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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理论范文1
关键词：马克思；货币需求理论；古典货币需求理论；新货币数量学说；比较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8-0001-02
货币理论是经济学中最富争论的理论之一，从古至今有不少学者发表了不同的看法，形成了几种互不相同但彼此又有一定联系的学说，其中以马克思货币需求理论、费雪的交易方程式、剑桥方程式、凯恩斯学派货币需求理论和弗里德曼的新货币数量说尤为突出。
一、理论回顾
（一）马克思货币需求理论
马克思为方便分析流通中的货币量问题，完全以金币流通作为假设条件。其论证过程是：（1）商品价格由商品的价值和金的价值所决定，商品带着价格进入流通。（2）商品价格有多大，就需要多少黄金来实现它。（3）商品与货币交换后，商品退出流通领域，黄金留在流通中可以重复使用。
马克思货币需求理论或称货币必要量理论集中表现在其货币流通规律公式中，即：
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量=商品价格总额÷同名货币的流通次数
这一规律表明，流通手段取决于流通商品的价格总额和货币流通的平均速度。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这样提到：“任何一个期间内当做流通手段发生作用的货币的总量，都一方面由流通商品界的价格总额决定，另一方面由互相对立的流通过程继续进行的速度决定。同量货币能实现那个价格总额多大的部分，就是取决于这种速度。但商品价格总额又视商品的数量和价格而定。这三个因素：价格的变动，待要流通的商品的总量，货币的流通速度，能够按不同的方向不同的比率发生变动。”
（二）古典货币需求理论
古典货币需求理论认为，货币本身并不存在内在价值，其价值纯粹源于其交换价值，即货币的价值。它是对商品和劳务的实际购买力，货币只是遮掩“实质力量行动的面纱”，或披盖于“经济生活躯体上的外衣”。这种理论思想有着相当悠久的历史，在经济学说史上被称为“货币数量说”。相对于货币学派的新货币数量说，古典货币论的货币数量说被称为旧货币数量说。由旧货币数量说发展而来的古典货币数量说主要有以下两种成熟形态。
1.费雪的交易方程式。费雪分析的出发点是一个被称作“货币速度”的概念。货币速度就是货币周转率，即1美元货币每年用来购买经济中产出的最终产品和劳务总量的平均次数。货币速度（V）可以定义为总产量的名义价值（等于名义收入PT，P是价格水平，Y是总产量）除以货币总量（M）。即：
这里的货币是纯粹的交易工具，发挥流通媒介的功能。所谓货币数量不过是一定时期流通的用作交易媒介的货币量，因此交易方程式又称现金交易数量论。
2.剑桥方程式。剑桥学派的主要观点是，经济单位在通常情况下所持有的货币量与国民所得保持一个固定或稳定的关系。如果以Q表示实际生产总量，P代表平均物价水平，Md代表货币需求，K代表一个常数即国民所得中以货币形式持有的比例，则：
可见剑桥方程式着眼于货币储藏手段职能，认为货币是购买力的暂栖所，所以通常又被称为现金余额方程式。
（三）凯恩斯学派货币需求理论
凯恩斯对货币需求理论的突出贡献是关于货币需求动机的分析。他认为，人们的货币需求行为是由3种动机决定的：交易动机、预防动机和投机动机。前两个动机决定的货币需求取决于收入水平，基于投机动机的货币需求取决于利率水平，凯恩斯的货币需求函数如下：
（四）弗里德曼的新货币数量学说
弗里德曼给了货币数量说以新的解释，因此他的理论被称为新货币数量说。他将决定货币需求的主要因素归结为财富总额（Y）、债券的预期收益（rb）、股票的预期收益（re）、实物资产的预期收益（rm）和非人力财富对人力财富的比例（W）以及财富所有者对各种财富的嗜好与偏好（U）等。根据以上因素，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函数可以写成：
综合分析以上货币需求公式的形式以发现，古典货币数量论的货币需求公式与凯恩斯学派理论以及弗里德曼新货币理论的货币需求公式形式有着很大的差别，因此，在这里把它们归为两类，然后再与马克思货币需求理论分别进行比较。
二、马克思货币需求理论与古典货币数量论的比较
从理论基础来看，马克思货币需求理论与古典货币数量论有着本质区别。马克思货币需求理论以劳动价值论为理论基础，认为货币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其价值是在进入流通之前就已经决定了的。商品带着价格进入流通。货币的数量取决于交换中的商品数量和价格水平。商品流通是第一性的，货币流通是第二性的。古典货币数量论则持有不同的看法。古典货币数量论以货币名目论为其理论基础，认为在进入流通之前货币没有价值，商品不是带着价格进入流通的，其价格由进入流通的货币数量与商品数量的对比来决定。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货币数量的变化将引起价格水平的同比例变化。即货币流通是第一性的，商品流通是第二性的。
虽然二者在理论基础上有着本质区别，但是它们还是有共同之处的：马克思货币流通规律公式与古典货币数量论特别是费雪的交易方程式在揭示货币需求的决定因素方面是一致的，即货币需求量都是由一国商品的产出量、商品的价格以及货币流通速度决定的，二者的形式基本相同。
三、马克思货币需求理论与凯恩斯学派和货币学派货币需求理论的比较
马克思货币需求理论与凯恩斯学派和货币学派货币需求理论对货币需求的研究方法截然不同，因此，其公式的表现形式也截然不同。具体包括两个方面：首先，研究的角度不同。马克思把货币作为媒介商品交易的手段，从商品流通对货币需求的角度研究货币需求问题，因而马克思货币需求是货币的交易需求；凯恩斯学派和货币学派把货币视为资产或财富的持有形式，从货币需求的主体即社会公众持有货币的动机出发研究货币需求问题，因而货币需求不仅包括交易需求，还包括资产需求。其次，货币需求的决定因素不同。马克思认为货币需求量取决于商品数量、价格水平和货币流通速度3个因素的变动；凯恩斯学派的货币需求，理论中把货币需求范围扩大化，认为人们不仅对货币具有需求还对资产的持有具有需求，于是决定货币需求的因素不仅包括决定交易规模的收入水平，还包括影响人们资产选择行为的利率；在货币学派中对于资产的分类更细，不仅包括股票，还有债券等，因此对货币需求的影响还包括各种财富的收益率或报酬率。
它们的相同之处是：马克思的货币流通规律公式中，货币流通速度与商品数量及价格水平是3个决定货币需要量的因素；凯恩斯虽然没有把货币流通速度直接引入货币需求函数中，但他认为利率作用的最后结果还是反映在货币流通速度上；同凯恩斯一样，弗里德曼也没有把货币流通速度直接引入他的货币需求函数，但他在证明其货币需求函数稳定时指出货币流通速度是一个多变量的函数，对货币需求的影响是稳定的。
每一个理论都是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产生的，与当时的经济条件、知识条件相统一。马克思货币需求理论与西方货币需求理论产生于不同的环境，它们之间既有不同之处，又有相同之处。这些理论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探讨了一国货币需求量的问题，每一个理论都值得我们去深入思考。
Comparison of Marx's monetary demand theory and the western monetary demand theory
DAI Yi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Beijing 100875，China）
货币理论范文2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货币金融危机频繁爆发，给危机国家乃至世界经济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学界对货币危机的根源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文章对货币危机的传统理论及其最新进展做一综述，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一个平台。
关键词：货币危机；理论模型；综述
一、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
货币危机的理论研究始于70年代后期的拉美货币危机，Paul Krugman 早在1979年发表的文章中构造了货币危机的最早的理论模型。他提出的货币危机的早期理论模型是基于Salant和Henderson（1978）关于商品价格稳定机制研究。在Krugman的理论框架下，Flood和Garber及其他学者从不同的方面改进、修正了这一模型，形成了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
在Krugman模型中，货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源于宏观经济政策不能与稳定汇率政策协调一致。货币政策的财政赤字化会造成本币供应量增加，本币继而贬值，在这种情况下理性的投资者会选择持有外币；此时央行在固定汇率制下以固定的汇率卖出外币。随着赤字的货币化，央行的外汇储备将不断减少，当外汇储备减少殆尽，固定汇率机制就会崩溃，此时货币危机发生。若是存在投机者时，当外汇储备减少到一定程度时，投机者就会对本币发起冲击，耗掉央行的最后外汇储备，导致汇率崩溃。在Krugman的工作基础上，诸多学者继续改进、完善Krugman的模型： Flood和Garber（1984）将随机因素引入构建了简单的线性模型；Connolly和Taylor（1984）强调了汇率崩溃前贸易商品的相对价格行为，通过分析蠕动盯住汇率体制，指出了汇率崩溃前存在的实际汇率升值和经常项目恶化的现象。
Krugman模型及其他学者的扩展构成了著名的第一代模型，它较好地解释了“拉美型”货币危机，如1973～1982墨西哥危机、1978～1981阿根廷危机。第一代模型主要认为，宏观经济基础变量的恶化是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即货币与财政政策的过度扩张、实际汇率升值、经常项目恶化等。因此，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必须保证政策间的一致性，不断强化宏观经济基础变量。
二、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
20世纪80年代是第一代模型的全盛时期，然而第一代模型中，政府的政策具有外生性，并没有考虑政府行为的影响。但是，事实上很多发生危机的国家并不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才放弃了固定汇率制度，政府的行为在危机中也是有影响的。Obstfeld等人针对欧洲货币危机的研究，提出了货币危机的第二代模型。
该模型认为： 一国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存在多重目标，经济政策的多重目标导致了多重均衡，因此政府既会捍卫汇率稳定也有可能放弃汇率稳定。外汇市场存在着中央银行和广大的市场投资者，根据对方的行为和掌握的信息，双方会不断修正自己的行为，这种修正又影响着对方的下一次修正，形成了一种自促成。随着公众的预期和信心的偏差不断累积，维持稳定汇率的成本大于放弃稳定汇率的成本时，中央银行就会选择放弃，此时货币危机就会发生。以Obstfeld为代表的学者在强调危机的自我促成时，仍然重视经济基本面的情况，公众的预期在一国经济基本面的情况比较好就不会发生大的偏差，危机可以避免发生。同时，另一些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则认为危机可能纯粹由投机者的攻击导致，与经济基本面的情况无关。市场上的广大投资者的情绪、预期在投机者的攻击下发生了变化，出现“传染效应”和“羊群效应”推动危机的爆发。这些模型强调了即使不存在不断恶化的经济基础，危机也可能发生。
第二代模型较好地解释了所谓的“欧洲型”货币危机，如欧洲1992～1993货币危机和墨西哥1994～1995比索危机。第二代模型和第一代模型都认为危机发生的原因是政府政策的不一致性，然而二者是有区别的：第一代模型认为过多的国内信贷创造造成了中央银行进行货币贬值或汇率浮动；而第二代模型认为在货币危机发生以前并不存在实际政策上的不一致，而是危机本身导致了政策的变化，危机是自我证实的。
三、新一代货币危机理论
第一、二代模型尽管较好地解释了大量的货币危机现象，但它们却很难解释以1997年亚洲危机为代表的这些金融危机。许多主流理论分析逐渐开始着眼于金融中介、资产价格变化方面，跳出汇率机制、公共政策等宏观经济分析范围，由此提出一系列基于金融中介的金融危机模型。这些模型都是从不同侧面分析了银行业资本充足率低、缺乏谨慎监管的信用过度扩张而导致银行业危机并诱发的货币危机，并且危机的自强化作用进一步促成更严重的金融危机。下面对这些模型作简单介绍：
1.道德风险模型
道德风险是指借款人从事不道德行为而导致贷款发生损失的风险。在金融中介具有免费保险且又监管不严的情况下，Krugman（1998）认为经纪人的理性选择的逻辑是“赚了归自己，赔了归纳税人”。这样，金融中介机构很少考虑投资项目的贷款风险，主要将目光放在扩张上，整个经济很容易出现过度投资的情况。同样的道理应用于经济体系。在从国际资本市场国内机构无法融资时，国内投资需求过度只会造成国内利率的上升，而不至于引发投资过度。在资本项目放开的条件下，国内的金融中介机构可以在世界资本市场上自由融资，政府担保的道德风险就可能导致经济的过度投资。当国外贷款人拒绝再为其国内机构债务提供资金的时政府被迫介入，为其国内部门的未偿外债提供担保。政府可能不得不求助于铸币收益，预期的通货膨胀就可能引发货币危机。
2.金融恐慌危机模型
最初是由Diamond和Diybvig（1983）在分析银行挤提现象时提出了金融恐慌模型。该模型指出，金融中介的重要经济职能就是以短贷长、期限转换。当银行的贷款可以支持长期经济投资，经济正常运转，存款人得到合理的存款利息，这就实现了经济中的好的平衡点。然而当大量的存款人从银行提款时，银行的流动资金紧张，银行就不得不迫使停止其贷款支持的长期经济投资项目，这将导致银行贷款的损失，此时银行也不可能全额支付所有存款人的本金和利息。这样率先提款的存款人损失很小，而最后提款的存款人损失最大。因而，如果确信他人将会提款，则每一个存款人的合乎逻辑的选择是立刻从银行提款，结果导致所有的人都受到较大损失，出现经济中的坏的平衡点。通常称这种现象为“金融恐慌”。
3.资产负债表危机模型
Krugman认为，在用道德风险模型和金融恐慌模型解释东南亚危机时，忽略了下面几个因素： 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在决定其在投资方面的作用以及资本流动在影响实际汇率方面的作用。为此，他和Aghion又提出了一些新的解释，他们认为如果本国的企业部门外债的水平很高，外币的风险头寸越大，“资产负债表效应”越大，经济出现危机的可能性就越大。他们认为这是自我实现的一种过程，在亚洲国家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和信用风险偏大，银行要求企业提供足额担保才发放贷款。这样从总量来讲，一个国家的总投资水平就应该取决于国内企业的财富水平，当企业持有大量外债，这个国家的经济就会被国外的债权人悲观地看待，对这个国家的企业的贷款也会减少，继而本币贬值，企业的财富下降，能申请到的贷款下降，造成全社会投资规模下降，经济逐步萧条。第四代危机模型尚待完善，对于企业的外债累积问题，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银行的低效率会影响到危机的程度，有待进一步考察。
4.货币危机的羊群行为理论
“羊群行为”是信息连锁反应造成的一种行为方式，在个体依据其他行为主体的行为而选择采取类似的行为时就会产生羊群行为。Banerjee等认为，羊群行为一般发生在投资者信息不完备或信息不对称环境下的预期形式模式下。在每个投资者拥有一些私人信息且也知道其他投资者也拥有私人信息，如果不能有效地分享他人的信息，观察他人的行动便可以获得有用线索，此时模仿他人的行为就是一种理性的行为。Krugman（1998）认为金融市场上发生羊群行为的另一个原因是，委托的问题，因为大部分投资在一些易于发生危机国家的资金通常是由人来代为管理的。如果当外资涌入某个新兴市场化国家利用利差赚取大量收益时，即使基金管理者觉得资本流入国的实际经济基础并不如投资者预期的那样乐观，他也会倾向于跟进，因为如同“法不责众”的道理，如果其他投资者从中获利巨大而自己空手而回的话，就会被委托人指责为判断失误，错过了好的行情。反之，如果跟进之后遭受损失，一方面会由于众多的投资者一同承担损失而使自己损失不至过大，在委托人面前也不至于显得自己无能。
5.金融过度危机模型
针对1997年下半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Krugman 提出了新的想法，因为这次的金融危机在传染的广度、深度等方面都有别于以往的货币危机。他认为一个国家货币的实际贬值或经常帐户的逆差和国际资本流动的逆转将引发货币危机。在这个理论中，Krugman 引入了金融过度（Financial Excess）的概念，即当一国的金融机构可以自由进入国际资本市场时，金融机构会容易冒险，将资金投向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引发金融泡沫，加剧一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引发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同时，他也提到亲缘政治的存在增加了金融过度的程度，尤其是在东南业国家，存在政府对金融企业和大企业提供隐性担保的现象，由此导致加剧了银行体系的道德风险。
参考文献：
[1]刘明兴，罗俊伟.金融危机理论综述[J].经济科学，2000年04期.
[2]金洪飞.货币危机理论综述[J].当代经济科学，2001年05期.
货币理论范文3
［关键词］斯密 货币购买力 货币金融思想
斯密在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一书中系统的分析了国民财富的性质以及其增长的源泉，它的问世对西欧乃至整个世界的资本主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的货币思想理论为后人在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理论来源。
一、浅析斯密论货币的购买力
斯密认为，国民真实财富的大小取决于纯收入的大小而不是总收入的大小。固定资本中的机器和工具都不是社会纯收入或是总收入的一部分，它只是资本的一部分。机器和工具的维护费也不是社会纯收入的一部分。货币也是如此。构成社会收入的只是生产出来的产品，而不是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货币不是社会收入的一部分，货币只是货物借以流通的轮毂，而和它所流通的货物大不相同。在这里亚当.斯密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货币理论即货币的购买力。斯密认为货币是指两种价值；1.是指货币内所含有的金量，2.是指货币所能购买到的商品的价值。但是货币所代表的财富决不能同时等于这两种价值，却只能等于二者之一，但与其说等于前者，毋宁说等于后者，与其说等于货币，毋宁说等于货币所值。他认为货币所代表的不是货币或货币中所含的金量本身，而是代表着一定的购买力。人们获得货币不是最终的目的，而只是手段，货币只是一个可供交换使用的媒介工具，而真正的目的是货币所代表的购买力即货币能够换回多少生活必须品，便利品和娱乐商品等。正如斯密所说：“如果这一个几尼竟然不能换得什么物品，那么它的价值就像破产者所开出的票据，同样没有价值。抛开货币所代表的购买力，货币什么都不是。英国20世纪的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也提出，人们持有货币不是为了货币本身而是为了它的购买力，也就是为了它所能购买到东西。因此，他所需要的便不是若干单位的货币本身而是若干单位的购买力。同时斯密也认为收入代表着个人的消费或购买力，因此社会收入是购买力，是那些辗转在每个人手中的金块陆续购得的货物。
二、浅析斯密的货币金融思想
斯密在《国富论》第二篇第二章中详细阐述了他的货币金融思想，他认为维持货币费用的减少，必然会增加社会的真实收入，节省的费用会增加产业的基金，从而增加投入的资本，增加社会的生产物即社会的纯收入。所以用纸币来替代金银币是有好处的，它不仅可以降低维持货币的费用，还能替代金银币在市场上起到流通作用。有了纸币，流通界无异使用了一个新轮，它的建立费和维持费，比较旧轮，显的轻微的多。然而国内的流通渠道只能容纳刚够流通国内全部年产物的货币量，纸币的发行必然会充满流通界，将金银币挤出。这样便会
产生一个溢出效应，多余的金银币便会溢出，那么人们就会把溢出的多余金银币输往国外。但这巨量金银送往外国，决不是无所为的，决不是送给外国作礼物的。它的外流，定然会换进一些外国货来，供本国人消费，或转卖给别国人民消费。斯密认为人们用来购买所需商品之中就包括用于增加生产物的原材料和工具等，这样便可以增加国内的生产投资，进而增加一国的年产物，增加其社会纯收入。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斯密关于增加货币供应量可以促进经济发展的货币金融思想。银行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增加的货币供应量会起到扩大生产投资和消费的目的，从而扩大国内的生产物，增加社会的纯收入，使得商业发展的速度加快。这一观念被认为最早来自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的国家货币经济干预论。但斯密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只是认为纸币是廉价的商业工具，它可以减少金银币的维护费用，把节省的费用投入到生产中，以便增加社会的总收入或纯收入。
斯密认为银行发行的纸币代替金银币的流量不能超过其所代表的价值。如果发行过多，多发行的纸币一定又会流回银行去兑换金银币，必然会引起挤兑的麻烦，增加银行经营风险。但斯密只是强调货币的溢出效用，并没有意识到多发行的货币会引起物价的上涨。
斯密认同银行的融资作用，认为银行的作用主要是盘活那些暂时不用的资本，使这些闲置的钱能投入到资本经营之中，变成有利于增加国民财富收入的可用资本，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所以银行要找准自己的定位，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而不是滥发纸币，把钱贷给一些还款能力不足的人或是企业，用于一些投机的事业上。这充分反映了他稳定发展的货币金融理念。但是在我国当今社会的金融发展之中却恰恰忽略了这种谨慎、稳健的金融发展理念。
三、结论
综上所述，斯密的学说虽然受时代的影响有其不足之处，但他的学说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以至于对后来的经济学的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影响。直到上世纪80年代，经济学最热门的主题都可以在斯密的作品中找到源泉。他关于货币购买力的理论详细的揭示出了货币的本质。而他的稳健的货币金融理念也初步的揭示出银行金融业主要的目的和作用。虽然斯密那个时代距今已二百多年的历史了，但他关于货币的思想理论对现今的社会经济发展依然有着很重要的参考借鉴。
参考文献：
[l]亚当•斯密：国富论[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货币理论范文4
一、货币政策对保险政策的影响和制约作用
货币政策对保险政策的影响是通过其对保险市场的影响反映出来的。货币政策一般分为扩张性货币政策、紧缩性货币政策以及中性货币政策。运用不同的货币政策对保险市场的影响不同。
（一）不当的货币政策会影响保险市场的正常发展
1.在市场货币供求均衡或货币供应量小于需求量时，如果运用减少货币供应量，提高利率的紧缩性货币政策，会打破市场供求的平衡，加剧市场的不平衡，导致货币供应紧张，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能力相对过剩，经济结构不合理，物价跌落，经济停滞，即通货紧缩现象。这对保险市场非常不利表现为：首先，影响保险市场的有效需求。从个人投保需求来看，通货紧缩、失业增加、收入减少、个人对保险的有效需求相应减少。从企业投保需求来看，通货紧缩、市场需求不足，使市场竞争激烈，许多企业被淘汰出局，生产经营规模缩小；另一方面，市场需求不足，导致产品价格下降，企业（特别是传统企业）利润下滑，许多企业因此发生不同程度的支付困难和偿付困难。为了节约费用开支、降低成本，企业一般会选择自保或其他转移风险的方式，尽可能扩大自担风险的限额，减少对商业保险的需求。因此通货紧缩使保险投保人的投保愿望、投保能力、投保需求降低。其次，紧缩性货币政策使保险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偿付能力降低。一方面由于保险市场有效需求减少，市场规模的偏小，保险市场的竞争显得尤为激烈，为了拓展市场，开拓新业务，在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降低费率，加大业务投入，提高服务质量将是许多保险公司的必然选择，这将影响他们的承保利润；另一方面，通货紧缩，资本市场萎缩，减少了保险资金投资运用的机会，增大投资风险，影响保险公司的投资收益。保险公司承保利润和投资收益是其利润的主要来源，二者的减少必然降低保险公司的盈利能力，从而削弱其偿付能力。
2.在市场货币供求平衡或货币供应量大于需求量时，如果运用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会使货币供应超过市场对其需要的量，过多的货币投入将引起物价上涨，货币贬值，通货膨胀。这对保险市场发展仍然不利。由于物价上涨，货币贬值，保单保值和增值能力下降，保险的预期保障程度降低，使人们投保的积极性大受影响，表现为退保的大量增加，保单继续率下降和新业务发展困难。同时，在费率缺乏弹性的条件下，由于保单实际赔付率（或给付率）小于名义赔付率（或给付率），而投保人所交的费率却是按名义赔付率（或给付率）来确定的。这样实际上是减轻了保险人的实际经济责任，损害了投保人的经济权益，保险人处于有利地位。这种状态会使保险公司获利丰厚，并诱使更多的资本、机构和其它稀缺资源挤进保险供给行列，导致保险市场供过于求，引起市场的失衡。
（二）恰当的货币政策有利于保险政策作用的发挥
在市场货币供大于求时，运用紧缩性货币政策，可抑制总需求，减少通货膨胀；反之，在市场货币供给小于需求时，则运用扩张性货币政策，刺激总需求，增加就业，推动经济增长。货币政策的正确运用可使社会经济走向健康之道，并消除通货紧缩或通货膨胀对保险市场的不利影响，为保险市场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
二、保险政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保险政策的正确与否将影响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正确的保险政策可促进货币政策作用的发挥，增强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而不合理的保险政策则会抑制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例如在通货紧缩时期，国家一般运用扩张性货币政策，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贴现率等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增加货币供应量，刺激消费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可：（1）通过开办各种财产保险业务，为企业研制开发新产品，降低产品成本，生产价廉物美，适应社会需求的优质产品提供风险保障，鼓励新兴产业发展。（2）通过开办个人消费信贷保险业务，为商业银行开办个人消费信贷业务解除后顾之忧，以增大个人消费信贷规模，从而增加货币供应量。（3）通过开办各种个人保险业务，为社会公众个人的财产安全和人身风险提供经济保障，解除顾虑，激发其消费欲望。（4）扩大保险资金直接运用规模，调整资金运用方向借以影响公开市场业务，进而影响市场利率。
又如在通货膨胀时期，国家运用紧缩性货币政策减少货币供应量，抑制过度膨胀的消费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可：（1）通过开办各种财产保险业务，为企业生产的顺利进行提供经济保障，促进企业生产出更多的产品，提高社会商品供给能力，实现社会商品总量与货币总量的均衡。（2）增加保险商品供应，提高服务质量，刺激保险需求，推迟居民对社会产品的消费，改变储蓄和消费的比例。（3）缩小保险资金直接运用的比例，增加国债或银行存款规模，以控制信贷规模。
可见，通过保险活动一方面可鼓励企业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增加或控制社会产品总量；另一方面又影响货币供应量，刺激或抑制社会需求，双管齐下，有利于充分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实现货币政策的目标——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平衡，从而稳定货币。当然，如果保险政策运用不适，则会抑制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
三、近几年我国的利率政策及其对保险市场的影响
在货币政策中，利率政策对我国保险市场的影响最为直接。1998年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重大变化，使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明显的通货紧缩。为了抑制通货紧缩，我国政府实施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在这一轮经济周期的调控过程中，国家将利率作为主要的政策手段，自1996年5月第一次降息之后，在短短的几年中已连续8次降息，扩张性利率政策的频繁出台，利率的连续下调对我国保险市场（特别是寿险市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一）动摇了社会公众对保险的信任度，使投保人的投保意愿下降
连续下调利率，迫使以银行利率作为保费计算基础的我国寿险公司不得不随之频繁调整寿险保费的预定利率（如下表），不断上调保险费率，这有违费率应相对稳定的原则，社会公众对此感到无所是从，难以接受，从而影响了社会公众对保险的信任。同时，由于我国的寿险产品储蓄性过强，保险宣传不当，公众保险意识尚欠成熟，使许多人买保险时总是将目光紧盯住资金回报率，单纯地将费率与银行利率相对比，因此，费率的不断上调必然会影响到投保人的投保意愿，近一两年储蓄性险种销售难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此。
（二）对保险公司的给付能力造成极大的冲击，影响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
利率的调整一方面影响着保险资金运用的收益，另一方面每一次利率的调整也形成了高利率保单热销的景况，使我国保险业步入严重的“利差倒挂”境地。
1.利率调整对保险资金收益率的影响。我国保险资金运用受《保险法》规定的限制，只能投资于银行存款、国债、金融债券和国务院批准的其它方式。1998年10月保险资金允许进入全国同业拆借市场，1999年10月保险资金获准通过买卖证券投资基金间接进入证券市场。由于国债市场、债券市场容量有限，进入证券市场方式以及其它资金运用渠道的限制，目前我国保险资金仍然有相当的比例（大约为30%～50%）存放于银行。目前我国保险资金运用收益主要由银行存款利息、债券收益和证券投资收益构成。前二者收益直接与银行利息挂钩，后者的收益也间接地与银行利息发生联系，这是因为股市的波动与经济的增长率和利率的变化息息相关。由于银行利率的连续下调，使我国寿险公司的损失达280亿人民币。因此，银行利率的下调，对保险资金运用收益率的影响极大。保险资金运用收益难以弥补前些年较高预定利率险种所带来的巨额利差损。
2.利率的调整使我国寿险步入严重的“利差倒挂”的境地。由于我国保险业在经营管理体制上长期存在不注重效率，盲目追求保费收入的问题，使得各保险分支机构将其保费收入最大化作为其利益的唯一硬约束。此外，由于银行利率下调与保险预定利率下调之间存在一定的时间差，每一次银行利率的下调都大大地刺激了寿险需求，形成了公众购买保险的热潮，各保险公司以此为契机，大量销售高利率保单拓展业务，带来保险公司业务的高峰，其结果是寿险公司积累大量的利差损失，形成严重的“利差倒挂”，极大地影响了保险公司的给付能力，进而影响保险公司经营的稳定。
扩张性利率政策对我国保险市场的不利影响是显著的，但它对我国保险市场也有着促进的一面，主要表现在：（1）利率不断下调，保单预定利率也随之下调，促使保险公司从以往的以高预定利率保单为主的价格竞争中摆脱出来，而转向产品服务质量方面的竞争，进而促使保险市场竞争更加有序规范。（2）利率的下调迫使保险公司转变经营战略，放弃过去粗放型的经营模式，转向通过调整险种结构、控制经营成本、提高资产质量等来缓解利率下调对保险公司盈利能力的不利影响。
由此可见，近几年我国利率政策的调整，对我国保险市场建设，保险业的稳健经营有着直接的制约、促进和破坏作用。如何制定相应的保险政策，消除利率政策变动对我国保险市场的不利影响，是我国保险政策制定者面临的一个非常现实而又重要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韦生琼。人身保险[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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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理论范文5
[论文摘要] 本文介绍了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理论——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程，并通过对欧、美、非三种区域货币合作的动因、模式、汇率制度等方面的比较后，得出启示：区域货币合作是今后一段时间内亚洲货币金融合作的重点，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区域货币合作稳步推进的保障。
在世界经济尤其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区域货币合作已成为国际金融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并在部分国家和地区出现尝试性实践，其中欧盟的区域货币一体化进程最引人注目。与区域货币合作直接相关的理论是最优货币区理论(简称OCA理论)。本文介绍了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理论——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程，对迄今为止几个影响较大的区域货币合作案例进行剖析，通过对欧、美、非三种货币合作的比较后，认为区域货币合作是今后一段时间内亚洲货币金融合作的重点，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区域货币合作稳步推进的保障。
一、区域货币合作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1.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程。根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定义，最优货币区(OCA)是这样一种区域，在此区域内，“一般的支付手段或是一种单一的共同货币，或是几种货币，这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可兑换性，其汇率在进行经常交易和资本交易时互相钉住，保持不变；但是区域内国家与区域以外的国家之间的汇率保持浮动。”
1961年9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他著名的《最优货币区理论》一文，以全新的视角看待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问题，他从一个崭新的角度研究汇率和货币区，开创了观察汇率问题和货币区的全新视野，触发了有关“最优货币区(OCA)”理论的大量文献。蒙代尔提出用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所以有人将他的OCA理论称为要素流动论。
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提出之后，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的密切关注，也引起了更多经济学家对有关最优货币区判断标准的讨论，促进了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进一步发展。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学者们对最优货币理论的讨论大多集中在最优货币区的构成条件上，这些讨论从不同的侧面发展了最优货币区理论。
1963年，罗纳德·麦金农 (R.I. McKinnon )提出了把“经济开放度”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又一评价标准，即一国生产或消费中贸易品占社会总产品的比率。1969年，彼得·凯南 (P.B. Kenen) 在《最佳货币区：一个折衷的观念》提出，经济高度多样化的国家是货币区的更为理想的参与者。詹姆斯·英格拉姆（J·C·Ingram，1969）指出，为了达到货币区的最优化，有必要考察经济社会的金融特征，并提出以“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作为最优货币区标准的观点。哈伯勒 (C·Haberler，1970)和弗莱明（J·M·Fleming，1971）分别提出把“通货膨胀率的相似性”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即通货膨胀率接近的国家更适于达成货币一体化。1976年，爱德华·托维尔 (E·Tower)、托马斯·维利特(T·Willet)和弗莱明强调把“货币区成员国之间的政策相似性”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
但是，以上这些研究也不可避免带有一些局限性。首先，这些标准都有一定的片面性。其次，有些标准难以量化，缺乏实际上的可操作性。第三，这些理论在强调组成货币区的正面效应时忽视了一国加入货币区的成本问题。加入货币区在给一国带来收益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成本；特别是，货币是一国经济主权的象征，加入某一货币区即意味着该国对其主权的放弃。因此，成本和收益的权衡对一个考虑加入货币联盟的国家而言，具有现实的重要意义。
2.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进展。传统的对最优货币区的研究视角是短期的、静态的，侧重于现实约束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后，滨田宏一 (Hamada，1985)研究了一些国家加入货币区的福利含义。而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新理论加入了私人部门的自由选择权和自由放任思潮。克鲁格曼和奥博斯菲尔德(Krugman & Obstfeld，1998)也对该理论的研究做了总结，并提出了通过GG一LL模型判断加入货币联盟的时机。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现实世界一体化和区域化发展趋势的增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逐步从相对孤立的宏观经济稳定转移到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共同发展上，汇率制度本身越来越成为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政策工具。新的研究不仅放宽了对于价格和市场竞争性的假设，综合了各种关于最优现实标准的探讨，而且提供了从动态视角阐释”最优”的研究思路。区域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对称性的动态联系，成为主导最优货币区成本一收益判断的主要因素，对于区域货币合作前景的判断，从关注成本——收益的现实约束状态，放到关注区域货币一体化发展和实质经济一体化发展，以及同区域内部对称性增强之间的动态前景上，研究的视野更加宽广。
二、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实践
1.欧洲货币一体化。早在20世纪50年代起，欧洲联盟（欧洲共同体的前身）就开始了进行货币一体化的尝试，一直到2002年1月1日起欧元正式流通，成为欧元区各国惟一的法定货币。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现是世界货币史上的一个创举。正如欧洲中央银行前行长杜伊森贝赫所说，欧元是欧洲人民联合的象征。
随着欧元区资本市场不断一体化发展，欧元区国家投资者，尤其是政府部门更愿意在欧元区而非国内市场借债，单一货币欧元为在国际市场融资带来的优势，同时投资银行费率的降低和投资者倾向于通过国际市场进行投资组合分散风险也带动欧元区的主权债券发行的增长。以欧元发行的国际负债额已经远远超过以美元发行的国际负债额，成为全球最大的发行比重。伴随着欧元区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巨大的具备较强流动性的金融市场的形成，欧元拥有了挑战美元作为最大储备货币的潜力。由于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尤其是亚洲国家的中央银行在将外汇储备多元化时越来越青睐于欧元。2006年末，美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降至约64.7%，而与此同时，欧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从1999年17.9%升至2006年底的25.8%。随着近年来欧元兑美元的汇率水平屡创新高，欧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也会不断提高。
2.拉美国家美元化。拉美国家货币美元化的内涵，从经济学角度来解释，就是通常所说的“货币替代”现象 。“货币替代”是指一国居民因对本币的币值稳定失去信心，或本币资产收益率相对较低时发生的大规模货币兑换，从而外币在价值储藏、交易媒介和计价标准等货币职能方面全部或部分地替代本币。在经济易发生动荡的拉美国家，为寻求本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实施美元化政策，使美元具有和本国货币同等的法定货币资格，由此形成了特有的美元区域化现象。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政策制定者早就提议在西半球建立美元集团，NAFTA的贸易伙伴们在许多贸易中已经大量使用了美元。 根据统计，已经有包括阿根廷、秘鲁、乌拉圭、厄瓜多尔、墨西哥、多美尼加等多个国家已成为高度或中度美元化国家。
地区经济一体化是拉美经济“美元化”的重要动因。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拉美国家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不断加强区域内联系与合作，以增强抵御外来冲击的能力。南方共同市场、安第斯共同体、美洲自由贸易区等经济协作体的建立，就是这种合作的体现。地区经济一体化，特别是贸易一体化推动了货币一体化。当贸易关系加强时，同主要的经济伙伴分享一种共同货币自然会带来利益，因为利用汇率差别转移资本的成本会变得更高。2005年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加强了拉美同占统治地位的美国市场的贸易联系，并加速了这个地区的“美元化”。
3.非洲区域货币合作。非洲的货币合作最早起源于殖民地时期，法属殖民地和英属殖民地的各类国家群体联合进行了共同的货币制度安排。当时实行的货币制度安排主要采取两种方式:英属殖民地国家的货币钉住英镑，并由英镑支持，当地政府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殖民行政当局凭借在英国政府储备投资的利息而获得领地特权收入;而法属殖民地的法郎也是钉住宗主国法国的法郎，且殖民地的货币发行最终是由法国财政部的可兑换性保证和对政府借贷融资幅度的限制来支持的。
非洲法郎区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货币、经济和文化区域，是世界上惟一一个融合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真正的地区性货币体系。非洲法郎区货币合作的模式是在原法属殖民地的法郎联盟逐渐扩展基础上组成了非洲法郎货币联盟。该种模式的特征是：从技术层面上讲，法郎区是一个具有内外联系的货币体系。从政治层面上讲，法郎区则是各成员国政府所支持的合法组织（张延良、木泽姆，2002），它以一种国家责任的方式实施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是不发达金融合作体系的典范。
三、区域货币合作给我们的启示
货币理论范文6
1929-1932年出现全球性经济大萧条之前，以马歇尔为代表的古典主义学说占统治地位，观点是市场自由放任论。凯恩斯主义（因为产生在经济大萧条背景下被称之为“萧条经济学”）认为自由放任的市场调节不能自发实现平衡，用有效需求不足理论说明必须依赖财政刺激，3%左右的温和通胀水平对经济增长是有利的。直到1974-1975年出现最奇特的滞胀危机，古典主义卷土重来，认为滞胀是凯恩斯主义财政刺激的恶果。在批评凯恩斯主义基础上，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和供给学派兴起，相互之间论战相互进行理论修补。在新（后）凯恩斯主义、现代货币主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等模型中，以及实验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和行为宏观经济学等前沿研究中，都可以寻找到宏观经济理论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的争议。
1930年代大萧条出现后，费雪的“债务-紧缩理论”，或明斯基“信用-紧缩理论”认为，大萧条经济危机出现是由于繁荣时期过度负债（信用）的存在，走出“大萧条”解决通货（信用）紧缩的对策或是自由放任，企业破产后的强制恢复，或是增加货币供给，利用通货膨胀的方式助其恢复。现代货币主义对1970年代的滞涨进行研究认为，由于私人经济具有天然不稳定性，中央银行应奉行与实际经济增长率相适应的“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无效。但是1980年代初发生通货紧缩的衰退（因降低货币增长率），1990年代初发生衰退（货币是稳定的），在上述理论中找不到答案。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性预期学派）研究认为，货币在长期是中性的，货币在短期也是中性的，因而提出公开宣布的稳定的货币政策主张。1970年代真实经济周期模型（RBC）认为，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都由一个变量的变动来解释，货币冲击是真实冲击之外的一个变量。在此基础上扩展研究而来的随机动态一般均衡（SDGE）模型，包含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物价水平等货币因子。阿尔克洛夫（2005）认为，自然率假说与现实相悖，古典主义对于货币中性的判断是错误的，实际经济活动中存在低水平货币幻觉。小规模滞后调价或工资黏性会导致货币数量改变，从而影响到宏观经济均衡的显著变化。阿尔克洛夫等在行为宏观经济学框架下通过实证研究认为，需要构建一个稳定化的低通胀目标而不是零通胀目标的宏观政策框架，宏观经济学在偏离完全竞争时才有意义。
（二）微观基础是一种泡沫长期可持续的货币冲击吸收机制
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泡沫具有反稳定的负面效应。另外一些学者研究表明泡沫具有积极效应，特别是经济面临金融抑制、实体经济和需求约束时，在经济趋于动态无效的情况下积极效应就会变得显著。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Shefrin和Statement（1994）的“行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Behavioralcapitalassetpricingmodel，BCAPT）研究了市场有效性的微观基础—泡沫市场中交易者行为。行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修正了资产定价理论的理性预期假定前提，分析了市场中存在噪音交易者（Noisetrade）与信息交易者（Informationtrade）时的泡沫如何形成。行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推导了价格效率的必要与充分条件，分析了噪音交易者对价格效率、波动率、报酬率异象和交易量的影响，认为在价格有效市场中，价格效率均衡都可以有效地进行重新构造。借鉴1980年代以来美国、日本和欧洲通过泡沫化机制刺激经济，及其经济泡沫治理的教训，我国迫切需要通过金融部门变革来建立强大开放的金融市场和高度发达的金融体系，在金融制度上建立有助于设置防范泡沫和泡沫破裂的货币冲击吸收机制。金融部门变革与创新，金融深化与实体经济结构调整互相促进，泡沫可能具有长期可持续性；当资本市场可以维持较高的平均信心值水平并维持较高回报率时，泡沫的长期持续有可能提高经济的动态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