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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画报范文1
关键词：全球化时代；跨文化交流；文化自觉；文化大国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8）07-0034-04
我们正在进入或已经进入的是一个叫做“新经济”或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美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曾为“全球化”下了一个定义：“某个场所发生的事物受到遥远地方发生的事物的制约和影响，或者反过来，某个场所发生的事物对遥远地方发生的事物具有指向意义；以此种关系将远隔地区相互连结,并在全世界范围内不断加强这种关系的过程。”［1］这场始自经济领域的全球化浪潮也波及到了社会和文化等诸多领域。随着资本、信息、人员的自由流动，跨国、跨文化的身份认同和文化建构已经成为全球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化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一个关键词，经济和信息的全球“联网”造成了对各国文化传统的不同冲击。信息革命从根本上变革了通讯工具和交流手段，开辟了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的新时代。而考察亚洲国家，尤其是东亚国家的发展状况，我们可以看到，1980年后，日本、韩国的影视文化产品正在中国（传播的轨迹主要是由港台再至内地）、新加坡等地区流通、盛行起来。日韩影视剧在中国的传播“热”，构成了中国大众文化以及全球时代文化交流中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
一、全球化时代中“跨文化”传播：西方的
“文化霸权”与日本、韩国的文化传播比较
多元文化的交流是今天不可回避的话题。在全球化时代，文化的多元性是世界丰富多彩的一个重要体现。任何民族都不可能不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没有一种文化是封闭、隔离和不相往来的，与外来文化的撞击和交融是本土文化发展和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动力。每一种民族文化在长久的历史进程中，一方面，通过创新变革自身，另一方面，必须不断地吸收外来文化，在融合中创新，在交汇中生长。唯有在文化多元共处的框架中，谋求多元文化之间的对话交流，、相互学习、共同发展，才是比较理想的文化互动模式。先生在此问题上曾有精辟的论述：“各美其美，美人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处于东亚地区的日本、韩国，正是借助于世界文化多元发展之势，在遭遇了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紧张后，实现了沟通与融合。而且，它们还突破了“欧风美雨”的重重包围，把本国的文化传播到亚洲乃至全球。
把西方的“文化霸权”与日本、韩国的文化传播相比较，我们会发现，两者在形式上都属于“跨文化”传播，都是强势文化以强势经济为依托而进入中国。但是，笔者认为，日本和韩国的跨文化传播并不能与西方的“文化霸权”划上等号。
所谓“跨文化”（Intercultural或Cross-cultural）是指在交往中“参与者不只依赖自己的代码、习惯、观念和行为方式，而是同时也经历和了解对方的代码、习惯、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所有关系。而后者被认为是陌生新异的。因此，跨文化包括所有的自我特征和陌生新异性、认同感和奇特感、亲密随和性和危险性、正常事物和新事物一起对参与者的中心行为、观念、感情和理解力起作用的关系。跨文化是指通过越过体系界限来经历文化的归属性的所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2］。说得通俗些，跨文化就是指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参与和进行的交流。而在“文化霸权”这个概念的由来和演变过程中，葛兰西囿于传统的阶级斗争范围内，福柯广泛拓展到了所有的知识领域，萨义德则具体运用于国际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的种族国家关系的研究之中。在中国的研究语境中，“所谓西方文化霸权，就是西方国家把其物质生活方式、人生观和价值观作为一种普世的行为准则加以推行，赋予自己在文化上的支配地位。西方文化霸权产生的直接背景是西方的科技优势，及其对信息革命技术的垄断。”［3］“这种信息时代的文化霸权主义比过去传教士的文化殖民主义要隐蔽和快捷。通过占统治地位的信息网络，西方国家借此建立自己的话语霸权，使带有西方色彩、有利于西方的信息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狂轰乱炸，西方的价值观不仅充斥着可以触摸的物质空间，而且充斥着人类的精神空间和相互往来的交流空间。……不仅如此，西方还利用自己所具有的信息技术优势和对传播媒体垄断，将非西方文化作为异端进行打压。文化霸权主义就是对自己的文化怀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并把自己的文化作为衡量一切文化的尺度和标准。在他们眼里别人的文化都是‘落后的，野蛮的’；自己的文化才是‘文明的、进步的’”［4］。
毫无疑问，日韩对中国的文化传播在本质上有别于这种“西方文化霸权”。从地域来看，中日韩同属于东亚地区；从文化圈来看，虽然日本可以归入“西方发达国家”行列，但它在历史上无可非议地与中国、韩国一起被世界归于“儒家文化圈”。如前所述，中国和日本、韩国自古以来在文化、历史、地理、人文，甚至族群上就有很深的渊源，有很多共享、相通的地方。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对日韩两国均产生了很大影响,在礼仪、典章制度、价值观念等方面都有共同之处，通过几千年来的交流与融合，造就了彼此相似的生活方式、行为准则、风俗习惯和知识信仰。但当代的日本、韩国文化又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所不同，它们成功糅合东西方文化于一体，以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底蕴作为根源的东方文化为基础,浸润着欧美和世界的现代文化而形成。值得注意的是，近代以来，日本、韩国与近现代以来的中国在对待“西方文化霸权”上态度类似，它们对于西方文化的引进也是出于自身积贫积弱的现实问题（这与中国“开民智，强中国”的现实需要相似）。事实上，在跨文化实践中，西方文化在日本，尤其是当代的韩国，并没有逃过“本土化”的命运。经过日本人和韩国人的选择、挪移、变形和重组，在日韩语境中被进行了“日韩版”的大幅度改写，它直接被整合进了日韩自身的知识体系与现实需要之中，成为日韩文化自身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成为了日韩本土权力运作的一种形式。如美国在日本推行的民主体制最终却与天皇制共存，还有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习惯：居家中“和式房间”与“洋式房间”的共存、洋装与和服的交替穿戴、日本料理与西洋料理、中国料理的共享，甚至是在日语中，大量来自英语、法语的外来语与日语的汉字、假名一起使用……而韩国虽然在现代化过程中所参照的完全是欧美的价值观和经济模式,但儒学作为潜在的、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力量,仍然深刻地影响着韩国人的意识和行动,使韩国社会表现出与欧美不同的特点,如群体观念和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观念,尊重知识分子的传统,重视伦理道德修养教育的习惯等。这些特点都与儒家文化息息相关,推动着韩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可见，日本、韩国文化里的“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这种同源而异质的现象值得我们深入地思考。无疑，日韩以东方文化为底蕴，成功吸收了西方文化的现念，最终达致“东西方文化的整合”。它们在成功实现经济起飞的同时，并没有完全“西方化”。这样的一种过程和结果，同样使我们认识到：对于外来文化的封杀或排斥是无用的；文化像物种一样，有着在隔绝中发生变异的倾向，然而，它却像物种一样能够在与外界相互影响的接触中得到丰富和加强。“文化将在孤独中消亡”，“不向世界开放，不经常与其他文化联系，就不可能有积极或产生好结果的认同感”［4］。
二、加强“文化自觉”，努力把我国建设成“文化大国”
虽然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在内的许多东亚国家，其共同的文化鼻祖均来源于中国的儒家文化，然而，如今同属儒家文化圈的日本文化、韩国文化对于中国人，尤其是青少年的价值观念、审美取向甚至对于整个中国社会的影响，却要远远地大于作为主流的中华文明对日本以及韩国社会的影响。笔者认为，一种文化的流行固然有它的道理，“日韩流”带来了日本、韩国人的生活智慧，也暴露了中国流行文化的缺失。一些人把“日韩流”现象仅仅归结为消费层面的追赶时髦，归结为一种偶然、肤浅的流行现象，这是不客观、不全面的。“日韩流”的风潮日盛，绝非一朝一夕的事，因为这已经关系到文化价值拷问的深层问题。只有以开放的态度兼容并蓄，才是正确的做法。
面对“日韩剧”和“日韩流”，我们应该思考，更应当有所行动。在经济全球化浪潮扑面而来的今天，任何民族都不可能不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也无权拒绝世界性文化交流。“只有保持不断开放的文化姿态，相互吸纳与融合，才能够推陈出新，在民族形式、当代生活和世界情感之间搭建起通向艺术真善美的桥梁。”［5］“日韩剧”所带来的日韩式文化态度和价值观念正在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受众，尤其是青少年受众。我们只有尊重个性、尊重差异，尊重每一种生活方式、尊重自由选择的权利、保持宽容的心态，并在此前提下，加强自身文化建设，并不断通过文化对话，以“和而不同”的姿态坚持文化的多元共处，不断吸纳和消化其他民族、国家、地域的文化成果，才能够减少不同文化之间的误解和敌意，也才能够给民族文化带来一个新的春天，让正处于转型期和后现代主义情结影响下的中国青少年，在对羁绊、权威、正统和惟一的不服、不屈、不甘和奋发进取中获得力量源泉，使不安分的心灵跨越历史和国界的时空相互召唤和相互激励。如果我们的文化建设适应不了这样的新形势，文化工作者不能创造出满足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产品，必定会有其他外来文化占领我国的文化市场，同我们争夺青少年观众、读者与网民。
由此可见，加强“文化自觉”、建设“文化大国”是当今时代的要求。俗话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就需要我们保持高度的“文化自觉”性。先生说，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都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6］
可以说，振兴中华文化、建立一个具有共处守则的和谐社会，需要一种深刻的文化自觉精神。而文化自觉则是建立在自我反思基础上的，特别是对自己的文化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全面反思。然而，人们是无法凭空反思的，需要有反思资源与反思空间，需要有参照系统或对比系统，需要有多元多样的信息激活。美国学者厄尔•迈纳曾有一句关于比较文学的名言:“灯塔下面是黑暗的。”［7］意思是灯塔无法照亮自己,必须发现另一座灯塔来照亮自己。这句话形象地道出了“参照系”的重要性。那么，反思资源从何而来？以文化学、社会学的观点来看，最重要的一种反思资源就是他文化。如果没有文化他者的存在，自己的文化传统就只是一种未经比较和反思的智慧。“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中国古代诗人苏轼的这首诗，说明了山的形态总是和观山者所处的地位和角度有关,人们要真正认识山的全貌只能站在山之外。要取得这种外在于自我的角度，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他者”,也就是一个“参照系”,在与“参照系”的比照中重新认识自我。这种“参照系”有时是明显外在的，例如，以人造丝为参照,我们可以说出真丝的特点；但更多的时候，这种参照是潜藏隐在的。再如中国哲学家王阳明所指出,人们说“龟无毛,兔无角”,正是和潜在的“有毛”、“有角”的东西相比照而显出了“无毛”、“无角”的龟兔的特点。由此可见,要成为可以比照的“参照系”,首要条件就是要有差异。差异不仅是重新发现自我、认识自我的外在参照，同时，也是构筑人类和谐、宽容的生活,发展多元文化的必要条件。
康德在他晚年最重要的著作《实用人类学》中把“多元”解释为“不是在自身中把自己作为整个世界来研究，而是仅仅作为一个世界公民来观察和对待自身”。这是因为，世界公民没有任何国家、民族、地域的背景局限，或者说，他抛开了、跳出了这种局限，倚靠全世界的多样性、多元性，以全方位全局的视域来反观和对待自身。而在中国的传统中，由于长期的闭关自守、自成一体，缺乏反思的资源，其传统体制也窒息或缩小了反思的空间，因此，只能在自身中把自己作为整个世界来看待。
我国学者、文艺评论家蒋述卓先生认为：“就文化个体而言,实现文化自觉的过程,实质上是一定文化中的人的能力和素质不断提高和完善的过程,也即是一个学习和教育的过程。”［8］当某个地域及文化是一个封闭式的“自我天空”时，我们甚至都不会想到，也很难反观每天生活于其中的这个现实是好还是不好，根本就没有进行比较的反思资源去思考那个我们时时刻刻在其中呼吸的文化传统与生活形态。只有当“多元”存在并被了解，人们才意识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社会还可以有不同的样子，人们可以有不同的追求和理想，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形态，眼前的一切并非是不可避免的社会学常数。实际上，也不存在这样的常数。于是，“文化反思”、“文化自觉”才成为可能。而如前所述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文化多元主义精神，又为“文化反思”、“文化自觉”提供了一种既是开放包容又是审视觉察的智慧。
“只有在世界文化占有一定的份额，才能成为文化大国。只有文化大国，才可能成为世界强国。从某种意义上说，谁开始喜欢你的文化，你就开始拥有了谁。”［9］和中国对外贸易的“出超”相比，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则是严重的“入超”，存在着“文化赤字”，显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还不够强大。中国要振兴文化，必须认真制定国家文化发展战略，“要把振兴文化提到文化安全的高度，有了文化安全，才能谈到价值观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9］。日本、韩国近现代以来的文化发展以及当代的跨国文化传播予以我们有益的启示:一要保持文化的独立性，这实际上是在保持一种民族精神。二要以现实合理的态度取舍传统文化中与现代文明相呼应或相排斥的部分，从而保持文化建设的连续性和持续发展性。三要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尽可能地挖掘和利用本民族文化和传统资源，并发扬其适合本民族的特色优势，以推进本国的现代化进程。四要坦然宽容地看待和对待每一种文化，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创造新的文化。五要注意对我国文化市场的保护，积极参与建立国际贸易新体系，加强文化产业自身建设，努力开拓国际文化市场。
总之，中华民族文化的振兴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应该全面、全过程地贯穿着对自我文化的反思和自知之明，以及对他者文化的尊重、选择和学习，唯有如此，构建才可能是理智而清醒的。
参考文献：
［1］安宇，深山.日本和韩国的“文化立国”战略及其对我国的借鉴［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5（4）.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12.
［3］茨克.跨文化交流――不同文化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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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敏智.跨国与跨文化电视传播［J/OL］.2005-06-25［2008-06-16］..
［6］.从反思到文化自觉与交流［J］.读书，1998（11）.
［7］杨周翰，乐黛云.中国比较文学年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364.
中秋画报范文2
一、材料和方法
1、材料
供试青花菜品种“久绿”由日本野崎采种场育成，由镇江瑞繁农艺有限公司提供。
2、方法
2005－2008年在响水县小尖镇蔬菜试验基地进行分期播种试验，试验田为前期未种过十字花科蔬菜的园土，土壤肥力中等，定植株距50cm，行距50cm。2005年7月1日播种的小区面积为30m2，每小区栽100株；2006年7月5日-7月15日播种的小区面积为35m2，每小区栽112株；2007年7月1日-2007年8月5日播种的小区面积均为34.5m2，每小区栽110株；2008年7月1日-8月5日播种的小区面积均为60m2，每小区栽200株。70孔穴盘播种育苗，苗床搭简易大棚，顶部加盖薄膜避雨，高温时加盖遮光网避免日光曝晒，四周用防虫网防虫，苗龄30d左右开始定植整地前每667m2施腐熟家禽肥5000kg，45％三元高效复合肥30kg，95％硼砂2kg。定植活棵后每667m2施尿素5kg，现蕾初期每667m2施尿素10kg、氯化钾10kg，其他栽培管理措施同常规生产。
观察记录生育期、生物学特性，分区测定花球质量和加工利用率，并进行综合评价。始收期、采收期、终收期标准分别为：10％、50％、90％，全生育期为播种至采收的天数，花球加工利用率是指符合加工的花球可利用的质量占花球总质量的百分比。加工标准：花球圆整、蕾粒较细、均匀、色泽绿、色差小，花茎细而绿的主侧花球。
二、结果与分析
1、生育期
由表1可以看出，全生育期在126d左右。以2007年7月1日－2007年8月5日分期播种试验为例，2007年7月1日播种的生育期达126d，7月10日播种的生育期达126d，7月20日播种的生育期达125d，7月30日播种的生育期达133d，8月5日播种的生育期最长，达138d，这主要是受后期气温降低的影响。响水地区“久绿”最佳秋季播种时间应控制在7月10－25日，一般不早于7月1日或推迟于7月30日。过早播种往往会受前期高温多雨，害虫发生严重的侵扰；推迟播种往往会受寒流的影响，花球受冻，影响加工品质。
2、植物学性状
通常“久绿”植株的正常生长发育标准是株高68.5cm，开展度66cm左右。叶片数20片左右，分枝数3～4个，球形近圆形，花球颜色绿，结球较紧，蕾粒匀细，花茎细、翠绿，空心率低，畸形率低，加工利用率高，商品性好，综合性状表现优良(见表2)。
3、花球质量
“久绿”最佳适宜播种期在7月10日－7月25日，11月中下旬－12初采收，花球质量可达600g左右，土壤、肥水条件好的可更高些。提早播种，受高温影响，在450g左右；推迟播种，往往易受寒流影响，气温降低，产量会有所降低，甚至影响花球品质，加工利用率降低。
中秋画报范文3
长时间以来，报纸一直被视为以文字为载体的媒体，版式设计则仅仅被看做是对内容的装饰和美化。但是近年来，随着报纸由宣传纸向新闻纸转变，报纸的商品属性由被轻视到被重视转变，版式设计由从属地位一跃而成为与新闻文本并驾齐驱的新闻传播和传媒竞争的重要手段。
版式设计之所以受到追捧，一是因为追求感官愉悦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膨胀，视觉文化在快餐式消费时代的地位愈加凸显，商品属性要求报纸的运作必须遵循市场规律，其经营理念也强调视觉化呈现。二是因为在残酷的媒体竞争中，发行量、收视率、收听率、点击率是决定媒体生存的关键因素，在电视、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强烈冲击下，纸质媒体必须发掘其视觉潜能，才能在眼球经济中自保、自强。三是新闻文本的高度同质化使得报纸必须在视觉优化上下功夫，才能在“五步三秒”内争夺眼球,并赢得受众的行为和情感忠诚。
现在，媒体之间的竞争，已不单单是新闻文本有用性、可读性的竞争，也是新闻文本及其表现形式的易读性、必读性的竞争。媒体竞争力的提升强调内容与形式的高度和谐，这种和谐，具体在报纸上就是新闻文本与版面设计的完美结合，就是报纸视觉的最优化，其结果就是新闻视觉化呈现所实现的读者阅读的必然性。必然性的产生是通过人性化的功能、个性化的风格和稳定感的视觉形象，构成报纸独特的“卖相”，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使读者认同。在现代报业市场上，寻求内容的差异性变得异常困难，视觉化的多样性拉开了同质化媒体竞争的距离，成为报纸迅速占领市场，获取读者青睐的法宝。
二、版面设计追求视觉的优化
回顾中外报纸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报纸的历史也是报纸视觉优化的历史。近几十年中国报业版面设计的革新，大致经历了三次浪潮，每一次也都是以视觉的优化为目标展开。显示了各个时期的不同特点与追求。
第一次浪潮以激光照排技术的诞生和应用为标志，以版面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为特色。快捷的排版方式，丰富多样的栏形，变化多端的字体，灵活多变的装饰，使报纸版面摆脱了铅字时代的平实死板，变得亲切生动起来。此时，各家报社都沉醉在对于新技术功能的开发上，读者也享受着电子技术带来的各种视觉变化。
第二次浪潮以基于视觉冲击力的差异性、个性为特色。期间，《北京青年报》异军突起，以厚题薄文大照片的个性化版面设计脱颖而出，超大的字号，震颤读者的眼球，粗黑的框线，震慑读者的视线，巨幅的照片，震撼读者的心灵，其浓墨重彩、浓眉大眼的粗犷风格一时引领风潮，其“五步三秒”的报纸视觉理念也被同行奉为经典。而《中华工商时报》则注重美术的秩序和动感，讲究版面语言的综合运用，文化气息浓郁。
第三次浪潮，追求版面的科学简约性。近年由《21世纪经济报道》《经济观察》《南方周末》等报引擎第三次革新浪潮，在观照风格化、人性化和时尚化原则之下，注重和谐性、科学性。其中简约风格版式备受推崇，特点是摒弃过度的视觉刺激和繁缛的版面装饰，关注受众视觉生理、视觉心理的体验和新闻的有效传播，在体现人性关怀的同时以疏朗俊秀吸引受众。
综观这三次浪潮，从多样性到个性再到科学性，从版面元素的加法到减法，从关注“物”的美观到关注“人”的感受，版面的革新不断在追求视觉的优化。在充分玩味技术带来的新鲜感后，版面视觉优化呈现出简约的趋势。
三、版面视觉优化的最新趋势
报业发展史告诉我们，报纸是按照最优化系统的进化路线发展起来的，版面与客观环境的最佳匹配构成优化的趋势，版面优化的趋势因时代的不同、客观环境的不同而不同。笔者认为，简约是当今世界报业版面的优化趋势。简约，不能称为本时代报纸版面的绝对美，但含有绝对美的颗粒，因为它的产生符合时代诉求。
简约版式舍弃穿插咬合、七扭八拐的走文，零乱繁杂的色彩，繁缛的花线，可有可无的花网，变化多端的字体，代之以栏形方正整洁，每栏字数减少，栏距加宽，色彩单一明快，字体统一单纯，字号变化较小，强调标题精悍横排，图片大小结合，精准运用，装饰简洁清爽，注重适度留白。这样的版面在简约化中，注重整体性，讲究秩序感和韵律感，各种版面元素的简化统一，降低了受众阅读过程的视觉承受力，减轻了受众视觉负担，看起来整齐醒目、清朗透气、舒展挺拔，给人简单美的心理体验。
报纸版面简约意识的提出，不仅与信息的视觉传播相关，还与人们思维方式和审美观念的改变密不可分。下面，让我们多视角去审视“简约”。
⒈从信息学的角度来审视
当今时代，资讯泛滥，信息每年以成倍、成几十倍的速度在增长。报界在海量信息的传播中纷纷扩版，由4版、8版扩为40版、80版，报纸进入“厚报时代”。但是，浩如烟海的信息在给人们带来许多实惠与欢快的同时，也带来了沉重的压力与苦恼，面对信息的拥塞与污染，人们感到窒息。因而作为信息载体的报纸，就应千方百计地广开信源，缩短信道，加强信息检索分类，增强信息准确程度，提供快捷的信息获取途径与手段，降低受众获取有效信息的时间成本、阅读成本、精力成本。具体到版面上，就是以叠块划分明晰信息分类，以视觉中心突出重点，充分优化视觉元素，使版面清爽、简洁，使受众通过阅读快速获取有效信息。
⒉从传播学的角度来审视
我们知道，达到最有效的传播效果，是媒体的终极目标，当然也是版面设计的终极目标。其具体体现在受众通过媒体对信息获取的数量、质量和方便程度的最大化。
现代人生活工作节奏加快，那种从上班到下班一张报纸，一杯茶，优哉游哉地慢慢读、细细品的生活已经成为历史。现代人要在飞速发展的时代，纷繁的变化中，快速、果断地处理问题，有序、高效地完成任务，自然要求学习的方式，获取信息的途径和方式也与之相适应，于是，人们的读报过程由精读变为速读。这就要求现代报纸在版面视觉优化的过程中必须实现新闻的直接、快速传播，要求在提供大信息量的同时降低获取单位信息的阅读量，减少阅读障碍。也就是说报纸应提供受众简捷、快速阅读的文本，版面设计应简约流畅，减少阅读障碍。“速读”的信息接受方式导致信息的传播方式的变化――简化版面元素，直接、快速、独特表达。简约主义的版面应运而生。
⒊从思维学的角度来审视
现代生活方式的变化引发思维方式的改变。现代人不再以线形思维为主，不再是单一循序渐进的一步步推理判断，而是线形与块状思维结合，循序渐进与跨越式思维结合，正向思维与逆向思维结合，发散性思维与聚敛性思维结合。思维的经济原则更讲求活跃、明快、简捷，讲求知识、信息的获取费力最少收获最多，体系化与条理化的认知过程成为促进思维活跃、高效发展的保证。因而受众要求作为信息提供者的报纸从内容到形式，从文本到版面都必须符合受众活跃、明快、简捷的思维方式与习惯，提供受众便捷的阅读平台、清晰的阅读流程、广阔的思维空间。
⒋从美学的角度来审视
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的审美被迅速发展的社会文化推向了更高的品位。报纸受众在带有消费性的信息获取过程中，还要求得到舒适的视觉享受、愉悦的视觉美感。
人类几千年来的物质生活走过了由贫乏、低下到充实、富足的道路。人类的审美也随着物质生活的提高呈现由原始单调到丰富多样再到科学简约的轨迹。在快节奏、高效率、高质量的生活状态中，人们的审美，更加关照宇宙、自然的规律，更加关照人的心理体验，更强调科学性、和谐性。因而系统和谐的科学、返璞归真的简约成为本时代的审美倾向。
大美必简。当某一理论可以用一个简约的定理、定律，一个简单的公式、法则来表示其复杂深奥时，必定是到了成熟的阶段、完美的境界。报纸的版面设计也是如此。当激光照排把版面设计由死板的铅字印刷中解放出来时，那种被压抑了百年、千年的丰富多彩的审美追求一下子汹涌而来，版面设计在技术的支持下走上了视觉元素的附加堆砌的歧途。走过那段路，人们也开始反思，版面设计功能不是提供花团锦簇的儿童画，而是在规划阅读流程的同时提供视觉审美。简约符合受众的视觉生理、视觉心理，符合现代人的思维方式与习惯，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时尚。
简约不仅是报纸版面视觉优化的趋势，更是现代人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审美情趣的趋势，是现代人精神需求的趋势。
四、版面视觉元素的科学配置
简约版面的流行是因为它富有极强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来自于对版面视觉元素的优化――简化处理。简化，并不是说把稿件一股脑堆放上去不做任何设计、修饰，而是要将信息归类，检索重点，根据文本的构成和功能，在设计版面时，在栏形、色彩、图片等各种版面元素的配置上，充分考虑视线的流畅、节奏的明快、韵律的和谐。这种看似简单的版面却有着丰富的科学内涵和艺术内蕴。
简约主义版面设计不是时尚外衣的构思，不是艺术情感的挥洒，而是一个科学调研、分析、判断、决策的过程。简约主义版面更注重科学性，它是建立在视觉科学、传播科学、市场营销以及现代设计理论之上的设计，通过视觉元素的科学合理配置，既保持结构的简单，又在结构中引进更为丰富的内蕴，它是艺术与科学的结合。
笔者以为，在栏形、图片、色彩、留白、标题等视觉元素的运用上，应充分考量其功能特点，科学合理配置。
简约版式设计推崇模块式栏型。模块式栏型的特点是形状规整，块状错落，横题横排，不忌碰题，每栏字数适度，栏间距离加大。模块式栏形的运用中应掌握好三个原则：一是人文性原则，要求设计符合视觉生理和视觉心理学，体现人文关怀。二是个性原则。三是稳定性原则，保持栏形的稳定有强化记忆的作用，有助于读者从报纸堆中识别,也有助于读者在版面上查找信息。
图片是版面的视觉中心元素，营造视觉中心是图片最主要的版面价值。简洁主义版面讲究图片、图表、视图、插图等简洁明了的视觉要素科学性、独特性地运用，达到新闻的视觉化传播。图片运用要掌握好真实性、新闻性、冲击力，还要讲究数量、图片装饰的减法性原则，以及图片与文字、色彩、留白、线条等版面元素的联合协作。
色彩在版面上的最主要作用是视线的引导，这一功能对于简约主义版面的意义更为重大，因为色彩的运用目的就是让读者便捷地获得信息。因此色彩的运用应围绕其功能适度而为，避免色彩过于斑斓，缺乏主色调；对比过于强烈，缺乏和谐美；色块过于琐碎，缺乏整体感；用色过于随意，缺乏协调性、人文性。
中秋画报范文4
论文摘要: 总结古今中外法律有关拾得遗失物报酬请求权的规定,谈我国《物权法》未规定拾得遗失物报酬请求权的缺憾。指出只有规定拾得遗失物报酬请求权,才符合世界潮流,有利于物权的保护,有利于弘扬民法的私法精神。
倍受关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称《物权法》),自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这对推动民法法典化,无疑具有里程碑意义。关于拾得遗失物相关问题,该法首次规定了拾得遗失物的费用请求权,这是我国拾得遗失物制度的巨大进步,但未规定拾得遗失物报酬请求权,笔者认为这是一大缺憾。
一、遗失物的定义
谈拾得遗失物报酬请求权,首先要准确理解何谓遗失物。王泽鉴先生认为:“遗失物者,指无人占有,但为有主之动产。”[1]史尚宽先生认为:“遗失物,谓不属任何人占有,而未成为无主之物。”[2]王利明先生认为:“遗失物,是指他人丢失的动产。”[3]学者对遗失物所作的定义各不相同,但并无本质的差别,可见对遗失物的定义大家已达成共识。其构成要件为:一是有主的动产。遗失物有别于抛弃物。抛弃物是无主物,遗失物是有主物。在遗失物与抛弃物难于区分的情况下,可推定为遗失物。不动产不能成为遗失物。这是因为不动产都有一定的位置,不致于发生遗失。二是占有人丧失占有。这里占有人丧失占有,应不是出于自愿,否则是抛弃物。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超越自己的行为能力的抛弃,除非经监护人追认,抛弃行为无效,应属于遗失。占有人是否丧失占有,应依具体情况而定。仅仅一时不能实行管领,不能称为丧失占有。如自家宠物进入他人领地,应允许所有人或占有人寻回,不能称为遗失物。在闹市人群拥挤之处落下的手机,可以断定马上丧失占有。在自己的房屋遗失的物品,不能认定为遗失物。盗窃和抢劫虽使占有人丧失占有,也当然不是遗失物。漂流物和失散的饲养动物应为遗失物。三是无人占有。不领取物、侵占物以及错误地占有他人之物是有人占有物,不是遗失物。无人占有是一种客观状态,与主观认识无关。因此即使失主知悉物品下落,仍不妨碍遗失物构成。所以遗失物与遗忘物虽有不同,但并无本质的区别,遗忘物应按遗失物的相关规定处理。
二、对遗失物拾得行为的界定
遗失物拾得,是指发现且实际上占有该遗失物。发现与占有两者缺一不可。拾得遗失物为事实行为,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仍能成为拾得人。拾得人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例如车站工作人员在候车室拾得乘客的行李,工作人员拾得行为是职务行为,车站为拾得人。拾得人可是一人也可是多人。拾得人系个人所为,则行为人为拾得人;若同时有数人发现或数人占有遗失物时,其数人为共同拾得人。拾得遗失物的行为,在法律上如何认定主要有“无因管理说”、“不当得利说”和“侵权行为说”。笔者认为都有一定道理,但应根据具体情况。遗失物拾得者,拾得遗失物后积极地寻找失主。在这种情况下,拾得遗失物的行为,属于拾得人对遗失物的无因管理,可按现行法律对无因管理的规定,享有费用请求权。若拾得遗失物后据为己有,被失主追索后愿意返还的,按不当得利处理是有一定法律依据的,只是不享有费用请求权,因其不具有为他人谋利益的意思,且占用遗失物一般有一定受益,不应再享有费用请求权。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是这么规定的:“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若拾得遗失物后,据为己有且拒不返还的,按侵权行为处理。
拾得人不仅不享有费用请求权,还要赔偿因拒绝返还而给失主造成的损失。因故意或过失造成遗失物损毁、灭失以及转让、抛弃遗失物的,负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认为拾得人把拾得物据为己有的行为,构成侵权行为。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拾得人不应承担侵权的民事责任,毕竟拾得人的拾得避免了遗失物的更大损失,至于拾得人应承担什么样的民事责任,还有待研究,此处不作展开讨论。
三、拾得遗失物报酬请求权的必要性
(一)遗失物报酬请求权的国际惯例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权利人领取遗失物时,应当向拾得人或者有关部门支付保管遗失物等支出的必要费用。”至于必要费用包括那些,有关物权法的解释尚未出台,但从物权法的条文看,我国物权法是否认基于拾得遗失物的劳动投入而享有报酬请求权的。分析这种设计的妥当性,首先要看有关拾得遗失物报酬请求权又有怎样的国际惯例。
罗马法规定拾得人无报酬请求权,而日尔曼法则有不同规定:“遗失物的拾得人,应当向有关机关呈报,或者应当催告失主认领,将原物交还失主,并由失主向拾得人支付报酬;如果遗失人不认领,则遗失物由国库、寺院、拾得人按法律规定的比例分享。”[4](P2)《德国民法典》第971条规定,“拾得人可以要求受领权利人支付拾得人的报酬”。法国通过特别法规定,海上的遗失物和湖川上的遗失物,完全归国库所有,但对海上的遗失物,国库应当向拾得人给予一笔奖金;沿海的遗失物,拾得人可以享有1/3的所有权;陆地上的遗失物,若遗失人在法定期间内未向拾得人请求返还,则拾得人能够取得全部遗失物的所有权。可见,法国采取的是有限的拾得人取得所有权主义。不仅作为大陆法系国家代表的法德这样,作为普通法系国家的英国、美国以及整体属于大陆法系而又有普通法系因素的瑞士等都毫无例外地赋予了拾得人报酬请求权和附条件取得所有权的权利。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民法典》规定了拾得人报酬请求权,规定了拾得人附条件取得所有权的权利。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附条件取得所有权实际上就是肯定拾得人应有所得,其所达到的效果与肯定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立法确立报酬请求权的必要性。综上所述,从古至今有相当多的国家是肯定拾得遗失物报酬请求权的,可见确立拾得人报酬请求权是国际立法的大势。
(二)我国历史上对遗失物拾得制度的规定
早在西周初期,凡得到遗失的牛、马、羊、奴隶或遗失的其他财物,应呈报有关机关,负有返还义务,同时可从失主处领补偿金。《尚书·费誓》曰:“马牛其风,臣妾捕逃,无敢越逐,诋复之,我商赉汝。乃越逐不复,汝则有常刑。”《尚书》最后第二篇《费誓》,是封在鲁国的周公旦的儿子伯禽发动的对鲁以南的淮夷和徐戎战争的誓师宣言,具有法律的性质,即是古代的法律。这篇大约在公元前840年留下的文件意思是说:捕到遗失的马牛和逃跑的奴隶,不能拒为己有,要如数归还失主,如此可得到酬金,否则要受到处罚。《周礼·秋官·朝士》中也规定:“凡得获货贿、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举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汉代对于拾得遗失物的法律规定与西周相似。只是晋律、唐律及宋元二朝都规定遗失物拾得人没有任何权利。但是到了明朝,明律《户律·钱债》规定:“凡得遗失物,限5日内送官,官物还官,私物召人识认,于内一半给与得物人充赏,一半给还失物人。”可见,明朝法律赋予拾得人以遗失物的50%作为报酬。到了清朝,清末的《大清民律草案》1033条也规定了“拾得遗失物人依特别法令所定,取得其所有权”。1925年的北洋政府《民国民律草案》直接援用《大清民律草案》关于遗失物的规定。1929年11月30日公布的《中华民国民法》,其第805条规定了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第807条规定了拾得人附条件取得遗失物所有权的权利,现在,这些规定在台湾地区继续有效。
综上可见,我国历史上对遗失物的规定虽有反复,但总的趋势是符合世界潮流的——要么是拾得人获取一定的报酬,要么是拾得人有限制地取得所有权,总之是肯定拾得人有获得报酬的权利。只是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民法通则》才作出与明清以来不同的规定——拾得人除了义务,毫无任何权利可言。
(三)《物权法》未规定遗失物报酬请求权的原因分析
《物权法》未规定遗失物报酬请求权主要基于社会道德的考量,认为若规定报酬请求权,有违“拾金不昧”这一“传统美德”的继承和发展。那么这样的理由是否成立呢?
1.拾金不昧的内涵长期以来被严重曲解
“拾金不昧”按《新华词典》的解释,是指拾到金钱或财物不隐藏。其引申意义也不过是指,拾金不据为己有。其并未否认拾得遗失物报酬请求权,其要求并不高。拾金不据为己有,是古今中外大多数国家规定的法定义务,不可理解为我民族独有的美德。笔者认为今天提倡“拾金不昧,但可有偿”更能体现文化的与时俱进。
第一,“拾金不昧”产生的社会基础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历史起源上分析,“拾金不昧”最初出自“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其社会背景是:在不发达的农业经济时代,交通不便,人们“路不拾遗”,可待失主寻回遗失物。而今工业化时代,交通便捷,人员流动频繁且流动距离大,失主寻回遗失物已无可能或不经济,或者失主寻回时,遗失物价值已严重受损,甚至灭失,“路不拾遗”已不合时宜。古代大多数人的活动范围十分有限,拾金不昧且不求报酬,一则是中国作为熟人社会人们碍于面子,一则是不求报酬实为感情投资,他日好有求于人。在信息化时代,劳动生产率较以前大为提高,时间便是金钱。若规定拾得人有报告、招领、返还义务,拾得人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劳动却毫无报酬,则显失公平。
第二,拾金不昧但可有偿是我们的现实选择。有人对北京市某遗失物招领处进行了一次调查,该招领处在“1982年收到上交物品63 000件, 1983年为54 556件,比20世纪70年代的每年数量少了一半,而1992年仅为10 000件, 1994年为5 000件, 1995年为4 056件, 1996年为3 302件。到1997年时,一个月上交的数量还不及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天的数量”。[5]北京该招领处现在交的少,只能说明今天拾物上交的少了。我们现在还希望大家都拾金不昧,只不过是美好的愿望罢了。今天有相当数量的人都不能做到拾金不昧,而法律又作强制规定,不仅没有预期的效果,反而影响到法律的权威。规定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更加实际,也无损其道德品质。第三,规定报酬请求权才符合民法的性格。民法以利益人、恶人为逻辑起点,构建法律体系,设立尽可能缜密的规则,若假定人人都是高尚的,法律就没有了存在的价值。民法的各项规定在通常情况下,不应要求民事主体遵循过高的道德标准。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法律规范只对人提出起码的要求——不得为恶。一个以利他为价值追求的人,已远远地超脱法律进入高尚的道德境界,法律规范对他是多余的。正如孟德斯鸠所说“当一个民族具有良好的道德风尚时,法律就会变得简单化”[6](P12)。
2.过多地希望通过立法促进社会道德风尚提高的做法不足取
法与道德本质是一致的:凡是法律所禁止的,也必然是道德所谴责的,凡是法律所不保护的,也必然不是道德所颂扬的。法律规范必须要有道德规范作为价值基础;道德对法的实施有着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遵守道德是守法的基础。但社会主义法与社会主义道德的区别也是明显的,它们各有自己的产生方式、表现形式、内容、调整范围、实施方式。《物权法》之所以这样规定,从深层来看,笔者认为这与我国缺乏私法传统有关,是法律的伦理化障碍导致的结果,即我们立法有泛道德化的倾向。杨振山先生就指出:“中国古代以淹没个人利益的伦理来设计法律不足为取,但是,如果今天我们试图以一个高道德标准来设计法律,也同样不会成功,现实中的人类的特性和要求以及生活手段的局限性永远是高道德化的障碍,将一个不现实的标准纳入今天的法律生活势将毁坏合理秩序。”[7](P33)法律应保持自己应有的独立性。缺乏独立性,使法律丧失了自己的价值、标准和特性,法律几乎要沦为伦理的附庸。这恰恰反映了我们法治观念的落后。道德自有自身的演进规律——“真正促进道德发生变化的是,社会生活以及道德实业家的实践”[8]。正如曼德维尔所说:“美德在于行动。”[8]我们希望以立法强制推进道德提升不现实。
(四)从物权保护的角度分析
民法是市场法,市场之地不存在慈善行为,而是人与人之间凭借自己的信息、能力、经验、技巧进行公平竞争的竞技场。民法规制交易秩序的公平,至于交易结果如何,取决于当事人自己。民法不仅不限制逐利,而且鼓励民事主体逐利,成就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和财富之源。
拾得者在拾得遗失物的过程中花费的时间、劳动得不到回报,很多情况下,会对遗失物视而不见,任凭其灭失或因自然力受损,或者冒着违法的风险据为己有。有时拾得人想获得道德上的满足也成了奢望。笔者在电视上看到一则报道,拾得人将十几万巨款送还失主,失主接过钱时,一句话也没说,脸上毫无表情地走开了——可能在失主看来,拾得人送还是义务,没啥可谢;也许这十几万对失主并不算什么,其不道谢是其并不愿为人情所累。拾得人很怅然,观众也怅然。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尴尬,我们有必要反思法律规则设计的妥当性。规定报酬请求权,可鼓励拾得人积极搜寻失主,实现物归原主,物尽其用。失主支付一定的报酬,也督促物权人恪尽注意,看管好自己的物,否则要为自己的不谨慎付出代价。
通过对《物权法》拾得遗失物制度的反思和中外法律传统的梳理,笔者的结论是,要敢于抛弃不合时宜的东西,规定拾得遗失物报酬请求权。这对于解决拾得人与失主之间的利益冲突至关重要,符合当前我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不充分考虑拾得人利益的法律很难收到预期的效果,也不利于失主利益的实现。建议完善《物权法》拾得遗失物制度,从而促进社会的稳定与进步。
参考文献:
[1]王泽鉴.民法物权(第一册)[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
[2]史尚宽.物权法论[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
[3]王利明.物权法论[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
[4]梁慧星.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条文、说明、理由与参考立法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5]陈霞.遗失物归路在何方[N].北京:法制日报, 1997-06-05.
[6]孟德斯鸠著,孙立坚译.论法的精神[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1.
中秋画报范文5
【论文关键词】气候变暖；气象灾害；灾难建模；巨灾准备金
全球气候变暖已经成为事实。气候变暖增加了天气的不确定性，使气象灾害增加。IPCC的报告认为，气候变暖将导致更激烈或更频繁的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包括洪水、风暴、雷雨、冰雹、暴风雪、森林火灾、干旱、热浪、雷电袭击、海岸侵蚀等。由于森林和灌木是主要的陆地碳汇，森林火灾还会大大增加大气中的碳含量。就全球而言，代价最高的与天气有关的保险损失是由热带气旋（也被称为飓风，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台风）或冬季风暴造成的（慕尼黑再保险，2000年）。从气象的角度来看，极端气候事件热带风暴的严重程度可能不会远远超过每年定期发生的暴雨。不过，它们可以通过实现突破关键阈值使损失大幅增加。也就是说，事件的严重程度即使是小规模的增加，也可能导致损失大幅增加。一旦阵风达到一定水平，整个屋顶会被吹走，或造成树木被刮倒，但低于这个水平可能会损害微乎其微。同样，低于一定规模的冰雹不损害汽车面板，但超过一定尺寸，损害会突然增加。澳大利亚保险集团（IAG）的经验表明，阵风强度增加25%，可以造成的建筑索赔会增加6.5倍。
一、气候变化对保险业的负面影响
保险业是直接经营风险的行业，对于气候变化比任何其他经济部门都面临着更多的风险。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灾害的增加会影响保险公司的许多业务领域。
全球变暖和极端天气事件频繁发生引发的气象灾害使保险公司的承保业务面临巨大的潜在损失。包括财险、健康险、寿险、责任险等大多数承保业务对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事件是敏感的。在商业财产险方面，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失不仅包括直接财产损失，而且包括保单所有人在修复和重新迁址过程的收入损失及额外费用等。农业是对气候和天气非常敏感的部门。农业保险面临的与气候有关的风险包括干旱、暴雨、洪水、冰雹、热浪、风暴、野火、虫害和植物病害等，干旱是最普遍的灾害之一。汽车保险对天气也比较敏感，风暴、冰雹和洪水等各种形式的恶劣天气引起车辆事故增加，损失索赔数量往往惊人。对于人身保险来说，气候变化也是影响死亡率和发病率的重要因素。热浪袭击造成的死亡人数会增加。气温上升，湿度增大，更多的野火以及更多的灰尘和微粒可能大大加剧上呼吸道疾病（过敏性鼻炎，结膜炎，鼻窦炎）和心血管疾病，特别是对老人和户外作业人员的威胁更大。随着气候变暖，热带疾病可能进入纬度高的地区。企业在脆弱的地区执行任务可能因极端天气关闭，若因气候灾害而遭受损失，可能要付出昂贵的重置成本。如果企业投保了商务中断保险，业务中断损失索赔包括闪电、洪水、野火。
传统上，保险公司依靠历史索赔数据确定未来保险产品价格和承保要求。鉴于极端天气事件有可能变得更加激烈与频繁，带来的巨灾损失频率和损失程度增加，过去的保险定价模型已经不再能够可靠地指导未来定价，并可能会产生误导的结果。这种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可系统地被低估，保险索赔较预期高，从而显著影响该部门的盈利能力和资本充足率。一个单一年份的大额索赔可能对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和财务稳定性构成严重威胁，甚至可能使其破产。气候变化也影响保险业的可承受能力和可提供能力，同时减缓其发展速度。把气候学纳入传统的保险定价模型是一个复杂而费时的任务，尤其是目前气候学还不能对极端气候事件发生方式和时间作出准确预测。对于中国保险业来说，随着保险密度和保险渗透率的提高，中国保险业受气候变化影响会放大。
气候变化对保险业的另一个直接影响是其投资业务。气候变化及其引发的自然灾害可能使保险业资产遭受损失或减值，特别是保险公司直接或间接投资的不动产面临的风险更大。保险业在一些受全球变暖效应影响较大的经济领域的长期投资也面临着同样的风险。寿险业所持有的资产以长期资产为主，对流动性要求比财险业相对较低，所受的影响更大。
二、保险业的商业机会
风险是发展的，保险也是发展的，风险的发展为保险的发展提供了空间。气候变化给保险业带来的并不完全是挑战。不断变化的气候，以及中国为努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进行的经济结构的调整，都给保险业提供了新的商业机会。
在承保业务方面，气候灾害风险加大必将提高投保人风险转移的迫切性，而且清洁能源和低碳经济的发展也产生大量新的风险标的，保险公司可抓住发展机会，提供一系列与气候变化有关的保险产品。
在投资业务方面，减缓气候变化的一系列战略举措也给保险业带来投资机遇。当前全球经济正大踏步地向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低碳经济模式转变，与之相关的技术创新、新能源开发、产业转型将产生巨大的资本需求和基础设施投入，这为保险资金运用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三、应对策略
保险业是直接经营风险的行业，处于气候变化威胁的最前沿，因此应当采取积极行动，制定全面的应对气候变化战略，以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不仅关系保险业自身的发展，同时也是对股东和消费者负责任的体现。通过与同行、客户和政府合作，保险公司可以帮助社会防止气候变化对社会的最坏影响。它们还可以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技术和行为变化发挥重要的激励作用。
发挥保险的风险保障和社会管理职能。购买保险是减少气象灾害保险损失的一个有效途径，保险公司可以对原有的保险产品进行改进，使之具有应对气候风险功能。由于气候变化将导致极端天气事件影响新地理区域，保险公司可以发现这些变化，及时向新的市场推出覆盖这些风险并价格适当的保险产品。气候变化还将以不同方式影响大的经济部门，保险业要理解其客户不断变化的风险状况，满足其保险需求。保险公司可以发挥保险的社会管理职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气候变化可能对索赔和保险标的修复过程产生影响。巨大的气候灾害可能对理赔流程产生压力，因为保险公司可能无法应付大规模的索赔。此外，灾后被保险人重新建设面临资源紧张，维修成本往往迅速上升。索赔和维修过程存在以更可持续的方式重建的机会。使用环保建筑材料和领先的建筑技术进行重建，既可以防止保险人未来损失，又可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遏止温室气体排放造成气候变化，主要通过提高能源效率和增加无碳能源的使用。保险公司可以开发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新保险产品。保险业一方面通过为绿色建筑设计、节能和可再生能源、环保汽车等项目提供新保险产品来规避气候风险，另一方面适应清洁发展机制对碳信用交割担保的需求，开发碳交易保险。碳排放市场增长迅速，但碳排放交易中存在着许多风险，例如价格波动、不能按时交付以及不能通过监管部门的认证等，都可能给投资者或贷款人带来损失，保险的介入可以帮助分散碳交易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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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机”以可爱的“地球宝贝”为中心，机身两侧围绕着八种图象，带着旅客从台湾东部外海濒临绝种的白海豚出发，如猫头鹰般敏捷飞越日月星辰、探索世界，一起关心气候暖化下面临危机的北极熊、企鹅与保育类犀牛等动物，最后回到台湾澎湖特有的绿蠵龟，散播对环保的坚持信念与爱地球的正面力量。
华航特别挑选载客量最大的波音 B747-400型客机进行彩绘，可搭载70位商务舱及319位经济舱旅客，机上也将配合销售围裙、T恤等拥抱机相关商品。“拥抱机”未来将飞航欧洲、美国、日本、东南亚、中国大陆等航线，让旅客感受搭机的意外文创惊喜。
国泰航空荣获机舱服务员及泛太平洋航空公司两项大奖
国泰航空在此次评选种荣获“全球最佳机舱服务员”及“最佳泛太平洋航空公司”两项大奖。
国泰航空行政总裁史乐山出席了 Skytrax 于巴黎航空展举办的颁奖礼，代表公司接受奖项。史先生表示：“我一直坚信国泰航空拥有最优秀的团队，获得乘客的认同实在是一大鼓舞。国泰机舱服务员一向致力做到最好，全赖他们发自内心的服务精神，才能赢得全球旅客的支持。”
亚洲航空五度蝉联“亚洲及世界最佳低成本航空公司”
亚洲航空在世界航空公司大奖评选活动中再度荣获“亚洲及世界最佳低成本航空公司”。这是亚洲航空自2009年起连续5年蝉联此殊荣。同时，亚洲航空旗下的长途公司也首次荣获“世界最佳低成本航空公司豪华舱服务”奖。
亚洲航空集团副总执行官、联合创办人兼亚航长途公司董事卡玛鲁丁 美拉伦拿督，亚洲航空主席阿齐兹 巴卡拿督出席了在法国举行的巴黎航空展并代表领取了奖项。
印度尼西亚鹰航空公司加冕“全球最佳经济舱”
印度尼西亚鹰航空公司继在2012年获得“全球最佳区域航空公司”称号后，今年又被评为“全球最佳经济舱”。
印尼鹰航总裁兼首席执行官Emirsyah Satar说道，鹰航在今年赢得 “全球最佳经济舱”称号是为客户提供最佳服务的结果，这得益于印尼鹰航所有员工的辛勤劳动和付出。同时，他也感谢管理层和全体员工为做到最好一直全力以赴，使得印尼鹰航的表现在全球范围内获得越来越广泛的认可；并以此作为公司的原动力，以继续其“量子飞跃2011-2015”五年计划和实现在2015年成为运营194架飞机的五星级航空公司的目标。
捷星航空荣膺两项殊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