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解读红楼梦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解读红楼梦范文1
［关键词］《红楼梦》 生态翻译学 适应 选择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07－0064-02
作为四大古著之一，《红楼梦》不仅有着深厚的文学价值，还是一本浓缩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目前学术界对《红楼梦》英译本比较认同的有两部，一部是杨宪益夫妇的译本，另一部则是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的译本（下文将分别简称为杨译本和霍译本）。纵观几十年来《红楼梦》的英译研究，笔者发现，学者们已运用了包括功能对等理论、译者主体性理论、隐形话语权、接受理论、目的论、多元系统理论、认知语言学等各种翻译理论对两个译本进行了比较研究。本文将从一种全新的翻译分析维度——生态翻译学视角出发，通过两部译本比较的方法，分析翻译如何以译者为中心，从译者的主体性出发，通过多维度适应与选择来产生译文，概括出生态翻译学在《红楼梦》两种英译本中的策略体现其对文学翻译评析的重要意义。
一、生态翻译学
生态翻译学是关于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互动的整体性研究。翻译生态环境的要素包括原语、原文和译语系统，是译者和译文生存状态的总体环境，它既是制约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集合，又是译者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前提和依据。即翻译生态学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原文—译者—译文”的体系，以译者为中心，从译者的主体性出发，译者通过多维度适应与选择来产生译文。
译者的中心地位体现为译者在翻译前和翻译过程中均进行了适应与选择。在翻译前，译者对原文的解读便是一种适应，根据自己立下的翻译目的，结合出版社的要求，适应性地选择出自己的翻译标准、策略和风格。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要进行“三维”转换——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在转换中，译者要充分发挥主体性，适应性的选择最恰当，最能体现原文思想和灵魂的翻译。
二、译者在翻译之前的适应与选择
（一）译者对原文的适应与选择
译者对原文的适应就是对原文整体结构上的理解把握。没有对原文的理解，就谈不上译者适应性选择出的翻译标准和策略。在理解适应的基础上，译者作为桥梁，要把握原作创作的时代背景，“设身处地”考量作者的意图。下面便以《红楼梦》的英译书名为例，分析杨宪益和霍克斯对这部巨作的适应与选择。
杨将书名翻译为：A Dream of Red Mansions，霍则译为：The Story of the Stone。杨宪益保留书名中的“红”，将“楼”翻译为复数“mansions”，用词精准。首先，“mansion”的释义为“a large, stately house”, 符合原著里描写的大院豪宅。更让人拍案叫绝的是，译者对小说内容及背景的准确把握，因为《红楼梦》主要围绕着荣宁二府，杨宪益则采用复数形式，可谓传神。而为了避免西方读者对“红”产生误解，深谙中西文化差异的霍克思取《石头记》作为译本主书名，作为补偿措施，以《红楼梦》为别名，译为：THE STORY OF THE STONE also known as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巧妙融合两者在封面上。这既适应译语文化和译文读者需求又照顾到原著及作者意图（此译文书名出现在第一、二、五卷）。《红楼梦》是章回体小说，故而只有分章没有分卷，霍克思出于对原书内容逻辑上的适应与选择，在翻译时创造性地按照小说的内容自行分为五卷，并根据每卷具体内容另行命名。例如第一卷覆盖原文第1～26回，译本命名为“The Golden Days”。译文五卷本的卷名既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增强了译本可读性，减轻了读者阅读负担。
（二）对译者翻译目的的适应
译者在翻译原文时，均会带有不同的翻译目的。杨宪益翻译《红楼梦》旨在向逐渐开启中西交流的西方人传播文化，一定程度上是带有政治任务的。霍克斯则纯粹出于个人爱好。霍克斯是个性情中人，崇尚文学，尊重具有才华的文学家。他说《红楼梦》“是一位伟大作家呕心沥血的结晶”，他呕心泣血只译完前80回，而把后40回的翻译交由他的女婿汉学家闵福德(John Minford)完成。面对蕴含文化特色的中英译时“杨译本情系文化，霍译本面向读者”：杨译本忠实于原著，完整地传达了中国文化的价值观；霍译本则更符合英文习惯，不拘泥于原作的字句结构，很好地融合了雅致与创新。
（三）对出版社要求的适应
应企鹅出版公司的邀请，汉学家霍克斯于上个世纪70年代着手翻译《红楼梦》。企鹅出版公司的一贯风格就是要求译文有很强的可读性，要通俗易懂。霍克思将自己的翻译灵感和翻译方法发挥到极致，被公认为是“学术成分较少、英语读者更加喜欢”的译本。
杨译本的市场定位则针对专业读者，读者群体就没有那么广。戴乃迭1980年评价《红楼梦》翻译时则表示：“我们的灵活性太小了。有一位翻译家，我们非常钦佩，名叫大卫?霍克斯。他就比我们更有创造性。我们太死板，读者不爱看，因为我们偏于直译。”
三、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适应与选择
（一）语言维的适应与选择
霍译本语言地道，活泼生动，多采用意译，更符合译入语习惯，易于读者接受；杨译本语言正式，措辞精美，多采用直译，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有利于民族文化传播。两本译本都可堪称是翻译史上的佳作。笔者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两个译本。
1.章回目录的翻译
解读红楼梦范文2
关键词：时间地理学；活动路径；小说人物行为空间
中图分类号：K9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11)06－0273－11
一、研究背景
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以地理学科学化为目标兴起的计量革命为契机，学术研究根据研究的对象不同被分为许多领域的固定不变的说法被人文地理学瓦解了。到上个世纪的80年代，研究者们关于文学作品中都市论研究就是对文学作品进行地理空间解读的尝试。Pocock(1981)编撰的论文集Humanistic Ge-ography and Literature：Essays on the Experience of Place出版。Yi-Fu Tuan(段义孚1985)，对柯南道尔所描写的英国大都市尤其是伦敦所体现出来的都市病的研究后，指出：柯南道尔结合犯罪以及犯罪所产生的环境来描写的英国都市病，揭示伦敦等都市病态的一面，是一种环境决定论。杉浦芳夫(1992)选取了与东京近郊有关的文学作品，在介绍相关文学作品的前提下，结合东京的自然环境和历史，通过对地理空间解读的实践，达到向读者说明“New Geography”的目的。遗憾的是，在我国关注以地理学方法对文学作出地理空间解读的尝试还处于起步阶段。暖(2009)等以《水浒传》中塑造人物的实际文本为出发点，通过建立人物行为评价体系，运用因子分析对天罡星的行为特征进行共性概括和类型划分，归结出36天罡星豪杰气概、好汉气性、猛将气势的群体总特征，分出5个行为特征比较明晰的大类，并从文化地理的角度对天罡星行为特征的共性和差异进行分析探讨。再就是在2010年6月21日香港中文大学的林珲教授曾在讲座中提到过目前有研究者试图从地理空间视角对张爱玲小说文本中提到的地方进行研究。张光英(2010)在国内首次将行为地理学研究方法引入文学文本研究领域，从地理学微观个体行为的视角，在理论和方法论上对《红楼梦》大观园的主要人物行为空间进行思考和研究。
基于我国关注以地理学方法对文学作品作地理空间解读的研究非常之稀少，本研究选取典型小说文本中核心人物的行为活动路径，运用时间地理学研究理论，通过地理学空间的阅读试验，尝试把文学文本的阅读和新人文地理空间研究结合在一起，进行文学关于地理空间解读的尝试。
二、时间地理学的概念与方法
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以哈格斯特朗为代表的时间地理学，把人放在时间、空间中考虑，时间地理学对人物时空间结构的研究需要有必备两个条件，其一，需要有关人物出行活动的资料；其二，需要掌握人物一天内24小时连续进行的所有活动情况。路径、结构，可以通过将空间压缩为二维平面，用纵轴代表时间在图上加以表示。时间地理学认为时空框和制约是时间地理学的关键词汇。个人为了谋生或满足其获得信息、社会交往及娱乐等方面的需求，就在个人路径或者轨道中移动，每个人在时空间移动中所遇到的环境。一个人要满足需要，一般要从一个驻所移动到另一个驻所，然而，移动受到了许多制约，这制约可以归为三类：能力制约、组合制约和权威制约。可见，在时间地理学研究框架下，活动被作为一种常规发生的习惯行为来研究，强调了移动在行为空间中的重要性。
三、关于《红楼梦》核心人物研究综述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大约成书于1784年(清乾隆帝四十九年)，以刻画人物众多，反映社会生活广泛、深刻而著称。曹雪芹现通行的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是由原作者曹雪芹写的前80回和续作者高鹗完成的后40回组成。自《红楼梦》出现的二百多年来，“红学”界从“索隐”“发微”“释真”“考事”等或文学、或史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研究《红楼梦》中核心人物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等人物形象，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形成了世界汉学界鼎立而三的显学之一――“红学”。关于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三个主要人物的研究视角二百多年来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脂砚斋为代表的人物点评分析研究
脂砚斋是第一个研究《红楼梦》的人。周汝昌(1953)认为一部《石头记》，脂砚斋不啻给作者作代言人，尽拽底奥，此人之重要较之雪芹本人几乎要划等号了。杨星映(1982)认为脂砚斋还在曹雪芹的写作过程中，他就多次反复研究、评点，应当说是第一个红学家。李燃青(1985)认为脂砚斋在评点中，充分地肯定了《红楼梦》在展现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方面所取得的非凡成就，并且提出了颇为深刻的美学见解。
(二)以为代表的“索隐派”人物原型分析研究
索隐派出现在20世纪初，以为代表。索隐派不认为小说就是小说，而认为它是一部借“假语存”隐写的一段真实历史，事件有原型，人物也有原型。索隐派有独特的文艺观。(孙伟科)认为宝玉就是胤初，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故事就是胤初和董鄂妃的故事“如董妃逝而世祖出家，即黛玉死而宝玉为僧本事。”新时期的刘心武就是“索隐派”研究方法的继承者之一。
(三)以、俞平伯为代表的考证派人物研究
的《红楼梦考证》认为“考定这书的著者究竟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著者的时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俞平伯是的学生和追随者，但俞平伯从文学的角度着眼，采取“以书为证”的方法进行《红楼梦》考证，提出“钗黛合一”的理论。新时期周汝昌先生的“新自叙说”是对“自叙说”的修正和发展。
(四)以王昆仑(太愚)为代表的唯物史观人物分析法
1948年王昆仑结集出版的《红楼梦人物论》，以阶级定性为主的人物分析，将人物分为卫道者和叛逆者两大对立阵营，薛宝钗属于卫道者阵营，贾宝玉、林黛玉属于叛逆者阵营。以后何其芳、蒋和森、吴组缃的红学研究是这一种研究方法的代表。
二百多年来对《红楼梦》核心人物的研究已经相当系统、深入、全面。《红楼梦》关于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三位核心人物的研究主要在各个流派研究思想
的语境下进行的。纵观历来的研究成果主要都是以小说叙述的故事情节作为理解《红楼梦》核心人物的依据，但人是叙事的主体，小说创造的人物活动空间与人之间存在全方位的互动关系，日常活动空间在满足人们的生存需求，还反应了人与空间的互动关系。人与空间的互动关系体现在人物对行为空间的能动选择上。理解了《红楼梦》核心人物的行为空间的意义，就能理解曹雪芹赋予《红楼梦》核心人物的独特的叙事意义。因此，本文则尝试从核心人物行为空间视角来解读核心人物。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文学就是以现实世界的事物为原型进行的创作，文学中描写的东西并不是现实，是作者感知的印象化的现实。小说要塑造人物、构造情节、推动矛盾冲突发生、发展直至矛盾冲突的解决和消亡，都离不开核心人物的活动以及由此所形成的行为空间。在小说中核心人物的空间移动通常表现为每日的活动。小说核心人物的日常行为空间反映个人与环境最直接最经常的交互过程，行为空间成为小说特定的典型事件下个人层面上长期和短期的选择和制约多重作用的结果，并且通过核心人物个人活动之间的移动将分散的活动地点连接起来形成核心人物活动行为体系。因此，文学家也如地理学家一样也是通过作品中核心人物的空间移动来完成文学中行为空间的描写。这样，如果地理学家的时间地理学视角的人物活动分析法是正确的话，自然利用时间地理学视角的人物活动分析法，通过核心人物日常行为空间移动的研究，以地理学视角对小说核心人物行为空间进行解读，进而完成对小说文本的一种地理学方法的研究解读就是可行的。
(一)研究对象的数据化
本文研究的数据基础是基于对《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校本》文本中第5回至79回这一段时间内，根据行为空间信息要素的需要，截取核心人物在文本时间范围内的空间信息和活动信息，把核心人物在哪一回目、到达何地点以及同一回目中指明到达次数进行统计，合计得出核心人物在5回至79回地提到并到达的典型的、可评价的空间活动节点为：贾宝玉166次，林黛玉88次，薛宝钗81次，三个人共计335次(表1)。
(二)人物总体行为空间特征分析
根据表1提供的数据，将人物总行为空间进行汇总并空间化(图1)。行为空间是行为主体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空间，主体的要求是整个行为的出发点。核心人物在某一个空间中停留一次，就在该空间中标出一个节点，节点的多少可以反应出核心人物在该空间的活动情况。
核心人物总体行为空间特征表现出如下特点：1、核心人物的主要行为空间集中在贾母院、王夫人院、怡红院、潇湘馆、蘅芜院五个地方；2、从所占有行为空间大小的视角来看，贾宝玉行为空间范围最大，最为明显的体现在贾母院、王夫人院、潇湘馆和宁国府；3、贾宝玉的行为空间最为广阔，他的活动空间范围基本上涉及到了贾府及大观园的各个角落；4、贾宝玉和林黛玉属于两个人活动的行为空间比较多，相反，单独属于贾宝玉和薛宝钗的活动空间则没有。
(三)核心人物典型活动路径分析
以上核心人物总体活动空间的汇总，为找出核心人物在小说故事发展中日常行为空间分布的一般性特征提供了强有力的途径，也为我们寻找到遮蔽在行为空间视角下的人物性格特点和命运特点刻画和解释提供了可行的手段。那么，通过核心人物在故事发展中某些典型的活动路径的分析，揭示在一天时间尺度上个体生活活动的特征，探讨小说核心人物个体在制约条件下的日常生活活动路径，可以使在小说叙事学整体研究中被掩盖的个体的差异性得到显现。在活动路径的时空图中，横轴表示被简化为一维的空间，纵轴表示时间，(鉴于小说描写在时间上的虚拟性，不可能精确到几时几点，所以在时间表示上以文本中出现的上午、中午、下午、傍晚这样的总拟时间为节点。)横线或斜线表示人物移动，不同的柱体表示人物在不同的空间。
1、典型路径1分析
第8回是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三位核心人物在贾府空间会合后，作者第一次正面描写他们之间正式见面的章节，所以活动路径具有典型性。此时三人虽然都住在贾府，贾宝玉、林黛玉住在靠近贾母的地方，薛宝钗和母亲一起住在梨香院，但在此之前作者并没有描述过他们三人一起见面的情景，所以本章核心人物在贾府空间的第一次完整出场就别具意义。
图2很清楚的反应出核心人物此时的路径特点：贾宝玉涉及到6次空间位移，林黛玉涉及到7次空间位移，薛宝钗则没有进行空间移动。贾宝玉和林黛玉空间表现出明显纠结，第一次纠结在于两人在家长的安排下一起到宁府参加活动，于中午的时候和贾母一起回到荣府；第二次纠结在于薛宝钗的住处，随后，贾宝玉到了薛宝钗的生活空间中，林黛玉随后跟来，核心人物三人在薛宝钗的住处回合，显然，林黛玉的活动是紧跟着贾宝玉的，由于薛宝钗的到来，而且有金玉姻缘之论，造成林黛玉的戒备心理，所以，一旦贾宝玉去了薛宝钗的空间，必然引起林黛玉的高度紧张，那么林黛玉紧随贾宝玉之后就是一种必然。从图2可以看出，林黛玉和贾宝玉在某一空间中的活动都是前后时间的事情，薛宝钗没有空间的移动。第5回作者写到，因为宝钗的到来，“黛玉心中便有些悒郁不忿之意。宝钗却浑然不觉。”此时，贾宝玉感受到林黛玉对其活动空间的制约，在空间唯一上可以看出，此时贾宝玉在林薛两者之间是无所偏向的，所以，去完宁府回来，就会马上想起去探望薛宝钗。此时的宝钗稳坐家中没有移动的。
2、典型路径2分析
第20～21回写到贾宝玉因饭后闲逛，二度拜访薛宝钗，是小说文本第一次正面描写薛宝钗到贾宝玉、林黛玉的空间活动。由此小说文本描写了三个核心人物一天的活动路径具有典型性。(图3)
图3反应了在这一天的完整活动中，同样以贾宝玉拜访薛宝钗开始，贾宝玉有9次空间移动，林黛玉是5次，薛宝钗为7次。林黛玉在自己住处的活动更多一些，贾宝玉在薛宝钗、贾母、林黛玉三处反复活动，与图2林黛玉活动路径紧跟贾宝玉之后相比，图3薛宝钗活动路径和贾宝玉重复明显，往往紧跟在贾宝玉之后到达林黛玉的空间，但在与薛宝钗空间重复后，贾宝玉在活动路径上又表现出反复到林黛玉空间中，可以看出弥补的意图。另外，薛宝钗的活动路径明显复杂起来，围绕着林黛玉相对固定的空间活动，充满纠结的。
3、典型路径3分析
31－34回，“宝玉挨打事件”是《红楼梦》故事发展的一件大事，围绕这件典型，核心人物的活动路径因此具有代表性。(图4)
图4围绕着贾宝玉挨打事件，核心人物的活动路径各自特征明显。首先，三个人的空间移动次数是不一样的。在这一天中，贾宝玉涉及到9次空间之间的移动，林黛玉涉及到6次，薛宝钗涉及到11次空间移动，薛宝钗的空间移动最为频繁；其次，宝玉挨打前后，林薛的活动路径各具特点。最先三人从各自的空间汇聚到贾母院中后，林黛玉和贾宝玉有三个不同空间点的重合，是在挨打前的恰红院和在怡红院外边，以及挨打后的怡红院探视，薛宝钗和贾宝玉也有三次空间的重合，分别在宝玉挨打前的王夫人院、挨打后的贾母院、恰红院探视。此时的
路径安排显然意味深长，在贾宝玉挨打前，贾林有两次路径重叠，切都是避开旁人的，而贾薛的路径重叠均在贾宝玉挨打之后，都集中在长辈的视野之下；最后，从活动路径的完整性来讲，林黛玉显然活动路径最为简单，活动空间最为狭小，薛宝钗活动路径最为曲折，活动空间最大。显然，贾宝玉挨打，薛宝钗的纠结在活动路径中明显表现出来，而且薛宝钗的空间技巧更为明显，虽然作者明着写薛宝钗静若处子，但却让人物在活动路径上给予一览无余的展示。
4、典型路径4分析
第77－78－79回描写贾宝玉的知己晴雯死后第二天，核心人物连续的活动路径。丫鬟晴雯是贾宝玉的知己，晴雯是抄检大观园的最直接牺牲品，抄检大观园是赫赫贾府由盛到衰的转折点，所以此时三位核心人物的活动路径也具有典型性。(图5)
1、晴雯死后贾宝玉可谓失魂落魄。晴雯死后第二天，贾宝玉空间位移达到15次，除了早上的一段时间是被家长安排外出以外，其他时间都在大观园内游荡，还偷偷去了一趟晴雯家。2、林黛玉的空间移动也减少了，主要集中在自己住处、薛姨妈家、但是她还是记挂着贾宝玉，所以贾宝玉、林黛玉在怡红院外边有共祭芙蓉诔空间；3、薛宝钗再次回到母亲家，唯一保留一点联系的就是姨娘王夫人的空间，她果然静若处子。晴雯死了，大观园即将走向消亡，烟消云散了，贾宝玉最为纠结，薛宝钗是关心的是自己是否会因此受累，搬回母亲家，不再活动，唯有林黛玉深知宝玉，所以才会共同出现在怡红院外边共祭芙蓉诔的空间中。
五、结论与展望
解读红楼梦范文3
关键词：红楼梦；音乐；艺术；《红楼梦》
作为我国古典文学巨著，自问世以来就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随着科技的进步对于《红楼梦》这部文学作品的解读也越来越多样化，从最初的文本解读到后来的《红楼梦》连环画小说，以及到如今的各种版本的《红楼梦》影视剧作品解读。这一系列对于经典的解读都说明了《红楼梦》的重要价值，每一种解读都有着其独特的风格。而87版《红楼梦》则是最为人熟知的影视作品，纵然有些人没有读过《红楼梦》原著，然而也一定看过影视剧《红楼梦》，这就是影视剧《红楼梦》的魅力所在。除此之外，戏曲《红楼梦》里的经典唱词“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也是众所周知的经典桥段，即使不熟悉戏曲的人，也一定听过这样一句经典唱词。这就是源自上海越剧团出品的越剧《红楼梦》，主演徐玉兰和王文娟塑造了戏剧界最为经典的一对贾宝玉和林黛玉。
一、影视剧《红楼梦》与越剧《红楼梦》音乐艺术概览
红楼梦的音乐艺术与红楼梦的文化内涵密不可分，例如87版电视剧红楼梦的《葬花吟》是大家所熟知的音乐桥段，林黛玉以弱柳扶风之姿袅袅娜娜葬落花，配合画面响起悠扬而伤感的音乐，情景交融中让人体会到黛玉伤春的少女情怀，同时也能在音乐中走入林黛玉的内心世界。当然，除此之外，《枉凝眉》也是一首广为人知的曲子。音乐缓缓流淌而出，曲词道尽了林黛玉与贾宝玉的前世今生，却又让人在音乐艺术中感知到人生的无奈与苍白。总之，这些红楼梦音乐艺术大多以中国传统的宫、商、角、徵、羽”（即1、2、3、5、6）五音阶特色为主，然而又不局限与中国传统的音阶。为了使得乐曲更加哀婉动听，王立平往往采用“7”这个半音来增强感彩。总之，影视剧《红楼梦》音乐作品一共包含了13首曲子，分别是：《序曲》《引子》（红楼梦曲）《好了歌》《红豆曲》《枉凝眉》《葬花吟》《晴雯歌》《紫菱洲歌》《秋窗风雨夕》《聪明累》《题帕三绝》《分骨肉》《叹香菱》。红楼梦的音乐艺术随着人物性格不同而采取不同的音乐特色，有随着抒情主人公的故事情节而不断推进，众多精彩华章够了红楼梦音乐艺术的大观园。越剧版《红楼梦》从剧场艺术特点出发，更为强化剧目的音乐性，使得舞台剧的演出样式精致化、典雅化。越剧《红楼梦》则更为注重音乐与戏曲唱腔的配合，在保持原汁原味的唱腔基础上，借用音乐的艺术魅力，打造经典唱段，塑造戏曲作品的音乐艺术。越剧版《红楼梦》采用音乐主题的表达方式，利用音乐来统帅全剧，借用音乐的表达方式来塑造人物。这就使得融歌舞为一体的戏曲，更加突出其音乐的强大作用。通过写意的音乐表现，演绎了宝黛初相见“天下掉下个林妹妹”的经典唱段。同时，以高亢而悲壮的音乐元素，为《宝玉哭灵》这一折戏曲增加了更加打动人心听觉震撼。
二、《红楼梦》音乐艺术特色
解读红楼梦范文4
，1917年他出版了《石头记索隐》一书，提出《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小说”，并开启了“索隐派”的先河。1921年发表《红楼梦考证》，旗帜鲜明地反对的观点，并开“新红学”之先河。两人对后来的“红学研究”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鲁迅对于《红楼梦》的评论集中于《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四篇“清之人情小说”和《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的第六讲“人情小说”中。鲁迅对《红楼梦》的研究则采用小说史的范式来解读，将其纳入整个中国小说历史中间进行考察，在红学史上无疑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著名书法家沈尹默熟读《红楼梦》，对书中的诗可谓烂熟于心。据说他常让人用手遮住红楼诗中任意一字，由他来猜该用什么字，基本上屡试不爽。当日本学者问他学诗师于何人时，他说：“我写诗不曾拜过师，若说有，那就是曹雪芹了。”可见他对红楼诗的用功之深。
吴宓有“红楼癖”，自比“怡红公子”。在西南联大时，他与同在联大任教的刘文典教授为讲《红楼梦》“大摆擂台”，掀起了联大的“红楼热”。特别是吴宓，竟为一家名曰“潇湘馆”的餐馆大动干戈，并勒令其改名，其痴若此，可见一斑。
至于作家中精研《红楼梦》的人那就更多了。如茅盾能背诵《红楼梦》；萧红自称是“《红楼梦》里的人（香菱）”；张爱玲8岁开始读《红楼梦》，并熟知《红楼梦》的不同版本，后半生用了10年的时间对《红楼梦》进行了版本的考证和研究，最终写成了《红楼梦魇》一书。端木蕻良说：“我从八岁偷看父亲书箱里的《红楼梦》。”其一生的“红楼情缘”也就此展开。1933年，年仅21岁发表其代表作《科尔沁旗草原》时，就明显带有《红楼梦》的影子，晚年写了三卷巨作《曹雪芹》……
解读红楼梦范文5
关键词: 《红楼梦》 《源氏物语》 社会性差别 女性人物
驹尺喜美女士在其作品《“魔女”解读源氏物语》一书中,以现代新女性的观点重新解读了《源氏物语》。驹尺女士认为,《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不仅仅是一位普通的女性文学家,还是她那个时代的女权主义者,紫式部不仅关心女性,而且率先意识到了男女之间的差别,通过《源氏物语》一书详细描述了当时女性们的悲惨生活与遭遇。在《“魔女”解读源氏物语》一书中,驹尺女士认为《源氏物语》并非旨在记载光源氏一生的辉煌恋爱史,而是以光源氏为线,贯穿描述其周边女性的生活与境遇,且以源氏物语时代背景下的上层女性和中层女性为例,指出女性无论身份高低卑贱,都过着悲惨的生活,而其悲惨生活的根源就在于“gender”的存在,即社会性差别的存在。具体表现为:一是无婚姻自;二是男权社会;三是正房妻子的悲哀;四是社会主流舆论的毒害。
我在阅读《红楼梦》与《源氏物语》时发现,从社会性差别角度重新解读两部作品的话,两部作品中描写的女性,其悲惨生活与境遇的根源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如:两国女性均无婚姻自,两国均属男权社会,两国正房夫人具有同样的悲哀。同时,虽然均处于社会性差别之下,两国女性又存在若干不同,如:观的差异、财产继承权的差异。
以下,我基于社会性差别角度,从无婚姻自、男权的强盛、正房妻子的悲哀与社会主流舆论的毒害等方面,以两部作品中的具体人物为例,探究当时女性悲惨命运的根源,同时通过比较指出两国女性存在的观念差异和财产继承权的差异。
一、无论是《红楼梦》还是《源氏物语》,两部作品中的女性无论身份高低贵贱,均无婚姻自,而婚姻自的丧失,是导致女性悲惨命运的根本原因。
根据驹尺女士的分析,光源氏的第一位妻子――葵上,其父为朝廷左大臣,葵上与光源氏的结合是左大臣与天皇之间的约定,这桩婚姻不是光源氏与葵上的感情结合,而是“父权婚”下的政治婚姻,当事人葵上对自己的婚姻没有一丝决定权,该种婚姻形式本身就预示着葵上的不幸人生。细究历史会发现,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女子婚姻由其父亲决定,父亲死后决定权转移至母亲,母亲死后决定权再转移至兄长……
《红楼梦》中的女性亦是如此。女主人公林黛玉由外祖母贾太夫人养大,自己的婚姻决定权自然掌握在贾母手中,即便黛玉与宝玉两情相悦,但如若无贾母同意,黛玉依然无法与宝玉结合。当时的女性不仅没有婚姻自,就连喜欢谁也绝不能说出口,否则立刻被视为不守妇道、寡廉鲜耻。在这种社会背景下,黛玉只能将对宝玉的爱藏于心底,最终由于无法与宝玉结合而抑郁身亡。无独有偶,贾府二小姐迎春因父命嫁给中山狼孙绍祖,不堪折磨,终至年少身亡……《红楼梦》中此种故事数不胜数。
究其根源,都在于两国女性没有婚姻自,婚姻自的丧失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当时女性们的悲惨境遇。
二、男权的强盛,即女性在男权社会因男权强盛而遭受的种种危害。
在《源氏物语》一书中,根据驹尺喜美女士的分析,女性不仅遭受父亲、丈夫的压迫,甚至可能遭受外界一切男子的危害。例如,空蝉被光源氏侵犯,年幼的紫上被光源氏强行掳走,女三宫遭到了柏木的侵犯……此种事例举不胜举。
《红楼梦》中描写的女性同样深受男权之苦。但是所不同的是《红楼梦》中女性所遭遇的男权压力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一为父权,二为夫权,三为,即来自男性主人的权力压迫。例如二小姐贾迎春在嫁给孙绍祖之前就知道孙绍祖乃一介纨绔,凶残好色,卑鄙下流,然而出于父命,迎春只能含泪出嫁,最终遭遇了悲惨的婚姻生活;而嫁给孙绍祖后,饱受凌虐,却碍于夫权,无法脱离苦海,只能隐忍度日。迎春的悲剧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当时的女性面对强大父权及夫权时的无可奈何,也充分显示了这种父权、夫权强盛的制度给女性带来的痛苦与危害。《红楼梦》女性中所遭受的另一种男权――(男性主人的权力)的压迫,更是不枚胜举。
三、正房妻子的悲哀。
在一夫多妻制度下,正房妻子与否,都逃不脱悲惨的命运,而即使贵为正房妻子,也有着其特有的悲哀。
如《源氏物语》中所描述的,男性对于正房妻子的要求,不仅仅是出身高贵、美丽大方,才德兼备,甚至还要求她没有任何妒忌心理,无怨无悔地爱着自己的丈夫。如果正房妻子得不到丈夫的认同,那么她的正房地位也就岌岌可危。譬如光源氏的第一位正房妻子――葵上。而如果正房妻子成为丈夫眼中合格的妻子,得到了丈夫的赞赏,那么她能够获得幸福吗?答案显然是否定。原因在于合格的正房妻子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满足丈夫要求、受到丈夫宠爱于赞赏的同时,也让女性失去了自我,失去了女性的特质,成为了丈夫的附属,这样的角色似乎与幸福无缘。譬如光源氏精心培养的妻子――紫上,就是最好的证明。紫上在担任好主母一角,备受光源氏宠爱和尊重时,自己却陷入无限惆怅与悲哀之中,终日抑郁寡欢。
《红楼梦》中对于正房妻子的要求与《源氏物语》中的要求大同小异。根据《红楼梦》的描述,成为贤惠夫人最重要的莫过于宽容。如果正房妻子对丈夫纳妾的行为加以阻拦的话,不仅会受到丈夫的责难,甚至还会受到社会舆论的指责。《红楼梦》中最符合这一标准的夫人莫过于王夫人了。王夫人上孝敬婆婆――贾母,中顺从丈夫――贾政,下宽待下人。王夫人凭着前两点获得了婆婆的宠爱、丈夫的信任。而与王夫人的“贤夫人”形象相对的正是凤姐的“醋坛子”角色。王熙凤漂亮能干,打理贾府上下家务井井有条,备受尊重,而王夫人对凤姐唯一一点担心就是凤姐“贤惠”不够。在王夫人看来,凤姐阻止其丈夫贾琏纳妾,贾琏身边妾室不够多,正是凤姐为人的一大缺陷,会使凤姐遭人话柄,受到多方责难。而当知道凤姐主动为贾琏接进尤二姐时,王夫人才放心下来。
从这一点上看,当时中日两国社会舆论对待正房妻子,都要求她们戒忌戒妒,心甘情愿地接受丈夫妻妾成群,并帮助丈夫努力平息妻妾间的纠纷……而这种对正房妻子的要求,注定女性在当时的婚姻制度下很难得到幸福,也铸就了女性悲惨的命运。
四、《源氏物语》和《红楼梦》中女性虽然在婚姻自、男权等方面其境遇有着惊人的相似处,但在观方面存在根本性的差别。
根据《源氏物语》的描述,我们得知当时日本女性虽然无法掌控自己的婚姻,但是恋爱生活却是较为开放的。既可以选择喜欢的人,又可以与喜欢的人私通。对于日本女性来说,与自己喜欢的男性发生关系似乎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有时仅凭鸿雁传书、未曾谋面就可能发生性关系,而周围的社会舆论对此似乎又过于宽容。例如,右大臣的女儿胧月婚前曾与光源氏发生性关系,后来事情败露后,胧月未曾受任何处罚或责难。此外,《源氏物语》一书中与光源氏产生恋情的女性,有很多均待字闺中。从这一点我们不难看出日本女性的观十分淡薄。
《红楼梦》中描述的中国女性们却与此迥然相异。中国女性的观异常强烈,女性本身如此,周围的社会舆论亦是如此。不用说与男子发生性关系了,即使是与男性产生不好的传言,也会遭到严厉的指责,甚至遭受种种责罚,略有不甚即可能沦为人们口中的“”“”,而再无面目立足于世。例如贾宝玉的侍女――晴雯,姿色出众,心灵手巧,尤其受到宝玉的喜爱,与宝玉的关系似乎更为亲密些。而当王夫人得知这一切时,晴雯不仅遭受种种羞辱和奚落,而且被赶出大观园,最后含恨而亡。丫鬟如此,身份高贵的女性在感情方面所受的约束愈加深重。大观园中的小姐们完全没有恋爱的自由,也丝毫不得表露任何与情与爱相关的感情,黛玉因偶吟一句“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悦目谁家院”而受到宝钗的谆谆教诲,而贾母在元宵节上也大力批驳《凤求凰》的内容,抨击追求恋爱的小姐们“人不人,鬼不鬼”。该书的女主人公――林黛玉,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深深掩埋起自己对宝玉的一段深情。从这一切都可以看出,中国女性的观极强,不仅视重于性命,而且重名节胜于性命,在这种舆论氛围中,女性拼命压抑自己的感情,誓死捍卫自己的。
综上比较,我们可以说中日两国女性在观上具有根本性差异,两者对待男女之情的态度也如天壤之别。
通过从社会性差别角度重新解读、比较《红楼梦》和《源氏物语》,我们不难发现,两本书不仅仅描写了缠绵悱恻的爱情,更向我们揭示了封建社会制度下女性悲惨的生活与命运。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在一夫多妻制度下,女性备受压迫,被各种社会制度和社会舆论牢牢束缚着,丧失了婚姻自,丧失了自由的意志,面对强盛的男权,女性们只能隐忍度日,无论何种身份、何种地位,皆难获得幸福。从社会性差别角度来看,《红楼梦》和《源氏物语》正为我们展现了当时女性的此种社会形象。
参考文献:
[1]曹雪芹.红楼梦[M].长沙.岳麓出版社,1990.
[2][日]尺喜美.『魔女がむ「源氏物..家族社,2005.
[3][日]紫式部(著).阿部秋生,今井源,秋山虔,木日出男().小学,1995.
[4][日]胡.『平安族の婚姻と源氏物.房,2001.
解读红楼梦范文6
关键词：《红楼梦》张爱玲小说
《红楼梦》和《金瓶梅》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两大禁书曾一度被张爱玲尊奉为其创作的源泉和圭皋，尤其是似曾相识的《红楼梦》场景在张爱玲的小说中俯拾即是、左右逢源。年少便与《红楼梦》结缘的张爱玲早在中学时代就比照《红楼梦》的叙事手法独创了《摩登红楼梦》，以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对《红楼梦》进行了重新定位与解读。而后张爱玲又作的《红楼梦魇》不仅是其对曹雪芹的《红楼梦》倾尽毕生的心血注解，更是其对人生事象亦真亦假、反复无常的个人化感慨。可以说曹雪芹的《红楼梦》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张爱玲，张爱玲也丰满、充实了《红楼梦》的意韵。至于《红楼梦》对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影响，本文将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做出简要探究。
一、题材的相似
张爱玲（张爱玲祖母为李鸿章的女儿，母亲为黄军门的孙女）和曹雪芹同为显赫贵族之后，两者均亲眼目睹了日渐式微的家族衰败，亲身经历了从高贵显赫到颓唐苍凉的巨大转折。几乎相似的遭遇和经历也是张爱玲惺惺相惜于曹雪芹及其《红楼梦》的重要原因之一，至于两者的文学创作同为建构于贵族家庭式微衰亡之上就不难理解了。在《红楼梦》中，曹雪芹以全面的创作视角同时纳入贾、王、薛、史四大家族的发展变迁，尤其以贾家的兴衰成败为主线铺陈了封建制度的腐化与渐趋没落。和曹雪芹有着相同乌衣非王谢身世之悲的张爱玲颇得《红楼梦》文风之遗绪，她的小说同样也是围绕江河日下的贵族家庭展开，以华美、深刻、犀利的笔调触及衰颓时代中悲戚的世俗人生和苍凉的家族史，无论是其《倾城之恋》《茉莉香片》《金锁记》还是《沉香屑――第一炉香》无一例外都是行将就木的没落家族的缩影。在《茉莉香片》中描述聂传庆家时张爱玲写道：“他家是一座大宅，他们初从上海搬来的时候，满园子的花木，没两三年的功夫，枯的枯，死的死，砍掉的砍掉，太阳光晒着，满目的苍凉。”衰败、荒凉、悲戚其实不仅只是聂庆家的写照，而是其笔下所有家族的“通病”，共同谱写着一曲曲无可奈何繁华去的哀歌。
二、对女性的关注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创造了一个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的女性世界，对金陵十二钗的着墨之多暂且不提，文章中大大小小的丫鬟（袭人、平儿、晴雯等）、婆子（刘姥姥、马道婆、张妈妈等），也是各有千秋、形态迥异。正是由于对不同女性细致入微的形象塑造和命运安排，才有了黛玉焚稿断痴情的幽怨、熙凤反误了卿卿性命的聪明、宝钗独守空门的孤寂以及元春、迎春、探春、惜春“原应叹息”的悲剧人生等，所有的美好和如花般有情有义的年轻女性一一走向陨灭和消亡，铺陈交织出《红楼梦》殊途同归、浮生若幻、终归一梦的主题。受《红楼梦》影响，张爱玲也将文学触角伸及女性内心和世界，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她以孤傲、犀利、冷僻、悲凉的文笔塑造了一系列人格失常、心理变态的形象，有《倾城之恋》中把婚姻当做赌注的情场高手白流苏、《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自甘堕落的女学生葛薇龙等。
三、悲剧意识的继承
可以说，《红楼梦》是一部悲剧，悲在一切有价值的美好的毁灭，悲在“情”与“爱”的转瞬即逝、各自飘零，这种世事无常的无奈积聚在曹雪芹的笔下喷薄出浓得化不开的悲戚和苍凉。细细品读她的作品“仿佛华美纷纭的人间悲剧在废墟上上演，没有灯光，只有惨白的月光，没有热闹的音乐，只有一支幽咽的短笛吹奏，等到剧终人散，留下的仍是旷古的荒凉。”[2]文中显而易见的“荒凉”是张爱玲作品一以贯之的底色，亲情的冷漠、婚姻的虚假、欲望的处处彰显着衰颓时代的荒诞和疮痍。如《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为了金钱卖身于姜家委身于残疾人，做了黄金枷锁下的奴隶，财欲的膨胀和的压抑终使她精神分裂、心理扭曲，并成为一步步埋葬了儿女幸福的罪魁祸首。
结语
通读张爱玲的作品，无论是在小说取材、对女性命运的关注以及文章整体弥漫的悲剧意识等方面都和曹雪芹的《红楼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可以说，张爱玲毕生对《红楼梦》偏执的爱恋以及数十年的考据、研究使得《红楼梦》的精髓早已淋漓渗透进她的小说创作中，她在文坛地位的奠定以及文学成就的取得离不开《红楼梦》源源不断供给的灵感，同样她也以另一种方式成就了《红楼梦》的传承和延续。
【参考文献】
[1]于青.论传奇[J].当代作家评论，19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