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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理学范文1
一、《宋明理学》在专题中的地位。本专题主要讲述的是儒学的发展历程，理学是儒学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要清楚理学在专题中的地位，首先要清楚儒学在各个时期的历史命运。春秋时期，孔子创立儒家学说。战国时期，儒家学说经孟子和荀子得到完善和发展。秦朝时，由于“焚书坑儒”，儒学进入低潮。西汉武帝时，董仲舒改造儒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正统。东汉末年到唐末五代，由于各种思潮的流行，尤其是道教和佛教的广泛传播，儒学统治地位被削弱。宋明时期，儒学得到复兴。明清之际，儒学受到早期民主启蒙思想家的批判。
其次要弄清儒学在几个重要时期的思想特点。春秋时期，孔子提出“仁”、“礼”、“德治”。战国时期，孟子主张“仁政”，强调“民贵君轻”，荀子除了唯物思想而外强调学习的最高境界是把握“礼”。西汉时期，董仲舒儒学的理论基础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政治的’大一统”必须要思想的“大一统”，从而顺利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宋明理学将儒家思想提高到“天理”的高度，形成了一整套囊括天人关系的严密的哲学思想体系。
只有弄清宋明理学在儒学发展过程中的阶段特点，才可能把握本节在专题教学中的地位，也才可能把握教学的出发点和归宿。
二、《宋明理学》的章节内部结构。教材有四目：“儒学困境与儒学复兴运动”、“北宋五子与理学的创立”、“朱熹的学说与理学的成熟”、“陆王心学与理学的发展”。后三目抓住三个关键词组“理学的创立”、“理学的成熟”和“理学的发展”即可知道本目讲述的内容及其在章节中的地位。但对第一目的理解有困难。“儒学的困境”讲的是理学创立的背景，易于理解，但教材第一目有三段，背景究竟应该是什么，讲到哪里，容易出问题。在集体备课中有的老师认为只有第一段东汉魏晋儒学被削弱是背景，有的认为第二段“韩愈和李翱的思想”以及第三段“北宋相对宽松的文化政策”也是背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原因呢？主要是在两个关键语句的理解上：一个是“韩愈率先提出复兴儒学的主张”，一个是“韩愈和李翱的思想成为北宋儒学复兴和理学创立的先声”，有的老师据此把韩愈当成了儒学复兴运动和理学创立的开端。但是韩愈和李翱只是提出复兴儒学，他们并没有形成大规模的“运动”。而“先声”是指“重大事件发生前，对该事件有促发作用的事件。”因此韩愈和李翱并不是儒学复兴运动的开始，也不是理学创立的开始。搞清楚理学创立的背景后，“儒学复兴运动”自然就清楚了，就是特指北宋时期士大夫掀起的复兴儒学的运动，自然就不应该包含唐朝的复兴儒学的主张。
第二个难于理解的是，儒学复兴运动与理学的创立是什么关系？有的老师误把前者当成后者的背景，事实上二者是同步进行的，理学在儒学复兴运动中产生。
章节的内部结构很重要，理不清楚，层次乱套，学生得到的是错误的信息，后患无穷。尤其要指出的是，人民版的很多章节，如果教师理解不清楚，不但传播了错误信息，也不利于教学，必要时可以根据自己教学的需要，调整教材目录，便于自己的教学。
三、《宋明理学》的段落内部结构。以“朱熹的学说与理学的成熟”一目第四段为例。本段谈朱熹理学的社会政治理论，我把它分成五个层次：第一，社会政治理论所谈论的范畴是社会实践的理论。第二，理论的依据是“道统论”，教材所谈的“三纲五常”就是“道统论”的内涵之一。第三，理论的核心是儒家有干预政治的天然权利，教材所谈的“秦汉以来所有君王都是无道之君”、“道掌握在儒家手里” 就是儒家干预政治的理由。第四，儒家干预政治的方法是正君心。第五，政治理论的目标是“君心得正，才能正纲常、正百官，而后国治、天下平。”有的教师认为这太琐碎，但是，如果教师不具备这样的习惯和素质，就无法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分析习惯，就无法明白本段讲些什么，更无法适应高考的材料阅读。教材的每一句话都是有特定含义的，要像解剖青蛙一样，掌握段落内部组织结构。
宋明理学范文2
关键词：宋明理学；变故；送命理学
中图分类号：G62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5）05-073-01
一、“送命理学”的出现
每学期每逢有教师上“宋明理学”一节（高中历史教材人教版必修三第一单元《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第3节），总能听到大家把“宋明理学“调侃为“送命理学”。此说法虽是调侃之词，但却表达了教师们在此节教学中存在的困惑和焦灼。
二、“送命理学”出现的背景
宋明理学，大致分为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有思想有见识的知识分子在思考和解决现实社会问题与文化问题中所生出来的哲学智慧，在吸纳外来宗教佛教和中国土生土长道教的营养后，最终形成了精致完备的思想理论和实践体系。它的形成，深化了传统儒学，巩固和凸显了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体地位，对中国古代社会后半期社会发展和文明走势产生了极其深刻和深远的影响。因此，理解本节内容对整体上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之演变，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但为何我们在教学中感觉有些为难，以至于变成“送命理学”呢？笔者认为有以下三点原因：
1、与先秦、汉唐儒学不同，宋明理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的思辨性，因而与哲学思维密不可分，这是“送命理学”出现的一个原因。
教材中提到的五位思想家之主张和观点，如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陆九渊的“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王阳明的“致良知”等等哲学思想，主要涉及到客观和主观、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等一些哲学概念，如果历史教师不运用这些哲学理论和常识，学生也没有哲学基础知识做储备的话，思想家们的主张，对学生而言，便觉得如游龙般迷离，无法捉摸和感知。如：对“格物致知”这个概念的解释，虽通俗易懂，但有不同的理解。“朱熹认为，要贯通，必须花功夫，格一物，理会一事都要穷尽，由近及远，由浅入深，由粗到精。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重重而入，层层递进。”（教材P13“学思之窗”语）这种获得知识，感悟智慧和道理的方法是带有科学精神的，属于客观的。但为何朱熹却认为“格物致知”的目的在于明道德之善，而不是求科学之真？主要原因是，这里的“物”有不同的含义：其本意是“万物”；但在朱熹眼里，“物”是天理、人伦、圣言、世故，以伦理道德为核心内容，其思想在哲学上属于客观唯心主义的范畴。
2、对宋明理学所蕴藏的哲学玄机挖掘的不深、不准，或照本宣科，或雾里说“花”，这是“送命理学”出现的又一原因。
如：教师们在说到王阳明“心外无物”的主张时，常常爱举“山岩中的花树自生自长与人心感觉的关系”一个例子（教材P18的“历史纵横”）。如果教师只是简单地重复这个故事，对王阳明的主张再不做深层地剖析和解释的话，学生会得出“王阳明也太傻了！”这样的结论。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在这个故事里，王阳明认为山间的花树，当你看见它绽放时，它便明妍起来；而你看不见它时，其自开自落，没有起到明亮内心的作用，强调内心感知力量的强大和重要。在这个角度上，与“破山中贼易，颇心中贼难”的道理是相通的。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地解释哲学家、思想家们真正的主张，便会造成学生认识上的偏差，甚至谬误，也歪曲了哲学家们思想之真谛。
3、对宋明理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演变过程中的积极和激励作用，没有准确定位，这是“送命理学”出现的再一原因。
如：在分析宋明理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时，我们更多地强调其消极作用，如：强调朱熹“存天理、灭人欲”，是为了适应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用“三纲五常”维系封建专制制度，压抑、扼杀人们的自然欲求；陆王“心学”的出现标志着理学走向极端等等。反而忽略了它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教育以及伦理道德产生的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比如重视主观意志力量；注重气节、道德；讲求以理统情、自我节制、发奋立志；强调人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凸显人性的庄严，塑造了中华民族性格特征。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宋学家张载的一段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这种境界何等磅礴，何等高远？这也正符合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和道德标准。
三、几点教学建议
1、结合一些哲学常识讲解，从宇宙观、伦理观和方法论三个方面逐一、对比分析主要思想家的主张，更易于学生理解。但不能简单地套用“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宋明理学的真正价值。
2、在讲解主要思想家的主张时，可简要介绍人物的主要经历，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可起到调节课堂气氛的作用。但也要避免上成文学课，要重视人物思想主张出现的历史和社会背景。
3、教师应该更多提倡宋明理学正面和积极的作用，激发学生内心中对宇宙和社会认知的渴望，把继承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己任，从而引起学生的心灵共鸣，并起到启迪和激励作用。
宋明理学范文3
关键词：宋明理学；人文精神；时代价值
自以来，儒家思想特别是宋明时期理学因社会的急剧变化而迅速没落，其价值与思想也成为许多先进知识分子的批判对象。“从‘五四’洋溢浪漫激情的伦理革命到“”充满荒诞与严峻的政治批判，戴震的所谓‘以理杀人’成了知识阶层与社会公众鄙弃宋明理学的口头禅。” 宋明理学作为近千年来封建统治时代的统治思想，其本身是有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糟粕，但其中的一些合理思想和人文精神在当代依然绽放着思想光芒。
一 、宋明理学中所蕴涵的主要哲学思想
宋明理学指宋明（包括元清）时代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哲学思想体系。从狭义上理解：理学主要是指在宋代占统治地位的以洛学为主干的道学，至南宋朱熹达顶峰的以“理”为最高范畴的思想体系。其主要哲学思想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是理学“存天理，灭人欲”思想。“天理”包含有道理、规律、秩序、准则、规定性等意思，而“灭人欲”主要是指克己省身。因此，“存天理、灭人欲”就是要防范个人欲望的过度膨胀，追寻维护社会、道德的和谐与美好；其次是“格物穷理”的思想。主要指穷究事物的原理法则而总结为理性知识；再次是“天人合一”观念。主要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天人一致。指宇宙自然是大天地，人则是一个小天地；二是天人相通。指人和自然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故一切人事均应顺乎自然规律，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其中“天”并非指神灵主宰，而是“自然”的代表。
二、宋明理学中所蕴涵的主要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是指人文知识化育而成的内在于主体的精神成果，主要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人文精神包含人性、理性和超越性三个主要元素。宋明理学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有见识的知识分子在思考和解决现实社会问题中所产生的哲学智慧，它深深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后半期的社会发展和文明走势。因此，发掘其人文精神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
1.“存天理，灭人欲”思想中蕴涵的人文精神。
“人性”主要精神就是尊重人，尤其是尊重人作为一种精神存在的价值，它是尊重人的理性价值追求，而“存天理，灭人欲”恰恰体现了这一思想的命题。
理学家们着重于封建社会伦常秩序的建立，因而提倡节欲以维护封建社会的人伦关系的平衡。“天理”反映的是人的理性追求和理性精神，而“人欲”反映则是人的感性需求。因此“理”就成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从某种意义上说“理”就体现了人的人性，而“欲”只是人的非理性部分。鉴于此，理学家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思想。其中，“‘天理’是指社会的普遍道德法则，而‘人欲’并不是泛指一切感望，是指与道德法则相冲突的感望。” 因此，“灭人欲”就是消除这些不合理、没有人性的欲望。至于“饮食男女”的“人之大欲”，理学家并没有加以否定，并称“饮食男女之欲”为性，性就是天理，而天理则是加以肯定。此外，“富贵利达、取之有道”也可看作为“理”。二程说：“以富贵为贤者不欲，却反人情。人无利，直生不得，安得无利？” “富，人之所欲也，苟于义可求，虽屈己可也。” 主要是指人们追求物质利欲是正当的合理要求，但是这种追求不是不择手段、不通人情，而是生财有道、取之有道。
从“男女之欲”和“富贵利达”之欲中可知：理学家并没有对人的欲望加以否定，而是对人的欲望加以区分。理学家的“去欲存理”的道德修养，虽然有其许多不足之处，但他们在否定的同时又肯定了人的正当利欲追求，对于现今社会中存在的不择手段、追求利欲最大化确有其反思功能。只有在合理性、合理义的前提下追求利欲，人们才能保持人的理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就是尊重人自身，进而才能达到人文精神中尊重人的要求，再进而实现人性与理性的统一，其所具有的人文精神也就不言而喻了。
2.“格物穷理”思想中蕴涵的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的另一个命题就是“理性”，指的是人是有思想、有头脑的，能够思考真理、追求真理，而“格物穷理”思想就体现了这一人文精神要素。从 “格物穷理”、“格物致知”上看：理学家要求人们成为理性的认识主体和实践主体。
首先，理学家认为人是理性的认识主体。理学家们的“理”是通过“格物”得来的，而不是从感性直观中得到的。二程曾说：“格物，须物物格之，还只格一物，而万理皆知？怎生便会该通？若只格一物，便通众理，虽颜子亦不敢如此道。 从中可知，“理”即不是天生的，也不是上帝赏赐给人们的，而是靠人们“格”所得的。一个“格”字就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体现，是人们在认识“理”过程中主体地位的完美表现，也是人理性的认识主体的体现。
其次，理学家们的知行关系也要求人们成为理性的实践主体。不管是二程的知先行后，朱熹的论先后、知为先，还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都要求人们重视“知”的重要性。从某种层面来说，“知”代表的就是人的理性，“行”则表明是人的实践。理学要求在“知”的理性指导下进行实践的“行”，也就是说“行”必须是有理性的。从这一点上看，虽然理学家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实践观，但他们在“格物”的观点中体现出的人是理性的实践主体这一思想是不可否认的。#p#分页标题#e#
从“格物致知”到“知行合一”中我们可以看到宋明理学存在着我们现代社会中的某些人文精神的元素，即人既是理性的认识主体又是理性的实践主体。
3.“天人合一”思想中蕴涵的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的另一要素就是“超越性”，就是指人可以超越自身达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统一。宋明理学中“天人合一”思想就是这个“超越性”的集中体现。
宋明理学中的“天人合一”的观念到宋代的张载、二程而达到成熟，张载提出“天人合一”、“人但物中一物耳”的思想，二程强调“一天人”、“人与天地一物”思想，这一思想基本上是宋明理学各派思想家的普遍思想，主要包括三个命题：“一是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即肯定人是自然的产物；二是认为人与自然遵行同一规律；三是认为人性即天道。” 具体来说，“天人合一”思想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提倡一种人对自然的自然顺应，主张人和自然之间保持平衡、融洽、和谐一致。“天人合一”思想的合理性和深刻性在于认识到人和自然的伦理关系。当人成为理性的认识主体和实践主体时，人与自然的关系直接关系到人与人的关系，关系到人类活动的自由度和发展命运。直至今天，当人与自然的关系恶化而直接威胁到人类自身命运时，理学家们所倡导“天人合一”的观点，正体现了人类社会拯救自身命运、对自身终极人文关怀和自身不断发展过程中的超越性。
三、宋明理学蕴涵的人文精神的时代价值
宋明理学中蕴涵的以上人文精神，反映出了宋明时期的中国古代哲学家的不断进取、不断追求的精神，这种追求精神不断给当代提供了启发和启示作用，所蕴涵的人文精神具有跨时代的价值。
1.“存天理，灭人欲”思想在现代化建设中的时代价值。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进行，市场经济的观念不断强化并使得一些人把功利、利欲看的高于一切，穷奢极欲、挥霍无度。遏制贪欲、提倡节俭，构建“节约型社会”成了我国当务之急。现在我们重新审视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时，发现其思想对于我国在现代化建设中有效地反贪、反浪费和构建和谐社会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存天理，灭人欲”主要是只对于那些人之常情、人的正常欲望，这是“理”，均为“存”的；而对于贪欲、无节度的欲望我们应该灭绝的，因此，我们不应该扩大自己的欲望，要时刻遵守法律规则和崇尚道德。此外，“存天理，灭人欲”不仅启示我们要戒“贪”，而且启示人们要反浪费。节约从某种程度来说就是对自身欲求的节制，“灭人欲”就蕴涵了要节制人的各种欲望的要求。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生态失衡、资源枯竭等许多问题都与人的欲望过度膨胀有关，过度的欲望消耗了太多的能源资源，也使我国现有资源浪费了太多。因此，要改变这些状况，达到人和自然和谐相处，我们在现代化建设中就必须节制我们的欲望，走环境友好型发展战略。
2.“格物穷理”思想具有指导人们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时代价值。
宋明理学中“格物穷理”思想对于开启和发扬现代人们的尊知理性精神和理性实践精神具有重要的理论思想指导作用。从“格物穷理”、“格物致知”的内涵和外延我们可以看出，物之理是人们不断通过“格”所得来的，人的知识是“穷物之理”才产生的，人们对物之理的认识不能靠天，不能靠神，只能靠“格物”。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存在着盲目迷信、不努力学习、学术腐败不断滋长时，“格物穷理”思想的时代价值就显得尤为重要，人们只要不断的“格物”，就不再会被迷信思想所蒙蔽和学术腐败所侵蚀。我们经过“格物”来取得知识后，才会更加尊重知识，从而才会产生尊知的理性精神。
宋明时期的许多哲学家在谈到“格物穷理”、“格物致知”时，都会不可避免的谈到“知行合一”，宋明理学中“格物穷理”的目的是“知行合一”，“知行合一”的前提是“格物穷理”。“格物穷理”、“知行合一”的时代价值主要体现为人的实践不是盲目的，是有一定的知识作为指导下进行的，人们的实践不能离开“知”。“格物穷理”、“知行合一”思想彰显了人是理性的认识主体和理性的实践主体。它对当今社会那些盲目盲干、不讲科学的人具有良好的启发和批判作用，并科学地引导人们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3.“天人合一”思想体现了和谐社会发展理论的时代价值。
“天人合一”思想的基本含义是指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人类各种关系和谐的基础。“天人合一”思想为人们正确认识人与自然关系、为现代可持续发展观战略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理论依据和思维模式，同时“天人合一”思想也有助于中国和谐社会的建设。
20世纪以来，人类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环境、人口、生态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所带来的危机在近年来更是有增无减，人炸、土地沙化、资源枯竭、能源危机、环境污染等问题使得人类陷入了生存的困境。可持续发展思想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而“天人合一”思想对于现代可持续发展观的建立和发展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作用。如张载“天人合一”、“民胞物与”，二程的“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一天人”等都包含着丰富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都追求“天”与“人”之间的和谐、均衡、统一，都追求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这些思想恰恰与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吻合。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建设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谐统一的社会，其中最基本的就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天人合一”观认为，自然是一个和谐的整体，有其自身的秩序；人类是在自然演化中诞生、发展，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是和谐的一体，天人相依、相存；人与自然之间应该和谐相处，在二者之间寻求统一。这些思想与“和谐社会”的观点具有相同之处，可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可借鉴的理论依据和思维模式。#p#分页标题#e#
21世纪是人的世纪，是人类全面对自身关怀的人文精神的世纪，为了更好的贯彻实现人的现代化即“以人为本”的精神，我们就应该融合各方面有利的积极因素，对其加以扬弃为我所用。因此，对待宋明理学的态度也应该是把它的思想精华融于现实当中，吸取其合理的精神因素从而形成现代人的思想飞跃。
参考文献：
[1]陈来：宋明理学（第二版）[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引言第1页.
[2]陈来著：《宋明理学》（第二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引言第2页.
[3]程颢，程颐撰：二程遗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第72页
[4]程颐，程颢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 第1144-1145页.
[5]程颐，程颢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 第188页.
宋明理学范文4
关键词：复习策略；高考；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
重点是高考常考的考点；难点既是高考常考的考点，又是学生容易出错的知识点。《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是高考的重点，也是复习的难点。那么我们在复习备考中怎样才能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呢？
一、依据课标
要想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就必须依据课标，因为课标是高考命题的依据。课标有关本专题的知识点在现行材中都有具体呈现，列出课标并加以阐释，让学生理解课标内容，如百家争鸣，从含义、背景、概况（时间、代表人物、主张）、性质、地位和影响去把握。用课标指导高考专题复习，是保证突出重点、突破难点的正确方向。
二、把握线索
要想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就必须准确把握线索。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即儒家思想，它贯穿于本单元的四课内容，儒家思想的演变是本单元的主线，同时这条主线又分为五个阶段，每一阶段都是演变的重要阶段：春秋时期形成，战国后期发展为蔚然大宗，西汉武帝时成为正统，宋明理学，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产生。这样知识点就被提纲挈领地编织起来，穿线结网，构成儒家思想的发展轮廓，而且条理清楚，重点突出，学生很容易把握本单元的线索。
三、围绕原理
要想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就必须围绕原理。贯穿必修三的原理就是思想文化现象是经济政治的反映，思想文化现象又推动经济政治的发展，因此学习必修三，必须联系政治经济的相关内容，并探讨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下面以儒家思想为例从两个方面分析。首先探究思想文化是经济政治的反映。儒家思想出现的历史背景，应结合春秋时期大变革的时代特征分析。经济上，生产力的发展，私田出现，井田制开始瓦解；政治上，分封制开始崩溃，奴隶主阶级衰落，新兴地主阶级逐渐崛起；文化上，私学兴起，到战国时期大变革表现更为明显。其次，探究思想文化促进政治经济的发展。儒家思想促进社会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其出现后产生的影响：为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奠基，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是中国学术文化、思想道德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奠定了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基础，推动了社会进步，也为以后儒家思想发展成为正统思想和逐渐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奠定了基础。
四、理顺关系
要想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就必须理顺关系。理顺本单元四课之间的关系：这四课以时间为序，按照中国古代思想史发展的阶段特征来设置的，将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演变勾勒得特别清楚。主要应理顺下面几个方面的关系。
1.理顺百家争鸣与儒家思想形成之间的关系：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是百家争鸣中的一家，同时儒家思想又为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奠起基础。
2.理顺先秦儒学与董仲舒的新儒学之间的关系：董仲舒在先秦儒学的基础上，汲取了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等学派的思想，发展了儒学。他增加了君权神授，通过政治途径方式推崇儒学，使儒学实现独尊。
3.理顺宋明理学与董仲舒的新儒学之间的关系：宋明理学是新儒学，“新”在发展了董仲舒的新儒学，即宋明理学家在冲破汉唐儒学的束缚，融合佛教、道教的思想，重新阐释儒家的义理，形成了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
4.理顺宋明理学与早期启蒙思潮的关系：它们都是儒家思想，但早期启蒙思潮批判宋明理学，批判宋明理学中的不合理部分，具有鲜明的反专制的民主色彩。早期启蒙思潮不是要颠覆儒家思想，而是继承了儒家思想的某些精神，以反对传统儒家思想中的专制皇权为主要内容的思想体系，是对儒家思想的改革和发展，是儒家思想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完善阶段。但是受社会条件的制约，这种完善并没有完成改革儒家思想的历史使命，形成思想解放潮流。
五、形成体系
要想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就必须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在统一课标、线索、原理和儒家思想各部分之间关系的基础之上，生成一个体系，该体系既包括单元知识体系，又包括各课的知识体系。单元知识体系仅从地位的角度简要地概括儒家思想演变的知识体系：春秋时期出现，在当时仅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战国后期发展成为蔚然大宗；西汉武帝时期成为正统，后来也逐渐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宋明时期为宋明理学，包括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其中程朱理学成为南宋以后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明清之际，出现了早期启蒙思潮，虽活跃，但只是沧海一粟，占统治地位的仍是程朱理学。各课的知识体系简化为许多历史概念，如百家争鸣、儒家思想的形成、董仲舒的新儒学、宋明理学和早期启蒙思潮，每一历史概念都从含义、背景、概况（包括代表人物、思想内容等）和影响等方面来呈现。
宋明理学范文5
近十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研究的新态势，总的说来有：方法论的检讨、中国经典的诠释、出土简帛的哲学思想研究、从政治哲学的视域研究中国思想、探索中国哲学的内涵及致力于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建构等。在这些方面已取得丰硕成果。此外，儒学与当代、儒学的宗教性、《周易》、佛教、道家与道教、宋明理学、明清之际与清代学术、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等，已成为热门或显学；三《礼》之学、名家与汉语语言逻辑哲学、中国政治法律哲学、生态环境哲学、和谐思想、身体观、身心平衡论与心理调节学说等，正进入重新探讨的阶段并不断深入。
从学界最近几年的研究成果来看，当前国内外中国哲学研究的前沿、重点与热点问题或领域有：
第一，关于方法论的检讨或反思。许多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从不同视角，积极检视以西方现代化理论、启蒙理性、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等来研究东方历史文化传统及学术文本的局限性，借鉴海外中国学家（或汉学家）研究中国哲学思想史的经验并检讨其得失，总结中国哲学学科创建百年来从依傍、模仿西方哲学到逐步建立起学科自主性的经验，研究哲学与史学、哲学史与思想史路数的区别与联系，试图摸索、建构更切合东方、东亚或中国哲学的方法学系统。
第二，中国经典的诠释成为主潮。“经典文本—思想学术”两者之间，有一定的思想空间和语言张力，关键是时代背景及学者们的学术方式或思想理路。由于中国典籍的丰富、深刻与远久，由于时代性问题的凸显和学者的理论自觉，由于中西之间的学术、学者的交流与对话，经典诠释的问题是近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研究的焦点之一。
学界引进伽达默尔诠释学方法或胡塞尔现象学方法等，同时思考自身的诠释传统，加强了中国经典诠释的方法学研究。而当前大家关注的经典诠释问题不仅包括经典诠释的方法或方式问题，也包括经典诠释方面有哪些人士做了哪些重要工作；不仅包括现代中西方学者对中国经典的诠释，也包括古代中国学者与近代西方学者对中国经典的诠释；不仅包括西方经典诠释学与中国现代学术的结合，也包括中国固有之经典诠释的历史与内在理路。
中国的哲学经典汗牛充栋，在传统宋学、汉学的基础上，如何借鉴西方、日本学者的微观研究，以深入探讨儒、释、道三教及诸子百家的文本及其注疏的衍变细节，阐释其间所反映的不同时间、地域之学者的创造性解读及外域文化的影响，是极有价值的。特别是，经典文本与传统的民间社会生活，与传统政治法律制度的关联，经典文本在东亚地区的互动与发展中所获得的不同意蕴，经典文本的东西方翻译史，印度与中国佛教的传播及发展，近代中、西、日词语或范畴的格义与互释……这些都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并且不断深入和细化。
还要说明的是，当前中国学者更加重视国学即中国传统学问或学术，突出了文史哲不分家的综合性，尤其是重视对经学或某一单经的阅读与研究，并注意在传承历史与面向未来、面向世界与建构自我的意义上去培养后学。有关儒家、道家、佛家经典等的诠释，要花很大的气力，要有扎实的学术功夫和厚重的思想涵养，需要一代代学者的努力与传承。随着时代的步伐与对生活意义的开拓，学者们也将进一步创造性地阐发经典的现代意义与价值。
第三，从政治哲学的视域研究中国哲学。中国古代的社会政治论总是与中国古代的天道论与人道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目前哲学界非常重视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尤其是以西方政治哲学、正义理论来分析研讨之。、自由主义与传统主义的对话，社会结构的变迁与社会秩序的重建，政治与法律问题的凸显，现代政治学、伦理学的挑战，都激发了本学科同仁去加强对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疏理与阐释。
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不仅仅重视价值或古人所谓的“义理”，而且重视公正有效的社会政治、法律之制度架构或制度建设。可以说，典章制度、各类文书即使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哲学”，但典章制度之学也一直是中国学术的重心之一，这些在儒家经典以及后来的大量史料或文献中可以得到印证。中国古代哲人的政治观念与制度追求，历代政治哲学思潮尤其是明清与民国时期的政治哲学思潮的产生、发展及其变迁与影响，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理念与中国古代政治观念的差异、会通、超越等，这些都已成为学界的难点问题，富有挑战性。
第四，出土简帛的哲学研究仍然是热点。王国维先生有“二重证据法”之说，即地下材料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印证。上世纪90年代出土的湖北荆门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的一批楚简，其哲学思想非常丰富，尤其关于孔门七十子、战国儒道诸家的资料弥足珍贵。上世纪70年代出土的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湖南长沙马王堆汉简与帛书、河北定州八角廊汉简，学术价值颇丰。以上简帛文献是研究先秦两汉诸家学说之流变、先秦两汉中国人之宇宙观念与伦理思想的宝贵资源。
另外，云梦睡虎地秦简、江陵天星观楚简、江陵九店楚墓、江陵张家山汉简、荆门包山楚简等，有很多关于当时民间信仰及官方法律文书的文字。2006年，湖北的考古专家又在云梦发掘出一批汉简，基本上是法律文书，与睡虎地、张家山的材料相呼应与补充，而且还有类似《说苑》一类的书。我国有深厚的法律文化传统，值得我们重视，希望哲学界与法学界联起手来研究。历史上观念、制度与民间习俗的相互联系及其具体内容，也应是哲学史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意味着我们日益重视价值观念的生成及其与日常生活的联系。
第五，宋元明清学术一直是中国哲学界的研究重心。这一研究在上世纪前半叶就很发达，这是由于宋明理学与清学的巨大成就及二者的内在联系，由于宋明理学较前代学术呈现出了更高的哲学形式、哲学意味所致，另外也有时代较近、存世文献充裕等原因。
宋明理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有宋明理学的哲学范畴、哲学体系，学术人物与学术群体，派别师承和学术流变等。另外宋明理学的民间化、官学化与明清新哲学的兴起也日益受到学界重视，比如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的明清哲学研究，就特别重视“宋明—明清”哲学的演变及其现代性之动向，萧萐父先生、许苏民先生与年轻学者吴根友等教授的研究成果颇有创见和学术影响。但也有不同学者的挑战，质疑侯外庐——萧萐父先生的“明清之际早期启蒙”说，质疑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乃至清代戴震与宋明儒学有根本区别之说，也有专家质疑清代以“礼”代“理”之说。由于宋明儒学的复杂面相和思想成就，并且历史上也深刻影响了整个东亚世界数百年，所以宋明学术与佛家、道家、文学、科学、商业、政治等的相互关系或联系，宋明理学在朝鲜、日本、越南、琉球等东亚国家或地区的民间传播及当地朱子学、阳明学的复杂性，宋明思想的东亚影响、不同走向以及与当时西学的结合，都已成为重要的考察对象或研究内容。在一定意义上，宋明儒学本身所具有的现代性还需要重新探讨。
第六，探索中国哲学的内涵与特色，确立起中国哲学的主体性。近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专家特别关心中国哲学的真实内涵与自我形式或方式，注重研究中国哲学的宇宙论与形上学，研究中国人的思维、情感、行为方式与语言方式中的哲学问题与学说特色。
对此，我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一书中，曾综合海内外专家们的见解，总结出中国哲学的某些特色：中国哲学没有西方哲学中的上帝与尘世、超越与内在、本体与现象等绝对二分的构架，而是坚信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天人、物我、主客、身心之间不是彼此隔碍的，而是彼此包涵、相互依存、相成相济的，人在天地之中可深切体认宇宙自然蓬勃生机、创进不息的精神，进而产生了一种个人价值的美与善。
粗略言之：①“中国哲学的气论是自然生机主义的”；②“中国哲学把宇宙看成是创进不息、常生常化的”；③“中国哲学有天、地、人、物、我之间的相互感通、整体和谐、动态圆融的观念和智慧”；④“中国哲学重视存在的体验、生命的意义、人生的价值，着力于理想境界的追求与实践功夫的达成”；⑤“中国哲学实践性强”；⑥“中国哲学有自身独特的概念、逻辑、理性”；⑦“中国哲学中，道、诚、仁、性、理等本体既是外在的又是内在的，因而在中国哲学中，天人之间、形上形下之间、价值理想和现实人生之间是没有鸿沟的”等。
中国哲学或中国哲学之思的这些本原特征，都说明应该“在与西方哲学的比照、对话中，超越西方哲学的范畴、框架与体系的束缚，确立起我们中华民族的哲学传统、哲学智慧与哲学思维的自主性或主体性”。学界提出中国哲学的“主体性”或“自主性”这个问题，当然不是去排斥西方哲学或非中国哲学，犹如提出饮食的个体健康、个体选择问题不等于排斥饮食或反对饮食，不画地为牢、作茧自缚是常识，我们当然不能陷入因噎废食和中西对立与隔绝的陷阱。
宋明理学范文6
第一，关于方法论的检讨或反思。许多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从不同视角，积极检视以西方现代化理论、启蒙理性、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等来研究东方历史文化传统及学术文本的局限性，借鉴海外中国学家（或汉学家）研究中国哲学思想史的经验并检讨其得失，总结中国哲学学科创建百年来从依傍、模仿西方哲学到逐步建立起学科自主性的经验，研究哲学与史学、哲学史与思想史路数的区别与联系，试图摸索、建构更切合东方、东亚或中国哲学的方法学系统。
第二，中国经典的诠释成为主潮。“经典文本—思想学术”两者之间，有一定的思想空间和语言张力，关键是时代背景及学者们的学术方式或思想理路。由于中国典籍的丰富、深刻与远久，由于时代性问题的凸显和学者的理论自觉，由于中西之间的学术、学者的交流与对话，经典诠释的问题是近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研究的焦点之一。
学界引进伽达默尔诠释学方法或胡塞尔现象学方法等，同时思考自身的诠释传统，加强了中国经典诠释的方法学研究。而当前大家关注的经典诠释问题不仅包括经典诠释的方法或方式问题，也包括经典诠释方面有哪些人士做了哪些重要工作；不仅包括现代中西方学者对中国经典的诠释，也包括古代中国学者与近代西方学者对中国经典的诠释；不仅包括西方经典诠释学与中国现代学术的结合，也包括中国固有之经典诠释的历史与内在理路。
中国的哲学经典汗牛充栋，在传统宋学、汉学的基础上，如何借鉴西方、日本学者的微观研究，以深入探讨儒、释、道三教及诸子百家的文本及其注疏的衍变细节，阐释其间所反映的不同时间、地域之学者的创造性解读及外域文化的影响，是极有价值的。特别是，经典文本与传统的民间社会生活，与传统政治法律制度的关联，经典文本在东亚地区的互动与发展中所获得的不同意蕴，经典文本的东西方翻译史，印度与中国佛教的传播及发展，近代中、西、日词语或范畴的格义与互释……这些都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并且不断深入和细化。
还要说明的是，当前中国学者更加重视国学即中国传统学问或学术，突出了文史哲不分家的综合性，尤其是重视对经学或某一单经的阅读与研究，并注意在传承历史与面向未来、面向世界与建构自我的意义上去培养后学。有关儒家、道家、佛家经典等的诠释，要花很大的气力，要有扎实的学术功夫和厚重的思想涵养，需要一代代学者的努力与传承。随着时代的步伐与对生活意义的开拓，学者们也将进一步创造性地阐发经典的现代意义与价值。
第三，从政治哲学的视域研究中国哲学。中国古代的社会政治论总是与中国古代的天道论与人道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目前哲学界非常重视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尤其是以西方政治哲学、正义理论来分析研讨之。、自由主义与传统主义的对话，社会结构的变迁与社会秩序的重建，政治与法律问题的凸显，现代政治学、伦理学的挑战，都激发了本学科同仁去加强对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疏理与阐释。
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不仅仅重视价值或古人所谓的“义理”，而且重视公正有效的社会政治、法律之制度架构或制度建设。可以说，典章制度、各类文书即使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哲学”，但典章制度之学也一直是中国学术的重心之一，这些在儒家经典以及后来的大量史料或文献中可以得到印证。中国古代哲人的政治观念与制度追求，历代政治哲学思潮尤其是明清与民国时期的政治哲学思潮的产生、发展及其变迁与影响，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理念与中国古代政治观念的差异、会通、超越等，这些都已成为学界的难点问题，富有挑战性。
第四，出土简帛的哲学研究仍然是热
点。王国维先生有“二重证据法”之说，即地下材料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印证。上世纪90年代出土的湖北荆门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的一批楚简，其哲学思想非常丰富，尤其关于孔门七十子、战国儒道诸家的资料弥足珍贵。上世纪70年代出土的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湖南长沙马王堆汉简与帛书、河北定州八角廊汉简，学术价值颇丰。以上简帛文献是研究先秦两汉诸家学说之流变、先秦两汉中国人之宇宙观念与伦理思想的宝贵资源。另外，云梦睡虎地秦简、江陵天星观楚简、江陵九店楚墓、江陵张家山汉简、荆门包山楚简等，有很多关于当时民间信仰及官方法律文书的文字。2006年，湖北的考古专家又在云梦发掘出一批汉简，基本上是法律文书，与睡虎地、张家山的材料相呼应与补充，而且还有类似《说苑》一类的书。我国有深厚的法律文化传统，值得我们重视，希望哲学界与法学界联起手来研究。历史上观念、制度与民间习俗的相互联系及其具体内容，也应是哲学史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意味着我们日益重视价值观念的生成及其与日常生活的联系。
第五，宋元明清学术一直是中国哲学界的研究重心。这一研究在上世纪前半叶就很发达，这是由于宋明理学与清学的巨大成就及二者的内在联系，由于宋明理学较前代学术呈现出了更高的哲学形式、哲学意味所致，另外也有时代较近、存世文献充裕等原因。
宋明理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有宋明理学的哲学范畴、哲学体系，学术人物与学术群体，派别师承和学术流变等。另外宋明理学的民间化、官学化与明清新哲学的兴起也日益受到学界重视，比如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的明清哲学研究，就特别重视“宋明—明清”哲学的演变及其现代性之动向，萧萐父先生、许苏民先生与年轻学者吴根友等教授的研究成果颇有创见和学术影响。但也有不同学者的挑战，质疑侯外庐——萧萐父先生的“明清之际早期启蒙”说，质疑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乃至清代戴震与宋明儒学有根本区别之说，也有专家质疑清代以“礼”代“理”之说。由于宋明儒学的复杂面相和思想成就，并且历史上也深刻影响了整个东亚世界数百年，所以宋明学术与佛家、道家、文学、科学、商业、政治等的相互关系或联系，宋明理学在朝鲜、日本、越南、琉球等东亚国家或地区的民间传播及当地朱子学、阳明学的复杂性，宋明思想的东亚影响、不同走向以及与当时西学的结合，都已成为重要的考察对象或研究内容。在一定意义上，宋明儒学本身所具有的现代性还需要重新探讨。
第六，探索中国哲学的内涵与特色，确立起中国哲学的主体性。近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专家特别关心中国哲学的真实内涵与自我形式或方式，注重研究中国哲学的宇宙论与形上学，研究中国人的思维、情感、行为方式与语言方式中的哲学问题与学说特色。
对此，我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一书中，曾综合海内外专家们的见解，总结出中国哲学的某些特色：中国哲学没有西方哲学中的上帝与尘世、超越与内在、本体与现象等绝对二分的构架，而是坚信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天人、物我、主客、身心之间不是彼此隔碍的，而是彼此包涵、相互依存、相成相济的，人在天地之中可深切体认宇宙自然蓬勃生机、创进不息的精神，进而产生了一种个人价值的美与善。
粗略言之：①“中国哲学的气论是自然生机主义的”；②“中国哲学把宇宙看成是创进不息、常生常化的”；③“中国哲学有天、地、人、物、我之间的相互感通、整体和谐、动态圆融的观念和智慧”；④“中国哲学重视存在的体验、生命的意义、人生的价值，着力于理想境界的追求与实践功夫的达成”；⑤“中国哲学实践性强”；⑥“中国哲学有自身独特的概念、逻辑、理性”；⑦“中国哲学中，道、诚、仁、性、理等本体既是外在的又是内在的，因而在中国哲学中，天人之间、形上形下之间、价值理想和现实人生之间是没有鸿沟的”等。
中国哲学或中国哲学之思的这些本原特征，都说明应该“在与西方哲学的比照、对话中，超越西方哲学的范畴、框架与体系的束缚，确立起我们中华民族的哲学传统、哲学智慧与哲学思维的自主性或主体性”。学界提出中国哲学的“主体性”或“自主性”这个问题，当然不是去排斥西方哲学或非中国哲学，犹如提出饮食的个体健康、个体选择问题不等于排斥饮食或反对饮食，不画地为牢、作茧自缚是常识，我们当然不能陷入因噎废食和中西对立与隔绝的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