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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伦理小说范文1
小说中的四位母亲均来自战火纷飞的旧中国，她们出生并成长于旧中国，在大陆的娘家都曾有着不错的家境，是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长大的。她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早在她们赴美国之前就已经形成了，因此她们骨子里信奉的是儒家的伦理思想。她们的四个女儿均生于美国长于美国，在美国文化与教育熏陶下成长，与生俱来所信奉的大多是美国文化中鼓吹的个体与独立，两代人之间的冲突也就在所难免了。基于这样的背景，四对母女间的代沟和隔阂冲突就与普通美国家庭的情形不同，反映了中美两种文化的冲突。
本文主要从伦理学的角度讨论由于中美价值观的不同而导致的小说中人物间的性格冲突，从而揭示出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之间的文化冲突，以便更好地理解这两种文化之间的异同，促进不同文化圈的人们的和谐共处。
一、儒家思想与美国精神的差异
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的典型，美国文化是西方现代文化的代表。由于两国历史发展、文化传统的形成和地域环境的差异，中美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伦理思想。一个文化体系的核心就是价值观和人生观，而不同的价值观源于不同的伦理思想。
儒家伦理思想在中国两三千年的封建宗法社会的历史中，一直占主导地位，根深蒂固，深入人心。因而，中国的传统伦理思想的核心是儒家的伦理思想，提倡长幼尊卑有序，家庭中小辈必须服从长辈，子女必须绝对服从父母，不得有半点违背。《弟子规》曰：“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否则便是大逆不道，就是“反了”。
西方没有像中国那样一统数千年的传统核心伦理思想，但我们依然可以追溯到其渊源。在早期的欧洲社会中，封建贵族的等级观念很重。14世纪至16世纪在欧洲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其核心是人文主义，把人看作世界的主人，看作是命运的主人，这极大地推动了个人进取精神。另外，在欧美文化中，人们由于深受基督教的影响，崇尚个性。基督教教义的核心就是基督信徒“靠个人信念通过持之以恒的个人灵魂深处追求与奋斗而获得新生”［1］。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就提出了“自由、平等”的思想。美国的伦理思想虽然起步较晚，但它继承了以英国为主的欧洲伦理学传统，形成了独特的美国文化和美国精神，其核心是个人主义，“强调个人的特立独行，而不是百般服从”［2］431。美国伦理思想虽然没有悠久的历史，却富有“美国特色”。美国“辽阔的土地、独立流动的气氛、积极乐观进取的精神等，为美国伦理思想注入了鲜明的美国特征”［2］427，培育了独特的美国精神。
无论是中国儒家伦理思想，还是独特的美国精神，都有极其丰富的内涵。
二、《喜福会》体现出的儒家思想与美国精神的冲突
小说中，随着对这四位女儿成长的描写，作者展示了四对母女间的代沟与文化隔阂。这些冲突集中表现了两种文化价值观的冲突。四位母亲要按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塑造自己女儿的性格，按照自己的期望教育女儿，而在美国生长接受了美国文化的四个女儿要按美国的价值观生活，无法接受中国传统价值观，两代人无法沟通思想因而发生冲突；另一方面，四个女儿毕竟在华人家庭中长大，因此她们在无意识中接受的某些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又与正宗美国人发生矛盾。在女儿方面，她们几乎都不能理解她们各自母亲的过去，而且常常为中国的习俗、规矩大伤脑筋。在母亲方面，因英文的贫乏以及对美国社会的不甚了解，她们无法接受各自女儿疏远自己这一事实。此外，因失落感和望女成凤之心的膨胀，几位母亲都企图控制她们女儿的命运，这无疑激化了母女之间的矛盾。
小说中人物之间的冲突其实就是儒家伦理思想与美国精神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家庭中的长幼尊卑和美国家庭中的平等观念之间的冲突
小说中的母亲龚林达一直试图教会女儿韦弗利有关中国的气质：如何服从父母，听妈妈的话，凡事不露声色，不要锋芒毕露……这是典型的儒家思想，顺从父母，做事中庸，“出头的椽子先烂”。中国人认为，自己的生命是父母给的，从小到大，每一个成长阶段无不浸透父母的养育之恩。因此儿女必须对父母尽孝。“孝”的第一层含义是不仅要尊敬父母长辈，物质上精神上还要无微不至地关怀父母，而且要养老送终、传宗接代。“孝”的另一含义是顺从。“顺”就是在行动上必须尊重服从父母的意志。按照孔子儒家“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思想，子女必须服从父母。但是，韦弗利从小受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影响熏陶，强调独立能力，自我意识和反叛心理强烈，所以她抱怨妈妈对她“管头管脚”。当吴晶妹不愿按妈妈的要求弹琴时，妈妈说：“女儿只有两种，听大人话的和不听大人话的。只有一种女儿可以住在这个家里，那就是听话的女儿。”［3］145晶妹顶嘴道：“我不希望做你的女儿，你也不是我的母亲。”［3］146她认为“我不是她的奴隶，这不是在中国”［3］145，表达了她强烈的独立意识和无处不在的独立自主观念。妈妈的话一语道破了中美家庭中母女关系的区别。在中国，人们常用“女儿是妈妈的贴心袄”来形容妈妈和女儿的亲密无间的关系。母女关系是诸多家庭关系中最和谐、最容易理顺的。美国伦理则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家庭成员之间也是如此，子女和父母之间是平等关系，是朋友关系。美国人在家庭中的权利与平等地位意识极强。家庭中的每个成员不论长幼，在自己的事情上都享有不可侵犯的个人权利，其他成员无权干涉。美国人的个人权利意识使得美国父母把孩子作为平等的个体来看待，充分尊重孩子的意见。小说中的四对母女之所以冲突不断，就因为女儿已经美国化了，是典型的“香蕉人”。而中国妈妈仍按华人的传统解释母女关系
例如，在韦弗利第一次婚姻期间，母亲常常不打招呼，随便来访，这在中国人看来再平常不过了，可却遭到了女儿的抗议。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在儒家的伦理秩序中，往往不允许晚辈直呼长辈的姓名，这也是长幼有序的要求，否则会被视为没有教养，不懂规矩。《弟子规》中写道：“称尊长，勿呼名。”而在美国，人与人之间不论长幼都可以直呼其名，越亲密越如此，体现了对平等的追求。小说中，瑞奇初次拜见未来的丈母娘，临别时，他紧握两位老人的手，说：“林达，庭姆，我相信我们不久以后还会见面的。”［3］189林达和庭姆是韦弗利的母亲和父亲的名字，除了几个同辈的至亲好友外，无人这样直呼他们的大名。这个举动在华人眼里就是“没大没小”！可瑞奇浑然不知，还觉得自己与未来的丈母娘挺谈得来呢。但是吴晶妹和韦弗利等人由于从小受母亲的影响，她们总是以“叔叔、阿姨”等称呼长辈。简单的称呼，体现的却是价值观的差异。
（二）中国式的谦虚与美国式的直爽之间的冲突
为了得到母亲的支持，经过精心策划，韦弗利带瑞奇来家里吃饭。因为她知道“烹饪是我母亲表现她的爱意、骄傲和能力的一种方式”［3］186。谁夸颂她的烹饪，谁就会取得她的欢心。赴宴前，韦弗利反复叮嘱瑞奇：“饭后一定要告诉她，她烧的菜是你吃过的最好的。”［3］186果然她妈妈烧了一桌丰盛的中国菜，包括她的拿手好菜梅干菜蒸肉。按照中国的习惯，老太太对自己的拿手菜总是先谦虚一番，说自己的菜
做得如何不好，其实意在获得大家的表扬。那晚，她满心欢喜地端出自己得意的梅干菜蒸肉，骄傲地放在未来女婿的面前，自己尝了一口后故意谦虚地说：“唉，这菜太淡了，没味，真让人难以下咽。”［3］188那句话实际上是提醒大家快来尝一口，然后称赞她烧的菜如何美味可口。但是，在座的人还没来得及这样做，瑞奇就接着老太太的话说：“你知道，只要放点酱油就可以了。”［3］188说着就在这道色香味俱全的美食上倒上了一层乌黑的酱油，顿时老太太变了脸色，气得目瞪口呆，弄得在场的其他人尴尬得不知说什么好。
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以谦虚为美德，对别人的赞扬、夸奖常礼仪性地予以否认，更不喜欢炫耀自己的成绩；美国人崇尚自我奋斗，常会对别人的赞扬乐于接受并表示感谢，对自己的成绩也乐于展示。瑞奇把一切都搅混了，可他自己还蒙在鼓里，因为他根本就无法理解中国人这种自贬式的谦虚。
（三）儒家伦理中的家族观念与美国精神中的个人主义之间的冲突
韦弗利获得全国象棋冠军后，她妈妈喜欢到处炫耀，自己也跟着出名。女儿看不惯这一套，抗议道：“为什么您总是用我来炫耀呢？您想出名，自己学下棋好了。”［3］97儒家伦理重视家族的力量，一家人应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母亲们望女成凤，把自己年轻时的遗憾用最美好的希望寄托在女儿们身上，无形中给女儿们施加了更大的压力。女儿成名了，母凭女贵，当妈的当然高兴。可是小说中女儿们崇尚的是美国精神中的“个人奋斗”。她们认为自己的成功纯粹是自己努力的结果，与父母无关。韦弗利对母亲行为的反感使她最终放弃了下棋。
（四）作为华裔的女儿与美国白人之间的冲突
小说中的四个女儿虽然没有受过正式的中国传统教育，但毕竟在华人家庭中长大，由于母亲们的言传身教、长期的耳濡目染，这些传统还是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她们的成长、思想及各自的婚姻，因此她们在无意识中接受的某些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又与正宗的美国人发生了矛盾。韦弗利打算和白人男友瑞奇结婚。可瑞奇比韦弗利小几岁，她担心这桩美国式的婚姻会遭到母亲的反对。尽管对母亲心存怨恨，她还是想方设法试图先得到母亲的认可而没有如瑞奇所说的“说一句‘妈妈、爸爸，我准备结婚了’”［3］189。母亲总是对瑞奇挖苦讽刺。韦弗利向朋友玛琳娜诉苦，玛琳娜建议：“告诉她住手，别破坏你的生活，告诉她闭嘴！”［3］182女儿让母亲闭嘴，这在儒家文化中也是闻所未闻。韦弗利虽然对中国传统伦理——孝道一知半解，却深知作为女儿，是不能对一个中国母亲说“闭嘴”的，“你会被指控为杀人帮凶”［3］182。韦弗利一方面讨厌母亲干涉自己的婚姻，坚决要独立，另一方面又要顾及中国的孝道，这让她处于矛盾之中，非常痛苦。
小说主人公之一罗丝是位性格温顺的姑娘，一次她受白人朋友泰德的邀请出席他父母的招待会。这是一个典型的白人中产阶级家庭，泰德的母亲婉转地表示不同意罗丝和泰德结婚。罗丝听后心里虽然不高兴，但没有公开表示反抗。当泰德得知此事时，他大为恼火。首先他对罗丝不为自己的权利斗争感到吃惊和不解，然后他又当着众人的面大声斥责他的母亲不尊重他的权利。婚后罗丝对泰德百依百顺，因为她相信这是她爱他的表现。这是中国儒家思想中“夫为妻纲”、“夫唱妻随”的伦理要求。然而事与愿违，泰德反而对她产生了厌倦提出离婚。这下震动了罗丝，经过痛苦的反思后，她终于明白了，在美国，作为一个人，她应该有自己的尊严和独立的人格，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不能轻易放弃自己的权利，夫妻之间也是如此。因此，她决心为自己在婚姻中的权利和平等地位而斗争。泰德发现妻子原来并不是一个唯唯诺诺、毫无权利意识的弱女子，两人竟破镜重圆，生活得比以前更加美满。在这里，先是泰德违背父母之愿选择了亚裔妻子，而后一向没有主见的罗丝学会了对丈夫说“不”。这两件事都表现了美国家庭中的独立意识。
女儿们在与母亲们的不断冲突中长大，经历了各自的快乐、烦恼与痛苦，也希望能缓和一下母女之间的矛盾，试图去理解母亲。小说行将结束时，女儿们已意识到她们需要了解中国文化才能了解自己，克服自己的弱点，并使其变为优势。吴晶妹的中国行从中国传统伦理角度看，实际上是在尽“孝”，完成母亲未了的心愿。母亲们在遭到长期的反抗后，不再利用母亲的权威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早已成熟的女儿们了，注意到在她们生活的基础上女儿们正在谱写更为美好的生活篇章。母女间的这种和解，不只是两代人之间矛盾的化解，也是作家的希望，希望华裔的后代能在两种文化间取长补短、和谐地融合。
三、结语
中国儒家思想和美国精神相比，无所谓孰优孰劣，各有所长。处在不同文化圈中的人们应该互相宽容、互相理解，取长补短。只有这样，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在一起才能减少冲突，和谐共处，最终实现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
妈妈伦理小说范文2
论文关键词：斯坦贝克；生态；生态伦理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重要作家约翰·斯坦贝克习惯上被评论界定义为“愤怒的作家”，其原因是，囿于当时的环境，批评家们只看到了《愤怒的葡萄》表达了作者对有产者剥夺穷人的愤怒，而没有发现其中蕴含的生态伦理思想。在它问世之后，著名文学评论家马尔科姆·考利称“《愤怒的葡萄》属于像《汤姆叔叔的小屋》一类的了不起的愤怒之书(angrybook)的范畴”，约瑟夫·沃伦·比奇说它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生产的在30年代被称为无产阶级小说的最好范例”。后来，又有批评家对这部小说大加抨击，说“斯坦贝克要么是描写低等的动物，要么是描写快要沦为动物的发育不全的人”，另一位评论界泰斗艾德蒙·威尔逊说：“《愤怒的葡萄》的字里行间充斥着令人作呕的空话。”“因为威尔逊不喜欢小说把人类降低到一种动物的水平上并让他们具有太多的自然本性，太粗俗也太低贱。”
但自从人类进入20世纪，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和环境灾难使人类从征服自然、战胜自然的盲目乐观和狂妄自大中清醒过来。因为，无数的事实说明“现在每天约有100多个物种永远消失，在以后的日子里这个速度还会加倍甚至翻番。这个星球上，维持生命的资源，如空气、水和土壤，正被惊人地污染或消耗。
诞生于20世纪的生态伦理、生态哲学和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给人们解读文学经典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和批评武器，人们开始从生态的角度重新阐释斯坦贝克的作品。美国著名生态学者，罗德里克·弗雷泽·纳什教授(RoderickFrazierNash)在其生态学巨著《大自然的权利》中，引用了西尔多·罗斯雷克(Theod．oreRoszak)的话说，当代的环境主义“从根本上说是颠覆性的”，“因为它的唯一目的就是‘解构’当代美国的社会和文化”。比特·利斯卡的《约翰·斯坦贝克的广阔世界》为斯坦贝克研究领域带来了新的变化，作者以其非凡的洞察力“预示了一种从生态学的角度研究斯坦贝克作品的倾向”。美国西南卡莱罗纳大学学者布瑞恩·马斯塔斯(BminMaste．璐)指出：“约翰·斯坦贝克是生态批评领域里一颗光耀夺目的明星”，“是没有得到承认的生态批评之父”。他还说：“事实上，在最近出版的许多生态批评的文集中，斯坦贝克很少被人提及。”
一、伦理与生态伦理
美国伦理学家戴斯·贾丁斯说：“伦理(ethics)一词来自希腊词ethos，意思是‘惯例’(custom)。在这个意义上，伦理是指一般的信念、态度或指导惯例行为的标准。这样，认识到任何社会都有确定惯例的典型的信念、态度和社会标准，因而任何社会都有其伦理。’’
说到环境伦理学，贾丁斯指出：“一般地说，环境伦理学旨在系统地阐释有关人类和自然环境的道德关系。环境伦理学假设人类对自然界的行为能够而且也一直被道德规范约束着。”罗德里克·弗雷泽·纳什在《大自然的权利》中指出：“伦理学应从只关心人(或他们的上帝)扩展到动物、植物、岩石、甚至一般意义上的大自然或环境。”绪论丹)
早在弗雷泽·纳什之前，就有学者看到了人类对大自然的掠夺、剥削、蹂躏所造成的巨大灾难。1915年，阿尔伯特·施韦泽(AlbertSchweitzer)讨论了敬畏生命的伦理。1940年，奥尔多·利奥波德(d0leopold)呼唤一种整体主义的生物中心主义道德，他称之为“大地伦理”(1andethic)。深层生态学／生物中心主义(deepecologyorbiocentrism)把一种至少是与人相等的伦理地位赋予了大自然。这对西方几千年来的传统伦理提出了公开挑战。“因为西方传统哲学否认人与自然之间有任何直接的道德关系。根据大多传统的伦理学理论，只有人类才有道德身份(moralstanding)，其他事物只有在服务于人类利益时才有伦理价值。”所以，几千年来，人类把大自然当做奴仆，“自然环境成了被剥削的无产阶级，是被我们大家的工业制度蹂躏的黑人”。
西方的哲学、文化和宗教传统是环境灾难、生态危机的根源，诞生于这种语境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在西方文化、宗教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根深蒂固的。例如，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植物活着是为了动物，所有动物活着是为了人类……自然就是为了人而造的万物。”托马斯·阿奎那更是直言不讳地说：“由于动物天生要被人所用，这是一种自然的过程。相应地，根据神的旨意，人类可以随心所欲地驾驭之……’’
二、斯坦贝克的生态伦理思想的表现
1．作者极大地关注了小人物的命运和悲欢离合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互助
正如人与自然的关系可以折射生态伦理观念一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同样反映了一个社会的伦理观念，甚至反映一个社会的生态伦理和生态哲学。斯坦贝克作为一个有着生态伦理思想的伟大作家，满怀深情地讴歌了人与人之间的爱心，特别是他关注了小人物的命运和悲欢离合。从表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角度阐明了自己的生态伦理思想。
生态主义者认为：“人统治自然绝对根源于人统治人。米尔布拉斯指出：“我们的文明是一种统治的文明：这种文明被定向于允许一些人去征服另外一些人。”根植于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的西方文明认为“他们应当努力去统治对方，吃掉对方或者被对方吃掉。而美国人则相信，他们必须保持他们在全世界中的强者地位”。
斯坦贝克则反其道而行之，他深情歌颂了处于受压迫地位的黑人，以充满同情的心态描写了贫穷的流浪工人等。在他晚年发表的游记《斯坦贝克携犬横越美国》中，作者表达了对黑人的同情和赞美。在谈到黑人古柏家时，他写道：“他们是我惟一认识或有接触的黑人……当我听到，譬如说，黑人是个次等民族时，我在想，一定是有关当局得到了错误的信息。当我听到黑人都是脏鬼时，我记起了古柏太太晶亮的厨房。懒惰?古柏先生大型运货马车走在街上的得得马蹄声，总是在黎明时分扰我清梦。不诚实?古柏先生是萨利纳斯极少数欠钱绝不拖过当月l5号的人之一。
作者不仅赞美黑人的优秀品质，还对种族主义分子的丑恶行径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例如，对他亲眼目睹的女种族主义分子拉拉队反对黑人孩子上学的拙劣表演，他说：“这些女人的表现，赋予了‘母亲’这个词一些很奇怪的定义。更离谱的是，其中一小组人对此事已经熟稔到被称为‘拉拉队员’的地步。”
环境主义者提出：“要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首先必须争取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乔德的妈妈就是在人与人和谐方面的光辉榜样。在《愤怒的葡萄》中，作者热情赞扬了乔德的妈妈，即使自己家处于困境，她也随时准备帮助别人，把宝贵的食品分给别人。乔德妈妈是这篇小说中最完美的女性形象。自始至终，她就是一位导师和女神。她没有姓名，一直被称做“妈”，这更增强完善了她的母亲形象。她细心关爱自己的孩子，也关心需要帮助的邻里的孩子。她善待公公和婆婆，当她看到邻居的孩子围在饭锅的周围，她慷慨地把本来不足的食品均给孩子们。她说：“从来没听说过乔德家或是黑兹利兹家有过路人要借宿、要讨点东西吃或是要搭我们的车的时候，拒绝过人家的要求。”当威尔逊怕因为自己钱少会连累乔德一家时，妈说：“你们绝不会连累我们。彼此互相帮助，我们便都可以到加利福尼亚了。”
在《人鼠之间》这个富有多重隐喻的小说中，作者歌颂了小人物的友谊。它讲述的是两个流浪农业工人关于土地的梦想和相依为命的故事。他们在农业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下被迫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他们幻想着有一天他们能有一小块土地，过上愉快自由的日子。尽管莱尼弱智，经常惹麻烦，乔治从不放弃他。有一次，莱尼又惹了祸，觉得对不起乔治，说要走，离开乔治。乔治说，“我需要你留下，和我在一起”，“要是你一个人住在山上，会有人把你当做一匹野狼把你射死的”。朴实的语言，深厚的感情!
斯坦贝克笔下的小人物之间的互相关爱、互相同情是对鼓吹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西方哲学的无情批判，也是对符合生态伦理的和谐人际关系的深情赞美和讴歌。
2．斯坦贝克控诉了人类对大自然的掠夺和破坏
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和生态文学批评的矛头就是直指西方的人类中心主义，其主要策略是颠覆和消解西方哲学中的二元对立，如人／自然、意义／物质、大脑／身体、男人／女人等的对立。在生态主义者和生态／环境伦理学者看来，强调自然的重要性，关注动物等其他自然现象，就是对以自然为敌、破坏自然、征服自然的文化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工业主义、享乐主义的抗议和挑战。
肇始于欧洲的文艺复兴把人从神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自然是功不可没。但是，人类中心主义也随之登场。例如弗朗西斯·培根，要“让大自然及其儿女供人类使用，使她们成为人类的奴隶”。迪卡尔说要使人类成为“大自然的主人和拥有者”，康德说“人是自然的立法者”，这类表现人类优于自然，要征服自然、掠夺自然的豪言壮语，标志着人类中心主义在欧美的诞生并对近现代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也标志着近现代生态灾难的开始。
在《斯坦贝克携犬横越美国》中，有着生态学背景的作者深情地表达了对红杉林的感情，痛斥了滥采滥伐。他说，“红杉给人的感觉无法传达”，“红杉不像我们认识的其他树木，红杉是来自另外一个时代的使节”。有个人“借着地主的身份所带来的权利，他把所有的树都砍了卖掉。镇上所有的人都对这件事感到震惊，并且愤怒得说不出话来”。因此，“对美洲杉而言，所有的人类都是陌生人，都是野蛮人”。
正如杰帕里尼在《斯坦贝克横越美国》的“导读”中说的：“斯坦贝克最好的小说之所以迷人，部分原因在于作者对于一块土地的自然与人文环境，还有对土地上的人民和环境之间重要的关系都有深厚的感情。”导读，聊这本书表达了作者对环境问题的极大关注：“美国人在环境问题上的失败到了对人类精神本质的极端不负责任的地步，如同背信弃义。”当然，斯坦贝克在《愤怒的葡萄》中，早就谴责了由于人类的愚昧无知、贪婪掠夺造成的生态灾难。他在小说第一章就描绘了俄克拉何马州的生态灾难：“在雨水冲成的沟渠中，细土像流水似的直往下滚。土拨鼠和蚁狮一活动，尘土就像雪崩似的坍了下来。”此外，由于土地被过度开垦，地表土失去了保护，在干旱气候下出现的“尘暴”，把地表土吹走，“风越刮越猛，在石头底下吹过，卷起稻草和枯叶，甚至还卷起小土块……玉米用它软弱了的叶子与风搏斗，直到根部被猛掀猛撬的风刮松了”。
作者在小说的第十三章，对于造成生态灾难的人类的贪婪进行了无情的抨击。“我真不懂这个国家会弄成什么样子……天天有五六十车人从这儿过，都是带着家小和东西往西去。他们上哪儿去?他们去干什么?”“哎，我真不知道这个国家会弄成什么样子。真不懂。” “可是这个国家会弄成什么样子呢?我想要知道的就是这个。到底会搞成什么样子?”斯坦贝克用重复的手法反复发问，强调了人们的愤怒和困惑。对于这个问题，凯西是这样回答的：“譬如我吧，一向都在拼命跟恶魔斗争，因为我从前认为恶魔是我们的敌人。可是有一种比恶魔还要凶恶的东西抓住了这个国家，不把这个家伙砍掉，它是不会甘休的。”斯坦贝克不正是在暗示，人类中心主义的狂妄，人类对自然的贪婪掠夺和无情蹂躏是生态灾难的始作俑者吗?
据统计，仅1935年3月，“一场新尘暴席卷了南部平原，毁掉了堪萨斯一半的麦作物，俄克拉何马的四分之一，以及内布拉斯加的全部——500万英亩全部被吹光了”。如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指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尘暴总被说成是‘上帝的行为’，人类则是无辜的牺牲者。其实，尘暴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人类的愚蠢，因为人摧毁了大平原的自然生态。”占阱’美国史学家林恩·怀特在《我们的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里一针见血地指出：“犹太一基督教的人类中心主义是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它“构成了我们的一切信念和价值观的基础”，“指导着我们的科学和技术”，鼓励着人们“以统治的态度对待自然”。
对于人类这种愚蠢的行为，作者在《斯坦贝克携犬横越美国》中警告说：“如果最多才多艺的生命形态——人类——用他们一直以来所使用的方式努力生存，那么他们不但会毁掉自己，还会毁掉其他的生命。”因为斯坦贝克深知，“自从希腊和罗马衰落，基督教出现以来，大自然在西方伦理学中就没有得到公平对待”。
3．作者充满爱心描写动物，体现了作者的生态伦理思想
盛行于西方社会几千年的“人类中心主义”，不但造成了人类的贪婪无知和狂妄，也唆使人类对大自然实施了残酷的剥削，无情的掠夺和残忍的杀戮，从而导致多种动植物的灭绝。有人警告说：“由于人类的活动，地球生命面临着自6500万年前的恐龙时代以来最大规模的生物灭绝问题。”人类在对待动物问题上一直沿用了错误的做法。
而斯坦贝克则在作品中，反复表现了自己对各种动物的感情和挚爱。在《斯坦贝克携犬横越美国》中，作者花了很大篇幅描写他的狗查理的活动。在《人鼠之间》这部小说中，开卷就是美丽的大自然和自然界里的动物。“沙滩上树底下，落叶积得厚厚一层，而且是那么干脆。一条蜥蜴走过便会嘎嘎地响起来。一到黄昏，兔子便从树林走出来，坐在沙上。涣熊夜行的足迹盖过了湿渍的洼地，还有从农场里跑出来的狗四散的脚印，和黑夜里跑来饮水的鹿打楔子般裂开的足痕。
在《美国与美国人》中，斯坦贝克谈到了一次打猎的经历。面对郊狼，他说，“我的手指迟迟不愿碰触扳机”“现在我对这两条活蹦乱跳的健康郊狼有了象征性的责任。在万物关系的微妙世界中，我们将永远被绑在一起”。
斯坦贝克的这种生态伦理观念可追溯到达尔文和梭罗的生态思想。生态思想的先驱梭罗在《缅因州的森林》中写道：“森林中并不是没有居住者，里面住满了和我一样善良而诚实的精灵。”他曾经“把翻车鱼、植物、臭鼬、甚至星星视为伴侣和邻居——换言之，他所属的共同体的成员”。早在梭罗之前的1835年，达尔文就提出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高傲自大的人类以为，他自己是一件伟大的作品，值得上帝给与关照。我相信，把人视为从动物进化而来的存在物，这是更为真实和谦虚的。因为达尔文相信，“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越高，它得到的视野就越宽广。的确，检验一个人是否真正文明的标准，就是他或她扩展其同情或道德的程度”。对人的标准是这样，难道说对一个社会的标准不更应该是这样吗?难道说斯坦贝克不正是一位有着高度的文明精神和生态伦理思想的作家吗?
斯坦贝克的生态及生态伦理思想极其难能可贵。这实际上体现了生态伦理学家们提倡的把人的“天赋权利”扩展到动物、植物以及整个自然界的“大自然的权利”。他的这种思想类似于“生物中心伦理”(bio．centricethics)。该理论认为：“所有生命均有内在价值。”生物中心伦理的一个早期版本是阿尔伯特·施韦泽的“敬畏生命”(reverenceforlife)理论。施韦泽说：“落时分的非洲，我们正在一群河马之问乘船逆流而上，在我的脑海中突然闪出一个念头，那就是要‘敬畏生命’。”
妈妈伦理小说范文3
关键词：陈力娇；动物小小说；悲悯情怀；生态保护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10—0319—01
近年来，龙江作家陈力娇创作颇丰，尤其在小小说创作上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先后荣获全国读者最喜爱的微型小说奖、全国小小说优秀作品奖、中国新世纪小小说风云人物榜·新36星座奖、中国小小说第五届金麻雀奖等，这些奖项的获得是对陈力娇小小说创作的肯定与褒奖。在陈力娇的这些小小说中，有一类动物小小说，数量虽不多，但却颇引人注目。作家以动物的视角来审视与反思人性，寻求人类生存的哲理内涵，引导人们树立生态意识。
一、心怀大爱的悲悯情怀
有人说陈力娇是位具有宗教情怀的作家，她的作品引人向善，倡导人类找回博爱之心。正因如此，渴求人与动物和谐共存的诗意书写成为陈力娇动物小小说叙事的最大特色。
从陈力娇的小小说中，我们能感受到人与动物之间深厚的情谊，动物的忠诚与人性的纯真互相映衬，令人心生悲悯之情。在《猎犬黑豹》中，猎犬黑豹跟随科考队一起去南极考察，途中遇到冰壁滑落，黑豹勇救队员小吴而受伤，伤口感染，高烧不退。科考队伍为了在指定时间内到达营地，决定放弃黑豹，不忍心丢下黑豹的小吴不得不伤心地与黑豹离别，他“像放孩子一样把黑豹放在了冰地上，又不放心，就把自己的一件红色羊绒衫给它铺上，然后留下了足够黑豹吃的食物”。然而坚强的黑豹却奇迹般地从另一条路径提前到达了指定地点。结尾小吴的一句“黑豹，哥们儿，没忘了带着我的羊绒衫呢”令人动容，黑豹勇敢、忠诚、不弃不离的品格感天动地。
小小说《红泪》也写了一个人与动物和谐共生的感人故事。小说中的蟒蛇壮壮非常善良，他因母亲误把山下老伯的小孙子缠死而与母亲分开，在被鼠夹打中生命奄奄一息之际，他爬到老伯家，欲替母赎罪，希望老伯能用自己身上的肉、皮、胆等去换钱，再养一个小孩。然而老伯同样是个善良之人，当他发现壮壮受伤之后，立刻让儿子把家里的急救箱拿出来为壮壮治疗，人与动物的心灵在此真正做到了息息要通。小说结尾蜡烛滴出的“红泪”蕴含深刻，老伯的大爱情怀使壮壮与老伯的儿子感动落泪，也使读者感动落泪，作家呼唤人与动物和谐共处的大爱情怀力透纸背。
在《阿宠的春天》中，雪青马阿宠为了拯救困在井下的四十九条饥饿矿工的生命，它默默地咬断了自己的大动脉。为了人类，它不仅奉献了自己的双眼（这匹马因出生不到半年就被送到井下长期劳作导致眼瞎），还奉献出了整个生命。阿宠对人类的大爱之举令人肝肠寸断。阿宠死了，但是它生命的春天刚刚开始，因为它把牺牲与奉献的精神播种到了人们的心间，它把博爱的种子播散到了人间。
从陈力娇的动物小小说中，我们能感受到她对动物的深情，这不仅是从动物立场出发的对动物的尊重、敬畏与同情，更是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的大爱情怀。
二、生态保护的忧患意识
当下，人类对大自然的生态破坏令人发指，树立生态意识已成为当务之急。在小小说《胜利》中，面对人类对自身家园的侵略与洗劫，土拨鼠不惜以生命为代价保护家园，保护同类，保护生态平衡，其实也是在保护人类。小说借土拨鼠妈妈的口道出了人类的灾难，“人类在自讨苦吃，没了我们，狼就不来了，没有了狼，兽类就不会那样矫健了，当一切都灭绝，土地就风化了，风沙会把城市吞没。”小说结尾，尾巴上被人拴上爆竹点燃的土拔鼠像一个英雄，他镇定地跃上人的肩头，对伤害他们的人进行奋起反击。小说的寓意很深刻，的确，世间万物都处在食物链的复杂关系之中，缺失一个，都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因人类的一己贪欲而导致生态失衡，后果是惨重的。美国生态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认为，“以往的伦理观念是处理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现在到了需要一种处理人与大地关系的新的伦理学的时候了。”是的，人与大地上的植物、动物、土壤等等都是一个共同体中的成员，彼此是平等的。然而，现实社会中，人类却常常把自己当成是世界的主宰，因此，许多悲剧就发生了。陈力娇在动物小小说中表达了对生态保护的忧患意识。
这一点在《回家》中也有突出的表现。《回家》中写了一群想要逃离困住他们栅栏的猪，这些猪不满人类给它们吃添加剂，不满人类束缚他们的自由，不满人类对它们的肆意屠宰，于是它们想出来一条打地道的逃生之路。地道打通后，珍珠、亮蹄和四眼一起把小丽和十二个猪崽送了出去，而它们则用自己的身子把洞口堵上了。这篇小小说通过对猪的生存遭遇的描写，引发读者对动物生存的人道关注。作家叶广芩曾说：“能感受快乐和痛苦的不仅仅是人，动物也同样，它们的生命是极有灵性的，有它们自己的高贵和庄严。我们应该给予理解和尊重。”的确，动物是有灵性的，关爱与奉献，诚实与善良，忠诚与勇敢以及团队精神等，这些人性中既伟大也普通的品质在动物身上同样存在。因此，作家希望每个人都发现这样一个道理，即“我们和动物同属于一个家族，人类所具有的东西动物不会一点儿没有，动物所具有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也为人类所分享。”①然而，长期以来，人类常常是残忍地对待动物，“人类常以开发文明为借口，破坏美丽的大自然，甚至思议杀害野生动物。而我始终想赋予它们安宁、平静的生活，人类应该停止虐待野生动物，这是我最大的心愿。”②不错，对动物没有怜悯之心，对人类也不会有怜悯之心，正如昆德拉所说的，对待动物的态度是检测人性的标尺。残忍地对待动物的人不仅是人性丑陋之人，也是生态良性发展的罪人。
陈力娇的这些动物小小说犹如一曲曲苍凉、悲壮的牧歌，它们丰富了小小说文学的形象画廊，具有鲜明的生态意识与人性救赎的哲理意蕴。作家深入地挖掘了动物身上的人性光芒，呼唤人们对动物的同情与怜悯，倡导人与动物间的和谐大爱。相信胸怀大爱的陈力娇会写出更加优秀的动物小小说。
参考文献：
妈妈伦理小说范文4
关键词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论，《觉醒》，艾德娜
随着19世纪末美国独立宣言的发表和女权运动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女性作家开始用写作来表达女性声音，凯特・肖邦的小说《觉醒》在当时最具代表性，但由于其婚外恋主题触及了美国伦理道德禁忌，故该书一直被视为有伤风化的禁书，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得到评论界客观、公正的评价。
作者在《觉醒》中对女主人公心理活动描写精湛、分析透彻，艾德娜的非正常人格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人格”理论一本我、自我、超我契合。本我是与生俱来的无意识的各种本能欲望和冲动，本我以追求本能冲动和被压抑欲望的满足为目的。自我与外部世界直接联系，使欲望冲动遵守现实要求。超我是理想自我，以指导自我限制本我活动为主要职责，包括“良心”和“自我理想”。弗氏认为：如果本我、自我、超我三者彼此和谐运作，就会形成一个发展正常、适应良好的人。如果三者失去平衡或长期发生冲突，就会导致个体适应社会困难，形成非正常人格。
在艾德娜心理发展过程中本我占绝对优势，一直操纵她的思想和行为，她的一切都是以快乐为目的，寻求所谓一时满足，当她梦醒后无法接受现实回到自我。在小说结尾，超我虽然一时占了上风，但在超我、本我和自我激烈斗争中，超我还是没有限制住本我，本我最后击败了超我，她最后只能以死来作为对破坏业已存在的社会秩序和败坏伦理道德的补偿。艾德娜的本我、自我、超我长期处于冲突中，致使她适应社会困难，神经质特征明显，是个典型的精神病人，无法过常人生活，形成了非正常人格。
合理的婚姻关系应该以爱情和义务统一为伦理基础，艾德娜对丈夫没有感情。对孩子关心很少，对丈夫和孩子都没有尽到做妻子和母亲的义务，她儿子生病，她却“很肯定朗武没有发烧”，与其他克里欧的女人明显不同，她“不是妈妈型的女人”，很少做家务活，好像自己是个过客。尤其在格蓝岛偶遇劳伯特后，她更加为所欲为、变本加厉，本我支配了超我， “她再次感受到童年时期、少女时期和刚成年时曾经体验过的痴迷恋情。”罗伯特使艾德娜释放本能冲动，“什么宗教、信义，一切都可以不管了”。非理性本我冲昏了头脑。全然抛弃了现实中自我，也违背了爱情排他性伦理本质。一般来说，婚外恋者从婚外对象身上，常可以获得从其配偶身上得不到的精神上慰藉及生理和心理的满足。当一个人婚外恋心理得到满足的同时，罪恶感也随之而来，必须及时用理性、道德和责任感的力量去驾驭自己的行为才能有效地阻止其发展下去，否则，婚外恋随时会使家庭产生危机甚至解体，败坏了当事人的名声，艾德娜的个案表明了她没有及时从不道德婚外恋中醒悟而导致身败名裂。
她的那些积极使她更肆无忌惮地抛弃家庭。她搬到了自己的“鸽楼”，为婚外情提供了固定场所，自此以后，她无拘无束、不道德地过起了婚外生活。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女婚外恋者只是想得到的一时满足，而不想使自己的婚姻、家庭解体，她们的婚外情大多在偷偷摸摸中进行，惟恐其丈夫等熟人发现，就这点而言，艾德娜则比其他女婚外恋者走得更远。艾德娜离家出走后，她的丈夫给她寄信仍希望她重新回到家共享天伦之乐，她却不思悔改。在感情旋涡中越陷越深、无法自拔，过着脱离自我并遭人唾弃的生活。
劳伯特离开艾德娜后，“她的日子变得乏味多了”，本我冲动也达到了极限，“她要远远的游出去，游到别的女人从来不曾游过的地方!”几乎每天都要到芮芝小姐家等候他来信，她丈夫看到她魂不守舍还特意找医生进行心理咨询。医生说：“她行事不太正常，很古怪，不太像她原来的自己…”她整个的态度――对我，对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变了。”医生认为她暂时无法治愈，任其发展到道德化超我战胜本我，她会良心发现，重新回到现实自我。然而，她的本我已发展到一发不可收拾，精神病已发作到了极点，支配她另寻新欢以满足本我冲动，道德化超我对本我没有起到限制作用，厄络宾的吻，“是她这一生中，第一次真正触动到她的本性”，给她充分满足与宣泄。然而，好景不长，盼望已久的白马王子劳伯特先生终于回来了，起初艾德娜感到很兴奋，但后来发现他已失去往日热情：“你是礼昂・庞特里耶的太太。”此时的劳伯特决心已定要重新回到社会中，劳伯特心里虽很爱她，但不想也没有勇气冲破传统伦理道德禁忌被社会所不容，此时的艾德娜仍痴迷不悟：“我们应该是彼此的一切。”她的本我在和自我、超我斗争中依然占据绝对优势，艾德娜的本能冲动战胜了理性，对社会缺乏认识，走进了一条脱离社会的死胡同。劳伯特意识到他们已无法沟通就很快离开了她。显然，罗伯特在道德观念上依然认同女人的最后归宿还是家庭，艾德娜对罗伯特无心冲破传统道德感到彻底失望了，幻想终身和他相守的美梦也随之破灭，此时，她开始对现实进行思考：这些欲望只能是昙花一现。此时在自我和本我斗争中，自我暂时告胜，然而，艾德娜没有足够勇气再回到社会中，道德化超我也时而浮现在脑海中，她感到对不起丈夫、孩子和家庭，但事时境迁，再也无力弥补自己的过失，于是，她向大海深处游去，“她一直往前游……并没有回头望。”她要大海净化她的灵魂，虽然她向往自由是合理的，然而，她的做法却令人难以认同，最后虽然有所悔悟，但仍没有勇气接受现实回到社会中，而以死来寻求所谓的解脱，以生命为代价来消极逃避社会，又是极端自私的表现。
通过细读文本，读者会发现其实艾德娜丈夫平时对她很关心，可以说达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她晚上游泳回来时，他担心她会“累坏了”，她丈夫出门在外也一直惦记着妻子，“庞太太收到寄来的礼物，是她先生寄的”，周围的女人很羡慕庞太太，“公认庞先生是世界上最好的丈夫”，艾德娜的丈夫在格蓝岛度假期间，并未干涉她与劳伯特的交往，对他们很宽容，并没有限制她的人身自由。艾德娜丈夫和孩子关系非常亲近，“小孩看见爸爸都要跟着去”。相反，艾德娜作为妻子，“居然对他的事那么无动于衷。对他所说的话那么不重视”。他们有一双可爱的儿女，在别人眼里家庭非常完美，然而，艾德娜并没有去珍惜，作为家庭核心成员之一，理应为孩子负责， “如果照顾孩子的责任不是母亲的，究竟还会是谁的?”相夫教子是她义不容辞的责任。“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最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根据这种关系就可以判断出人的整个文明程度。”家庭的幸福要靠夫妻双方共同营造，一般来说，夫妇结婚有了孩子以后，双方在感情上不像新婚时那么炽烈了，这时候，双方需要互相理解、互相体贴。当一方发现对方有了不顺心事时，应多用劝慰对方，使之感到家庭温暖与幸福。由于女性生理特点决定了家庭尤其需要女人呵护，这也符合家庭伦理。她非但没有呵护家庭，反而破坏了家庭的正常秩序，做了伤风败俗之事，败坏了家庭伦理。由于家庭是社会细胞，从而也必然危及社会稳定。
艾德娜的婚外情及抛弃家庭等一系列不道德行为打破了社会禁忌，破坏了19世纪末美国南方社会业已存在的伦理秩序和道德规范，败坏了维多利亚时期女性传统伦理道德，对家庭和社会都造成了严重影响，也造成了她的个人悲剧。她全然变成了离经叛道的女性，这些堕落思想和行为都是在非理性本我支配下进行的，她的本我没有有效地受到道德化超我控制和约束，这决定了她必然是个悲剧性人物，她的婚外情也注定毫无结果，只能是自作自受，犹如“一只断了羽翼的飞鸟……坠入水中”。她虽然具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但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自由”代价直至生命。
妈妈伦理小说范文5
关键词：朱天文；电影文学；身份；乡愁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以小说名世的朱天文，也是台湾新电影的知名编剧。1983年之后，她作为编剧与侯孝贤导演长期合作，创作了许多为台湾电影赢得国际声誉的电影作品，其间亦不断出版同名电影剧本及电影小说。电影是拟态的艺术，小说是讲述的艺术，作为独立的文艺样式，这些电影剧本和小说有自己独特的审美韵味，与侯孝贤最终完成的电影既有内在联系，亦有较大差异。本文的研究对象仅涉及朱天文的电影剧本和电影小说，并将其统称为“电影文学”。作家阿城认为侯孝贤是贵金属，朱天文是稀有金属，如果没有朱天文，侯孝贤的电影成不了一种独特合金，不会是今天这样。电影学界对侯孝贤导演的电影作品研究汗牛充栋，可是对其最重要的合作者、御用编剧朱天文的电影文学涉猎不多，文学界对朱天文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她的长篇小说上，对她的电影小说研究亦几乎没有关注。这些缺失对于台湾电影和台湾文学来说是一个遗憾，本文将着重研究朱天文的电影文学，以期弥补这个遗憾，也借由朱天文的电影文学研究对侯孝贤的电影做出更多角度的读解与补充。纵观朱天文的电影文学作品，可以发现“乡镇”构成了其主要的叙事背景，基于此，呈现于朱天文电影文学中的“乡镇”，成为本文研究的出发点。
朱天文的电影文学彰显着时代的风貌，依主题而言大致有三类：个体成长的记忆，族群历史的重构，以及笼罩下的都市生态。乡镇作为一种叙事空间，为台湾社会的时代变迁与生活面貌提供了可资观照的视域。概言之，在朱天文电影文学对于记忆和历史的书写与重组中，乡镇既承载了个体成长的叛逆、彷徨和创伤，也承载了家国与族群的离乱、忧患与艰辛，从而整合人性人情的多重寓意，寄寓着创作者对现实的观照，对历史的内省，对故土的乡愁，以及对传统弥散的悲剧性心态。
一、迷惘的身份
台湾地形复杂，自古是航海要冲，兵家必争之地。台湾逐步进入中国历史，可以从南宋的海外贸易开始追溯。历经荷兰的殖民地统治、倭寇的骚扰、“开台圣王”郑成功的秉政与坚守、清政府的“汉化”大开发、后长达50年之久日本的奴役、光复后的“威权”统治、以及1970年代后走向政治民主、经济腾飞且积患重重的新时代。几经离乱、繁复曲折的历史带来的不仅仅是台湾充满血泪的发展历程，而且还带来了台湾人对其“身份”认定的迷惑。1946年台湾作家吴浊流在日本出版小说《亚细亚的孤儿》，在作家笔下，台湾是亚洲“身份”不明的孤儿。1972年大陆，台湾失去了联合国的席位，失去了政权合法性的依据，“身份”不明且日益尴尬。台湾音乐教父罗大佑写了一首著名的同名歌曲《亚细亚的孤儿》，歌中唱到：“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西风在东方唱着悲伤的歌曲。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没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游戏，每个人都想要你心爱的玩具，亲爱的孩子你为何哭泣。”反映在文化认同和归属感上的身份不明，是朱天文电影文学重要的寓意。
“身份”的惆怅，涵盖于个体生命成长、族群历史重构、传统的重建以及现实生态的呈现之中，表达着对于台湾有关历史身份、现实身份和文化身份的探讨与反思。《戏梦人生》将布袋戏大师李天禄的个人生命历程与台湾自清末至日据时期的历史融为一体，于跌宕的命运中组建着台湾复杂多变的历史身份。淡水河边的小镇，戏台上锣鼓声声，戏台下咔嚓咔嚓剪辫子――台湾由此步入殖民统治时代。从淡水镇到石碇镇，再到台中的后里，不断转换的乡镇背景，隐喻着迭变丛生的历史，而这不断漂移的历史所折射出的台湾身份，亦显得格外复杂和凝重。与不断转换的历史身份相偕而至的是复杂的文化身份。语言是人类历史的集体记忆库，文化几乎无法和语言相区别，只有透过语言，文化才有可能发生。朱天文电影文学中的乡镇上既活跃着布袋戏和歌仔戏，也回响着日文歌、闽南语歌曲，以及来自老上海的“时代曲”；来来往往的人操着闽南语、客家话、粤语、沪语和字正腔圆的国语，各种各样的口音里甚至夹杂着日语和英文单字。巴赫汀认为“所有语言行为的重点乃为了夺取权力与权威。”大陆的母体文化、殖民文化、本土文化、外来的西式文化，以及威权统治下的政治话语，都在台湾文化里刻下缕缕印痕，造就了台湾文化的繁杂离散，从而使人们在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上陷入寻根的惆怅。
较之复杂的历史与文化身份，台湾的现实身份却更为暧昧和尴尬。《好男好女》的“戏中戏”，浮现的正是历史埋下的现实困境。剧本中，梁静与蒋碧玉、阿威与钟浩东、现实与历史互为参照。历史中的钟浩东死于政治迫害，现实中的阿威死于黑帮仇杀。历史中的钟浩东和蒋碧玉夫妇富于理想和家国情怀，抗战时期参加大陆的抗日游击队，重返台湾后又介入左翼政治运动。现实中的阿威和梁静却混沌而虚无――阿威深陷于，梁静沉湎于。粤东和粤北的乡村，以及基隆的八堵小镇，承载着昔日的历史，也承载着历史曾经辉映的生命之光；但对于梁静而言，她生活的背景只能是当下的都市，到处都是“Whiskey Agogo，声色犬马”。台湾的现实就如梁静所看到的车窗外流逝着的城市街景，“一切都像是临时搭建的”，人无处安身，精神无所归依。
自1990年代末期以来，乡村和小镇所代表的乡土社会背景从朱天文的笔下悄然隐退，此前一直时隐时现的都市替换为叙事的主背景。但就朱氏电影文学的整体而言，后期的“都市”和早期的“乡镇”同样构成了一重镜像，从而使对台湾现实身份的迷惘更加清晰。在《千禧曼波》中，薇其和豪豪这对都市中的少年男女，就像游走于珊瑚丛中的热带鱼，迷失于其中。在乡镇，成长之年的青春只是无知地放浪，“无父”状态下任性的荒唐；但在都市，少年男女萎化为空洞的躯骸，即使喝水、吃东西、抽烟等动作，也成了纯身体性的行为。打电玩、嗑药、和朋友鬼混，以及对薇其的纠缠，几乎成了豪豪生活的全部内容。生活看不到丝毫光亮，一如他的居室，“屋里像刚给炸弹炸过，弥漫着烟味、硝尘。到处是空啤酒罐、可乐瓶、零食、喝光的龙舌兰”。这种精神空虚，正是“无根”造成的。无论《恋恋风尘》中阿远和阿云山长水远般的情怀，抑或《风柜来的人》中黄锦和和小杏欲说还休的恩情，都在都市腾涌的喧嚣中化为乌有，人变成了“稻草人”。朱天文这样不动声色地描写都市男女身体交缠的欲望：“他们一直在，一次又一次。他们全身湿透了，天花板上的镜子都起了雾气。”摆脱豪豪的纠缠后，薇其远走日本，找寻被黑帮追杀的“捷哥”，但“捷哥”久久没有消息。独处东京甲隆阁旅馆，她看到驰风掣影一掠而过的JR线电车，看到“窗外街光焚城一般，樱的枯枝”。这荒芜的风景，书写的是身份认同的凌乱。一个欲望炽烈而生命感缺失的时代，赋予台湾以“无根”的困境，如若疏远了传统与文化母体，终将无身份可言。
二、无尽的乡愁
“日据”结束，台湾回归中国后，当局推行“三七五减租”和“耕者有其田”政策，繁荣了台湾的农业经济，增加了台湾的财富。随着1970年代台湾经济的腾飞，台湾进入到工业化社会，农民劳工大量涌入城市，农村日益衰退，只剩下老弱妇孺，田地荒芜，满目凋敝，乡土社会逐渐瓦解。“乡土是一个予人安全感与永恒感的想象世界，身在其中，人与社会及自然世界的关系是可知的、亘古不变的。”伴随着时光的流逝，以及农业社会的分崩离析，所有美好的一切都将烟消云散，成为以往，“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凝结成乡愁。
以家族为基本社群、以村落或小镇为基本居住群落的乡土社会，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先生认为这是一个“差序格局”，“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因之，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熟人社会稳定有序、伦理昭彰，总呈现出人性的温情。
在朱天文的电影小说《小毕的故事》中，毕妈妈的悲剧唯有在乡土社会中才会发生。头一次见面，毕伯伯见“毕妈妈白皙清瘦可怜见的”，就“只觉惭愧，恐怕亏待了人家母子”，决意“除了一个安稳的家”，还要满心满意“爱惜她一生”。而在毕妈妈这边，同样“心底是感激的”。就这么在彼此的感戴中，毕妈妈和毕伯伯共同生活了十年，直至她突然开煤气自杀。小说以讲述者的口吻这样解释毕妈妈的死因：“毕妈妈的一生是只有毕伯伯的。其实，这世上的哪一桩情感不是千疮百孔？她是太要求全，故而宁可玉碎。”在毕妈妈与毕伯伯之间，更深的是彼此的一种恩情。毕伯伯带给毕妈妈“一个安稳的家”和“爱惜”，于是她默默守护着这份人际的恩情，成为她全部情感的寄托。她“总把自己收拾得一尘不染，走进走出安静的忙家事，从不串门子，从不东家长西家短”。内心似乎总隐藏着对于对方的“亏”与“欠”，在她看来，自己有了家，小毕有了爸爸，这一切如同拯救。然而毕伯伯对小毕说出的那句气活――“我不是你爸爸，我没这个好命受你跪，找你爸爸去跪！”，却在无意中伤及毕妈妈小心翼翼守护的恩情。随着恩情的伤害，生命的寄托也随之坍塌，死就这么成为毕妈妈的选择。
台北县淡水镇，安详宁谧的眷村，这是《小毕的故事》的背景，由此而形成的是一个人情温淳的传统社会。毕妈妈的悲剧，一方面映照出传统社会中人对于人情的珍视，另一方面也谱就人性人情之美的绝唱。之所以谓之“绝唱”，乃因无论小镇抑或眷村都已散入记忆，一个薄情寡恩的商业社会正取代乡土社会。同样的失落也发生在《安安的假期》中，乡间如画的风情和质朴的人情，营造着一个唯美的世界，但却散发着挥之不去的惆怅。因为这个近乎童话的世界，只能永驻于童年的记忆――“曾经有一年夏天，绿得特别的绿，它只是属于安安这个小男孩的。”对那个唯美世界的回忆只能是挽歌，是“乡愁”。
历史变动和社会转型冲击与破坏着作为基础社会的村镇，城市社会的强势发展消解着传统的社会秩序和文化结构，婴儿与污水一起被泼掉。因此，对乡土社会的观照，就具有深厚的历史感和浓烈的人文情怀。朱天文在《风柜来的人》和《南国再见，南国》中描述了人在城乡之间的转化，乡村的年轻人纷纷外出，而其“出走”的主要动因即在于生存和个人发展。阿清们从风柜出走到高雄，从乡村社会出走到工业化的都市社会，在工业社会的熏染下，乡村青年原有的纯朴很快消融。《南国再见，南国》中，“扁头”南下嘉义，回樟脑寮老家讨要家族先前卖祖地时应分给自己的那份钱，我们看到的他，充满发财的欲望和蛮横的戾气，而与之厮守的“小麻花”，亦非昔日的阿云或小杏，而是“颓废的，前卫的”，昔日的质朴、善良与单纯都已渐行渐远。
朱天文特别设计了平溪与侯硐一带的铁路和隧洞，在开场和结尾出现了两次，结尾是这样的：火车过平溪线山洞，明亮，黑暗，但这会儿，是在火车尾所看到的，倒退的山洞景观。远远传来歌声“夜上海……”
是一头金黄假发的小麻花，在“KISS”钢琴吧唱《夜上海》，颓废的，前卫的。
火车过山洞，明亮与黑暗，都快速倒退离去，都倒退离去的南国风物，一直往后离去，由明亮而进入黑暗。
黑里出字幕：
妈妈伦理小说范文6
一、80后爸爸的自我表达
（一）编导文章作为80后的一员。《小爸爸》属于家庭伦理剧，但是《小爸爸》又比以往的同类型电视剧有了很大进步。这在于它是一部“80后”自我表达的影视剧，以前的那些家庭伦理剧，像赵宝刚的《奋斗》、《婚姻保卫战》等，其编剧和导演都是50后、60后、70后，这就有很多观点不够符合80后这一代的想法。文章是80后的一员，而这部电视剧就是文章带领的一个编剧团队打磨的。它势必能在最大程度上反映80后观众的心理状态，表达80后观众的集体意识。所以《小爸爸》可以说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
（二）编导文章作为新晋的小爸爸。在现实生活中，文章刚刚完成了一次从大男孩到成熟男人的蜕变，初为人夫、初为人父，相信他本身的经历一定深刻地影响着他的影视创作，并反映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电视剧《小爸爸》中的于果和文章的成长有颇多相似的地方他在从一个大男孩转变为爸爸的过程中，肯定也曾经历过彷徨、不安、惊喜、不适等各种情绪的波动，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生活体验，才使得文章在创作《小爸爸》时，不是着眼于塑造一个全能型父亲，而是着眼于刻画爸爸的成长过程。
二、父亲形象的大胆构建
中西文化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为母性崇拜，后者为父性崇拜。中国影视剧上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妈妈，例如《渴望》中的刘慧芳，《老娘泪》中的程大娘，《奋斗》中杨晓芸母等等，但是荧屏上父亲形象的构建却是相当滞后的。
以往的电视剧中，父亲形象不外乎三种：（1）缺位的父亲。比如在电视剧《浪漫的事》中，主人公是母亲和三个女儿，父亲被安排为早早去世，外化为相簿中的一张照片。（2）无力的父亲。即父亲没有办法对儿女表现自己的权威，进而“统治”其子女，《金婚》中的张国立扮演的父亲就是这样的角色。（3）全能的父亲。如果父亲形象既不缺席，也不被打压，那么我在我国影视作品中往往又把父亲塑造的过于完美。电影《海洋天堂》中就是如此。而《小爸爸》则重新诠释了新时代“爸爸”的内涵，改变了以往影视作品中父亲形象缺位、无力或者高大全的局面。电视剧中文章饰演的爸爸于果不是以这样一个伟大父亲的形象出现，起初甚至连合格都沾不上边。但是后来于果开始慢慢转变，懂得关心夏天的情绪，设身处地为夏天考虑：亲手做蛋糕陪夏天给夏小白补过生日，甚至在夏天生病的时候穿上白裙，扮成妈妈来陪伴他。不靠谱的老爸慢慢蜕变成了“中国好爸爸”。
三、基于受众的“使用与满足”
“使用与满足”理论指站在受众的立场上，通过分析受众对媒介的使用动机和获得需求满足来考察大众传播给人类带来的心理和行为上的效用。与传统的讯息如何作用受众的思路不同，它强调受众的能动性，突出受众的地位，文化传播应从受众的心理动机和心理需求角度出发。该理论还认为受众通过对媒介的使用情况，影响着媒介传播的过程和效果。
《小爸爸》这部电视剧是从市场受众的角度出发，把握受众心理和需求，让《小爸爸》更加契合观众的口味，而不是让观众去适应电视剧。我们知道这些年，网络上崛起一批伪娘、著姐，这其实反映的是我国教育中存在的父性教育缺失的情况。孩子健全人格的确立离不开父亲的关心与爱护。大多数受众都意识到或者说呼吁父性教育登上历史舞台，《小爸爸》正是满足了受众的这一强烈需求。
《小爸爸》也非常全面地考虑到网络受众人数之众多，所以除了利用传统的电视播放平台外，还在网络平台上播放。对于上文四地卫视的选择，除了对各大卫视收视率有所考虑外，还对地域有所选择，投资方所希望的是能够覆盖到全国。根据索福瑞46城收视率数据，《小爸爸》在四家卫视联播的情况下，最高收视率依然突破1%；与此同时，该剧在优酷和土豆开播3天播放量突破1亿，也刷新了双平台大剧最快破亿纪录。
四、强强联合，打造精品
（一）四方投资，强强联合。《小爸爸》的投资方除了SMG尚世影业，还包括完美世界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下称“完美世界”）、北京华美时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下称“华美时空”）以及文章自己的北京君竹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下称“君竹影视”）。其中，SMG尚世影业侧重于营销发行，完美世界签约的导演滕华涛则担任《小爸爸》的监制，君竹影视与华美时空侧重于创作。
（二）打造精品，超前规划。《裸婚时代》后文章一直没有电视新作。时隔两年，文章携《小爸爸》再次回到电视圈，同时还拥有了新身份――导演和编剧。接受采访时文章不止一次强调：“《小爸爸》就像我和马伊的第二个孩子，它承载着我的梦。”由此可见，文章这两年韬光养晦，潜心写小说，编故事，磨砺演技，学习导演和制作技巧，就是为了给观众们呈现一部精品影视剧。SMG尚世影业总经理助理徐晓鸥说：“我们当然是有战略规划的，一年投资几部剧，势必有一两部是打造成精品剧，我们从一开始就介入《小爸爸》运作。”
五、结语
2013年中国大陆电视荧屏好剧大量涌现，掀起了新一轮收视热潮。当代都市轻喜剧《小爸爸》凭借年轻一代父子之情的新颖视角以及精彩紧凑的剧情脱颖而出，在9月份同时播出的五部新剧中，口碑和收视都遥遥领先。可以说这部由小爸爸导演的电视剧，以小爸爸的成长故事为线索，唤起和迎合了当下观众内心对真实的爸爸的需要和想象。
参考文献
[1] 父职的消解与重构：家庭伦理剧中的父亲形象[N].中国妇女报，2013-10-22.
[2] “小爸爸”吸金神话：单集销售超400万[N].第一财经日报，2013-09-26.
[3] 《小爸爸》：“文氏风格”的开启[N].中国艺术报， 2013-09-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