饱含圣明高义的文章,可以达到“移风俗”、“崇孝敬”、“经纬乾坤”的政教作用。
《文苑传》开篇即提出文学具有政治教化功用,可见史臣对文学服务政教功用的极度重视。
二、文学具有“缘情”特质
《文苑传》结尾“史臣曰”部分,指出文学是“缘情”的。“史臣曰:夫赏好生于情,刚柔本于性,情之所适,发乎咏歌,而感召无象,风律殊制。”这段文字讨论了文学与情性的关系,强调了文学的抒情性特征。文学“缘情”而发,“本乎情性”;文学之发生,源于情感抒发的驱使;文学是人内心情感的真实流露,情感是作家创作的前提,文学作品的情感特征和作品风格,完全植根于作家的情感感受和个人的思想性格,思想情感和情性的不同,作品会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缘情”说,指出了文学的情感表现特质。
三、尚文采以便服务政教和抒情
《文苑传》在开篇的序和结尾的论赞中,指出为了更好地服务政教和服务情感表达,文学必须讲究文采美。
服务政教要求讲究文采美。“夫文以化成,惟圣之高义;行而不远,前史之格言”,指出文学承载着重大的政教作用,所以写作、记载、传承就很重要;而文章又由语言文字构成,鄙于辞则意不得其传,所以就对文章的语言文字提出要求:必须对文辞加以整饬、修饰,即讲究文采美,使文章更具影响力、更好地传道表圣、服务政教,不致“行而不远”。
“缘情”特质要求讲究文采美。史臣曰:“夫赏好生于情,刚柔本于性,情之所适,发乎咏歌,而感召无象,风律殊制”,他们认为文学是“缘情”的。接下来“应贞……极形言之美”,其他诸家“遒迈”、“宏论”、“美”、“学艺优瞻,笔削擅奇”、“风流可尚,擢秀士林”、“绮靡”、“朗”,高度赞扬形式宏大富赡、文辞雕琢华美、文风典雅清丽、情感遒劲畅达之文。即情感的驱动导致萌发著文的“冲动”,而为了更好地表达情感,作家调动文采之笔,成就出优美、畅达之文章;内在情感的表达,需要文采之笔来抒发。综上,服务政教和情感抒发,都要求文章讲究文采美。
此外,为了更好地印证、强调对文采美的极度重视,史臣们还在《文苑传》开篇序中上溯了自周代末年至晋代的文学史,勾勒文学史时紧紧围绕文章要讲究文采美,不惜溢美之词高度评价了这一时期富于文采美的文学家及其文章,并直陈要以富于文采美的文章为典范,来做文采美之文。另外,除了在开篇序中倡导和强调文章讲究文采美,史臣在《文苑传》结尾的论赞中再次重申文章的文采美,并赋予这样的文士和文章极高的文学地位。也就是说,《文苑传》的开篇和结尾都紧紧抓住文章要讲究文采美的观点不放。
上溯晋代以前的文辞家,着力强调文章要讲究文采美。“荀宋之流,导源自远,总金羁而齐骛,扬玉而并驰,言泉会于九流,交律诣于六变”。赞扬“荀宋”这些赋体文学的开创者和初期的实践者们“言泉会于九流,交律诣于六变”,即文章文辞雄辩、韵律美妙、滔滔不绝。接下来,“西都贾马,耀灵蛇于掌握,东汉班张,发雕龙于绨椠”。贾谊、司马相如、班固、张衡,均是汉大赋的著名作家,“灵蛇”、“雕龙”二词均喻锦绣文才,史臣赞叹了汉大赋作家文章文采华茂、绚丽繁缛。继之,“文宗郁起,三祖叶其高韵,七子分其丽则,《翰林》总其菁华,《典论》详其澡绚,彬蔚之美,竞爽当年”,史臣用“祖”、“子”这类敬语尊称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并誉他们为“文宗”――文章大家,落脚于他们文风“高韵”、“丽则”、“澡绚”、“彬蔚”,即词韵清高、华丽雅正、文采富丽。尤其欣赏曹植“独彼陈王,思风遒举,备乎典奥,悬诸日月”,赞其文风刚健挺拔、典雅深奥兼备。可见史臣追溯晋前文学家,均着眼于他们文章的文采美。
上溯晋代文辞家,同样着力强调文章要讲究文采美。“及金行纂极,文雅斯盛,张载擅铭山之美,陆机挺焚研之奇,潘夏连辉,颉颃名辈,并综采繁缛,杼轴清英,穷广内之青编,缉平台之丽曲,嘉声茂迹,陈诸别传。至于吉甫、太冲,江右之才杰;曹毗、庾阐,中兴之时秀。信乃金相玉润,林荟川冲,埒美前修,垂裕来叶。今撰其鸿笔之彦,著之《文苑》云。”① 这段话高度评价了晋代的文学家,张载、陆机、潘岳、夏侯湛、应贞、左思、曹毗、庾阐等人,称赞他们文章文采美。先赞扬了张载、陆机、潘岳、夏侯湛这几位文章好地以至于“陈诸别传”来详述其“嘉声茂迹”的文学家,着眼点赞他们文章之文采:“张载擅铭山之美”,指的是张载有名的《剑阁铭》。《剑阁铭》全文仅仅184字,文章宛转相成,从自然地理角度自然转入社会历史角度,其写剑阁,无论是写景还是叙事,如亲临亲历,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和美的享受。通篇是极规整的四言句式,对仗较严格。善用夸张、对比手法,多用典故,体现出了很高的写作技巧。接着论陆机“焚研之奇”――陆机文章之美令同样是文章大家的陆云要焚毁笔砚;“潘夏连辉”――潘岳、夏侯湛文章华美、锦绣光彩、青史留名,以至于他们能够“颉颃名辈”,原因归根于他们文风“综采繁缛,杼轴清英”、“穷广内之青编,缉平台之丽曲”,即绮丽繁缛、韵律和谐、内容包罗万象。其实在《晋书陆机传》中唐太宗亦高度赞叹陆机之文采:“文藻宏丽,独步当时;言论慷慨,冠乎终古……其词深而雅,其义博而显……百代文宗,一人而已。”可谓辞采、声韵、义理兼备。夏侯湛在《晋书》本传中被评为“文章宏富,善构新词”,即文章富丽、文辞雕琢润饰。其实,对于陆、潘之文风,其他文学大家也是持此看法的,如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赞》中谈到:“降及元康,潘、陆特秀,律异班、贾,体变曹、王,缛旨星稠,繁文绮合”,同样指出了他们文风华美、精于雕琢、富丽。接下来史臣们的笔锋转到除去陆、潘、夏外的《文苑传》传主应贞、左思、曹毗、庾阐等人,并告知之所以把这些人物及其文章选入《文苑传》,亦因看重他们文章文采美:“金相玉润,林荟川冲”,即内容与形式齐美,佳作创作不穷。可见史臣对晋代文学家的评批和选录,也是着眼于文采之美。并且直陈这些富于文采美的文章可以“埒美前修,垂裕来叶”――能够和前代的贤人比美、能够给后世留下典范,所以史臣才择其“鸿笔之彦”,留下典范。即史臣留下的典范是文采美之文,直倡做文章要讲究文采之美。
结尾的论赞再次重申看重文章的文采美。论赞中高度评价文采美之文,“极形言之美”,“遒迈”、“宏论”、“美”、“学艺优瞻,笔削擅奇”、“绮靡”、“朗”、“俱谐振玉,各擅锵金”、“遒文绮烂”、“缛藻霞焕”,称赞华美褥丽、雕饰绚烂、遒劲畅达的文风。
综上所述,《文苑传》的序和论赞部分的语词间折射出《晋书•文苑传》的文学观:文学具有重大的政治教化功能、文学是“缘情”的,为了更好地服务二者,必须重视文章的文辞之美。即服务政教、“缘情”、尚文采。
[注释]
①房玄龄等:《晋书•文苑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92,第2369页。
② 房玄龄等:《晋书•陆机陆云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54,第1487页。
房玄龄传范文4
翻译为：车胤谨慎勤劳而不知疲倦，知识广博，学问精通，这句话出自《晋书·车胤传》。
车胤（yìn）（约333年—401年），东晋南平郡江安县西辛里（今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曾埠头乡）人，东晋大臣。
《晋书》是中国的《二十四史》之一，唐房玄龄等人合著，作者共二十一人。该书记载的历史上起于三国时期司马懿早年，下至东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年）刘裕废晋帝自立，以宋代晋。《晋书》同时还以“载记”形式，记述了十六国政权的状况。原有叙例、目录各一卷，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共一百三十二卷。后来叙例、目录失传，今存一百三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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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玄龄传范文5
【关键词】西晋；北方；世族；流民；研究
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动荡，中原的世家大族大都举族徙于江左，侨立郡县，休养生息，创立了东晋南朝近三百年的安定局面。与此同时，容易被忽略掉的留在北方的未徙人群仍然是一股不可忽视的武装力量。他们的生活动态如何，现做以下考察研究：
一、北方未徙的世家大族及流民动态
《晋书》卷六十三《郭默传》：“河内怀人。少微贱，以壮勇事太守裴整为督将。永嘉之乱默率遗众自为坞主，以渔舟抄东归行旅，积年遂致富。流人依附者渐众。抚恤将士，甚得其欢心。”
同卷《魏浚传》：“东郡东阿人也。寓居关中。…永嘉末与流人数百家东保河阴之浹石。时京邑荒俭浚劫掠得嗀稷献之怀帝。及洛阳陷，屯于洛北石梁坞。抚养遗众，渐修军器。”
《晋书》卷六十《阎鼎传》：“天水人也。…行豫州刺史，屯许昌。乃于密县间鸠聚西州流人数千。…司徒左长史刘畴在密为坞主。以鼎有才用，且手握强兵，劝藩假鼎冠军豫州刺史。”
这些流人的社会地位不高，但利用自己的个人能力，鸠合宗党和流人，聚坞自保，他们在坞内所行之事，或者是发展生产抚养遗众，还携带制造兵器。可见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方式和生活状态是一种既不愿意苟随胡人牵制而自我防御，也不愿意随流迁徙而进入江左政权。他们内部有一定的军事力量来抵御外来侵袭。在西晋末年，这些坞主在牵制胡人南下的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使司马氏政权得以在江左得到喘息的机会。
二、北方迁徙的世家大族及流民动态
北方另一种人民的生活状态是以迁徙的方式存在的，他们先是寄居于世家大族，后随世家大族一起北徙幽州，投奔西晋所任命的幽州刺史世家大地主王浚。以后王浚政治腐败，石勒要想吞并吞灭王浚的形势非常明显，于是投靠王浚的流民逐渐从辽东转至辽西，投靠平州刺史世家大地主崔瑟，之后在慕容氏据有辽西之后，他们也就投靠慕容氏了。然这种亲赴还是一种暂时的抉择，最终他们还是选择了不与少数族协作，史称：“时二京倾覆，幽、冀沦陷，廆刑政修明，虚怀引纳，流亡士庶多襁负归之。廆乃立郡以统流人，冀州人为冀阳郡，豫州人为成周郡，青州人为营丘郡，并州人为唐国郡。”1 这些投靠慕容氏的世家大族在晋书中都可以找到相关印迹：
《晋书》载记第八慕容廆载记《裴嶷附传》：“裴嶷，字文冀，河东闻喜人也。父昶，司隶校尉。嶷清方有干略，累迁至书侍郎，转给事黄门郎、荥阳太守。属天下乱，嶷兄武先为玄菟太守，嶷遂求为昌黎太守。既达辽西，道路梗塞，乃与开投廆。时诸流寓之士见廆草创，并怀去就。嶷首定名分，为群士启行。廆甚悦，以嶷为长史，委以军国之谋。”
同卷《高瞻附传》：“高瞻，字子前，渤海蓚人也。少而英爽有俊才，身长八尺二寸。光熙中，调补尚书郎。属永嘉之乱，还乡里，乃与父老议曰：“今皇纲不振，兵革云扰，此郡沃壤，凭固河海，若兵荒岁俭，必为寇庭，非谓图安之所。王彭祖先在幽、蓟，据燕、代之资，兵强国富，可以托也。诸君以为何如？”众咸善之。乃与叔父隐率数千家北徙幽州。既而以王浚政令无恆，乃依崔毖，随毖如辽东。”
他们迁徙时大都率领了他们的宗族、乡里、部曲、佃客归慕容氏了。流移到辽西的地区的汉族人民，都是有熟练的生产技能的，他们的到来对于辽西地区的开发和农业生产的提高，是起着决定性推动作用的。慕容氏的地盘据记载：“南至汝、颖，东尽青齐，西抵崤、渑，北守云中” 2，所以慕容氏的辽西政权，能以较多的户口，养活较多的军队，且文化也达到较高水平，封建化程度不断加深，与这群世家大族所率领的流民的注入是分开的。最终一方面由于少数民族的压迫政策，一方面由于汉族倾向，再加上民族矛盾的不断升温，不合作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三、北方既迁徙又聚坞的“乞活”之众动态
这一部分的流民，晋书中称做“乞活”3 。
《晋书》卷五十九《东海王越传》：“永嘉二年（公元308年）移屯濮阳，又迁于荥阳。召田甄等六率，甄不受命，越遣监军刘望讨甄。初，东嬴公腾之镇鄴也，携并州将田甄、甄弟兰、任祉、祁济、李恽、薄盛等部众万余人至鄴，遣就谷冀州，号为乞活。”
《晋书》卷一百零一《刘元海载记》言腾“率并州二万余户下山东”。这是乞活自并入冀迁徙的最早活动，在司马腾镇邺的惠帝光熙元年（公元306年）。乞活部众自公元306年从并州就是冀州后，辗转迁徙，繁殖生息，虽流离转徙，始终保持其纯粹性，为并州人之集团，史家之称“乞活”而绝不用流民之类泛指称谓，以其部众团结组织之坚整与一般流民乌合者有极大差别。
周一良先生在其《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中做了经典考证，他称“流民之中团结最坚，活动地域最广，历史最久者，厥为晋书零星记载而语嫣不详之乞活”4。
乞活军在流亡和战斗的过程中，逐渐成长和壮大起。他们在西晋政权濒于倾覆之际，和进入中原腹地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作战最力；在西晋政权倾覆之后，乞活军更成为留在中原地区对少数族的统治者进行反抗斗争的中间力量。
《晋书·怀帝纪》：“冬十一月，石勒陷长乐，安北将军王斌遇害。因屠黎阳。乞活帅李恽、薄盛等帅众救京师，聪退走。恽等又破王弥于新汲。”
《晋书·东海王越传》：“留妃裴氏，世子、镇军将军毗，及龙骧将军李恽并何伦等守卫京都…率甲士四万东屯于项。…永嘉五年，薨于项。…何伦、李恽闻越之死，秘不发丧，奉妃裴氏及毗出自京邑，从者倾城，所经暴掠。至洧仓，又为勒所败，毗及宗室三十六王俱没于贼。李恽杀妻子奔广宗。”
总此三部分未南迁的北方汉族民众的活动来看：他们或是选择聚坞自保，或是迁徙归依于世家大族，亦或是自成一种既迁徙又内部具有团结组织的综合整体，他们与在晋末之乱迁徙于南方的世家大族比较，确实是容易被人们所忽视的群体，他们既寄居于南方大族的才气、名望，也没有坐镇一方反抗中央的军事实力，但他们始终是牵制北方少数族南下的重要力量，政治上最终选择不与胡人合作的态度。这时他们的课题，已经不是西晋王朝，而是和各少数族统治者做生死决斗了。他们处于西晋乃至以后的东晋政权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缓冲地带，这是一道军事的防御屏障。
从以后的局势中观察，这些留守北方的汉民在地理环境中处于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的一种交界处，他们以一种高势能文化的实力影响和改造着低势能文化的内部结构。这种高低的差别表现在政治方面就是具有突破少数民族统治的压迫，心怀强烈的希望东晋正统王朝收复中原的强烈的汉民族心理，而他们的这种愿望最终被东晋政府苟安江左不思北伐的统治策略所打破，这时他们惟有放弃江左，转而自为一种独立的武装力量来抵抗外来压迫，不在寄予东晋政权希望。这是他们所被迫选择的政治归宿，也是其动态考察中政治行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内容。
注释：
1 【唐】房玄龄.晋书载记第八慕容载记.中华书局.
2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
房玄龄传范文6
由于房屋都是南向，辈分高的人一般住在正中，面向南方，辈分低的人自然就要面向北方，“以南为尊”的习惯因此而形成。《易经·说卦传》称：“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春秋繁露》说：“当阳者，君父是也。故人主南面，以阳为位也。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
人君南面术与道家有密切关系。《汉书·艺文志》指出：“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明君“任人而不任智”
人君南面术的核心内容是“清静”和“无为”。所谓“清静”就是清心寡欲，谦虚礼让，遇事以卑弱自处。所谓“无为”并非什么事都不干，而是“任人而不任智”，遇事不是先把自己的办法拿出来，而是向臣下要办法，通过发掘臣下的才智以为己用，以收“无为而无不为”之效。
《吕氏春秋》认为，“有道之主以不知为道，以奈何为宝”，意思是一个懂得领导艺术的君主要经常把“不知道”和“怎么办”挂在嘴上，装出一副糊涂的样子。这样才符合老子所说的“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的宗旨。
既然人君南面术强调君王要少说话，少做事，那么君王有什么事可做呢?古代智者认为，君王可以什么事都不做，但有一件事非做不可，那就是求贤。《荀子·大略篇》说：“主道知人，臣道知事”；墨子说：“善为君者，劳于论人，而逸于治官”；《吕氏春秋》也说：“贤主劳于求人，逸于治事。”
在中国历史上，有作为的帝王都明白“劳于求人，逸于治事”的道理，无不把“求贤”作为第一要务。如尧从民间访求到舜，经过多番考察后把天下交给舜；舜起用高阳氏才子八人和高辛氏才子八人，天下大治；汉高祖刘邦一生最大的本事就是知人和用人，他重用萧何和张良，“拔韩信于行伍，纳陈平于亡命”，无论打天下还是守天下，都得力于大批有才能的臣下的帮助和启发；汉文帝多次下诏诸侯公卿“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汉武帝初即位就“招选天下文学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三国时期，曹操曾三次《求贤令》，不拘一格起用人才；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的历史故事更是家喻户晓。
唐太宗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政治家，他深知为君“清静无为”和“求贤”的重要性，他曾经对侍臣说：“夫治国犹如栽树，木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君能清静，百姓何得不安乐乎?”又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朕所以抑情损欲，克己自励耳。”
唐贞观年间，有一天唐太宗发现时任宰相的房玄龄和杜如晦事务繁多，没有时间访求人才，便批评他们说：“公为仆射，当广求贤人，随才授任，此宰相之职也。比闻听受辞讼，日不暇给，安能助朕求贤乎!”于是下诏书：今后凡是琐碎事务一律交给左右丞处理，只有重大事情才可找房玄龄和杜如晦处理。杨坚处理琐事废寝忘食
当然，并非所有帝王都知道人君南面术的关键是“劳于求人，逸于治事”，如隋朝的开创者隋文帝杨坚就不懂治道。史籍记载，隋文帝勤于政事，“每旦临朝，日昃不倦”，常常废寝忘食。礼部尚书杨尚希对隋文帝说：“周文王以忧勤损寿，武王以安乐延年。愿陛下举大纲，责成宰辅。繁碎之务，非人主所宜亲也。”治书侍御史柳或也上疏谏隋文帝切勿“亲裁细务”，但隋文帝始终改不了喜欢处理小事的习惯。
南北朝时齐明帝萧鸾常常“躬亲细务”，南康王侍郎钟嵘上书道：“古者，明君揆才颁政，量能授职，三公坐而论道，九卿作而成务，天子唯恭己南面而已。”齐明帝看了不但不接受意见，还责怪钟嵘多管闲事。启示：上之人明其道下之人守其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