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散文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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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散文

梁实秋散文范文1

2、《英国文学史》著于1985年,代表作品;

3、《雅舍小品》(散文集)著于1949年,代表作品;

4、《文学的纪律》(评论集)著于1927年;

5、《文学的纪律》(评论集)著于1928年;

6、《偏见集》(评论集)著于1934年;

7、《约翰孙》(评论)著于1934年;

8、《冬夜草儿评论》(评论)与闻一多合著于1927年;

9、《北平年景》(怀乡散文)著于50年代;

10、《实秋自选集》著于1954年;

11、《谈徐志摩》(散文)著于1958年;

12、《梁实秋选集》著于1961年;

13、《清华八年》(散文)著于重光著于1962年;

14、《秋室杂文》著于1964年;

15、《文学因缘》(散文)著于1964年;

16、《谈闻一多》(散文)著于1967年;

17、《秋室杂忆》(散文)著于1969年;

18、《略谈中西文化》著于1970年;

19、《实秋杂文》著于1970年;

20、《关于鲁迅》著于1970年;

21、《实秋文存》著于1971年;

22、《西雅图杂记》(散文)著于1972年;

23、《雅舍小品续集》著于1973年;

24、《看云集》(散文)著于1974年;

25、《浪漫的与古典的》(评论集)著于1927年;

26、《梁实秋自选集》著于1975年;

27、《梁实秋论文学》著于1978年;

28、《梁实秋札记》著于1978年;

29、《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著于1988年;

30、《白猫王子及其他》(散文)著于1980年;

31、《雅舍小品》(3、4集)著于1982一1986年;

32、《雅舍杂文》著于1983年;

33、《雅舍谈吃》(散文集)著于1986年;

梁实秋散文范文2

《随园食单》

作者:(清)袁枚 著

作为一位美食家,《随园食单》是其四十年美食实践的产物。作者以随笔的形式,细腻地描摹了乾隆年间江浙地区的饮食状况与烹饪技术,是我国清代一部非常重要的饮食名著。

《随园食单》出版于1792年(乾隆57年)。用大量的篇幅详细地记述了我国从十四世纪至十八世纪中流行的 326种南北菜肴饭点,也介绍了当时的美酒名茶。从选料到品尝都有所叙及。《随园食单》是提高烹饪技术、研究传统菜点以及烹制方法的指导性史籍。自问世以来,这部书长期被公认为厨者的经典,英、法、日等大语种均有译本。

媒体、名人评价:

作为一个著名诗人和文学家,袁枚却没有一般读书人那种迂腐气味,他不仅不怕讲究饮食和热爱美女,还醉心捣鼓烹饪艺术。

――《城市快报》

美好的食物大都来自乡野,来自长辈忙碌的灶间,来自我们回忆中的触碰。

――书评人史航

《五味:汪曾祺谈吃散文32篇》

作者:汪曾祺 著

以吃喝的学问著称的汪曾祺,在《五味:汪曾祺谈吃散文32篇》一书中所谈皆为吃喝:炒米、焦屑、咸菜茨菰汤、端午的鸭蛋、拌菠菜、拌萝卜丝……写得文采缤纷,饶有兴致。他谈萝卜、豆腐,讲韭菜花、手把肉,皆是娓娓道来,从容闲适;读的人则津津有味,满嘴噙香。汪先生谈吃美文多不胜举,都有一种从容在里头。当有人将32篇最有意味的这样文字“烹调”为《五味》时,不由得让人“闻香下马,知味停车”了。

散文集内文插有齐白石、山人、徐文长和汪本人画的瓜果菜蔬小品,亦配有坊间的一些风俗小画,煞是可爱。

媒体评价:

大师的文字总是通俗明白,又雅致萧疏。所谈皆为吃喝之俗事:炒米、焦屑、咸菜茨菰汤、端午的鸭蛋、虎头鲨、斑鸠、马齿苋、荠菜、蒌蒿、拌菠菜、拌萝卜丝――却写得文采缤纷,饶有兴致。

――《江西日报》

且看《五味:汪曾祺谈吃散文32篇》,竞显天下美味。茨菰、萎蒿、荠菜、枸杞、马齿苋、苦瓜、葵、薤、萝卜、瓜、莴苣、蒜苗、花生、韭菜花、菠菜、苞谷、豌豆、蚕豆、眼子菜、抱娘蒿、江荠,等等,都在汪先生笔下开花;鲥鱼、刀鱼、回鱼、黄河鲤鱼、鳜鱼、石斑、虎头鲨、昂岐鱼、凤尾鱼、蟮鱼、螺蛳、蚬子、砗儿、河豚也在先生的文字中游弋。一本薄薄的小书,所谈皆为吃喝:炒米、焦屑、咸菜茨菰汤、端午的鸭蛋、拌菠菜、拌萝卜丝……写得文采缤纷,饶有兴致。

――《文汇报》

《雅舍谈吃》

作者:梁实秋 著

梁实秋的作品在国内已有众多大大小小的版本,且风行不衰。为了展示梁公散文的总体面貌,我们从他作品中遴选了有代表性的散文、小品、杂感、札记、随笔、短评,合成四卷本《雅舍文集》。

《雅舍谈吃》是梁实秋“雅舍小品”的一辑,篇篇文章标题简明,《腊肉》、《锅烧鸡》、《拌鸭掌》或更为直接的“豆腐”、“茄子”。本书分为吃在故乡、吃在四方、吃东道西三辑,收录了《烤羊肉》、《西施舌》、《酱菜》、《溜黄菜》、《栗子》、《白肉》、《康乃馨牛奶》、《面条》等散文作品。梁实秋公文字一向以简而犀利。阅其《雅舍谈吃》尤甚。梁公的文章恰如一盘盘菜肴:有记大餐者,洋洋千字,蔚为大观;有百十字小文,如酱坛小菜,滋味悠长;也有写的凛冽的,恰如辣口的老白干。如此等等。有好口福,有好胃口,文章怎能不精彩。

媒体评价:

梁先生笔下的吃经过提炼熔铸,是关于吃喝的味觉记忆,从唐鲁孙的《中国吃》引出“馋”,却不似唐的大家气派,酱菜、汤包、烧饼、油条,连麦当劳也能写一写,有着文人食客的渊博与风雅,将吃之景象请出饭馆、客厅,将奥妙厨艺请出厨房要地,同时,书写由食物引起的文化轶事,常常朔本求源,为原材料到《本草》之中寻求解释。

――《南方周末》

他笔下的老北京的汤包、爆肚儿、酸中带馊腐的怪味的豆汁儿、酸梅汤、冰糖葫芦等,读过让人难以忘怀,似乎舌尖上也沾满了这些美食的味道。因此有读者如此赞道:梁实秋的吃是文人式和书房式的,而这种“吃”,其实也是“痴”,其故国之痴,乡里之痴,传统之痴,都在举箸投笔间了。

――《绍兴日报》

《知堂谈吃》

作者:周作人 原著,钟叔河 选编

周作人曾在《知堂谈吃》中说:“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故除了编撰,翻译外,他还写了些关于吃食的散文,说说故乡的野菜,聊聊什么臭豆腐、烧鹅、炒栗子之类的,将这口里的个中滋味与文字完美的结合起来,不可谓不雅。

《知堂谈吃》一书选录了一百篇周作人谈论饮食的散文和诗,如同周作人一贯的风格,他“谈吃也好,听谈吃也好,重要的并不在吃,而在于谈吃亦即对待现实之生活时的那种气质和风度。”

媒体评价:

《知堂谈吃》一书说的都是日常生活中的食物,酒、茶、臭豆腐、野菜等等这些再平凡不过的事物到了周作人笔下却妙趣横生,读来让人难以释怀。

――《新民晚报》

《雅舍谈吃》里可以觉察到一股好兴致,若无兴致,几间四处漏风的破屋何以为雅舍;若无兴致,纵老饕为文又有何观瞻。

――专栏作家一川烟雨

《美食家》

作者:陆文夫 著

陆文夫的小说《美食家》,巧妙地将一个纯朴、耿直的革命干部高小庭和一个一辈子沉湎于吃喝的资本家朱自冶四十余年的生活浮沉扭结在一起,以富于变化的叙述手法,将各色人物历时四十年的生活汇合在“吃”这一主题之上。主人公朱自冶好吃的不变性恰恰揭示了历史的多变性,他的沉浮,反映了时代的变迁和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具有丰富的历史内容和深刻的思想内涵。

作者善于以苏州的风土人情、园林景致、名菜佳肴、历史古迹等营构独特的景观,形成作品特有的情调、意境和韵味,加上吴语的运用舒卷自如,为作品增添了浓郁的地方色彩,在中国当代小说中独树一帜。曾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国外出版。

媒体评价:

《美食家》的选材独具匠心,重点人物选择美食家朱自冶――在阶级斗争中受冲击不是最激烈的个体,与美食家相对应的“我”也不是贫农、工人,而是小资出身的知识分子,二者的命运走向通过一个动名词――“吃”来得到呈现。

――《南方都市报》

梁实秋散文范文3

无人来访时,我选择静坐于穹庐小斋的西窗沙下,取出茶具,沏一杯淡茶,与月白风清互为呼应。茶,我喜欢绿茶,周作人说,绿茶为茶之正宗。我不懂茶,也不懂,《茶经》一类的茶文化典籍,更不用说什么茶道了。我喜欢茶,是喜欢那种情趣――自我的情趣。

素雅的陶瓷茶具,葱绿的茶叶,是一种诗境。

根据我选茶具的经验,绿茶与白瓷杯最相宜,红茶则与陶器茶色与陶器浑然天成。

且说绿茶,煮沸生水,待到水质稳定,水冲杯中,再投以茶叶。茶叶与杯中热水相遇,片刻后,茶叶在水中载浮载沉,绿色满杯,澄清晶莹,如诗中所言,漫江碧透。绿色的诱惑,让人想盈手一握,啜饮腹中。但是先不要忙,得先看杯上香雾。杯上香雾弥漫,徐徐升腾,如一串音符在流动,静下心来,似乎还可以听到茶韵的泠泠之音。杯上虽有香雾,但是不像香粉那样扑鼻而来,它淡若无味,细嗅之后方之香气沁人肺腑,让人舌间生津。

佛语里说,茶味近禅味;道藏里言,茶味似道意。我以为这就是品。

茶味本淡,以水为形。以凉为性,色泽以有中见无,无中见有,禅机道意或许在这种思辨中隐藏。此种意境深邃高远,我只能远观欣赏,不可近玩亵渎。《红楼梦》中妙玉说茶,一杯为品,二杯既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饮驴。我这种愚钝的人,一难悟禅道之说,二来口齿触觉迟钝,三因茶本是解渴伴读之物。四则就算饮茶也是无中见有的意境。再者说,若饮茶之时有一卷闲适小品散文在手,读到天高云阔,那顾得他究竟是解渴的蠢物,还是饮驴。

饮茶之时最适合读一卷小品文。或周作人的,或梁实秋的,或林语堂的等等此类大师的闲适文字。周作人的散文小品写的古朴典雅,洗尽铅华。他好像不是在作文,而是一个冷静平淡的老友,从容不迫地品物抒怀,思辨说理,感情自然流露。通篇文章没有惊诧,没有跌宕起伏,只是娓娓道来谈天说地。他的散文如苦茶,入口涩涩,待到读毕,甜香已经缭绕舌尖,久久不去。

梁实秋本人非常喜欢周作人的散文,他的文风受其影响颇深,但他自己却又集大成于己身,别成曲调。最喜欢他的《雅舍小品》,风格高雅和谐,文笔细腻简洁,语言自然纯净,较之周作人的更为平易近人。取材于日常生活中,用笔诙谐幽默,避重就轻的谈人间琐事,或讽刺挖苦,但是不让人感觉沉重,心里只有如莲的喜悦。

周作人、梁实秋二位老先生的文字,绚烂归于平淡,精巧归于古朴,读二者之文如静中饮茶,窗外天高云淡,风清月朗。隐隐中如读《世说新语》有魏晋风度洒脱,有晚明文人的潇洒,人生到这个境界真是超脱得很。

国人饮茶与层次、人品无关,但能饮出茶趣者,却与心胸风度相连。名立场中多是酒酣耳热的浑浊,是非之外的高人逸士却是淡茶一杯的清朗。酒愈喝愈躁,茶愈喝愈静;酒是激情之火,茶是明心之药。方外之人喜饮茶,名利之外士者亦喜,古刹、书斋之人盘膝而坐多是清茶一盂,淡淡的、涩涩的,他们与红尘不是看“破”之字,而是“知、明”之语。

茶之味非附庸风雅所能解,而是明心自知。

一如禅语拈花微笑,法只可慧心于胸,不可说,说出来都是错。茶有品、饮、喝、吃之法,品是静,近于禅,其他三者是动。当然词义变迁对四者混用,但是四者混用如心静则是同理,用何词来表达则无关紧要。心动茶为饮品,心静茶为境界。拘于形式而失之内容是饮茶之大误。许多人为了形式而进入茶馆,自以为得茶之趣,则本身离茶趣就千里之远。草庐闹市之中但得心静茶味也扑鼻而来。如《论语》中所云:“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萼,咏而归。”

茶本为“草、木”相合,人居于草木之中,则万物会于心,三者统一方为“茶”。草木为自然之物,人亦然,三者合即“天人合一”。茶道与禅、道最高境界都是天人合一,近于古人置音律、哲学境界同理。境界是心胸,同时也是饮茶之态度。但是居于红尘之中,与静态自然的草木和谐为一体,体会天地道心实数不易。

鲁迅说:“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我以为在喝茶的时候,品味一下人生才是清福。

红尘中的繁华不过是身外之物,名利相争伤人亦伤己,来来往往都是客,灯红酒绿不过是一场浮华的云烟。在攘攘熙熙为名来,熙熙攘攘为利往的时代,我们不妨把实用的心放散淡一些,少一份猜测,多一些恬静。

用简单对付一切复杂,或许也是人生的一种境界。

名利如禅机里的风帆,非风动,亦非帆动,而是心动。因为心动,我们丧失了内心的安静,生活成为一种负累。

鲁迅先生说得“清福”是指生活安逸后的悠闲,我以为,所谓的安逸是对现在生活的肯定,不在于你的财富,而在于你心里的平静。陶渊明弓耕田野不自弃,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豁达诗境。

梁实秋散文范文4

1937年7月28日,就在北平沦陷的当天,北大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就含着热泪对大女儿说:“孩子,明天你吃的烧饼就是亡国奴的烧饼。”话语的背后有着深沉的痛。为了躲避日寇的通缉,在“前途渺渺,后顾茫茫”的情况下,一介书牛,竟作投笔从戎之想,然而大战初起,一切都混乱无序,他别妇抛雏来到南京,周旋了两天。报国虽有心,投效却无门,之后几经辗转,去了重庆。

梁实秋想尽匹夫之责,总不能真的扛上枪,奔赴战场吧!他最终要倚仗的还是自己手里的千钧笔,以及胸中吞吐的万千词汇。在重庆,他应邀为一份报纸办副刊,这可是他一展长才的好机会。谁知在发刊之日他的一席编者话,竟惹来轩然大波。

“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有不同。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如果这番话卡夫卡听到了一定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宏伟壮丽的史诗固然值得击赏,但也没必要完全排斥个人对日常细节的钟情。在政治狂热中,更得保持几分清醒,正如奔腾的激流过后,也需要一派清泉来缓解视觉的疲劳。早在1919年学生街头演讲,导致汽车无法通过乱按喇叭,激怒了在场的群众。不知是谁一声喝打,一辆汽车顿时便被捣毁。看在眼里的梁实秋就“感觉到大家只是一股愤怒不知向谁发泄,恨,恨官吏卖国,这股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的发泄了。在这股洪流中没有人能保持冷静,此之渭群众心理”。

在烽火连天的历史情境中,如果文字没有涌动着民族的血性,没有记录民族血与火的洗礼,那更是不可原谅的。于是梁实秋不同的声音一下子就被集体的声讨所淹没。最初,他还分辩几句,说人在情急时固然可以抄起菜刀杀人,但杀人毕竟不是菜刀的使命。渐渐地,面对“世人皆日杀”,他没了招架之功,干脆选择沉默,一直到5个月后离开副刊。在那些日子里,他所编发的文章大多与抗战有关,但很多人对他“与抗战无关”的声音却铭记于心,批判也一直延续到几十年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教科书里。

梁实秋并未觉得自己说错话,离开报馆后,他仍旧继续他教科书编委会委员的工作,并随编委会迁到重庆北碚。在那里一座向阳的山坡上,他与吴景超、龚业雅伉俪合资购得一所瓦屋,作为居室,一共六问,他占两间。为便于交往邮递,于是他建议用业雅的名字名之为“雅舍”。

说是“雅舍”,但条件很差,不是“破纸窗间自语”,就是“绕床饥鼠”来去自如。可对梁实秋来说这便是避秦的一处桃源了,虽没有俨然的屋舍,却有一种苦中寻乐的怡然。就着炸弹和枪炮的火光,他开始了文字世界里的自我放逐。没有为英勇的国殇招魂,也没有为流离的难民的塑像,只守着篷窗、茅屋,做一朵飘逸的闲云。

“看山头吐月,红盘乍涌,一霎间,清光四射,天空皎沽,四野无声,微闻犬吠。”梁实秋这时定然坐在屋前的梨树下,等月升中天,看着“清光从树间筛洒而下,地上阴影斑斓”,直到意兴阑珊。有时,则躺在藤椅上,沏一壶清茶,与三五良朋放言高论,无所不谈,累了就望一望远处的稻田,兴许会有一行白鹭飞上青天。偶尔也会打打麻将,“两盏油灯,十几根灯草,熊熊燃如火炬,战到酣处,业雅仰天大笑,椅仰人翻,灯倒牌乱”。

看到这样的描述,谁敢相信,那时作者正处在战火中,而重庆作为陪都,日寇仅第一次轰炸,就派出63架飞机,炸死近4千人,乃至世界舆论都为之哗然。在之后的几年里,各式各样的狂轰滥炸,更是接连不断,而我们民族的铮铮铁骨竟也如千里江陵大开大阖的山川形胜一样巍然耸峙。连都曾感叹:“徒凭满腔热忱与血肉,而与倭寇之高度炸弹与炮火相周旋,若非中华民族,其谁能之?”

梁实秋虽然有心灵的港湾,但并未沉醉在“岁月静好”的浮词里,去追逐庸俗而微小的快乐。他只身千里到重庆而不食周粟,足见他不可能像卡夫卡那么超然,是个完全有担当的人。为了给后方各地供应教材,他带领同事日夜工作,几十本书都如期完稿付印,也算是无愧于时代的召唤。

梁实秋散文范文5

因此,当读到徐晓的《半生为人》这部散文集时,我为之震惊。我曾经零星地读过徐晓的一些散文,感觉她始终生存在一段历史之中,和当下的语境构成了极大的反差。在许多人已经失去了凭吊历史的勇气和能力之后,徐晓仍然如此执著,不能不让我动容。尽管我并不完全认同徐晓的价值取向,甚至认为她如果稍微放松一点笔墨,她的文章可能更漂亮。但是,这些并不重要。徐晓的散文是久违了的一种文字,那种穿心而过的文字。她在对一代人的精神史的叙述、倾诉、透析和追问中,传递了生命的疼痛感扩大而成为一种始终和历史息息相关的精神震颤。所以,我在读这本书时,感受到了一种莫名的心理张力。

徐晓的散文对今天的散文写作充满了启示:散文的艺术问题与写作者的思想、精神、生命状况密切相关,它的成熟与发达总是与知识分子的思想、情怀、胸襟和人格的状态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这样思考问题,我们或许会明白,为什么有些作者一旦进入散文领域便捉襟见肘。散文实在是一种无法遮拦的文体,如果反其道而偏要去遮拦或者搪塞,那么势必与散文背道而驰,越走越远。现在的问题是,汉语的表达能力和技巧已经足以承担散文的功能,但在实际的写作中恰恰相反,过度的技巧和能力缓解了生命的疼痛和精神的紧张,作者在文体中消失了。

很多人都注意到我前两年对“文化大散文”的批评,一些朋友曾经认为我所说的“文化大散文”的终结有些危言耸听。其实,我是比较早的维护这一文体的读者之一,但我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我觉得大散文的式微,恰恰是因为这种文体的逐渐膨胀转化为散文写作中的“文化决定论”。当学问、知识成为散文的叙述主体时,它可能丢失写作者的情怀、胸襟和人格以及知识叙述中的文化关怀,冷淡写作者沸沸扬扬的生命热源。

我这样说,并不是反对散文的知识性论述和文化的考古,而是强调不应当放弃用自己的灵魂去穿透论述与考古背后的东西。另外一层意思是,知识或者文化的力量在散文中应当是学养的蕴藉和价值的取舍。许多人看中张中行的散文,应当与此有关。在当代散文史上,张中行的重要性无可争议,但我同时觉得他的意义被夸大了,也被误读了。我们不必老是用国学大师的名分来评判一个写作者,在放大的历史框架论述,张中行的学问虽然很大,但并无特别强调的必要。不必说今天,知识者的几代中,上世纪30年代的看20年代的,40年代的看30年代的,50年代的看40年代的,大概都有一代不如一代的感慨。这是教育背景的差异。张中行的重要与他是不是国学大师并无关系,而在于他的情怀,一种伤逝般的情怀。在他的笔下始终呈现的是在今天的语境中已经不复存在的一种文化传统和一代文人的心迹。他在追忆之中流淌着悲天悯人的情怀。这是张中行式的“疼痛”。这种难以再现和复制的情怀正在逐渐消失,反映了当下文化生态的某些征候。

闲云野鹤式的文字当然好,但名士有真假之分。即便如梁实秋写出了《雅舍小品》这样的文字,但是他从来没有成为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散文家之一。

梁实秋散文范文6

大约三十年前,我在张家口一家澡堂洗澡,翻翻留言簿,发现有叶圣老给一个姓王的老搓背工题的几句话,说老王服务得很周到,并说:“与之交谈,亦甚通达。”“通达”用在一个老搓背工的身上,我觉得很有意思,这比一般的表扬信有意思得多。从这句话里亦可想见叶老之为人。因此至今不忘。

“通达”是对世事看得很清楚,很透澈,不太容易着急生气发牢骚。

但“通达”往往和冷漠相混。鲁迅是反对这种通达的。《祝福》里鲁迅的本家叔叔堂上对联的下联写的便是“世理通达心气和平”,鲁迅是对这位讲理学的老爷存讽刺之意的。

通达又常和恬淡、悠闲联在一起。

这几年不知道怎么提倡起悠闲小品来,出版社争着出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的书,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周作人早年的文章并不是那样悠闲的,他是个人道主义者,思想是相当激进的。直到《四十自寿》“请到寒斋吃苦茶”的时候,鲁迅还说他是有感慨的。后来才真的闲得无聊了。我以为林语堂、梁实秋的文章和周作人早期的散文是不能相比的。

提倡悠闲文学有一定的背景,大概是因为大家生活得太紧张,需要休息,前些年的文章政治性又太强,过于严肃,需要轻松轻松。但我以为一窝蜂似地出悠闲小品,不是什么好事。

可是偏偏有人(而且不少人)把我的作品算在悠闲文学一类里,而且算是悠闲文学的一个代表人物。

我是写过一些谈风俗、记食物、写草木虫鱼的文章,说是“悠闲”,并不冤枉。但我也写过一些并不悠闲的作品。我写的《陈小手》,是很沉痛的。《城隍、土地、灶王爷》,也不是全无感慨。只是表面看来,写得比较平静,不那么激昂慷慨罢了。

我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不动感情的人。我不喜欢那种口不臧否人物,绝不议论朝政,无爱无憎,无是无非,胆小怕事,除了猪肉白菜的价钱什么也不关心的离退休干部。这种人有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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