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人生价值的理论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人生价值的理论范文1
汇率波动对国际收支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一国的国际收支能否处于平衡状态，一方面取决于该国的产业结构层级以及与此关联的技术梯度和产品进出口数量，另一方面则取决于汇率波动对进出口产品价格的传递效应。厂商能在多大程度上将汇率对价格的影响转嫁到出口产品价格上，或能在多大程度上通过价格变动吸收汇率的影响，这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汇率传递效应。汇率传递效应既是厂商应对汇率波动的效用体现，也是厂商决策行为的结果。对于这些效用或结果，可以从不同角度或侧面进行分析。以基础理论的分析而言，我们可以联系厂商的决策动机、偏好和效用函数来展开。经济学界针对汇率传递问题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大体上是在以下两种基本假设下进行的：一是完全市场竞争、价格充分反映汇率从而购买力平价在任一时期都成立；二是不完全市场竞争、价格不完全反映汇率传递从而购买力平价并不是在任一时期都成立。这两种假设的差异，是传统宏观经济学与开放宏观经济学在分析前提上的区别。当经济学家针对某一分析参照系（如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来研究特定的经济现象时（如汇率传递效应），这一分析前提的区别，不仅会导致经济学家对特定研究对象的分析方法和分析结论的区别，而且会引致经济学家对厂商具体活动的基本行为方式的研究有着不同的侧重点。
或许是因为厂商决策行为决定汇率传递效应的显现过程并不具有直接性，经济学家对汇率传递效应的分析和研究主要集中在汇率传递的决定因素、进出口产品的价格指数、对外贸易开放程度、厂商的定价策略等方面。①诚然，这些分析和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汇率波动对出口产品的传递效应，但没有在厂商基本行为方式的层次上对汇率传递效应作出分析。针对人民币升值背景下的中国进出口产品定价的汇率传递效应，有影响的研究文献则主要集中于汇率对出口产品价格的影响机制、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国内物价水平的影响、进出口产品价格的相互作用、出口产品价格的地理分布特征等方面。②在笔者看来，无论是以传统宏观经济学还是以开放宏观经济学为假设前提的有关汇率变动之于出口产品传递效应的现有研究，基本上是以主流经济学的理性决策理论为依据的，这样的分析框架容易忽视厂商在出口产品定价中的某些偏离理性决策的行为，难以从基础理论角度对汇率传递效应作出关联于厂商决策行为的描述。
其实，人民币升值背景下厂商的出口产品定价，可以在理论上看成是受汇率波动驱动而关联于物价水平、产品结构、技术梯度、国际收支平衡等的函数，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以厂商行为决策的属性而言，出口产品的定价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厂商的行为决策是理性与非理性的融合③。当从以上函数来认识厂商的定价决策时，我们就会注重在现实操作层面上来分析人民币升值对厂商出口产品定价的作用机理；当从厂商的决策动机、偏好和效用期望来研究人民币升值之于厂商出口产品的定价时，就有必要在基础理论的层次上关注厂商决策行为对出口产品价格形成的作用过程。就基础理论分析与现实操作层面分析的联系而论，对厂商决策行为基础的深入研究，有利于更好地在现实层面上理解汇率波动对出口产品定价的传递效应。现代主流经济学对行为决策的分析和研究，仍然是以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决策理论为底蕴的，它们通过自利假设来定性决策动机和演绎偏好的内在一致性，把追求效用（利润）最大化看成是厂商理性决策的主要乃至于唯一依据。新古典经济学有关偏好内在一致性的不确定条件下选择的二元关系的理论描述，假定厂商在可供选择的全部子集中，具有能寻找到选择X子集比选择Y子集更受偏好的理性化能力；在自利动机驱动下具有这种理性化能力的厂商，会在全部子集中选择特定子集，而这个特定子集正好由选择X比选择Y更受偏好时的最大化元素组成（Richter，1971）。当我们将自利与效用最大化联系在一起，并依据偏好的内在一致性来分析行为决策时，追求自利就会使偏好成为效用的函数。这种分析方法和分析视角对于人民币升值下厂商出口产品定价决策的理解有以下解读：只要厂商追求自利，他们就会产生将汇率波动有可能造成的损失转嫁到出口产品价格上的偏好，并通过这一偏好和出口产品价格变动来说明汇率传递效应。从基础理论的角度来考察，出口产品价格变动能在多大程度上产生汇率传递效应，属于厂商的效用函数问题。人民币升值背景下的厂商出口产品定价决策所涉及的效用函数，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1）如果厂商可以把汇率波动所造成的损失百分之百转嫁到出口产品价格上以至于能够实现期望的利润值，那么，相对于汇率传递效应而言，厂商的效用函数达到了最大化；（2）在人民币升值背景下，如果出口产品价格变动只是部分产生汇率传递效应，亦即以美元或其他主要外币计量的出口产品价格变动导致厂商按人民币计量会出现利润损失时，厂商的效用函数不仅难以实现最大化甚至会出现较低的期望值，但根据笔者所接触的文献，有关效用函数负值的讨论比较少见，或许因为如此，经济学者在有关汇率传递效应的分析中，通常把厂商对出口产品定价的决策看成是理。尽管传统宏观经济学与开放宏观经济学在汇率传递效应的基本假设上存在区别，但对厂商出口产品定价的决策动机、偏好和效用函数之于行为理性的理解，两者并不存在分歧。作为对汇率传递效应与厂商决策行为的一种分析性探讨，有必要从决策动机、偏好和效用函数的角度来分析厂商在出口产品定价上的行为决策属性，从而在基础理论上解说厂商出口产品定价时有可能存在的非理性决策。
二、厂商在出口产品定价中的决策动机、偏好和效用函数
厂商的选择偏好与决策动机、效用函数有着直接的关联，这不仅表现为决策动机会影响选择偏好，而且表现为选择偏好会影响厂商的效用函数，即厂商在不同选择偏好支配下的决策会出现不同的效用函数值。从厂商决策行为与汇率传递效应的联系来看，由于厂商面对汇率波动是在自利动机和转嫁利润损失的偏好下进行决策的，因而，可以将厂商转嫁利润损失的这种微观层次的汇率传递效应，看成是厂商决策行为的效用函数的体现。另一方面，由于在汇率波动的情况下，厂商追求利润所期望的主要路径，通常是将汇率波动有可能造成的损失转嫁到出口产品价格上，因而，可以把厂商的这种行为过程看成是厂商效用函数的实现过程。一国货币的升值或贬值所产生的在宏观层次上的汇率传递效应，主要反映在国际贸易的顺差和逆差上，这种宏观层次上的汇率传递效应是全体厂商行为决策的结果。也就是说，贸易的顺差和逆差可以看成是全体厂商行为决策之集合的效用函数。
从效用函数的视角来分析厂商的选择偏好，如果我们在理论上只是把追求自利看成是厂商决策的唯一动机，那么，便会局限在效用最大化的理念下理解和讨论厂商的选择偏好。诚然，厂商理性决策的动机和目的是追求效用，但效用的宽泛内容绝不是仅仅指利润最大化。例如，厂商选择某一投资项目，或以未来利润预期，或以公共福利，或以帮助亲朋好友，或以完成祖父辈心愿，或以爱国主义，甚至是以上述因素的某种组合为动机。①也就是说，厂商的决策动机并不仅仅是追求自利而是包括利他、互惠和公平等，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厂商的决策过程是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做出的，即便厂商完全是追求自利，也需要对影响决策的信息和环境等复杂因素进行整合、加工和处理，以至于产生特定的思考和认知，这些思考和认知是与厂商的决策动机、选择偏好和效用函数联系在一起的。在现实中，厂商的决策动机是多重的，并不是新古典经济学描述的那种以直线方程表征的线性函数，而是应该刻画为一个具有多维变量（多重动机）的线性函数。与此相对应，厂商的选择偏好也应该是一个多元的系列，并不仅仅是新古典经济学以二元系列作为考察对象时所描绘的具有内在一致性特征的一般图景。在信息不完全的条件下，厂商多重决策动机会致使选择偏好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的选择偏好必然会导致厂商不确定的效用函数。我们可依据以上的理解来认识厂商在出口产品定价中的决策动机、选择偏好和效用函数。
在汇率波动的背景下，厂商出口产品的定价决策是在与外商讨价还价的博弈中进行的。厂商面对短期、中期和长期产品订单的定价决策，要分几种情况来理解，当厂商预期本币升值呈趋势化时，通常偏好于短期产品订单的定价选择；当预期本币币值稳定或波动不大时，厂商有可能偏好于中期或长期产品订单的定价选择。撇开厂商与外商博弈的具体过程，这里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讨论：（1）厂商的决策动机主要有哪些因素构成？（2）为什么厂商的选择偏好是不确定的？（3）针对厂商某种具体的决策行为（如出口产品定价），如何评说其效用函数？（4）当厂商某种具体决策行为的效用函数确定后，如何界定厂商的行为理性属性？显然，回答这些问题是对人民币升值背景下厂商出口产品定价及其决策进行研究的理论分析基点。关于第一个问题。厂商的决策动机是追求自利并期望达到效用（利润）最大化，这是曾被“理性经济人”范式充分刻画的。现代经济学越来越倾向于认为，除自利动机外，厂商行为还兼有利他、互惠和公平等决策动机，这种认识已在非主流经济学的论著中形成了一种有待于进一步确立的一般分析假设。利他、互惠和公平等之所以会成为厂商（包括个人或其他团体）行为决策的动机，乃是因为经济决策行为与社会活动息息相关。以厂商出口产品定价的决策而言，追求自利和利润最大化是厂商行为决策的主要动机，但完全排除或否定其他决策动机则是不符合现实的。厂商在与外商的出口产品订单的价格谈判中，有时处于谈判博弈的有利方，有时是处于谈判博弈的不利方，如汇率的大幅波动、原材料价格的涨跌或国际市场供求巨大变动等都会影响厂商的博弈地位。现实中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无论厂商或外商处于有利方还是处于不利方，他们在价格谈判的博弈过程中通常会遵守“考虑对方适度利润空间”的原则，这实际上是利他、互惠和公平的决策动机，同时，我们也可将其理解为是厂商在与外商出口产品订单的价格谈判中的一种非正式制度安排。关于第二个问题。厂商的选择偏好是否以自利追求和效用最大化为唯一理论依据，一直是行为决策理论关注的问题。冯•纽曼、摩根斯坦（VonNeu－mannandMorgenstern，1947）与阿罗和德布鲁（Ar－rowandDebreu，1954），运用逻辑和数学工具所证明的以偏好一致性为核心内容的期望效用理论，曾被行为经济学代表人物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维斯基（KahnemanandTversky，1979，1973）及实验经济学代表人物弗农•史密斯（Simth，1994），通过行为实验予以质疑性的批评。行为经济学通过确定性效应、代表性法则、易得性法则、锚定效应、确定偏差、情景依赖，揭示了偏好的不确定；实验经济学则运用复制和控制为手段的实验分析来证明偏好的不确定。非主流经济学的这些行为决策理论，实际上是主张不应以假设稳定性偏好的某种数学程式来设定选择函数。客观地说，非主流经济学的行为决策理论在很大程度和范围内是符合现实的，决策的多重性会影响到偏好的不确定，而将选择放置于非此即彼的二元框架内的内在一致性理论，简化了偏好与效用的关系，这是分析厂商决策行为所必须正视的。
关于第三个问题。效用函数是针对决策行为有可能产生的各种效用值的一种理论描述，评判效用数值的大小或高低，一方面取决于决策者的决策期望，另一方面取决于效用函数的变量设置（这里的讨论与第四个问题有关）。既然以函数来描述效用，其数值就不仅包括正值而且应包括负值。从效用函数应包括正负值的角度来分析出口产品定价的决策行为，汇率剧烈波动下厂商效用函数的取值区间，应该落在反映自然数的数轴上。基于汇率剧烈波动下厂商出口产品定价决策的行为效用，通常以在多大程度和范围内转嫁或吸收汇率风险的出口产品定价来表示，可以用汇率传递效应作为厂商出口产品定价决策行为的效用函数。显然，相对于厂商出口产品定价，汇率传递效应是直接结果，相对于厂商的利润收益，汇率传递效应是间接结果，但这不影响用汇率传递效应作为厂商出口产品定价决策的效用函数。关于第四个问题。当我们把汇率传递效应作为厂商出口产品定价决策的效用函数时，有必要在理论上说明这个效用函数的变量设置。在主流经济学行为决策理论的分析框架中，理性决策的效用函数的变量设置主要以最大化为核心内容的，“理性经济人”范式提供的有关理性决策的一般图景是：偏好一致性＋效用最大化。其实，效用函数应当包含效用损失、行为准则等①。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涉及决策者的行为理性属性。厂商的行为理性属性的界定，不能只依据决策者追求自利的动机和实现效用最大化的结果，而是要考虑到决策有可能产生的效用损失。厂商决策出现了效用损失，这种决策究竟具不具有行为理性属性，要点在于厂商在决策前有没有对影响决策的信息进行整合、加工和处理，有没有形成有关这项决策的特定认知，也就是说，行为理性属性的界定，不仅要考虑行为动机和决策结果，而且要关注决策过程。当汇率出现大幅波动时，厂商出口产品定价的各种决策行为，有可能通过产品定价吸收了汇率风险，但也有可能难以把汇率风险转嫁到产品价格上。此时，汇率传递效应的函数值就有可能出现正值或负值。厂商行为决策动机的多重性、选择偏好的不确定性以及效用函数会出现正值或负值的现实性，给我们研究人民币升值背景下厂商出口产品的定价决策提供了一种分析基础。在理论上，运用这样的分析基础来考察现实中厂商的决策行为，或许能对厂商决策行为的效用函数作出符合实际的解释。
三、人民币升值背景下厂商出口产品定价决策的理论分析
人民币相对于美元或其他国际货币的升值，会削弱出口产品价格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利润空间会支配厂商出口产品的定价决策。以货币传递效应作为厂商出口产品定价的效用函数，主要是基于它反映了厂商出口产品的定价决策会通过转嫁价格损失来弥补利润的考虑。厂商作为理性经济人，出口产品定价的行为决策动机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但在人民币升值的约束下，厂商决策时会产生利他、互惠或公平等选择偏好，这种多维的选择偏好所导致的决策，有可能降低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效用值，用我们划定的厂商产品出口定价的效用函数来讲，汇率传递效应就有可能出现较低值。针对人民币升值背景下某一行业出口产品定价所作出的有关汇率传递效应的实证分析（毕玉江，朱钟棣，2007；王菁，张鹏，2009），如果这些分析能够结合厂商决策的多维选择偏好来展开，则对汇率传递效应或许会有深层次的符合现实的理论认识。在人民币升值趋势化的国际金融环境中，受多维选择偏好影响的厂商出口产品定价的效用函数是非线性的，它不同于主流经济学描述的那种线性的效用函数；对非线性的效用函数的数理模型刻画，存在着很多一时还难以逾越的困难，需要考虑到多重决策动机和多维选择偏好及其组合。我们先运用定性分析来描述这一非线性的效用函数，具体方法是把行为准则、效用损失等引入效用函数。事实上，人民币升值所导致的成本与收益之间利润空间的缩小，会驱动出口产品的提价，而产品提价会压缩外商的利润空间，这就是说，价格博弈中的厂商效用函数值是不确定的。
通过效用函数值的不确定性来揭示效用损失，是可以用大量现实来证明的，但解释效用函数应该包含行为准则，需要某种迂回的说明。在厂商与外商的价格谈判协商、契约制定和修改的过程中，出口产品的定价客观上有着一些非正式制度安排的行为准则。在行为理性的范围内来认识厂商出口产品定价的行为决策，可以将客户关系维系、利润分享等行为准则看成是影响厂商决策从而影响效用函数的变量。摆在厂商面前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人民币升值对于中外厂商来说，要求重新确定出口产品的价格体系。换言之，中外厂商要实现自己期望的效用函数值，他们的行为决策动机、偏好就不像主流经济学所描述的那样单一和具有内在一致性，而是要发生相应的调整，这种调整不仅涉及对效用函数的真实世界的认识，而且要求对厂商理性决策的行为过程作出解说。在信息不对称的背景下，厂商很难掌握未来人民币升值幅度的充分信息，很难获悉交易伙伴未来的行为对策及其他的环境因素变化，很难摆脱有限理性约束而准确预知出口产品价格调整后的效用函数。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厂商调整出口产品价格的决策行为是显而易见的。一般来讲，当人民币在某一阶段升值幅度较大时，提高出口产品价格是厂商取得期望的汇率传递效应的最佳路径；反之，当人民币在某一阶段贬值幅度较大时，厂商则希望维持前期的出口产品价格或通过适当的降价来取得期望的汇率传递效应。但对应于以上两种情形的提价或维持价格不变（包括不到位的降价），通常会封杀国外市场的有效需求，于是，厂商在出口产品定价的决策中，就不得不遵循利润分享和客户关系维系等行为准则。以厂商的行为决策过程而言，厂商会搜集、整合、加工和处理影响汇率传递效应（效用函数）的信息，力图在遵守交易行为准则的基础上探寻并形成对出口产品定价的适时适度的认知，然后再作出调整价格的决策。
厂商出口产品的定价决策有时会出现不满意的汇率传递效应，即效用函数较低甚至出现负值，但针对这种情况，不能武断地将这一结果归结为是厂商的非理性决策。从理性决策的行为过程来考察，只要厂商对信息和环境等复杂因素进行了思考并形成认知，即便效用函数较低甚至出现负值，也属于理性决策。厂商出现非理性决策，是没有对影响汇率传递效应的信息进行搜集、整合、加工和处理，没有对人民币升值所导致的各种环境因素变化进行思考，以至于没有对出口产品如何定价形成特定的认知，而只是简单地依据人民币升值幅度来调整出口产品的定价幅度并作出决策。理解行为理性决策的属性，是解说汇率传递效应与厂商行为决策相互关系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厂商的行为偏好受决策动机和效用的制约，但特定事件（人民币升值）会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改变或重塑厂商原有的偏好系列。这一带有结论式的理解，是从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等非主流学派有关行为决策的论著中得到启发的。
人民币升值的趋势化，并不改变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决策动机，但它会强化厂商出口产品定价的行为准则，这种强化或多或少会使厂商的选择偏好不同于人民币升值趋势化之前的选择偏好。这种偏好变化最明显的几个不同点，是厂商考虑到国外市场的需求会把效用函数的期望值从最优降至次优，把原来通过维持一定价格基准的模式转化为通过降价式的数量扩张以获取最大利润的模式，把原先主要依赖于出口补贴转化为对降低产品成本的关注，等等。汇率传递效应作为出口产品定价的效用函数，说到底，是能否通过价格转嫁以回避汇率波动风险，从而实现厂商的利润期望问题，我们可以在理论上认为，厂商利润期望的调整会改变厂商的偏好，从而改变厂商的行为决策。假如我们以Y表示汇率传递效应，以X1、X2、X3、X4依次表示动机、偏好、汇率和出口产品价格，在人民币升值趋势化的情况下，可以将函数Y＝F（X1，X2，X3，X4）理解成是一个复合函数。其中，X1至少可以看成是自利追求（A1）、互惠（A2）、利他（A3）和公平（A4）的函数，即X1＝f1（A1，A2，A3，A4）；X2至少可以看成是收益最大化（B1）、客户关系（B2）和利润分享（B3）的函数，即X2＝f2（B1，B2，B3，）；X3至少可以看成是利率（C1）、经济周期（C2）的函数，即X3＝f3（C1，C2）；X4至少可以看成是国际产品供求（D1）、价格（D2）的函数，即X4＝f4（D1，D2）。于是，汇率传递效应函数的复合形式为：Y＝F（f1，f2，f3，f4）。这一复合函数的理论描述包含着厂商决策时的信息、环境等极其复杂的内容，在计算机统计和测算功能达到很高的水平时，我们可否更一般性地通过Y＝af1＋bf2＋cf3＋df4＋ε进行回归计量呢？这一分析思路值得进一步研究。函数Y给厂商出口产品的定价决策展现了一幅极其复杂的图景，但实际的定价决策并没有那么复杂。概括而言，厂商对X1＝f1（A1，A2，A3，A4）中的决策动机会作出理智的选择，会在X2＝f2（B1，B2，B3，）中确定出有利于提高效用的偏好，并依据X3＝f3（C1，C2）和X4＝f4（D1，D2）所含括的信息和环境等变量进行思考、认知和决策。
相对而言，厂商在理性决策的范围内思考和认知X1和X2的时间要短、程度要浅，而思考和认知X3和X4的时间要长、程度要深。厂商思考和认知的时间越长和程度越深，他们的有限理性的实现程度就越高，但这并非意味着效用就越高①。厂商受有限理性约束是一回事，但决策能否实现较高的效用是另一回事。准确地说，只有当厂商对信息和环境等复杂因素进行了正确的搜集、整合、加工和处理时，才能产生较高的效用。换言之，只有当厂商对X3和X4中影响定价决策的主要变量进行深刻思考并形成正确的认知时，汇率传递效应才能出现较高的效用。世界经济运行所显现的经济周期的阶段性，国际市场产品供求关系及价格变动，是厂商出口产品定价时必须提前预测和始终要深入跟踪研究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讲，厂商会搜集、加工和处理与自己生产的产品相关联的经济周期资料，在产品定价时，不仅充分考虑产品的国际供求关系及价格波动，而且关注替代品的国际供求关系及价格波动；在不同经济周期阶段和不同国际市场的产品供求格局及价格体系下，厂商会对出口产品的价格决定采取不同的决策。联系汇率波动来看问题，当人民币升值幅度较大时，为了维持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厂商通常会采取降价决策并辅之扩大出口数量来提高或维持效用；当人民币升值幅度不明显时，厂商通常倾向于采取维持出口产品价格不变的决策。当然，如果产品具有很高的科技含量并且其在国际市场中占有率极高，厂商也会采取提价的决策把汇率波动的损失乃至于增加的生产成本转嫁到产品价格上。此时，汇率传递效应便取得非常高的效用值。汇率波动影响出口产品价格的过程，通常是与利率波动交织在一起的。国际金融市场的运行状况及其与物质资本的联系，在相当大的范围内集中体现在各国的利率之中。厂商会把人民币升值幅度与产品进口国的汇率波动和利率波动进行比较，以决定采取什么样的定价策略。一个最简明的比较分析方法，是把产品进口国的汇率和利率上升、下降、不变的三种不同情形，分别对应于人民币的升值幅度，在结合成本和收益的分析基础上，分别考察这三种不同情形下外商得到期望利润的价格接受区间，以在保证外商能够得到期望利润的前提上决定出口产品价格。厂商依据这样的定价原则所采取的决策，不仅在维系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体现了利他、互惠和公平的决策动机，而且实施了维系客户关系和利润分享的行为准则，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行为选择偏好。当然，汇率与利率交织在一起的波动对厂商出口产品定价决策的影响远非这样简单，但就厂商的决策动机、偏好和效用函数的理论分析而论，沿着这样的思路，可以依据实际对厂商出口产品定价的汇率传递效应展开讨论。
函数Y＝F（f1，f2，f3，f4）之于厂商出口产品定价决策所显现的汇率传递效应，从结果来看，会引导经济学者注重对现实问题展开实证分析，但从过程来看，则会引导经济学者从效用函数角度关注厂商的决策动机、偏好和效用值。总之，在决策动机和偏好选择既定的情况下，汇率传递效应所反映的效用值的大小和正负，是厂商在出口产品定价中理智思考、形成认知和决策的结果。这一点，可以作为我们理解和认识人民币升值背景下“汇率传递效应与厂商决策行为”这一专题研究的理论基础。
四、分析性结语
人生价值的理论范文2
关键词：生命科技 生命伦理 人文价值 融合
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社会进步和发展需要科技的推动，但也离不开伦理的支撑和维系。我们看到，在生命科技发展的过程中，生命伦理日益受到世人的关注，人们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去解读科技与生命的价值。事实上，从器官移植、生殖技术、安乐死、医学实验到基因、克隆技术等等，生命科技的发展给社会伦理带来一次又一次的困惑和冲击。笔者认为，生命科技和生命伦理之间其实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生命科技与生命伦理在发展中有着共同的人文价值追求，我们应探索并把握生命科技与生命伦理人文价值新的平衡点，并促成其合力的发挥。
一、生命科技人文价值的历史反思
纵观生命科技发展的发展，我们看到其有着厚重的社会背景。马克思认为:“科学是现代生命科技的伦理问题研究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1] 20世纪中叶以来，现代科技得到全方位迅猛发展。在这种背景下，科学技术已经成为发展的第一要素，科技实力实际上成了决定各国未来发展的关键因素。美国一位科学家所说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科学领域在为人类谋福利和在基本知识的积累上有像目前生命科学那样的广阔前景”。[2] “基因工程、人体基因组计划、克隆技术”成功实现了生命科学的三大突破，预示出二十一世纪生物学革命和生命科学世纪的到来。但在相当长的时期里，科技的价值取向被定位于探索未知与求利，从而人们不得不把思维的视角从科技认知与实用价值集中到科学技术的人文社会价值本身上来。
长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与科学技术一样，“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刀子在人类生活上是有用的，但它也能用于杀人。”[3]从本质上讲，生命科技不断被人类所拓展、运用，其根本目的是为人服务，其价值贯穿并体现着“关心人、爱护人，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创造尽可能的良好条件”的人本主义终极关怀的人文精神。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生命科技的进步必然引发人们传统生命伦理的重构。人的存在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其它物体的“自为的存在”，而自为的存在总是表现为主动的和积极的存在，它要不断地否定和超越自己，总是在变化，没有停息。”[4]因此笔者认为，生命科技的研究和运用的人文价值应是追求真与善的统一，生命科技活动的好奇心必须服从责任心，求真是手段，求善才是生命科技追求的终极目标。
二、生命科技与生命伦理在碰撞中丰富内涵
生命科学的发展催生生命伦理内涵的不断丰富。爱因斯坦说:“单靠知识和技巧并不能使人类走向幸福和高尚的生活”，因为，“关于真理的知识本身虽然是了不起的”，但是，“它却很少能起指导作用，它甚至不能证明向往这种真理知识的志向是正当的和有价值的” [5]。在人类新开辟的各种活动领域，其各种关系的调整需要成了相应伦理产生的逻辑必然，现代应用伦理学中的生命伦理学正是在这种历史逻辑下产生、发展，并不断得到完善。我们可以说生命伦理的研究是随着分子生物学、生物医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对于人类基因组计划、辅助生殖和克隆技术等的研究和实施，需要做出理性的思考和道德判断而产生的。生命科学的研究和实践使得医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政府决策机构和公众汇聚于生命伦理学的研究领域，共同探寻生命科学研究的规范措施和对策。
生命伦理强调的是生命的价值，它认为，人的生命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和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因此生命伦理要遵循的基本原则应包括：有利、尊重、公正和互助。生命伦理的价值精神首先应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人的生命本身是珍贵的。二是任何一个享有生命的人，他们的生命都是同等宝贵的，都是应当受到尊重和珍视的。第三，保存生命、尊重生命的原则，在次序上是最优先的，优先于所有其他的道德原则。生命价值的普遍性和优先权，基本是人们的共识。目前，对生命科技与生命伦理的价值冲突存在不同的认识，原因是当代生命科学的理论研究和技术实践，在辅助生殖中的人工授精、胚胎移植、代孕及克隆技术等方面产生了形形的伦理道德难题。所以，生命伦理在探讨生命的价值问题时，着眼点不应仅仅放在对生命价值的方方面面进行最终论证上，而应在维护人类共同幸福这一主导思想下，生命科技与生命伦理的结合是历史的必然。
三、生命科技与生命伦理在和谐社会追求中融合
首先，追求人文价值是生命科技发展的原动力。J.M.斯托登梅尔认为，“脱离了人文背景，技术就不可能得到完整意义上的理解。人类社会并不是一个装有文化上中性的人造物的容器。那些设计、接受和维持技术的人的价值与世界观、聪明与愚蠢、倾向与既得利益都必将体现在技术的身上。”[6]马克思指出，人性是人与其它动物区别的重要表征，其包括了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两个方面，人不是固有的抽象物，其根本属性是现实性上社会关系的总和。我们在研究分析人性的需要时就应该用历史的、发展的思维，在特定的时空中加以界定。因此，对生命质量的关注达到了新的层次，人们开始习惯从定性和定量的角度思考生命的伦理意义。在生命面前，科技必须寻求更加人性化的发展方式，必须符合人类的长远利益，必须警惕生命科技可能引发的对人性需要的扼杀。
其次，生命科技的人文价值是社会文化完善的现实需要。人们对科学技术在认识上有一个误区，有一部分人试图将科学技术与人文精神相分离。其实，科学首先是作为文化而存在的，生命科技亦是如此。人在自然中生存，人解释自然，为自然寻找秩序，为自己制定行为规范，这就形成了文化。社会文化是对人性的反映，人性方方面面的需要自然也会反映到文化中。 “人之所以在其它生物面前有优先权是因为人是有道德行为、道德意识的主体，是有自我意识的理性之人，因而认为只有具有理性之人才谈得上拥有作为社会心理过程的一种结果的完全道义上的生命权利。”[7 ]康德指出，一个理性的存在者产生能自行选择目的的能力（从而其在自由中），就是文化。因此，至于人类种族，我们有理由归于自然的最终目的的，只能是文化……。可见，人类文化的核心和生命力就是对人类价值的追求，体现了典型的人文终极关怀。社会越发展，社会文化越进步，生命科技的人文价值也必将更加彰显。
再次，在人文价值引领社会前行中实现生命科技与生命伦理的和合。坚持生命科技研究为人类的生存、幸福和发展服务的宗旨，坚持行善避恶、趋利避害、公正的恒久道义，不但有利于促进生命科技的健康发展，而且对和谐社会的重构，促进生命科技与道德文化协调发展，提高人类生存质量有着积极的意义。中国著名的哲学史家、北京大学汤一介教授指出，在当今科技高度发展的信息时代，人类要生存和发展下去，就要建立起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建立起一种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因此，生命科技的研究本身对其成果的运用有直接导向作用，在项目研究以前和过程中就应当有文化价值的正确导向。总之，在生命科技发展中必然与自由的把握应该是循序渐进的，其中和谐与高质量的生命、生活是其基本表征。生命科技的运用应该为人服务，生命伦理也是更好体现人文关怀，而不是相反。正如学者沈铭贤在《科学哲学与生命伦理》一书中指出：在当前经济长足发展，人们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征程中，我们应该同时举起两面旗帜――科学的旗帜和科学与人文交汇的旗帜，不能只呼吸一种文化空气，促进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良性互动。在科学技术成为强势文化的今天，生命伦理学更必须对生命科学给予深刻仁爱社会文化的关照。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5页。
［2］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74页。
［3］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56页。
［4］《西方哲学智慧》 张志伟等主编，中国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1版，2001.4二次印刷，第107页。
［5］《生物医学的法律和伦理问题》，郭自力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0页。
[6] John M. Staudenmaier，S.J:《Technology’s Storytellers: Rew eaving the Human Fabric》，Cambridge，Mass: MIT Press，P.165。
人生价值的理论范文3
关 键 词： 人生价值； 人生价值观； 自命价值； 他命价值
一
人活着一般都有自己的生活欲求和人生看法，人的生活欲求和人生看法不仅实实在在地普遍存在，而且还因人而异或因时而异而有不同的内容。在人生理论里，我们把具有稳定性、综合性、持续性的，表现为非“冲动”之形式的，人在人生方向上对自身意义的价值定位称为“人生价值观”或“人生价值取向”。通俗地说，“人生价值观”或“人生价值取向”就是人对人生价值的最一般看法或取向。每个人对自己的人生都会有自己的价值定位和实际追求，人们会在纵横纷纭的社会利益关系中作出自己的选择——尽管这种选择不一定一旦完成就一成不变。这，就是人生价值①的择定。
当然，人在选择自己的人生价值定位时，也往往会对别人的人生价值定位作出期望和预设。也就是说，人们一般不仅会对自己的人生应怎样作出心理期望和预设，而且往往会对他人尤其是对其亲近的人的人生应怎样作出心理期望和预设。这，也是人生价值的一种择定。因为人的存在是处在社会关系中的，人的人生价值定位的择定必定既具有自我性，又具有非自我性。
人的人生价值定位的择定，其基本原则是利倾性原则。从个人角度说，人选择什么样的人生价值定位是围绕着人自己心理认定的利益进行的——既是以个人为中心的利益，也包括以社会为中心并内化为自身需求的利益，它都直接或非直接、直观或非直观、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价值主体的利益倾向。
人生价值定位的择定依择定主体划分，可以分为自为和他为两种，即自命价值和他命价值两种。自命价值就是自己心理择定的价值定位或价值期望；他命价值就是他者择定而赋予个人的价值定位或价值期望。按价值择定主体的实际状况分，他命价值又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我谓之“单性他命价值”。“单性他命价值”是指特定的社会个体对某一社会成员即对真正价值主体所期望的人生价值定位。其择定主体通常指一两个数的亲属、老师、朋友、同学、同事等。单性他命价值的择定主体一般与真正的价值主体关系较亲近，对价值主体的心理和行为具有较强的影响力。第二种类型我谓之“合性他命价值”。“合性他命价值”是指一定范围内的社会群体对某一社会成员所期望的人生价值定位，如某一单位、某一村庄、某一城市社区对某人的价值期望。这种社会群体和真正的价值主体在空间上较接近，能通过社会言论等对价值主体的价值定位之选择发生较直接的影响。第三种类型我谓之“复性他命价值”。“复性他命价值”是指整个社会尤其一个国家内的社会整体对价值主体所期望的人生价值定位。这种价值期望一般通过社会的主导性道德价值观和社会的主导性舆论倾向对价值主体的人生价值定位之选择发生相关的影响。
单性他命价值、合性他命价值、复性他命价值因择定主体与真正的价值主体的亲近性不同，而一般情况下呈现出具体性、直接性递减和抽象性、间接性递增的排列趋势。特别是复性他命价值，因为它是整个主流性社会文化对价值主体的一种最普遍、最一般的价值期望，所以它往往是符合大多数人利益要求，符合一般社会历史进程的价值期望——这里假定主流性的社会文化就是最合理的社会文化。当然，应当说明的是：文中把他命价值分为单性、合性、复性三种类型，是为了分析相对于价值主体的他者对价值主体自我价值定位的不同影响力，即为了分析非自我价值期望的多样性。实际上，三者是相互包含、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并且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二
为了深入地认清人生价值观尤其是“人活着究竟为了什么”的问题，下面再来详细分析人生价值观中的自命价值这一内容。
人对人生价值的自我定位和追求，一般来说可以归纳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把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定位于实现对物利的享有，第二个层次是把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定位于实现对名位的享有，第三个层次是把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定位于实现对道义的享有。鉴于从最一般意义上讲名誉追求、地位追求和道义追求也是一种利益追求，我们为讨论的需要就把这三个层次分别简称为“物利实现”、“名利实现”、“义利实现”，并把其价值定位的对象性体现分别称为“物利”（物质之利益）、“名利”（名位之利益）、“义利”（道义之利益）。
物利实现的人生价值取向就是把人生的价值、意义定位于最大限度地对物质利益的享有；名利实现的人生价值取向就是把人生的价值、意义定位于最大限度地对社会名誉、社会地位、社会尊严的享有；义利实现的人生价值取向就是把人生的价值、意义定位于最大限度地对社会道义的享有。而社会名誉、社会地位、社会尊严和社会道义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对社会名誉、社会地位、社会尊严和社会道义的追求一般也就是对他人或社会实际利益的增长的推进。换句话说，具体的实际利益一般情况下的非共享性和非共生性，决定了对他人、对社会实际利益的增长的推进，往往同时就也是对自我实际利益（尤其是非精神之实际利益）的付出。当然，这里的“义利实现”是泛指一切自觉地把实现他人或社会的实际福祉作为自我人生价值追求的价值实现。
在现实生活中，要实现他人或社会给予的荣誉、地位、尊严等精神性利益，一般就必须为他人或社会的实际福祉作出贡献，作出自己的付出；要实现自我认可也是社会认可的社会道义，一般也必须为他人或社会的实际福祉作出贡献，作自己的付出，甚至是自己的生命付出。可见，名利实现的层次是对物利实现的层次的一种超越；义利实现的层次呢，也是对名利实现的层次的一种超越。物利实现为享有直接的物利，名利实现为享有外在的名誉、地位，义利实现则为享有社会道义及他人、社会实际福祉的增进。每一种层次的超越，都是对自我物利的相对否定和对他者物利的相对肯定，都是精神境界的提升和道德人格的完善。实际上，在进步而合理的社会道德观和社会评价下，要获得他人、社会的巨大承认，要获得外予的名誉、地位、尊严，则他必须为他人或社会作出更多的工作，更多的创造，更多的成就，更多的付出。如果说名利实现的人生价值定位还不是一种真正高尚、自觉的人生价值取向，那么义利实现的人生价值定位则是一种主要为他人、为社会谋福祉的高尚而自觉的人生价值取向了。
转贴于 义利实现的追求是对自我能力实现的追求，是对他人或社会实际福祉的增长的追求，它已经提升到了有较高的社会责任感，有较高的人生境界，而把人生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定位于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的潜能并以此来推进他人、社会实际福祉的增长。这种义利实现的追求的最重要目的，不是为了自身物质利益，也不是为了社会名位，而是为了他人的福祉，为了社会的福祉，为了自我认可的一种道义或事业。可以说，借用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的概念，本文所论及的义利实现之追求就是一种合乎社会道义的自我实现之追求，就是一种人生的利益指向和社会道义的利益指向相吻合的人生价值追求。
把自命价值分为三个层次，也是为了讨论的需要。现实生活中单个的人往往既有名利实现的追求，也有物利实现的追求，甚至还有义利实现的追求。但我们认为一般一个人只有一种主导性的价值定位和价值追求，并且这种主导性的价值定位和价值追求在人的一生中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物利、名利、义利实现的归纳与分类，也不能完全包括所有的人生价值取向类型，比如某些艺术的、宗教的人生追求，其主导性的人生价值定位往往既不在于物利实现，也不在于名利实现，更与所谓的社会道义的实现相距甚远。也就是说，有些人的人生价值定位及实际追求可能浮于这三种类型之间，也可能浮于这三种类型之外，也可能是这三种类型中的一种。
总之，从整个社会来看，自命人生价值是多种多样的，但主要有层次相关的上述三种基本类型。而从社会个体来看，自命价值也不是唯一的和不变的，自命人生价值和他命人生价值一样，都具有多样性和变化性。
三
很明显，自命人生价值和他命人生价值是来自不同方向的人生价值定位或人生价值期望，两者往往是不一致而有冲突的。自命人生价值最能体现社会个体的自我利益要求，最能体现社会个体对自我人生的模式预设和价值追求；而他命人生价值最能体现他人、社会的利益要求，最能体现他人、社会对个体人生的模式预设和价值期望。各种人生价值观的矛盾和困惑，往往恰恰发生在自命价值和他命价值的冲突中，发生在自命价值和单性他命价值、合性他命价值、复性他命价值的各种冲突甚至是他命价值的内部的各种冲突中（如下图）。特别是他命价值中的复性他命价值，是社会整体对个人人生的最一般的模式预设和价值期望，它与自命人生价值的内容往往具有最大的差异和距离。自命价值最具有个体性、直接性、具体性，而他命价值中的复性他命价值最具有非个体性、非直接性、非具体性，自命价值与复性他命价值往往也就存在最大的矛盾和冲突。——本文的“复性他命价值”这一概念与传统人生理论中的“社会价值”这一概念含义基本上是一致的。 人生价值矛盾关系图②③
A：自命价值
B：他命价值
B1：单性他命价值
B2 ：合性他命价值
B3：复性他命价值
在承认人生价值观和人生价值事实是两回事的前提下，通过对人生价值定位的自命和他命的区别，通过对自命人生价值和他命人生价值各自内容的分析和相互关系的考察，我可以看到他命人生价值的多样性和变动性，也可以看到自命人生价值的多样性和变动性。而一个人人生价值观的实际矛盾和心理困惑，就存在于自命价值和他命价值的冲突中，存在于具体的自命价值之内容和具体的他命价值之内容在排列组合上可能构成的种种关系中。依据我们现有社会的主导性道德价值观和社会的主导性利益倾向，则人的人生价值取向应不断地从低层次向高层次超越，从物利实现向义利实现发展，从而不断地与他命价值中的最高价值类型——“复性他命价值”趋于吻合，也即与主流社会赋予的价值期望趋于吻合。只有自命价值和他命价值尤其自命价值和复性他命价值双向运动，特别是自命价值向复性他命价值趋向运动，自命价值与他命价值的实际紧张关系才能得以缓和或消除，自我和他人、社会的多维关系才能得以协调和统一。
【 注 释 】
① 本文文中的“人生价值”是“人生意义”意义上的人生价值，而不是“人生功过”意义的人生价值。前者属于人生观，后者属于人生事实；前者指向人生的未来，后指向人生的过去；前者存在于人的主观心理中，后者存在于人的客观事实中。本文的讨论，都是在人生观的层面上展开，而不是在人生的实际功过层面上展开。
另外，人生价值（人生意义）的心理择定和现实追求与人生目标的心理择定和现实追求是不尽相同的。人生价值（人生意义）的认定和追求固然也是一种人生目标的认定和追求，但人生价值（人生意义）的认定和追求是一种抽象的目标认定和目标追求，它与具体的人生目标的认定和追求是有差异的。抽象的这种目标认定和目标追求，高于具体的目标认定和目标追求；但具体的目标认定和目标追求又对象化地体现抽象的目标认定和目标追求，体现在直观、具体的人生目标上，甚至更直观、更具体的一些生活目标上。
人生价值的理论范文4
摘要：人生价值实践是一个长期的复杂过程，须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人生价值实践中的作用。同时人生价值实践由受很多因素的制约，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分析，提出促进人生价值实践的对策。
关键词：人生价值；思想政治教育；对策
一、人生价值认知与实践
人生价值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自我价值，即个体的实践活动对自己生存和发展的价值，主要表现为对自身物质和精神需要的满足程度，二是社会价值，即个体的实践活动对社会和他人所具有的价值，主要表现为个人对他人和社会所作的贡献；其中，人生的社会价值最基本的价值。对于人生价值而言，人生价值的实现即价值客体的人所创造的物质或精神成果对社会、他人需要的满足程度。价值既然是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那么价值的实现就与价值客体对价值主体的满足程度有关。在现实中，不同人对人生价值的理解不同，如何科学理解人生价值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要义之一。
二、思想政治教育在人生价值实践中的作用
（一）思想政治教育推动人生价值实践。人生价值的实现与人生价值观有关，也与人的素质也有密切的关系。人的素质越高，越有利于开展各项活动，从而越有利于人生价值的实现。人的素质中最重要的是思想政治素质，它影响着其他素质如智力、心理素质的形成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通过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人进行教育，从而促进人思想政治素质的提高。思想政治教育能提高人的心理素质。人的智力素质的发展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人的智力发展过程中需要有坚强的毅力、执著的态度、良好的心态，这些都是思想政治教育所给予的。通过对人们进行有效的思想引导、心理辅导、情绪疏导，帮助个体保持健康的心态，使得每个个体能够正确认识世界、认识自我，正确对待生活中的得与失，积极主动地实现人生的自我价值，为创造社会价值奠定基础。
（二）思想政治教育为人生价值实践提供导向。人作为有意识的生命存在，一切活动行为都是在一定思想观念指导下进行的。人是否具有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念即人生价值观对人生价值的实现与否有重要的影响。人们在人生价值观方面容易有一些错误的认识，主要表现为：过分关注眼前的需要，忽视长远发展的需要；过分关注自我需要，自我价值的实现，对社会价值的关注较少。通过对个体进行社会所倡导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教育，使个体的思想和行为符合社会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对社会或社会群体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社会实践活动，从而有助于人生价值的实现通过对个体进行有目的、有计划、有规范的思想引导，使人们认识到个人不仅是自我的存在，也是社会的存在。
三、促进人生价值实践对策
人生价值实践受很多因素的制约，主要体现为类价值主体、价值客体以及它们之间需要与被需要的价值。价值主体即个体的人、价值客体即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和价值关系赖以形成的外部环境。
（一）注重唤醒人的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的灵魂就是从思想政治品德上唤醒和弘扬人的主性。它通过对受教育者主体性的激发、保证、引导和培育、来增强人的主体意识，培养人的主体精神，开发人的主体能力，塑造人的主体人格，使人们认识到自己的主体地位，强化自己的主人翁责任感。
（二）注重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事物的发展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发展的条件，外因对事物发展的进程有加速和阻碍作用。对于人生价值的实现问题，不仅要考虑人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本身，也要考虑外在的环境。在指导思想方面，坚持和巩固的指导地位，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舆论方面，加强党对宣传理论工作的领导，通过媒体宣传社会主义的新事物、新人物、新思想、新风气，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在教育资源方面，要大力开发有利于思想教育的环境资源，如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反映党领导革命队伍及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优秀文艺作品，各地设立的纪念馆、展览馆、博物馆及名胜古迹等。
在微观环境方面，应调动家庭和学校在促进人生价值实现中的作用。家庭是人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第一站，家庭环境与人的发展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他们的言行对孩子的人生观、世界观有重要影响。重视父母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通过开展有关提高父母思想政治道德素质和正确行为模式、家庭教育观念的课程，提高父母的素养。学校应大气力营造优良的校园精神文化环境，充分利用学校的德育工具如广播、校报、宣传栏、网络阵地等引导优良学风、宣传高尚道德风气、传播健康科学的生活知识，为个体的个性发展、品质形成、行为的养成必须建构浓郁的学校育人环境。
（三）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方法的创新。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不断改进、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方法，才有利于个体从内心深处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当今已进入信息化时代，信息流转速度和准确度日益增强。随着科学发展与技术的进步，计算机网络等现代大众传播媒介迅速普及，人们越来越习惯于依赖现代大众传媒来满足自己的信息需求。思想政治教育新的空间就显得更需要拓展，可以利用电视、网络等大众传媒的力量，结合时下热门事件对其进行讨论，给予必要的思想政治引导，使思想政治教育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使人们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
参考文献：
[1]刘海春.论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人本回归[J].思想教育研究,2004,(4).
[2]杜庆华．论合理突出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人价值[J]．思想教育研究，2004，(2).
[3]刘建军．论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人价值[J]．教学与研究，2001，(8)．
人生价值的理论范文5
校园文化反映了一个学校的教育理念，对学生的思想觉悟和行为习惯具有很强的熏陶作用，当前很多学校开始重视校园文化建设，并把建设工作和其他的教育内容结合在一起，形成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教育效果，对高职学校而言，应当在学生人生价值观培养的过程中积极发挥校园文化的作用，从而提高教育工作的有效性。本文分析了高职学生人生价值观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校园文化在高职学生人生价值观培养方面的策略。
关键词：
校园文化；高职学生；人生价值观念；培养工作
高校校园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有助于活跃学生思维，营造良好的校园氛围，让学生在健康的校园环境中培养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当前高职院校在学生人生价值观培养方面存在着较大的欠缺，因此，高校应当发挥校园文化的引导作用，推动校园内文化氛围建设，以此来塑造健康向上的人生价值观。
1高职学生人生价值观存在的问题分析
近些年来高职院校学生的人生价值观正在逐步发生转变，尤其是在改革开放政策的影响下，各种社会思潮对大学生的价值观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当前高职学生人生价值观存在的问题简要概述如下：①理想和信念淡薄，高职学生是社会重要的储备人才，是国家未来的支柱人才，但是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很多高职学生丧失了远大的理想，甚至很多学生存在着功利主义、拜金主义的不良思想，从而造成了其过分关注个人利益，忽视了对社会的贡献；②“亚文化”风潮的滋长，很多高职学生追求当前流行的时尚文化，但是这些文化都严重削弱了传统文化的教育意义，同时这类文化的泛滥也污染了健康的校园精神环境，严重阻碍了学生良好思想品德和优良人格的塑造；③消费情节严重，中国经济的发展带动了人们消费观念的变化，当前很多高职学生的消费观念不健康，存在着严重的攀比情节，越来越多的学生加入到追求时髦的恶性循环中，通过信用卡来过度消费，整个校园弥漫着严重的消费主义情节；④群体行为缺乏规范，当代高职院校学生缺乏集体主义的观念，有些学生游离于群体生活之外，更谈不上在集体中发挥自己的价值，这集中反映了人生价值观教育中存在的缺失。
2校园文化在高职学生人生价值观培养中的策略
2．1正确把握校园文化的引导性：
高职院校在培养学生专业技能的同时应当重视其人生价值观的培养，正确把握校园文化的价值观引导作用，学校要以校园文化为载体，坚持体现校园文化的教育特色，把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培养融入到校园文化中。例如，学校可以把集中体现优良品质的好人好事融入到校园文化中，让学生在认知模范典型事迹时受到良好的教育引导作用，从而逐步端正自我的人生价值观。
2．2正确把握校园文化的教育性：
学生人生价值观的培养要正确把握校园文化的教育性，在校园文化中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建立积极、健康、和谐的校园文化宣传内容，让学生以高标准、严要求来规范自身行为，潜移默化中转变学生的思维方式和文化素养，使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更加深入人心，真正成为广大师生的主导意识和精神支柱，从而在多样中立主导，实现主旋律与多样化的有机统一，确保高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健康发展。
2．3坚持校园文化和教育工作结合：
校园文化是高职院校的精神灵魂，是引导全校师生精神面貌的归属，因此校园文化构建应当和思政教育工作相结合，维持两者的平衡性，实现校园文化和教育工作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工作模式。校园文化要注重对校风校纪的规范，通过其教育作用来提升学生的知识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品质，同时高职学校要针对教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反思，自觉加强校风、教风和学风的建设，弘扬合乎时代要求的校园先进文化，努力消除各种不良风气的消极影响，塑造校园良好的精神风貌，为大学生的健康成长成才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氛围。
2．4推动网络文化建设、创新建设载体：
网络平台的兴起为校园文化建设提供了良好的载体，学校要重视对网络平台的建设，利用互联网的开放性和虚拟性来开展教育工作，同时要善于抓住大学生的思想变化，构建积极向上、趣味性十足的教育平台，并有针对性地开辟一些理论网站和健康论坛，传播优秀的校园文化内容，围绕一些重大问题进行积极引导，牢牢把握主动权，使网络成为教师与学生之间沟通的桥梁，成为校园文化建设的新阵地。
3结语
总之，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高职院校学生的思想观念也在发生变化，由于受到不良社会思潮的影响，很多大学生的人生价值观存在着较多的问题，针对这一现状，高校应当积极构建校园文化平台，正确把握校园文化的引导和教育作用，坚持校园文化和教育工作相结合，并构建完善的网络平台，引导高职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
作者：李智良 单位：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人生价值的理论范文6
中学生价值取向与当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既受经济发展快慢、改革步伐大孝开放广度深度的影响，也受其所处的具体生活环境、家庭物质生活状况和知识水平等因素制约。沿海地区经济相对发达，外界交往频繁，学生思想比较活跃，反映出来的新情况也多些，新旧价值观念的碰撞与冲突更为激烈，中学生人生价值观念的变化也就更大。内地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环境也比较封闭，中学生的价值观念变化相对比较迟缓、淳朴一些。所以，沿海发达地区中学生的价值取向，具有许多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价值意识，这是内地中学生所不及的。这些价值取向的差异，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矛盾的反映。因此，必须高度重视中学生价值观教育的地域因素，各有关部门应组织力量，对价值观教育所面临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并根据各地的不同特点，多层次，多渠道、多侧面地为各地学生提供必要的理论指导，加强价值指导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2）根据中学生价值取向特点，努力更新教育内容
中学生的身心尚未成熟，其人生价值观念，一方面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一方面又随自身的成长不断加以调整。这种现实状况是对中学生进行价值观教育的基础和起点，不应只囿于抽象层面的指点和批评，关键在于教育和引导，帮助学生树立充分发展自己的人生价值观念，提倡先公后私，把国家、集体、人个利益有机结合，防止消极因素的发展和向不好方向转化。因此，必须更新价值观念的教育内容，把学校教育与群众性文明活动结合起来，寓教育与活动之中。利用当地素材，创造性地开展各种活动引导学生关心集体、关心社会，发挥出自己对社会贡献的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