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江河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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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江河范文1

江边晓起浩无际,树杪风多寒更吹。

青山有似少年子,一夕变尽沧浪髭。

方知阳气在流水,沙上盈尺江无澌。

随风颠倒纷不择,下满坑谷高陵危。

江空野阔落不见,入户但觉轻丝丝。

沾掌细看若刻镂,岂有一一天工为。

霍然一挥遍九野,吁此权柄谁执持。

世间苦乐知有几,今我幸免沾肤肌。

山夫只见压樵担,岂知带酒飘歌儿。

天王临轩喜有麦,宰相献寿嘉及时。

冻吟书生笔欲折,夜织贫女寒无帏。

高人著履踏冷冽,飘拂巾帽真仙姿。

野僧斫路出门去,寒液满鼻清淋漓。

洒袍入袖湿靴底,亦有执板趋阶墀。

舟中行客何所爱,愿得猎骑当风披。

草中咻咻有寒兔,孤隼下击千夫驰。

敲冰煮鹿最可乐,我虽不饮强倒卮。

欧阳江河范文2

作为主持人之一,我最大的感触是,今天论坛的进行形式本身就具有特殊的意义。我们的论坛经费来源于凤凰台饭店的支持,这种横向支持的、具有问题探讨的自发激情的人文科学讨论,在当今学界,仍为数不多。在1985年探讨文化寻根的“杭州会议”之后,“汉诗论坛”继续延续这类会议形式的文化意味。这是对当下学院学术体制下的会议形式的一次有效商榷。

现在,我想简短描述这段属于诗歌的时间。论坛至少有三个明晰的讨论层次。参与讨论的各位对季羡林、韩寒等的诗歌失败论的实质作了全面分析;各位抛弃了成败论的基本论调,将讨论焦点挪移为新诗的生态论证;另外,各位还从诗歌本质出发,在生态分析基础上探讨了诗歌内在性。

各位从不同方面分析了失败论的实质。叶橹认为,失败论者具有价值判断时的文化焦虑心态,而论证新诗演进时,用其他形式规范新诗形式,将是一个伪话题。更多与会者将新诗发展看成汉语诗歌发展的一部分,针对成败论,提出了“生长”的概念。欧阳江河认为当代诗歌具有“中年性”,是中年人的事业,并阐释了新诗认知的历史思路。他期待新诗的个在与广袤的历史时间应该有分隔和错位,也应该留有重影。欧阳江河甚至认为,在失败论者建立的暴力结构中,新诗应该坚持这种失败。敬文东关于新诗认知的时空观值得关注。面对古诗的自足,他指出,新诗的新经验是语言发育的重要体现。并且,在新文学的百年探索中,新诗的成就最大。张子清认为,中国的新诗经验和美国的新诗经验具有时间的同步性,鉴于新诗的成长年轮,它应该被认定为成熟的。在此意义上,他建议新诗的冠名应该被修正为中国诗歌。杨四平分析失败论的文化心理,认为新诗认知需要中度介入的心态,失败论者依靠所谓“新诗的悲剧”塑造自己为“文化英雄”的心态值得警惕。潘维将自己的诗人身份解释为面对母语的接生者,他对新诗与汉语的亲缘关系的重新申告是乐观的。他认为新诗已经全方位具有母语的自觉性。这和欧阳江河对于诗歌作为语言推进器的功能的肯定不谋而合。徐贞敏看到了成败论背后科学认知行为与文学认知行为的深刻冲突,她对此新诗成长的烦恼被纳入失败论中感到困惑,这和欧阳江河等人强调的在诗歌与历史对举中生成的“中年的愤怒”遥相呼应。在你们精彩的论证中,我领会到,或出于某种文化焦虑,或出于某种功利动机,把新诗与传统敌对化并作出失败结论的遗老遗少们,其行为实质乃是面对语言与传统及其生长体的溺子和弑父行为。

在论坛的第二个层次,各位在新诗生长的理念上,将新诗成败论挪移为富有建设性的新诗生态的论析,新见叠出。新诗的生长中具有诸多成绩方面的经验需要总结,各位普遍提到了新诗对语言发展的促成与语言新鲜感的保持方面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意义。潘维的发言或许已经暗示出,诗歌生态的艰难正在于,诗人身在母语的创作情形,可以被描述为,稚拙的接生者面对着汉语这位难产的母亲。对于新诗引起的成败论的挫败感,各位也作了细致和客观的分析。叶橹说,新诗的根本缺陷在于诗性,而非文体;敬文东认为,真正失败的是诗歌教育,诗歌面对的一种幸存式的教育体制,诗歌教育的失败在这个意义上,并不仅仅体现为教科书与诗歌的单一联系;诗歌在这类教育中,夹杂媒体强加诗歌的意识形态,已经组成了戕害诗歌的强力结构,而暴力最终是无法进入诗歌的;欧阳江河则看到了新诗存在中阅读与批评的缺席方式,即在新诗经验中,世俗化指标、量化概念以及逻辑混乱的分类学构成了新诗背景的虚妄。论坛的一段时间被江雪引发的关于诗歌的现代性问题的争议占据。尽管参与讨论的各方并没有在同一个理论基础上形成争鸣,但诗歌成败引发的诗歌生态的讨论,在这个时间来到哲学层面,并进而引发了对新诗的内在性问题的讨论。

在第三个层面,从诗歌本身出发的关于诗歌内在性的讨论,也同时可以看作对前两个层面的方法论的整理和反思。欧阳江河列举贾樟柯电影《二十四城记》呈现的客体的破碎过程,实际是对电影艺术内在性的褒扬。杨春生认为,诗歌的语言特性决定了它的混沌性和不可预言性。日本诗人春野认为,诗歌存在并不是能够承受类似讨论框架的东西,他同样发出了关于诗歌语言的追问。他和美国诗人徐贞敏呈现在论坛上的域外视角独特,对讨论的话题和诗歌话语的外在性持陌生的质疑的表情。我想,他们的困惑作为今天新诗观的矫正形式,已经起到了应有的效果。

由于时间关系,这些讨论没有条件充分展开。在论坛结束前诸多限时一分钟的简短发言中,可以感觉到与会者已经密集思考了现场呈现的各种观点,并以潜对话的方式将论坛展现为众声喧哗的复调格局。

按原定计划,论坛分为观点呈现和争鸣两个部分,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论坛只能呈现第一个部分。作为主持人,我希望论坛呈现的若干层次的问题的讨论可以在会后持续进行。因此,我把论坛的结束以后的一段时间看成是论坛第二部分的开始,期待成败论的外在性与诗歌宽广的内在性之间的讨论,能够不间断地持续下去。

欧阳江河范文3

这位集诸多桂冠与争议于一身的诗人,并没有因其离世而得到平静。相反,有着“盖棺定论”传统的国人,对汪诗掀起了一股怀念与重新评定的热潮,当然观点大相径庭,有人说汪国真的诗温暖了自己的青春时期,也有人说汪国真的诗歌是“假诗”。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汪国真的作品影响过好几代人,作品质量争议也长达二十多年。今天关于汪国真的争论,有许多话语方式曾经出现并一再出现过。

汪国真的走红之路

汪国真出生于1956年的北京,初中毕业后没有经历上山下乡,进了北京第三光学仪器厂。1978年10月考入暨南大学中文系。

在大学里,汪国真属于不起眼的学生,成绩平平,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好学生。暨大受港澳影响很大,校风比较自由,学生的思想不受拘束,汪国真开始写诗。

1979年4月13日,汪国真在食堂吃饭,同学陈建平跟他说:“《中国青年报》发表你的诗了。”诗歌题目是《学校的一天》:“天将晓,同学醒来早,打拳做操练长跑,锻炼身体好。”其实是校刊发表组诗的选段。在刚刚过去之后的1979年,写几行文字能做到文从字顺,有小情趣,其实不容易。

今天的年轻人很难想象1979年,今天最贫困的国家都无法与之相比,那时绝大多数报纸版面,仍然残留着浓厚而荒唐的意识形态话语。这四行诗歌我们既不能高看,也不能低看。不能高看是指,在那个无电脑时代,编辑拼版很困难,版面很容易出现空白,而一首“小诗”恰好能让版面“灵动”起来,所以,报纸上的很多诗歌只是用来“填版”的;不能低看是指,编辑要找到这样的作者并不容易。老作家此时往往已苟延残喘、奄奄一息,毫无心思写两块钱一首的诗歌。汪国真的诗恬淡、励志,恰好符合识字读者的要求。

从此,汪国真的诗在全国各类媒体如《中国青年》《辽宁青年》《女友》《追求》《知音》发表。但据他统计,他投稿后“90%以上是退稿”。

大学毕业后,汪国真分配进入中国艺术研究院。

1990年春天,北京太平桥中学的一个老师看到有学生上课不听课,在抄诗。回去之后,就跟她爱人说了这事,她先生是北京学苑出版社的编辑部主任孟光。孟光觉得这么多学生抄,这个人的诗如果出版的话,恐怕会成为一本畅销书。

1990年5月21日,学苑出版社出版了汪国真第一部诗集《年轻的潮》,该书连续5次印刷,总印数达60多万册。诗歌界有个说法,“海子死了,汪国真诞生了。”1990年甚至被称为“汪国真年”。

上世纪90年代初期,书店里汪国真的诗文集先后出现五六十种,研究赏析汪国真的书就有16种。据汪国真自己估计,盗版在千万册以上。

销量不等于质量

曾有大学生如此评价汪国真:“初中崇拜你,高中喜欢你,大一时很少看你,大二以后就不再读你。”也曾有文艺评论者批评汪国真的诗“过于直白”、“浅陋”,甚至根本就不能算诗。1990年《年轻的潮》出版后,诗歌评论界批评汪国真的声音是压倒性的,几乎听不到为汪国真辩护的声音。1991年,汪国真去华东师范大学讲座及签名售书,被学生诗人围攻,讲座最后被迫中断。

汪国真对《南方都市报》记者许黎娜说:“人民说你是诗人,你就是诗人,不被人民承认你就什么都不是。判断一个文艺作品最终的权威的评论,一个是读者,一个是时间。很早就有人说我的诗没有生命力。没有生命力,为什么从1990年到现在,我的诗被连续盗版了18年?”

汪国真的“人民评价论”无疑是不可信的。书籍的畅销与书籍的质量没有必然的联系。普鲁斯特发现:“人们演奏、演唱得更多、更有激情的倒是拙劣的音乐而非优美的音乐,逐渐充盈人们的梦幻和眼泪的拙劣音乐远远多于优美的音乐。由此可见,拙劣音乐令人肃然起敬。它在艺术史中不登大雅之堂,却在社会情感史中举足轻重。”

不仅是汪国真无法正确面对自己的畅销,其他诗人也无法面对。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也是诗歌创作的巅峰时期,与汪国真的畅销相对应的是,大多数诗人要么是业余写作,要么穷困潦倒。

但无论何时,攻击汪国真的读者可能是有问题的。我们应该明白,一个人读一本书,是无罪的。“开卷有益”的古训,有些作家只是在保护自己的时候想得起来,攻击别人的时候却忘了。

今天,愿意开口谈汪国真的文人不多。诗人欧阳江河是例外,他认为汪国真用“表演性成分和精神励志”拼凑出来的是“假诗”,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欧阳江河说:“汪国真的写作,对中国当代诗歌唯一的作用就是阻碍。我认为最不是诗歌的东西,而他在写,这完全是对诗歌的一种毒害。如果因为汪国真的诗歌曾经拥有很多读者,就以此来定义我们对诗歌的品位的话,这简直就是对整个诗歌智识层面的一种羞辱。”

欧阳江河的每一句话,放在文学评论的范畴里,都是对的。但对普通读者来说,这里存在一个“信不信”以及“如何信”的问题。有网友会质疑汪国真去世时,说出“阻碍”、“毒害”与“羞辱”的人可信度有多高,也有网友搜索出欧阳江河的诗来读,结果自然是不知所云。

如何理解“假诗”?在碎片化阅读时代,这样的问题显得太复杂而且不可理喻。

诗歌泡沫化时代

《看历史》杂志前主编唐建光说汪国真的诗、庞中华的字、亦舒的小说,这是他们一代人的中学记忆。当然每个人会有局部的替换,这话是真诚的。

近几年的文化论争中,这次各方的表现是最好的,双方在理性克制的层面进行了不离题的思考。尤其后来出现了美国卫斯廉大学教师王敖的发言,写作并研究过多年诗歌的王敖说:“在当代诗歌界,汪国真当了多年的替罪羊。他的句法、诗思的构造方式,是当时很多人共享的。贬斥他、并自以为现代的诗人,跟他主要的不同在于选取的词汇。”

王敖真的变动了汪国真《淡淡的云彩悠悠地游》诗中的几个词,完成了一首颇具现代味的“诗歌”:“存在/不要成为迷宫/不要为了你的意志/便毁灭了他者的执迷/你得到的/立刻变成你抛弃的/你的丰富/又怎能对抗你的孤绝/你的杜甫和你的里尔克的盛大的秋天啊”。

王敖的游戏迫使我们思考:好诗人与汪国真真的有那么大的不同吗?有一种论调认为,文学界忽视汪国真与席慕容是不应该的,“对于年轻人来说,需要这样一个温暖、感动和激励他们的诗人。”

其实,汪诗与席诗不具可比性,首先席慕容的诗要好些,也得到过文学奖,获得过文学界的正面评价。年轻人需要“温暖、感动和激励他们的诗人”也没错,这样的诗人是有的,而且不少,泰戈尔就是合格的诗人。不错,文学界给过汪国真负面评价,我们可以讨论的是负面评价是否是对的,而不是命令文学界来个正面评价。

在今天,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汪国真与其他写作者一样,在捍卫并争取纸质阅读的领地?汪国真因为种种原因,多年来的写作得不到诗歌评论界的认可,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汪国真千万阅读者的价值与他们的精神追求,至少,这些阅读者自己真诚地认为自己是在读诗,在未来的岁月里,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也会去寻找更多的诗来读。

如果我们把诗歌当作一个行业,我们会发现这个行业在上世纪80年代曾经有过巅峰期,但此后一直处于下滑甚至崩盘的局面。偶然出现的亮点可能就是汪国真与去年底出现的余秀华。与汪国真热一样,余秀华热也曾被认为是不正常的事情。

叶嘉莹说过,读诗和写诗是生命的本能。但读诗与饮食男女稍稍不同的是,它有一点门槛,它需要一点时间才能进入。我们不得不说,这个引人入门的工作,其实并没有做好。否则,我们怎么解释老读者的流失与新人的稀少?当我们指责人们趣味低下、时代浮躁的时候,有读者想读好诗却找不到一张信得过的书单,这种情况如何解释?

现在连今天的商业推广活动都有“黑转路,路转粉”这样的销售策略了,诗人为何仍然敌视畅销诗人呢?当商人在每一次推广活动仔细琢磨提高“转化率”的时候,诗人、出版者有没有考虑过将畅销书作者转化为经典图书的读者?

欧阳江河范文4

出库车沿217国道一直向北,实际上也是在沿着库车河溯河而上。

国道在左,库车河在右,两侧是绵延的却勒塔格山。

国道库车至拜城段,正在修路,我们不时要转下便道行驶,说是便道,其实是干涸了的库车河河床。

库车河发源于天山山脉南麓,是一条由冰川融水和山涧泉水汇集而成的河流,全长100多公里。现在是库车河的枯水季节,河床上布满了鹅卵石和细碎的软沙。

别看这条河流不是很长,却是孕育过龟兹悠久文明的母亲河。潺潺的库车河水曾经飘荡过风靡长安的龟兹音乐,映照过鸠摩罗什的身影,也聆听过玄奘法师的浅斟低唱。

河道侧面一排排的是高大的水蚀崖壁,宛若在河堤上建筑的巨大浮雕,肃穆而凝重。

却勒塔格山这座维吾尔语里被称为荒凉之山的天山支脉,像是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层层叠叠的倾斜着,脉络清晰,色彩缤纷。

地势渐高。山体的颜色也渐趋红褐色,像蜿蜒在公路两侧的古老城墙,每一矗都似乎凝聚着一段古老的岁月,见证着丝路上的繁盛与兴衰。

继续前行至60多公里的地方,河谷突然开阔起来,右侧是滩涂上的排排白杨和白色的鹅卵石铺就的宽阔河道,库车河奔流着瘦削的身影。

而左侧,奔跑着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排波澜壮阔的红色大山。

它们高耸的山峰,像金色的城堡、像在天地之间燃烧的火焰。

它赫然而立在一碧如洗的天空下,散发着奇异的光辉,让每个仰望的人屏住呼吸,无法直视。

这就是海拔2000多米、维吾尔语称之为克孜利亚(红色山崖)的库车大峡谷。

我们停好车,沿着已经修好的石板路拾阶而上,来到了大山的脚下。

两座红色的大山,如同两扇半掩的巨门出现在我们面前,这是大地开启的生命之门,它直达大地的深处,遥远、神秘、深不可测。

短短的石板路已经没有了,前面是狭窄的慢坡山道,两侧红色的山石刀削斧砍一般,连绵起伏。

一路前行,脚下是细软的沙子和涓涓的溪流,空间被压仄成窄窄的一线,向上望去,天空像一条蓝色的绸缎,丝丝的流云让这绸缎在我们的头顶飘动着。

行至峡谷大约1.5公里的地方,眼前豁然开朗,出现了一个庭院般的谷中空地。

沙砾绵细,土地平阔。 

抬头望去,在离地面大约40米的垂直岩壁上,有一洞窟。

这就是1999年才发现的阿艾石窟。

这个被考证是盛唐时期开凿的佛教石窟,发现的历史颇为传奇。

虽然石窟只有十几平米,但这是一处建造时代清楚、壁画主题明晰、画法精湛,极具艺术价值、考古价值的石窟,它和却勒塔格山发现的其他洞窟一样,见证了佛教东传的历史。

 

让我们不解的是,开凿洞窟的人为何选择在这里、在这样的高处,建造这个石窟呢?峡谷清净适合禅修,可以理解,但为什么要选择那样一个高处呢?

山高月小,空谷无声。1300年的岁月就如天上的流云一样倏忽而逝。

我们带着疑问与感慨继续前行。

地势越来越高,幸好在坎坷处有人们已经建好的木桥和阶梯。

我们时而侧身而行,时而匍匐下身体,穿过巨大的悬石。

峡谷最窄处只有三四十厘米,体型稍微偏胖一点的人几乎不能过去。

长约6公里的大峡谷蜿蜒曲折,两侧遮天蔽日的石壁上时而有泉水渗出,滴下,汇成一处处泉水,让这峡谷在粗犷的外表下,有了温婉和灵性。

资料记载,库车大峡谷的形成大约发生在距今2亿年左右,这个时期地壳发生过剧烈的变动,该地区的地壳反复上升或下降,表现出明显的沉积旋回和岩相变化。

天山山脉断裂和地壳运动作用,岩层发生了一系列波状弯曲,在峡谷侧壁上可以看到明显的褶曲和断裂线。

我们无法想象当时是怎样一种天崩地裂的骇人景象。

亿万年寂寞中的大地在怒吼中生生的撕裂开自己的身体,形成了这条雄浑壮美的峡谷,是为获得新生还是求得永恒?

欧阳江河范文5

以西湖诗会作为杭州学习节的重要内容,为G20在杭州召开营造浓厚的文化气息

杭州学习节于2012年创立,坚持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弘扬中国优秀文化为使命,成为全市人民的“学习嘉年华”。2016年6月初启动的西湖诗会暨第六届杭州学习节,以“喜迎G20,诗话西湖”为主题,以诗歌作为媒介,讲好中国故事、杭州故事。在为期3个月的征集大赛中,共收到诗歌及文学爱好者原创作品11800余篇,参赛作者达6000余人。投稿者既有知名诗人、作家,也有各行各业的民间写作者。韩国国民诗人高银,国内著名诗人舒婷、欧阳江河、芒克等先后来到杭州,为杭州写诗,为西湖讴歌。西湖诗会和学习节不仅成为全国诗歌爱好者的“追诗”之旅,也向世界宣传推广了杭州,为G20在杭州召开营造了浓厚的书香气息。

以全球学习型城市网络为平台,分享杭州创建全球学习型城市的成功经验

杭州自2016年年初加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学习型城市网络以来,以此为平台,向世界各国分享有中国特色的建设学习型城市的经验。这些经验包括,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形成学习型城市创建格局;以政府主导的学习节为龙头,整合资源,形成浓厚的学习氛围等。2016年11月15日,全球学习型城市网络第一届成员大会在杭州开幕。此次会议以“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学习型城市建设”为主题,与会代表来自德国、英国、韩国、巴西等29个全球学习型城市网络会员城市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学习型研究所、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等国际组织以及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和国内10个相关学习型城市代表。会上,杭州市长张鸿铭介绍了杭州建设学习型城市的探索和经验。会议了《学习型城市建设杭州宣言》。此次大会是杭州的一次精彩亮相,也是中国学习型城市的一次精彩亮相,以学习为媒介传播了中国声音,加强了与各国家及其城市的沟通,扩大了交流,深化了合作。

欧阳江河范文6

有人感叹:以后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作品终于可以靠听的啦!也有人表示,辛苦准备的文学评论都收起来吧,乐评人该上场了!

在小编看来,搞清楚歌词属不属于文学的范畴,是解释鲍勃・迪伦为何获奖的关键问题。

文学的范畴是什么,你知道吗

许多人不能接受鲍勃・迪伦获诺贝尔文学奖,是因为在许多人看来,文学的范畴只限于小说、散文、诗歌等领域。有网友表示:“歌词也算文学?那明天可以推荐崔健和罗大佑去参选了!”

文学的范畴到底是什么?歌词到底是不是文学?中国作协副主席、文学评论家李敬泽表示,鲍勃・迪伦的作品就是文学,细化点讲,它们是诗。“几年前编杂志时编过一期中国的歌词摇滚。那时感到,诗在此。”李敬泽说。

事实上,歌曲本来就是文学与表演艺术的结合,一首歌曲,通常需要歌词、曲调和演绎,后两者属于表演范畴,而歌词就属于文学范畴了。例如,中国古代最早的文学作品《诗经》,便是由民间的诗歌编集而成。宋代的词、元代的曲,在当时都是唱出来的。及至现代,各地地方曲种中的唱词,也都是非常精彩的文本,具有相当大的文学价值。昆曲《思凡》中唱的“我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郎”,谁能质疑它不是文学?

诺贝尔文学奖语境下的“文学”

再来说说诺贝尔文学奖语境下的“文学”范畴。诺贝尔文学奖缔造者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在遗嘱中曾对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作出描述:在文学方面曾创作出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最杰出作品的人。

诺贝尔文学奖的“文学”意味着什么,可以从以往的评选中看出一些端倪。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并非专门从事文学创作、甚至从没有创作过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的人士,是有不少先例的。包括德国历史学家特奥多尔・蒙森(1902年)、德国哲学家鲁道尔夫・欧肯(1908年)、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1927年)等,都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最著名的文学界以外的人士获奖当属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1950年)以及英国政治家温斯顿・丘吉尔(1953年)。甚至201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白俄罗斯的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在严格意义上说也更像是一位记者,而非专职作家。

这一切都说明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文学”是广义的,所有诉诸笔端的具有思想性的内容都可以被看做具有文学性,是文学作品。

在众多文学界人士看来,鲍勃・迪伦应当被看做一名诗人。

中国当代作家傅光明将鲍勃・迪伦定义为一名诗人音乐家,他的作品是诗,所以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并不存在资格上的争议。“鲍勃・迪伦获奖存在的争议,一方面是群众的诺奖情结作祟,认为诺奖至高无上;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们对文学的不同看法。这种争议没什么坏处。”傅光明说。

2004年,当代最重要诗歌批评家之一克里斯托弗・里克斯写了本评论鲍勃・迪伦的书,把他跟英国诗人约翰・弥尔顿和威廉・布莱克放在一个传统里讨论。2008年,鲍勃・迪伦获第92届普利策文学奖,得奖评语为“对流行音乐和美国文化产生深刻影响,以及歌词创作中非凡的诗性力量”。

在解释鲍勃・迪伦获奖时,瑞典科学院常任秘书萨拉・丹尼斯也说,“(鲍勃・迪伦)是一个伟大的诗人,承载着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而在回答“鲍勃・迪伦并没有写过小说、诗歌等传统文学作品,这是否意味着诺贝尔文学奖扩大了颁奖范围”的问题时,萨拉・丹尼斯表示,“看上去似乎是这样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如果我们回首历史,就会发现2500年前,荷马和萨福也写下本应配合音乐吟唱的诗作,我们现在依然在阅读欣赏荷马与萨福的著作,鲍勃・迪伦也是如此”。

鲍勃・迪伦所作歌词的文学性几何

说回鲍勃・迪伦的歌词。鲍勃・迪伦曾说:“写词是最重要的,曲子则可以从民歌仓库里随便拿。”作为一名音乐人,鲍勃・迪伦在其50多年的音乐生涯中,创作歌曲达数百首,其所创作的歌词,文学造诣甚至超过了许多专门写诗的诗人,可谓一位名副其实的“卧底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