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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的诗全集范文1
关键词： 《源氏物语》 桐壶更衣 《长恨歌》 杨贵妃 差异
前言
《源氏物语》是创作于十一世纪的日本最著名的物语作品，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长篇小说之一。全书共54回，一百余万字。通常认为作品由三个部分组成。前三十三回为第一部分，叙述主人公光源氏达到“荣华之巅”的过程；第三十四回到第四十一回，是第二部分，叙述光源氏的命运急转直下，由“荣华及顶”跌入“悲惨深谷”的过程；第四十二回至最后为第三部分，叙述光源氏后代薰君为主角，叙述薰君、皇子与三个女子的故事。
《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出身于书香门第，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汉学教育，她深厚的汉学教养也充分地体现在她的文学作品之中。《源氏物语》中大量引用了中国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歌，特别是其代表作《长恨歌》的身影多次出现在各卷。在首卷〈桐壶〉中写道，“妃のためし①”，把桐壶天皇对桐壶更衣的宠幸比作唐玄宗对杨贵妃的关系，整卷是以白居易的《长恨歌》作为基本的构思来展开的。
桐壶更衣的形象和杨贵妃多有重合。如，有关桐壶更衣容貌之美的叙述“太液芙蓉、未央柳も、げにかようひたりし容貌を（后略）”，引用的是《长恨歌》“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②”之句；桐壶天皇思念早逝的桐壶更衣的叙述“（朝夕の言ぐさに、）翼をならべ、枝をかはさむと契らせたまひしに、かなはざりける命のほどぞ尽きせずうらめしき”，引用的是《长恨歌》“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尽时，此恨绵绵无绝期。”之句。《源氏物语》的作者借用脍炙人口的《长恨歌》的丽词佳句，使桐壶更衣的形象跃然纸上。
但是这种借用，大都局限在词汇、语句上，并不涉及故事的主题。本文着眼于桐壶更衣和杨贵妃在宫中的地位、
死亡原因的差异，并简单分析带来此种差异的文化根源。
一、桐壶更衣与杨贵妃的宫中地位的差异及其文化根源
《长恨歌》“姊妹兄弟皆列士，可怜光彩生门户”一句，咏的是自杨玉环被封为杨贵妃，姊妹封夫人兄弟封公卿，封地受奖；杨家门户生光彩，令人羡慕又向往的情景。据史记载，杨贵妃已死的父亲被追封为大尉齐国公，叔父被拜为光禄卿，兄弟杨为鸿胪卿，杨为侍御史，杨钊为司空，长姐玉佩封为韩国夫人，三姐玉筝封为虢国夫人，八姐王钗封为秦国夫人。应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说法，“遂令天下父母，不重生男重生女”。
此外无论是昂贵的饰品，“金步摇”（云鬓花颜金步摇）、“金雀玉”（翠翘金雀玉搔头），还是来自唐玄宗的溺宠，“从此君王不早朝”，“承欢侍宴无闲暇”，“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等，无不说明杨贵妃在宫中的尊贵地位。一个地方官吏的女儿，只因为得宠于皇帝，在宫廷上占据了至高地位，享受了无限荣华富贵，而且这种地位持续了十年以上。
相比之下，同样受恩宠的桐壶更衣的宫中地位却远不及杨贵妃。桐壶更衣的父亲大纳言也早逝，却没有半点封拜；其兄弟姐妹也没有一个人因桐壶更衣的受宠而被册封和高升的。杨贵妃一家的飞黄腾达，在《源氏物语》〈桐壶〉卷中，丝毫没有被继承。而且，桐壶更衣住的地方在后宫的东北一角，离桐壶天皇居住的清凉殿甚远，这也充分表示桐壶更衣在宫中的地位之低。不但如此，因为受宠，招来其他后宫佳人的妒嫌，最终卧病不起，抑郁而死。
两部作品的女主人公都受宠于君王，但是《源氏物语》〈桐壶〉卷中的桐壶更衣与《长恨歌》里的杨贵妃在宫中地位截然不同。
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所仰仗的帝皇的实权不同。公元712年，睿宗把皇位让给了李隆基，但是太平公主仍然掌握了朝政大权。公元713年七月三日，唐玄宗李隆基亲自率领兵马除掉了太平公主和她的手下骨干几十人，将倾向太平公主的官员全部罢官废黜。终于掌握了皇帝应有的权利，彻底巩固了皇权，成为至高无上的存在。杨贵妃名义上是贵妃，但是当时没有皇后，所以实际上就是唐玄宗的皇后了。玄宗对她恩宠备至，大臣、贵族、宗室争先恐后结巴杨贵妃。其他妃子有不满，也无济于事。
而在日本，摄关文化是平安时代特有的政治文化，也是《源氏物语》的政治主线。在摄关政治制度下，天皇完全成了藤原氏的傀儡，没有政治实权。再加上，桐壶更衣没有有力的后援者，因此桐壶更衣即便深受天皇的宠爱，也没能提升为女御；当桐壶更衣受到其他妃子的忌恨、诽谤，桐壶天皇也只能陪着默默落泪，而爱莫能助。
二、桐壶更衣与杨贵妃的死亡原因之差异及其文化根源
桐壶更衣与杨贵妃都“死于非命”，这一点是一致的。但是桐壶更衣因其他妃子的嫉妒与嫌弃，最终抑郁而死；而杨贵妃因招致满朝怨恨，将士不满，被迫自缢而死，两者有本质上的区别。
《长恨歌》里描写杨贵妃之死的诗句如下：
渔阳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
翠华摇摇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
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
为什么“六军不发”呢？那是因为当时把持朝纲的杨贵妃的堂兄杨国忠极为奢侈腐化，又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弄得田园荒芜，民不聊生。加之唐玄宗过度沉迷杨贵妃的美色，不理朝政，最终招致“安史之乱”。这里的“六军”是指护驾士兵龙武军和羽林军，既代表官员将士，更代表广大民众。因此，杨贵妃死于民愤。
相比之下，桐壶更衣之死又如何呢？
「上部、上人なども、あいなく目をめつつ、［いとまばゆき人の御おぼえなり。唐土にも、かかる事の起こりにこそ、世も乱れ、しかりけれ］と、やうやう天の下にもあぢきなう、人のもてなやみぐさになりて、妃の例も引き出でつべくなりゆくに、いとはしたなきこと多かれど、かたじけなき御心ばへのたぐひなきをみにてまじらひたまふ。
“上部、上人なども、あいなく目をめつつ”一句，是借用了《长恨歌》“京师长吏为之侧目”之句。说什么唐朝就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事，才发生了安史之乱，于是，普天下人心慌慌，俨然把更衣当作了祸国殃民的杨贵妃，弄得更衣在宫中如坐针毡，度日如年。但是，相对“京师长吏”的“侧目”表达的是广大民众的不满和愤恨而言，“上达部（指三位以上的达官），上人（指被允许上殿的四五位官员）”的“侧目”主要是因为桐壶更衣独揽了桐壶天皇的溺宠，使自己辛苦送入宫中的女儿无法得到宠爱，继而失去摄官政治的地位。
特别是桐壶更衣生了光源氏后，来自其他后宫佳丽的嫉妒、欺辱越发严重，终于在光源氏三岁那年，卧病不起，抑郁而死。
如此所述，桐壶更衣与杨贵妃的死亡原因天壤之别，主要是因为日本处于摄关制度下。那些达官贵人把持朝政的唯一途径便是将子女送入宫中生下皇子，再千方百计地让这个皇子成为太子，在这位太子登基之后，自己作为天皇的外祖父充任摄政关白。然而桐壶更衣的受宠，使他们企图成为下一任天皇外祖父的梦想破灭。特别是桐壶更衣之子光源氏无与伦比的体态品貌，足以争夺皇位，给摄关政治“上达部，大人”造成极大的威胁，来自其他妃子的嫉妒和诽谤自不用说。最终抑郁而死。
结语
本文以“论《源氏物语》中桐壶更衣与《长恨歌》中杨贵妃的差异”为题，着眼于桐壶更衣与杨贵妃在宫中地位、死亡原因的差异，并简单分析了带来此种演变的原因。
注释：
①原文引自『新日本古典文学全集（小学、1998）。以下同。
②原文引自刘逸生主编《白居易诗选》（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以下同。
参考文献：
［1］紫式部.现编日本古典文学全集・24，源氏物语.小学馆，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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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逸生主编.白居易诗选.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
［5］周相录.长恨歌研究.巴蜀书社，2003.
白居易的诗全集范文2
关键词：唐代；宦游；士人；因宦而游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8－0212－03
一、因宦而游之题材
唐代宦游之发达，很重要是受制于地方政府的品官必须遵守的“本籍回避”。唐代官人获授品官以后，便要按照规定必须本籍回避，到他乡任官。这种制度形成了地方政府中的品官多为外籍人士，而并非本籍本地人。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唐朝官人从入仕的那一天起，便是人生游动的开始。对此，刘秩称：“隋氏罢中正，举选不本乡曲，故里闾无豪族，井邑无衣冠。”[1]当是刘秩对当时官员任职时的本籍回避制度这一社会现象的真实描述。
作为政治制度，在唐朝各地任职的品官，在任期届满后，必须回到京师等待中央的指派，等候新的职务的分发。这种规定再加上前述地方官员本籍回避的原则，使得当时官员们经常性地奔波在任所之间，以及任所与京城之间。正如代宗时尚书左丞贾至所说：
士居乡士，百无一二，累缘官族，所在耕筑，地望系之数百年之外，而身皆东西南北之人焉[2]。
此话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社会上为官之人的现实状况。以元稹和白居易为例，可视为唐代官员长期“宦游”的典型案例。元稹与白居易共同倡导新乐府，元稹21岁入仕，53岁去世，前后30年，仕河中府、校书郎、监察御史、江陵府士曹参军、通州司马、虢州长史、同州刺史、浙东观察使、武昌军节度使，一生辗转七地为官，长期奔波于不同的任所之间[3]。至于白居易，李商隐在为其所作的墓志铭中曰：
公字乐天，讳居易……元年……补周至尉。明年，试进士，取故萧遂州为第一。事毕，为集贤校理。一月中，诏由右银台门入翰林院，试文五篇。明日，以所试制加段佑兵部尚书、领泾州，遂为学士、右拾遗。满将拟官，请掾京兆，以助供养，授户曹……上由是赐钱直券，以居其孙。在职三年……五年，会忧，掩坎庐墓。七年，以左赞善大夫箸吉……贬江州。移忠州刺史。穆宗用为司门员外。四月……又贬杭州……出苏州。授秘书监，换服色。迁刑部侍郎，乞官分司，得太子宾客。除河南尹……九年，除同州，不上，改太子少傅。申百日假。又二岁得病薨官[4]。
从白居易墓志铭可以看出白氏为官之后的主要升迁的宦游情况，他“因宦而游”阶段开始于京城，然后经历泾州、江州、忠州、杭州、苏州、河南和同州等地，并且这之间还要经常往返于京城与这些任所之间[5]。而这还仅仅只是白居易的“因宦而游”阶段，在其取得官职之前的几年里，还经历了“为宦而游”的阶段。诸如白居易这样，自进士及第之后，有官可任已经算是相当幸运的了，而有的士人在一任期满之后要回到京城等候任命，如果不顺利则可能花去更多的时间去打通关节。正因为如此，后人将他们二人冠以“元白”连称。这不仅仅是指他们的文学创作相近，更是宦游经历的相同。
唐代的这种官僚制度给官员所带来的宦游生活，也使得官员的生活日益“城市化”。官员的生活所需，如吃住行等，都必须依靠城市来供应。官员要频繁地在各任所之间迁移，包括往来于京师与任所，实非易事。事实上当唐代的宦游成为社会行为之后，社会便为官员们的宦游提供最大的方便，服务于“因宦而游”的既定事实。
若以一个官员的整个人生为例，其一生的宦游以授官为分界，其授官前系“为宦而游”阶段，授官后则是“因宦而游”阶段。
唐代士人的“因宦而游”阶段的开始，是在取得任官资格之后，委派于异地任职开始。由于宦游成为官员们的常态，所以在唐诗中，“宦游”一词常常出现于离别之时，而且颇有些无奈与伤感。如李峤《送崔主簿赴沧州》曰：“紫陌追随日，青门相见时。宦游从此去，离别几年期。芳桂尊中酒，幽兰下调词。他乡有明月，千里照相思。”[6]表达出友人由于宦游不得已而前往他乡，且要分别多年的相思之情。王勃的《杜少府之任蜀州》：“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7]虽说是千古传唱的名句，却也建立在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基础之上。所谓《送孙胜》“桐花暗澹柳惺，池带轻波柳带风。今日与君临水别，可怜春尽宋亭中。”[8]还有王维的《别弟缙后登青龙寺望蓝田山》：“心悲宦游子，何处飞征盖。”[9] 显现出诗人对于宦游的无奈之情。李颀的《送刘主簿归金坛》：“与子十年旧，其如离别何。宦游邻故国，归梦是沧波。”[10]表白的是因宦游而背井离乡，而当回到故乡时又感到无限的伤感。刘长卿的《送郑司直归上都》“岁岁逢离别，蹉跎江海滨。宦游成楚老，乡思逐秦人。”是一生宦游在楚地，而心中想念故乡之人的相思之苦的直切表达。岑参的《送郑堪归东京汜水别业》：“因悲宦游子，终岁无时闲。”[11]则是终年忙碌的宦游之人，伤悲无闲暇时间的叹息。
“为宦而游”是痛苦的，又无奈的，为了生活，为了仕途，官员不得已宦游在漫漫的人生道路上。而长安灞桥的折柳赠别则成为当时送别宦游的代名词。李白在《忆秦娥》中记到：“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12]古道残阳，灞陵伤别，更是平添了几多惆怅。真正是“此别又千里，秦吴渺天涯。月明关山苦，水剧陇头悲。借问几时还，春风入黄池。无令长相忆，折断绿杨枝。”[13]相会与离别同在，伤感与祝愿交织，人生大抵如此。
二、送离别恨之题材
考察唐诗，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唐诗之中送离别恨的题材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诗人多与离别之时表达自己的心情。如大诗人贾岛，现存诗401首，其中专门写送别的诗就达到107首，如《送别》之“丈夫未得意，行行且低眉。素琴弹复弹，会有知音知。”[14]送别依依，知音何在。孟郊的《送温初下第》“日落浊水中，夜光谁能分。高怀无近趣，清抱多远闻。欲识丈夫志，心藏孤岳云。长安风尘别，咫尺不见君。”[15]颇有些自己怀才不遇之情感表露。而一首《送韩愈从军》“志士感恩起，变衣非变性。亲宾改旧观，僮仆生新敬。坐作群书吟，行为孤剑咏。始知出处心，不失平生正。凄凄天地秋，凛凛军马令。驿尘时一飞，物色极四静。王师既不战，庙略在无竞。王粲有所依，元瑜初应命。一章喻檄明，百万心气定。今朝旌鼓前，笑别丈夫盛。”[16]则表现出大丈夫报效国家的英雄气概，虽是宦游别离，意境迥然不同。
至于边塞诗人岑参的一曲《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犹着。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黪淡万里凝。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17]此诗为读者展现的不仅仅只是离别之伤感，而是大气雄浑的北国风光和为国献身疆场的戍边将士，催人泪下感人至深，真不亏为送别诗之佼佼者。还有《送崔子还京》的：“匹马西从天外归，扬鞭只共鸟争飞。送君九月交河北，雪里题诗泪满衣。”[18]寥寥数语，寄托着多少人生的情感。岑参现存诗403首其中送别诗就有125首，占了31%，由此可见，宦游在唐代官员的生活当中占有写到大的比重，对于这一点，我们今天是体会不到的。
由于唐代官员因宦而游的普遍性，因而对于官宦们而言，离别似乎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的时常事，而诗中之离别则往往发生于有人要去外地任职，或前往为官的下一目的地，诸如此类的离别多发生于宦游之中。
三、为宦而游之题材
与前面的“因宦而游”阶段相比较，“为宦而游”阶段士人的游多是主动的，且灵活性较高，自由度较大。而进入“因宦而游”之后，官人的游都为被动的，灵活性低，游与不游多听命于上级的委任官职的安排，自由性较小。因为唐代对官员的旅程有严格的规定，如凡乘驿马必须按驿道前进，若不依驿路前行者谓之“枉道”，就是今天的借公事旅游，而“诸乘驿马辄枉道者，一里杖一百，五里加一等，罪止徙二年。”[19]也就是说，多走一里路就要“杖一百”，而多走五里路则“罪止徙二年”，即流放二年徒刑，可见对馆驿和入住人员的管理是相当的严格。而在我们今天，不要说是多走1里路就是多走100里路也没有人去过问，更不要说是犯罪了。
作为盛唐气象的缩影之一，“宦游”在唐代士人的生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归结其要点大致有二：一是潜在官员之宦游多是主动自主进行，目的就在于打响名声，得到上层的认识与欣赏，进而为自己进步入仕途谋得便利。二是现职官员的宦游大多为被动、非自主的进行，其宦游多是由于朝廷的“本籍回避”的任官制度，以及频繁调动的官吏管理制度所决定。通过对潜在官员与现职官员他们之间的宦游作为两种不同的宦游类型的研究，无疑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唐代盛极一时的宦游活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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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彭定求，等.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99：1245.
[10] 彭定求，等.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99：1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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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韩泉欣.孟郊集校注[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301.
[16] 韩泉欣.孟郊集校注[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314～315.
[17] 陈铁民，侯忠义.岑参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314～315.
白居易的诗全集范文3
关键词：枕草子 中宫定子 孤寂 悲运
《枕草子》是清少纳言根据自己宫中生活经验而创作的文学作品。清少纳言作为一地方长官之女，有幸入宫伺候天皇的中宫藤原定子。她进宫当初，中宫定子之父藤原道隆任职关白（后人因之称他为中关白），兄长藤原伊周就任内大臣，这时正值中关白家处于繁荣的巅峰时期。清少纳言切身感受着宫廷之高雅与威严，她把对中宫定子及其一家的赞美以及留驻心中的所谓美好事情一一记录下来，于是便诞生了日本第一部随笔文学作品《枕草子》。
但是，好景不长。由于中关白的突然辞世，其家庭接二连三出现变故，瞬时间中关白家就步入了没落之途。《枕草子》是一部宫廷文学性质的作品，作者或许为保持作品颂扬宫廷的一贯性而不愿提及中关白家的逆境。尽管如此，我们从作品的一些场面描写与人物对话中，仍然隐约地感觉到作者的笔端在不经意中触及了中宫定子的孤寂与悲切。本稿拟以《枕草子》第一百三十七段为例，分析中宫定子悲运产生的背景和根源，并进一步探讨这部作品的一些文学特质。
一.中关白家盛衰的经纬
《枕草子》第一百三十七段开头有这么一段描写：
已故关白大人等已不再来。人世变得大案突起，乱纷纷的。中宫也不再进宫，到小二条府去住。对于那里，我总有些心绪不佳，便长期隐居家中。不过，还是不免牵挂中宫周围的情况，毕竟不可能这样呆得下去。……
中关白藤原道隆去世后，由于“人世变得大案突起”，中宫定子搬到了小二条宫居住。从此，中宫定子开始过上跟从前完全不同的生活。那么，中宫定子为何要搬离原来的寓所而另住他处？“人世变得大案突起”又是指什么事件呢？让我们先分析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
正历元年（990）七月，藤原兼家死后，其长男藤原道隆继任摄政，接着成为关白。藤原道隆为巩固政权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那一年初，他把年仅十三岁的长女藤原定子安排入宫，成为一条天皇的皇妃，并于同年十月立其为中宫（相当于皇后）。正历三年（992）又把十九岁的次男藤原伊周由参议提升为权大纳言，两年后提升为内大臣。另外，藤原道隆还把十六岁的四男藤原隆家擢升为权中纳言，使之加入公卿行列。清少纳言入宫伺候中宫定子的最初两年，正是中宫定子在皇宫度过的最美好日子，同时也是中关白家处于极度繁荣的时期。这一情形在《枕草子》第二百六十段中有较为详尽的描写。
然而，历史的发展却出乎人们的预料。长德元年（995）四月，中关白藤原道隆突然抱病离世。在去世前一个月，藤原道隆自知因病重无法继续主政，便想方设法从一条天皇那里弄一份让藤原伊周接替自己的圣旨。但他的胞弟藤原道兼和藤原道长却极力反对这一人事安排，而且他们也在觊觎着自己身后的政权。不久，藤原道隆在对中关白家的前途充满忧虑与不安之中匆匆辞世。藤原伊周依仗其妹中宫定子受到一条天皇的宠爱，加上每天不间断地进行祈祷，期盼着自己继任关白的圣旨早点下来。但在这一关键时刻，一条天皇却毅然让藤原道兼继任关白。据说这是因为藤原道兼在当年规劝花山天皇退位、协助一条天皇继位方面立下过汗马功劳。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刚掌握天下政权的藤原道兼，因受流行温疫的袭击，继任关白仅仅一周，便溘然而逝，留下了“七日关白”之名。其后的政权演变为藤原伊周与藤原道长俩叔侄间的激烈争夺。由于藤原道长得到一条天皇之生母藤原诠子的鼎力支持，在藤原道兼死后的第三天便接到担任内览的圣旨。一个月后，藤原道长越过内大臣藤原伊周而就任右大臣，从而成为氏族长者。
但是，藤原伊周并不想轻而易举地将政权拱手相让。他在一次公卿会议上与藤原道长发生争执，几天后其胞弟藤原隆家一方的侍从因此与藤原道长的侍从发生斗殴，导致后者出现伤亡。与此同时，藤原伊周的外祖父高阶成忠指使阴阳师对藤原道长进行大肆诅咒。就这样，双方在紧张的夺权气氛中度过了长德元年。
叔侄俩之争，刚进入第二年便以藤原伊周的失败而告终。可以说藤原伊周是因为自己的阴差阳错与有勇无谋而使自己甘拜下风的。这年初春，当时藤原伊周跟藤原为光的三女有往来，而花山上皇跟藤原为光的四女又有情人关系，结果藤原伊周就把花山上皇的情人误认为自己的恋人，于是就把这件事告诉藤原隆家。藤原隆家为吓唬和警告对方，便令手下以箭射之。谁知飞箭射中花山上皇的衣袖。正好彼时，病榻上的藤原诠子发现自己的寝殿里被人放置用于诅咒的傀儡玩偶，后被推断是藤原伊周所为。而且，另有消息说藤原伊周胆敢违抗朝廷命令，大张旗鼓地对藤原诠子举行其他诅咒活动。这一系列的“大不敬”行为，终于招致藤原伊周与藤原隆家分别被贬为大宰权帅和出云权守（均为地方次官），流放外地。这时，距中关白藤原道隆去世正好一周年光景。就这样，中关白家意外地走上了衰败之途。
二.中宫定子的孤寂与悲运
毫无疑问，第一百三十七段中提到的“人世变得大案突起”，指的就是中关白藤原道隆因病暴亡后政权更迭的历史事实。长德元（995）年的四月末，藤原伊周和藤原隆家被驱离京城后，中宫定子不得已于当年七月“不再进宫，到小二条府去住”。也就是说，由于中关白家族发生一系列不光彩的事件，中宫定子担心周围人们的议论而迁居小二条宫，干脆闭门不出，也几乎不去中宫御所了。出于这一原因，供职于中宫定子身边的清少纳言“总有些心绪不佳，便长期隐居家中”了。
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回到老家过着隐居生活的清少纳言不由得思念起中宫定子来。曾经对自己厚爱有加而如今却备受冷落的中宫定子究竟过得如何呢？清少纳言很是担心。恰巧此时，右中将源经房因为公务来到小二条宫，他在返回的途意造访清少纳言，并把在小二条宫的所见所闻如实相告：
“今天到中宫宝殿去拜谒，总觉得感慨万端。女官们的服装，不论下裳或唐衣都合乎时宜，无一穿得松松垮垮，都穿得整整齐齐，风姿俏丽地侍候中宫哪。我从帘旁空隙处偷偷往里一瞧，但见八、九个坐着，穿的是朽叶黄唐衣，浅紫色下裳，还有紫面绿里的还魂草色、黑红面青里的胡枝子色的衬袍，打扮得漂漂亮亮，并排坐着哪。
“中宫的庭前碧草，长得又高又密。我说：‘为什么让草长得如此茂盛？除掉就好啦。’‘是为了叫它接露水，供人观赏，才特意……’听答话声，是宰相君。这真是令人感触的事。女官们好多人说：‘那一位回家去住，太无情无义。中宫本想住在这里的时候，她纵然有更重大的事，也一定会来伺候的。可是，中宫即使这么想，又有何用？’等等。
“那意思大概是想叫我转告给你听。你进宫去看看吧！是一派伤心的景象哟！种在露台前的牡丹，颇有唐土情趣哩！”（一百三十七段）
小二条宫里的院子里长满了绿绿的野草，右中将源经房看到这一情况后便问宫女为何不除掉它们，一个叫宰相君的宫女却回答说专门让这些野草生长出来，以便接上露水让人观赏。在这些碧草丛中，也种植有牡丹花木，据说这些牡丹是为了让中宫定子的生活富有情趣而专门种植的。源经房来办公务时，无意中看到这一情景，想象着中宫定子在如此这般的环境中生活，很受震动，于是专门来到清少纳言的老家，向她转述中宫定子寂寞的生活近况。清少纳言听罢亦感慨万千，这一点在本段的稍后也提到过。
在一百三十七段中，光从描写小二条宫庭院的自然景观来看，也并非索然无味。因为对于右中将源经房来说，那里的“一派伤心的景象”，正是自己所深深感动之处。换言之，深受右中将和清少纳言触动的正是小二条宫那种寂寞惨淡的景象。然而，这部分的主题似乎并不在于此。
那么，这一段所描述的主题和中心到底是什么呢？仔细推敲，成为该段核心内容的其实就是宫女宰相君的那句话“是为了叫它接露水，供人观赏”。关于这一点，日本著名学者池田龟鉴曾指出这段内容跟白居易的诗文世界有着很深的关联。《白氏文集》第九卷中的“秋题牡丹丛”的诗歌内容是这样的：
晚丛白露夕，衰叶凉风朝。
红艳久已歇，碧芳今亦销。
幽人坐相对，心事共萧条。
这首诗所描写的是，牡丹花尽管在其盛开之时美丽无比，但毕竟会花开花落，到了秋天却只会留下残枝，连一片树叶的影子都没有，只好跟幽人（白居易对自己而言）寂寞地形影相对。生活在小二条宫的中宫定子的状况正好与白居易诗中所表达的这种孤寂心境相似，所以这种情形被右中将经房和清少纳言所感动。
尽管主家遭受着衰落的悲运，但是“女官们的服装，不论下裳或唐衣都合乎时宜，无一穿得松松垮垮，都穿得整整齐齐，风姿俏丽地侍候中宫”。可以看出，中宫定子身边的女官们为了不伤害主家，仍然保持着以往的生活习惯，毫不气馁并一如既往地伺候着中宫定子。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院子里的牡丹虽然绽放得如此美丽动人，但放眼望去，周围的野草也是“郁郁葱葱”，让人不禁有种难以言语的凄凉感觉。看到穿着华丽服饰的女官们那种精神饱满的神态和与此相辉映的眼前那片碧草，右中将经房便满怀不悦地提议将野草除掉，但宰相君女官却得意地回应说是为了接露水而留下供人观赏的，话语轻松干脆，似乎毫无顾虑。无怪乎听到这一回答的右中将觉得“这真是令人感触的事”。其实，与那茫茫丛生的碧草相反，华丽盛开着的牡丹才是悲运之花，因为它象征着美貌而失落的中宫定子，而眼前这一切也正好反映着中宫身边女官们的复杂心态。
清少纳言在《枕草子》里描写了自己对中关白家的赞美与崇拜，也表达了自己对中宫定子的热爱与欣赏。中关白家没落期间，清少纳言一直守候在中宫定子身边，直至中宫定子去世。但这些令人伤感的情形在作品中几乎没有被描写，这应该说是很自然的。尽管如此，清少纳言在通过作品记录宫中生活的过程中，有意无意间留下了自己并不情愿记叙的内容。本文着重考察的第一百三十七段即属于这种情形。耐人寻味的是，这一章段跟白居易的作品存在着很深的关联。也就是说，作者并不是单纯地去描写自然界中的植物，而是通过白诗的古典联想来活生生地叙述中宫定子的悲运。也就是说，古典的东西被活用于现实，现实又将其上升为一定的高度。清少纳言的聪颖与智慧，正是通过白氏作品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这一点可以说是《枕草子》这部随笔文学作品的一个显著特征。
参考文献：
[1]松尾聪、永井和子校注 译：《枕草子 新编古典文学全集18》，小学馆，1997年.
[2]于雷译：《枕草子》，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3]池田龟鉴著：《研究枕草子》，至文堂，1963年.
[4]藤本宗利著：《枕草子研究》，风间书房，2002年.
白居易的诗全集范文4
在今日渴望借鉴园林的建筑师观念里，常常见到一些争论：高古与明清园林孰高孰低？哪一种更值得借鉴？一个时代的园林风貌区别于另一个时代，变化的推动原因是什么？园林中占据核心的，是形式还是功能的诉求？抑或心灵的诉求？雅俗之别是否存在？这都成为我们温固园林史应备的问题。
中国园林自秦汉开始，在皇家苑囿里表现为追求得道成仙，模仿星象秩序建造宫室和园林，把山水造成神仙方士的仙境。汉武帝在秦代的旧苑址扩建上林苑，成为规模宏大的建筑群，模仿神仙宫苑，苑址跨越长安、成阳、周至、户县、蓝田五县县境，灞、沪、泾、渭、沣、镐、涝、八水出入其中，范围四百余里。昆明池“池中有龙首船，常令宫女泛舟池中，张凤盖，建华旗，作棹歌，杂以鼓吹，帝御豫章观临观焉”（《三辅故事》），“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班固《西都赋》）。汉武帝在建章宫西北部建造占地十顷的太液池，为了求神祈仙，建造瀛洲、蓬莱、方丈三座神山，成为“一池三山”模式之开端。秦汉时期园林主要追求象征神仙境界的山水，占地广大，力求逼真，用真山真水模拟仙境。
这一时期见于记载的私人园林模仿自然山林创造私园，并将自然山石纳入造园。西汉茂陵富商袁广汉在洛阳北邙的私园“构石为山”，东汉外戚孙寿在洛阳城门内造私园“采石筑山，十里九阪，以象二崤；深林绝涧，有若自然；奇禽驯兽，飞走其间……（《后汉书-梁统传》）”东汉时期，门阀世族和世俗地主逐渐形成，汉末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老庄哲学、佛教道教成为出于避世的心灵和行动的需要，玄谈成为士人风尚，品评行为举止的魏晋风度也成为贵族和士人的追求。山水诗、山水画的出现，成为中国人观察山水、想象山水、描绘山水、在园林中创造山水的创世纪篇章。从“古巢居穴处日岩栖，栋宇居山日山居，在林野日丘园，在郊郭日城傍（谢灵运《山居赋》）”等隐居的方式中，逐渐推崇在城市的宅院旁造园以供日涉成趣的隐居方式。（参考《中日古典园林比较》曹林娣，许金生P14-18）
南朝宋的宗炳《画山水序》影响后世绘画和风景观念。“竖画三寸，当千仞之高，横画数尺，体百里之迥”，将自然山水收于尺幅之中，既是透视画技法，也是以小见大的设想；宗炳将游览过的山水“皆图于四壁”，在室内卧游，“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宋书-宗炳传》）”。对生命的情感、居住的幻想，在宗炳画论里清晰地和山水联系在一起。南齐谢赫的《古画品录》提出“六法”；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不仅影响后世山水画的创作，也影响园林中的布局构思、意境经营。
这一时期有名的私人园林，包括顾辟疆的私园、广陵徐湛之私园、戴J宅园，仿若自然，却有着人为有意识的创造。如庾信《小园赋》中对园林的想象，“余有数亩弊庐，寂寞人外……虽复晏婴近市，不求朝夕之利；潘岳面城，且适闲居之乐……一寸二寸之鱼，三竿两竿之竹。云气荫于丛著，金精养于秋菊……落叶半床，狂花满屋。名为野人之家，是谓愚公之谷。试偃息于茂林，乃久羡于抽簪。虽无门而长闭，实无水而恒沉。”在一些学者看来，是从写实向写意的过度（参考《中日古典园林比较》曹林娣，许金生P18）。这一时期，皇家园林和士人园林有着同样的追求，南朝梁简文帝萧纲“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有濠濮涧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一’”言辞中与庾信的理想并无二致，此时我们也能从中读出，园林虽小，但经由一番营造而有山林的趣味，同时近市面城，且适闲居之乐，兼顾隐居和生活。
及至唐代，山水画进一步发展，不再是“人大于山，水不容泛”（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大小李将军的金碧山水，项容、王洽的泼墨山水，前者是至极的绚丽，后者是至极的朴素，大概也分别影响着不同的居住和造园理想。中唐隐居的思想，白居易提出新的创见：“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在六朝文人居住理想上，继续肯定在城市之中“中隐”。白居易在贬官江州司马之时（宪宗元和十二年），在庐山香炉峰下构筑草堂。“矧予自思：从幼迨老，若白屋，若朱门，凡所止，虽一日二日，辄覆篑土为台，聚拳石为山，环斗水为池，其喜山水，病癖如此。”（白居易《庐山草堂记》）晚年归休洛阳，又筑“履道里园”（太和三年829），是“中隐”的范本，园林面貌如何？“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谓土狭，勿谓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有堂有庭，有桥有船。有书有酒，有歌有弦。”（白居易《池上篇》）在童离先生看来，“乐天随时随地为园，取其精神，而不拘于形式。其视园，有如药石自y，以医鄙俗；有如饮食勿废，以养性灵。非若后世士夫之亭台金碧，选色征歌，附庸风雅，丧志也（《江南园林志》，童，P22）。
除此以外，杜甫在成都的草堂，王维隐居终南山的辋川别业，也是唐代文人园林典范。白居易的造园实践承上启下，从六朝画论中的卧游山水到咫尺园林。五代至南唐，宫廷绘画中流行“文人雅集”、“江山高隐”的题材，这一主题在绘画中不断描摹的同时，也越来越成为文人生活的理想。
及至两宋，到达诗情与画意结合之鼎峰。北宋画家崇尚全景山水，南宋转变为一角半边的构图。文人诗文绘画的创作，也为园林的创造拓展丰富的想象。园林中出现了更多精致的品题景观，诗与画有着更多的结合，园林以诗立意、以画意经营。物质生活的富足，让百姓和文人都能够追求更为精致的物质审美，宅院与园林成为琴棋书画等雅集活动展现的地点。宋代园林从精神气质上说，如同这一时期的日常用品，也具备一种实用主义的精雅风格。
从画论中可见涉及园林的不同范畴，讨论何谓美与诗意。其一，关于园林的功能与布局。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提出“世之笃论，谓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画凡至此，皆入妙品。但可行可望不如可居可游之为得，何者？观今山川，地占数百里，可游可居之处十无三四，而必取可居可游之品。君子之所以渴慕林泉者，正谓此佳处故也。故画者当以此意造，而鉴者又当以此意穷之，此之谓不失其本意。”用来作为园林的标准也非常适切，可视为园林与人活动的关联，换言之，不仅只供远观冥想，且在赏心悦目之余，还可进入其中，将园林作为真山真水体会玩赏。其二，对园林意境的追求，对真善美的渴求，对技术的超越成为新的关怀。欧阳修曾写“萧条淡泊，此难画之意，画者得之，览者未必识也。故飞走迟速，意近之物易见，而闲和严静，趣远之心难形。若乃高下向背，远近重复，此画工之艺耳，非精鉴之事也。”苏轼推崇“文人画”，“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他们的对画院画家探索技巧以外的情感表达有着推动的作用，南宋院体画家也一再以坡等人的诗意入画。其三，对自然细致入微的观察，这是绘画得以细腻，园林建筑得以体贴人心的基础，更是诗情与画意结合的基础。譬如对水的观察，苏轼写“古今画水，多作平远细皱，其善者不过能为波头起伏，使人至以手扪之，谓有洼隆，以为至妙矣。然其品格，特与印板水纸争工拙于毫厘间耳。唐广明中，处士孙位始出新意，画奔湍巨浪，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尽水之变，号称神逸。其后蜀人黄筌、孙知微，皆得其笔法。（《书蒲永异画后》）”韩拙的《山水纯全集》中对物象细致入微的观察，让今人赞叹，论及云，“云有游云，有出谷云，有寒云，有暮云。云之次为雾，有晓雾，有远雾，有寒雾。雾之次为烟，有晨烟，有暮烟，有轻烟。烟之次为霭，有江霭，有暮霭，有远霭。”我们羡慕宋代诗画中传递感情和自然的微妙，原因恰在于这细腻的体验。米芾对太湖石的审美提炼出“瘦透秀皱”，也成为后世赏石的标准。
画论关涉审美标准，两宋绘画给我们一窥园林与居住的面貌。其一，自然山体和人居住之间的互动，不同的自然山体，总有不同的建筑布局去应对和迎合，发挥自然的潜力；其二，园林中精心构思和设计，将四季景物收于自己的宅院；其三，画中包含着一种整体的居住观念，园林和生活密不可分，生活和自然密不可分，自然和园林密不可分。文人雅集也包含着对园林、居住的思考和设计，园林的设计不孤立于生活存在。
据童先生考据，北宋李格非《洛阳名园记》一书中提及园林二十余处，多为宋构，“其承唐旧者，有松岛，在唐属袁氏；有大字寺园，在唐属白乐天；有湖园，在唐属裴晋公。（《江南园林志》，童离）”两宋绘画与园林颇有互相写照的关系，诗文题咏吴兴风貌、刻画家产山水的，当有张先《十咏图》；隐居山间的，可见传为李公麟的《山居图》；宫廷雅集的至简至美，可参考传为徽宗的《听琴图》；山间住宅和园林布局关系的，可见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赵伯驹《江山秋色图》等；城市里的宅院，可见《清明上河图》。
李公麟的山居图，把文人雅集的活动和山水密切地嵌在一起，这和后来明清园林中大量叠山的自然理想也是一致的。
赵伯驹《江山秋色图》里，描绘一个在山坡上下盘桓不绝的房子。山顶上是三座品字形围合的硬山顶房子，屋檐下延续出一条凌空的连廊，连廊满装直棂窗。连廊和一间房的尽端搭出一个凌空敞亭，下部以木柱插在山崖，画家特别在敞亭里点缀一位休憩老者，亭下是山间茂密翠竹。从画里人的比例看，院子和房子都很小，这一个院子的山下部分，围合夯土院墙似乎是刻意做成云墙的形式，山石修筑的陡峭台阶和山顶连廊的走势隐约关联起来。这一处或可看做宅院和园林合一，因地制宜，别出心裁。（参考《宋画中的南宋建筑》，傅伯星，西泠印社出版社，2011）
南宋刘松年的《四景山水图》，可见在湖畔的宅院生活，四季景色不同，画中宅院表现的角度和布局也不同，我们可以将之理解为画家参考现实，以庭院的布局去贴合四季的特点。夏季，伸入湖中的亭子浸润四面荷风，离开湖面一段距离的，是可供园主人休憩的敞轩，临近湖畔，营建出几个层次。秋季，精心布置的曲廊，贴临山崖，面向湖水。园中一人坐在曲廊中，背后便是正值花期的桂花树。刘松年的四景山水图可见南宋住宅与园林结合的一个特点：较为疏阔，又不失曲折尽致，空间层次逐层推进，和自然环境融合在一起。
南宋更多小景，像是园林与宅院的真实摹写，多有房舍庭园文人和仆童，如传为南宋赵大亨《薇亭小憩图》等；另一些是直接表现庭院中景色，极其讲究构图和布置，如马远和夏圭的绘画。马远与夏圭在画中以布局和笔墨精到提炼诗意，在绘画构图上最贴近私人园林的视角对自然景色的截取和提炼。马远的巨石与瀑布之下的小景《雪滩双鹭图》包含着山石的审美、庭院一角景色布置的准则。明代曹昭《格古要论》评价马远“其全境不多，其小幅或峭峰直上而不见其顶，或绝壁直下而不见其脚，或近山参天而远山则低，或孤舟泛月而一人独坐，此边角之景也。”台湾学者高辉阳在《马远绘画之研究》一书中写，“马远秀骨天发，学所多能，尤于画学理趣更多撷涉，因而参炼为其奇艺之所资助。”马远的“边角”之构图，乃是因掌握了欧阳文忠和苏轼画论之精意而来，对画境之造作，据常理，重淡逸，展布白，构边角，搏实抵虚。马远的贡献，揭示了我国绘画构图的新境界。”的对审美的精益求精，是我们读宋人作品获益最多之处，园林里布置景物的思路，从精致小品中也可见一斑。
夏圭即如《格古要论》所说：“夏圭善画山水，布置皴法与马远同。但其意尚苍古而简淡，喜用秃笔，树叶间夹笔，楼阁不用尺界画，信手画成。突兀奇怪，气韵尤高。”夏圭作品的艺术风格，总体是：“墨气明润，点染烟岚，恍若欲雨，树石浓淡，遐迩分明。”夏圭淋漓尽致地发挥了中国绘画的水墨技法。如倪瓒评价的“岩岫萦回，层见叠出，林木楼观，深邃清远，亦非庸工俗吏所能造也。”（转引自《名画说疑续编》陈佩秋、陈启伟，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8）
蒙元取代两宋之后，元代士人文化在一种内省和缄默的方式中发展，从狮子林叠山可一窥元代技术与追求。及至明代，物质和文化再度繁荣，促使园林世俗化，“宅园合一”和“芥子纳须弥”成为普遍的追求，园林建筑化的倾向也更为明显。江南园林中的遗存，让我们今天仍有幸得见明代园林的精神气质，从明人笔记小说中，也可以看到园林的物质审美和精神诉求。现存古典园林“四大名园”中的两座，苏州的拙政园和留园分别建于明正德初年和嘉靖年间，其他如顾大典的谐赏园、上海潘允端的豫园和顾名世的露香园、无锡的寄畅园和西林、南林等名园，皆初建于明代中叶。此时有更多的文人笔记参与到园林建造和讨论之中，出现诸多著名的叠山匠人。园林理论如计成的《园）台》、林有麟的《素园石谱》，文人笔记如张岱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文震亨的《长物志》等，别号图的兴起，还有大量关于或虚构或真实的居所园林绘画，给我们留下很多想象园林的空间。（参考《中日古典园林比较》曹林娣，许金生P59-62）
白居易的诗全集范文5
关键词：“鹿”；意象；当代诗歌
《说文解字》中指示鹿是山兽的一种。鹿性情温柔，古代民间多将其视为神物。作为一种诗歌意象鹿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小雅・鹿鸣》中有“呦呦鹿鸣，食野之苹”等句，《国风》中的《野有死麇》，更是将鹿与美好的爱情相互连接：“野有死，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在这里，鹿作为传递爱意的媒介，表现了人们对于爱情的向往。此后，中国历代诗人对鹿都似乎喜爱有加。白居易有“糜鹿游丰草”。梅尧臣有“林空鹿饮溪”。黄庭坚有“岩前鹿卧看收帆”。李白更是对鹿情有独钟：“别君去时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鹿这一意象在他的笔下愈发宏大与灵动。概括来说，“鹿”在中国古代常见的古诗词中所表现的情感特征相对固定，与“鹿”同时出场的“山”“石”“林”等自然景色大都清幽空静，这使得鹿本身带有一种强烈的神秘意味，人们通常将其看作灵物的化身，它所代表的情感大都美好且热烈。
“鹿”在当代的重新出场最初大多是以类形象出现，延续或是继承了中国古代对鹿的传统想象，将其与爱情、青春等美好的感情相连。郭沫若在建国后以诗经《野有死麋》为母题，用现代汉语重新诠释了这首清新欢快的爱情诗：召南野有死麋/有位勇士打了一只鹿子回来……一位少女坐在一株白杨树下……勇士总说要把鹿子献给她①。五四之后，顾颉刚、、周作人等人就极大肯定了《召南・野有死麋》的爱情意味，一反郑玄、朱熹等所给的贞女、暴男之解释，将诗中所洋溢的欢快之情某撩频牡姥я骄手薪馔殉隼矗郭沫若对这首古诗的改写更将这种少男少女的爱恋表达地清新热烈。在这里，鹿作为传递爱情的媒介传达着人们对于爱情的向往。
朦胧诗的代表人物北岛同样没有错过对“鹿”的描写，写于七八十年代的《同谋》《无题》等都表现出了他对于这一意象的敏感与重视，在他的笔下，鹿更多地带有了一种时间、民族历史的意味。很多年过去了……一那只年轻的鹿在哪儿/或许只有墓地改变这里的荒凉……当我们回头望去/在父辈们肖像的广阔背景上/蝙蝠划出的圆弧，和黄昏/一起消失 我们不是无辜的/早已和镜中的历史成为/同谋……。这首诗写于70年代，整整一代人在那个混乱的时代里彷徨，“父辈”“墓地”“历史”“年轻的鹿”，这些词语在同一个空间一同出现，那只年轻的鹿是诗人渴望见到的，正如他渴望见到新生生命一样，在这里，古老与新生相互融合，聚焦于“鹿”这一关键性意象之上，就像是鲜明的一镜两面，“镜中的历史”与眼前的现实在一刹那同时显现，“鹿”便是此刻时间传递的媒介。
同样不容忽视的是戈麦在八十年代对“鹿”的书写，他在《大风》中意味深长地低吟：
“一个人满身秋天的肃杀，伫立在河上/神经的人，落魄的人，不食烟火的人/他在心中遇见黑夜，遇见时间/遇见蛛网上咯血的鹿，遇见一个宽广的胸怀……”。在这首诗中，“鹿”一反往常温和柔美之形象，变得遥远而冰冷，它并非在草原上奔跑的那头鹿，也非在山涧中若隐若现的那头鹿，它丢弃了那些阔大的空间背景，将生存点聚焦到了狭窄的蜘蛛网上，它不再奔跑、不再含情脉脉，只是在“咯血”，在无数个黑夜与过往的时间里专注于自己的悲伤。在诗人眼里，这只生活在黑夜里不断呕血的“鹿”，无时无刻不存在于时间的长流中。过往民族的苦痛，个体生命的悲哀都汇集到这头“鹿”的身上，此时，“鹿”蕴含的时间意味不仅仅是个人的，更通过民族的苦痛，将其推入到历史时间的书写当中。
在当代诗人中，对“鹿”最为钟爱的当属诗人骆一禾，在骆一禾的笔下，“鹿”同样具有爱情、青春等象征意蕴。《钟声》中闪着“栗色”大眼睛的长角鹿，无疑不是诗人心上人的化身；《突破风雪》中与金光菊一同出现的小鹿，更昭示着青春的张扬。然而在骆一禾所建构的诗歌世界里，“鹿”这一形象不仅仅蕴含着这些美好的情感，更通过其显示出来的大文化风格时间观，直接参与到骆一禾的诗学理论构建。
这突出表现在“鹿”与“黄昏”和“秋天”等意象的关系上。在骆一禾的诗歌中，“鹿”与“秋天”、“黄昏”处于同一空间之中，在诗人最重要的长诗《世界的血》中，曾不只一次描画过这一场景：“鹿群在成片地奔跑 正是黄昏/黄昏使平原鹿群的脊背波动/黄昏使鹿群的脊背斑斓/黄昏使白昼停落在东亚西亚的平原高山”②。“黄昏”是骆一禾诗作中一个另极为重要的意象，通过这一意象，突出表现诗人大文化风格的时间观念。骆的时间观念受到斯宾格勒的影响，“斯宾格勒认为人类文明一如人生，也有它的秋夏秋冬，有它的诞生、成长、解体和衰亡”③。因此会有文明的没落，骆一禾在斯宾格勒的基础上发挥了出了自己的大文化风格观点，他大大拉长了斯宾格勒的历史时间，从共时性的角度，将一代文明的兴起、繁盛、没落的时间拉长至一、两千年，由此他认为“我们正处在第三代文明的末端和第四代文明的起点，一个挽歌、诸神的黄昏、死亡的时间，同时也是一个新生与朝霞和生机的时间。”故而，在骆一禾的文明视野里，“黄昏”即意味着清晨，没落即意味着新生，诗人所谓的“大黄昏”则正是一个充满着希望的“此在”。
而“鹿”就是生活在这样的一片余晖中，它在黄昏里奔跑，那金亮的光波使它看起来充满生机，黄昏与白昼的同时存在更是使这层希望的意味更深一层。同样的表达在骆一禾的短诗中也普遍存在：“我回到秋之鹿苑，我经过/煤和月亮，经过海上风暴和海上落叶/一头仔鹿撒满阳光”。借助“秋”与“黄昏”的同质性，骆一禾传达出了同样的象征意蕴。秋天本是万物衰颓之季节，在这样的季节里，“我”回到秋之鹿苑，看到一头鹿在阳光下奔跑，不同于诗人此前在诗中所创造的“长角鹿”“鹿群”，此时在秋之鹿苑奔跑着的，是一头仔鹿，一头新生的仔鹿，它经过了“风暴”和“落叶”，经过了顽强的搏斗，最终回到了阳光下，这是秋天带来的新生命与新希望。
至此，“鹿”在当代诗歌中有了较为完整的象征体系。从郭沫若到北岛、戈麦，再到骆一禾，“鹿”的形象逐渐清晰，除了寄托着人们对于爱情的向往之外，“鹿”逐渐与强烈的时间意蕴相连，在北岛与戈麦的笔下，古老民族历史的沧桑通过“鹿”展现出来，骆一禾更是将“鹿”与自己的时间观相连，将其塑造成一个民族希望的化身。或许，那头产于秋天的仔鹿最终真的会带领我们走向新生的希望，它熠熠发光，照耀过去，也将照亮未来。
注释：
①郭沫若：《郭沫若全集5》，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62页。
②骆一禾：《骆一禾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33页。
③参见果树林：《世界的血・后记》，骆一禾《世界的血》，春风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133页。
参考文献：
[1]骆一禾著 张c编.骆一禾诗全编[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
[2]骆一禾著 西渡编.骆一禾的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3]西渡.壮烈风景――骆一禾论 骆一禾海子比较论[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2.
白居易的诗全集范文6
关键词：古代文学 教学模式 人格 当代意识 文本
2015年12月11日，林森浩因故意杀人罪被执行死刑，至此，复旦大学投毒案告一段落，两个年轻人用自己的生命悲剧给国内的高校和高等教育者敲响了警钟，中国大学的教育将何去何从，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人文精神的缺失、生命教育的忽视、人格培养的疏漏等将如何在各科课程的教学中渗透，成为每个教育者深思的问题。当今教育功利化、职业化、文学无用论等观念盛行，大学生重实用、轻素质， 重功利、轻人文，使古代文学教学在某种程度上被忽视，被边缘化甚至陷入了困境。但是古代文学是人文学科中的核心课程，其深厚的文化底蕴、经典的作家作品、深刻的思想哲理、浓重的人文关怀对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和健全人格的塑造起着其他学科无可替代的作用。研究性学习的教学模式逐步为各高校提倡和实践，本文结合古代文学的学科现状和教学改革实践对当下的古代文学课程研究性学习教学模式有以下几点思考：一，育人为本，注重人文教育；二，古为今用，树立当代意识；三，突出文本，重视经典阅读。
一.育人为本，培养健全人格
大学教育不仅要传授专业知识，更要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培养学生的品性、能力、责任和人格。大学首先培养的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人才。教育是“育人”而非“制器”，是以“文”化人而非以“识”造物。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工作发展就把育人文本作为教育工作的根本要求。人格是各种心理特性的总和，也是各种心理特性的一个相对稳定的组织结构，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它都影响着一个人的思想、情感和行为，使他具有区别于他人的独特的心理品质。人格能决定一个人的生活方式，甚至能决定一个人的品质。[1]古代文学教学应从“文学是人学”的角度出发，以人为本，牢固树立培养学生健全人格的现代教育意识。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正是一个展现古代文人志士的理想高尚人格，并引导学生在古人理想人格的感召下磨砺和提升自己，从而建立自己的健全人格的重要途径。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讲到：“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2]在具体的教学中可以结合作品和作者经历深入阐述古人的人格魅力，文学是人学，作家的经历和人格定可以穿越时空与当今的大学生产生情感的共鸣，心灵的共振。屈原的“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3]的高尚贞洁和“受命不迁，生南国兮”[4]的忠贞爱国；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5]的淡然洒脱和“既轩冕之非荣，岂袍之为耻”[6]的安贫乐道；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7]的仁爱忧民和悲天悯人的儒家情怀；苏轼的“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8]的旷达超然和“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9]的进退自如、宠辱不惊的人生范式均可以成为提高学生人文素养和塑造健全人格的良好教学资源。“任何健全人格的构想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当前经验与以往经验在文化积累中的一种综合。”[10]大学生通过古代文学的学习可以从古人的人生经历中吸取经验，从他们的人生智慧中汲取营养，从他们高尚的人格中吸收能量，从而提升自己的人文素养，培养健全高尚的人格。
二.古为今用，树立当代意识
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应坚守文学本位、史学思维和文化学视角的总体原则，突破传统的“重文学史的传授而轻文学作品讲授”的史学模式，从文学的学科定位和教学理念上更新。既不要给学生留下古代文学课程就是古代历史课的印象，还要结合文学是人学的本质属性，树立当代意识。教学从当下出发，联系时代和新闻热点，寻找古代文学与当今大学生现实人生的契合点，学古识今，古为今用。陈平原在追忆程千帆先生的文章中提到：“‘古典学者’应该具有‘当代意识’。……而（程千帆先生）在90年代中期与学生程章灿的对话中，则再次强调：‘研究古代文化文学，是为了现在活着的人，不想到这一点，我们的研究便没有意义。’”[11]教育的当下性关怀，是所有课程改革的重点，古代文学教学也不例外。在教学过程中活用热点新闻，把当下事件适时引入课堂，既可以拉近古今的距离，还能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课堂教学效果。2013年河南周口的平坟复耕事件可以在清明节前后授课时提及，并结合中国的“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12]的文化传统和关于清明时节的诗文引发学生讨论并思考“清明”节日背后的文化内涵和当今文化节日传统观念淡化甚至歪曲的现状，形成一种学习、保护、捍卫传统的文化自觉。2012年央视新闻中心在重阳节推出的大型新闻公益活动“2012我的父亲母亲”，其中一位白发苍苍的天津老人发出的“恨不得快死”的悲凉无奈之声是对大学生进行感恩和孝道教育的经典教材。若把视频播放和古代文学中的孝悌文化和相关文学作品相结合，学生会从古典诗文中的“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舆”[13]、“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14]等文本中更好地体验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的孝道文化，并可以在日常学习生活中践行自己的所思所想。另外《汉字听写大会》的盛况播出和全民关注与“握着鼠标忘了笔杆”的汉字文化的衰落；复旦大学投毒案及大学生自杀跳楼案件与“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坏，孝之始也”[15]的珍惜生命和敬畏生命的生命教育；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古代文学定时代的文化输出和与世界文学的接轨；屠呦呦获得2015年诺贝尔医学奖与中国的中医等传统国粹的落寞与新发展等都可以引入课堂，引发学生的讨论和思考。中国古代文学史源远流长，作家作品包罗万象，每个教师都应联系实际，以人为本，树立当代意识，适时寻找古代文学与当今学生现实人生的契合点，让学生“臧往以知来”，在古代文学专业知识的学习和经典作品的赏读中净化心灵，提升修养，学会处理自己的情绪和挫折，成为一个具有健全人格和浓郁的人文情怀的大学生。
三.突出文本，重视经典阅读
古代文学的研究与教学应当要有浓厚的文本意识，立足文学本位，重视文本分析和经典阅读。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史就是一部几千年来中国文人的心灵发展史，中国古代的经典文学作品就是古代士子人文情怀和情感体验的艺术外化，对于大学生的生命教育、情感教育、挫折教育、感恩教育等，存有无可替代的潜在功用。“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辞以入情”[16]，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比较早地论述了作者、作品与读者之间情感的互动和审美活动的完整过程，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更是强调了情感在文学创作和文学鉴赏中的重要性：“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于声，莫深乎义。”[17]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注重引导和启发学生结合具体时代和作者经历领悟文本中渗透的作者的浓厚生命体验、情感体验和审美体验，而这些体验可以穿越古今与当代的大学生在心灵上产生碰撞，在情感上产生过共鸣。“读诸葛孔明《出师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忠。读李令伯《陈情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孝。读韩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友”[18]，这便是古代文学经典作品阅读意义的最高阐释了。爱情是中外文学作品中的经典主题，如何引导学生在当今金钱至上、物欲横流的社会树立正确合理的婚恋观，除了心理专业讲座外，对古代文学作品中经典爱情诗篇的解读更能发挥其由内而外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元稹的悼亡诗《遣悲怀三首》全是对亡妻韦丛生前身后琐事的描写，却寄寓着一种人生的至情。其诗句“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19]和“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20]更是情真意切，充满哀思，感人肺腑。“夫微之悼亡诗中其最为世所传诵者，莫若《三遣悲怀》之七律三首。……所以特为佳作者，直以韦氏之不好虚荣，微之之尚未富贵，贫贱夫妻，关系纯洁，因能措意遣词，悉为真实之故。夫唯真实，遂造诣独绝欤！”[21]若结合苏轼悼念结发妻子王弗的词《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的解读，爱情的真挚和长久是花前月下的海誓山盟、卿卿我我，还是日常生活的相濡以沫、相知相守不言自明。 学生在品读赏析“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和“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22]经典中定能领悟爱情与金钱利益和权势富贵的关系，定能领略古今中外伟大爱情的真谛，从而培养合理的婚恋观和择偶观。古典文学作品浩如烟海，题材包罗万象，经典更是不胜枚举，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加大文本分析和经典作品阅读的力度和深度，让学生在润物细无声的作品熏陶和感染下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审美情趣和人文情怀。
四.结语
“忽视或轻视文科教育，必然导致整个民族精神水平的下降，导致这个社会的庸俗化。”[23]毋庸讳言，文科教育在今后的高等教育中将发挥更大的作用。高等院校发挥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学科优势，具体到古代文学教学的课程改革和创新主要从以下几点进行探索和实践：一，育人为本，注重人文教育；二，古为今用，树立当代意识；三，突出文本，重视经典阅读。古代文学教学任重而道远，每一个古代文学教师都应根据学校、学生和时代的具体情况适时调整和创新课堂，开拓进取，丰富教学模式，发挥学科优势，让课程本身为培养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功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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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阎志坚.《重视文科教育 深化文科教育改革――高等学校文科教育改革座谈会综述》[J].《中国高等教育》，1996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