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国家资本主义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国家资本主义范文1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形式：
1、国家直接掌握的垄断资本，国有经济、国有企业。国有经济可以通过国家利用财政收入投资建立起来，也可以通过国有化的方式，将一些私人企业变成国有企业。私人垄断资本需要这些经济部门或企业生产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但又不愿自己直接投资于这些部门和产业，资本主义国家就担负起这样一些任务。
2、国家和私人资本在企业内部的结合。也即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国有资本与私人资本结合在一个企业中的经济形式。仍然是为了解决单纯的私人资本所难以解决的一些问题，股份制企业为国家与私人资本在一个企业内部的结合提供了可行的方式。
3、国家和私人资本在企业外部的结合。也就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私人企业的外部起作用，通过种种方式来促进、诱导私人企业向既定的方向发展，从而实现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和调节。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正是主要通过这种在私人企业外部的调节控制，实现其经济职能的。
（来源：文章屋网 ）
国家资本主义范文2
这种强烈的国际对比促使学界、商界、政界不得不思考如下问题：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与欧美模式有何不同？中国这种增长模式是否可持续？
国家资本主义
与欧美的自由资本主义不同，中国的市场经济中政府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以国有企业为例，政府参与投资的企业占整个中国股市价值的80％以上；而且2011年进入全球500强的57家中国企业基本上都是国有企业。
如今，包括中国在内的“金砖四国”都比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存在着更多的国家干预，这些市场经济被笼统地称为“国家资本主义”。笔者与香港科技大学李系、刘学文两位教授的一项研究从国家资本主义的角度解释了如下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国有企业在上世纪90年代平均利润率很低，工资待遇很差，而近十年来国有企业的平均经济利润率节节攀升，反而超过了私人企业？
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国企与私企之间的垂直结构。2000年以后，国有企业仍垄断上游的一些关键性产业和市场，而下游的产业绝大多数允许私营企业进入竞争并对外开放。由于中国目前存在着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加上贸易开放，使得符合中国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下游企业得以大量出口，经济迅速增长。同时，下游产业对上游的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迅速增长，而国有企业恰恰垄断了这些上游产业，所以国有企业的赢利得以快速增长。
很多人将目前中国国有企业的高利润完全归因于垄断和补贴，却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对于上游的国有企业而言，垄断和补贴在改革开放之前和改革开放以后的上世纪90年代都普遍存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什么之前的国有企业平均利润率相对于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这么低？
一方面是由于改革和开放，尤其是1992年“邓南巡”以后，下游的符合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的民营和外资企业得以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在政府“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政策下，除了烟酒，很多下游产业中的国企都失去原先的垄断地位，并且由于它们承担了额外的社会性和政策性的负担，加上产权引起的各种公司内部治理问题，所以竞争不过民营和外资企业，纷纷亏损、倒闭、转制，从而将国企的整体平均利润率拉低了。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国际市场的竞争进一步推动了下游的低效率国有企业的退出和转制。所以这段时间里，国有企业整体上从短期来讲是改革和开放的受害者。
国企增长之谜
但当亏损的国企从下游产业基本退出完毕后，剩下的位于上游的垄断性国企能从充满活力的下游非国有企业的发展中得到好处，转而成为改革和开放的受益者。国企和私企的关系也从先前的同行业之间你死我活的竞争对手，变成上下游之间互补性更强的共生关系。
需要强调的是，假如没有国际贸易的自由化和强劲的外需，对于下游企业的产品需求就只能限于本国的消费能力，那么下游的产量就会远低于现在的水平，从而对上游的国有企业的产品和服务需求也就会大大降低，国企就不可能像现在这么富。
反之，中国对出口实行各种鼓励性的政策，并积极投资道路、港口等基础性设施，这不仅有利于下游企业的出口和扩张，也间接有利于上游的垄断性国企。更进一步地，给定中国的高储蓄率和低消费，假设中国政府把钱借给外国的消费者能立即换来大量外需，那么中国上游的国有企业就可以从这种资本项目的不平衡中获得更多好处。
另外，上游国有企业之所以可以持续地高赢利，与中国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密切有关。中国是一个尚未完成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人口大国，仍存在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廉价劳动力为上游国有企业的垄断定价创造了更大空间。
反之，假如中国是一个人口小国，那么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一定会迅速拉升劳动力成本，而为了保持最终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上游的国有企业就无法对它所提供的中间产品和服务再征收那么高的垄断价格，利润就会大幅减小。
尚需继续改革
行文至此，我们自然要问：世界经济危机和人民币升值等因素使得中国的外需相对下降，另外，近两年来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也在不断上升，如果不继续改革，国有企业的高利润会持续下去吗？进一步地，中国的这种具有垂直结构特点的“国家资本主义”增长模式可持续吗？中国会不会也像一些拉美国家那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不再高速增长？
根据我们的“垂直结构”分析框架，答案很清楚：若不进行结构性改革，上游国企的高利润便不可持续，而要使上游国企继续维持高利润有三种途径：
一是不要轻易放弃外需，这就必须让产业结构顺应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向附加值更高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方向以合适的速度不断地升级；二是保持内需的高增长，特别是要提重偏低的消费内需，这就需要提高广大劳动力的收入，健全养老医疗等保障体制；三是提高上游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
如何使具有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提高生产率？是否必须私有化？一方面，上游某些产业的垄断地位并非完全因为所有制导致，而是自然垄断。所以，即便将这些企业私有化或允许新的私人企业进入，这些产业最终仍可能保持较高的垄断性。而且其中有些产业的确涉及国家安全，需要政府的参与或监管。此外，正如西方很多国家抱怨的那样，中国的大型国企在日益激烈的国际商业竞争中经常名正言顺地得到股东政府的支持而占据很多额外优势。
另一方面，必须看到，“垂直结构”绝不意味着分属不同产业的国企和私企从此不再具有排他性的竞争关系。相反，国企和私企不但在附加值链条上分蛋糕，而且还要在资本、劳动等要素市场上竞争。
国家资本主义范文3
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农业经济发展就是其中一个方面。下面将主要介绍欧盟、美国、日本以及印度在农业经济发展方面的政策、措施以及成就。
1、欧盟农业经济发展情况
欧盟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区域经济组织之一，其经济发展情况对于世界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欧盟在农业经济发展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和完善的体制。欧盟国家有着得天独厚的农业经济发展资源：良好的气候条件、充沛的水资源以及广阔的平原都为欧盟农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农业经济发展因素不仅仅只有自然条件，它还需要充分的社会条件，即农业经济发展政策。欧盟各国为了发展农业，都制定了完善的农业保护和激励政策。这些政策通过财政资助的方式激励从事农业经济发展的农民，使得他们从事农业生产的经济收入达到从事其他行业人员收入的平均水平。例如，德国在保护农业和农民利益的政策中明确规定，从事农业的人员应与从事其他行业人员的收入保持平衡，不得让从事农业的人贫穷。其次，欧盟各国还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各级农业经济发展服务组织，即农业协会。农业协会作为非官方的组织，能够在农业生产、市场以及政府三个层面架构沟通和协调的桥梁，以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第三，欧盟农业经济高效发展得益于农业机械化程度高。工业革命首先出现在欧洲，工业发展的历史使得欧盟非常重视农业经济发展中的机械化运作。机械化运作不仅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而且还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依附在土地上的农民。最后，欧盟在发展农业经济中注重农业产业化发展。提高农业经济效益的最主要方法就是进行加工、运输和营销，实现农产品的附加值，这就是农业产业化道路。
2、美国农业经济发展情况
美国是世界最大农业出国口，其农业生产效率以及农业经济发展水平是惊人的。作为世界经济第一大国，美国始终非常重视农业的发展。美国发展农业经济主要是从三个方面来进行的。首先是宏观层面的立法，通过法律的形式确立农业发展地位以及保障从事农业生产人员的利益。农业经济发展涉及到土地、税收、信贷以及市场等各方面因素，农业法律能够保证农业生产的有序发展，从而实现更大经济效益。其次，美国高度重视农业生产的环境保护工作，确保农业生产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进入20世纪后，国会和政府开始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把水土、环境保护与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结合起来，鼓励农场主把停耕的土地用于土壤保护。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农业教育，提高农业生产技术以及农业生产者的文化素质是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根本措施。自从1862年美国国会颁布《莫雷尔法案》起，农业教育就成为美国农业经济发展重要的动力。
3、日本农业经济发展的情况
日本国土面积小，土地资源极度有限，农业经济发展受制于自然条件。由于农业发展资源有限，日本更多的是通过制定政策和规划来发展本国农业经济。日本在1999年制定并颁布了关于农业经济发展的法律，即《粮食、农业与农村基本法》。法律规定和保证了日本农业生产中的粮食供给稳定性，努力提高粮食的自给性。除了立法保障农业发展外，日本在WTO框架下还实行贸易保护主义。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来保护本国缺乏竞争力的农业生产，以促进本国农产品的销售进而保障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收入。政府财政支持也是日本发展农业经济的重要举措。日本各级财政用于农业的直接投资，主要是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技术开发，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和扩大经营规模等发放各种补助金。政府财政支持之余还通过金融措施加强对农业经济发展的信贷支持，保障农业经济发展对于资金的需求。除了以上各个举措之外，日本还鼓励和支持农民开展多样性的农业合作经济，建立各级农业合作经济组织，促进农业经济的效益化发展。对于日本来说，日本农业经济发展只能依靠科学合理的政策和先进的技术作为支撑，而他们正是按照这样的方式进行发展。
4、印度农业经济发展的情况
印度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之一，同我国一样面临着农业农村发展问题。印度发展农业经济首先也是立足顶层设计，在国家发展计划中确立农业经济发展地位。印度在第十个五年计划中就着重强调了农村发展与农业改革的目标。农业经济发展取决于农产品是否能够被市场“实现”。印度政府重视农产品的销售，采取多种政策促进农产品的出口，其中就包括增加财政支出，取消农产品和海产品出口税，促进出口。促进出口就能够增加农民的收入，从而激发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此外，印度也非常重视农业经济发展对于科技的需求性。印度通过广泛推广复种技术、使用化肥、开发高产品种、提高和普及灌溉技术，使得印度的粮食生产有了大大增长，1978年粮食产量达到1.319亿吨，基本停止了粮食进口，实现了梦寐以求的粮食自给。
二、资本主义国家农业经济发展评价
以欧盟、美国和日本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案例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以印度作为发展中国家代表也具有现实比较意义。前文重点介绍了这些国家在农业经济发展方面的政策和措施，可以看出它们具有较大的共性特征。作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它们的农业经济发展政策和措施都不通过程度地促进了本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各国政府普遍重视农业经济发展，在国家顶层设计层面制定和完善有利于农业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使得农业经济发展有法可依，充分保障了农业经济发展相关利益主体的基本利益，从而有利于激励农业经济发展的相关主体。其次，政府主导、社会积极参与尤其是农业经济发展主体积极参与的农业经济发展服务组织是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农业经济的一个特色。这种服务组织可以是官方组织，也可以是半官方或非官方组织。农业发展服务组织的作用是在社会、政府、市场以及农业生产主体之间架构桥梁，以促进社会科学技术用于农业；促进教育资源流向农村以及农业从业者；促进政府政策或资金倾向农业；促进农产品深加工并顺利走向各级市场，从而实现农业经济的全面发展。这种农业发展服务组织具有一定自组织性质，灵活方便，能够充分利用和整合各种资源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第三，资本主义国家吸取了工业革命带来巨大物质财富同时产生恶劣自然环境的教训，普遍重视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保护农业生产环境，促进农业生产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当前资本主义国家农业发展的重要方面。最后在WTO既定框架和规则下，资本主义国家都想方设法规避WTO规则以最大程度补贴本国农业生产，以提高农业产量和农产品竞争力。
三、资本主义国家农业经济发展对于我国的启示
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众多，农业经济发展起步较晚，整体发展优势不明显。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和学习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有利于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
1、加强政府宏观调整，制定符合我国农业发展实际的政策和措施
我国政府一向高度重视农业经济发展，农业经济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在要求。政府要将重视转化为实际行动，突出政府宏观调控职能，加强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引导和支持。政府要制定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鼓励社会资本投向农业生产。特别是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农业经济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世贸组织规则下，政府要努力实现对农业生产的补贴，以提高农民的收入，激励农民从事农业生产。
2、建立农业服务组织，促进农业经济高效、规范、可持续发展
农业服务组织包括农业经济合作社、农业科研服务组织以及农业教育等。资本主义国家农业经济发展都采取农业经济合作社的方式，这种方式能够有效整合农业经济发展的各种资源。农业经济合作社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要载体。而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农业经济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我国要完善农村合作社制度，不断提高农村合作社在促进农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政府和社会要鼓励和支持农业科研服务组织的建立，建立“高校—企业—农业”三位一体的“产学研”发展模式，提高科学技术对于农业经济发展的贡献。此外，加强农业教育也是农业经济可持续化发展的重要基础。通过农业教育不仅能够提高农业从业者的技术素质，还能促进农村地区文化水平的提高，从而为农业经济的发展营造良好的氛围和环境。
3、积极倡导和发展生态农业，促进农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国家资本主义范文4
此轮国有企业的扩张尤其是央企的无边界扩张,开始于2003年,2008年下半年以来达到了巅峰状态。在国有企业的扩张中,不仅进一步提高了国有资本在垄断领域中的占比,而且进一步提高了国有资本在充分竞争领域中的占比。国有企业的扩张,已经从注重国有企业的数量,转变到注重国有企业的规模。与国有企业的扩张相同步,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的关系从国退民进,转变为国进民退,国有企业的作用已经完全转变为国有资本的作用。在当今央企实行无边界扩张,重新进入国有资本已经退出的若干充分竞争性行业,大举推进境外并购之际,似乎把国有资本表述为国家资本更为恰当,甚至有人认为国有企业尤其央企的无边界扩张,正在把中国推向“国家资本主义”之路。
国有经济比重的大幅上升,说明了两点:其一,中国改革开放没有使中国走向私有化;其二,中国改革开放使中国离私有化越来越远。除此之外,还说明:改革开放及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不仅没有弱化国有企业的作用,而且进一步强化了国有企业的作用及影响力。这种作用及影响力,不仅表现在国有资产大幅增值方面,而且表现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国家技术创新、国防实力提高等方面。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中国国有企业及国有资本要走“国家资本主义”之路。
国有企业的发展及成就,与国家政策扶植及政府行政力量的支持分不开。在某种意义上,国有企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与其地位、所掌控的资源并不匹配,与政府的希望及百姓的渴望存在差距。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还要持续支持并推动国有企业的发展,但是国有企业继续发展的思路及目标定位应该有所纠正。
国有企业的继续发展要注重质量,并强化风险管控。今天,部分特大型、大型国有企业的资产规模,无论是与国内民营企业相比,还是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跨国公司相比,都已经十分大。国有企业继续发展,不是再片面强调规模并盲目扩张规模,而是要在质量、资产收益率、净利润增长比率上下功夫。除此之外,国有企业还要在经营风险及财务风险管控上下功夫。每个国有企业都要思考,离开了垄断及政府行政力量的支持,还能不能盈利。如果未来的10至20年,国企放弃了垄断及其对政府的依赖,还能保持2003―2007年的盈利增长幅度,那么,国有企业就真正具备了国际竞争力。
国家资本主义范文5
美国《科学与社会》杂志第63卷第3期（1999年秋季号）发表了M.默希特博士（以下简称“默”）采访以色列著名学者埃斯温·梅扎罗（以下简称“梅”）教授的全文记录。在这次谈话中，梅扎罗从“社会总资本”和“总劳动”的概念出发，认为当今世界均处于资本体系之下，资本主义只是资本体系的一种特定历史形式，而苏维埃型的制度也只是通过政治手段攫取“剩余劳动”的“后资本主义”。当前，资本体系正走向穷途末路，迫切需要转向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革命应该是一种“社会革命”，而不仅仅是颠覆性的政治行为。现将主要内容介绍如下。
默：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曾经谈到了许多资本主义的危机；其中哪一种可以解释现时代的危机？我们能否把它们归结为一种？
梅：是的，在根本上你可以把它们归结起来。然而，首要的是保持一种关于资本的全球视野。颇有意思的是，人们最近才发现自己生活于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而这对于马克思来说，一直是不言自明的。在我写的《社会控制的必要性》(1971)一书中，我曾详细地讨论了“全球化”的问题——虽然我没有使用这一术语，而使用了“社会总资本(totalsocialcapital)”和“总劳动(totalityoflabor)”这两个与“全球化”相当一致的概念。讨论资本体系，其概念框架只能是全球性的。资本绝对不会自我约束。不从根本上资本体系，你就无法找到能够制约它的反作用力。因此，资本必定遵循它自身的发展路线和逻辑。它必定包涵整个地球。对马克思来说，这一直是明了的。
其他危机类型（如利润率降低等等），是从属于资本的全球扩张逻辑的。因而，你能够在全球水平上把他们连接起来。资本体系是由许多独特要素构成的综合体，其间充满了矛盾。你面前有许许多多的资本，它们既在国家之间，也在任何国家社会之内相互对立。事实上，单个国家社会之内的资本多样性，正是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后者构成了自由主义斗士所标榜的虚幻的自我形象。资本并非一个同质性实体——这一事实使整个“全球化”的问题变得极端复杂。实际上，我们面前有许多分歧和矛盾，“社会总资本”是一个能够把资本的多样性与其矛盾统一起来的综合概念。
从另一方面看，“总劳动”也不能被理解为一个同质性实体。在既存的历史条件下，只要资本体系依然存在，劳动各部分之间就必然矛盾重重，相互对立和竞争，而不仅仅是与个别资本相对抗。这是我们今日的困境所带来的悲剧之一。仅有诅咒是不能消除它的。它们最终都要通过资本的本性和机制本身来加以解释。资本是一种立足于社会对抗之上的无法超越的矛盾体系；它充满了对立，基础就是资本对劳动的结构性支配，因此，必然充溢着各部分之间的分离。
但是必须牢记的是，我们谈论的是一个自动扩张的体系。全球资本体系的自动扩张趋势意味着它不得不成为一个总体的、内在关联的同时也是矛盾重重的体系。这样一个普适性结构有它自身的逻辑。它的无可阻挡的扩展，总要伴随着内在的结构性规则和限制。
默：马克思的“价值转化为价格”的理论以及他提出的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是否还有效？
梅：马克思概念框架的基础是劳动价值论。在目前我们大多数国家中社会经济再生产条件下，我们拥有一个必须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然而，必须发生内在的变化，否则调节就是无法实现的。假如资本拥有一种控制自身扩大再生产的直接的政治方法，真正的内在变化将是多余的。这一再生产的过程能够在政治决策的基础上多多少少得以武断解决，正如苏维埃型的资本体系所实际表明的。是以政治的方式还是以经济的方式攫取“剩余劳动”，这是一个次要的问题。首要的问题在于，在所有可知的各种资本体系下，“剩余劳动”必须由一个凌驾于并且结构性地支配着劳动的独立组织加以攫取。
在这里，你可以发现，基本的概念是“剩余劳动”，而不是人们经常所误解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及其再分配和实现的形式，对于资本主义来说完全是根本性的。然而资本体系不仅仅包含资本主义一类。曾经——实际上直至今日——存在过资本体系的多种形式，它们不能被简单地描述为资本主义。
你知道，许多人曾试图把现已崩溃的苏维埃体系界定为“国家资本主义”，我认为这是毫无意义的。苏维埃体系不是“国家资本主义”，而是“后资本主义”。这一体系通过一个独立的组织，结构性地支配着劳动，从事着对剩余劳动的政治榨取，因而仍然在攫取剩余劳动的基础上运作。苏维埃型体系是资本体系的独特历史形式，在其中，剩余劳动的攫取必须通过政治加以控制。
默：在什么情况下“价值理论”会失效？
梅：“劳动价值理论”只有通过激进的社会主义转型，才能不再起作用。为了取消“劳动价值理论”，你必须取消任何外部组织对剩余劳动的榨取和分配，不管这种组织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换句话说，只有人们支配了他们自身的活动和活动成果的分配之后，我们才能谈论社会主义。因此，如果某个独立的组织仍然控制着剩余劳动的榨取和再分配，那么这种社会主义的建立就是不可信的。
我们必须把资本当作一种控制社会循环再生产的历史的决定方式。这是资本的基本含义。它无处不在。栖身于当前的环境之下，你很难想象我们生活中有什么东西不被资本所支配。这就是“劳动价值理论”之所以在资本无所不包、调节过程本身根本没有理性之时必定有效的原因。
下面的事实使转型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从资本一统天下转到一种极为不同的体系，是一段艰难的历史时期；期间，“劳动价值理论”和“价值规律”的作用是极为不完整的。这正是苏维埃型的资本体系崩溃的原因之一。
默：今天的无产阶级在哪里？它将在社会转型中扮演什么角色？
梅：把社会转型的力量局限于体力劳动工人，显然不是马克思的本意。他曾谈到，经过社会的两极分化，将有越来越多的人“无产阶级化”。因此，决定的最终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无产阶级化的过程。这说到底就是：在绝大多数人被“无产阶级化”并且陷入无力之极的状况时，谁能够控制社会再生产的过程。现在，当你谈到发展了的“无产阶级化”概念时，它意指某些群体在劳动过程中曾经享有的极端有限的自的衰弱和丧失。
控制着文化和智力走向的资本体系的鼓吹者们，喜欢用“蓝领”和“白领”的区别来否定马克思，认为在我们的社会里，“蓝领”体力工人消失了，而那些享有更多的劳动保障的“白领”已经上升为“中产阶级”。然而，如果你环顾一下世界，抓住“总劳动”这个关键概念，那么你会发现绝大多数工人仍然属于“蓝领”阶层。实际上，起决定作用的不是“蓝领”工人和“白领”工人之间的历史的变化关系，而是资本和劳动之间那不可逾越的根本的社会对立关系。这不是哪个特殊劳动阶层的问题，而是资本与总劳动的对立问题。换句话说，在当前的历史阶段，不管其社会经济的状况如何，所有阶层、所有部门的劳动者都是资本的敌人。
默：马克思理论的哪些方面显得脆弱，因而需要更新？版权所有
梅：的框架永远需要更新。我们在最近的过去所目睹的、根源于本世纪初的转型态势，马克思做梦都没有想到。归结到一点，这涉及资本体系自我调节和自我更新的方式问题，它居然能够推迟其自身矛盾的展开和成熟。马克思没有置身于一个能让他研究国家干预在延长资本体系生命期方面的各种形式和最终局限的环境中。事实上，国家在当代资本体系中所起的作用比以前更大，比如战后25年凯恩斯主义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发展。
马克思谈到过的“资本人格化”是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马克思在讨论个体资本家时使用了这一概念，因为他那时找不到别的形式。然而，他极具洞察力地看到了，资本体系的主导成员是那些被资本人格化了的人。在资本的客观制约下，他们只能如此作为。
“资本人格化”是必须服从的，随着社会历史环境的变迁，它把源于资本逻辑的客观制约强加于工人。这一点，与理解以下事实密切相关：在20世纪，我们目睹了多种多样的“资本人格化”形式。马克思仅仅知道一种资本人格化的形式，即个体资本家。但我们已经看到了许多不同的形式、并将在未来继续看到一些新的、意料不到的变化，正如全球资本体系的结构性危机所显示的。
由于资本无处不在，深深植根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如果我们想取得任何成功，就必须通过艰难的、深刻的社会转型过程，把资本彻底清除掉。立足于永恒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的转变事业，不管多么困难，都必然与这点联系在一起。我们必须时刻注意不让潜在的资本人格化横行于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目标之中，不管其形式如何新颖，我们必须专注于创立和成功地确立防止资本人格化死灰复燃的必要措施。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的框架必须不断更新，使之能够应对“历史的狡计”的错综复杂的扭曲和转变。
默：“社会主义运动”是否指“革命”？
梅：如果我们把革命这一概念界定为社会生活所有方面的深刻的、持续的革命性转变，那么它仍然是非常重要并充满活力的。在许多著作中，马克思都是在“社会革命”的意义上使用革命这一概念的。他说，过去的革命和社会主义的“社会革命”之间的巨大差别在于，过去的革命本质上都带有政治的特征，旨在社会的统治集团，同时置绝大多数人的结构性的依附状态于不顾。
打破或多或少的头颅，从事于颠覆性的“猛烈攻击”，是政治舞台上经常发生的情景，也是相对容易做到的。即使到最近，人们还在这一意义上界定“革命”概念。现在，从痛苦的经验中我们知道，它是于事无补的。沿着这条道路走是不够的。因此，我们必须回到马克思曾说过的“社会革命”。
国家资本主义范文6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探索的深入，各种争议也不绝于耳。今年以来，国际舆论也加大了对我国国企改革的关注力度：从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直言中国今后改革重点应当是削减国企数量与破除垄断，到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美方要求中方承诺提高国有企业红利上缴比例等事例均表明国际舆论正掀起一波针对我国国企改革的声浪。这股声浪有哪些主要观点，有哪些局限性，我们应如何看待国企改革？
国际舆论针对中国国企改革的主要观点
国际舆论认为中国国企在资金、资源和政策等领域享有优势，造成与外企和民企的不公平竞争。
首先，国企应向社会返还更多红利。世行认为，国企没有让老百姓更多地获利。“要想降低中国的储蓄率，使中国老百姓更多地获益，国企应把更多的红利返还给社会，需要实行一些结构调整，从而建立良好社会保障体制。”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美方认为，提高对国有企业分红比例带来的收入可用于资助政府的社保和养老开支，从而有可能降低中国人大量储蓄的必要性，让他们提高消费支出，从而达到刺激中国内需的目的。
其次，应破除国企垄断，降低国企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在2012年4月的博鳌论坛上指出，破除国企垄断，降低国企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是中国面临的五大挑战之一。美中经济和安全审议委员会（USCC）2011年10月的《关于中国国有企业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分析》报告，将中国的国有企业同国家资本主义联系到了一起。报告提出，美国应该促使中国澄清和减少国有企业的角色，特别是在促进削减大量“战略”行业领域；支持IMF淡化银行贷款作为中国宏观经济工具的努力，而更加推崇财政政策；立即开始评估反托拉斯法和其他法律的能力，以应对中国国有企业的行为。
第三，应降低民营企业进入战略性行业的门槛。世行认为，应加快推进中国国有企业股权证券化；降低民营企业进入包括战略性行业在内的相关行业的门槛，重新界定国有企业的作用，打破某些行业的垄断，实现所有权结构的多元化，减少私营企业进入的壁垒，疏通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美方认为：“中国必须更多地依靠民营企业的创新，而不是国有企业的产能扩张。”
国际舆论关于中国国企改革主要观点的局限性
局限性之一：世行报告的观点早已有失败的先例。
世行报告向中国推销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是被广泛证明已经失败的“华盛顿共识”。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的确需要完善的转变，但私有化不可能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首先，中国国企的发展经验至少可以表明，垄断和创新并不矛盾。如国企在航天领域取得了长足的突破，高铁在技术标准上领先全球。其次，在某些战略性产业领域，国企必须承担起保障公共服务的任务。这些领域的私有化并不能破除垄断，只能导致私人资本垄断代替国有资本垄断，甚至有可能会演变为权贵的私有化或者外资的私有化，最终危害国家和社会的稳定。第三，拉美、非洲、前苏联等历史经验证明，盲目的全盘私有化给一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带来的诸多副作用长期存在，难以根除。
局限性之二：从中国的基本国情来看，国企私有化不适合中国实际。
世行报告建议实现所有权结构的多元化，降低国企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也不适合中国国情。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因此国有经济必须得到发展壮大，这就是国企改革的“根本”。虽然目前国企依然存在较多的问题，壮大国有经济、做强做优国有企业的任务远未完成，国企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这绝不能影响和动摇我国既定的国企改革思路与方向。不管如何推进和深化国企改革，我们都必须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不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得到增强的前提下，让国有经济更多地分布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企业同时也可以在其他非重要行业和非关键领域中依据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则存在和发展。
局限性之三：“国进民退”并不符合中国国企发展的实际情况。
从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的国企改革经历了从扩权让利、承包经营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破产关闭、重组并购到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经历了不断探索、不断深化改革的历程，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成功之路。尤其是近十年来，国企更是取得跨越式发展。从央企数量看：2003年国资委成立时，中央企业的数量是196家。从2006年到现在，每年都有约10家规模较小的企业并入大型优势企业，目前，央企户数已减至117家。从行业看：2010年，在39个行业中有32个行业是民企与外企占支配地位，国有企业占支配地位的只有7个行业。事实上，国有经济及其国有企业在逐步阵线收缩的历程中实现了集体性崛起，结构得到优化，布局更趋合理，实力得以增强。这种退中有进、以退为进的国有企业改革调整，显然不能称之为“国进民退”。
近年来我国国企改革发展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