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社会政策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社会政策范文1
在现代社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社会管理被社会各界所关注，很多学者都选择其作为研究课题。当前社会管理方面存在的各种问题，要求人们从社会政策和社会组织方面展开分析，探究解决问题的办法。社会政策的实现需要依赖有效的社会管理，除了政府部门之外，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也逐步显现出来。针对当前的社会需求开展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是非常有必要的，有助于实现现代化的社会管理目标。在本文中，笔者从当前社会管理中的各种问题入手，运用社会政策与社会组织的视角对其展开分析，并提出在多层面构建社会管理体制的具体策略，为我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工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关键词:
社会政策;社会组织;社会管理
自2008年，我国人均GDP突破3000美金后，人们的关注重点由温饱方面开始转移到生活品质方面，有关社会管理方面的各种问题也被社会各界所关注。虽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已经卓有成效，但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方面的各项工作还没有全面展开，相关的路线与方针还没有明确。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升，社会管理体制方面所暴露的问题也日益突出，严重阻碍了我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当前的社会管理体制已经难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该方面的改革工作势在必行。到底什么是社会管理呢?怎样来提升社会管理效率呢?如何对社会管理进行评估呢?到目前为止，社会各界还没有给出统一而正确的答案。在本文中，笔者将对这些问题展开分析，进一步梳理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方面的有关内容。
一、当前社会管理体制方面存在的问题
长久以来，我国学术界并没有将社会管理作为独立的研究方向，有关该方面的认识多局限于经济体制之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实行“单位－街居”的社会管理模式，在城市里通过单位来管辖职工，再辅助街道来管理其他社会成员，进而在城市中实行社会管理的全面覆盖。这种模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能够有效地控制社会成员，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此模式的出现和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相吻合，将政治、经济与社会管理有效地融合在一起，但是也留下了制度方面的隐患。单位制的实行使得社会出现过度依赖性。而街道制的实行主要是靠街道办事处与居民委员会，这两机构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多扮演着政府部门的执行者，被动地按照政府的指示开展工作，工作效果并不理想。所以，长期以来人们往往认识不深入，只是把社会管理简单地理解成社会福利事业管理。
在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整个社会的结构发生了变化，社会成员的流动性加强，在现实中，单位制已经难以维持。但是很多政府部门受以往思维方式的影响，还没有对社会改革方面做出相应的调整。在经济体制发展变化后，运用街居制来单方面地推进社会管理工作，难以满足复杂而多样化的社会需求。在单位制逐步消亡，而街居制难以全面实现功能的状态下，社会管理出现主体缺乏的情况，管理能力非常差，在环境、治安、娱乐、卫生与教育等多个方面都难以完全覆盖。这样下去很容易出现社会管理的空白区域，对社会的发展与稳定都带来负面应用。这种情况下，构建新的社会管理体制尤为迫切，非常有必要针对当前社会管理的内涵展开研究，归纳出合理的路径。
二、社会政策与社会组织视角下的社会管理改革
在以往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各界普遍对社会管理缺乏关注，对其认知非常浅薄。当前经济社会下，在深刻理解社会管理的过程中要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如政策执行情况和社会组织状况等。社会管理、社会组织和社会政策三方面应有效地融合在一起，共同构建成社会管理体系。一是以社会政策的视角来了解社会管理。尽管政府以外的机构也能够有政策，然而社会政策这种一般性的表达方式多是用来界定和公民福利相关的国家所起到的作用。这也说明，社会政策的制定与推行主要依赖国家公共权力。从西方国家的经验来看，社会政策涵盖扶贫、就业、教育、住房、卫生等多个方面。从这个角度来讲，社会管理就是社会政策的有效执行，是相关主体在社会政策的要求下，依照社会政策的有关内容协调社会成员在各个方面的社会事务，为社会成员提供社会性的公共服务，有助于提升社会成员的生活品质。社会管理应从全民整体的需求出发，推进社会公平，解决多种社会问题，促进社会的稳定发展。社会管理的核心工作在于有效执行各种社会政策，而社会政策多是由政府等部门制定的，与社会管理的手法与方式关系密切。
所以，在理解社会管理的过程中，应明确社会政策的界定范围，借助多种专业化的工具与方法，使得社会政策能够落实成为社会公共服务，有效地解决多种社会问题。社会管理不同于公共事业管理，其需要依照既定的行政程序来进行。针对社会成员的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发社会服务，有助于实现社会资源的整合，从而达到社会政策的根本目标。二是从社会组织的角度来了解社会管理。政府是国家权力的核心，对公共资源的分配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当前社会中，除了政府之外，社会组织成为了最大的社会管理主体，其在社会管理的各个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一般来说社会组织的成熟度与社会管理水平成正比例关系。在构建社会组织的过程中，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相关经验，以美国为例，该国有一半以上的社会服务是由非盈利组织提供的。政府应积极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构建法制环境，并出台有效的政策鼓励与引导其发展。英国通过构建制度化伙伴的关系来鼓励和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到社会管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应呈现出制度化与法制化的特点，其应积极引进那些成熟度非常高的团体组织参与到社会管理中。
三、从多层次构建社会管理体制
在我国，社会管理应及时根据社会需求的变化而进行调整，始终坚持社会需求导向。政府与社会组织应建立合作关系，共同推进社会管理水平的提升。社会管理体制方面的改革工作应从管理方式、投资渠道与评估方法等多方面共同推进。
一是在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原则下，实现分类管理体制。一方面针对各种社会事务建立有针对性的社会管理政策与制度;另一方面针对不同的社会组织，施行不同的鼓励政策。社会组织一般包括民间公益组织和民办非盈利企业，前者会面向整个社会开展各种公益性的慈善活动，所以应实行全面的免税优惠政策，相关部门还要给予一定的资金补贴，后者应带有互利性质，所以应从政策方面入手，鼓励其参与到市场竞争中，并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
二是确立社会管理目标，实现管理效率。针对管理目标，政府部门应积极选择多种评估指标，使得社会管理效果能够被量化，从而为政府的相关决策提供客观依据。在当前，这些指标应包括城镇基尼系数、社保覆盖率、教育普及率、失业率与犯罪率等。
三是加强社会慈善资本的管理。长期以来，人们角色社会管理方面的各项投入是不追求经济价值的。多种资金汇总成为非常庞大的社会慈善资本，针对这一资本做好管理与投资工作是非常必要的。相关主体应构建科学的投资体系，在创新与效率的理念下，来提升资金的经济价值与利用程度。这方面可以引入专业的投资管理公司。在加强社会慈善资本管理的过程中，还应该积极构建社会经济部门。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升，人们对于生活品质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社会经济部门的成本非常低，却能够向人民群众提供高水平的生活，既提升了社会管理水平，也缓解了社会就业压力。除了这些以外，鼓励和引导社会服务领域的投资活动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其不仅能够满足社会需求，还能够实现经济与社会两方面的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1］谢宇，安建增．论社会政策比较研究的三重维度［J］．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2)．
社会政策范文2
[关键词] 社会政策经济学 社会健康保险政策 养老金经济学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the Economics of Social Policy and the Effects of Social Policy
Personnel Bureau，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s] Professor Rosner uses the set of microeconomic concepts and tools to analyze the
cause of social policy， the extent of social policy， the objectives of social policy， some political science aspects， and the effects of social policy. It provides a new paradigm for the analysis of social policy. We introduce the findings to Chinese scholars.
[Key Words] Economics of Social Policy， Social Health Policy， Economics of Pensions
前言
社会政策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社会政策针对贫困、失业和社会供养等等问题规划蓝图，因而能让人们对未来充满希望。社会政策的制度设置应当被视为对具体社会问题的回答，要理解一项社会政策制度设置的应力，我们必须理解它为什么要建立。一个国家的制度选择要考虑它的历史传统、政治体系和社会结构。对于探询在不同制度结构下，社会政策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经济理论是一个有用的分析手段。维也纳大学经济学系罗斯那先生（Rosner，2003）[1]的专著《社会政策经济学》，运用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对社会政策的研究基础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为社会政策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笔者将其中主要研究成果介绍给国内学者，以期拓宽我们社会政策研究的视角。
1、社会政策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和计量方法
1.1社会政策的范围：
社会政策范围不仅覆盖资助贫困人口，还包括帮助人口中的其他社会弱势群体。从实践上讲，社会政策的内容应当包括：（1）健康保险，（2）退休人员和老年人的供养，（3）帮扶失业者，（4）有关家庭的政策，（5）贫困。这种限定不是基于任何理论界限，而是基于需要限定和大多数国家现存的制度安排。
1.2社会政策的目标：
为了评价社会政策的效果，我们必须清楚所提出的社会政策计划的原因，否则，我们无法评价社会政策的福利效果。社会政策的目标有：（1）反贫困，（2）防止意外事件（保险），（3）再分配，（4）规定有利于弱势群体的契约结构（例如，劳动法、租金管制）。
不同的社会政策计划，其目标的重要性是不同的。反贫困计划不是为全体人口提供公共健康保险的主要目的，尽管反贫计划对减少贫困有贡献，对于贫困人口来说非常重要。基本养老金是反贫非常重要手段，但几乎不适合防止风险的计划，特别是对于私人退休供养。我们并不清楚建立社会保险计划的原因，个人要面对许多风险，其中一些风险可以通过商业保险避免，如防止火灾、汽车被偷等等。社会政策计划则不涉及防止火灾和汽车被偷遭受的损失。但大多数国家针对一些不测事件，建立了社会政策计划。因此，我们将思考，为什么一些风险被纳入社会保险计划，而其他的则没有被纳入。社会保险计划赖以设立的最重要的风险有：（1）失业，（2）疾病，（3）残疾，（4）与退休有关的财富损失，（5）寿命超过个人资产和财富承受力，（6）照料需求。
“再分配”概念通常指从富人征收财富转付给穷人，这个概念太狭窄，不能很好地说明社会政策计划的范围。我们需要区分四种再分配类型：（1）垂直的：由于不同水平的收入和财富，在个人或家庭户之间进行的再分配。（2）水平的：在相同收入水平的群体内，根据个人或家庭户的具体特征进行的再分配。（3）个人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将个人或家庭户在某个时点的钱挪到相同个人或家庭户另一个时点上使用。（4）在不同的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如果在某时刻出生的人必须支付给先于他出生的那些人多于（或少于）他从之后出生的人得到的，这是有利于先他出生（之后出生）的同批人的代际再分配。第一、二、四种类型是人与人之间的再分配，第三种类型是个人自身的再分配。
1.3社会政策的经济学方法
经济学家们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社会政策。这种分析的基本要素是：经济学家探讨人们面对不同的选择，将如何行动。经济学家把社会现实看作是个人选择的结果。但社会政策涉及到不可忽视的危险局面，在这种局面下，理性个人不可能做出连续的选择。而且，对于一些人，理性选择假设不适用，例如，精神有障碍的人。限制选择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例子是法律框架，尤其是社会政策的背景。
社会政策分析使用微观经济学的概念和技术分析工具。它假定在某些限制下，家庭户效用最大化。这些限制包括预算限制和现存的管制。例如，最长工作时间限制。形式分析使用适当的数学，即受约束的最优化技术。如果做一般的了解，图表分析通常足够了。
1.4政治科学方面的问题
就社会政策来讲，存在着不同的政治结构。按照个人受影响的方式进行区分，社会补助金有：（1）只针对贫困或首要针对贫困的社会援助计划；（2）对所有那些主要通过与工资收入相关联的支付缴费款的人员的计划；（3）针对所有公民的计划。如果第一种方式是社会政策的核心，减少贫困是它的主要目的。这种类型社会政策的意图可以与自由思想相联系，即支持穷人，把其他的事情交给市场。在第二种方式社会政策中，保护工人的收入是重要的目标。第三种类型的社会政策希望为每一个人提供最低限度的保护，同时，保护工人的收入。有人认为，社会民主思想支持这种类型的政策。20世纪90年代，这三种类型政策的区分越来越模糊。当评价不同社会政策体系的实际运行情况时，这些区分就更加模糊了。
我们同样需要对国家作为社会政策的管理者和国家作为社会政策计划的组织者的差异。我们也可以区分不同的社会政策的组织结构：（1）国家组织健康服务等活动。国家按照中央或地方的水平，直接提供服务。如果服务的平等性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话，国家组织活动是一种切合实际的供给方式。（2）国家为社会政策建立特别机构，使之为社会政策提供基本的框架。这些机构通常有法律限定的组织领域和活动范围，在这种情况下，机构之间不存在针对顾客或活动领域的竞争。这些的机构通常按照职业界限来划定。（3）国家强制公民操心自己的福利，并可能补贴付款，但把组织的机构留给市场。
2、社会政策的经济学分析
2.1一般均衡、帕累托有效与福利经济学定理[2]
讨论社会政策计划的效果，必须提及比较的标准，否则，不可能阐述一项计划的引入以及它的实施范围是否有利于或者减少福利。
前面已提过，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再分配是社会政策一个重要的目标，经济学家的任务是发现如何用最低成本实现这些目标，以及这样的政策的效果是什么。但其它社会政策计划怎样呢？用保险防止不测事件和确保个人自身的再分配？人们能自我照料吗？社会政策对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意的、必要的补充。为了理解这种背景下社会政策，我们需要探讨介入市场体制的运行。第一个问题是：商品和服务只通过市场分配给个人，这种经济的后果是什么？这是一般均衡理论所探讨的。有两个问题需要提及：（1）有均衡吗？均衡是价格的向量。（2）如果有，这样的均衡从社会想望的意义上讲，是件好事吗？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对社会政策特别有意义，在一些情况下，自愿合约不被社会接受，不被法院受理，如卖身为奴。在什么情况下，认识均衡在特殊意义下是件好事，这就需要引入“帕累托效率”概念。
帕累托有效分配不必是一种值得想望的分配，它可以是一种极端不平等的分配。关于“帕累托效率”，一般均衡理论的有一个强有力的定理：在某种经济状态下，市场均衡是帕累托有效。我们从一般市场均衡理论导出福利经济学的两个定理。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不可能使某人改善而不损害他人。第二定理：在稍加严格的条件下，通过再分配资财可以实现每一个合理的帕累托有效分配，而把其它的分配叫交给竞争的市场。第二个定理能用于社会政策的背景吗？这有一个很大的益处，因为这样，国家可以把它的活动限定在再分配。这个命题的基本内涵是政府征税，以资助特殊群体。不幸的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在大多数情况下，征税和转移支付产生大量的分配效应，因此，没有任何分配效应的再分配是不切实可行的选择。
2.2不确定性分析
冯纽曼-摩根斯坦（NM）效用函数：经济学中分析不确定性问题，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是预期效用函数或者叫冯纽曼-摩根斯坦（NM）效用函数。NM效用函数不是处理不确定性问题唯一的效用概念，但却是一个最重要的概念。从数学上讲，NM效用函数的优越之出在于他容易操作，并且经过适当修正，均衡分析（包括福利经济学定理）的基本结果有效。不确定性对于社会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即使在帕累托意义上不存在外部性，一些人在不确定性得到解决后，情况变得相当糟糕——一些人可能失去工作能力，得病，或者寿命超过他们的预期和他们积累的财富资源，解决这样问题的一种方法是保险。不测事件有关的涉及社会政策的基本问题是：为什么可以通过市场来保险来防备有些不测事件的发生，而对其他一些不测事件，则不存在市场保险，必须由社会政策来补充？
是否存在与不确定性相联系的特定的市场失灵？从帕累托意义上讲，保险市场有效运行的条件是什么？均衡有效的条件有两个（1）事件的独立性，（2）不存在信息不对称，与不对称信息相联系，导致非帕累托最优均衡的两个问题：一是逆向选择（事前机会主义），另一个是道德风险（事后机会主义）。这些都是研究社会政策经济学的重要概念。
2.3.制定社会政策的经济原因
首先是风险分离与保险金供给不足。在不同的保险计划中，风险分离不被社会想望，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规范方面的原因：为什么具有不同风险的人要支付不同的保险费？二是如果出现信息不对称，风险分离可能导致保险金供给不足。避免风险分离的一个办法是建立社会保险。当社会保险建立后，它不可与以能够分离风险的保险公司为竞争对手。因为保险公司会拿走风险很小的保险对象，而把风险很大的保险对象留给社会保险。这并不是说就没有竞争，但风险分离必须被抑制，抑制的办法是，强制保险公司为申请人提供一份合约。另一个办法是，竞争的社会保险机构之间横向补贴，即拥有风险很小的保险对象的社会保险机构必须给拥有风险很大的保险对象的社会保险机构提供补贴。一种风险，由于它产生恶劣后果的概率很高，市场保险公司不愿为它保险，而社会保险机构可以为它保险。社会保险是在一种制度安排内保险和再分配收入的设置。
第二个方面是经典的市场失灵观点，即信息不对称。由于信息不对称，市场分配的结局是非帕累托有效，从这个意义上讲，出现市场失灵。这可以不是社会政策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它是没有被覆盖的风险很小的保险对象。然而，如果抑制个人所属的群体产生成本，可以看到，在这种情况下，高风险群体被约束在市场中，那就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了。[3]
2.4 社会政策的效应
不管社会政策的意图是什么，我们必须考虑社会政策所产生的经济效应。有时候，这种考虑会被拒绝，因为一些人认为社会政策颁布的目的是应当将经济考虑置于一边。但社会政策经济学探讨的是：经济学家要做的事情不是讨论一项社会政策计划是否应当实施，而是分析社会政策应当怎样实施，并有收效，即以最小的成本达到社会政策的想望的效果。
社会政策计划有两种类型的效应：一是A型分配效应（allocative effects），二是D型分配效应(distributive effects)。这两种分配的意思几乎一样。之所以做出区分，是为了分析两种不同的问题：A型分配问题是分析社会政策计划怎样影响资源的使用，即在引入养老金制度后，总的储蓄是更高了还是更低了，以及劳动供给由此受到怎样的影响。自由地享用健康服务如何影响社会政策计划的供给，这是总的福利问题，不考虑在不同人群之间如何分配。对D型分配后果的分析是探讨既定的福利总量如何被分配。它探询的是谁受惠和谁支付的问题。尽管在许多情况下，这两个问题不可能被明确地区分，但为了分析的方便，必须做出区分。
2.4.1 A型分配效应（Allocative effects）：A型分配效应最重要的原因是通过实施社会政策计划，相对价格改变。价格变化是因为某种商品或活动变的便宜了，以及资助计划需要缴纳保险费改变其它商品或活动的相对价格。为了了解税收或收益如何通过改变相对价格影响经济活动，我们可以使用标准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工具。在家庭户理论和公司理论中，有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之分（具体分析略）。这些A型分配效应是目前许多国家社会政策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在社会政策背景下讨论的最重要的A型分配效应包括：（1）劳动力需求和劳动力供给（如养老金计划、失业保险、贫困减少等）。（2）储蓄和消费（如养老金计划、健康保险等）。（3）使用免费和（或）补贴价格供给的商品和服务（如健康服务、住房补贴、贫困减少等）。
2.4.2 D型分配效应。分析一项社会政策计划的收入分配的效应时，我们必须对下列问题做出判断和假设：
（1）、比较分配的标准是什么？我们是使用“历史上既定的分配”还是使用“理论上解释性的分配”作为标准呢？一个现存的制度的D型分配效应的理论分析，使用理论标准更可取，不应把这条标准看成规范标准——一个公平的分配或非常不公平的分配，而是在具体假设下的奏效的分配。经济学可以分析一项社会政策计划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2）、计算再分配的使用什么样的计量单位？一方面使用以个人、家庭户或家庭为计量单位的数据，会使研究的结果产生差异；另一方面的问题是数据的可得性。在一些国家，关于家庭户的收入数据很难得到。
（3）、再分配或保险？我们不能从理论上区分一项社会政策计划是提供保险好还是再分配收入好。有时候，把再分配计划看作保险是一个有用的方法。因此，当探询一项计划的垂直再分配的问题时，我们把收入流看作是既定的；而当探询一项计划的水平再分配的问题时，我们把某些特征看成是既定的（如家庭规模、发生疾病的概率等等）。
（4）、缴费和补助金的归属，即：谁得到补助金，谁缴费？社会政策法规只从形式上规定谁必须纳税和缴费，谁接受补助金，而不决定谁实际承担税收负担和谁实际得到补助金。 “税收归属”探讨这些问题。
（5）、应用研究，使用解释性的案例，还是使用真实数据，哪个更好？在大多数研究中，研究者更喜欢用实际数据，但研究社会政策时，使用实际数据会出现问题的。这些问题是由于在终生框架和在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中，分析收入再分配出现的。首先，研究者会需要几十年个人化的数据，这样的数据很难得到，因为缺乏对过去几十年数据的系统处理，另外，还因为被分析的制度设置存在的时间不够长。其次，在使用经验数据的时候，研究者可能混淆社会政策计划的效应和结构变迁的效应。例如，分析垂直再分配，研究者需要生命周期过程的收入数据，但由于不同的时间环境，收入发生变化了。由于经济增长，对于特定的同批人来说，收入增加对分析一项社会政策计划的垂直再分配是无关紧要的。 3、应用分析
在这部分，我们重点介绍社会健康保险政策和养老金政策。
3.1社会健康保险政策
3.1.1研究卫生健康政策的两种方法
在研究卫生健康政策的文献中，通常有两种方法：一是精选的假设方法，另一个是社会政策方法。精选的假设方法把健康看作一种资本储存，这种资本存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下降，并增加健康支出。以这种方法为基础进行的研究所使用的工具是那些标准的微观经济学理论。社会政策方法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上：就卫生健康问题来说，只有在技术的可得到的情况下，才有特殊服务需求在卫生健康与其它商品消费之间没有多少替代的可能性，这种方法不探究卫生健康效用，但是探究卫生健康服务的效用，不考虑卫生健康服务消费与其它商品之间的选择。这种方法是大多数涉及卫生健康的社会政策立法的基础。这两种方法只有在事实的和规范的假设下才切合实际。精选的假设方法假定关于自己的卫生健康服务消费，人们能够并且应当做出决策。社会政策方法则拒绝这种观点，并假定哪有疾病，那里就有服务。我们可以把这两种方法与事前和事后的观点联系起来：经济方法采用事前的观点，它考虑预期效用；而社会政策方法关心实际结果，采用事后的观点。每种方法都不全面，因为一种方法忽视的重要方面往往被另一种方法包含。概括地说，精选的假设方法忽视了需求问题，而社会政策方法没有考虑提供卫生健康服务的经济问题。
3.1.2公共健康保险的目标：规范方面的问题
（1）贫困。让一些收入太低买不起保险的人能够得到健康服务。（2）维护人口健康。一项成功的政策不仅减少疾病发生率，还要提高健康水平，这是一种定位于输出型的目标。还有一种定位于输入型的目标，即保证良好的健康服务的供给。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人口健康并不随着医生和医院床位数量的增加而提高。（3）社会健康政策要覆盖没有被商业保险的风险。（4）实行有利于家庭的再分配计划。（5）实行有利于高风险人群的再分配计划。
3.1.3 A型分配效应
社会健康政策具有A型分配效应，它影响一个国家经济资源的使用。我们要关注的问题是社会政策是否导致更高的效率或更低的效率。随着人均GDP的增加，人均健康支出也增加，健康支出成本增加的原因归结于（1）价格上涨。我们必须对价格上涨与质量提高做出区分，因此可以说，成本的增加不一定就是由价格上涨引起的。（2）政治和社会的因素。许多国家越来越多的人得到良好的卫生健康服务，部分归结于政治和社会因素，即越来越多的人享受服务、健康服务延伸到都市以外、过去被认为是偏离行为现在被看作是健康问题。（3）人口演变。人口参数的变化会影响健康支出：预期寿命增加和人口构成的变化。（4）技术进步。由于技术进步，许多医疗服务变得便宜了，但同时刺激新的医疗产品的研制，增加医学研究成本。
3.1.4D型分配效应
社会健康制度具有许多D型分配效应：人与人之间垂直的、水平的和代际的再分配，以及个人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再分配。评价人与人之间的再分配的基础是公平保险。评价再分配的数量，必须假设收益和成本的归属。我们还必须进一步假定在社会健康政策体系中没有赤字或剩余。假设社会健康政策体系仅仅是一项以健康服务成本为标准的保险、别无其它，把分析D型再分配效应建立在这样的假设的基础上是明智的。健康支出还要考虑社会地位和教育等问题。
3.2养老金经济学
3.2.1养老金制度的理论基础：与基金制度比较，非基金制度的长处
要了解养老金制度的运行情况，我们很自然地假定人们追求效用最大化，即探讨最优的储蓄量是多少。为了方便起见，通常把养老金制度放在一个特殊的框架内，即迭代模型中来分析。假定把一个人的一生分为两个时期，每个时期有两代人，一个人在第一时期工作，在第二时期不工作、如果没有公共退休制度，只能消费储蓄金。再假定他只关心自己的消费，不打算留下遗产，进一步假定死亡的时间是确定的，那么:
max U(c1， c2)
c1是第一阶段的消费，c2是第二阶段的消费。如果没有公共养老金，他必须考虑以下限制：
c1= w-s
c2=s(1+r)
s为储蓄，r是利息率，结果是最优储蓄数量为s*。在封闭经济中累计的储蓄决定资本存量。
为了讨论公共养老金引入后的效应，需要区分非基金制和基金制。在基金制下，如果缴费比率不大于人们自愿选择的储蓄率，那么，限制不会改变（b：对养老金制度的缴费比率）。
c1= w(1-b)-s
c2=s(1+r)+bw(1+r)
如果义务储蓄挤出自愿储蓄，那么最优储蓄量s*(=s+bw)，。如果引入非基金制计划，并且缴费比率定为β、养老金为p，那么个人面临不同的限制，假定非基金养老金制度既没有赤字也没有剩余，β决定p，反之依亦然：
c1= w(1-β)-s
c2=p+s(1+r)
可以看到，如果两个时期消费的都是正常物品的话，∂s/∂p
通过引入非基金制确保所有几代人更多效用的另一个假设是：什么时候通过要素W，一代人与下一代产生捐赠，W相当于劳动生产率的增加。那么如何比较两种养老金制呢？如果缴款率不超过最优储蓄率，那么基金制养老金计划的引入不起什么作用。为了比较两中制度，我们需要比较两种收益率。假定缴款率b不变，如果（1+w+n）>1+r，或(w+n)>r，其中，w表示劳动生产率（W=1+ w），n表示人口增长率（N=1+ n），r表示收益率。那么PAYG制比基金制有更多的收益，因而更优。如果利息率低于人口增长率和生产率增长，那么引入PAYG制将确保帕累托改进。从长远来看，我们不得不假定利息率不比人口增长率和生产率增长低，这就是为什么非基金制通常不是帕累托改进的原因。概括地说，将PAYG制转为基金制通常不会产生帕累托改进。
3.2.2 A型效用：劳动力供给
大多数国家的有效退休年龄在下降，分析这个问题必须假定养老金制度不改变个人财富，即这种养老金是一种公平养老金。尤其是如果一个人提前退休回推后退休，财富不变。如果有公平养老金，是什么原因刺激在某个具体年龄退休？假定一个人的效用函数分为消费和闲暇两部分，U(ct) + V(lt) 。其中，ct表示消费，lt表示闲暇。他从t=0工作到N；储蓄率为s；缴款率为b。那么c+b+s=1。终身效用是（T为最大生命跨度，c为一年的消费）：
U(c)N+[(U(c)+v)(T-N)]= U(c)t+(T-N)v
人们最大化效用：
Max:TU(c)+(T-N)P
N， c
s. t. Tc≤N(1-b)+(T-N)P P:养老金
养老金制度是公平的，因此：
P=bN/(t-N)
预算限制减少到Tc≤N
如果没有遗产，他消费所有工作期间所挣，养老金不影响退休时间。如果有借贷限制，情况就不同了。如果贷款的利息率明显高于储蓄利率，那么养老金制度会影响退休决策。C*表示工作期间最优消费量，如果C*>1-b，他不能有最优的消费，因此他在工作期间的消费是1-b，。最优化问题变为（Cr表示退休期间的消费）：
max NU(1-b)+(T-N)[U( Cr)+v]
Cr， N
s. t. N(1-b)+(t-N) C*≤N
可以看到∂N/∂b
3.2.3 D型分配效用
没有养老金制度的D型分配效应的一般理论，养老金制度的D型分配效应完全取决于制度是如何被解释。许多养老金制度慎重地再分配收入，通常是低收入人群受益，但也有意外的再分配效应，主要是由于收入与生命预期的相互作用。与低收入人群相比，高收入人的预期寿命更高，因此由于生命预期的差异，有利于低收入人群的有计划的再分配通常被削弱。而且，比较不同养老金制度的再分配效应，必须考虑其他社会政策计划，如社会援助、健康服务等。
影响再分配总量的三个重要方面是：（1）性别。女性预期寿命长于男性，平等对待男女的公共养老金制度，收入再分配有利于女性。（2）收入。由于高收入人群预期寿命更长，公共养老金制度的收入再分配有利于高收入人群。（3）婚姻状况。大多数养老金制度支付幸存者养老金，主要接受者是女性，因为女性预期寿命比男性长。如果幸存者养老金制度根据经济状况调查结果确定补助，那么幸存者养老金制度的再分配有利于单身有工资收入的家庭户，如奥地利。
3.2.4人口变迁与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
预期寿命的增加和总和生育率的下降减少劳动人口，这两种人口学要素的变化对养老金制度产生的影响有：（1）从绝对数和占GDP上讲，加重养老金负担。（2）为了保持养老金制度收支平衡，必须增加缴款比率。（3）缴纳的保险费的收益率显著下降。（4）不同的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规模发生变化。 4、评论
罗斯那先生的研究成果至少给我们这么几个印象：
第一、多学科交叉研究问题。罗斯那先生不仅使用了微观经济学的概念和方法作为分析社会政策的原因和效果的基础，还在分析过程中，涉及了政治科学方面的问题，将经济学与政治学巧妙地结合起来。另外，将人口学的变量（如预期寿命、生育率、人口增长、抚养比等概念）纳入到分析中来。当然，这在西方学者中并不希奇，但对于我们研究社会政策来说，仍然是富有启发性的。我们国内的有些学者一般比较熟悉或习惯于局限于自己的研究领域，很少或甚至不太愿意关注去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但在研究中如果需要运用相关学科知识的时候，知识结构不合理的缺陷就暴露出来。常常是研究经济学的不熟悉社会学，研究人口学的不熟悉经济学和社会学。错用、误用其他学科概念、理论和方法的现象时常发生。单一的知识结构是远远不能社会政策研究的，社会政策研究需要大量的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口学、统计学等学科甚至是自然科学的知识背景，不仅如此，还需要在研究中把这些知识综合起来，作到融会贯通，只有这样，社会政策研究的根基才会厚实。从我们阅读的大量的西方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社会科学的文献来看，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研究和政府政策研究的一种趋势，我们需要补课并迎头赶上。
第二、社会政策的理论基础。经济学有新古典主义、后凯恩斯主义、制度经济学和经济学等学派，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体现了新古典学派的思想，罗斯那先生的社会政策经济学也不例外，很自然地让人想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的研究[4]。但不管怎样，罗斯那先生为我们研究和制定社会政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他提示我们社会政策不仅仅是对社会问题简单的描述和提出解决的办法，社会政策更是一门学问，需要有理论基础。广泛地说，在经济学内部，不仅新古典主义，其他学派同样能够为社会政策提供理论基础，其他学科的理论如社会学理论、政治学理论等也是如此。我们国内的有些学者做社会政策研究，习惯于就某种社会问题和现象提出问题、进行就事论事的分析，不太注意基础理论的阐释，使得政策建议显得单薄、空泛，缺乏说服力，往往是一项社会政策研究学术论文不象学术论文，政府工作报告不象政府工作报告。象中国这样一个国情复杂的国家，一种社会问题涉及许多方面，更有必要采用多种学科的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政策的原因进行阐述，并在研究中总结出一套有效的理论。
第三、社会政策的研究范围。一般来讲，社会政策应当有其研究的范围，不能将其外延泛化。罗斯那先生总结了发达国家的经验，将社会政策限定在五个方面，并指出这种限定不是基于任何理论界限，而是基于需要限定和大多数国家现存的制度安排。对这种限定可能会有争论，但我们认为这种限定具有一定合理性。我们需要做的是，根据我们国家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安排，中国社会政策的范围和研究领域，在外延是否需要扩大或缩小，在内涵上是否需要增加或减少，值得进一步探讨。时下，学术界和政府界关注的农村养老保险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等等，他们与社会政策的关系如何，都需要深入研究。
第四、社会政策的效应。罗斯那先生区分了社会政策两中不同的效应，我们的理解是，A型分配效应主要从物的或者说是资源总量方面反映社会政策的效应，D型分配效应则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的这种划分为我们评价社会政策的实施效果提供了新的范式。他启示我们进一步分析：除了这两种经济学的效应，是否还有其他效应呢？比如，社会政策的政治学效应是什么、社会学的效应是什么，这些都需要我们发挥空间思维能力，认真思考。罗斯那先生的两中划分对于我们建立和实施一种崭新的社会政策评价体系和评价的手段也是很有意义的，而且评价体系和评价手段也应当是多样化的。如果一项社会政策研究有理论基础，恰当的方法，细致的实证分析和可行的评价体系，那是再好不过了。
第五、社会政策的适用性。罗斯那先生明确指出，他的社会政策经济学的研究是针对发达国家的，对于东亚国家和穷国几乎没有涉及。西方发达国家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市场化程度、城市化水平比我们高得多，由于是一元化的社会结构，他们的社会政策主要针对城市人口的，他们没有也不会涉及农村人口。而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城乡差别仍就很大，二元结构还要持续很多年，我们的社会政策显然与西方国家既有相同的地方，更多是存在很大差异。通常我们做社会政策研究时，对城市和农村问题是分别论述的。所以，我们必须考虑西方社会政策经济学在中国的适用性。我们借鉴西方研究的最新成果，但决不能盲目地追随，盲目的追随会使我们失去方向。我们借鉴要善于从社会政策经济学中体会其活跃的思想火花和开放的学术精神。我们研究和制定一项社会政策时需要考虑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体系和社会结构，发现有关社会政策的制度结构的信息，从中发展出中国的社会政策经济学。
参考文献
[1]Rosner，Peter G.. The Economics of Social Policy[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Cheltenham，UK·Northampton，MA，USA， 2003. 1-21.
[2]Myles， Gareth D. Public economics.[M]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95.10.
社会政策范文3
关键词：社会公正 公共政策 小溪村 环境公正
社会公正是人们理想的一种状态，那时候，每个人的生活空间都是持续扩大的。促进社会的公正对我国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对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小康社会具有很大意义。现在我国存在的很多种不公平现象，是经济社会迅速发展中产生的问题，有多方面的原因。应该在准确分析基础上，实施比较针对性的办法，坚持恰当的思想观念和实际行动相结合，治标措施和治本措施相结合，减少并消除社会的不公平现象。
环境公正是一个备受关注的全球性问题。本文从四个章节进行阐述了社会公正的公共政策，并以小溪村为例说明了环境公正的一些情况，然后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些具体措施。
梁胜文（2009）社会公正是千百年来人们追求的理想社会状态，是衡量社会进步的重要尺度。社会公正不可能在私有制、剥削和压迫存在的制度下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实现社会公正奠定了坚实基础；社会公正是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为实现社会公正提供了物质基础；执政党构建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为实现社会公正提供了政治保证。
周仁准（2008）社会公正的实现与解决必须结合我国当前发展的基本国情，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情况，在建立和健全制度完备的和谐的社会的历史背景中开拓创新，与时俱进，探索新时期下实现的基本路径。笔者认为，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大力推进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加强法制建设，充分发挥法制对实现社会公正的保障作用；构建新型社会管理模式；坚持正确的价值观导向，实现社会公正。
吕艳红（2009）人类社会发展史从价值角度说，就是人类不断追求社会公正的过程。西方社会公正思想源远流长，可以划分为古希腊德性论公正思想、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公正思想、近代功利主义和道义论公正思想、现代以罗尔斯和诺奇克为代表的权利平等思想等不同发展时期。西方社会公正思想的发展过程告诉我们：公正问题正由宏观的伦理公正不断向政治公正、经济公正和法律公正各个微观领域扩展。西方社会公正思想从产生、发展到完善的历史过程，是人类理性由不成熟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也是人类由不自觉逐步走向自觉的过程，更是人类不断解放自身的一个过程。
一、社会公正与公共政策体系概述
1.社会公正的概念及存在的问题
（1）社会公正的含义。社会公平正义，即社会各个方面之间的利益关系得到了妥善的协调，人民之间内部的矛盾和别的社会矛盾得到恰当处理，社会公平与正义得到切实维护。社会公正事实包括两个部分，即“实质公正”与“程序公正”，两者都不可或缺。我们从实质公正来看，社会公正是人们基本的权利保证，按照贡献分配和社会调剂。这四项规则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除了这些之外，社会公正还包含程序公正，程序公正是实质公正实现的保证。如果没有程序公正，就不会有实质公正。
（2）社会公正存在的问题。一是收入差距日益扩大。不同的人、不同的行业之间收入差距已经超越了可以接受的限度，转变收入差距进一步加大的任务非常繁重，面临挑战难度更大，不解决收入差距问题，社会资源共享、社会公正就无从谈起。二是区域发展依然不平衡、不协调。尽管近些年来中央和地方采取切实措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部崛起战略，振兴东北计划战略，发展革命老区战略，特别是近年来实施的新农村建设推进了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步伐，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决，但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现象仍为突出，影响和谐、影响稳定、影响发展。促进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协调发展任务十分艰巨，可以说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头号工程。三是体制机制尚不完善。体制不畅、机制不顺，权钱交易等腐败问题屡禁不止，由此带来的社会不公问题，引起人民群众强烈不满，反腐倡廉任务十分艰巨。四是社会资源仍未充分实现共享。社会资源还存在着诸多垄断现象，行业人为占有问题引人关注。改革开放多年来越来越突出，人民大众的反响也更加强烈。
2.公共政策的含义
公共政策就是国家公共权力单位所选择并且制定的为了解决公共问题和达成公共目标的方案，它的作用是规范相关机构、团体或个人的行为。最近，中国公共政策的研究持续升温，公共政策的含义像雨后春笋般出现，但大家并没有达成共识，其中根本原因就是政策实践的复杂性。因为对公共政策的定义与公共政策实践是一直相联系的，实践政策的丰富性决定了对它进行的比较抽象的概括只能是相对的。
3.公共政策与社会公平
社会公正是人们的美好愿望。政府在保证社会公正方面有很大的责任，公共政策是政府公共管理工具，保证和促进社会公正。公共政策是政府对价值的分配，既然是分配，就肯定会牵涉到公正的问题。公共政策是否符合公正的要求，首先决定于公共政策体制的属性。公共政策和社会公正之间有很大的关系，若社会公共政策从体制上和社会公正向偏离，那作为体制的产物政策差距就只能越来越大，严重的可能导致整个公共政策系统偏离社会公正。所以，公共政策体制能保证社会公正，如果要考察公共政策怎样保证社会公正，就必须从体制着手。
二、环境公正的内涵及分类
1.环境公正的内涵
环境公正有两层含义：学理层面和操作层面。学理层面是研究环境公平的理论和原则，操作层面是以某种理论和原则为基础来实现公平，两者相互补充。现在来看，处理环境公平问题不仅缺少确凿的理论基础，而且缺乏让人满意的操作方法。在此种情况下，环境公正问题就没有最好的解决办法，难以实现“满意原则”。因为人们对环境公平的理解有偏差。
2.环境公正的分类
环境资源丰富多彩，享用环境资源的主体也不同，所以形成各种不同的环境公正话题。实际上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环境公正问题有不同的表现。从普通意义上来说，可以把环境工作中问题划分为代内公正与代际公正两类。
（1）代内公正。代内公正是指同一时期地球上的各种人类都具有公正的使用地球资源，平等和自由的生存和发展，并且权利都不可剥夺，它要求所有人的发展都不能损害别的人的生存和发展。简而言之，就是人们在平等地享用资源和分配生态环境，要防止并且消灭两极分化，保护弱势群体，保证有限的资源惠及所有人。如果贫富分化太大，会造成极大的不良影响。代内公正要求人们在利用自然资源和满足自身利益拥有平等的机会，要公平地使用大自然的资源。
（2）代际公正。代际公正是指无论哪一代人，都平等地享用自然资源和分配生态环境，即使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人也具有同等的权利，当代人和后代人均等地享用自然和利用自然。环境危机不仅会影响当代人的生活，而且会威胁后代人的生活。所以，我们在享有环境时，绝对要保护环境，让后代子孙也能享受美好的环境。给予他们幸福的生活条件：足够干净的水、空气和气候。实际上，这就意味着每一代人都有同样的权利得到相同的资源作为生存的基础。所以，我们的发展不仅要满足生存的需求，还必须把世世代代间的福利不减少作为原则。
三、我国环境公正存在的问题——以小溪村为例分析
1.小溪村的环境公正问题来由
小溪村地处浙江省，毗邻安徽省，风景很优美。全村虽然人多地少，但是山林茂密，物产极其丰富，所以一直都能算得上是一个富裕村。
小溪村主要经济来源是钨矿开采和山核桃的加工及贸易。钨矿原来曾由国家投资开采，但是矿源被基本开采完后，采矿权下放给了当地，因此由乡镇政府成立了一家集体钨矿厂。刚开始小溪村基本上每家每户都有人上山开钨。但后来随着开采钨矿越来越少，开采的成本和风险也随之加大，加之钨矿价格也持续走低，许多村民便不去采钨。之后，集体钨矿厂承包给了私人，村民们也就丧失了采钨的权力。现在村里总共还有80多位村民仍在开钨，他们都是各个钨矿企业的老总。
小溪村钨矿老板承包钨矿后越来越富裕，与同村村民的收入差距也越来越大，对村民阶层分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导致了广大村民强烈抵触。钨矿厂的私有化是村民不满情绪的着火点；而村民们看到暴富的矿主在对待周围环境的冷淡态度后，更加激发了他们对环境“零成本”现象的极大不满。
村民们都认为，钨矿老板的暴利是建立在对村庄“共同环境”利用及损害的基础上，所以，钨矿老板必须对当地集体环境遭破坏负主要责任，必须补偿公共环境的损失。对村民们来说，村庄的“共同环境”，不仅包括村庄道路、水库、水电站、森林等可以看见的资源和环境，还包括一些无形和潜在的环境相关风险。到下大雨的时候，山上的石块就都被冲下来。拦沙坝明显已经没有效果，每年都必须要花钱重新挖。村民们看来，虽然钨矿老板有合法的采矿权力，但是他们没有权力毁灭森林，理所应当要赔偿山林损害。
2.小溪村钨矿开采对环境造成的危害
（1）严重破坏山体结构。钨矿开采必须要炸开山体、挖掘山洞，许许多多的坑洞使山体的结构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之前，使用机器挖掘的规模不是很大，仅仅只有一两台机器来作业，而最古老的手工挖掘和炸药爆破的方式的最大能挖掘1.6～1.7米，不容易深入到山体内部；此后，机器挖掘的规模不断壮大，机械化作业加剧了对山体破坏，从洞口到山体最深处步行要4个多小时。现在，位于该矿脉两端的浙江和安徽两省的矿业老板都在进行挖掘，深入山体的矿洞基本能使山体贯通。
（2）破坏森林和生态系统。开采钨矿必须对山林进行清理，巨木是用来支撑矿洞，很多很多的木材制作成了木筛和漏斗，而且山上的工人也需要用木材搭建窝棚，也需要用木材取暖做饭等。所以，大批量的宝贵树木资源遭到破坏，大约超过130亩的森林被矿渣污染，远远看去，矿山基本已经变成一堆瓦砾。更必须说明的是，这儿还是浙江省很多水源的源泉，是国家级公益林自然保护区，但由于当地矿山生态系统被严重毁坏，不仅威胁到了水土的保持与涵养，而且威胁了很多稀有动物的生存。
（3）村集体的水库与水电站受到毁坏。小溪村钨矿厂的很多矿渣持续地冲入山下水库，严重毁坏了拦沙坝，对水库和发电站安全的威胁进一步加大。到现在为止，大约三分之一的水库都填满了石块瓦砾，因为沙石太多，在小溪村，竟然还产生了经过挖掘水库中的沙石赚钱的新兴产业。
（4）严重破坏公共道路。来往水库的道路，是村集体花钱建造的，总价值150万元。而运输钨矿这条道路是必经之路，被钨矿厂无偿地大量利用，很多的大型重型卡车长年在此行走，给路面造成了超级大的毁坏。
（5）破坏了环境。这里曾经是一片环境十分优美的原始森林，湖水清澈见底。实际上，旁边的很多山区，早就已经利用优美的自然风光和卓越的人文环境开发了旅游资源，小溪村也正在积极研究对旅游资源的开发。可是，钨矿挖掘大大地破坏了优美的环境，并且难以在短时期内得到改善，这肯定将对旅游资源开发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
四、如何实现小溪村环境公正
1.排污费用的缴纳
要求所有的钨矿企业在一定的激励体制下进行生产活动。市场经济中，最常见的激励方式就是增加利润。在这样的激励体制影响下，钨矿企业就会想方设法利用所有能够增加他们利润的元素。而钨矿企业经常采用的一种增加利润的方法就是直接把垃圾排出。主要是因为环境服务是无偿的，尽量的运用免费的生产资源必然会使企业的利润增加。对于钨矿企业对环境的污染，政府可以制定和实施一些法律法规和政策，来规范和约束这些破坏环境的行为。还有一种更加有效的办法就是利用钨矿企业对利润的追求动机制定出一种制度，促进他们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即政府可以根据污染排放量，按量收取一定的罚款。钨矿企业月末或者年末所必须支付的费用是由其在这段时间内的排污总量决定的。收费之后，由于向环境排放废物不再是免费的，企业就会想办法削减废物的排放量，他们可能会改进生产流程，改换新的燃料，添置废物处理设备等，从而减少污染。
2.环境保护基金的筹建
在现实生活中经常有这样的情况：污染者在排放某些废弃物或垃圾的时候，污染者不仅不知道这种污染物是否有害，而且甚至整个社会都不知道它是否对环境造毁坏。因为只有在过了一段时期之后，损害才会慢慢的变现出来，并且被人们所认知。然而到了这时候，就会很难确定谁是真正的排污者，或者就是排污者本身已经倒闭破产或消失，根本没有能力去赔偿，这就不能给予遭受灾难的人们任何的经济补偿。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利用国家的环境基金来补偿，就可以在某些程度上补偿那些无辜受害者的损失。
3.研究制定切合实际的环境政策
环境政策可以说是政治协商的一个产物，它既会影响到自然环境，也会对人类造成影响。在研究制定环境政策时，各行各业的人士及代表就会聚在一起，大家为了控制和影响政策进行竞争和较量，因此利益冲突、拉帮结派、恃强凌弱的情况就会经常发生。在遥远的美国，政策制定的过程还包含着政治的斗争：野心很大的政治家会尽力积累一些政治资本；而说服拉票的人员往往代表着某个集团的利益；管理机构有其自身的议事日程；包括别的一些人，所有的一切使得决策充满冲突和争执。经过这样的程序制定的环境政策或许和我们所想象的处理环境问题的方法完全背离。虽然基本观点都在宣扬，民主的政治应该能够诞生符合经济效率的措施，但是绝大多数人都对这个问题提出了疑问。
4.完善环境法规体系
实现环境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是完善环境法规体系。环境道德可以规范人们的行为，当人类破坏自然环境时，环境道德可以在某些程度上起阻碍作用，环境保护普遍地具有一些影响效果。但是，人们有时候会出于私利，对自然之规律不管不顾，贪婪地蚕食自然来填充自己的私欲，从而就会大大损害他人和后代的利益。因此，如果环境道德发挥不了道德作用的时候，就必须借助法律来解决处理损坏环境的行为，以法律的形式约束人们的行为要遵循生态规律，处理人们在保护环境与发展经济过程中所发生的矛盾，强制执行“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每个人都拥有环境权，但同时也都承担着保护环境的责任和义务，自觉遵守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建立健全环境法制意识。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不仅赋予人们享有环境的权利，也要求了每个人必须承担环境保护的责任。道德与法律是规范和约束人们行为，是维持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两种手段。
总之，环境公正是国家和企业的社会责任。当前中国人民在环境公正的关注，主要聚焦在政府和企业在无偿获得公共利益的同时能否承担相应责任。怎样才能更好地协调社会公平和经济发展、集体责任和私人赢利、资源开发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当今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重大问题。
参考文献：
[1]张培.公共政策与社会公正[D].西南政法大学，2011
[2]刘平.我国社会公正的核心价值取向[J].中国法学，2010，1
[3]王建斌.现代公共政策研究[J].公共生活，2010，26
[4].浅论社会公正形态[J].江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6，4
[5]张敏.企业环境成本与控制[J].珠海特区党校学报，2006，6
[6]张苏平，李锐.我国社会存在的环境公正问题研究[J].天府新论
社会政策范文4
为落实《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卫生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意见的通知》，加快推进本市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促进首都地区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健康发展，加快形成多元化办医格局，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医疗服务需求，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市相关部门起草了《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若干政策（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若干政策》），提出了鼓励社会机构办医的18条政策。这些政策带给社会资本哪些发展机遇？他们如何看待这些政策？就此本刊记者采访了本市两家社会资本办医并已有一定发展规模的医院院长――北京三博脑科医院医疗院长王保国和和安太妇产医院院长陈凤林，请他们谈对此政策的看法。
为社会资本推开“玻璃门”
《若干政策》提出要全面开放首都医疗服务市场。允许社会资本在本市举办各级各类医疗机构，逐步提高社会办医疗机构的比重。本市需要新建医疗机构时，优先安排社会资本进入，凡是社会资本能办的，政府不再举办；当出现多个社会主体同时申请时，可通过公平竞争的方式确定举办主体。
王保国院长认为，目前应是办医院的好时机。过去民营医院虽数量多，仅北京的民营医院就达数千家，但发展规模都普遍不大。新医改政策出台，绝对是为民营医院发展提供了良机。北京鼓励社会力量办医的18条意见非常具体，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把好的政策和想法落地，发挥政策效力。北京在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医改领域方面做了很多有前瞻性的探讨，出台的这18条意见可行性很强，有些理念和做法在全国都是超前的。当然这也是基于北京的就医群体和所拥有的资源不同。从政策出发点可以看出，北京市要把民营医院做大做强，做成专科医院、特色医院，政策则为民营医院的发展提供和创造一个良好环境。
王保国从四个方面论述政策创造的良好环境所在，具体体现在：
一是在审批方面。《若干政策》提出社会资本和政府投资在同一区域进行投资审批时，优先审批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优先是非常好的政策，这种做法很对。因为同是投资实体，不管是社会投资还是政府投资，最终都体现在为一个区域的公民提供医疗服务，普惠于民，在此情况下，政策优先社会投资，通过社会资本运作和管理，推动社会资本办医服务于区域公民，起到和政府投资一样的作用，同样造福于民。所以，优先社会投资的政策思路客观上会鼓励和壮大社会资本办医的热情。
二是在用地方面，政策有所优惠，但需更具体的运作步骤和具体落实。比如说可以和医院的性质相挂钩。非盈利性的民营医院，如果与公立医院发挥同等公共服务职能的，可免费供地或优惠价格供地。如地价太贵会限制民营医院规模壮大，制约其发展，不利于民营医院做大做强。所以，土地供应的配套政策很重要。
三是在引进人才方面，给民营医院政策扶持。在此政策下，民营医院可不仅面向北京纳才，还可面向全国，甚至引进海外人才。通过政策扶持使民营医院可从各地引进高端人才，解决户口等具体问题，有利于吸引人才。同时，在经营体制上，民营医院更有利于人才流动。
四是对民营医院推行高端化发展，向高新技术的方向推进。《若干政策》提出，经审核属于医学高新技术成果转化、应用和拥有高新技术医疗机构的项目，按规定享受土地供应和政府土地收益的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办营利性医疗机构参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并享受相关优惠政策。把医疗行业当作高新技术产业看待，尊重医生工作的技术含量，体现医生的价值。这是非常先进的理念和治理方式。传统的医院医生如果进入民营医院，会在意是否失去原有的社会和学术地位，只有在这些方面给予同等政策支持，才能引进更多人才到民营医院。
政策还在医保、新农合、政府采购服务等方面，使民企和政府资本准入门槛相同，在管理体制、制度等方面也有新突破。
期盼政策更为细化
《若干政策》提出，支持社会资本参与本市公立医院改制重组。这将给社会资本的成长带来什么机遇？政策如何使社会资本更好的利用这一机遇？采访中，这两位院长在表达了对政策充分期待的同时，也希望在具体政策执行中，比如对医院重组的具体模式、社会办医机构的用地需求、民营医院的税收支持、鼓励社会办医机构的科研创新等方面，有更为细化的措施。
安太妇产医院院长陈凤林认为，社会资本进入医疗市场是大势所趋。医疗本质是服务行业，须有民营企业介入才能有声有色。医疗作为服务行业，其改革速度远滞后于其他服务行业。 在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医疗行业中，政策可考虑做成第二次“公私合营”。所谓公私合营就是在办院过程中，给社会资本和公立医院同等待遇，不再严格区分所有的分野。陈凤林期待具体政策设计与执行中能对现有医院的所有权与经营权要进行适当分离。比如某些有实力的公立综合性医院，可拿出几个发展比较弱的科室，设定明确条件和准入门槛，进行市场化拍卖，通过市场中介机构运作进行拍卖或托管。一家公立医院的所有权固然非常重要，但相对而言，更有意义的是经营权。他认为把医院的所有权和经营权进行适当分离，也是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一个考虑路径。他强调同一病种，同一服务项目，可能民营医院的收费普遍要低于公立医院，唯有如此，民营医院才能在市场中立足。
《若干政策》提出，保证社会办医机构的合理用地需求。将社会办医疗机构用地纳入城镇用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用地计划，合理安排用地需求。社会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可按划拨方式用地，也可按协议出让或租赁的方式取得土地。社会办营利性医疗机构按有偿方式用地，经国土等有关部门审核符合条件的，可按协议出让方式供地。
陈凤林认为，既然医疗是服务行业，应吸收当年特区发展的模式鼓励民营医院发展，鼓励有一定规模和水平的民营医院办分院。相较于对社会资本办医在土地政策上的优惠而言，陈风林更强调市场开放对社会资本办医的支持力度。他认为土地有形，但市场无形，其价值远大于土地。对一些社会资本而言，享受土地优惠政策的机会比较有限，与其如此，不如租房发展更现实方便。在关于医疗用地的优惠政策设计中，他认为可采用市场化拍卖方式，出资方提交计划书，政府规定利用土地要达到一定的营业额和受益群体标准，对就诊量和科室都有明确限定，对土地利用实行实行承诺制。政府通过设定土地利用标准，达到政府对医院提供服务的要求设定。就达到设定标准的可进行一定补贴，若达不到规定标准，就进行制裁。采用市场化方式，对民营医院和公立医院一视同仁，赋予同等机会参与。
《若干政策》提出，支持社会办医机构科研发展与技术创新。支持社会办医疗机构参与本市新技术、新产品（服务）认定，经认定具有先进技术或产品（服务）的社会办医疗机构，政府在相关基本建设、关键设备购置和重点学科建设等方面给予资金支持。鼓励社会办营利性医疗机构参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并享受相关优惠政策。同时，《若干政策》提出，对社会办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免征营业税。对社会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自产自用制剂免征增值税等支持社会办医税收政策。
安太妇产医院已被认定为“高科技企业”。安太现有7个关于不育症方面的发明专利，2个美国，2个欧盟，3个在中国。但安太虽然享受企业所得税减半高新技术待遇，仍然觉得负担过重。希望高新技术企业免收所得税，给高新技术企业更大的扩展空间。作为高新技术企业，就是在专利申请费用方面减免了一半费用，但相对而言，是毛毛雨。所以，税收的优惠扶持对民营医院来说是非常实在和实惠的。对民营医院营业税免征，是直接受益。但民营医院要缴纳33%的企业所得税，负担房租、员工开支、市场开发费外，几乎没有利润，也就没有富裕资金再扩张。
陈凤林认为，民用医院发展扩张过程中，融资和资本不是最大问题，主要是缺政策。比如安太如果政策允许，他们拟再开设立几家分院。有了梧桐树，再招凤凰来，比较容易解决资金问题。他说自己可以“找钱”，可以通过实行股份制，进行融资。但关键是要给民营市场，要给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创造公平竞争的政策环境。安太想设立分院的想法，在现实执行中就极为困难。因为设立分院的审批手续和新开一家医院一样，而且现有政策不允许民营医院办分院。周折的审批过程让他们规模扩张执行不易。安太医院已在北京南城开辟了自己的客户市场，也希望在北城有个分院，服务一方百姓。但审批手续的繁琐，使他们很期待在《若干政策》的政策效应下，能够被允许办分院，审批手续能顺利完成。
《若干政策》提出，支持社会办医疗机构人才队伍建设。将社会办医疗机构纳入全市医疗卫生职称评定、人才选拔和培训体系，在技术职称评定、继续教育、全科医生培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方面与政府办医疗机构享受同等待遇。
王保国强调，医生最大的职责应该是看病，应该重视临床。但临床在方面却存在困难等现实问题。为了职称评定等，临床医生只能更多做基础研究。中国在临床医学上的专家评估体系、评奖、基金申请等制度都需要改革与突破。而这次《若干政策》中，对职称评定、学术研究等给予了明确的政策支持。这是个利好。
他认为，在社会资本办院过程中，重要的是投资人与专家达成共识或默契。只有当民营医院被专家当成事业时，专家与投资人才真正建成命运共同体。搞专业要依靠专家。专家的价值在股权关系上要得到合理体现。所以，民营医院要通过设立内部股权激励等机制使专家和医院间建立起命运共同体，让其有一种主人意识，建立起命运共同体和价值认同。他认为在《若干政策》正式后，很多社会资本会很有兴趣进入这一领域，一定要重视建立起命运共同体，才能更有效地促进民营医院的发展。
北京三博脑科医院医疗院长 王保国
《若干政策》提出要全面开放首都医疗服务市场。王保国院长认为，目前应是办医院的好时机。新医改政策出台，绝对是为民营医院发展提供了良机
社会政策范文5
关键词：社会结构公共政策社会变迁
一、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传统及其指导借鉴意义
从发展社会学角度看，帕森斯关于社会行为的模式变项的理论是其在解释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的重要起点。在帕森斯的理论分析框架中，社会行为的主观取向是由两项基本因素构成的：动机的取向和价值的取向。在帕森斯看来，动机取向和价值取向虽然相互依赖，但它们可以独立变化。对其分类度量和综合分析，便可揭示任何具体的社会关系特征和社会发展趋势。古典社会学家如孔德和斯宾塞等在研究人类社会发展时，大多采用“历史哲学方法”。他们采用阶段启发式的研究方法，认为各个社会形态是具有严格的排他性质和明显的类型区分的，不同地区的社会形态会殊途同归地经历这些阶段。很多理论都已经证明了这种研究方法的弊端，它试图将某种社会的特殊性普遍化成为人类社会的一般演化规律，是将特殊性推广为普遍性的逻辑失误。与“历史哲学方法”不同，帕森斯的“模式变项”抛弃了试图通过某一宏观上具有高度概括性的整体框架的理论来考量社会的无限属性和变化趋势这一不可能的目标，转而通过少数经过逻辑论证指标来衡量社会变迁的特定属性和变量，从某个角度来说，帕森斯的理论为社会结构的共时性阐释和社会变迁的历时性分析以及两者的有机结合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启发。
帕森斯继“模式变项”理论分析框架之后，又雄心勃勃地创建了关于“社会系统的结构功能与演化进程”这一理论分析框架（简称“社会系统”理论分析框架）。帕森斯结合进化论认为，社会结构与完整的生命整体相仿，生命体组织的功能决定了进化过程中的结构形成，因而社会系统组织的功能也是社会结构形成的决定性因素。根据上述“功能先决条件”原则，帕森斯推演出一个著名也是最受争议的“AGIL”理论分析框架。与“模式变项”理论分析框架不同，“社会系统”理论分析框架是一个可以纵横多向展开的立体式分析框架。承上所述，从方法论角度可以清楚看到，帕森斯的“社会系统”理论分析框架试图运用“多因素同时相互作用”的原理，以一种新的“结构因果观”取代古典的单线因果观，来解决复杂社会过程的动力学分析难题。
显然，在帕森斯的现代社会结构理论中，对于渐进的或者相对静态的社会结构解释，他的理论体现了充分的张力，但是缺少对激进的社会变迁的合理解释的逻辑维度，帕森斯的结构功能化理论在面对信息化社会的突飞猛进的变革的阐释时，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后工业时代社会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信息爆炸的速度超过了以往任何的时代，知识存量以几何指数增长，对此，当代社会学家尝试着从信息的角度解释社会结构的形成和变迁，其中当数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以及他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在我国反响最大，对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信息化浪潮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贝尔的后工业社会中轴图式和卡斯泰尔的网络社会
贝尔认为，社会结构是一种“概念性图式”的反映，“一个概念性图式从一个复杂的现实中选择特殊的属性，并按照共同的成规把它们分类，以辨别其异同。作为一种逻辑顺序的方法，概念性图式并无真伪之别，而只有有用与无用之分。”也就是说，概念性图式是根据事物的特殊属性而对其进行分类的逻辑方法。而概念性图式的基础是中轴原理，并且它还有一个中轴结构。中轴原理就是“在一切逻辑中作为首要逻辑的动能原理”。而中轴结构则是“在概念性图式的范围内说明其它结构环绕在周围的那种组织结构”。
贝尔“中轴原理”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他以技术为中轴，将社会划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种形态。这种划分是共时性的，又是历时性的，共时性体现在这三种社会在目前世界上是并存的，分布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历时性体现在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必然规律。之所以选取技术为中轴来划分社会，是因为在他看来，在社会的进步过程中，技术已经成为变革的一种主要力量。
同时期，卡斯泰尔认为，网络社会既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也是一种新的社会模式，它已成为现代社会的普遍技术范式，它使社会再结构化，改变着我们社会的形态。这种社会模式的特征是经济行为的全球化、组织形式的网络化、工作方式的灵活化、职业结构的两极化。他认为网络社会的特殊功能主要有三个：第一，网络社会产生信息主义精神，即以崇尚信息技术对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及其他各方面的功能和作用，他称之为信息化范式。第二，网络社会构成新的社会时空。社会、空间和时间在较大程度上是围绕着流动的空间和无时间之时间转变着和组织着的。第三，网络社会形成新的社会认同。进入信息时代，财富、生产及金融的国际化使人们普遍感到不安，他们无法适应企业的网络化和工作的个体化，况且又受到就业压力的挑战，人们的认同感普遍缺乏，他们不再把社会看作是一种有意义的社会系统。但是，由于人们抵制这种认同感，反对被剥夺经济、文化和政治权利的公民却趋向于形成一种新的社区认同感。因此，这个世界上不仅有国家机制、全球网络以及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体，还有在抵制认同感基础上所形成的社区。
卡斯泰尔认为，尽管网络社会中的人们缺乏认同感，但是，网络化却有助于减少人们对认同感的抵制，有助于社会机制的重建。而贝尔的阐述方法为我们以技术为主线考察当代社会结构和变迁方式提供了基本思路。在当今社会，网络技术已经贯穿了社会的各个层面，成为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某个程度来讲，话语权从中级阶层向以网络为代表的基层过渡和转移成为当代现代性社会的令人瞩目的新特征。但是这种话语权的转移是不是社会结构形成的推动力量和社会变迁的中轴性图式，依然值得我们反复思考。
三、福克斯和米勒的符号系统
查尔斯・J・福克斯和休・T・米勒论证并倡导了这样一种思想，即在既有行政治理模式日益失范的情况下，基于后现代社会理论的某些视角，以话语理论来开辟公共政策机制的新途径是可能的。 他们认为，在当今网络社会的前提下，由于碎片化的社会族群和以技术革新为主线的社会聚合，传统被扭曲和解构了。他们指出，公共对话得以进行的符号系统已经被公共权力的不断扩张和话语权的不断分解下的社会强力聚合体所垄断，因此公共政策和公共行政日益独断专行，作为对话之基础的词汇、符号和象征与他们的指称物之间存在着毋庸置疑的联系。换而言之，符号系统取代了现实成为社会系统得以具象化的现实形式，社会结构随之动荡不安。在他们看来，现代行政结构垄断的符号系统强化了话语权的分离，拥有符号能力的族群通过公共政策和公权力执行着社会系统的沟通功能。在这里，真正的对话消失了，既没有表达对抗性的紧张关系的机会，也没有机会通过争论来界定一个问题及决定如何采取行动的可能性。一旦失去这种对抗性的紧张关系，“公共对话变成了独白”。
其次，不稳定的娱乐性符号话语以及以虚拟现实为取向的大众思考模式的盛行，使公共政策的指向性大大削弱，其执行力大打折扣。毫无疑问，公共政策的现实具像化和其在现实中的执行是存在交叠和错位的情况的，但由于在后现代状况下其符号与所指之间的距离，即表述政策内涵的符号系统与政策客体进行理解的符号系统的高度差异，政策的实际功能在某种程度上被颠覆了。
四、新的契机
符号特征的凸显以及多元价值观念之融合的诉求，究竟以怎样的话语系统作为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依据？在公共政策制定中，人们之间或利害关系人之间的立场、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冲突成为政策分析和决策者必须面对的主要课题，已成为不可回避的事实。信息社会下的话语系统重塑已经不再是传统环境中的双向交流的改善，如前所述，公共政策在行政机构垄断话语权的条件下缺少层次上的张力，技术的改进催生了原有社会结构中不曾存在的新形式网络，它的出现使得社会中原有的价值传输渠道受到了威胁。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信息化给公民带来的是文化再生产方式的改变。首先突出的表现为文化生产的结果呈现多元性的特征，通过信息化浪潮提炼后的产生的文化符号，形成了独有的语义系统，这种新的表现形式粗糙地抹平了原有社会结构中的包括性别、年龄、身份、种族以及身体条件等种种基本象征性符号，极为动态地开启了信息社会条件下的结构功能的重组过程，而这种重组过程的主体本身也许就是原有系统中受益最大的部分，这种变化是过去社会结构中不可能存在的；其次，表现为公民对信息摄取方式的影响，社会功能的执行和完善程度的评价方式已经不囿于传统的口耳相传和“眼见为实”，社会结构重心的转移也不仅仅依赖于公共政策的指向，公民对于信息的选择方式和反馈方式决定了新的社会结构的发展历程，信息摄取方式本身也成为了公共政策的影响因素调控目标之一，这同样反映了在社会结构自发变迁环境下的目的和手段的统一性。
第二，信息化给公民带来的是文化冲突下的自我调适失衡。海德格尔说技术将人类从自然界“连根拔除”，新结构的形成和新功能的执行无一不是文化冲突的过程，在剧烈的文化碰撞交融之下，个人所能选择的最合适的自我保护方式就是将个性抹杀而完全的符号化。一个不知年龄、性别、性格、经历的符号代码，人类在通过媒介延伸自己的感官时，也就是“自我截除”之时。信息技术深刻的嵌入社会生活之中，感染了日常生活语言，使人的活动方式本身也形成逻辑化、工具化和物化。文化交融下的个人内心的情感本身就具有膨胀的特性，然而事实上的自我符号化禁锢了这种随机的情感过程，情感、个性的产生和表达变得程式化和规范化，在新的结构形式酝酿还不成熟的情况下就埋下了不稳定的伏笔，使得参与其中的公民经历着严重的调适失衡。从这个方面来讲，社会结构变迁环境中的目的和手段的矛盾依然贯穿着整个社会功能发挥过程。
从公共政策的角度出发，如何调控新结构形式形成的路径就显得至关重要。宏观上引导文化再生产方式的积极转变，微观上能够减缓社会结构变迁给个人心理和情感上带来的冲击和阵痛。在这里，公共政策承担了中观层面的过渡作用，宏观上的社会变迁形式上的信息化和语义系统的重铸需要被理解的方式和原因，微观上人际关系的互动和个人性格观感的形成需要受到基本保护，公共政策将个人的独特性和社会变迁的普遍性结合的过程，也成为了公共政策有效性和合法性形成的过程。然而公共政策本身也是制度变迁的一部分，因而在信息化社会的语境下公共政策更加具有了作为达成目标的手段即工具性和本身即是要达成的目标即价值性的双重特征，对其工具性的偏废会由于结构变迁速率过快而导致社会功能的外在紊乱，对其价值性理解的偏差则会由于微观个体的群体性分歧而导致内部结构的的内在失衡。
所以，解决符号系统的垄断和对话模式的重新开启都不仅仅是工具性技术层面的课题，而是深入到公共行政结构和公共政策指定和执行内部，需要在价值层面反思公共层面的指向性和代表性问题。显然，公共政策过程一方面必须通过对话来揭示利害关系人的真实意蕴，同时又要成为调和不同价值观念并形成共识的艺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乐观的认为公共政策具有这样的新走向：在放开垄断的话语权的同时整合以技术为主线的网络社会结构，并逐渐完善符号系统使之包含了不同的话语层次。所以，把民主参与作为实现公共政策对话的途径，不失为一条克服传统治理模式的民主虚假性的有效手段，是向着公共政策的本意迈进了一大步。因而，我们同样可以乐观地认为，这条通过民主参与进行公共政策对话，对于改进和完善我国刚刚起步的公共政策公民参与形式，进而整理纷乱的信息社会的结构功能，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2]帕森斯.现代社会的系统.南京：译林出版社，1968:114
[3][4]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9
[5]Castells M, Ipola E. Epistemological Practice and the Social Science.Economy and Society, 1996(2)
[6][7][美]查尔斯・J・福克斯、休・T・米勒.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指向)[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46
社会政策范文6
关键词：经济学家如何考虑退休 储蓄和财富分配 社会保障和养老金 社会健康福利
退休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以此为转折，人们在工作时间、收入来源与水平、休闲时间与方式、生活与交际圈、精神状态等诸多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包括退休年龄、养老金水平在内的退休政策是社会保障乃至社会宏观层面必须关注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它对养老保险基金平衡、劳动力供需、产品竞争力、人口的经济负担，已经并将继续产生长远的影响。
由于我国劳动力供给总量在未来几十年内仍然大于劳动力需求，所以冲淡了人们对退休政策与退休行为的关注。当前，以定性分析和宏观探讨为主，我国主要从经济学与社会学角度研究退休政策。从现有的宏观现象与调查数据观察到，人们的退休观念与行为正在发生变化，不同的人对养老保险待遇政策调整的反映倾向不一，职工在退休年龄选择上有按时、早、晚退三种。但对于与退休相关的诸多现象之后的深层原因缺乏清楚的理论指导与实证分析。
退休对于个人、社会、经济都具有深远的影响。所以，经济学者如此关注退休对经济的影响就不足为奇了。
20世纪以来平均寿命一直在增长，并且预期会继续增长。然而，退休年龄已经下降。男性劳动力参与率下降，而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却在增长。这些实事暗示男性再有酬劳动外的时间已经并将继续延长。女性面临的劳动参与率变化趋势尚不清楚，因为她们的劳动参与率已升高了。那么，应当鼓励人们比现在晚退休吗？
一、经济学家如何考虑退休
标准经济学分析所依据的推论如下：人们具有确定自己挣钱能力的天分和本领。他们利用这种能力挣钱，然后再用它来购买各种商品及服务，而不仅是牺牲闲暇时间去工作。一个人工作时间越久，额外增加的每一小时工作就变得越繁重。人们选择达到如下一个平衡点：通过更多工作换取的支付额外消费的价值可以正好抵消放弃更多休息所遭受的损失。劳动者决定每个阶段消费额不只是依据目前的收入情况，也依据对一生总收入和遗产的客观预期。
人们知道，他们必须决定一生中每个时期工作多久。相应地，关于工作的决定不只受到目前环境的影响，也受到预期的未来条件的影响。预期未来条件也影响后来工作多久的决定。未来经济条件中存在着广泛的经济变量，比如工资、资产价格、消费品价格和利率。这些经济变量又取决于像生产力增长率、经济衰退的频率和程度、一般经济膨胀率等经济条件。但是对于特殊的劳动者，他们还取决于包括他们个人和家庭成员的健康情况、企业经济情况、人们对其特殊技能的需求在内的条件。像税务条款、最低工资规定、养老金规则、货币政策等公共政策，以及影响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的诸多活动也可改变每个劳动者的生活环境。
除了考虑这些客观条件之外，人们的工作和退休决定又取决于他们目前的偏好和他们对这些偏好的未来变化的看法。例如，人们决定进入退休状态享受退养的政策，与计划相对较晚退休相比，需要更多的积蓄和更努力地工作。缺乏消费耐心的人发现，与那些愿意延期享受的人相比，积累足够的、维持退休后生活的财富更困难。那些不能承受风险的人，比那些容易承受风险的人更可能推迟退休，直到他们有了足够的存款来保证将来生活不会透支。
个人所处的环境在人生中会变化。年轻人通常没什么积蓄，甚至可能负债，并期望今后能偿还债务。收入、积蓄和财富通常在中年时期增长。人步入老年时，身体虚弱和生产力衰退使工作变得繁重或得不偿失，最终退休。人们必须有足够的财富才会自愿做这些。这些财富以个人存款，如社会保障公共养老金，或如医疗保健等实物福利形式存在。总之，当如下两个条件满足时，人们才会退休：目前劳动力补偿不足以弥补继续工作带来的损失；殷实的财富足以维持退休期的计划消费。
如果这两个条件得到了满足，个人在自己技能和包括遗产在内的其他赠与形成的预算下，最大化自我福利。如果大多数人认为赠与不公平，政府可能采取税收或转移支付措施重新分配财富或收入。只要满足某些附件条件，集体决定就具有社会效率。狭义地说，个人福利在他人福利不降低时无法得到改善。
二、储蓄和财富分配
关于退休储蓄，公共政策是渗透性的，不是中性的。但是公共政策如何影响储蓄额敏感地依赖于个人的基准线，以及对基准线偏离的反应。相关的财富包括私人存款、养老金、社会保障、退休健康福利及医疗补助等。
与政府活动消费的减少，而不是社会保障和医疗补助等福利的减少，以及相应的低税收情况相比，公共政策阻碍退休。税收很可能通过降低存款收益率阻碍了退休。但是，总而言之，政府规定提高了收益率和各种储蓄工具风险特征信息的可靠性。这些储蓄鼓励可以很好地控制税收和转移支付的直接影响。
尽管经研究认为税收对存款的影响很小，甚至可以促进储蓄，但是公共政策降低了自愿的私人储蓄这个观点几乎是毫无争议的。尽管如此，税收政策确实促进了其他形式的强制储蓄。这些计划可以克制冲动消费行为，从而增加存款。放宽限制自愿退休的约束之一是，他们可以再离开工作岗位时比相对于正常工作的情况下拥有更多地财富。如果人们按某一给定的年龄退休，社会保障将会减少必要的私人存款，但是如果社会保障可以引诱早退休则可以增加存款。
三、社会保障和养老金
当劳动者年长退出劳动力市场后，他们的工作收入就终止了，必须由其他收入来源取而代之。现在被养老金制度覆盖的劳动者，在本人存款以外得到了用以支付退休生活费用的收入。社会保障制度的广泛开展，也为劳动者年老后提供了可靠的收入来源。
社会保障制度及养老金制度以一种复杂的方式影响着人们一生中对消费和退休情况的权衡，有资格享受社会保障制度的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方可领取养老金。由于社会保障制度历来都很稳定，到目前为止已退休的各代人退休后得到的养老金都要比其缴纳的保险费投资于主流理财类产品所得的收益要稳定的多。实际上，这种稳定的报酬提高了被纳入制度保障的劳动者的终生财产。如果他们把领取的福利金都花掉，那么与仅依靠工资收入的消费能力相比，他们将享受更高的消费水平。享受到养老金这笔意外之财的一代人是幸运的，如果，没有引入社会保障制度，或者制度提供较少的养老金，他们可能会更晚退休。
社会保障制度对退休的影响取决于社会保险的缴费额以及月养老金与过去缴费收入的关联规则。雇主与劳动者共同向社会保障制度缴费。缴费为劳动者积累了获得社会保障养老金的权利。劳动者缴费基数及比例的增加，相应享受养老保险的待遇也随着增加。增加的养老金待遇是否够补偿消费者的缴费只是一个经验性问题。在社会保障制度下，低工资的劳动者会受到额外关照，其缴费会得到良好的汇报。社会保障制度增加了加入该制度并领取养老金的老年人有生之年的财产。养老金的计发办法促使人们赢得获得福利的权利。
四、社会健康福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