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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碧城诗词范文1
关键词：吕碧城 诗文创作 概述 艺术特征
吕碧城（1883-1943），近代杰出女词人，通晓英、法、德三国文字，出身于旌德县仕宦之家，原名贤锡，一名若苏，字圣因，号曼智。吕碧城文学天赋极高，能文、工诗、擅词，才名远扬，龙榆生先生在《近三百年名家词选》中赞其为近三百年名家词之“殿军”。前人研究多着力于其词创作，而诗文则鲜有人问津，笔者在本文中对其诗文创作状况做了基本的题材分类和成就概述，并且对其词诗文的总体艺术特征进行归纳，对前人研究进行补充。
一、吕碧城诗
吕碧城生活的年代诗与词的内容别无二致。主要可分为爱国政事诗、倡导平权诗、思乡及感时伤逝诗、禅意诗。其余还有与友人唱和诗、悼亡诗、游仙诗。诗庄词媚，词被称为“诗余”。相比之下，吕碧城的词哀婉缠绵，抒情性更强；她的诗则端正严肃，较多议论。
（一）爱国政事诗
吕碧城生活的年代正处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国家受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p重压迫。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吕碧城发出不少忧国忧民的声音。如《舟过渤海口占选一》：“旗翻五色猿し纾万里波涛过眼中。别有奇愁消不尽，楼船高处望辽东。”[1]1904年日俄在中国领土上开战，使辽东陷入一片火海之中。吕碧城过渤海时，有感而发，表达了对国家遭受侵略的深深忧虑。初我评：“女士欲以忧郁之音，唤起国民魂，重造新世界，其自待何如哉。”寿椿庐主赞其：“一枝彤管挟霜风，独立裙钗百兆中。”
《和铁花馆主见赠韵》中“惊闻白祸心先碎，生作红颜志未灰。忧国漫抛儿女泪，济时端赖栋梁才。愿君手挽银河水，好把兵戈涤一回。”吕碧城虽为女子，但有为国效力的雄心壮志，希望扫清国家的兵祸，极富巾帼英雄气概。
《出居庸关登万里长城》中“得失全凭筹措间，有关不守嗟何益……金汤枉说天然险，地下千年哭祖龙。”当时政府签署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吕碧城愤慨地抨击统治者腐败无能、有关不守，令秦始皇蒙羞。
（二）平权诗
她在早期的平权诗中慷慨陈词，意气风发，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如《书怀》：“眼看沧海竟成尘，寂锁荒陬百感频。流俗待看除旧弊，深闺有愿作新民。江湖以外留余兴，脂粉丛中惜此身。谁起平权倡独立，普天尺蠖待同伸。”吕碧城受西方自由平等思想的影响，期望打破封建藩篱，破除时弊，赢得妇女的解放。初我《女子世界文苑谈片》评：“一而作新民，志量何限！”
《写怀》中“大千苦恼叹红颜，幽锁终身等白鹇。安得手提三尺剑，亲为同类斩重关。”反映女性被锁深闺的苦恼，愿意亲自打破阻碍女性进步的关卡，拯救女性同胞。“任人嘲笑是清狂，痛惜群生忧患长。”则表明自己面对舆论压力毫不畏惧，当务之急是救同胞于水火之中。最后一句“待看世纪争存日，便是蛾眉独立时。”发出女性主义者斩钉截铁的独立誓言。
（三）思乡及感时伤逝诗
吕碧城年少失怙，寄居舅家，后又离家谋生，饱经风霜，心中抑郁之气常发泄于笔端。如《感怀》：“荆枝椿树两凋伤，回首家园总断肠。剩有幽兰霜雪里，不因清苦减芬芳。燕子飘零桂栋摧，乌衣门巷剧堪哀。登临试望乡关道，一片斜阳惨不开。”此为她居舅家时所作，回忆童年，父兄皆亡，孤女寡母无所依托，家产被夺，一片凄凉景象，作者之悲痛溢于言表。
四首五律组诗《秋兴》中“梦魂闻鼓角，风雨黯关河。诗笔随秋老，浮生共墨磨。”“静夜三更柝，寒天一点星。霜华蚀树白，竹气逼灯青。”秋天的夜晚总易引起年华易逝、沧桑悲凉之感。其诗沉郁苍雄，词风近杜。文笔清华，有唐人余韵。
《偶成》“寒夜悄无声，虚廊走风叶。忽忽疑有人，欲窥心转怯。”此诗用白描手法表现吕碧城夜听风声提心吊胆的小女子情态，读来让人心生怜惜。吕碧城虽乃叱咤风云的女杰，但仍是闺门弱质，需要保护和关爱。
（四）禅意诗
晚年吕碧城皈依佛门，创作了很多与佛法相关的诗，引用佛典，具有禅意，大有浮生若梦的虚无感，意志消沉。如“匆匆一霎华胥梦，尽在涛声月影中”“年来万念都灰烬，待与乾坤大涅”“亿万华严随臆幻，谪居到处有楼台”等，足见其心灰意冷。
《蔻山（Caux）赏雪诗》及《九月三十日梦云中一丹凤渐敛羽翮至不可见惟天际一飞艇又忽坠落于邻宅因之惊醒诗以纪之戊辰仲秋志于日内瓦》以浪漫主义的手法描写雪山仙境瑰丽奇幻的景象，想象奇特，蕴含佛道因果轮回思想，表达欲乘风飘举、超然世外的希望，颇似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类似游仙诗，但词语佶屈聱牙，内容晦涩难懂。
生前最后一首诗“护首探花亦可哀，平生功绩忍重埋。匆匆说法谈经后，我到人间只此回。”一生功绩荣辱至此放下，吕碧城认为自己并非尘世中人，只不过从人间匆匆走一遭后旋即离开，完成说法谈经的任务罢了，可见其对现实社会的毫无留恋。
二、吕碧城文
吕碧城反对白话，认为“国文为立国之精神，决不可废以白话以代之”，坚持使用文言文写作，她的文章可分议论文、游记散文、禅意文、应用文及杂谈四类。
（一）议论文
吕碧城早期在《大公报》《女子世界》《中国女报》《直隶教育杂志》《民立报》等刊物上发表多篇文章，以政论、书札小品居多，提倡女权女学，李保民评其“说理透彻、持之有据”，也不乏一些叙事抒情的散文随笔。她在《论提倡女学之宗旨》中写：“女学之倡，其宗旨不外普助国家之公益，激发个人之权利二端。”强调发展女子教育的重要性，呼吁万千女性：“是殆欲放荡弛，脱我之羁轭，而争我之权利也”，并且受老师严复天演论学说的影响，她主张合群集力与外国竞争，“有世界必竞争，而智慧之机发焉，优劣之种判焉，强弱之国别焉。竞争之道，惟合群乃能取胜，w万事莫不成于合群。”还有《敬告中国女同胞》《兴女权贵有坚忍之志》《教育为立国之本》《女子宜集结团体论》《论上海宜设女学报及女学调查会》等文皆对女权和教育进行议论。
《远征赋》显露了吕碧城在国防军事上的真知灼见，“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备。自来享有家园，欲为安内攘外之计，则非武备不为功。况当列雄竞争之时代，弱肉强食，各肆凭陵，尚武精神，尤为立国之要素。”吕碧城虽为女子，但具有超出一般男子的远见卓识，心系家国天下，情牵内政外交，指出在各国环伺的情况下中国应当加强军备，这样才能在世界上立足。
（二）游记散文
《欧美漫游录》是其游记，记录欧美的风土人情和旅途奇遇，在当时有打开国门看世界的意义，深受读者欢迎，有些旅游攻略至今仍有参考价值。她在序中说：“予此行只身重洋，倏然遐往，自亚而美而欧，计时周岁，绕地球一匝，见闻所及，爰为此记。”孤身环游世界，闯荡天下，实在了得，今人难以望其项背。她的大致行程是：纽约―瑞士日内瓦―好莱坞―芒特儒―罗马―巴黎―罗马―维也纳―柏林―巴黎―伦敦―纽约。
文章有《荷莱坞（好莱坞）诸星之宅墅》《舟渡大西洋》《义京罗马》《建尼瓦湖（日内瓦湖）之荡舟》《巴黎选举女皇》《维也纳之被困》等，还有一组文章详细介绍了英国的水晶宫、伦敦堡、议院、英王更衣室、贵族院等等，包罗万象，开阔视野，令人目眩神迷。
（三）佛理文
晚年文章多与佛教相关，致力于戒杀护生思想的传播，在佛教界影响较大。如《谋创中国保护动物会之缘起》《致伦敦禁止虐待牲畜会函》《佛教在欧洲之发展》《梵海蠡测》《上常惺太虚法师书》《观音圣恩记》等等。
（四）应用文及杂谈
也有与友人的书信、悼文及杂感。如：《致龙榆生书》《致蒋维乔书》《致张次溪书》《致陈无我居士书》《费夫人墓志铭》《访旧记》《旅美杂谈》等等。
《纽约病中七日记》是吕碧城唯一用白话写作的文章。截取其中一段“七月九日，病了。晚间睡很早，就是不能睡的着，于是把床上的电灯开开，拿几本礼拜六闲看。那插画里面有宋园鬼影，看着可怕，毛发都竖起来。”从中可见她有熟练驾驭白话文的能力。
三、文学创作总体特点
（一）内容
吕碧城的诗、文在内容上大体一致，有明显的时间分期，基本网罗了古代诗文所涉及的话题，抒写离愁别绪、感伤身世、心念国家、议论政事、倡导女权、弘扬佛法、戒杀护生、悼念友人、往沓和、写景咏物等。
具有特点的是，女权斗士吕碧城有很多悼念女性友人、咏怀女性前人、与女友相互唱和的作品，她本是女性，又孤身漂泊、历经艰险，更容易与其他女性有同病相怜之感。如《八声甘州・游梅桑Malmaison吊拿坡仑之后约瑟芬（望娟娟一水锁妆楼）》《摸鱼儿・伦敦堡吊建格来公主Lady Grey （望凄迷）》，是游欧时对约瑟芬皇后、建格来公主传奇人生的感慨和同情。《浣溪沙》是游日内瓦湖畔斯达尔夫人故宅后所作，斯达尔夫人在丈夫去世后又失怙恃，孤苦伶仃，碧城有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
《长亭怨慢》是伤亡姐惠如之作；《念奴娇》吊学生潘连壁女士；《祝英台近》悼友人吴湖帆亡妻孙静淑，感其伉俪情深。
德国狄斯特尔夫人，家族在欧战时青岛沦陷后被俘，一人流落上海。吕碧城有感作《金缕曲》：“剪烛旧窗底，道相逢、惺惺惜惜，飘零身世”，兼写两人辛酸。
高丽音乐家吴小坡新婚不久即痛失丈夫，流寓京沪等地，碧城为其作《赠高丽音乐家吴小坡女士次南湖韵》诗。
诗妓李O香、名妓赛金花，皆是徽州人，吕碧城与她们俱有往来，有《赠李O香》诗。
碧城还在《道中口占》中赞美苏州肩舆妇女“捷足吴娘气亦雄，笋舆高架耸危峰。”
还有诗《春闺杂感和康同璧女士韵》《柬同学杨荫榆女士》，分别写给康有为次女康同璧和杨荫榆。
（二）常见意象
吕碧城想必是爱花草之人，其诗词作品中出现植物有：牡丹、芍药、木棉、桂花、梅、水仙、荷叶、秋葵、茶花、松柏、菊、兰、白莲、浮萍等。从中可略窥其品性。
牡丹、芍药、木棉、茶花之类，花型硕大，华贵富丽，气度不凡，具大家风范，喜欢此类霸王花的吕碧城个性张扬鲜明。
桂花、梅、水仙、菊、兰、白莲等清淡素雅的花朵则反映了吕碧城性格中隐逸、清高、孤傲的一面。
碧城也在“峭壁孤花红一萼，标高阁，名园罗绮慵回瞩。”“漫把木兰花，错认作等闲红紫。”“艳骨冰清，仙心雪亮，羞看等闲罗绮。”等诗句中将自己与孤高清傲的名花相比。
吕碧城不写荷花写荷叶，写很少进入女性文学视野里的松柏，以及不太常见的秋葵，可见她追求与众不同的独特个性。
吴宓在未定稿的《信芳集序》中评吕碧城：“身世悲凉、遭受屯艰，苦意浓情，无所施用。而中怀郁结，一发之于诗文，却产出无上作品。”正因吕碧城内心的郁闷，所以“落花、花雨、催花风雨、萍梗、浮萍、飘零、零落”等形容残花败蕊会常出现在吕碧城的诗词中，如“三千珠履飘零尽”“飘零休诉，人远天涯，树老江潭”“剩金零粉委苍苔”“风雨洗残，梨粉早成秋苑”“l金零落”等。吕碧城感伤自己孤苦无依，融情于景，以哀眼看人间，分外凄凉。
她也多写春秋两季，发伤春悲秋之词，而“秋”出现的频率尤高，“雕影横秋”“一年春晚”，都是作者悲凉幽怨心境的写照。
吕碧城还多写梦，词、诗、文中皆记录其梦境，常有人生如黄粱一梦之虚无感。如《新雁过妆楼》中“鸿泥轻留爪印，似枕借、黄粱联旧游。闲吟倦，但眼迷银缬，寒生锦n。”《六丑》中“黄粱乍觉。有灵犀清澈。”“梦中寻断梦，梦飘断、水驿海獭！薄懊魏垡谎阑珊”等。
（三）直抒胸臆
吕碧城主张自然地抒发真情实感，而不是压抑天性。她在《女界境况杂谈》中提出“词中之周柳，皆以柔艳擅长，男子且然，况于女子写其本色，亦复何妨？若言语必系苍生，思想不离朝庙，出于男子，且病矫揉，讵传于闺人，为得体乎？女子爱美而富情感，性秉坤灵，亦何羡乎阳德？若深自讳匿，是自备抑而耻辱女性也。”亦在《晓珠词自跋》写：“移情夺境，以词为最”。她认为情感不仅限于伤春悲秋，还可以对事理有感而发，云“至若感怀身世，发为心声，微辞写忠爱之忱，小雅舒怨悱之旨，弦歌变徵，振作士气，词虽未艺，亦未尝无补焉。”吕碧城毫不避讳展现自己的内心世界，她的作品总是充满了真情实意。
（四）惯用词语
吕碧城作品中有一些词汇出现频率极高，有“烟”、“怨”、“别”、“泪”、“痕（梦痕、秋痕、春痕、芳痕、粉痕、梅痕、玉痕、水痕、啼痕、巢痕）”、“凄凉”、“凄苦”“幽冷”“凄绝”“幽恨”等，常常营造一种烟水凄迷、艳冶凄馨的境界。
（五）艺术手法
吕碧城多用典、化用前人诗句。如“横塘未到花时节，暗香已先浮动”化用了林逋的“暗香浮动月黄昏”；“芳心深圆徽梗问闲愁几许？”化用了贺铸的“试问闲愁都几许”；《踏莎行》中的“水绕孤村”化用了秦观的“流水绕孤村”；《蝶恋花》中“寒食东风郊外路”则与韩的“寒食东风御柳斜”近似；《清平乐》中“寻寻觅觅”袭用了李清照《声声慢》里的名句；《浣溪沙》中“地转天旋千万劫，人间只此一回逢。当时何似莫匆匆。”借用了姜夔的“梦寻千驿意难通，当时何似莫匆匆。”虽加以变化创新，融入新意，但容易落入前人窠臼，有拾人牙慧之嫌，这也是词发展到近代已经十分完善饱和时出现的一个弊病。
（六）法、周邦彦
曾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云：“这五十年的词，都中了梦窗的毒。”吕碧城就十分推崇，也偏爱周邦彦、李后主、李清照等词人，常用他们的韵来填词，她自己的词也呈现婉约缠绵的风格。如《苏幕遮・拟周美成》《浪淘沙・拟李后主》《瑞龙吟・和清真》《满江红・庚申端午，偕缦华女士、迂琐词人泛舟吴会石湖，用梦窗苏州过重五词韵，时予将有美洲之行》等。
陈季在《吕碧城传》中云：“碧城雅知音律，所作词，都能当行出色，风格渊源，殆在片玉梦窗间，故能富艳精工，勾勒高妙”[2]。樊增祥赞其“句法善于伸缩，是填词能手，世间无数钝汉自命梦窗，纵使呕心十二万年，不能道其只字”。[3]亦赞“漱玉香毫写性灵，颇有太仓惆怅意[4]。”徐沅赞其“今之易安居士[5]”。可见吕碧城已得一派婉约精髓。
吕碧城创作颇丰，除词外，诗文创作亦是其文学成就的重要部分。她乃闺门弱质，漂洋过海，零落孤苦，却刚强坚韧，精明干练，才能卓著，她的创作中既流露出哀情伤感和离愁别绪，也展现了一位引领时代潮流的新女性的豪情壮志和胆识气魄。她的风采光华至今照耀后人。
注释
[1] 本文所引吕碧城诗词文内容及笺注评语皆来自李保民，校笺.吕碧城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后再不做标识.
[2] 陈季.吕碧城传 [A]//吕碧城.《晓珠词》（四卷本）[C].
[3] 吕碧城.《晓珠词》（四卷本）[C].
吕碧城诗词范文2
1
说到词曲的演变，不能忽略柳永和苏轼、辛弃疾的影响。
柳永之词，以其市民的情调，娴熟的手法，谐婉动听的音律，雅俗共赏的风格，成为曲的一种先导。诚如况周颐《蕙风词话》所云：“柳屯田《乐章集》为词家正体之一，又为金元以还乐语所自出。……自昔诗词之递变，大都随风会为转移。词曲之为体，诚迥乎不同。董（解元）为北曲初祖，而其所为词，于屯田有沆瀣之合，曲由词出，渊源斯在。”
苏轼、辛弃疾之词，以其丰富的内容，开阔的境界，融汇力极强的语言，阳刚之美为主的风格，同样成为曲的一种先导。元好问《自题乐府引》云：“乐府以来，东坡为第一，以后便到辛稼轩。”贯云石《阳春白雪序》云：“盖士尝云：东坡之后，便到稼轩。兹评甚矣。”由此看来，苏辛词与元曲正是一脉相承的。（注：以上问题，可参拙文《从词到典——论金词的过渡性特征及道教词人的贡献》，《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
除了柳永和苏轼、辛弃疾之外，其他有关词家的影响，也不应当忽略，其中值得提出的一位便是田为。
田为，字不伐。政和中与万俟咏（字雅方）同供职大晟府，“众谓乐府得人云”（注：王灼《碧鸡漫志》卷二。）。宣和八年(1119)八月为大晟府乐令。精通音律，擅长瑟琶。有《＠①呕集》。万俟咏有侧艳之词，田为与他有所不同，故王灼云：“田不伐才思与雅言抗行，不闻有侧艳。”（注：王灼《碧鸡漫志》卷二。）
田不伐的词在金代颇有影响。元好问有《世宗御书田不伐望月婆罗门引先得楚字韵》诗，可见金世宗完颜雍爱好田不伐词，因而亲笔书写。元好问本人亦有《婆罗门引·望月》词，从其内容看，受到田不伐词的影响。
元好问另有《品令》词，自注：“清明夜，梦酒间唱田不伐‘映竹园啼鸟’乐府，因记之。”既然梦见唱田不伐词，可见实际生活中唱田词是确有其事的。
到了元代，田不伐的词仍然很有影响，特别是在音律方面，仍然被词曲家们奉为楷模。白朴《水龙吟》（彩云萧史台空）小序云：“幺前三字用仄者，见田不伐《＠①呕集》，《水龙吟》二首皆如此。田妙于音，盖仄无疑，或用平字，恐不堪协。云和署乐工宋奴伯妇王氏，以洞箫合曲，宛然有承平之意。乞词于余，故作以赠。”可见当时《水龙吟》词尚能演唱，而且音律仍以田不伐之作为准。
元代有不少曲家创作《正宫·黑漆弩》（或作《鹦鹉曲》），而且都押“鱼模”韵。这一创作热潮，或曰由田不伐《黑漆弩》而起，或曰由田贲《鹦鹉曲》而起，是有争论的。
说由田不伐《黑漆弩》而起的是卢挚（约1242—约1314）的《正宫·黑漆弩》小序：“晚泊采石，醉歌田不伐《黑漆弩》，因次其韵，寄蒋长卿佥司、刘芜湖巨川。”曲云：“湘南长忆蒿南往，只怕失约了巢父。舣归舟唤醒湖光，听我篷窗春雨。故人倾倒襟期，我亦载愁东去。记朝来黯别江滨，又弭棹蛾眉晚处。”
而白贲（字无咎，约1270-1330前）有《正宫·鹦鹉曲》一首，实系《黑漆弩》，因首句为“侬家鹦鹉洲边住”，遂改为《鹦鹉曲》。
冯子振（1257-1337后）《正宫·鹦鹉曲》序云：“白无咎有《鹦鹉曲》云：（略）余壬寅岁留上京，有北京伶妇御园秀之属，相从风雪中，恨此曲无续之者。且谓前后多亲炙士大夫，拘于韵度，如第一个‘父’字，便难下语，又‘甚也有安排我处’，‘甚’字必须去声字，‘我’字必须上声字，音律始谐。不然不可歌。此一节又难下语。诸公举酒，索余和之，以汴、吴、上都、天京风景试续之。”
有学者评卢挚《正宫·黑漆弩》云：“此曲原唱，即冯子振所称白贲《鹦鹉曲》，疏斋以为田词，似偶误记。……无咎曲亦传唱当时，或误属不伐。”（注：王文才《元曲纪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5页。）案上述各曲之外，王恽(1226-1304)亦有《正宫·黑漆弩》之作，并在序中提到当时已有一首出现“江南烟雨”词句的《正宫·黑漆弩》。今人李昌集据此及其他有关材料，判断《正宫·鹦鹉曲》（侬家鹦鹉洲边住）并非白贲所作（注：李昌集《中国古代散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59-560页。），是有相当道理的。
这里还可以补充两条材料。
一是姚燧(1239-1314)有《黑漆弩》，与卢挚之作用韵相同。小序谓丁亥年听人歌《黑漆弩》而作。丁亥为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其时白贲只有十几岁，姚燧所听不可能为白贲之曲。
二是刘敏中(1243-1318)亦有《黑漆弩》二首，所用韵与卢挚之作相同。刘敏中所作，亦未必在白贲所作之后。
由此看来，田不伐的《黑漆弩》在元代确曾传唱，卢挚《正宫·黑漆弩》的原唱是田不伐的《黑漆弩》，大约是不会错的。白贲《正宫·鹦鹉曲》可能也是受了田不伐之作的影响，而它自身也曾产生影响那是下一步的事了。
2
在词曲演变的过程中，歌者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金代歌者，屡见于文人吟咏。元好问《仆射陂醉归即事》：“醉踏扁舟浩歌起，不须红袖出重城。”自注：“是日招乐府不至。”可见平日招歌者乃是常事。《闻歌怀京师旧游》：“楼前谁唱绿腰催，千里梁园首重回。记得杜家亭子上，信之钦用共听来。”这里的“杜家”，指杜仁杰，他是诗人，又是散曲家，所作套曲《般涉调·耍孩儿·庄家不识勾栏》是十分有名的；“信之”即麻革，“钦用”即李献甫，都是当时的诗人。《赠绝艺杜生》：“迢迢离思入哀弦，非拨非弹有别传。解作江南断肠曲，新声休数李龟年。”《杜生绝艺》：“杜生绝艺两弦弹，穆护沙词不等闲。莫怪曲终双泪落，数声全似古阳关。”这些艺人所弹唱，大多是词，也可能包括曲。
歌者对文人的创作，不止是被动地演唱，他们对于演唱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他们对于听众审美需求的了解，有时还会对文人的歌词创作起引导作用。如蔡松年《雨中花》（忆昔东山）序云：
数日来，蜡梅风味颇已动，感念节物，无以为怀，于是招二三会心者，载酒小集于禅坊。而乐府有清音人雅善歌《雨中花》，坐客请赋此曲，以侑一觞。情之所钟，故不能已，以卒章记重游退闲之乐，庶以自宽云。
一方面是词人有了郁勃于胸的感情，一方面艺人又具有这样的演唱优势，二者结合，声情匹配，便产生了这首词。
元代有关歌者特别是女歌者的记载更多。从夏庭芝《青楼集》可以看出，这些女艺人能歌词，能歌曲，有的还能作词，能作曲，因此她们在词曲演变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就更加显著。
能歌者如解语花：“尤长于慢词”。曾在卢挚、赵孟fǔ＠②等文人聚会上演唱元好问所作《骤雨打新荷》。小娥秀：“善小唱，能慢词。”宋六嫂：“小字同寿。元遗山有《赠bì＠③篥工张嘴儿》词，即其父也。宋与夫合乐，妙入神品，盖宋善讴，其夫能传其父之艺。”王玉梅：“善唱慢词，杂剧亦精致。”李定奴：“歌喉宛转，善杂剧。勾阑中曾唱《八声甘州》，喝彩八声。”这两位既善唱慢词，又善演杂剧，属于词曲兼精的人才。
能歌兼能作者如梁园秀：“歌舞谈谑，为当代称首。喜亲文墨，作字楷媚；间吟小诗，亦佳。所制乐府，如《小梁州》、《青歌儿》、《红衫儿》、《＠④砖儿》、《寨儿令》等，世所共唱之。”张怡云：“能诗词，善谈笑，艺绝流辈，名重京师。”曾即席歌金人蔡松年《水调歌头》词，又曾即席作北曲《小妇孩儿》。珠帘秀：“著名杂剧演员，又作有散曲小令《双调·落梅风·答卢疏斋》、套曲《正宫·醉西施》。刘燕歌：“善歌舞。”曾即席作《太常引》词。张玉莲：“旧曲其音不传者，皆能寻腔依韵唱之。丝竹咸精，pú＠⑤博尽解，笑谈，文雅彬彬。南北令词，即席成赋；审音知律，时无比焉。”曾即席作小令《折桂令》。
《青楼集》之外，有关元代歌者的材料还有很多。如关汉卿杂剧《钱大尹智宠谢天香》写谢天香能随口将柳永的《定风波》词曲“歌戈”韵改为“齐微”韵歌唱，而十分妥贴自然。谢天香在剧中是宋代人，但实际上是元代的写照。这也是元代歌者艺术修养的一个生动例证。
总之，在词曲演为发展过程中，歌者所起的作用一是唱，二是作。所谓唱，指的是这些歌者既能唱词，又能唱曲，促进了词曲的交流和演变。所谓作，一方面是歌者当中有的人自己能够创作，但更多的是歌者的演唱需求促进了文人的创作，文人有很多词曲作品，就是应歌者的要求而作的，前引蔡松年、白朴、冯子振诸例均是如此。文人的创作，经过歌者的演唱，迅速传播开来，又促进了社会对词曲的需求。元曲之所以能成为一代之文学，同时也是一代之音乐，作为中间环节，广大歌者实在是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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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曲已经占据歌坛主导地位的时候，一部分词仍在传唱。燕南芝庵《唱论》说：
近出所谓“大乐”，苏小小《蝶恋花》，邓千江《望海潮》，坡《念奴娇》，辛稼轩《摸鱼子》，晏叔原《鹧鸪天》，柳耆卿《雨霖铃》，吴彦高《春草碧》，朱淑真《生查子》，蔡伯坚《石州慢》，张子野《天仙子》也。
这里说到的“苏小小《蝶恋花》”，实为北宋词人司马yǒu＠⑦之作。因此这里提到的十位词人，北宋五位（张先、柳永、晏几道、苏轼、司马yǒu＠⑦），南宋两位（辛弃疾、朱淑真），金朝三位（蔡松年、吴激、邓千江）。这可以说是体现了南北的融合，也证明元曲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宋金词的艺术滋养。
这一组“大乐”之所以受到金元人的重视，不仅由于它们的作者知名度高，可以引起读者阅读的兴趣；也不仅由于它们文辞的优美，可以作为创作的楷模；同时也由于它们音律上的成功，可以作为演唱的典范。
我们知道燕南芝庵《唱论》曾对十七宫调的声情作了描述，如“仙吕调唱，清新绵远”，“大石唱，风流蕴藉”，“双调唱，健捷激袅”，“南调唱，凄怆怨慕”，等等。这一描述在演唱实践中是得到了某种程度体现的。
上面一组“大乐”，《乐府阳春白雪》对其中五首注明了宫调：《蝶恋花》为商调，晏叔原《鹧鸪天》为大石调，柳耆卿《雨霖铃》为双调，朱淑真《生查子》为大石调，张子野《天仙子》为中吕调。
我们试看传为苏小小所作，实为司马yǒu＠⑦所作的《蝶恋花》：
妾本钱塘江上住，花落花开，不管流年度。燕子衔将春色去，纱窗几阵黄梅雨。斜插犀梳云半吐。檀板轻敲，唱彻黄金缕。望断彩云无觅处，梦回明月生南浦。
俞陛云评此词：“琢句工妍，传情凄惋。”（注：《唐五代两宋词选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24页。）这首词演唱起来，确实可以是“凄怆怨慕”。再看晏叔原《鹧鸪云》：
彩袖殷勤捧玉锺，当年拼却醉颜红。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gāng＠⑧照，犹恐相逢是梦中。
朱淑真《生查子》：
年年玉镜台，梅蕊宫妆困。今岁未还家，怕见江南信。酒从别后疏，泪向愁中尽。遥想楚云深，人远天涯近。
前一首，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评曰：“词情婉丽。”后一首，《古今女史》评曰：“曲尽无聊之况，是至情，是至语。”这两首词演唱起来，确实也可以是“风流蕴藉”。
以上这些典范之词的唱法，作为一种艺术积淀，可以影响、可以融入曲的唱法。试看燕南芝庵《唱论》所记载的：
凡唱曲有地所：东平唱《木兰花慢》，大名唱《摸鱼子》，南京唱《生杳子》，彰德唱《木斛沙》，陕西唱《阳关三叠》、《黑漆弩》。
这里提到的《摸鱼子》、《生查子》，都在前述宋金十“大曲”之中；而《黑漆弩》则显然与田不伐之词有关。
当然金元人演唱的，并不都是知名作家的词，也有其他作家甚至无名氏的词。元人张翥《南乡子》序云：“驿夫夜唱《孤雁》，隔舫听之，令人凄然。”并形容其演唱效果是：“野唱自凄凉。一曲孤鸿欲断肠。恰似《竹枝》哀怨处，潇湘。月冷云昏觅断行。”这里所说的《孤雁儿》是词调，即《御街行》。《花草萃编》据杨shì＠⑨《古今词话》引无名氏《御街行》：
霜风渐紧寒侵被，听孤雁声嘹唳，一声声送一声悲。云淡碧天如水。披衣告语：“雁儿略住，听我些儿事。塔儿南畔城儿里，第三个桥儿外，濒河西岸小红楼，门外梧桐雕砌。请教且与、低声飞过，那里有、人人无寐。”
词咏孤雁，词牌因之改为《孤雁儿》。这首词情感质朴，语言通俗，上下片浑然一体，显示出与曲相近的特征。
以上情况充分说明，金元时代词曲的并存、交流、融合、演变，是通过各种渠道，由士大夫和民间的作者、歌者，由创作者与接受者共同完成的。周德清《双调·蟾宫曲》写道：
宰金头黑脚天鹅，客有钟期，座有韩娥。吟既能吟，听还能听，歌也能歌。和白雪新来较可，放行云飞去如何？醉睹银河，灿灿蟾孤，点点星多。
作者、歌者、欣赏者、评论者互为知音，其结果，是造成了可与唐诗、宋词媲美的一代之文学，一代之音乐，留下了中国文学史、音乐史上辉煌的一章。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艹下加汗
＠②原字兆加（页繁体）
＠③原字咸下加角
＠④原字扌加只
＠⑤原字艹下加捕
＠⑦原字木加（酉下加灬）
吕碧城诗词范文3
论文摘要：晚明女性诗坛崛兴，女诗人不仅振兴闺秀诗坛，而且争衡大家，以其卓绝的诗歌才华，创造了中国女性文学史上一段辉煌的历史。本文考察晚明女诗人的群体分布与构成、时代文化心理、诗歌创作艺术，揭现了晚明女性诗坛的概貌和诗歌创作特征。
创作特征明万历朝以迄崇祯末涌现的女诗人达数百家之多，女性诗坛崛兴，令士林瞩目。晚明女性诗歌一直是明清文学研究较薄弱的领域之一。近人谢无量《中国妇女文学史》论明代女诗人，仅摘录诗句，粗陈梗概。谭正璧《中国女性文学史》关注一些明代女性曲家，未免轻视了女性诗歌的艺术和精神。20世纪90年代后，学界始较多地关注活跃在晚明文坛的一批女作家，有关研究呈现兴盛之势。本文择论晚明女诗人的群落分布和诗歌创作的时代特征，意在初步显现这一时期女性诗坛的概貌和诗歌艺术特色。
一、晚明女诗人的群落分布
晚明女诗人的群体分布具有鲜明的区域性，女诗人集中在江南一带，北方籍的作家较少。江南区域人文发达，经济兴盛，文学世家林立，由此构成女诗人的渊致，涌现吴江叶氏、嘉兴黄氏、绍兴祁氏、嘉定侯氏、桐城方氏等女诗人群体，南京青楼女诗人构成的秦淮诗群也格外引人注目。下面分别予以简述:
吴江叶氏女诗群。明末吴江叶、沈两大文化世家拥有沈憬、叶绍袁、沈自征、沈宜修、叶小莺、叶执执、叶小纵等数十位享誉文坛的作者，两家联姻，以沈宜修和叶氏三姐妹为中心形成叶氏女诗群，聚结着两大家族近20位女诗人，可谓群星璀灿。沈宜修，字宛君，适叶绍袁，率五女八子淡泊自守，诗词赓和，著有《鹏吹集》。宜修长女执执，字昭齐，工书法，有晋人风范，有《愁言集》一卷。次女小纵，字蕙绸，擅作杂剧、诗词，晚年自定诗集《存余草》。三女小驾，字琼章，十七而卒，有《返生香》一卷。以上四人外，叶氏女诗群还包括叶小繁、沈智瑶、沈静专、沈蕙端、张倩倩、李玉照、沈宪英、沈华贫、沈树荣、颜绣琴、红于等。崇祯九年(1636)，叶绍袁编刻家集《午梦堂全集》。曹学侄读后惊叹不已，《午梦堂集序》中说:“余潜选明诗，如获拱璧。诅惟闺秀，足当大家。
嘉兴黄氏女诗群。黄居中增辑徐兴公《笔精》卷五《诗文评·宫间》:“先师携李黄学士，家富青箱，人标黄绢，不独子姓为然也。女有闺秀林风，妇有郝法钟礼，玄心夙悟禅机，彤管并标女史。”黄学士指嘉兴名士黄洪宪。黄氏诗群可分作两支:一是黄洪宪子媳沈纫兰为首，黄淑德、黄双蕙、项兰贞、周慧贞等人组成。沈纫兰，字闲靓，有《效擎集》。纫兰仲女双蕙，字柔嘉，髻年喜禅，年十六而逝，诗词才华可比叶小莺，有《禅悦剩稿》。纫兰从妹黄淑德，字柔卿，通文史、音律，早寡，礼佛隐居。项兰贞，字孟碗，嫁黄卯锡，与姑母黄淑德相倡和，有《裁云草》、《月露吟》、《咏雪斋遗稿》。周慧贞，字艳芬，适黄婷，有《剩玉篇》。二是黄洪宪族女黄媛介为首，由黄媛贞、黄德贞等组成。媛介，字皆令，为闺塾师，甘于清贫，娴于诗画，意境简远，著《湖上草》。钱谦益《士女黄皆令集序》:“今天下诗文衰婚，奎璧间光气黯然。草衣道人(王微)与吾家河东君(柳如是)，清文丽句，秀出西怜六桥之间。马膛之西，鸳湖之畔，舒月波而绘烟雨，则有黄媛介皆令。吕和叔有言:不服丈夫胜妇人。岂其然哉?媛介字皆德，有《卧云斋诗集》。媛介从妹德贞，字德辉，曾与归素英共辑《名闺诗选》，诗有《冰玉》、《雪椒》、《避叶》、《蕉梦》等集，二女兰媛、蕙媛，亦工诗词。
绍兴祁氏女诗群。祁彪佳家族为绍兴文化世家，彪佳之妻商景兰，女德渊、德琼、德菌，子妇张德蕙、蓉，率工诗词。黄运泰、毛奇龄《越郡诗选·凡例》:“闺秀则梅市一门，甲于海内。忠敏擅太傅之声，夫人孕京陵之德。闺中顾妇，博学高才，庭下谢家，寻章摘句。……闺阁风流，莫此为盛。”商景兰，字媚生，吏部尚书商周柞之女，著《香囊集》。在闺阁时与姊景徽倡和，及嫁祁彪佳，乡人目之金童玉女，《静志居诗话》:“祁公美风采，夫人商亦有令仪，闺门唱随，乡党有金童玉女之目。”1645年，清兵攻陷南京，彪佳投水殉国，景兰率祁氏妇孺“拈题分韵，推敲风雅，或尚溯古昔，衡论当世”。景兰长女德渊，字强英，著《静好集》。次女德琼，字修嫣，有《未焚集》。小女德茵及儿媳张德蕙、蓉，亦工诗词。值得一提的是以祁氏家族为中心所聚结的一批越中女诗人:商景徽，字嗣音，有《咏雏堂集》;王静淑，字玉隐，有《清凉集》;王端淑，字玉映，辑《名媛诗纬》，著《吟红》、《留筐》、《恒心》等集。祁氏女性诗群的影响延至清初诗坛，严迪昌先生《谁翻旧事作新闻》冈一文已揭示一斑，此不赘述。
嘉定侯氏女诗群。侯炯曾家族为明末嘉定文化旺族，拥有夏淑吉、姚妨俞、章有渭、盛蕴真、侯蔡宜等女诗人。淑吉，字美南，华亭人，夏允彝之女，嫁侯玄询，年二十一而寡，入佛门，更名神一，著《神一龙隐遗稿》。有渭，字玉演，出身华亭闺门唱和之家，嫁侯掇，有《燕喜楼草》。妨俞，字灵修，长洲人，嫁侯玄演，明亡，礼佛，法名再生，有《再生遗稿》。蕴真，华亭人，适侯澈，自号笠道人，有《寄笠遗稿》。蔡宜，字俪南，炯曾之女，有《宜春阁集》。1645年，酮曾携子玄演、玄洁坚守嘉定抗清，城破遇害。侯氏女诗人在明亡后共筑岁寒亭以唱和，并守节三十余年，先后卒。
桐城方氏女诗群。明代桐城方以智家族，乃伐阅之家，一门清华，女性雅负诗文才能。方以智姑母方如耀，字孟式，工书画，嫁山东布政使张秉文，崇祯十二年(1639)，清兵攻济南，张秉文率军抵抗，城陷，孟式投水而死。有《纫兰阁集》八卷、《纫兰阁诗集》十四卷。孟式之妹维仪，字仲贤，早寡，守志清芬阁，致力文史，有《清芬阁集》八卷、《楚江吟》一卷，编《宫闺文史》、《宫闺诗史》、《宫闺诗评》等。方以智早年丧母，由维仪抚教，其《合山栗庐占·慕述》云:“惟我二姑，一节一烈，《纫兰》、《清芬》，世传双绝，不负家学，伟哉闺阁!”孟氏从妹方维则，有《茂松阁集》，与孟式、维仪共称“方氏三节”。方以智生母吴令仪，字棣倩，琴棋书画，种种精妙，三十而卒，维仪搜其逸稿，刻传《献佩居遗稿》。方以智妻潘翟，字副华，桐城人，有《宜阁诗文集》四卷。此外，桐城方氏女诗群还包括吴令仪从兄吴道谦之女坤元，字璞玉，十岁能诗，与方维仪、章有湘齐名，有《愁添集》、《松声阁三集》。章有湘，华亭人，字玉筐，章有渭之姊，嫁桐城进士孙中麟，有《澄心堂集》、《望云集》等集。
钱塘女诗群。晚明钱塘女诗人辈出，其中田玉燕、梁孟昭、顾若璞称誉一时。田玉燕，字双飞，田艺蕃女，与妹田飞燕俱能诗，有《玉树楼遗草》。梁孟昭，字夷素，有《墨绣轩吟草》一卷、《山水吟》一卷。《名媛诗纬》评曰:“夷素一代作手，为女士中之表表者。其长短诗歌，皆清新幽异，大小墨妙，远过前人。”虞净芳，虞淳熙之女，有《镜园遗咏》。顾若璞与梁孟昭相齐名，字和知，嫁黄汝亨之子茂梧，茂梧病段，若璞自称未亡人，有《卧月轩集》六卷。在顾若璞周围，又聚集着数位黄氏家族的女诗人:若璞子黄璨之妻丁玉如，字连璧，不仅能诗，且慷慨好大略;若璞弟顾若群之妻黄鸿，字鸿耀.有《广寒》、《闺晚吟》集。除以上数人外，钱塘女诗群还包括翁桓、陆么凤、张琼如等人。
秦淮女诗群。万历朝以后，南京青楼女子喜耽诗词，参与文人唱和，构成秦淮诗群，其中以秦马湘兰、赵彩姬、朱无瑕、郑如英、董白、顾媚、卞玉京为著。马、赵、朱、郑四人号为“秦淮四美”。马守贞，字月娇，善绘兰，人称湘兰，性喜轻侠，与吴中名士王稚登相知，稚登评其诗“字字风云”、“闻者神飞”。有《湘兰子集》。朱无瑕，字泰玉，歌舞、文史、诗文、绘事无不兼擅，才华倾人，而性格沉静，有《绣佛斋集》一卷，诗意清新情至。赵彩姬，字今燕，有《青楼集》一卷，《笔精》卷二评其“五绝楚楚风流，音谐句适，亦平康之秀也”。郑妥，又名如英，字无美，丰姿冶丽，有《寒玉斋集》一卷、《红豆词》，小诗婉而多风，颇具匠心。
吴门二大家。长洲陆卿子和徐媛，出身名门，嫁与名士，并擅文辞，相互唱和，时称“吴门二大家”。《列朝诗集小传》载:“小淑多读书，好吟咏，与寒山陆卿子唱和。吴中士大夫望风附影，交口而誉之。流传海内，称吴门二大家。”陆卿子，名服常，陆师道女，嫁松江赵宦光，偕隐苏州寒山别业，著有《云卧阁集》、《考架集》四卷、《玄芝集》四卷。徐媛，字小淑，徐时泰女，嫁范允临，著《络纬吟》十二卷。董斯张(徐姊范夫人诗序)称:“相敬如宾，或回文唱和，扬论古今;或亮月半天，川岩在览;或名花照槛，节序关心。每拈一题，夫子辄书之。”
此外，晚明还有一些较值得注意的女诗人群体，包括三水文氏:文翔凤之妹工诗能文，有《君子堂集》、《九骚》;翔凤之妻武氏，三水人，能诗，卒于崇祯初;翔凤继室邓氏，敬慕翔凤才名，伉俪唱随。华亭张氏:王凤娴，字瑞卿，华亭人，嫁宜春知县张本嘉，有集《焚余草》、《续草》;凤娴长女引元，字文妹，又字蕙如，著《贯珠集》;引庆，字媚妹，与姊引元唱和，有《双燕遗音》一卷。上元卞氏:吴山，字文名，当涂人，嫁上元卞琳，以诗闻名四十徐年，有《西湖》、《虎丘》、《广陵》等集，汇编《青山集》，魏禧作序;吴山长女卞梦任，字玄文，号篆生，工诗词，母女唱和，有《绣阁遗草》、《西怜闺咏》;吴山次女卞德基，上元人，诗词之外，兼善绘事。
二、晚明女诗人的时代文化心理
在阳明心学、三教合
一、市民思潮流行之下，晚明形成张扬个性的社会思潮，给女性解脱历史的束缚带来新的机遇。总体而言，晚明女诗人的人生态度、价值观念，相较明初、中叶，变化显著。
其一，女性自立意识高扬。晚明人文思潮催动下，女作者不甘寂寞，亲操文柄选政。沈宜修，不满旧闺阁诗选，欲扬当代女子之气，并担心一代才人湮没，而选《伊人思》，录诗46家，《伊人思自序》云:“世选名媛诗文多矣，大都习于沿古，未广罗今。太史公传管晏云:“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余窍仿斯意，既登碗淡者，弗更采撷。中郎帐秘，乃称美谭。然或有已行世矣，而日月湮焉，山川阻之，又可叹也。若夫片玉流闻，并及他书散见，俱为汇集，无敢弃云。容埃博搜，庶期灿备尔。”方维仪编《宫闺诗史》，评古论今，志在争衡文坛，《静志居诗话》称:“龙眠闺阁多才，方、吴二门称盛。夫人才尤杰出。其诗一洗铅华，归于质直，以文史当织妊，尚论古今女士之作，编为《宫闺诗史》，分正、邪二集，主于《昭明》、《彤管》，刊落哇，览者尚其志焉。”无疑，《伊人思》、《宫闺诗史》等集的出现昭示着晚明女诗人已不满足女性文学作为风雅的小点缀、小摆设地位，自立自为意识正逐步增强。
其二，追求名士风度。叶小莺怀志高远，沈宜修《季女琼章传》载云:“性高旷，厌繁华，爱烟霞，通禅理，自恃颖姿，尝言欲博尽古今。作诗不喜作艳语，集中或有艳句，是咏物之兴，填词之体，如秦少游、晏小山代闺人为之耳。……其爱清幽恬寂有过人者，又最不喜拘检，能饮酒，善言笑，潇洒多致，高情旷达，夷然不屑也。如此高情旷达，的青春少女诚是难为常人所理解，难怪其逸事广为流传，并衍生一些奇闻异谈，如袁枚《随园诗话》卷六载:“雨东顾鉴沙，读书伴梅草堂，梦一严妆女子来见，曰:‘妾月府侍书女，与生有缘。今奉救贵书南海，生当偕行。’顾惊醒，不解所谓。后作官广东，于市上买得叶小莺小照，宛如梦中人，为画《横影图》，索题，钱相人方伯有句云:怪他才解吟诗句，便是江城笛里声。
其三，性喜任侠。晚明士人喜任侠，女性亦不示弱。嘉兴妓薛素素，善绘兰竹，作小诗，飞弹走马，“以女侠自命”，人称“薛五”，每挟弹出游，观者如堵，陆弼《观素素挟弹歌》诗云:“侍儿拈丸著发端，回身中之丸并坠。”常熟人羽孺，本名翁孺安，字静和，追求名士风度，种兰啸歌，放舟吴越。《列朝诗集小传》载有其“风流放诞，卒以杀身”之事:“能书善画兰，明窗辈几，前兰种蒲，读书咏歌，故以素兰自号。明月在天，人定街寂，令女侍为胡奴装，跨骏骑，游行至夜分。春秋佳日，扁舟自放，吴越山川，游迹殆遍。天启七年九月中，夜漏三下，不知何人碟杀之。狱具，卒不得主名。”羽儒事迹在明末还被演为传奇。著有《素兰集》二卷，流传士林。《众香词》评其:“句效长吉，则牛鬼蛇神，穿天出月，雕戈谗鼎，不足为其色也;晚则形神俱瘁，荒烟野草，不足为其悲，雁断云迷，不足为其恨。”
其四，尚才艺。马湘兰、羽孺、薛素素皆善画兰，朱无瑕、傅灵修善唱戏曲，赵今燕精通诗词、歌舞。陆卿子、沈宜修精通诗词、书画。以叶小莺和小纵为例。小莺十岁能诗，年十三即作文赋，小楷精美秀逸，绘画别具风神。叶小纵嫁吴江派戏曲家沈嫌之孙永祯，既工诗、词，又能作杂剧，所作《鸳鸯梦》为明代戏曲史上杰出的女性作品，沈自征《鸳鸯梦小序》云:“若夫词曲一派，最盛于金元。未闻有擅能闺秀者。即国朝杨升庵，亦多诸剧，然其夫人第有《黄莺》数闽，未见染指北词。绸甥独出俊才，补从来闺秀所未有，其意欲于无佛处称尊耳。吾家词隐先生(沈景)，未见染指北词。……今绸甥作，其俊语韵致，不让酸斋、梦符诸生，即其下者，尚犹是周宪王金梁桥下之声，实与语此道者。”其五，雅重节概。晚明女诗人崇尚节概，令后世瞩目。方孟式在清兵攻破济南后投池而死，堪称女中豪杰。清初，侯氏女诗人咀嚼国亡家破的悲惨人生，共筑岁寒亭，诗词唱和以终。祁氏女诗人与岁寒亭唱和遥相呼应，以凄霖苦雨之音咏唱人生、家国之悲，商景兰《悼亡》诗云:“公自成千古，吾犹恋一生。君臣原大义，儿女亦人情。折槛生前事，遗碑死后名。存亡虽异路，贞白总相成。”扬州妓王微，字修微，才情不俗，晚年嫁华亭许誉卿，遭遇国变，相依兵灾间，临逝，以剃刀械衣贻誉卿:“当此丧乱之中，得全身为上，幸毋自辱。女诗人的民族气节，令人荡气回肠。
三、晚明女性诗歌的创作特征
明末女诗人诗歌成就卓著，这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能够不囿于闺阁文学创作传统，感受时代思潮，自撼胸臆，自成一家言。如徐媛深受公安派诗论鼓动，诗任自然，不事雕琢，纯然“性灵”一派。范允临《输寥馆集》卷三《络纬吟小引》论其:“多师心独造，无所沿袭。”莆田周庚，字明瑛，受竟陵派沾薰，其《羹绣集》清新幽峭，有风雨悲鸣之意。晚明女性诗歌题材涉及闺思、亲情、世运等各个方面，其特征，概括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新晨
一是尚情贵真。“尚情”是晚明文学革新思潮的主流，女诗人推毅这一潮流，不遗徐力，以诗载写一代知识女性的情感心路历程和人生追求。如叶小莺《七夕后夜坐，红于促睡漫成》云:“池畔芙蓉映碧萝，岁星今又隔银河。侍儿未解悲秋意，明月高悬怯素罗。”不可否认，小莺的早逝与其多情善愁深有关联。黄媛介《读叶琼章遗集》叹云:“字字叙其真愁，章章烷其天趣。成风散雨，出口人心，虽唐宋名人亦当避席。但讶彼正桃李之年，何为言俱逼霜露?惜花太甚，遂成刻露飘零，咏鹊未期，竟兆惨离情事。清人沈钦韩为叶执纹《愁言集》跋云:“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无恨月常圆。钟情又怕伤心死，一卷愁言欲问天。”这不惟透见叶诗心，更是众多晚明女诗人尚情贵真、哀惋情韵的绝好写照，从中我们可以深刻体味晚明女性诗歌的可贵之处。
吕碧城诗词范文4
关键词：清初 清词 评点 传播
基金项目：本论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青年基金项目）中国词学评点研究（10YJC751140）阶段性研究成果
宋词传播的途径有词集、传唱、题壁（题画、题扇）等，以前两者为主，尤其是歌筵绮席的传唱，这种传播方式对宋词的审美特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至清代，词乐久已失传，词的传播途径几乎完全依赖于词集，一些传唱、题壁（题画、题扇）是极为个别的现象。而对于词集而言，评点是推动它传播的有效方式。词学评点起于宋，然至清初才蔚然成风，据笔者目前统计，已有两百余本词集评点本。评点是清代词学复兴的突出现象，可以说，评点促进了清代词学的复兴。
一、小众读者：词集在评者圈中的传播
评者是独特的传播者，他以“读者”的身份接受文本，同时又作为批评者、知情者担负着向潜在读者传播文本的职责。他介于作者与潜在读者中间，三者之间形成这样一种传播、接受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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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与评者之间是文本传播的第一阶段，他们共同致力于向读者传播文本，评者的目的自不待言，作者同样主动借助评者的力量达到宣传的效果。围绕着作者与文本，评者构成固定的小众读者群，他们介入文本的创作，与作者双向互动，最终以评点本形态展示出一个直观的传播接受过程。
这一阶段的传播属于人际传播，特点是：作为传播者的作者与作为接受者的评者之间的深层传播处于“熟人圈”中，他们彼此相识，于评点过程中密切往来和交流信息。
一部词集的评者构成可以分为亲友、名公大卿两类，当然两类存在着交叉。清初词集评本的评者大部分数十以至成百人，基本为作者相识的亲友，一部评点本可以说是作者的交游录，而评者之间并不一定全部存在交游。清文人得以通过科举跻身仕途者毕竟属于少数，沉沦不遇的文人多有游幕或清客的谋食生涯，他们转游各地，通常以诗词为贽，拜谒权贵或文士，交游中结为友朋。因而这一类文人的词集评者又以作者的游历被划分为若干交游圈。因此，一部词集的评者亦有群体之分，如丁澎《扶荔词》、徐喈凤《荫绿轩词》、王《峡流词》、金《绮霞词》、叶光耀《浮玉词》等词集中，评者群体都有百余人的规模，这一特征尤为明显。当附带友人评点的词集稿本在众位评者中传阅时，实际为他们提供了交流的媒介，评者不仅与作者对话，相互之间也在交换着对文本的认识。评语的对话性质有两层含义，其一是与作者的对话，评者之间的对话，以被评稿本为文学交流的载体；其二是指向读者，以阐释文本来引导读者对词集的接受。前者是当代评点的独特之处；后者在经典评点中比较常见。
评者与作者的对话内容丰富，大致有词事的追忆、情感的共鸣、艺术的探讨这三类。词人所写之事为评者所熟悉或同为参与者，评者会接续词作者的话题补充各类信息，此类对话是评语文献价值的主要来源。比如金《蓦山溪・九日同王季来、吕五荀登识舟亭》一词，何而评云：“秋色江光，恍然在目，是年予亦客鸠兹，惜不与同登为怅。”[1]何而虽没有与词人一同登览识舟亭，但亦于同年客游鸠兹，由此引发评者与作者一同追忆当时的“秋色江光”。对话中补充了作词的地点，也交代了评者的游踪。
评者喜于词后抒情写志，与作者共鸣。以金人望《瓜庐词》为例，集中唱酬、赠答之作颇多，其友人的评点多以对话的形式与作者同声相应。《金菊对芙蓉》是以词代书，寄赠里中友朋，序中说明作词目的：“岁暮偶过海曲，有以春联索书者，颇得酒食，用报里中数知己。”词中回忆往岁此际正与故园友朋赏梅，并设想此时友朋应在赏梅而怀念自己，“忆故园数子，结伴寻梅。梅边忍动怀人句，应念我、久客燕台”。结句则设想这首词寄与友朋阅读时，他们定会为词中趣事“笑口齐开”。这首词由垂荷评点，垂荷不详其人，据其评语推断应是金人望所云“里中数知己”之一。他的评语为：“正动观梅之兴，忽来戛玉之章。及呼同人齐开笑齿，先生何料事之神也？”[2]由评语可知，这首词寄与垂荷，评语则作于其收到词作之时，写得非常生动，极具现场感。有时，评者并不一定是词作指向的对象，仅出于有所感触而与作者交流。如吴启思评李渔一组惜春的《减字木兰花》词，云：“四阕如燕语莺啼。所谓汝正伤春，我又悲秋耳。”[3]429词作惜春，评者悲秋，评者只是借评语告知作者当下的心绪，起到交流情感的作用，联系其间的或是对时光的感触。
评者与作者的对话中还包括对词作艺术的探讨，主要分为对词作艺术性的惊叹和对原词的修改意见。前者如曹贞吉《御街行・和阮亭赠雁》一词，王士评曰：“君从何处看得此无人态？”[4]又如徐如蕙《眼儿媚・画松》一词，芳丛评云：“标题东坡句好，子美诗佳，此词不知好否、佳否？吾妹试反而自问。”[5]对词作的修改意见一般都指向用词遣句、音韵格律等层面，仅出现于稿本评语中。
有时词集评本中每首词的评者不止一人，评者之间也会发生对话，这种情况也不少见。比如曹贞吉《珂雪词》每首词都有数位评者的评语，最多时竟达八位。评者之间的对话侧重于讨论词作的艺术。如《爪茉莉・本意，和蛟门用宗梅岑韵》一词，彭孙评曰：“咏物诗词，贵在取意不取象，写神不写形，如此结语，妙在形象之表。”陈维崧评曰：“后段四十二字，无一字说茉莉，却无一字不是茉莉。正词家三昧也。羡门言是。”[4]这种对话虽然有所重复，但多方的确认表明了词人的某种特色与成就获得了公认，而非一家之言。
评者与作者、评者之间对话式的评语，很明显旨在加强亲友间的交游，而非指向词集刊刻的宣传，后者体现为评者从批评者的角度评论词人词作，以指引读者接受。词集稿本在评者群体中传阅、品评是独特的传播过程，以其内向性将作者与众多评者凝聚为群体，而评语亦作为词作内在的延伸，与原作融合为整体。
二、评者对词集的宣传
评者同时又作为传播者，面向大众传播，旨在向潜在的、未知的读者推广作者与词集。评语的传播特征外在的表现是它的宣传色彩，类似于现今的广告效果；内在的则是以对文本的解读，促进、引导读者对文本的积极接受。
评点的宣传性与文本的两个功利目的密切相关：作者立言不朽的愿望和文本的商业盈利目的。传统雅文学通常更倾向于或仅具备前一动机，与通俗文学浓厚的商业营利色彩有所区别。文传则名传，对传文的认识激发了作者、传者刻印文集的热情。立言不朽必须借助言得以传播为前提。自宋以来，人们已充分认识到传言以不朽，宋代也成为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因此，刊刻别集或编刻书籍以实现立言不朽，成为宋以来历代文士孜孜以求的人生目标。
清代词集的刊刻主要是出于立言不朽的目的，文士希冀能刻集传世，即使生前未能实现，后人、友人也会努力达成其遗愿。尤侗为其早逝友人汤传楹刻集《湘中草》（为诗文词全集），其跋云：“吾友虽殁，幸有后死者在。诗与文已定矣，可以传矣。世之作而无述，述而无传者何限？若予年齿既久，笔墨遂多，其传不传固未可知，求其相知定我文如卿谋者，已不可得。古人所以既痛逝者，行自念也。”[6]即道出为友人刻集是传其名，并忧虑己文的传与不传。陈玉自责“丽农稿在而惜尚未刻，同人均有责矣”。盖因立言、传言是文士的使命，且亦成为其亲友的职责。
诗文词集的商业盈利性在立言不朽的宏伟精神的对照之下，很少被研究者注意，其实就词集刊刻而言，它在清代词学复兴的背景中是一项获利颇丰的商业投资。李渔是清初戏曲、小说大家，同时为名副其实的书商，其经营的冀圣堂、芥子园是清初著名的书坊。书坊盈利是李渔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清代词学大振，仅顺康两朝，词人与词作数量已超越前代之总和。创作兴盛的背后必然是以读者市场的繁荣为支撑，李渔以商人的敏锐眼光，洞察出词集刊刻的盈利空间，他及时刊刻词集《名词选胜》、《耐歌词》与词话《窥词管见》。与正统文人不同，李渔是一位世俗型文人，他在《名词选胜》序言中喜不自禁地讲述刊刻词集是如何的获利，序云：“十年以来，名稿山积，缮本川流，坊贾之捷于居奇者，欲以陶朱、猗顿之合谋，举而属诸湖上笠翁一人之手。”[7]35
由此，评者的评点具有了明确的目的性：推誉作者、作品，以传其名，以广其利。为增强评点的宣传效果，一部词集邀请众多亲友品评，以群体的称赞壮大声势。同时作者、编选者更倾向于邀请名流评点，因为评者若具有一定权威性，他的延誉、推褒比普通评者更有利于作者的成名和作品的流传。在传播学中，传播者的权威性是具有使受众相信、听从的力量、威望和地位的特质。通常，传播者愈有权威性，其传播的影响力就愈大，受众就愈信从。一些词集评者数十成百人，而评者是否于卷首署名则视其于文坛、词坛的名望，与评者是否为主评者并无必然关系。比如沈朝初《洪崖词》附于《不遮山阁诗抄》，该本题“新城王阮亭先生鉴定”，但词集部分王士并没有参评。又如汪灏《披云阁词》，题“新定毛会侯先生点阅”，而实际评者共65人，毛际可评语仅8则。作者、编刻者的这一做法是运用名人效应的营销策略，所谓“开卷即睹雷名，与作玄晏无异也”。[7]212皇甫谧，号玄晏，为左思 《三都赋》作序，从而左赋为世所重，因此“玄晏”用为待人题品延誉的典故。
清词评点为作者、作品增价的通常做法是将其与宋代和当代的名家、名篇相提并论，或称赞其在某方面超越前人、时人。清词在创作与理论方面较宋词有众多突破，这使清人评词充满了自信，唐宋词在清人眼中并不是不可超越的绝作，他们乐于在评语中推尊今词，称颂词作在用词遣句、构思情感、章法技法等等方面媲美，甚至超越了唐宋名家。这是否仅仅是评点的“标榜声气”？有一些被评者认为“直追淮海”、“夺温韦之席”等等的词作，实际水平的确名不副实。而有一些词作，其感发力量与艺术性堪与唐宋名家名篇相比，更有超越之处。比如龚鼎孳《菩萨蛮・七夕饮慈仁寺松下》一词，纪映钟叹曰：“古直苍凉，令我泪如铅水。后半阕末二语又何其温细乃尔耶？固当合学士、屯田为一人耳。”[8]王士《塞翁吟・和清真韵》一词，邹祗谟认为：“清真有其妍宛而无其清艳，梦窗有其瑰琢而无其流丽。作僻调具如此风致，两宋好手，恐当避地三舍。”[9]这两首词的艺术性都很高，对原唱有所超越，评者所论并非浮夸。以周邦彦《塞翁吟》与王士和作为例，王士和词虽写艳词，然以“人静悄”、“冰绡”、“芭蕉初碧”、“梦中”、“秭归“、“东风”等一系列清、空的意象，营造出清艳的效果，不同于原唱单纯的妍丽。评者认为“清真有其妍宛而无其清艳”的赞誉应该说名至实归。
清人的评说是在努力塑造清词的经典，然而这一努力成效甚微，现今被认作经典的仍主要是宋词，今人眼中的清词经典名篇屈指可数，而清词的数量与名家远远多于宋词。这是因为经典之所为经典，首先在于它的创造性，后人以此为范作而摹习，虽惟妙惟肖，或有所超越，都难以有足够的创新力打破原作成为新典。清词经典化的难度较大。另一方面，清人将唐宋词经典化，而清以后，词失却了创作的环境，清词经典化的过程被迫中断。从清人的评说中披沙拣金，接续清词的经典化过程，对于今人来说，是完善文学史的一项任务。一些融唐宋名家所长而去其短的词作，尤为值得注意。清词的经典化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今人的词选，而选词完全可以借鉴这些评语。评者大多为深谙填词三昧的词人，他们的鉴赏眼光通常情况下比今人敏锐和高明。
三、评者宣传的困境
评者宣传的出发点是抬高词人、词作的声价。当然很多词人、词作不愧于这样的评价，也不可否认，同时存在不少过度拔高、名不副实的现象。另外，评者对词作艺术的称赞虽符合其实际，但评语内容、方式形成一定套路，满篇陈陈相因的话语难免有应酬之嫌，亦会令人生厌，造成相似评语数量的过度使其走向宣传目的的反面。
四库馆臣即极为反对当代评点，对明末清初评点的过度宣传造成的反感。其论《珂雪词》的评点云：“旧本每调之末必列王士、彭孙、张潮、李良年、曹勋、陈维崧等评语，实沿明季文社陋习，最可厌憎。今悉删除，以清耳目。”[10]2802论《十五家词》云：“并录其同时人评点……虽标榜声气，尚沿明末积习，而一时倚声佳制，实略备于此。存之可以见国初诸人文采风流之盛。至于每篇之末，必附以评语，有类选刻时文，殊为恶道。今并删除，不使秽乱简牍焉。”[10]2807其实《珂雪词》与《国朝名家诗余》的评语大多出自词学名家，评点精妙，有很高的词学理论价值。从上述批评来看，四库馆臣批判的是当代评点“标榜声气”的浓厚的宣传色彩。吴承学先生《与评点之学》一文认为四库馆臣对评点的批判是立场与判断，而缺少学理分析，“《总目》所反映出来的立场， 代表了主流意识形态与官方文化反对时俗、流行大众文化以及对于功利色彩太强的文化形式的鄙夷， 另一方面也表现出清人对于明代尤其是晚明文风与士风的蔑视”。[11]《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宋人评点、经典评点的态度要缓和得多，而批判主要指向明人评点尤其是当代评点，后者旨在宣传的强烈功利性不会容于志趣高古、屑意流俗的鸿儒高士。
因此，过度宣传造成的效果将适得其反，不唯鸿儒高士，大众文人亦难以接受，为此，评点还须遵循传播的可信性原则。可信性是指受众对传播者相信、认可的感觉和程度。在传播过程中，传播者愈是让人觉得可信，人们也就愈容易按照他的信息意向发生变化。评者是独特的传播者，他介于作者与读者之间，既需体察作者之意，又需指引读者之接受，其称颂语需取得两方的信任。对宣传性与可信性两者度的把握造成评者的困境。
明末清初，为友朋文集作评点几成交游礼节，一些文人不堪其苦，宣布绝笔不为评点。吕留良《客座私告》有“三畏九不能”，其四不能曰：“批评朋友著作。性不善谀而时尚所宗。未展卷帜先须料简谀词，又须揣合其意，如曰：‘惟公不好谀者’乃佳。其苦甚于夏畦……凡此三畏九不能，友朋间有知其大半者，有知共一二者，有全不知者，但一不知而触焉，必因之得罪矣。故不敢不布。”[12]不为友朋著作评点被视为不友好的行为，故吕留良向友朋宣告不为评点的原因以免罪人。他认为评点在逾扬作者、作品的同时又需揣合作者之意，不至于令其看出有意的“谀词”。评语的宣传性与他“性不善谀”的本性不符，故难为评点。傅占衡不为评点亦是因难以把握“谄”与“直”的度，他作有《六戒》，有“戒批诗文”条，云：“汝妄批时贤诗古文，谄过取憎，直过取怨，曾不相勉学问。且以一帙当饮食，征逐甚无益也。且汝胸非水鉴，譬之堂下人乎，视听过力，徒加聩声。非汝任也。敬谢不敏为妥。”[13]傅占衡体会到为友朋作评点“谄过取憎，直过取怨”，于学问却无益处。吕留良与傅占衡所言评点之难都指向作者。的确，当代评点根本目的是辅助作者传播作品，即使是面向读者的阐释，背后也是为作者出力。
评点实非易事，清代词学评点大盛，可以推断好的评点仍然占多数，这种批评方式受到大众的欢迎，亦达到很好的宣传效果。李渔在邀请方文评点《闲情偶寄》的书信中，论述如何成就好的评点，书云：“阅诗评文，良非易事。看得出、批得当，即是棒喝作者处，不特涂铅抹黛，饰混沌以蛾眉，代掩世人耳目已也。拙著中评语颇多，某最服膺老父台之千金一字。盖以点铁手点睛，不必尽是真龙，抑或侥幸飞去，未可知也。况复古雅遒劲，真不愧当代词宗。”[7]212好的评点集宣传性、可信性与可读性为一体。在传播可信性原则的制约下，评点的宣传功能必须符合作品的实际艺术水平，才能获得作者与读者的认可，推动作品的传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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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金人望.瓜庐词[M].清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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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徐如蕙.瑶草[A]//倚云楼集[M].清刻本.
[6] 湘中草[A]//尤西堂全集[M].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
[7] 李渔.笠翁一家言文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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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王士，邹祗谟.倚声初集[M].清顺治十七年刻本.
[10] 纪昀.四库总目提要[M].北京：中华书局版，1997.
[11] 吴承学.四库全书与评点之学[J].文学评论，2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