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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集群园区化
1.发挥大企业龙头作用，带动园区发展。在发展产业园区时，运城市充分发挥大企业的龙头作用，培育和引进一批带动力强、规模实力大、关联度高的大企业、大集团，通过培育产业龙头，壮大骨干企业，带动配套企业，形成“大企业———大项目———产业链———产业群———产业园区”的发展格局。运城市高度重视龙头企业的培育，尤其是创新能力建设，鼓励企业围绕产业主攻方向，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强化企业的创新能力建设，抢占主攻产业自主创新的“制高点”，同时政府注重本区域的创新体系建设，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
2.发挥园区聚集优势，培育重点产业发展。园区化发展具有很强的优越性，众多同行业企业在同一个空间集聚，实现资源、信息、公共服务的共享，集聚起规模效应，放大比较优势。运城市将工业现代化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载体，在促进工业重点行业发展时注重园区对产业的培育作用。如，河津市新耿区以老城区和高新技术园区为依托，重点发展商贸物流产业;龙门区以铝工业园区为依托，重点发展铝深加工产业;万春区以樊村镇和王家岭循环经济园区为依托，重点发展煤化工产业。
3.强化园区建设推动产业集聚发展。运城市把园区作为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和招商引资的重要平台。如，夏县水头工业园区充分依托产业和区位优势，围绕打造加工制造业基地和现代服务业基地，以现有的企业为主体，按照“加工制造区、农副产品加工贸易区、高新技术产业区”三大产业区域，加强园区建设，建成夏县对外开放的窗口、工业聚集的核心、项目对接的基地、产业升级的高地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新区。
(二)园区社区化
1.园区社区化促进产城融合发展。产城融合指产业发展与城市发展、社会事业发展同步推进、相互促进、互为补充和一体化发展，以产业集聚发展实现人口集中，为城市化提供基础支持;以城市的服务功能为产业发展、人口集中创造条件。园区把产业集聚起来，而产业的入驻和发展必然要增加就业岗位，一方面可以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另一方面需要引进外地的高级人才，随着产业园区的发展有越来越多的人口涌入园区，这就需要为他们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提供社区化的生活条件，尤其要做好社会公共服务，如解决进城农民的户籍、住房、就业、养老、医疗、教育等社会身份和社会保障问题，使他们充分融入城市，真正转化为市民。在生产和生活配套上，一方面，完善园区基础配套设施;另一方面，加快园区内住宅小区、学校、医院、商场、超市等服务配套设施建设。
2.以市场化运作促进园区社区化。园区社区化的本质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因此，要充分发挥市场在产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以市场化运作促进园区社区化。一是在城市综合服务中心，建设以图书馆、体育馆、影剧院、康复中心等公共服务设施和市民综合服务中心为先导，打造城市综合体;二是以中小学为依托，打造教育园区;三是加快建设商品房住宅小区，引进现代化医疗机构，培育新型商业形态，完善服务设施，进一步提高开发区的承载能力。
3.用工业园区化带动农村社区化。农村社区化是“就地城镇化”的战略基础，通过城市周边农村新型社区建设，为城市未来发展留下空间。农村社区化可以通过工业园区化的带动快速形成。如，运城市稷山县用工业园区化带动农村社区化，投资近2亿元完成“县城低碳产业聚集区”、“西社新型煤焦化循环经济示范区”、“翟店纸包装文化产业园区”三大工业园区规划建设，有效地促进了园区周边农村的社区化发展。
(三)社区城镇化
1.社区城镇化促进农民向市民转化。社区的发展推动城市交通、排水、污染处理、水电供应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产业区、生活区、商业区、娱乐区等空间布局的优化，从而使社区发展为新兴城镇，进而引导更多的资源要素向城镇集聚。在这种条件下，城市建设的推进必将创造更多的生活和生产需求，推动商贸、餐饮、旅游、金融、保险、物流、医疗、文化和服装等生活业和生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增强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吸引力，加快农民向市民转化的进程。
2.城市社区的城镇化。城市社区的城镇化包括老城区社区的城镇化和新城区社区的城镇化。运城市通过对老城区进行改造促进社区城镇化。老城区改造，通过机关、企业外迁，形成商业区和服务区，保留城市文化特质。如，平陆县筹资8.2亿元，重点实施打通新老城区的“两街一路”(春元街东西扩及中段改造、向阳街改扩建、傅岩路南扩)、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承载力的“两馆一园”(图书馆、体育馆、实验幼儿园)、“两个市场”(春元街蔬菜市场、太阳文体广场)、“六大工程”(天然气进企入户、垃圾填埋场、星级公厕达标、天眼工程、汽车客运站、三线入地)等14个项目。特别是在“两街一路”拓宽改造中，坚持最大程度规范程序、最大限度让利于民，加快了新老城区的渗透与融合。运城市通过拓展建设新城区促进新城区社区的城镇化。新城区通过工业新区建设，发展实体经济，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和产业依托。对新城区通盘考虑、整体规划，进一步提升城市承载力和辐射带动力。围绕新规划的产业集聚区建设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发展配套服务，将产业集聚区打造成新城区的增长内核，推进社区城镇化发展。
3.农村社区的城镇化。有序推进农村连片示范区建设。新农村集中连片示范区，即围绕“抓典型、出精品、成规模、做示范”的工作思路，按照“一县一区、一区10村”的要求，使集中连片示范区达到道路循环、产业相连、林网方田、设施齐全、环境美观的标准。完善农村社区公共服务配套体系。如，垣曲县在新农村建设上，按照“完善基础设施、健全服务网络和加强乡村文明建设协调推进”方式，分类编制全县行政村发展规划，打破行政区划限制，重点发展区位优势明显、人口相对集中、基础条件较好的中心村，集中资金和项目，加大中心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配套、主导产业培育和人居环境改善力度，引导和吸引山庄窝铺、空心村等居住分散区域的群众向中心村聚集，不断增强农村发展活力。
(四)土地规模化
1.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土地流转。运城市在稳定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基础上，积极稳妥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有力地促进了农业产业化发展，增加了农民收入。通过发展设施农业，提高农业机械化率，引导土地流转，推动农业发展走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道路，使土地向职业农民、产业带头人、种植大户手中集中，让有进城意愿的农业剩余人口逐步向城镇集中。通过土地流转，一方面可以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实现农业集约化、规模化经营，最大限度释放土地价值;另一方面可以淡化农民和土地的关系，让农民不必再邻地而居，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农民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增加经济收入，为农民搬入城镇排除思想、地理、经济上的障碍。运城市土地流转的主要特点有:一是流转方式多样。呈现出转包、转让、出租、互换、入股、委托、代耕代种等方式。二是流转模式多元。有合作社+农户、公司+农户、公司+合作社+农户和公司农场独立经营等多种经营模式。三是经营主体多种。有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种植大户和家庭农场等多种经营主体。四是土地用途广泛。不仅用于粮棉等作物生产，还用于果蔬、花卉等农业生产和观光农业开发。
2.调整村庄结构促进土地规模化。近年来，随着运城市“八区联动”的全面推进，城市框架不断拉大，许多城郊村已变为城中村;同时，由于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在城市安家就业，造成一些村庄形成空壳村。面对目前的村庄情况，运城市对村庄结构进行调整，进一步促进土地经营的规模化。
3.建设产权交易平台促进土地流转。为实现农村生产要素的市场化，运城市通过建设农村产权交易中心，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和农村金融提供服务。同时，运城市农村产权交易中心搭建一个有效的对接平台，让农村资产、资源流动起来，激活和发展农村生产力。通过交易中心对土地流转过程真实性、公正性、合法性的认证，维护土地流转双方权益，农民不怕租赁费拿不回来，企业不担心农民反悔收回土地，这有利于促进土地顺利流转和规模化集约化经营。
(五)城乡生态化
1.坚持生态优先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运城市在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坚持生态优先，走基于生态文明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突出资源集约节约和生态环境友好，加快生态经济发展，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运城市在产业发展上高度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坚持走低碳化、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之路。第一，鼓励发展节能性环保产业，降低产业发展对能源、水资源、空气等生态资源的消耗或破坏。第二，支持探索循环经济模式，以更少资源创造更多经济价值。第三，要求工业入区、入园，促进产业集群，既可以集中处理污染，又可以使各产业分享外部经济。第四，加强节能环保宣传，鼓励城市居民在日常生活中践行节能环保。第五，加强城市绿地资源建设，提高生态环境自我净化能力。第六，倡导绿色消费，减少消费污染。第七，重视调解资源占用与分配、环境污染方面的矛盾、冲突，促进城镇化与环境保护的良性互动。
2.用城乡生态化增强城镇吸引力。运城市的城镇建设在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功能的基础上，加大生态建设，通过绿化、净化、美化提高宜居指数，增强城镇的吸引力，让农民向往进城，愿意进城。保证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加快步伐，深入推进。
3.城乡生态化注重传承和弘扬本地传统文化。文化是城市生存的魅力和灵魂，文脉是城市发展的远景导引，文化产业是支撑城市发展的关键。运城市在促进城乡生态化、一体化发展时，既遵循历史文化的传承，又衔接现代气息的植入。如，盐湖区通过建设国家5A级盐湖生态文化旅游风景区，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首先打造出20平方公里的板块，让游客在休闲娱乐中感知运城根祖文化、盐文化、关公文化的博大精深，未来把盐湖风景区打造成山水相连、林湖辉映、历史厚重、文化发达的历史文化风景区。
二、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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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与现状
长三角经济一体化是指苏浙沪三省市近期出现的跨行政区划进行的经济协作、合作和互动关系。长三角经济一体化之强强联合使长三角经济圈迅速崛起，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程度最高，吸引外资最多，对周边地区经济发展带动力最强的地区。2002年，长三角地区以占全国1%的土地和6%的人口，创造了占全国18.7%的GDP、21.4%的财政收入和28.5%的外贸出口份额，引来了38.6%的国外直接投资。以上海为龙头，苏、浙为两翼的长三角地区工业化程度高，综合性制造业力量雄厚，经济增速快，竞争力强，全国50%以上的百强县诞生在这里，中心城市集中度也高，可排名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
随着长三角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长三角三省市之间各方面的合作进一步加强。政府方面，形成了一些制度性合作和协调的形式：一是苏浙沪省(市)长座谈会自2001年起，每两年召开一次；二是由长三角16市的常务副市长参加的经济协调会，也是每两年召开一次；三是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就存在的协作办主任会议，其主要职责是落实前两个会议形成的决策和方针。金融业方面，长江三角洲金融圈建设正紧锣密鼓地展开，目的是加快金融基础设施平台建设，促进金融联动。交通体系方面，江苏将在2010年建设10座跨江通道，浙江正在建立跨海大桥。江浙两省都对交通提出具体要求，提出打造“2小时经济圈”、“4小时经济圈”等具体目标。信息化建设方面，出台三省市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和信用体系资源的共享方案，制订三省市电子地图的建设方案，统一协调海底光缆的维护工作。区域旅游合作方面，三省市合力推进中心城市旅游集散中心建设，发展汽车租赁业务，整合旅游资源，共同编制环太湖旅游规划和三省市旅游手册，并加快旅游网站联网。
今年以来，苏浙沪三省市间你来我往，空前繁忙，“接轨上海投资环境推介会”、“融入上海发展论坛”、“长三角经济一体化专题讲座”等此起彼伏。尤其是三地高层领导的频繁互访，把以接轨和互动为中心内容的一体化推向。长三角经济一体化作为当前我国经济最活跃地区的区域联合，必将对全国经济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二、经济一体化给农行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经济与金融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的，长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推进给区域内金融业的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在银行信贷业务方面，经济的联合意味着更大的市场、更多的客户资源和更丰富全面的信息。同时，区域经济的快速增长也是银行信贷业务加快发展的有力支柱。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作为处于长三角经济区中心位置的一家大型金融机构，能否抓住这次机遇，实现经营业绩的飞跃，直接关系到银行今后的长期发展。
然而，重大的机遇也意味着激烈的竞争与挑战。对于信贷这一银行主营业务，沪上各大银行都已经纷纷开始行动，以求在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占得先机。纵观目前的市场发展形势，我行信贷业务所面临的竞争形势是严峻的。另一方面，由于长三角地区各城市农行合作仍不紧密，在拓展信贷业务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造成了很多市场机会的流失和资源的重复投入与浪费。具体而言，在长三角经济一体化中我行信贷业务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
1、长三角各城市间信贷资源尤其是担保资源难以共享。比如长三角某一城市企业为一上海市企业提供保证担保，从理论上来说只要保证人具备足够的担保能力，这样的担保是可以起到控制风险的目的的。但在目前情况下，对这样的异地担保我行在贷款业务操作中基本是不予接受的。又比如贷款申请人为一跨区域经营的企业，以其在另一城市中的足值资产作为抵押物申请贷款，这样的情况我行目前也无法受理。例如2003年初上海美顿贸易有限公司向我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提供的抵押物为一国外银行开出的备用信用证和其在另一城市的一套厂房。经过初步审查，该公司的其他条件均符合我行贷款要求，但由于我行难以接受异地不动产作为抵押物，这笔贷款业务最终没有达成。担保资源难以共享这一问题已经造成我行在贷款业务拓展中的困难和大量潜在客户的流失，成为影响我行业务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一问题的解决，将使得我行能够受理以往无法受理的贷款业务，将大量潜在客户转化为现实客户，从而拥有更大的信贷市场和更强的市场竞争力。
2、异地票据业务难以开展。随着票据作为一种结算手段被越来越多地使用和票据市场的不断发展，异地票据流通进一步加剧。尤其是随着长三角区域内经济合作的不断紧密，市场交易更为频繁，区域内各城市间的票据流通已成为极为普遍的现象，异地票据贴现的市场需求随之增大，已形成一个不容忽视的市场。针对这一情况，工行已在上海设立了全国性的票据中心，受理全国各地区开立的商业票据，至今已产生很好的效益。我行在这一方面起步较晚，目前基本局限于从事关系人均在上海的票据贴现，大大限制了票据业务的发展，在整个上海市票据市场中所占比重甚至低于某些中小银行，票据业务所产生的利润也远远无法跟工行等银行相比。
3、各城市分行的信贷信息无法共享。在长三角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入的情况下，信贷业务中所涉及的数据和信息已经很难完全局限于本地企业。例如上海一贷款客户为某一外地企业的分支机构，在对其进行贷前调查和贷后管理时，就必须涉及其外地母公司基本情况和运营情况信息的收集。由于目前农业银行各城市分行之间的信贷信息仍是各自孤立的，即使该母公司是当地农行的客户，在当地农行已有完整详细的贷前贷后资料，上海农行也无法共享这些信息，只能重复对其进行调查，并且要付出较高的调查成本，这无疑是对我行人力、物力资源的浪费。随着长三角区域内经济交流合作的进一步频繁和信贷业务中涉及的异地信息的不断增多，这一资源浪费的问题也愈加突出，如不尽快加以解决，必将引起我行信贷运行成本的大幅上升。
三、相关对策建议
面对长三角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我行必须果断采取对策，尽快妥善解决信贷业务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使我行的业务经营管理进一步适应经济一体化的客观要求，方能在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经受住考验，并获得更大的收益。在此，我们提出信贷区域一体化的概念。所谓信贷区域一体化，就是指通过大力加强各城市分行之间的合作，相互提供业务运作上的便利，让各个城市分行都可利用其他城市分行的网络、人员、信
息等资源完成自身信贷业务中某些涉及异地操作的环节，从而大幅提高单个分行的风险控制能力和市场运作能力，使得涉及异地因素的信贷业务办理在长三角区域内能像办理同城业务一样的便捷有效，真正实现对跨城市市场资源的充分整合和利用。具体而言：
1、贷款业务方面
贷款业务是国内各大银行的主要资产业务和利润的主要来源，其经营情况的优劣在整个银行的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长三角区域内担保资源难以共享的关键原因，在于仅靠某一城市贷款行的能力，难以实现对异地保证人、抵押物的实时有效监管。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当然不是唯一的，比如可以请专业监管公司代为监管，或者在业务需求较为集中的城市设派出机构进行监管，但成本最低、最为有效的办法还是进一步加强长三角各城市分行之间的合作，互为监管对方贷款项下位于本地的保证人、抵押物。以上海分行为例，若上海分行有一笔抵押贷款的抵押物为贷款人位于杭州的一套厂房，为此，上海分行可以要求杭州分行提供协助，代为对该抵押物进行日常的监管。同时，上海分行也为杭州分行提供代为监管其位于上海市内的保证人或抵押物的协助，从而实现不同城市农行系统内部资源的整合，并以此带动各城市间外部信贷资源的共享，最终达到全区域贷款业务的一体化。
2、信贷信息资源共享
信息是当今时代最重要的资源之一。从上一部分的分析中我们已经得出，在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不断加深的背景下，信贷信息的无法共享将导致我行大量内部资源的重复投入和信贷运行成本的大幅上升。所以，实现长三角各城市分行间的信贷信息共享是我行在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形势下必须完成的一项基础性建设。为此，首先要建立相应的规章制度和操作办法，从制度上保证信贷信息共享的顺利、规范进行。其次，在信贷信息共享的具体实现形式上，短期内可以采用传真、信函的方式，但从长远来看，采用电子化网络传输的方式是势在必行的。因此有必要设计一套覆盖整个长三角区域的信贷信息查询系统，或将目前已在推广应用的CMS系统的查询功能进一步强化，使得长三角区域内任一城市分行均可查询到整个区域内所有信贷客户的资料，从而在技术上保证信贷信息共享的快捷性与方便性。
3、票据业务方面
票据业务是最近几年兴起的新兴业务，由于其风险较低、业务量大、利润相对稳定的特点在银行信贷业务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长三角经济一体化是我行加快票据业务发展、取得应有市场份额的绝好契机，我们必须抓住这一契机加强票据业务革新，实现长三角区域内票据业务的真正联合。就具体措施而言，第一，要对现有票据业务管理办法进行一定的创新和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办理异地票据业务的合规性，并对具体的操作手续进行相应的规范。第二，要在长三角各城市分行之间建立一套快捷通畅的票据查询机制，从而使得贴现行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关于票据的真实性、承兑行的确认情况、付款人的基本情况等信息数据，规避票据风险的发生。第三，各城市分行之间要加强信任与合作，相互协助对方对其在本地的票据业务关系人进行必要的监督，一旦发现关系人出现风险预警信号及时通知对方采取相应的风险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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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银行业务商业化经营日趋完善，金融服务能力显著增强的内因推动和“三农”经济快快发展，金融需求多元化趋势明显的外因吸引共同作用下，农行必须顺势而为，进一步拓宽业务视野，深入挖掘“三农”经济衍生出的新需求，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综合性的金融服务，全面提升“三农”业务对经营的贡献度在坚持信贷支持的基础上，要结合农行自身优势，重点做好三个领域的服务：
1.发挥农行电子化优势，提供高效便捷的资金结算服务，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最大限度地发挥资金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核心作用。
2.发挥农行业务综合的优势，提供多种形式的理财服务。随着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对资金的增殖保值需求强烈。农行要加快金融创新步伐，延伸产品链条，不断推出更多的新兴理财业务品种，引导广大农村居民树立正确的理财理念，满足其日益提高的理财需求。
3.发挥农行资源集聚的优势，为客户量身定做专项问题解决方案。相对于城市企业，农村企业由于规模小、人才匮乏，管理水平普遍较低。而作为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农行具有专业人才、信息集中，资源整合能力强的独特优势，能够为客户提高包括信息咨询、财务管理、产品设计等在内的一揽子服务，切实帮助企业降低经营成本，提高经营效益。
二、确立县域支农的主体地位，创建服务“三农”新机制
在行政区域上，“三农”直接隶属于县域，在经济统计上，绝大多数“三农”经济被纳入县域范围；就农行自身来看，县域经营基础雄厚，比较优势明显，因此，做好商业化支农文章，必须明确县域支农的主体地位，发挥县域支行的支农作用，以此为切入点，上下联动，相互配合，加大资源整合，建立农行整体服务“三农”的有效渠道。但是，一方面，在经济市场化条件下，生产要素总是由低效区域向高效区域，由低效产业向高效产业流动。而总体来看，我国“三农”经济依然处于相对弱势地位，比较效益低，投入产出比不高的状况将在较长时期内存在，从而造成了基层金融机构服务“三农”的积极性不高，甚至一些原本主要承担支农任务的金融机构纷纷将资金由“三农”领域撤出，转而投向效益较高的城市区域。另一方面，县域支行也存在业务授权不充分，产品开发力量不强，综合服务能力薄弱的困难，单纯依靠自身的力量，难以有效承担商业化支农的职能，需要依托农行整体优势，统筹规划，在资源配置、业务考核、产品开发、组织流程等方面，科学布局，梳理整合，健全完善“三农”导向型业务激励机制，调动县域基层行服务“三农”的积极性，构建全行面向“三农”的整体合力。
（一）创新县域支行业务考核，强化服务“三农”激励机制
要充分考虑县域支行所处的经济环境现状、业务结构特点以及所承担的特殊任务，在考核指标的设置上，要加大对三农业务的引导力度，如在信贷投放上，增加对“三农”领域放款比例，实行与城市行相对优惠的差别利率浮动机制，适当降低县域支行上存准备，在利润考核上，给予更加优惠的政策等，让基层行能够享有更多的利益激励，提高服务“三农”的内在驱动力。
（二）优化内部资源配置，塑造服务“三农”业务模式
农行各级分支机构从上到下都要牢固树立一级法人意识，加强对“三农”业务的研究，联系本地区、本单位实际，制定中长期“三农”业务发展规划，完善配套措施，将服务“三农”的事业与农行发展战略紧密结合起来。同时，按照“三农”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在人员培训、机构设置、资金计划、费用匹配、电子化建设等方面，加大对“三农”领域和县域支行的倾斜力度，并形成制度性安排，不断强化基层行发展“三农”业务的责任。
（三）加快金融产品开发步伐，完善服务“三农”载体
针对目前“三农”领域经济相对薄弱，金融产品匮乏的实际，以及农行乡镇一级机构已大量撤并的情况下，尤其要加快适应“三农”业务产品的开发步伐，以此为载体，提高对“三农”的吸引力。要跟随金融产品电子化发展趋势，实施差异竞争策略，瞄准“三农”实际需求，以农行现有成熟的网上银行、银行卡、电话银行等电子银行产品为依托，不断推出适销对路、独具农行特色的金融产品，特别是结算类、信贷类、理财类产品，有效解决“三农”领域结算难、贷款难、理财产品缺乏的现状，打造产品优势，弥补自身在农村机构网点的不足，巩固农行“三农”领域竞争优势。
（四）理顺业务组织架构，健全服务“三农”的组织体系
根据农行面向“三农”的市场定位，重新梳理业务发展组织架构，尽快形成“三农”业务专业化、精细化经营格局。如以重点产品拓展为重点，建立专业化营销队伍，提高“三农”业务市场拓展能力；针对“三农”业务面广、分散的特点，科学划分“三农”业务重点区域，完善授权、审批管理，提高业务审批效率；成立专门的“三农”产品研发团队等。
三、完善三农业务风险管理新体系，促进服务“三农”的可持续发展
农行支持“三农”经济发展，既是“老传统”，但在当前政策、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新形势下，也是新课题，其中隐藏的风险不可忽视。必须在经营理念、制度建设、企业文化等方面大胆创新、全面规范，建立风险防范、分担、补偿机制，完善全程风险管控体系，实现农行业务与“三农”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一）要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营造良好的风险防范文化
坚持以人为本，以全面加强执行力建设为重点，通过持续开展学习教育、完善制度建设、强化监督监管、加大责任追究等措施，切实提高制度规范的穿透力，自觉形成时时、处处、人人依法合规经营的深厚文化，使制度要求成为每位员工从事业务经营的习惯行为，逐步构筑起有效防范风险的长效机制。
（二）创新信贷管理，重点抓好信贷风险防控
信贷支农是服务“三农”的主要方式，从农行长期服务“三农”的实践来看，信贷领域无疑是风险的高发区。在这方面，除了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家行业、产业政策，严格信贷准入；严肃信贷纪律，严格岗位分离，加强授权、授信、调查、审查、审批以及贷后管理等基础性工作外，还要创新管理方式，探索预防、分散风险的新途径。比如积极借鉴国内外其它金融机构成熟经验，创新担保、抵押模式，控制潜在风险；按照市场化原则，增强金融产品主动定价意识，形成以价格覆盖风险的机制。加强与担保公司、商业性保险公司等社会中介机构的合作，借助其它社会资源，有效分散风险。积极探索与其他金融机构的合作途径，变竞争对手为竞合关系，通过采取联合贷款、银团贷款等方式，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三）加强与政府部门的汇报、沟通，争取人行、银监会、财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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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卓越农林人才；拔尖创新型人才；农学专业；培养模式；华南农业大学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6）18-0283-03
为了适应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现代农业发展需要，2013年教育部、农业部、国家林业局联合下发通知，决定设立“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改革试点项目，要求申报高校结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和本校的办学定位、服务面向、优势与特色等，选择本校专业参与“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该计划改革试点项目包括拔尖创新型、复合应用型、实用技能型3类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专业包括农学门类专业及农业工程类、林业工程类、食品科学与工程类和农业经济管理类专业。华南农业大学是第一批参与试点的高校，农学是“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拔尖创新型改革试点专业（以下简称“本改革试点”）。为适应本改革试点的需要，我校结合农学创新班（即“农学丁颖创新班”）的培养，专门制定了拔尖创新型“卓越农学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培养方案，在人才的培养模式上进行改革创新，大胆改革课程体系，形成了鲜明创新型农学特点，创建一流的教学资源，建立多样化教学模式。经过4年的实践，取得初步成效。现就本改革试点专业的改革背景、“卓越农学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培养方案的特色模式、改革实践情况和初步成效进行归纳总结。
1 专业改革背景
华南农业大学农学专业是本校开办最早的专业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经过包括丁颖院士在内的几代著名学者的努力下，本专业积淀深厚，特别是在专业改革方面取得显著成绩。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传统农学专业由于教学模式单一，未能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面临招生难、培养难和就业难等“三大难”问题。为此，我校针对此问题对农学专业进行大胆的改革，利用当时的高新技术，包括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等，对农学专业进行深度改造，率先在农学专业下设立农业生物技术方向、农业信息技术方向和农产品标准化与贸易方向，其中农产品标准化与贸易方向主要是为了适应我国进入世界WTO的需要，同时保留了大农学。每个专业方向均制定了相对独立的培养方案。经过10多年的改革与实践，成效显著，生源的质量明显改善，培养质量得到提高，就业率和质量均明显提高[1]。本专业也因此获得国家特色专业和广东省重点专业的称号，并作为广东省“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综合改革”的试点专业。以上改革的成功为拔尖创新型“卓越农学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 拔尖创新型“卓越农学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培养方案的特色模式
因为拔尖创新型“卓越农学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目标是为发展现代农业提供高端人才支撑，所以必须全面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充分发掘学生的个性，大力培养学生的科技创新能力。培养方案的制定必须坚持为“三农”服务的改革方向，进行教育创新、突出特色、强化实践、分类指导和统筹推进的基本原则[2]。为此，本改革试点依托农学创新班（即“农学丁颖创新班”）的培养，制定了体现我校特色的“卓越农学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培养方案，其特色模式如下。
2.1 培养目标
以作物学一级学科为依托，培养具有坚实的生物科学及农业相关学科基础理论知识，在现代作物栽培学（机械化栽培）、作物遗传改良（适应机械化栽培的育种目标）、生物技术、植物保护和土壤肥料等部分领域具备扎实的实践动手能力，了解和掌握本学科的国际前沿，具有较高的科学素养、较强的创新思维与创业能力的农学创新拔尖人才。能在农业教育、科研、行政管理及其他相关的部门或单位从事与农学有关的教学与科研、技术与设计的拔尖人才。
2.2 特色课程体系
本改革试点的课程类别主要包括通识教育、专业教育、拓展教育和实践教育，其中拓展教育课程包括专业拓展和个性拓展课程2类，实践教育课程包括整合实验、整合实习和其他实践。除了农学专业必须修读的课程外，还设立特色课程体系，主要包括校特色课程――A系列课程、按照模块设置的专业拓展课程和整合实验（实习）。A系列课程是指具有华南农业大学特色（Agriculture）、能激发学生雄心壮志（Aspiration）、培养其勤奋刻苦精神（Assiduity）和增强其整体能力（Ability）的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由于它们英文的首字母都是A，所以简称为“A系列课程”。按照模块设置的专业拓展课程主要包括现代作物栽培理论与技术、农业生物技术和农业生态理论与技术等模块，每个模块4～5门系列课程。通过不同模块的学习，学生可以掌握某个领域系统的知识，为他们未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不同的研究方向，包括选择不同专业的研究生等。整合实验（实习）主要是将相关课程的实验或实习整合在一起，作为一门课进行教授和操作，包括《遗传学综合性实验》《植物细胞工程综合性实验》和《作物遗传与育种学综合实习》等。
2.3 个性化教育模式
个性化培养是创新能力培养的重要基础，也是拔尖创新型“卓越农学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最重要环节之一。为此，本改革试点从个性化课程设计、创新性项目和导师制等进行改革。个性化课程主要包括专业拓展课程、个性化实验和实习，以及结合课程的个性化研究性学习等。学生可以在导师的指导下，在学校公布的课程库中，根据兴趣选择10个学分（5门）的课程作为专业拓展课程。个性化实验和实习是2门独立课程，分别设置6个学分和6周，要求学生结合毕业论文或创新性项目，利用公共科研平台或导师的实验室，开展毕业论文所需要的实验和实习，分2个学期完成，最后由导师根据学生的实验和实习报告进行成绩评定。课程的个性化研究性学习是结合专业基础课或专业课修读进行，学生在修课期间根据自己对课程某个章节内容的兴趣，联系实验室开展有关的实验，进行研究性学习。
导师制的建立和有效进行是培养拔尖创新型卓越农学人才的最重要的环节。为此，本改革试点建立“早”“宽”“高”和“严”的导师制。“早”是要求学生在一年级就开始了解并确定导师，在导师的指导下，申报科技创新项目，开展实验。“宽”是创新班的学生选择导师的面比普通班宽，不仅可以在相关系里选择，也可以在学院不同系或其他学院中选择导师，甚至可以到校外的科研院校中选择知名教授或研究员作为导师。“高”是建议学生尽可能选择正高职称并具有博导资格的人员作为导师，为本人实现间接性的“本―硕―博”连读创造前期的条件。“严”是严格毕业论文的质量检查，包括中期论文实验进展的检查，以及参照硕士论文答辩的要求对其严格把关，包括建立论文预审、聘请专门答辩委员进行答辩、聘请专家对答辩修改后的论文进行格式审查等制定，确保论文的规范，以及研究深度和广度符合拔尖创新型的要求。
2.4 管理模式创新
由于拔尖创新型卓越农学人才是培养发展现代农业的高端人才，光靠本科期间所学的知识还是不够的，本科毕业后还需攻读研究生或出国深造，因此需要与普通班不同的管理模式。为此，我校结合“农学丁颖创新班”的管理制定了专门的倾斜政策，包括给60%学生免试硕士生的资格、15%学生由学校支持出国短期学习和独立的奖学金评审等。同时，为了让其他更优秀并对农学有兴趣的学生进入拔尖创新型卓越农学人才培养的创新班学习，还专门制定了分流和进一步选拔的办法，确保该班的整体优秀。
3 培养方案发挥的作用
3.1 充分利用良好的学科资源，培养优秀的教师队伍，为卓越农学人才培养提供资源基础
良好的学科资源、高水平教师队伍和一流的科研平台（实践教学条件）是拔尖创新型卓越农学人才培养的重要资源基础。本改革试点所依托的学科――作物遗传育种是国家重点学科，具有优秀的人才队伍和一流的科研平台。目前教师队伍中有中国科学院院士1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1人，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1人，获得教育部“高校青年教师奖”1人，教育部其他不同类型培养计划人才获得者2人，“珠江学者”2人，“省级教学名师”1名。科研平台中有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中心各1个，省部级科研平台5个。这些资源确保拔尖创新型卓越农学人才培养教学的高质量和创新能力的有效培养。
3.2 多样化的教学模式改革，为提高培养拔尖创新型卓越农学人才的教学质量提供条件
多样化的教学模式改革可以实现与时俱进，并建立适合不同学生群体创新教学方法的目标，是教学改革的方向。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结合遗传学课程的改革，率先提出并实施“基于创新型混合教学模式”的改革。该改革模式是灵活应用多媒体、基于“web-quest”的自主性学习、研究性学习、探究性学习、双语教学和团队学习等方法，并进行有机整合，形成适合不同专业、年级和学生群体的创新教学模式。其核心是“创新”和“整合”，创新包括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管理等，“整合”是有机整合多种现代教学方法成为适合整门教学的新模式[3]。经过10多年的不断完善并逐步推广，目前已成为创新班教学的主要方法，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为了培养创新能力，并结合农学以作物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特点，本改革试点利用多种不同的优势资源构建不同层次多样化创新性实践教学体系。其中第一层次是结合课程实验（实习）环节、学术报告、读书论坛、辩论赛、实验技能大赛等系列活动，开展创新性教育。根据农学各分支专业课的教学内容要求教师，吸纳本科生参与课题，开展科技创新研究。建立“综合性、自选性、协作性和科研导向型”整合性实验教学模式[4]。加强学生科技论文写作能力的培养，激励本科生。第二层次是建立不同距离、不同类型、不同合作方式的实践教学平台网络体系。以现有的实践教学基地为依托，形成以“校内农场―观测实验站―农科教人才合作培养基地”为主线、由近及远的实践教学平台，以满足不同类型的实习教学需要。同时，充分利用校友资源，以及地方政府和企业等之间的关系，通过双赢合作的方式，建立一系列动态的实习实践教学点，进而“由近及远”“由点到面”，形成一个覆盖面广的实践教学基地网络体系。第三层次是利用国家级和省级重点实验室等优势平台，结合毕业论文、毕业实习和课外创新训练等进行研究，培养能开展高水平研究的能力。
4 取得的成效及进一步努力方向
拔尖创新型农学卓越人才培养是实现现代化农业的重要人才储备。我校依托国家重点学科的优势，在对传统农学专业进行深度改革的基础上，依托“农学丁颖创新班”实验区，开展卓越农学人才培养，制定并实施了相对独立的培养方案，改革创新教育体系以及实践教学体系，并实行个性化培养。经过完整一届学生的培养实践，已取得初步成效，2016届农学丁颖创新班毕业学生32名，全部获得华南农业大学优异毕业生称号。毕业生中，共有24名学生进一步深造，其中包括5名学生进入中国科学院和农业科学院等科研院所、2名出国深造、12名到国内知名大学、5名在本校攻读硕士；5名就业，3名拟进一步考研。这些优秀的学生中已正式发表学术论文4篇，有1名学生获国家级奖项，2名获省级奖项，显示出较强的科研能力。为培养卓越农学人才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但应该看到，由于“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是新生事物，目前各高校都在探索中，还没有有关成熟培养模式的正式报道。虽然在卓越农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上取得一些成效，但仍存在一些不足，如：高水平教师还不够多、校企协同育人体制机制建设还不够健全、招生和升学等方面的激励政策强度还不够高、去校外或者国外短期访学与交流的力度不够、区域高校教学资源尚未充分利用和共享等。需要不断探索和学习，进一步完善创新改革模式，突出地方特色，发挥地方优势，并付诸于实践，为我国特别是南方地区培养“卓越农学人才”做出贡献。
5 参考文献
[1] 刘向东，张桂权，苏雄武，等.基于现代农业的农学专业改革与实践：以华南农业大学农学专业为例[J].高等农业教育，2012（9）：23-25.
[2] 高志强.卓越农林人才培养的运行机制：以湖南农业大学为例[J].农业工程，2014，4（5）：9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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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工作意见工作意见：集百家聪明谈众家灼见献中肯良策县域经济是指县域范围内的经济流动，既有城镇和乡村的经济，又有农业、产业和服务业经济，既包括政府的财税，又包括就业和收入等题目，其发展水平一方面集中反映出城市经济辐射能力的强弱和农村经济的繁荣程度，另一方面仍是影响城市化和市场化进程快慢的主要原因，在国民经济整体结构中处于十分特殊的重要地位。在现有前提下，通过自发活动以及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规模劳务输出，既能有效地增加农夫收入，为县域经济积累资本，又能促进农村轨制立异，推动农村工业结构调整，尤其是对于人多地少、资源缺乏的欠发达县域经济发展更具有现实意义。
准确熟悉劳务输出与第一工业的关系当前，农夫增收缓慢、农夫购买力下降、农村消费需求不振是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农夫增收缓慢有诸多原因，至关重要的是农夫的隐性失业题目。季节性出产、农机具推广、农业出产率进步等因素造成并加重了农夫的季节性失业。农夫一年的劳动时间加起来也不外两个月的时间，其余时间就处于失业状态，就业不充分是造成农夫收入低、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土地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农业出产率、单位土地面积产出率增长迟缓，也是造成农夫收入增长缓慢的原因。
通过劳务输出，大规模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地解决了农村资源不足、就业不充分的挫折。一方面，农夫通过外出务工，在城镇工厂或第三工业等新的就业岗位上用自己的劳动创造了价值，相应地获得一定的工资收入；另一方面，农夫在外埠务工，“借”外部资本、土地、机器等资源要素，使自身劳动转化为价值，突破了本地资源要素限制，实现了充分就业，这对于资源匮乏的欠发达农区的经济发展意义更为深远。乐都县目前正处于一个以加快发展农业工业化、鼎力推进新型产业化和加快城镇化为突破口，促使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时期。在产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人口如何向城镇转移，从业职员如何由第一工业向二三工业转移，是一个必需当真研究并切实解决好的重大课题。
各级党委、政府和相关部分要像抓农业工业一样高度正视并当真做好劳务输出工作，广辟劳务输出通道。只有农夫减少了，农村人均土地据有量增加了，农业工业规模经营的步伐才会加快；只有农村富余劳动力最大限度地转移出去了，非农收入大幅度增加了，农夫的糊口水平才会稳步进步，推进农业工业化、新型产业化和加快农村城镇化也就有了坚实的基础。乐都县现有耕地2.417公顷，农业人口24．33万，农夫人均耕地仅0.099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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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当下；老年人；身份困境
一. 序言
根据国家人口计生委的数据，目前我国的老龄人口总数额已经达到1.74亿左右，占人口的总比例达到12.78%，而且以每年800万―900万的速度在快速增加。因此，参考国际准则，我国已然进入老龄化国家行列。党的十报告指出 “老有所养”是化解我国老龄化社会问题的主要目标。而在社会财富日益发达的今天，我们更应研究如何从精神层面上做到 “老有所养”。而在当下中国，有关老年人的精神问题，主要涉及的则是在社会转型时期，面对新型的社会结构，家庭结构，以及邻里结构时，老年人的自我身份认同问题，即其主体性问题。
二.新型的社会结构中老年人的身份困境
当下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即由传统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为主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转型时期，由于传统的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价值体系在新的工业文明的冲击下几近崩溃，而新的适合工业文明的价值体系又还没有重新被建立起来，因此整个社会被蒙上了一层恰似价值虚无的阴影。当下中国社会的某些特征，就如同工业革命时期（即由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时期的欧洲。那个时候的欧洲，就如同德国著名哲学家尼采所宣称的他对那个时代的一个惊人发现那样：“近来最重要的事件――‘上帝死了’，即对基督上帝的信仰是毫无价值的――已经开始对欧洲投下了第一道阴影。”（G・西尔贝克，2012：567）因而世界从此混沌，一切价值有待重估。因此这个时期的欧美，价值虚无主义和实用主义盛行，人们在行为上变得专横，野蛮，虚伪和势利。因此，在价值的追求上人类又一次站到了十字路口，就像尼采所言，“人类不是向动物式的野蛮状态沉沦，就是克服虚无主义。”当下的中国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代表传统农业社会的价值体系日趋瓦解与衰落，而新的社会价值体系又还没有建立起立，整个社会结构在价值体系上正变得日趋多元而复杂。面对这样价值多元又复杂的今天，许多人在内心价值诉求上开始变得无所适从，个体身份困境由此而生，相比之下，当下老年人的身份境遇更是如此。
老年人在一个社会中往往代表的是传统的力量。因此在新型的社会结构中，他们往往固执于传统价值体系，思想和行为上常常显得与整个社会格格不入，老年群体逐渐沦为整个社会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因为面对新型社会结构，老年人在内心价值诉求上无所适从，因此最终陷入自我身份认同困境之中。而要从这样的人生困境中走出，作为老年人必须先走出自闭的空间，勇敢面对现实境遇，并最后能够借助无私的爱，才能够超脱自我中心而重新找到自我身份认同。对于这一点笔者将在本论文第四部分详述。
三.新型家庭结构中老年人的身份困境
由于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传统的儿孙满堂大家庭式的养老模式已经越来越稀缺，代而取之的是更多的空巢老人，以及独居老人。据中国新闻网报道截止2013年10月，中国空巢老人已突破一亿大关，而其中达30%以上为独居老人。[4]面对如此庞大的空巢和独居老人，我们这个社会除了要给予他们更多的物质上的照顾与关怀外，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关怀和照顾。
然而新型家庭结构中的老年人精神困境往往表现为一种身份困境，也是一种现性的困局。可以说这种主要由西方启蒙运动所发起和倡导的现性困局是造成当下主体性困境的思想根源。正如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霍克海默（Horkheimer）和阿多诺（Adorno）在其共著的《启蒙辩证法》说到的那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长远来看，对于启蒙理性和自由的有系统的追求导致了一种新的非理性和压迫的出现。”（Horkheimer ， 1972：192）笔者认为，正是这种主客二元对立的现性思维模式所导致的主体性困境造就了当下所有老人的身份困境的。因此只有打破这种主客二元对立的理性思维模式，才能化解由其导致的当下老人的主体性困境，即身份困境。在对空巢老人和独居老人进行精神关怀的时候，我们必须打破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即主体与他者的建构模式。我们必须在整个思想上，以及言语行动上，建立起各主体之间最为平等的沟通与交流模式，相互之间最终才能达致和谐与共存。
四.新型的邻里关系中老年人的身份困境
随着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人口的流动性越来越变得频繁。个人流动到远离家乡的地方居住和生活，这时个体面对的生活环境，文化习俗，以及邻里邻居都可能是新的和陌生的。因为我们有着长达数千年的农耕文明，中国人历来就有很强的家园意识，也特别强调落叶归根，乡亲故里的情怀和故乡观念。可以说家园意识是中国人自我身份建构的一个重要方面。“受难的最典型的一种形式就是丧失家园。――（这里的家园是指一个人的根，即他的过去和文化。）（何伟文，2012：73）因此，当一个人丧失家园，即剥夺了他的过去和文化，是何其的痛苦，从此他的自我身份建构就会变成无根之木，无水之源，从此就会彻底地失去了个人心灵的自由。
依附传统文化的老年人，其家园意识更是强烈。然而当下中国，伴随着现代工业经济的蓬勃发展，以及传统农业经济的迅速解构，背井离乡，流散于祖国各地的老年人越来越多。因此如何帮助他们重建个人精神家园，从而化解个体身份困境是当务之急。著名的英国哲学家默多克给出的答案是通过“爱”和“艺术”。用法国著名哲学家西蒙娜・韦伊的话来说，就是从“内部改变自己”，或使自己具有“变得无私”的能力。因此这里的爱应是一种无私的爱，即能够真正关注他人真实的爱，就像默多克所言：“真正的爱是“非暴力地理解差异”和愉快地感受他人无穷无尽的不同性，爱永远不需要改变另一个个体。”（何伟文，2012：91）因此通过引导老人“爱”他人，关注他人的真实，通过愉悦地感受他人的不同性，来替代心中固然依存的家园意识，对某种善的向往的意识，从而最终实现自我身份的认同。
五.总结
中国当下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在面对由社会变革与转型而产生的新型的社会结构，家庭结构，以及邻里结构的时候，老年人作为弱势群体，由于失去了传统价值的依托、现代语境下的主体性困境、以及个体精神家园的失落而导致自我身份认同的困境。而通过老年人自己真正无私的对他人的爱的力量，即对他者真实的关注，以及他人对老者基于主体性平等基础上的精神关怀，老年人在当下社会中的自我身份认同困境才能够最终得以消除。（作者单位：萍乡学院外国语学院）
本论文系 “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WGW1420。
参考文献：
[1]G・西尔贝克. 西方哲学史：从古希腊到二十世纪（上下册）[M].童世俊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