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虎的吉祥成语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虎的吉祥成语范文1
【关键词】工程定额计价 清单计价 边缘价格走向
一、实行工程量清单计价的两大要素分析
第一，实行工程量清单计价具有明显的优势，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目前在我国的建筑企业中，很多企业在内部没有形成有效的内部定额，这样就造成了在投标的过程中进行报价时没有科学的根据，报价条款不能支撑报价的理由。因此，建筑企业在现行定额计价的过程中需要通过有关人员来进行造价的咨询，有时候还会通过机构来进行问询工作，但是往往并不能有效地满足建筑企业报价的要求。另外，由于我国政策规范的原因，一些建筑企业的报价不能满足企业自身的利益和要求。而采取工程量清单计价的方法具有很好的优势。首先，这一计价方法是通过市场机制来进行计价运作的，能够根据市场的变化而机动的进行报价工作。其次，采用这一计价方式能够规范计价部门的条例，提高价格管理水平，减少工程建设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项风险。另外，清单计价本身能够提高计价的效率，方便招投标双方顺利的进行下一步项目的协商和谈判。最后，采用这一计价方式能够方便政府部门进行价格的监控和管理，转变政府价格控制的目标和职能，提高政府管理的效率。
第二，要注意实行清单计价与实行定额计价两者的联系和区别。在工程项目的计价方式中，存在定额计价和清单计价两种方式。这两种计价方式存在着一些联系，同时也存在着差别。这里着重说明二者之间的差异性，方便在工程项目建设中采取合理的计价方式。首先，这两者进行计价的根据有所不同。工程量清单计价在进行计价时根据的是国家政府制定的规范来进行的，其中投标企业负责清单上所列出的全部工程费用，比如措施项目费以及各项税金等等。投标企业在进行报价的过程中需要按照文件的规范和条例来进行，清单的表格中各个项目都是具有相应的规范的。其中最主要的规范来自于内部定额以及市场价格这两个方面，在此基础上形成综合单价的方式。反之，工程定额计价具有很大的不同点。这一计价方式主要是根据施工的项目和特点来进行的。其次，这两种计价方式在形式上以及时间上也具有很大的不同。采用工程量清单计价的方式需要在招标的文件出台前进行制定和编制来确定好工程项目的数量以及相关的内容。而定额计价是在招标的文件出台后投标企业通过专门的计算来确定工程项目的数量，总体采用的是综合性的总报价。由此可以看出二者在时间上的区别，同时报价的形式也是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另外，这两种计价方式在计算费用时也具有差异性。工程量清单计价在计算费用时内容比较多，涉及到的范围更加广，条目更加清晰。最后，工程量清单计价和定额计价在价格的调整方式上也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工程量清单计价在投标报价时能够体现出综合单价，当投标企业中标后合同的条款即时生效，此时对于单价部分不能够随意的更改。采取定额计价的计价方式对于价格的调整具有灵活性。方式有签证变更因素、预算定额解释因素、政策性调整因素、不可抗力因素等。
二、价格因素影响下定额计价与清单计价的边缘走向分析
首先，从造价提出的本质上来看，两者都属于价格标准的内容。因此，当二者在实际的工程建设中进行计价时会出现相互渗透的情况，边缘走向产生新的模式和内容。在定额计价的基础上价格的构成内容会更加具有多样性，比如人工费用和材料费用等等。要考虑招标控制价关于工程进度的要求。这一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工程的进度要求不同，工程施工过程中采取的步骤以及工程量都会有所差异，所以必须要将进度规划在计价模式中。其次，要考虑到招标控制价关于工程施工质量的要求。同上述因素一样，招标控制价不同，质量要求不同，因此在施工过程中使用的材料以及管理力度也会相应的不同。市场中施工材料以及其他成本会随着市场价格的变化而变化，由于工程招标后价格已经确定，所以这对于招标方来说是具有一定程度的风险的。此时，要处理好这一风险，就需要招投标双方进行风险范围的划定，对超出价格范围的成本进行合理的分担。
其次，在工程项目中有些项目的规定涉及到了政府部门以及法律部门对其进行的相关价格规定以及税收方面的因素，这也会造成工程价格的浮动。处理这一方面的价格风险时需要招标方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来进行价格的调整和规划，并与投标企业进行详细的磋商，在法律框架内做出有利于双方的决定。再次，招标事项中进行投标的一方由于自身因素的影响也可能会产生价格风险。一方面投标企业在技术以及管理水平的差异性上会产生价格风险。投标企业本身的经营状况也会造成价格的波动以及工程项目的实施程度。此时，处理这一风险时要注意投标企业要对风险承担全部的责任。另外，在合同的管理方面，工程量清单计价和定额计价在进行跟踪管理时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边缘渗透现象。二者在合同出现变动时都具有规范性，能够根据有效的科学的条款进行符合实际工程建设情况的调整，保证合同条款的法律性和工程项目的有效性。维护合同双方共同的利益。
再次，在进行工程量清单计价时，需要按照清单的内容进行报价，而其中的基础在于企业内部的定额，因为招投标时是合理低价投标企业中标。因此，市场机制决定了建筑企业需要通过压缩工程成本和提高价格管理水平来获得更高的效益。所以，这就要求企业在内部需要完善计价标准，确定好严密科学的内部定额体系，保证工程量清单计价方式能够最大限度上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
三、小结
探讨工程项目建设的计价方式具有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在工程建设项目中普遍采取的是定额计价和清单计价，这两种计价方式对于推动我国工程建设来说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在工程建设中，定额计价和清单计价属于不同的计价方式，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总体来说，它们对于工程项目建设的作用意义重大，有助于工程建设的改革与发展，提高工程项目的建设质量，规范建筑市场，增加工程项目的效益。发挥清单计价的作用需要完善企业内部的定额体系，这样才能增加建筑企业的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1]朱健.清单计价和定额计价模式下的工程造价管理.《招标采购管理》，2014.
[2]唐洁.浅谈工程定额计价与工程量清单计价的联系与区别.《中国新技术新产品》，2014.
虎的吉祥成语范文2
【关键词】工程监理；施工技术；相互作用
1.施工技术是工程监理的重要内容
作为工程建设的关键性内容，施工技术的获得无疑至关重要，而施工技术的主要管理手段就是工程监理。一般而言，通过地质勘察所得到的资料我们可以初步确定设计和施工方案，进而在施工过程中根据工程地质、施工方法等内容，开展反馈分析等工作，修正初步设计方案和施工技术，以保证工程按照最优的设计与施工技术方案进行。因此，监理工作的重要性也就显而易见了。
现如今，我国工程建设中的一些不安全因素或不利于工程实施的一系列现象，监理工作在工程施工中能够很好的解决此类问题。建筑工程单位的监理人员必须在这方面对建筑单位进行监督，保证技术人员接受技术上的培训教育，使技术人员掌握当前建筑的最新技术，了解最新的建筑施工材料的基本特征，提高他们的技术水平，很好地掌握施工状态，对设计进行整改，并指导施工技术作业；还可以预见事故风险，采取一系列的监督管理措施，给工程施工技术提供指导信息，将工程的事故突发率降至最低，从而保证我国建筑工程的整体质量。
建筑工程管理人员需要意识到自己工作的重要性，充分考虑到建设工程的资金以及环境等各方面的情况，切实认真的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对施工技术的管理进行有效的组织。一般情况下,建筑工程监理人员通过网络图表，表达出自己的管理方法，其中，建设的所有部分，由小到大，工程的各个部分都将受到不同的管理，只有了解整个建筑工程的各个层面，才能做好施工技术的监督管理工作。此外，建筑工程监理人员还要根据建设的具体特点,选择合适的组织形式，做好高新技术方面的管理实施工作。
2.工程监理对施工技术的管理作用
作为贯彻于整个施工流程的重要要素，施工技术在工程中的作用不容小觑。脱离技术的施工，就称不上是有效的施工。在建筑工程中，通过对各分部分项工程进行结构分解，每个工程都会分解为很多的重要子工程，比如说混凝土的施工过程就包含了模板工程、钢筋工程、砼浇筑工程等等，这些子工程对施工技术的要求极高，稍有不虞就会对整个工程的质量安全构成威胁。所以说，工程监理对施工技术的管理作用可以说是决定性的。
现代建筑工程监理体制下，施工技术的管理相对其他管理任务而言较为复杂。由于现在建筑的多方向发展，怎么样才能建造出一个质量高、效益高、合理运行的工程，一直都是建筑工程领域所要研究的重点课题。施工技术管理在施工过程中常常取着无法替代的位置，站在质量控制的角度上来看，很多建筑工程的质量问题不仅仅是施工技术的原因，更多情况下都是监理人员所造成的，因此，从策划设计、工程施工到竣工验收，监理人员在每一阶段都要狠抓施工技术管理，也只有正确地认识到技术管理的重要性，建立严格的质量体系、开展有效的技术管理活动，才能使所建工程历百年而不倒，这也是技术管理工作取得成果和质量体系有效运营的保证与前提。
统而言之，技术管理就是对工程中的各项技术要素和活动过程的管理。那么如何在对工程技术实施妥善的管理，除了受限于技术能力的水平外，很大程度上也与监理人员的管理方法。没有一套完善的监理制度与方法，再先进的技术也无济于事。笔者了解到，在目前工程中的技术管理中，存在很多技术交底不彻底，技术验收不标准，技术创新不积极等一系列问题。对于这些不良现象，监理人员必须认识到：首先，技术交底是为了让施工人员了解并掌握所承担工程的施工特点、设计意图、技术工艺等问题，这就需要建立一套责任制度，加强监督和管理，从而满足工程要求；其次严格按照技术规范和质量标准进行检验，提高检查人员的工作素质，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增强其对岗位的责任心、使命感；再有，近来许多工程项目对技术的开发都很注重，这一举措不但可以节能环保、降低资源的消耗，还能提高工程质量、缩短工期，对工程、社会都是百利而无一害。
3.工程监理与施工技术的相互作用
3.1两者互为犄角
一般来说，工程监理单位工作人员的主要任务是确定公正、客观的监督方案以及制度，由此保证我国建筑行业的施工技术达到国家在这方面的具体要求。建筑工程监理单位需要根据建设项目的具体需要，认真的分析建筑施工技术的优缺点，将改进策略进行相应的整理，找出施工技术中的不当之处，建议技术管理者及时进行纠正，将整理好的方案交给建设单位的技术管理者，保证建设工程的施工质量。建筑工程监理人员不能只是做表面工作，只对建设工程进行简单的监督，而是在监督的同时，积极帮助建设施工单位按时并且保质保量的完成施工任务。
3.2两者相互促进
从工程质量方面，还是工程进度方面来看，工程监理与施工技术二者间的关系是相互促进的。在建筑工程施工阶段，监理人员要熟悉掌握施工现场的地质勘察情况，并在施工过程中对工程地质情况进行对比，当发现地质报告与所选用的施工技术方案不符时要第一时间通知甲方单位，并对施工技术方案实施优化。伴随着科技水平的提升，我国建筑领域的施工技术工艺越来越复杂，因此在设计方案组织施工时，必须邀请经验丰富的专家进行方案的评审，以防止工程中发生不必要的事故，将风险降至最低。在工程施工以前，监理工作人员要熟悉了解设计图纸以及施工环境，保证施工设备正常运转，如检查降水系统的运行是否正常、有没有配备应急抢险排水措施。施工阶段，施工单位必须严格按设计方案对现场施工技术进行管理，务必保证各项技术指标满足设计要求，切忌随便更改。如果发生特殊情况，施工技术方案必须重新进行评审。所以说，在工程施工中，工程监理与施工技术就是在以实现工程目标的前提下相互促进，最终保证工程按预定要求顺利完成。
3.3两者共同发展
监理制度的基本思想就是通过对工程的各个节点进行合理的分析、科学的管理，以确保减少不必要的支出，为业主单位以及承包商创造互利共赢的局面。在工程实施阶段，首先监理工程师应做好以对工程各项内容的控制，在保证质量符合标准的前提下，对施工中的一系列技术问题进行监督与控制。其次监理单位作为项目施工全过程重要参与者之一，应当从工程开始阶段就对施工计划工作进行协助，在规范要求内对施工技术方案的选择工作加以控制，这在强化了施工技术监督与管理，也推动了建筑行业的发展，最终也给监理单位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条件。
4.结语
综上所述，工程建设监理作为工程项目目标的控制者，而施工技术对工程施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两者不仅相互倚重、相互促进，而且还共同发展。因此，必须加强、重视监理工作与施工技术的相互联系，确保监理工作的有效性，才能保证建筑工程质量符合规范，才能更好地推动我国建筑行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贺明尧，陈建民.建设工程监理工程师存在的问题分析[J].黑龙江水利科技.2006（6）:40.
［2］黄素芬.浅谈施工的质量管理[J].山西:建筑.2009,35(2):226-227.
虎的吉祥成语范文3
关键词：城市规划；产业经济；城市规划与产业经济发展
一、产业经济发展与城市规划是紧密相关的
实际上，从规划的本质角度来说，就是对城市土地的合理布局、开发和利用。而一个城市产业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目标的实现，落在地域上也表现为各类经济产业对土地的使用。具体的两者联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城际联系的影响
由于城市不是孤立的个体，它与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与外界的联系主要是有形的如城市的对外交通，无形的如邮电通讯以及电子信息等，而产业的生产过程涉及原材料的采集、生产设备的引进、产品的市场销售等都需要与外界产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因此每一次产业经济的发展，都对城市的对外联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要求城市规划要对对外联系特别是大型的交通枢纽的基础设施进行统筹安排，而合理的安排必然会促进产业经济的发展。
（二）对城市内部联系的影响
城市是一个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紧密联系的统一体，所谓“动一发而牵全身”。例如：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的体力劳动者，城市规划中就要为这些劳动力提供相应的生活设施、交通设施与社会福利保障设施及其子女的文化教育设施，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需要大量脑力劳动者，这样一来对城市的科技文化设施如高校、科研院所等的设施要求就会更高。重工业则需要提供充足的能源设施与便捷的交通设施相辅助。所以规划中一定要考虑到产业及其相关设施的需求。
（三）对城市功能发展的影响
城市发展离不开产业经济，产业经济的发展也离不开城市的支撑，在低级产业如原材料生产的地区，甚至影响到所在城市的生死存亡，当然在具有全面与发达的综合性城市，不会由于一种产业的兴亡而决定城市的兴衰。但是合理的产业结构、健康的产业发展能有效地促进城市的发展，而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将导致城市的社会经济等各方面功能的失衡与矛盾的恶化，成为阻碍城市发展的绊脚石。
因此，产业经济的发展和产业布局的调整与城市规划是息息相关的，有了城市规划的宏观指导和综合平衡，产业发展才有了支撑基础，而产业的优化发展又为城市的壮大提供了物质基础，同时对城市规划的决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产业经济发展对城市规划的影响
（一）对城市土地规划的影响
土地是城市的最基本的组成要素，它由于规模大小、地理位置、地质水文、地形地貌等不同呈现的用途也各不相同。
（二）对城市环境规划的影响
这里指的环境一方面指的是环境污染的层面，另一方面指的是地理环境如靠山、沿河、滨海、或临近铁路、港口及城市主要干道等层面，一般来说技术密集型产业对环境质量要求较高，需要建立在环境优美离城市中心较近的位置;而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通常情况下资源消耗大、污染较严重，所以必须依据情况规划在城市下风向的郊区。
（三）对城市基础设施规划的影响
城市的基础设施规划包含的内容比较广泛，包括电力电信、给水排水、环卫设施等等，也包括交通、通讯等设施，产业生产的发展无时无刻离不开这些基础设施的支持，并且对这些基础设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对电力电信，除了单位产量耗电量，对电压、电流也根据生产的工艺要求有不同的需求；又如给水排水，各个产业的需水质量、水压、净化程度都各不相同，还有就是用水性质，农业用水、生产用水还是消防用水都有不同的要求。
（四）对城市服务设施规划的影响
产业生产需求对产品原料及成品进行及时地流通，也需要对资金的流通。这就形成了对城市商业、金融、仓储等其他服务设施有了需求，这些服务设施主要来自第三产业，在社会分工日趋细化的今天，这种需求度将越来越高。这也对规划提出了新的挑战，不但要使产业在量上得到发展，更要在质上有新的飞跃，是产业更具有生命力。
三、城市规划对产业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城市规划对产业布局的影响存在的几个问题
1．从城市规划的编制依据来看。城市规划编制的主要依据是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如GDP目标及其相应的经济指标。相应的产业经济发展模式如何，现有的产业结构将做哪些必要的调整，产业布局情况如何，都是规划部门要考虑的因素。所以产业经济要想实现城市空间地域的合理落实和布置就必须遵循规划的思想。
2．从规划编制的时限来看。城市规划是一定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具体化，除了对城市进行长远设想外，还必须有一定的规划年限。但实际工作中，常出现规划期限与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的期限不一致的现象。所以要真正发挥规划对产业经济的指导作用，就要加强规划时限确定的实用性和有效性。
3．从规划的方法来看。传统的规划方法是先根据城市人口的机械增长与自然增长预测城市的总人口，然后根据城市规划用地标准计算城市用地规模，并按照城市用地的现状与合理的用地比例进行功能布局与用地划分。而事实上这样是不够的，如果过多考虑人的因素，忽视产业经济对城市规划的影响，就会适得其反。因此规划期限内应对产业经济的发展模式、规模及各产业结构进行预测来换算成用地规模、基础设施规模，并落实到城市空间中去，这样的规划更具说服力。
4．从城市规划实施的情况来看。传统的规划模式强调功能分区，这就忽略了城市固有的文化内涵。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特有的史脉和文脉，不是靠规划来改造或设计就能形成的，所以不应该过分强调主观的意识，应结合每个城市的独特经济活动内涵，进行规划布置以促进城市更好的发展。
（二）城市规划对产业经济影响的基本因素
基于上面提到的城市规划对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应及时修缮，用新方法、新思路使其对产业经济的影响向着更有利的方向发展。
虎的吉祥成语范文4
关键词： 工作过程 高职医护英语 教学设计
在职业生活化的高职医护教育教学进程改革工作的影响下，传统的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模式已经无法满足企业发展和社会经济进步提出的要求，所以在进行高职医护英语教学设计工作时，要能够从根本上体现出“学以致用”的教学目标要求，并做好高职医护英语的教学实践及探索工作[1]。本文主要对目前高职医护英语教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工作过程导向的高职医护英语教学设计方案。
一、高职医护英语教学现状
在目前的高职医护英语教学过程中，缺乏明确的人才培养方向及培养目标，所选择的教材及开设的课程严重脱离了学生的实际学习状况，无法满足医疗卫生机构对人才提出的需求。教学工作主要以书本知识为出发点，以高职学生顺利通过各种考试为教学目标，缺乏针对性和实用性，从而让高职医护英语教学现状与学生和社会提出的需求无法衔接，学生的实际能力和所学知识无法满足今后工作的需求[2]。高职医护英语教学工作作为系统的工程，与普通的公共英语教学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目前很多高职医护英语教学工作都是由公共英语教学完成，缺乏专业知识的要求，难以解决训练学生职业技能等相关问题，从而导致很多高职医护毕业的学生缺乏工作中需要的基本应对能力及专业英语基础知识，在未来的竞争中处于被动地位。
二、从工作过程导向出发的高职医护英语教学设计措施
（一）掌握专业技能培养所需要的专业语句和词汇。
高职医护专业学生在英语学习过程中，除了要掌握系统的专业技能之外，还要学会更多专业语句的运用方法，从而为拓展高职医护专业学生的职业知识、岗位针对性和社会适应性知识的培养及职业能力结构的丰富服务。所以，高职医护英语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时，要能够以培养学生的语句运用能力和专业词汇作为教学目标。
（二）了解工作过程导向学生职业技能培养的相关内容。
高职医护英语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时，要能够以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和专业技能作为教学目标。高职医护英语教学与其他学科教学活动之间存在紧密的关系，英语教学作为一种辅和基础性教学工作，主要是坚持专业教学的理念[3]。所以，高职医护英语教师要能够系统了解工作过程导向的学生专业技能培养的目标是开展和组织相关教学活动，只有对专业技能培养的教学情景及教学内容作为前提，才能够针对性、有目的地对英语教学内容进行选择，并做好相关的教学设计工作，从根本上实现高职医护专业技能教学和英语教学的有效统一。
（三）从专业技能培养的情景设计来进行教学设计工作。
高中医护英语教学设计过程中，要能够把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和高职英语教学紧密结合在一起，从而保证教学工作能够与医护学生工作岗位专业技能的培养进行紧密结合[4]。所以，高职英语教学要以培养学生专业技能的各种教学情景进行设计，引导学生对护理过程中的专业语句或者专业词汇进行操练，避免教师的课堂教学与护理工作中的岗位需求出现脱节的现象。
（四）在高职医护学生专业技能培养中锻炼学生的英语语句和词汇运用能力。
情景学习英语教学工作主要以护理工作需求作为教学目标，所以，高职医护英语教师要能够从专业教学衔接角度出发继续教学组织及实施工作，并在教学活动中对相关专业技能加以演讲或者讲授，根据护理专业今后的工作需求、不同教学环节，对学生的专业英语语句及词汇的运用能力进行培养[5]。在同一岗位、同一教学情景下，引导学生实现基础会话、技能培养，以及专业语句和专业词汇运用的统一性和有效性。
三、结语
高中医护英语教学设计工作作为一项系统的工程，教师要能够从工作过程导向角度出发，对学生的岗位技能和英语基础知识进行培养，从根本上体现出教学工作的实用性和职业性需求，并满足高职医护英语教学工作的需求，造就和培养更多满足医护工作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技能型、高素质人才，为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事业的发展和进步作出更加卓越的贡献。
参考文献：
[1]佟莉.试论高职医护英语教学改革[J].校园英语，2014，21：53.
[2]江晓东，余仕湖.高职医护英语情景教学活动的设计和分析[J].英语广场（学术研究），2014，11：60-61.
[3]梅士宏.医护英语教学的现状及改革方向探讨[J].南方论刊，2015，03：106-107.
[4]高旭，汪志霞.模因论在医护英语教学中的应用分析[J].池州学院学报，2015，01：145-147.
虎的吉祥成语范文5
关键词：
呼叫详细记录；功能区；机器学习；城市感知；高斯混合模型
中图分类号： TP391.9； TN929.5 文献标志码：A
0引言
城市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一般都要经历规划发展调整再规划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1]。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人的生产活动以及产业集聚力和扩散力的影响，土地利用和空间结构都在经历不断的变化，在其内部形成了不同的功能区，且不断发生着演变。对城市土地进行及时明确的功能区划分，对于城市管理者来说，是检验城市规划合理性以及指导未来规划方向的一个重要参考。然而，传统的研究方法都是以人工手绘、实地调查和卫星遥感[2-3]得来的数据为基础。一方面，这些数据只能描述城市各区域的外在物理性差别，不能体现其内部社会功能性；另一方面，这些数据的获取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同时可靠性要受到时间、地点甚至调查人员经验判断的影响，难以满足对当前快速发展的城市进行动态监测的需求。日常生活中，用户在使用移动手机、全球定位系统（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无线网络等具有位置传感器的服务时，出于计费目的，一些服务供应商的服务器会对数据进行保存。长此以往，产生了海量的用户生活数据，例如呼叫详细记录（Call Detail Record， CDR）、出租车出行记录、网络签到记录等。这些数据相比传统数据具有覆盖面广、时空分辨率高、成本低廉等优势。国内外已有学者在利用相关数据进行城市感知方面的研究，例如文献[4]用CDR数据分析了科特迪瓦、波士顿、米兰等地的用户通勤模型，从移动距离、时间等角度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利用CDR数据的分析方法相比传统方法更具实用性和可重复操作性；文献[5-6]从个人手机通话数据中得到用户的移动模式，结合移动模式进行用户位置预测、城市交通分析等工作；文献[7]提出了一种基于CDR数据发现城市“间隙”的方法，即通过分析邻近基站区域间人流量的异常值来判断城市中河流、公园以及道路障碍的位置。上述研究都表明人类活动与城市空间结构存在紧密联系[8-10]，这也为解决城市功能区的动态监测问题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针对以卫星遥感为代表的传统方法在解决功能区识别问题上的不足，本文提出一种基于CDR数据进行城市功能区识别的新方法，并在现有数据集上对其可行性进行了验证。
1实验数据集与问题定义
移动通信网络[11]是由彼此相邻的基站收发台（Base Transceiver Station， BTS）相互连接而成，每一个BTS的服务面积可以近似用泰森多边形来表示，为该基站的通信小区。用户在一个通信小区内发生通话或使用其他服务时，运营商服务器端都会产生一条CDR记录，其主要字段由表1所示。运营商对每一个基站有记录其具体的位置信息，包括经度、纬度和周边道路、建筑信息。
本文实验数据集由两部分构成：1）取自我国北方某城市11343244条经匿名处理的CDR数据；2）该市43880个通信基站的地理位置信息。其中，CDR数据由40000名抽样用户在2013年6月产生，抽样条件为：1）用户的号码注册地位于该市某科技产业中心；2）用户在2013年6月的通话总时长大于100min。
考虑到数据抽样条件的限制，为了选取合适的基站作为研究对象，从用户接入过的14549个基站中取“月总接入量”排名靠前的1500个。借助基站的位置信息和百度地图公开的兴趣点（Point Of Interest， POI），对这1500个通信小区以住宅区、办公区、商业区、高校区、景点区进行功能区标注（其中6个存在2个以上功能区标签，被舍弃），结果如表2所示。
每个BTS记录的CDR数据包含了该区域内用户群体的行为特征信息。这些特征主要包括所有用户的通话时长在时间上的分布，用户移动性在时间上的分布以及长短途通话比例等。一般而言，受城市布局和社会工作时间的影响，用户在不同功能区内的行为在时间分布上会表现出明显的不同，比如用户在办公区域内的通话行为在办公时间发生的概率应大于休息时间。反过来，从CDR数据中若能提取到这些不同点，应可以用于推断通信小区所处位置的土地利用类型。为了验证这一猜想，本文在完成对通信小区的功能区标注的工作后，以基站为单位提取用户群体的通话行为特征向量，分析不同功能区中心特征向量的差异性，最后用N折交叉验证方法将数据分为训练集和测试集，以最终的召回率均值来表示CDR数据在城市功能区识别应用方面的能力。
2特征提取及分析
CDR数据中，用户的每次通话行为可以由一个三元组来表示：
Meta=（BTSn，Dn，Tn）（1）
其中：BTSn为用户通话时所在的基站标识；Dn为通话的持续时间；Tn为通话起始时间。同一用户连续两次通话之间发生的事件定义为通话间隔事件（Call Interval Event， CIV）。如果两次通话的地点不同且间隔时间在2h以内则该通话间隔事件为一次通话移动事件（Call Move Event， CMV），记前一个BTS所在位置为移动起点。
每一个BTS服务面积下的用户行为特征在时间上的分布可以用一个二维矩阵νn=（δ，τ）表示，其中：n∈{1，2，…，N}是基站标识，δ∈{1，2，…，30}是日期划分，τ∈{1，2，…，24}表示每天以1h为单位划分的时间槽。矩阵中的每个元素为该BTS服务下的用户在该时间槽下的特征值。本文从中提取出两个特征，分别为通话时长特征（Call Duration Feature， CDF）和移动频率特征（Move Frequency Feature， MFF），计算方式分别如式（2其中：M为BTSn服务下的用户数，Di为每次通话时长。
受社会工作时间的影响，用户在工作日和休息日下的社会行为会表现出很大的差别，通话行为也是这样。受此启发，本文将日期划分为工作日Ω1和休息日Ω2两类，其中Ω1包括周一到周五，Ω2包括周六、周日和假日。然后，按照通话时间对每个人一个月的通话记录以工作日和休息日两个模式进行聚合，以尽量还原用户每日的真实移动轨迹，那么，每个通信小区的特征向量Xn可以表示为：
其中“++”表示Ω1和Ω2两类日期模式别在时间上的连接。
根据式（2）、（3）和（4）提取1494个样本的“通话时长”和“移动频率”两类特征，并求得5类功能区的两类特征中心向量分别如图1和图2所示。
从图1可以看出，所有区域内的用户在工作日的通话时长比休息日都要高，但是办公区内的差别最为明显；住宅区和高校区表2、图1、2中为高校区，此处的“文教区”是否应该改为“高校区”？通篇需要统一，请明确。内用户在晚间20：00～22：00的通话时长总量会出现一个明显的峰值，是相比其他3类功能区的一个突出特征，而商业区和景点区在通话时长特征方面较难区分。图2是5类功能区的移动频率特征中心向量对比。总体来看，各功能区在工作日的早晨和傍晚均出现一个移动高峰，休息日则较为平稳；住宅区的移动频率较低；景点区的移动频率最高；高校文教区在工作日夜间的移动频率很低而在休息则比较高；商业区在日间的移动频率处于较低水平，而在夜间则有所上升。分析来看，各功能区内的用户通话和移动特征与该地区的功能类型相符合，如果能够找到合适的方法融合这两个特征则可以对不同基站所处区域的功能类型进行区分。
3基于多特征加权判决的功能区识别
考虑到第2章提到的多特征融合的需求，本文引入一种软判决的机器学习算法――高斯混合模型（Gaussian Mixture Model， GMM）。该算法在监督学习中可以得到某一类样本在d维空间中的概率密度分布函数（d为特征向量的维度），从而可以得到新样本在该类下的隶属度。本文在该算法的基础上，设计了“基于多特征加权判决的功能区识别”的模型训练和识别流程。
3.1高斯混合模型
高斯分布（Gaussian Distribution）是一个在数学、物理和其他工程领域内一个重要的连续概率密度分布函数，用于描述一个围绕某个单值聚集分布的随机量。从数学的角度可以证明高斯分布的信息熵在所有已知均值和方差的连续分布中最大，这使得它成为在已知均值和方差情况下最理想的分布选择。然而，实际情况是，很多工程应用[12-13]中变量的概率分布呈现出多峰现象，也就是说单模态的高斯分布不能对多模态的实际变量概率分布进行有效拟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研究者提出高斯混合模型（Gaussian Mixture Model，GMM）的概念，即用两个或两个以上高斯分布加权求和对实际变量的分布进行表达。通过这种方法，只要增加单高斯的个数，便可以去逼近任意复杂的连续变量概率密度分布。
假设一个GMM由K个单高斯分布组成，那么这K个单高斯分布函数的线性加权组合即为该GMM的概率密度函数：
p（x）=∑Kk=1p（k）p（x|k）=∑Kk=1πkN（x|μk，Σk）（5）
其中πk、 μk、Σk此处这两种书写方式，采用前一种，还是后一种？即“∑”是求和符号，还是希腊字符？请明确。分别为第k个单高斯的权重、均值和方差。训练GMM的过程就是对这3个参数进行估计，一般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如一个训练样本大小为M，则GMM（πk， μk，Σk）的似然函数如下：
lg∏Mi=1p（xi）=∑Mi=1 lg p（xi）=
∑Mi=1lg（∑Kk=1πkN（x|μk，Σk））（6）
训练样本根据式（6）计算出在该GMM下的似然值越大则说明该GMM对该样本的概率密度分布拟合得越好。为了得到期望的GMM，本文用最大期望（Expectation Maximization， EM）算法在训练中进行迭代求解，得到似然值最大时的模型参数。具体的迭代过程如下所示。
1）参数初始化，可用聚类算法得到初始的πk、 μk、Σk值。
2）期望过程，估计训练样本中每个数据在第k个单高斯分量下的概率，对于数据xi来说，它属于第k个单高斯分量的概率为：
γ（i，k）=πkN（xi|μk，Σk）∑Kj=1πjN（xi|μj，Σj）（7）
在迭代过程中，πk， μk，Σk取上一次计算出的值。
3）最大化过程，对式（7）进行求导，得到该似然值下的GMM参数：
μk=1Nk∑Mi=1γ（i，k）xi（8）
Σk=1Nk∑Mi=1γ（i，k）（xi-μk）（xi-μk）T此处上标T若表示矩阵、矢量或向量的转置，那么xi，μk是否应该是矢量、向量或矩阵？请明确。答：T表示转置，（5）～（10）式子中的xi，μk以及式中的x都是向量，经检查没有其他需要注明的变量。（9）
Nk=∑Mi=1γ（i，k）（10）
已知∑Kk=1πk=1，所以在GMM的似然函数中可加入拉格朗日乘子得到lg∏Mi=1p（xi）+λ（∑Kk=1πk-1），求得加入拉格朗日乘子后的似然函数最大时对应的πk=Nk/N。
4）检查似然函数是否收敛，若收敛则得到最大的似然函数值，否则继续第2）、3）步的迭代过程，得到最终的模型参数（πk， μk，Σk）。
3.2多特征加权判决的功能区识别
从CDR数据中提取每个通信小区的两个特征向量之后，利用高斯混合模型算法分别对每一类功能区下的每个特征训练集进行训练，得到相应的GMM。以“住宅区”样本为例，其识别流程主要分为模型训练和样本预测两个部分，如图3所示。其中，CDF集合和MFF集合下的测试集和训练集内的样本一一对应；测试集中的样本输入到对应的GMM特征模型后，便可得到对应的隶属度。为了综合两类特征模型的预测结果，引入权重β来计算样本属于该功能区类别的最终隶属度：
P（X∈Y）=βPi+（1-β）Pj（11）
为了确定式（11）中判决权重β的最佳值，设置一组梯度值β={0，0.1，…，1.0}分别进行仿真，取功能区召回率最大时对应的β值作为最终的模型参数。
1494个通信小区中位于住宅区、办公区、商业区、高校文教区和景点区的各占比30.38%、27.04%、21.22%、11.45%、9.91%，比例可近似为3∶3∶2∶1∶1，本文在使用5折交叉验证时，测试集和训练集中的通信小区样本类别分布均近似满足该比例。根据图3的流程可依次训练各类功能区在不同特征集下的GMM，得到一组GMM序列，然后计算测试集内样本属于各功能区的概率P（X∈住宅区）、P（X∈住宅区、…、P（X∈景点区），取概率最大时对应的功能区类别作为该样本最终的识别结果。
4实验结果及误差分析
4.1实验结果
根据实验设置的一组梯度值β={0，0.1，…，1.0}，分别进行仿真，得到不同β值下的功能区召回率，如图4所示。
由图4可以看出， β=0.6也即通话时长特征和移动频率特征的判决权重为3∶2时，实验得到功能区召回率最高为51.08%，而仅用通话时长特征（β=1.0）时召回率为44.78%，仅用移动频率特征（β=0.0）时召回率为40.83%。由此可见，两种特征的结合可以更好地刻画不同功能区之间的差异性，提高功能区识别的召回率。表3给出了β=0.6时识别结果的混淆矩阵，从表3中可以直观地看出整个样本在本文多特征判决模型下的识别结果。其中，住宅区、办公区的识别率均超过50%，商业区为42%，高校文教区为31%，景点区为27%。
商业区、高校区和景点区中各有50%～30%此处书写是否有误，应该按照从低至高的顺序吧，即30%～50%？请明确。回复：这个数字与前面的商业区、高校区、景点区一一对应的分别是：51%、47%和44%，因此原句可修改为：“商业区、高校区和景点区中分别有51%、47%、44%的区域被误识为住宅区或办公区”。
的区域被误识为住宅区和办公区，
商业区、高校区和景点区中分别有51%、47%、44%的区域被误识为住宅区或办公区，
这是拉低整体召回率的一个主要原因。
4.2误差分析
本节对识别误差的可能原因进行了分析，主要包含以下两个方面。
1）通信小区的功能异质性对识别结果的影响。
结合地图对实验所用的通信小区内的POI信息的分析发现，有些通信小区所处位置的局部功能与其周边整体功能存在不一致的情况。比如一些高校区占地面积较大，其内部的一些处于教工宿舍或者研究所附近的通信小区在整体功能上被划分到高校区一类，然而从它们主要服务用户的作息时间来看，局部功能更应归为生活区和办公区一类，因此，应该存在部分通信小区其在CDR数据中所体现的功能性特征与标注结果有所不同。为了验证这一猜想，本文对模型的识别结果作了进一步分析，以住宅区为例，将识别结果分为3类。
模式Ⅰ为识别结果为住宅区且标注型也为住宅区的通信小区集合；模式Ⅱ为识别结果为住宅区而标注类型为其他类型的通信小区集合；模式Ⅲ为识别结果为其他功能类型而标注类型为住宅区的通信小区集合。图5（a）、5（b）分别给出了这3类集合的通话时长特征和移动频率特征中心向量。
从图5中可以看出，模式Ⅱ的特征曲线与模式Ⅰ的特征曲线匹配度很高，而模式Ⅲ的特征曲线与模式Ⅰ的有明显的偏差。这说明，在误识别的样本中存在部分通信小区，其服务范围内的用户实际活动类型与其标注的功能区类型并不一致。致使这一结果的原因，一方面是通信小区局部和整体功能不匹配，如前文对部分位于高校区内的通信小区的特点分析；另一方面，如果这些通信小区覆盖范围内的土地利用类型确实发生了变化，而运营商和地图兴趣点并没及时更新相应的位置信息，也会导致相同的结果。在这次误差分析中因为缺乏该地区在相应数据采集时间段内的官方地理信息，无法对后者进行验证。而功能区识别的目的就在于发现城市区域土地的当前使用方式与历史记录是否存在冲突的情况，因此在城市管理中，这些地点应成为重点关注的对象，分析其背后的原因，以此来引导后续的发展。
2）用户访问量对识别结果的影响。
用CDR数据中提取的用户行为特征去反映通信小区的功能结构，决定了通信小区的被访问量与反映结果准确性之间的关系。访问量越大，CDR数据对其特征的描述越准确；反之，CDR数据对通信小区的功能特点刻画能力越弱。本次工作统计了所有用户对1494个通信小区的访问量（发生通话事件的次数），以β=0.6时的识别结果对访问量和召回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二者关系如表4。
从表4的数据可以看出，样本召回率随通信小区访问量的增加而增大，因此，要提高本文所提出的方法在功能识别应用中的召回率，一个有效的方法就是提高CDR数据的抽样率，增加用户数量。
5结语
本文通过分析CDR数据，得到用户在城市生活中所留下的时空分布信息，并结合高斯混合模型算法设计出基于多特征判决的城市功能区识别新方法。该方法在现有数据下的召回率达到了51.08%。误差分析发现一部分BTS服务下的用户实际通话行为特性与根据历史位置信息标注的土地利用类型并不相符合，且样本的召回率随通信小区的访问量增加而提高。51.08%的召回率虽达不到实际应用的需求，但可以作为传统方法的一种辅助手段，减少人力和物力的投入。用CDR数据进行的城市感知研究，体现了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为城市管理、监测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受CDR数据获取途径的限制，本次工作不能在更大数据量下对本文提出的方法和分析结果进行进一步的验证。下一步工作主要从两个方向进行展开：第一，获取更多、更新的CDR数据用于该领域的研究；第二，挖掘CDR数据中更多的用户行为特征，例如长短途通话比例、平均通话时长等，从多角度对不同功能区间的差异性进行表达。
参考文献：
[1]
EAGLE N， PETLANDA. Reality mining： sensing complex social systems [J]. Personal and Ubiquitous Computing， 2006， 10（4）： 255-268.
[2]
刘英，赵荣钦.遥感技术在中国城市环境监测中的应用研究进展[J].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06，18（1）：101-104.（LIU Y， ZHAO R Q. Research advances in applying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to urban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in china [J]. Yunnan Geographic Environment Research， 2006， 18（1）：101-104.）
[3]
郭理桥，林剑远，王文英.基于高分遥感数据的城市精细化管理应用[J].城市发展研究，2012，19（11）：57-63.（GUO L Q， LIN J Y， WANG W Y. Urban fine management application based on high score remote sensing data [J].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012， 19（11）： 57-63.）
[4]
KUNG K S， GRECO K， SOBOLEVSKY S， et al. Exploring universal patterns in human homework commuting from mobile phone data [J]. PLoS ONE， 2014， 9（6）： e96180.
[5]
YADAV K， KUMAR A， BHARTI A， et al. Characterizing mobility patterns of peopl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using their mobile phone data [C]// Proceedings of the Six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munication Systems and Networks. Piscataway， NJ： IEEE， 2014： 1-8.
[6]
GONZALEZ D M C， HIDALGO C A， BARABASI AL， et al. Understanding individual human mobility patterns [J]. Nature， 2008， 453（7196）： 779-782.
[7]
XIANG F， TU L， HUANG B. Inferring barriers of urban city using mobile phone record [C]// Proceedings of the 2013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reen Computing and Communications and IEEE Internet of Things and IEEE Cyber， Physical and Social Computing. Piscataway， NJ： IEEE， 2013： 850-855.
[8]
周涛，杨紫陌，汪秉宏，等.人类行为时空特性的统计力学[J].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13，42（4）：481-534.（ZHOU T， YANG Z M， WANG B H， et al. Statistical mechanics on temporal and spatial activities of human [J].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2013， 42（4）： 481-534.）
[9]
李婷，裴韬，袁烨城，等.人类活动轨迹的分类，模式和应用研究综述[J].地理科学进展，2014，33（7）：938-948.（LI T， PEI T， YUAN Y C， et al. A review on the classification， patterns and applied research of human mobility trajectory [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4， 33（7）： 938-948.）
[10]
刘瑜，康朝贵，王法辉.大数据驱动的人类移动模式和模型研究[J]. 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2014，39（6）：660-664.（LIU Y， KANG C G， WANG F H. Research on human mobility patterns and model driven by big data [J]. Geomatics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of Wuhan University， 2014， 39（6）： 660：664.）
[11]
戴虎.GSM网络体系结构及其网络优化[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信息与管理工程版），2005，27（1）：10-14.（DAI H. GSM network architecture and network optimization [J]. Journal of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nformation & Management Engineering）， 2005， 24（1）： 10-14.）
[12]
TORRESCARRASQUILLO P A， REYNOLDS D， DELLER J R， Jr. Language identification using Gaussian mixture model tokenization [C]// Proceedings of the 2002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coustics， Speech， and Signal Processing. Piscataway， NJ. IEEE， 2002： I757-I760.
虎的吉祥成语范文6
关键词：码头；码头文化；老城区空间环境；城市建设
中图分类号：TU24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422（2014）01-0058-04
1、研究目的
随着我国国力的强盛，经济的腾飞，许多城市迎未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动力。城市发展所带来的历史传统保护与文脉传承问题也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由此引发城市建设如何达到科学、和谐、健康的发展，是摆在每一位建设者面前值得思考探索的重要课题。虽然城市发展程度和目标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地域性差异，但很多依水而建的城市的形成与发展有着似曾相似的演变过程，都是由傍依江、河、湖、海等地理特征所衍生出的码头及码头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作为承载湘潭城市历史发展脉络的物质与精神文化载体，传统码头及其所形成的商业街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中心的转移，其综合商业地位逐渐下降。但时间积淀下来的传统老字号、文物建筑和历史街区，因其传统商业及历史文化的综合效应所具有的特殊价值，构成了集历史行政中心、文化教育、、商业街区、民居民宅等多形式并存的、丰富的老城区空间形态，这种多功能综合布局密切了各社会阶层间的联系，促进了社会经济文化的交流，对城市的地域性文化形成与发展有着较大的影响力。探索发掘其潜在的价值，是传统码头文化适应现代生活发展的重要途径。
2、码头文化概念
“码头”有两层含义：一为海边、江边专供船只停靠、乘客上下、货物装卸的建筑物；二为水陆交通发达的商业城市。一个城市或一个码头因各个历史时期的军事、政治及经济等因素的影响而产生，在江河交汇、水陆衔接、交通方便以及利于避风、泊宿、装卸货物的地方，逐渐形成船舶聚泊的处所，这就是古时的码头。从城市空间形态上看，码头不仅指简单的特定建筑形态，还包括与码头经济活动相关的外部环境，即道路、堆放场地、过渡空间、建筑与建筑间的空隙等。在湘潭城市的变迁过程中，码头的这两层含义随着历朝历代政治经济的风云变换而交替出现，从单一驳船功能过渡到多元文化碰撞的多功能场所，从而确立了湘潭古城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和战略地位，拓展了古城与外面世界的沟通能力，形成自己独特的城市文化。湘潭“城总市铺相连几十里，其最稠者则在十总以上。甲乙之货云屯雾集，为湖南第一码头”。因此，在一定历史时期人们的观念里，湘潭首先是一个码头，然后才是一个城市，这是因为古潭城深厚的商贸码头功能及其文化深植于人们心中。
码头文化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是码头空间和功能在城市发展进程中不断扩展的必然产物。它涵盖了以经济活动为核心的社会活动及形态，包括物质形态文化、非物质形态文化两个层面。城市码头文化的发展是从人类最初生存活动的原始阶段开始的，生活方式的丰富及部族聚落的形成与发展带来了文化活动的萌芽和功能的复杂化，同时从生活劳作及日常经济活动中派生出其他活动空间，形成了相应的城市空间结构和建筑类型，经过多次的社会化分工，产生出许多新的设施和特殊空间，以满足人们经济活动之余的功能与精神上的需求，形成多层次、多样化、多元化的城市文化现象。
3、湘潭城市码头变迁及码头文化地域性形成的因素
作为一种地域文化，湘潭城市码头文化是一定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条件和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共同作用下的产物。湘潭城市码头兴盛于唐宋时期，特别是自宋代迁县治至域正街至今，近千年城市码头空间格局没有太大改变。商贸活跃带动整个湘潭经济在明清时期飞跃地发展，使湘潭一度成为富甲三湘的湖南商贸中心和江南商埠重镇，
“金湘潭”、“小南京”的美誉久负盛名，形成了湖湘文化中最具典型性的地域文化。一切文化都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地理环境对文化的影响，正是通过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这一中介得以实现的。湘潭居于湘江下游，南溯衡阳，北入洞庭，这种地域环境不但滋养出湘潭曾经繁荣的物质文化，还影响着湘潭精神文化的形成，使湘潭城市码头文化有着鲜明的地域性特征。
3.1 自然环境因素
公元前一世纪，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所著《建筑十书》中关于城镇的选址，强调“必须有良好的水源供应，有丰富的农产资源，以及便捷的河道或陆路通向城市”。位于湘江上下游交汇的湘潭地处华南湘赣丘陵，市区三面环山，中东部平坦开阔，境内涟水、涓水、靳江自西南向东北而下汇入湘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繁衍生息环境。纵观我国因水而生的古城镇，如荆州、芜湖与湘潭古城（图1）一样均居于河流大钩背区域，形成利于商贸运输泊船和进行物流中转的地理优势。《湖南地理志-湘潭县》称：“水凡九曲，形如弓字，行二百四十余里，通行无阻，此县商繁盛之利源也”。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湘潭老城区独特自然地理位置对其走向商业鼎盛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宋代县治迁至今城正街以来，老城区就成为湘潭县城政治经济文化中枢机构的所在地，古城码头因水运商路汇据整个湘潭老城，串联县城与域外里坊形成横贯东西的商贸大通道，在明清至民国时期成为集居住、商旅为一体的复合体，并延续至今。因此，地理环境影响下的区域吸引力造就了鼎盛时期的湘潭古城，形成了独特的城市码头地域文化。
3.2 商贸经济因素
历史上因朝代更替的多次大规模人口迁徙移居湘潭，都是选择傍依湘江作为重新聚集之地，不同地域多元文化或文明形态往往借便捷的交通进行传播交汇，伴随着交通的演进派生出城市多重文化现象。湘潭历史上就是湖南重要的物资集散地，以米、药等商品的转运贸易为基础，湘潭经济在明清达到了全盛时期，明朝时为“工商十万，商贾云集”的商埠，清朝至之前，湘潭是南粤进出口货物运输的重要中转站，是湖南最重要的转口贸易城市。城市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城市码头变迁、城市空间结构形态演变以及城市文化地域性形成的根本原因之一，商贸经济活动的发展刺激了城市文化的演进。湘潭古城湘江沿岸因商业的聚集效应所设立的码头不胜枚举，众多市总、商业精华集中在十四总至十七总，七帮商人遍布街头巷尾，商业店铺、会馆林立，湘潭的商贸专业街早在清初便已出现。伴随商业贸易带来的多元文化交流，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先后传人湘潭，形成丰富多彩的宗教建筑文化，如海会寺、关圣殿、鲁班殿、基督教堂等众多建筑文化的引入，使城正街至十八总一带分布着不同地域风格建筑，成为构筑湘潭城市码头文化地域性景观的重要部分。
3.3 人文环境因素
湘潭地域性格的形成，既受到政治制度、经济状况和政局变迁的制约，也受到特定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影响。湘潭远古居民多以蛮越族系为主，唐宋前土著居民和中原移民因战乱骤减，“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人口大迁徙带来文化大交流。地域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南北文化交流的普及，先进文化观念的催发反过来又促进地域经济的发展。宋代湘潭迁县治至今域正街，交通更加便捷通畅，商贸活动日益繁盛，商人队伍日益壮大，跃然成为江南商业明珠。湘潭万商云集，来自江西、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北五省形成地域性的行业帮会，集资兴建会馆，其中江西万寿宫、广东岭南馆、北五省关圣殿等房阁殿宇雕梁画栋，水榭楼台尤为壮观。城内外正街两旁市肆鳞次栉比，行、栈、庄、店达5400余家，十四总至十七总为富商大贾萃集之区，是湘潭商业精华所在，多元化城市空间环境及建筑艺术都集中反映了湘潭商贸经济的成就，体现出多元的地域文化特点。
3.4 民俗民风因素
湘潭民俗文化的地域性首先表现在老城区空间环境的物质形态特色当中。从码头的命名可见一斑：以地域行帮命名的江西码头、茶陵码头、岭南码头、万寿宫码头、水府殿码头、关圣殿码头等；以行业物资命名的盐商盐码头、盐店码头、石码头、南竹码头、纸商绸商建的仓门前码头等。明清时期湘潭已是万商云集的商埠，码头附近兴建会馆达50多个，行业会馆、公所组织多达15个。会馆建筑艺术结合当地文化的同时也体现不同地域的风格，神祀是会馆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它凝聚了社会环境的熔冶，也规范了会馆发展的方向因地域的不同存在差异，会馆的神灵设置始终是会馆保持其完整性的首要条件和重要部件。其次，商业的发展促进了民间地域文化的形成与传播。民间的生辰、祭祀、中元、节庆、禾苗治虫、酬谢大神等多以传统舞狮、地方曲艺、皮影戏、木偶戏等民俗活动形式表达，民情风俗节日活动使老城区的公共空间被赋予更多的意义。清初湘潭民间盛传的“竹枝词”就是一种记录市井俚俗、风土民情的七言绝句，“水门巷外彩灯摇，总里灯来大埠桥；不羡九衢行火夜，而今五月赛元宵。”记录了每逢正月十五，从市总经半边街到大埠桥，龙舟赛后举行五月初五天符庙灯会的盛况。可见，民俗民风的发展传承与码头文化地域性形成紧密相关。
4、码头文化与湘潭老城区空间环境的地域性表达
自唐宋以来，随着湘江流域的大规模开发，湘潭已成为区域经济南移重要的水上码头，各地商贾云集湘潭设立商号，每年有大量的粮食、茶叶等物资依水路北上南下，码头的兴旺与繁荣形成了湘潭老城区独特的文化特征，从而影响整个古潭城的文化气质。
唐代的湘潭商贸物流重心虽然位居县治洛口（今易俗河），但在湘江河西沿江域正街一带已陆续出现初具规模的市肆。两宋时期是中国“城市革命”的突破性飞跃期，其城市经济发展有两个质的变化：一是市镇的兴起；一是“破墙开店”的城市大突围，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在城市发展中开始居于重要地位。湘潭正是在这一历史时期迁县治至城正街，湘潭老城区格局基本形成。约在明末至清朝同治年间，从县城到十九总的沿江南岸长达五公里，依靠湘潭的地理优势和经济活动自发地扩展而形成古城基本格局并保持至今，商埠依靠湘江作为主要的物资运输通道，使湘潭成为沿江发展的带型城市，各功能区沿交通线延伸形成了“三街六巷九码头”的城市空间结构形态。其中，三街古指正街、河街和后街，正街是联接一总至十八总的主商业街，古称宣化街，现分为一总至八总的城正街、九总至十二总的平政路和十三总至十八总的中山路（图2）。
本文运用国外城市设计理论中相对成熟的分析模型，如“图底模型”、“城市形态肌理”三要素、凯文-林奇的“城市意象”五要素等分析方法，总结出反映空间环境特征的构成要素主要表现为：①码头节“点”的生成；②街巷骨“线”的衍生；③空间肌理“面”的延展；④建筑形“体”的展现等四个方面（图3）。
4.1 码头节“点”的生成
在很多依水而生的城市，水运码头成为城市历史发展的重要节点，往往集交通、商业、宗教等功能于一体，具有交通可达性、功能复杂性和地域识别性的特征。节点分布不仅受到城市人口分布、区域经济活动和交通等因素相互作用的影响，城市形态特性也决定着节点的分布特征。湘潭老城区形成于宋代，其形态沿湘江河岸呈带状延伸格局。随着商贸经济活动的不断扩展，湘潭经济地位的日益提升，江西、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北五省等省及湖南湘东一带的货物云集，清朝嘉庆年间沿江码头由明末的10余处增至37处，到清末货物装卸码头多达54座，从大埠桥向西延伸至求子桥，延绵十五里沿江呈线性格局分布（图4至图13）。从老城区九总西延至十九总区域内码头节点的密集分布与工商户聚集强度相对应，码头位置的选址更多地考虑到水运交通便捷中转和内部街巷的可达性，成为联通外部交通和内部城区的聚集点和转换点（图14）。
湘潭不同时期码头节点积年累月的发展，在历史地段中沉淀下许多历史人文遗迹，它们共同构成了湘潭老城区历史地段极具个性的景观，历史地段的景观特色真切地反映出湘潭老城区的历史文化氛围，体现出城市的地域个性。
4.2 街巷骨“线”的衍生
湘潭古城是有机增长式的城市，据记载：明嘉靖年间修城，建熙春、观湘、拱极、瞻岳四门，城内分三街、九巷、二十六坊（乾隆《湘潭县志》）。三街为河街、宣化街、大街。自锦湾至燕子桥为河街；东起熙春门，西至攀龙巷（今板石巷）为宣化街；西为大街，至学宫东。如今，老城区主街道主要由城正街、中山路、平政路、雨湖路、人民路、熙春路、窑湾和壶山组成。其中最为繁华的传统商贸主街道为自上十八总至一总的中山路、平政路和城正街，垂直于主街道的各种空间尺度各异的小街巷高密度的分布在道路两边，街巷蜿蜓曲折。其中城内仍沿袭老城格局呈“三横九纵”形态分布，三横为城正街、井勘巷、大雷家巷；九纵为板石巷、泗州庵巷、新育里巷、城隍庙巷、广大香巷、胜利巷、通济门巷、学坪路街、社区小巷。老城区街巷结构具有完整紧渍的传统居住及商业文化空间特征，表现为有机生长的空间形态、尺度宜人的街廓比例、细致丰富的街巷界面。
“总”是湘潭古城空间环境结构中的一大特色，“总”的由来与水运商贸及其码头息息相关。“总”这个特殊的称呼，来源于古代打更巡夜所设的“总铺”。展开嘉庆丁丑岁（1817年）《湘潭县志》所附《城总全图》，便见各总之间设有门楼，上标各总之名，从八总到十八总，赫然醒目（图15）。明初湘潭古城正街沿湘江从东至西被划分为十八个“总”，即为一总至十八总，其中一总至八总在1576年筑城时包含在了城内，清朝湘潭城商贸与城市活动向城外集中，一总至八总的称呼不再使用，城外的九总到十八总地名及码头格局延用至今，古代有“官绅居县‘城’，工商户居市‘总’”一说。
4.3 空间肌理“面”的延展
城市肌理是一种有序的空间等级层次及空间联系，在某一范围内显示了城市空间环境结构。正如美国学者罗杰所说：“一种预设实体和空间构成的‘场’决定了城市格局，这常常称为城市的结构组织，它可以通过设置某些目标性建筑物和空间，如为‘场’提供焦点、次中心的建筑和开敞空间而得到强化。”湘潭老城区空间肌理较为连续而丰富，公共空间与私密空间形成了有机的结合，这种肌理较多地反映了历史传承的痕迹，特别是保存较好的历史街区，保持着特有的地域特色。
通过“图底分析”可以将湘潭老城区空间环境的结构关系清晰地表达出来，使我们很清楚地认识街坊里建筑实体与外部空间的共存关系，反映出特定空间环境结构关系在时间跨度中所形成肌理的匀质性和结构组织的交叠性。总的来看，湘潭老城区空间环境肌理比较丰富，明清建筑及近代建筑形成街巷主要的肌理形式，这些建筑群体之间相互联系，共同限定出街道与广场，形成小尺度、交织着的街道网络，同时建筑朝向统一、排列密集，空隙之间自然形成众多近人尺度的院落，成为居民生活的小环境。建筑密集排列所产生的外部空间自由活泼，使弯曲变化的街巷在建筑群中自然形成，外部空间较为积极，俨然不同于现代居住小区趋于单调的空间肌理形式，从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老城区空间肌理的丰富性和包容性。
4.4 建筑形态“体”的展现
湘潭老城区中建筑空间形态以商贸活动发展所产生的“按行结肆”为基础，围绕经济活动最为频繁的通商码头及其行业会馆公所出现了茶庄、客栈、酒馆、妓院、手工作坊、药号、钱庄票号、典当等多向产业空间。清周翼嵩《湘潭竹枝词》中：“橹声咿哑篙声歇，估客帆收落日中”、“十里楼台皆傍岸，碧波灯火彻通宵”描述了湘潭商业及夜生活盛景。传统建筑实体和空间形态因丰富的社会生活呈现出多元性、集市性和阶层性，具有宜人尺度、匀质的肌理、良好的细部特征，以高密度一层或二层民居建筑形态向水平方向延展，其中穿插标志性区域中心建筑组群。公馆会所、寺庙、教堂等建筑比一般店铺民房体量高大，起到视觉上的支配作用，其外部空间的阶层性较为丰富，空间大小、形态、开合、穿插于渗透多姿多样，如城内文庙、十总的万寿宫、十一总的关圣殿、十四总的鲁班殿等，建筑形态以庭院组织气势恢弘的中心建筑，采用传统封火马头墙与重檐歇山屋面并存的建筑形态，局部装饰有泥塑百禽、瑞兽、彩画、人物等，门窗装饰有木雕，透刻、浅浮雕等，与大面积的民宅店铺门前屋外的细腻精巧形成对比，形成了以黑白灰为主色调的民居建筑群落为底色，突出点缀富丽堂皇的标志建筑的整体格局（图16）。
建国后，建设使老城区新添了以低层或多层体量的仿苏建筑形态，红砖、青灰等材质增添了朴实淳厚的特色。改革开放的脚步推进了旧貌换新颜的建设步伐，无序地拆建使老城区原有匀质的体量削弱，代之以毫无特色或与传统城区风格不协调的多层或高层建筑形态。
湘潭古城至今保存着百多年来的数幢近代建筑，形态多样，风格迥异，是湘潭近代历史建筑最集中、反映湘潭历史变迁最为丰富的体现。由于其独特的历史、文化和观赏价值，它们将成为构成湘潭古城近代商贸历史街区风貌特色的重要因素和再次繁荣的关键。现在有迹可寻的只有关圣殿、文庙、鲁班殿、海会寺而已。
5、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