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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港渡者范文1
【关键词】 胫骨骨折；开放性；VSD；锁定钢板；疗效
胫骨Ellis分型[1]中、重度骨折常伴广泛软组织损伤， 伤口污染严重， 手术治疗困难， 易出现皮肤坏死、感染、慢性骨髓炎、骨不连及患肢功能障碍。山东省东平县人民医院自2011年9月～2013年2月采用VSD结合锁定钢板治疗20例胫骨Ellis分型中、重度骨折， 并且与20例换药结合外固定组进行对比， 取得满意疗效， 现将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取自本科自2011年9月～2013年2月40例胫骨Ellis分型中、重度骨折患者， 其中， 男21例， 女19例；年龄为20～50岁， 平均27.3岁；交通伤18例， 坠落伤12例， 重物砸伤10例。胫骨Ellis分型中度骨折患者28例、重度患者12例：受伤至手术时间， 1～8 h， 平均4h。根据患者自愿原则及家属要求， 将患者分为：VSD负压引流结合锁定钢板组和常规换药结合外固定组。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及病程等一般资料经统计学处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具有可比性（P>0.05）。
1. 2 纳入标准 ①受伤时间
1. 3 治疗方法
1. 3. 1 换药组+外固定 给予患者创面清创， 用过氧化氢、碘伏和生理盐水反复冲洗创面， 尽可能去除一切污染物， 切除窦道、避免残留死腔， 清除坏死的组织， 并将游离骨块泡置于碘伏中灭菌、生理盐水冲洗后备用。清创术毕， 重新铺单、消毒。分别于骨折远近端各固定2枚螺钉， 组合外支架， 尽量解剖复位后固定。将游离骨折块在支撑物的保护下大致复位。并将骨折端固定牢固， 再次冲洗创面及伤口。逐层缝合伤口， 术后进行常规换药治疗。
1. 3. 2 VSD+锁定钢板组 给予患者创面清创， 用过氧化氢、碘伏和生理盐水反复冲洗创面， 尽可能去除一切污染物， 切除窦道、避免残留死腔， 清除坏死的组织， 并将游离骨块泡置于碘伏中灭菌、生理盐水冲洗后备用。清创术毕， 重新铺单、消毒。术中骨折处复位、锁定钢板固定， 术中尽量保护周围血运及减少骨膜剥离。将负压封闭引流护创材料按创面大小或略小于创面修剪后覆盖创面， 创缘周围与负压封闭， 引流护创材料边缘间断缝合。将生物透性薄膜粘贴密闭整个创面并使用系膜法密封引流管， 密闭前用， 生理盐水酒精擦洗创面周围， 确保不漏气。术后密切注意引流管是否有大量新鲜血液， 引流管是否有压迫、折叠等导致的不通。警惕引流管堵塞， 一般堵塞物为血凝块和渗出物凝块， 应该特别注意此情况的发生， 堵及时进行处理 。
1. 4 疗效评定 术前术中比较两组的创面大小及手术时间， 手术后比较软组织坏死率、骨折愈合时间、肉芽组织生长情况， 以及对40例患者进行临床随访， 随访时间为4～18个月，平均10个月， 40例术后均获得随访。作者同时采用胫骨骨折疗效评定系统Johner-Wruhs评分[2]对患者术后功能进行评价。该系统分为疼痛、步态、跛行、费力活动、膝关节活动、踝关节活动及距下关节活动、畸形等7个方面进行评价。
1. 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6.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用x-±s表示， 计量资料用t检验或校正t检验， 计数资料用χ2检验， P
2 结果
2. 1 两组患者在创面大小及手术时间比较 患者在VSD组和换药组在创面大小分别为（876.1±5.65）和（904.28±2.97），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在手术时间上分别为（3.9±2.82）和（4.2±3.32），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两组患者在创面大小及手术时间比较（x-±s）
创面大小 手术时间
VSD组 876.1±5.65 3.9±2.82
换药组 904.28±2.97 4.2±3.32
2. 2 两组患者在骨折愈合时间、软组织坏死率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在骨折愈合时间分别为VSD组（6.7±3.06）和换药组（12.6±2.42），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6.7， P
表2 两组患者在骨折愈合时间、软组织坏死率
评分比较（x-±s）
骨折愈合时间 软组织坏死率
VSD组 6.7±3.06 11.8±5.4
换药组 12.6±2.42 20.6±4.4
2. 3 两组患者胫骨骨折疗效评定系统Johner-Wruhs评分分别为见表3。
表3 两组患者胫骨骨折疗效评定
Johner-Wruhs评分 优 良 可 差 优良率（%）
VSD组 6 10 2 2 80
换药组 2 3 8 7 25
注：χ2=12.68， P
3 讨论
胫骨骨折Ellis中度指骨折移位直径的51%～100%， 有0～1块蝶形骨块， Ⅱ度开放损伤， 患者遭受中度的能量；而重度骨折是指骨折移位直径的100%， 大于2个游离骨块， Ⅲ～Ⅳ度开放损伤， 患者遭受高度的能量。我们通过临床研究认为该系统兼顾了软组织的损伤程度， 并且成为了胫骨干骨折临床分度的一种普遍采用的方法， 是采用最严重的因素对骨折进行分级， 临床分型较好。作者认为该系统分型对软组织损伤、骨折移位程度、暴力大小进行系统分类， 临床指导效果好。
目前， 胫骨开放骨折治疗方法报道有很多， 主要有常规换药结合外固定架固定或者交锁髓内钉固定等治疗。张伯峰等[3]对24例开放性胫骨骨折行急诊外固定架治疗， 取得较好的疗效， 他认为急诊外固定架治疗是治疗开放性胫骨骨折的首选， 但他未对软组织损伤进行报道。赖志军等[4]应用髓内钉治疗开放性胫骨骨折患者性急诊手术， 取得较好的效果， 他认为髓内钉有利于胫骨远端的骨折。但是髓内钉在急诊手术中容易破坏骨膜， 也可能导致脂肪滴进入血管， 并且他也未对软组织损伤修复未进行报道。
创面负压封闭引流技术（vacuum sealing drainage， VSD）是由德国Fleischmann[5]首创， 由裘华德等[6]率先引进我国的新式引流方法， 现已广泛应用于多种急慢性软组织缺损或促进移植皮肤成活的治疗， 在骨科临床运用中已得到了充分肯定， 是一种简便有效的理想方法。VSD能促进组织的血液循环， 减轻组织创面水肿， 抑制细菌繁殖， 促进肉芽组织生长。
锁定钢板是近年来骨外科治疗中应用较广泛、效果较理想的新型内固定材料， 其具有多方面优点[7]：①作为一种内固定支架， 钢板与骨的解剖形状相匹配， 术中无需预弯， 无需紧贴骨质， 减少骨膜和软组织剥离， 使接骨板与骨面间压力降至最低， 最大程度的保护了骨膜和骨的血运， 从而使骨折愈合有更好的生物学环境。②钢板与螺钉之间具备成角稳定性， 避免复位丢失。对骨质疏松、严重粉碎性骨折患者也可达到坚强的内固定作用。并允许术后早期功能锻炼。③锁定螺钉可以根据骨折情况选择单层或双侧皮质固定， 减少骨折端骨质二次破坏。④通过钢板与螺钉之间的锁定构成一种类似内固定支架的结构， 允许在接骨板与骨骼之间存在一定空隙， 可以减少骨折端软组织和骨膜的剥离， 有效的促进骨折的愈合。
作者采用VSD结合锁定钢板治疗的20例患者较常规换药结合外固定组取得较好的疗效， 作者推测其可能的机制是利用VSD负压引流的抑制细菌繁殖、控制感染， 增加创面血供、改善创面微循环， 减轻水肿、降低微血管通透性的优点。同时， 术中锁定钢板的内固定支架作用， 其不仅可以减少创伤，保护因为大面积软组织剥脱导致的骨折端血运破坏，而且有利于维持良好复位，避免了应力遮挡， 有利于骨折早日愈合， 促进早日进行功能锻炼及关节功能的康复。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 VSD结合锁定钢板治疗的20例胫骨Ellis分型中、重度骨折患者在骨折愈合时间、软组织坏死率、胫骨骨折疗效评定系统Edwards评分上较常规换药外固定组明显改善， 临床疗效满意， 值得推广。
参考文献
[1] Bruce D Browner，Jesse B Jupiter， Alan M levine，et al.Skeletal Trauma， 2nd ED.w B Saunders，1998.
[2] Johner R，Wruhs O.Classification of tibial shaft fractures and correlation with Results after rigid internal fixation.Clin orthop， 1983（178）：7-25.
[3] 张伯锋，张英泽，潘进社，等.急诊外固定架治疗胫骨开放性骨折. 中华急诊医学杂志， 2011，20（1）：90-92.
[4] 赖志军，谢查缄，谢衷，等.第三代扩髓髓内钉治疗胫骨干开放性骨折. 中华创伤杂志， 2002，18（12）：758-759.
[5] Fleischmann W，Strecker W，Bombelli M，et al.Vacuum sealing as treatment of soft tissue damage in open fractures.Unfallehirurg， 1993， 96（9）：488-492.
小港渡者范文2
一、福建渡台港口与其开发台湾功能
《台湾通史》卷一开辟纪说：“而澎湖之有居人，尤远在秦、汉之际。或日，楚灭越，越之子孙迁于闽，流落海上，或居于澎湖。是澎湖之与中国通也已久，而其见于载籍者，则始于隋代尔。”
榕台之间航海通商活动，由来已久。近年来，台湾特别是澎湖在考古发掘中，出土许多宋时大陆瓷器。其中有连江浦口窑的宋代印花青瓷残片，有闽侯县油窑的印花青瓷残片。闽省可耕地少，历来人多粮缺，福州尤甚。时势迫使闽东南沿海向海商发展。宋元时期海商异军突起。宋苏轼在所著《率高丽进贡状》一书中述及：“福建一路，以海商为业”。福州为八闽之首港，海商兴起，造船业随之发达，并成商品。海商既走东南亚，亦通台湾。有从闽安镇过五虎门出航的，有从梅花出航的。
到了元朝，泉台之间经济联系更加频繁，每年都有几十艘船只来往于澎湖和泉州之间，当时称澎湖为“泉州外府”。1292年至1294年，元朝政府在澎湖岛上设立“巡检司”，管辖澎湖、台湾的民政，隶属于福建省泉州府同安县。到大德元年(公元1297年)，已经有200户1600余人，“巨细相间，坡垅相望”，形成具有相当规模的村庄和农田。澎湖的开发，为大陆汉人横渡台湾海峡，进一步与岛内土著居民的接触、交往乃至移居台湾、传播汉族文化，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澎湖群岛在赴台移民过程中也越来越重要。
入唐以后，随着福建南部社会经济的开发，与海外交往的兴旺，物产殷富、丝瓷鲜美的泉州，开始成为中国东南沿海对外往来和贸易的重要口岸之一。也是当时大陆去澎湖、台湾的要冲。
由于泉州港与澎湖港口的开辟，福建与台湾航运往来缩短2/3的距离。
明代，官方海运衰落。福建海商、海商集团崛起，使漳州月港兴起，在闽台交通运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海商在福建沿海各地遍布，如志书所载：“福地素通番船，其贼多谙水道，操舟善斗，皆漳泉福宁人。”海商分布以漳泉为多，福宁次之，尤以漳州地位最重要，其主要据点在漳州月港(又名月泉港，在今龙海县海澄镇)，位于漳州城东南25公里，东距厦门仅几公里，外通海潮，内接溪涧，因“一水中堑环绕如偃月”而得名。该港为九龙江出海处。
明代，虽然官方执行海禁政策，但由于月港远离省会，地僻一隅，“正座官司，威令不到”，故其私商航海活动十分频繁。景泰四年(1453年)，“民多货番”，成化八年(1472年)，泉州市舶司迁福州后，这里更成为民间海上走私的中心。“闽人通番，皆从漳州月港出洋”。其中整个台澎沿海都是其东洋航线落脚点及中继站。
勇于开创的福建海商，在与明政府不断斗争中，探索、总结了不少远洋航路(当时称“针路”，因其以指南针辨别航向而得名)。有纪录在史的有52条。这些航路多从漳州月港起程，其中经澎湖至鸡笼(台湾基隆港)、淡水(台湾淡水港)是最繁忙的航路之一。
由于海商们的频繁活动，当时福建与台湾的货运联系是密切的。据统计，从1636年11月至1638年12月共2年零2个月，由福建往台湾的贸易船有1014条，台湾回福建的贸易船672条。其中虽然有的是渔船，但当时的渔船也兼营贸易，所以都按贸易船统计。
在福建省石狮市蚶江镇蚶江村前，有一个清代蚶江海防官署遗址。在遗址中央，倚着断壁，“对渡碑”默默矗立。
蚶江港位于蚶江镇，地处泉州湾口南岸，距岸600米即为10米深线。航道长9.5公里、宽0.4～0.65公里，水深11.5～22米。是古代泉州通往海外的外港停泊地，上襟崇武獭窟，下带祥芝、永宁，以石湖为门户，以大小坠岛为藩篱。内通浦内、洛阳、法石、后渚诸港，直通晋江东、西溪。唐宋时代建有林銮渡、前港、后港渡等数座古渡、码头，仍存林銮、前港、后港3座。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曾寄泊于此。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清廷开放蚶江与台湾鹿港对渡，并移福宁州通判于蚶江，专管挂验、巡防及关口征税。泉州附属各港口航行台湾的船舶均要到蚶江关口挂验，方准出海。台湾至漳州的船泊也于此停泊。清乾隆五十七年又准蚶江与台湾八里岔对渡。蚶江港兴盛日时期，每日有300余艘船舶进出港口，仅蚶江一处就有20多家船行，拥有运输船200多艘。直至清末、民国初期，仍有20多艘运输船航行于台湾海峡之间。20年代后，由于航道日见淤浅，内港航运衰落。蚶江港码头仅作为城乡之间渡船驳运轮渡小码头，有机电船航行于蚶江至泉州之问。
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清政府在蚶江设正五品海防官署，统辖泉州一府五县(含今厦门)的对台贸易，俗称“泉州分府”。负责商渔挂验、海域巡防、督促“台运”、处理民间诉讼等事务。欲渡台者由官署通判发照，禁止偷渡。同年，清政府诏令蚶江为“泉州总口”，指令蚶江港与台湾鹿仔港对渡。
蚶江至鹿港的对渡航线开通后，海峡两岸航行时间仅需一昼夜，所以，泉州等附近各县的对台贸易，都经蚶江出入。乾隆五十七年，蚶江又辟航线至台湾淡水八里坌；道光四年，再辟航线到台湾海丰。至此，两岸对渡的5条航线中，蚶江占了3条。
清政府开放台湾鹿港与泉州蚶江港对渡之后，始于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逐渐形成第三次移民，甚至出现了举家迁徙现象。此次移民，人数高达百万人。
从蚶江运往鹿港的货物，以陶瓷、家具、药材、茶叶、布匹、烟叶为主。货物一到港口，驻地人员就联系销售，然后采购台湾货装船回载。回程的货物多为大米和木材，有时也运水果、鲍鱼、江贝、紫鱼巴、白糖，等等。
与蚶江对渡后，鹿港“舟车辅楼，百货充盈”，被人们称为“繁华胜似小泉州”。鹿港集市是当时台湾最大的货物集散地，仅“台运”粮食一项，每年由此地转运的就有2万余石。由于泉州人纷纷移居，鹿港人口增至近20万，成为台湾岛上的第二大市镇。
以蚶江为总口的两岸对渡的鼎盛时期持续了近60年。
厦门，更是自古以来闽粤移民前往台湾的主要集散地。
厦门是福建四大海岛(不包括台湾)之一，位于闽南九龙江入海处。明初为了防倭，筑厦门城，当时，海舶从漳州月港启航，半潮可至厦门，在此盘验后，移泊曾家澳，伺风开洋。
厦门自设关开埠后，就成为“台运”与“通洋”正口。
雍正五年至乾隆初年(1727～1736年)，厦门港国内外航海很快地兴盛起来。《厦门志》记载：当时“服贾者以贩海为利薮，视巨浸如衽席，……；“厦门商船对渡台湾鹿耳门，向来千余号”；“对渡台湾，一岁往来数次。”“初则获利数倍至数十倍不等，故有倾
产造船者……舵水人等借此为活者以万计”。
1661年郑成功从厦门出发、之后，郑成功的部众中，漳、泉两地人为数甚众，他们安营扎寨，分区屯垦，许多人成了台湾各地区的开基始祖。在郑氏政权经营的23年中，福建入台移民多达20万人以上，多从厦门进出。
1684年9月，康熙帝解除“海禁”，宣布“开海贸易”。从此，台湾与祖国大陆的通商货运，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海禁开放以后，随着沿海货运的复兴，各港的货运船舶数量也相应地有所发展。对当时福建沿海港口的商船有过如下的统计：
厦门港，拥有商船500艘，总载重吨位10万吨。其外港漳浦、诏安的商船，除有一部分大船在厦门港挂验登记在案外，尚有略小的海船200艘，约计有3～4万吨。
泉州港，包括晋江、惠安、南安3处的海船，约有300余艘，载重总吨约计4万吨。
福州港，有海船100余艘，船体略小于厦门船，而比泉州船略大，其总载重量约有1.4～1.5万吨。
总计以上各港，共有海船1200艘左右，共计载重8.5～9.5万吨之间。这就是清中叶福建沿海各港开展航海活动的力量基础。
二、台湾著名西渡港口及其开发岁月
当时台湾海峡是闽台的内海，台湾港口主要分布在西部海岸。
鹿耳门位于台湾南部安平以西30里处，因为“有山对峙如鹿耳，日鹿耳门。”安平，古名一鲲身，又称台窝湾，是台湾文化最早的发源地，也是“台湾”名词的肇始。
鹿耳门，顾名思义形状像鹿耳，是航道出入口。到了明朝末年，才在其地图上出现了Lamuyse(鹿耳门)这个名称。它是一条水道，可容数只船并列进出，是台湾咽喉，台江主要的航道。
在鹿耳门峡口南方为“北线尾屿”，面临江洋浩瀚的台江和鹿耳门航道，地位险要。据《台湾县志卷二、建置志扼塞条》记称――澎湖固守则鹿耳门安，鹿耳门安则全台与之俱安。可见三百年前，鹿耳门乃台湾之大门，经济、军事之地，维系着台湾生存的命脉，是台湾开发史上重要一环。
乾隆年间，鹿耳门为两岸唯一港口。
鹿耳门在台湾开拓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三百年前，台湾南部一处可容纳千艘商船的内海(台江)；其出入口便是鹿耳门海峡及大港航道。郑成功收台后，大港航道淤积，鹿耳门成为台江唯一的出入口，极尽舟楫之利，繁荣着古城――台南府，而今仅存一条鹿耳门溪，昔日台湾的浩翰之区也成为盐田或鲁虾养殖场。
18世纪台湾的淡水港、鹿港与福州港、泉州港都有对口通航，双方港口都很繁荣。
台北县的淡水镇位于台湾西北端，在淡水河下游北岸，大屯山系西侧，与观音山隔岸相望。地表总面积约71平方公里，除淡水和口狭小平原外，多半为大屯山陵被覆，形成山城河港，风景秀丽，自古为台湾八景之一。凶本镇地处迎风区，夏季多雨潮湿，尤其西北台风过境时经常引起海水倒灌，造成严重水灾。
淡水旧名“沪尾”，一种说法说是土著语hoba转音而来，意指河口；另一种说法是因为淡水发迹于海滨捕鱼处的末端(“沪”字原意为在潮间带所筑的拦鱼竹栅)，所以这样命名。在早期，“淡水”是使用于淡水河口与港埠的总称，“沪尾”是村落名称，后来有混用现象，直到日治时期才正式定名而沿用至今。
清咸丰10年(1860年)，淡水港正式与外国通商，在同治、光绪年间，成为北台湾第一大港，主要输出茶叶、樟脑、硫磺等，极盛时可停泊2千吨级的轮船。淡水因河、海运发达带来商务繁荣。
以后，在咸丰8年(1858)英法联军之役后签订的中，要求开放沪尾在内的十个通商口岸。由于英国人认为沪尾比其它港口更具有商业利益，因此独占广大地区为其租界，并兴建领事官邸。后来美、德、法等国也都相继来此增设洋行，一时之间各色人种往来穿梭，沪尾街头宛如一个小型的联合国。各国在这里进行掠夺性贸易，而从中所获取的钜额入超，不仅使沪尾成为当时全台的贸易港，也将纯朴的沪尾引入奢华的流金岁月。
鹿港原名鹿仔港，隶属台湾彰化县，位北纬24度至24度10分、东经120度22分30秒至120度30分；东接秀水乡，西临台湾海峡，南与福兴乡以福鹿溪为界，北与线西乡、和美镇相临，为台湾三百年史中的一个历史重镇。
鹿港早期汉人移民未大量迁入之时为平埔族之巴布萨族(Babuza)之居住地，当时属马芝遴社，其住民过着较原始的生活。在荷兰人占据台湾之前，传说是原住民猎鹿的地方。
鹿仔港之港名在中国历史中首见于清康熙34年(1695年)高拱干所修之台湾府志卷四武备志：“台湾水师左营……一分防鹿仔港，系报部本营官兵轮防……”。而鹿仔港被首称为“鹿港”则见于清乾隆48年(1783年)，福建将军永德奏设正口，曰：“……至北路诸罗彰化等属，则由鹿港出洋……”。
隋炀帝大业6年(610年)，炀帝派遣虎贲中郎将陈棱与朝靖大夫张镇州率师登陆鹿港，从此渐有汉人来此与原住民来往贸易。清代之前，鹿港港深可泊巨舰，并可容纳商船百余艘，实为天然良港。且鹿港于全台各港中，离大陆最近，风不论南北，时不论春冬，而进，八更即至泉州，九更即到蚶江，十二更即达厦门，故鹿港自然成为唐山移民台湾之主要出入口。明郑永历19年(1666年)，设北路安抚司于今日之彰化，汉人于是开始彰化平原之开垦。最先移进鹿港的汉人为闽省兴化人，再来为泉州、漳州人，最后为粤省潮州人、诸邑人。鹿港街市最初型成于现今鹿港东北北桥头客仔厝附近，港口则于今日之旧港一带，然而因港口淤塞，码头迁至现今之市场附近，聚落便渐扩展移至现在之鹿港街(大有街一带)。乾隆50年至道光末年的六十多年间尤其是鹿港的全盛时期，与现今的台南、万华并称为“一府、二鹿、三艋胛”台湾三大门户，“鹿港飞帆”为当时出名之胜景。
鹿港本为河港，易受河沙迁袭堆积影响，时为深水良港，时为积沙闭塞。清康熙56年已有首次淤沙纪录，雍正年间船只已不能抵港，乾隆中叶至嘉庆年间，港复宽大，水复广深，又值正式设口开渡，于是又开启了一段黄金岁月。
光绪24年(1898年)，冲西港又因洪水泛滥再告淤塞，于是又在镇郊洋子厝溪下游设立新港口，名为“福隆港”，位于鹿港街西北方6公里处。但帆船于福隆港仅能趁浦潮时进出，再以竹筏运输至鹿港街上。
日治末期，沙洲淤积已至无可救药的地步，连小型船只也无法入港停泊；此时又临中日战争爆发，与大陆断绝通商，鹿港已有名无实，形同废港。虽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陆帆船曾一度恢复往来贸易，但仍只是昙花一现，政府退台后又告关闭。此后，鹿港经济一落千丈，许多居民被迫出外谋生，称为“鹿侨”。
历史学家连横，在他所著《台湾通史》卷一《开辟记》中指出：“历更五代，终及两
宋，中原板荡，战争未息，漳、泉边民渐来台湾，而以北港为互审之口。”这就是说，闽台区域贸易，始自北宋，其交易口岸在北港(北港又称笨港)。
台湾笨港(云林县北港)，系由笨港溪南北两岸同时发展出来之城市，对外通称笨港，本身却再分成南北二港。天启元年(一六三一)，颜思齐入垦笨北港，立十寨，其地分布在今北港镇及紧邻之水林乡一带，天启四年(一六二四)，郑芝龙附之，后颜思齐病逝，郑芝龙代领其众。崇祯元年(一六二八)芝龙受招抚，开始为明朝防守海疆，其弟鸿逵、芝豹等人，亦转为明朝镇将。不数年，熊文灿抚闽，值大早，民饥，上下无策。文灿向芝龙谋之。芝龙乃招饥民数万人，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用海舶载至台湾，令其开垦荒土为田，辟建庄屋。其涵盖区域为今台南县盐水港以北，至云林县北港、虎尾一带，诸罗县志称为“外九庄”，而以笨港为门户。此为笨港开发之始。且以当地属初辟，田惟上上，秋成所获，倍于中土。其人以衣食之余，纳租郑氏。
笨港之发达，不仅在垦务之进展，为台湾中南部货物吞吐口之商港功能，更为其主要原因之一。诸罗县志谓：“笨港：商船辏集，载五谷货物”。据康熙六十一年巡台御史黄叔礅所撰《台海使槎录》中的《赤嵌笔谈》所载：“当时近海港口，哨船可入者，只鹿耳门及南路之打狗港，北路之蚊港、笨港等处。如笨港比邻之猴树港、海丰港、二林港、三林港、鹿子港……则仅可通杉板船而已。又谓当时台米贩运内地，北路米由笨港贩运。南路米由打狗港贩运，而笨港并有小港可通鹿耳门内，即名马沙沟是也。”由此可知笨港地理形势之佳，无怪汉人自始即以之为开台根据地。
笨港得迅速发展，肇因于当地郊行林立，郊行最大者，为经营笨港、泉州间贸易之泉州郊；经营笨港、厦门间贸易之厦门郊；经营笨港、龙溪间贸易之龙江郊，此外尚有糖郊、米郊、嵌郊、市郊及甚多之船行、油车，列肆之盛，不难想象。故诸岁县志笨港项下谓：“台属近海市镇，此为最大”。
三、两岸港口开放带来闽台商贸繁荣
1980年7月，台湾考古学者在台东县卑南乡发现许多二千年前的古石器、古陶片及古玉器，经过研究，确认其为我国南方古越族所特有。
大业六年(610年)，隋炀帝又派遣虎贲郎将陈棱率兵万余人，由义安郡(今广东潮州市)启航，横渡台湾海峡与南海之间水域，先至澎湖，后到台湾，前后共费时月余。据称：“隋军至时，流求人初见船舰，以为商旅，往往诣军中贸易”。可见隋朝舟师抵达台湾之前，大陆与台湾民间已存在一定的通商关系，才有初见船舰，以为商旅之状。这进一步说明与隋军作战的这个族群，社会发展程度较高，经济上已懂得贸易交换，交换的对象主要来自大陆。
陶瓷产品是福建手工业的主要外销品，也使福建成为海上丝瓷之路重要起点之一。宋元时期是福建古代陶瓷生产和外销的鼎盛时期，几乎福建各地都烧制陶瓷。其中以泉州青瓷、德化青白瓷和当时中国南方三大瓷系之一的建窑(即建阳水吉窑)黑釉瓷为主要代表。近年，考古学家在澎湖发现了数处“宋墟”，其中白沙乡的一处完整房基长13米，宽s米，建材多出自福建，年代约在北宋与南宋之间。在这些遗址中还发现了大量宋代福建的陶瓷残片及元宝、钱币等。澎湖地处海路要津，元代方志说，当时到此的商船，“岁常数百艘”。
宋元时代人们依然按照隋代的称呼称台湾为琉球。虽然南宋赵汝适《诸蕃志》与《宋史外国列传》的“流求条”是以《隋书》为基础加工而成，但对于方位却明确得多了：“在泉州之东，有海岛日澎湖，烟火相望。”《诸蕃志》还加上了新的内容，说“土人间以所产黄蜡、土金、牦尾、豹脯，往售于三屿。”
直到元末，福建才有去台湾本岛贸易的商船。汪大渊在琉球条中说：“地产沙金、黄豆、黍子、琉黄、黄蜡、鹿、豹、麂皮，贸易之货，用土珠、玛瑙、金珠、处州瓷器之属，海外诸国，盖由此始。”可见当时福建商人已将士珠、玛珠、玛瑙、金珠、处洲的瓷器运到台湾，与当地居民交换沙金、黄豆、黍子、琉黄、麂皮等土特产。汪大渊所附的海舶就是商船，所以《岛夷志略》对于台岛的物产及贸易之货，记载特别详细。
公元1644年(崇祯17年)“淡水已出产大量之琉磺，由于中国有战事，故多输往大陆，本年初有大小帆船30艘，为装运琉磺而开来淡水”。
台湾岛内，土沃宜稻，一岁三熟，故民无饥患。郑成功治台时期，申屯田垦荒之制，粮食富裕，可接济泉、厦。清廷后，岛上分驻戍兵，皆调自福建，三年一换。当时，除了台湾戍兵外，福建境内尚有水陆官兵50营及驻防的清兵不下10余万人。而沿海的福宁、福州、兴化、泉州四府多缺粮。驻兵骤增，福建的军粮及兵眷食米(时称“兵米”)皆倾赖台粮调运供应。清雍正年间(1723～1735年)，台湾岁运福建军粮及兵眷米谷85297石、闰年加运4298石，此即谓之“台运”。厦门港被指定为唯一的“台运”口岸。
清廷后的次年(1684年)，在台湾设立1府3县，隶属福建省，并正式宣布停止海禁，废除迁界令，准许沿海居民出海捕鱼与贸易。在这种情况下，福建的沿海航运又逐渐复苏。尤其厦门港自此崛起。
台湾口岸的开放，不仅扫除了两岸贸易发展的障碍，而且给台湾岛内区域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新的契机。台湾港口一经官方正式开口后，既提高了港口的官方等级层次，也提升了港口的各种机能。港口所承担的机能越多，商务就越繁荣，港口周边地区经济自然蒸蒸日上，成为区域经济的核心。鹿港、八里坌等港口的相继开放，区域港口的机能和贸易自主性不断提高，逐渐形成各自独立的港口体系，从而带动了台湾南部鹿港和北部艋两地商业的发展、城镇的兴起和区域经济的繁荣。鹿港市镇在鹿港开放后，发展日新月异，“舟车辐辏，百货充盈”。八里坌开放后，北部艋舯地区更是“商船聚集，阋闵最盛”。两地商业贸易的发达，几乎可以与台湾府城相媲美。
自实行闽台指定口岸贸易政策后，闽台地缘优势得以发挥，闽台间的物资交流进入空前繁荣的时期。成书于康熙年问，由陈文达编纂的《台湾县志》在对台湾海道的叙述中有如下记载：“台湾地极东南，上通江浙，下抵闽广，来往商艘，岁殆以数千计。”这里指的显然是康熙年代大陆与台湾的通商航运情况。
雍乾时期，台湾与福建一省的贸易的商船，亦有千艘。贸易商船有“糖船、横洋船，材坚而巨大者可载六七千石。”由于台湾同大陆的通商贸易经营获利丰厚，台湾海商往返大陆一次，“获利数千金”，使台湾海峡出现了“舳舻相望，络绎于途”的盛况。仅台湾府治一地，即有贸易商行二十余家，商船一千多只。
在清代前期闽台间物资交流中，台湾主要提供的是农副产品。《闽政领要》云：台湾“其种植者稻、粟而外，更有栽种糖蔗、番薯、芝麻、落花生、绿豆等项，以资民用。丰
收之岁，所产米、粟除供台澎等处民食外，其余粟石运至内地，接济漳、泉民食。”“至台北一路出产米谷，泉、漳地方终岁民食，仰赖于彼口仔各船赴北赂贩运。”
乾隆末年，台湾与大陆的贸易达到了鼎盛的阶段，仅粮食一项，台本产各地，福、漳、泉三府民食仰，商运常百万，江、浙、天津亦至，如此巨额的粮食贩运，即使全部使用运转量达三千石的横洋船，每年仅往返台湾与大陆之间的运粮船只，亦当需有五百艘次左右，这其中还不包括无从计数的走私粮食的“编港船”。连横的《台湾通史》指出：“雍乾之间，商务大盛，帆樯相接。”
闽省供给台湾的商品十分丰富，几乎包括除了粮食以外的其它各种生活和生产必须用品。台湾“百货皆取资于内地。”
黄叔撰《赤嵌笔谈》云：“海船多漳、泉商贾，贸易于漳州，则载丝线、漳纱、剪绒、纸料、烟、布、草席、砖瓦、小杉料、鼎铛、雨伞、柑柚、青果、桔饼、柿饼；泉州则载瓷器、纸张；兴化则载杉板、砖瓦；福州则载大小杉料、干笋、香菇；建宁则载茶。回时载米、麦、菽豆、黑白糖饧、番薯、鹿肉售于厦门诸海口。”
到了光绪十八年至二十七年(1892～1901年)，闽海关报告又称：民船运输贸易量很大，并且十分繁荣。开往台湾的船，称“台湾船”，约有70艘，它们运进食糖、樟木、牛皮、煤、鹿皮和西药，运走原木、原木板、纸张、笋和柴火。每艘载货价值约2万元。
上世纪初台湾和福建贸易往来频繁，福建的木材、茶叶、杂货、药材输入台湾，台湾大米、白糖、香蕉、樟脑也不断运往福建。即使在海峡两岸关系紧张的时期，民间的海上贸易也没有停止，这种民间直接贸易近二、三十年发展很快，已形成福州－基隆、平潭－新竹、厦门－高雄、东山－高雄、东山－台南、东山－澎湖等主要航线，定期往来于上述航线货轮有10多艘。民间贸易使台湾市面上随时可见到大陆蔬菜、杂货、鲜鱼等。民间往来货物从零星发展到大宗。
福建所产之木统称“建木”，其中杉木称“福杉”。台湾建筑、制造家具多取“建木”为之。其原因有二：一是台湾虽产木材，但建筑所需之木材缺乏，故台湾所用盖房之木材多取闽省“福杉”。二是闽台一水之隔，朝发夕至，海上运输便捷。有关资料统计，明清时期，闽省“建木”年输台额占台湾木材总输入额的十分之九。
台南、凤山及嘉义一带居民，有筑鱼媪养殖“目虱鱼”的习惯。而“目虱鱼”最好的饲料来自福州的茶籽饼(俗称“茶丘”，即茶籽榨油后所剩之渣粕)。古田、闽清、侯官、永泰各县盛产茶丘，且质佳，集中福州后输往台湾，每年约有四五千担。
当时福州是福建对台湾贸易的重要港口，位处闽江的出海口，广阔的闽江流域拥有重要的经济腹地，福州港成为重要的贸易集散地。其主要输入贸易品有纺织口、棉丝、石油、砂糖、海产品以及磷、锡、铅等矿石原料，人参及杂货；输出的产品亦以木材、纸、烟草、笋、茶、陶瓷器等为主。台湾输入福州各港的贸易品主要为香蕉、砂糖、咸鱼、石油、丝棉布、麻、石炭、铜及其他杂货。
小港渡者范文3
明清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淡水养殖业较以前又有显著的发展，养殖技术有很大的进步与提高，青、草、鲢、鳙的养殖方法尤为完善，并有鱼类专著和农书等相关篇幅进行经验总结，形成了一整套科学的养鱼理论。如明代黄省曾所著《养鱼经》及徐光启所著《农政全书》及其他文献都总结了当时的养鱼经验，从鱼苗孵化、采集到商品鱼饲养的各个阶段，包括放养密度、鱼种搭配、饵料投放、分鱼转塘、施肥、鱼病害防治、桑基鱼塘生态养殖等都有详细记述，达到了较高的技术水平，至今仍有参考价值。以下主要从鱼苗的生产与贩运这一侧面来揭示明清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淡水养殖业。
对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鱼苗生产和贩运业，已往学者的研究已有涉及[1]，但多为断代渔业史或渔业通史中论及，专文论及鱼苗生产与贩运的则较少见。论及时期也以唐宋居多，明清则相对较少。事实上，随着长江中下游地区淡水养殖业的发展，鱼苗的生产与贩运更加兴盛，况且这二者之间也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一 鱼类的繁殖习性
1．繁殖季节
鱼类产卵孵化后称为鱼苗，俗又称鱼秧。各种鱼类的产卵繁殖对季节要求有所不同，有在夏间产卵的，但大多数鱼类的繁殖季节在春季，如农人广为养殖的一些鱼类如草、鲤、青等鱼类就多在春季产卵。浙东一带，“土人率以陂塘养鱼，乘春鱼初生时取种于江外，长不过半寸”[2]。诗文中有关鱼苗的吟咏，亦大多与春风、春草等相连。如明人诗《戏为友人千鱼苗》云，“闻君凿池种鱼子，远注浔阳一泓水。春风昨夜化灵苗，中有十万横波尾”[3]。《渔人》一首云，“江头春草生，江上春水长。十日不出门，鱼苗大如掌”[4]。又如《湘江渔父词》云，“柳花飘尽荻芽长，艇艇鱼苗有数筐。日晩江光看渐远，贩儿灯火下瀟湘”[5]。
2．产卵场地
不同鱼类的产卵繁殖对场地的要求也不一样，有的鱼类喜在静水中产卵、有的鱼类则喜在流水中产卵，但大多选择在江河河口或两种水系交汇、浮游生物饵料丰盛的水域为其产卵场，或称繁殖场。江西九江湖口一带为鄱阳湖水系汇注长江处，向来为一大型鱼类的产卵场地，上述《戏为友人千鱼苗》中之“浔阳”即指此地。又如史料记载说安徽新安山区一带，由于没有大型湖泽产鱼，宋代时民人食鱼即主要靠疏凿池塘养殖鲤、鲩与鲭等鱼类。而其鱼苗来源则为“首春，鬻鱼苗者来自湖口界中。买才数寸，日取草饲之”[6]。岳阳城陵矶一带是洞庭湖水系汇注长江处，也是一个较好的鱼类产卵场，史料记载云有“鱼苗洋湖，在巴陵县北十五里”[7]，古巴陵即今岳阳。此外，江上凡为江河水系交汇处，一般都可能成为鱼类的产卵繁殖场地。如上述浙东一带土人养鱼，即乘春天“鱼初生时取种于江外”。又如《渔人》诗中云江上之鱼苗，《湘江渔父词》中所云艇艇之鱼苗等。
[1] 如陈伟明《唐宋时期的渔业生产》，载《农业考古》1994年第3期；又如丛子明、李挺主编《中国渔业史》中关于“鱼苗装捞专业化”等内容，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7月出版。
[2] （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浙江通志》卷一百六。
[3] （明）刘嵩《槎翁诗集》卷四。
[4] （清）胡文学辑《甬上耆旧诗》卷二十三。
[5] （明）张吉《古城集》卷六。
[6] （宋）罗愿《新安志》卷二。
[7] 《大清一统志》卷二百七十九。
二 兴盛的鱼苗生产业
1．鱼苗的捕捞采集：
据丛子明等编《中国渔业史》研究，隋唐以前，淡水养殖所需鱼苗尚少有自江河中捕捞者，养殖者或“求怀子亲鱼”放入池中，或用天然孵化之法。明徐光启《农政全书》卷四十一转引《农圃四书·鱼种》云：“古法俱求怀子鲤鱼纳之池中，但自涵育；或在取近江湖薮泽陂泖水际之土数舟布底，则二年之内土中自有大鱼宿子，得水即生也。”唐宋以后，人们则多自江河中捕捞鱼苗售卖，养殖者购鱼苗入池饲养。明清以后，养殖所用鱼苗几乎全部取自江河而很少再用天然孵化之法。《农政全书》卷四十一云，“今人但上江贩鱼，取种塘内蓄之，饲以青蔬，岁可及尺，以供食用”；“今之俗惟购鱼秧，其秧也，渔人泛大江乘潮而布网取之者”。渔人在大江上乘潮布网而捞集鱼苗，并将所得鱼苗售贩于池养之人。这在明代学者黄省曾所著《养鱼经》中亦有记载，“仲春，取子于江，曰鱼苗”[1]。在九江下游的安庆地区，凡于池塘圩泊蓄养鱼类之人，“每年值春夏之交，在江上小孤山上下择流水回旋处捞取各种鱼苗，分别蓄置塘堰中，俟养成后取之”[2]。
以上多指的是江西九江湖口一带的鱼苗采集。前已述及，其它凡江河水系交汇之处往往也有鱼苗出产，如丹徒县高资地区的孩溪江即为一例。孩溪江也是一个兴盛的鱼苗产地，每年三、四月间渔人用特制的渔具捕捞鱼苗。方志中对其鱼苗捕捞采集方式记载颇为详细，“鱼苗俗名鱼秧，一曰鱼花，出高资孩溪江中。三四月间诸鱼哺子，于是渔人结小方囊连缀数十，置沿江浅水中”捕捞鱼苗以出售[3]。
2．鱼苗的选种与培育：
刚刚孵化之鱼秧极为细小，所谓“初也，如针锋然”[4]。又有诗云，“沙远晴波浅漾金，鱼苗初上小如针”[5]。但经验丰富的渔人“取水视之，才如蚊芒，辄能辨其种类多寡”[6]。也就是说，渔人对于刚采集上来的细如针锋的鱼秧，就能分辨出是什么鱼，数量有多少。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这些鱼秧中往往混杂有肉食性的害鱼苗如鳢鱼苗等。如果没有及时将那些害鱼苗剔除掉的话，则养殖用的青鱼、草鱼、鲤鱼苗等就可能被它们吃掉。因此要将“能伤其众，稍大而黑鳞者去之”，即剔除不利于养殖的肉食性害鱼苗。
刚从江河中采捞到的鱼秧极为细小，因此，要用精饲料喂养一段时间，其喂养方法为“饲之以鸡鸭之卵黄或大麦之麸屑，或炒大豆之末稍”；待其稍长才能入池养殖，即“大则鬻鱼池养之家”[7]。当然，鱼苗的培育方式视所采集到的鱼秧规格大小而各异。明代黄省曾《养鱼经》云，“仲春，取子于江，曰鱼苗。畜于小池，稍长，入中塘”。对于长约半寸之鱼苗，宋代时即“以木桶置水中，细切草为食，如食蚕”[8]。
3．涝户、鱼苗厂与鱼苗街
前已述及长江中下游地区江湖水系交汇、饵料丰富之地往往是良好的鱼类繁殖场地，其中最为典型的莫过于“江州”，即江西九江地区鄱阳湖水系与长江水系交汇之地。江西九江自古为长江中下游地区规模最大的鱼苗孵化产地。南宋宁宗嘉泰年间（1201－1204）编修的《绍兴府志》中说，绍兴、诸暨以南大片地区的大户人家，都从江州（即今九江）鱼苗贩子中买苗种凿池养鱼[9]。
在九江湖口一带，由于处于江湖交汇之地，是良好的天然鱼类繁殖产卵场地，鱼苗捕捞生产规模非常大，有专门以捕捞鱼苗为生的渔民群体。明代陆深《俨山外集》卷二十对此有详细记载，下引为证：
今人家池塘所蓄鱼，其种皆出九江，谓之鱼苗，或曰鱼秧。南至闽广，北越淮泗，东至于海，无别种也。盖江湖交会之间，气蕴所钟。每岁于三月初旬，挹取于水。其细如发，养之舟中，渐次长成。亦有盈缩，其利颇广。九江设厂以课之，洪武十四年，钦差总旗王道儿等至府编签渔人，谓之涝户。
据此条材料可知，江西九江一带有一独特的渔民群体，他们专门以捕捞采集并培育鱼苗为生。明洪武十四年，朝廷官府专门派饮差总旗王道儿等人前往九江府编定签发这一渔民群体，并把他们称为涝户，意为专门于江湖中以捞取鱼苗为生的人户。每年三月上旬，涝户们于江湖交汇之水流捕捞鱼苗。鱼秧刚上水时，细如发丝，涝户们即于舟中培育。大约即以前述之法，也就是用鸡蛋或鸭蛋蛋黄或者麦屑、豆末等喂养，等长到一定规格大小即卖于各地鱼苗贩运商。
渔民的鱼苗捕捞与售卖获利颇丰，因此官府特设有税收机构向其征收课税。记载，早在元代至大年间（1308-1311年）即在德安县南三进四十步设有鱼苗仓，后毁于兵火，仅存址基[10]。明代江西九江府设有专门机构——鱼苗厂以向涝户征收鱼苗税，即前引之“九江设厂以课之”，厂址就在德化县湓浦门外龙开河渡口。在嘉靖《九江府志》卷9《职官志·公署》中，鱼苗厂作为公署与各河泊所并列，官府并对其征收一定的鱼苗税以补财政。[11]
鱼苗厂之西有鱼苗厂巷，又称鱼苗街，路通湓浦港[12]。估计就是以鱼苗捕捞生产和批售为业的渔民——涝户的居住聚集地。前述《戏为友人千鱼苗》诗云，“闻君凿池种鱼子，远注浔阳一泓水。春风昨夜化灵苗，中有十万横波尾”。虽不乏诗文之夸张，亦可见该地鱼苗孵化及捕捞生产规模之大，数量之多。
除上述最为典型的鱼苗生产基地九江外，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其它水乡也有以捕捞鱼苗为生者。如在太湖吴中地区，有诗云，“官舍晩凉飞燕子，水乡人静卖鱼苗”[13]。又如在安徽安庆枞阳一带，明代张煌言有《枞阳谣》云，“八尺风帆百丈牵，枞阳湖里去如烟。……灯火湖光儿女笑，鱼秧种得不须田”[14]。
[1] 《丛书集成新编》第四十七册，第571页。
[2] 民国《宿松县志》卷十八《实业志·渔业》。
[3] 光绪《丹徒县志》卷十八《食货志十一·物产二》。
[4] （明）徐光启《农政全书》卷四十一。
[5] （明）曹学佺《石仓历代诗选》卷二百四十九。
[6] 光绪《丹徒县志》卷十八《食货志十一·物产二》。
[7] （明）徐光启《农政全书》卷四十一。
[8] （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
[9] 丛子明先生等主编的《中国渔业史》，第44页。
[10] 同治《九江府志》卷七《地理志·古迹》。
[11] 河泊所是一种渔业税收与管理机构，详细情况参阅拙文《明代江西九江地区的渔业经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2期。
[12] 嘉靖《九江府志》卷二《方舆志·坊乡》。
[13] （明）曹学佺《石仓历代诗选》卷三百四十三。
[14] 《御选明诗》卷十四。
转贴于 三 鱼苗的贩运贸易
1．规模盛大的鱼苗市场
适宜的自然水文环境使江湖交汇处之鱼苗产地具有丰富的鱼苗资源，从而形成规模盛大的鱼苗市场。宋代时安徽新安山区一带的池塘青鱼、草鱼、鲤鱼养殖，其鱼苗来源即依赖“首春，鬻鱼苗者来自湖口界中”[1]。如前引之文云“今人家池塘所蓄，其种皆出九江”，“南至闽广，北越淮泗，东至于海，无别种也”，可见其产量规模之大，覆盖范围之广，亦可想见其鱼苗市场之兴盛。
湖楚一带同为江湖交汇之区，也是鱼苗的盛产地。明代太湖流域淡水养殖的鱼苗来源 地即为楚中地区。有方志记载云，“池鱼，一名草鱼，产楚中。贾人贩鱼秧到此，蓄之池中，至一二尺即市之。此中不产子，楚中长至四、五尺者方有子”[2]。由此可知，太湖嘉兴一带所长的草鱼，其体形尺寸一般尚达不到繁殖标准，只有湖湘一带长到四、五尺长的草鱼才能怀子繁殖。商人每年到湖广一带贩买草鱼鱼秧在该地区出售，当地民人购买鱼秧于池塘中放养，待养到一、二尺长即可捞取上市售卖。
当然，除了九江湖口、湖楚洞庭这些规模巨大、覆盖地域广大的超大型鱼苗市场外，其它一些江湖交汇之地也有规模较为可观的鱼苗市场。如丹徒县高资地区孩溪江的鱼苗市场，也出现“取之市者，千里争集”的盛况[3]。
2．鱼苗的长途贩运
规模盛大而集中的鱼苗产地市场与各地淡水养殖业对鱼苗的大量需求，推动与促进了兴盛的鱼苗长途贩运业。每至春间鱼苗孵化时，各地鱼苗贩运商即前往鱼苗产地批贩鱼秧至各淡水养殖水域出售。上述《俨山外集》所载云“南到闽广，北越淮泗，东至于海”这一广大地域范围的淡水养殖，其所需鱼苗都取自于江西九江；太湖地区嘉兴一带的草鱼养殖所需鱼苗取给于湖楚洞庭。如此，则每到春天三四月间，各地鱼苗贩运商必大量云集九江、洞庭等地批贩鱼苗，再经长途运输转往各地出售。例如，太湖流域每年春天即有专用的“鱼秧船”，前往鱼苗出产地――九江贩运鱼苗。同治《湖州府志》卷三十三《舆地略·物产下》记载：“鱼苗出九江，曰鱼秧。春间以舟由苏常出长江往贩，谓之鱼秧船”。民国《吴县志》卷51《物产二》亦有类似记载。同治《苏州府志》卷20《物产》中亦云：“鱼秧，细如针缕；蓄之池，三年可食。在乡以此贩鬻。”
丹徒县高资地区孩溪江的鱼苗贩运，“船载肩挑，云屯雾散”[4]。其它又如《湘江渔父词》云：“柳花飘尽荻芽长，艇艇鱼苗有数筐。日晩江光看渐远，贩儿灯火下瀟湘”[5]，贩售者为减少因鱼苗死亡损失，连夜星火赶运“下潇湘”而去。
人们通过长期的鱼苗捕捞生产及装载贩运，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早在宋人周密（1232－1298）所著《癸辛杂识》中即记及鱼苗装载有特制的装盛工具“鱼箩”，有换水、激水等运输方法，至养蓄地时“纵鱼苗于广水布兜中养之一月半月”，即下池蓄养前先对鱼苗进行锻炼[6]。人们认识到鱼秧的生命力较弱，而且由于数量众多，装载密度大，很可能由于缺氧等原因而大量死亡，因此鱼苗贩运对运输条件与技术的要求都很高。
明清时期，人们更已纯熟的掌握了鱼苗装运技术。如丹徒高资孩溪江地区的鱼苗贩运，有专门的装盛器具和激水加氧装置，以保证鱼苗的高存活率。在运输途中的时间必须尽可能短，同时要求水中的含氧量要保持在一定的水平，稍低就可能导致鱼秧大量死亡。所以贩运者“云屯雾散”以缩短运输时间；容器中鱼苗数量巨大，便采取“昼夜摇动，瞬息不敢稍休” 以增加水中的溶氧量，确保其高存活率[7]。
太湖流域前往九江地区贩运鱼苗的鱼秧船，由于鱼苗在运输途中因数量多、易缺氧而窒息死亡，故鱼秧船以极快的速度行进，而且要采取活水舱等供氧措施。关隘都不能延滞其运输时间，以使其到达目的地、进入蓄养池前仍能保持高存活率。此事由苏州督抚批示、饬令执行并进行备案，所谓鱼秧船“其行甚速，关隘不能阻止，由苏抚示饬在案”[8]。可见其时官方对淡水养殖业的重视程度，以及鱼苗贩运所需条件与技术的特殊性。
太湖流域的鱼苗贩运除以船运输外，又有“由四安旱路步贩者，谓之秧担”；由于以船运输所需之成本远远高于肩挑负担贩运，故“近日多用担、少用船者，以省费也”[9]。即减少运输成本以求多有营利。
3．官方干预与税收管理
在鱼苗的长途贩运过程中，也有官方的参于与干预。如上述清代苏州督抚批示、饬令并备案的，对于太湖地区贩运鱼苗的鱼秧船，为缩短其运输时间而确保存活率，“关隘不能阻止”。又如在高资孩溪江鱼苗产地，由于“贫民无赖在于出处及沿途勒索，所费不资。同治初年渔人控诸抚宪，丁公日昌揭示通衢，令所属文武佐贰各官在在弹压，由是费减”[10]。由于鱼苗贩运受到上述运输时间等各方面的限制，就给沿途的敲榨勒索提供了方便。渔人贩运鱼苗的成本费用过高难以获利，以致清同治初年渔人不得不诉诸官府以求保护。官方采取了较强硬的措施后，渔民的贩运成本降低。但由于自然水文条件已有所改变，天然鱼苗资源也就大为减少而“苗亦渐稀矣”。
明清时期，对贩运鱼秧的鱼苗船征税较重。如康熙朝《大清会典》卷三十四《户部·课程三·关税》记载：“鱼苗船，贩卖满贯船曰全苗，征二料银二十五两；本地装载船曰半苗、曰划苗，各止征一料银十七两五钱”。鱼苗船与茶船一样，都要“照商船之例征收”船料税银[11]。前述太湖流域湖州府地区鱼苗贩者为避重税，故“多用担、少用船者，以省费也”之记载即可为证。这种情形在清人诗文中都有所反映，如“几片红旗报贩鲜，鱼苗百斛楚人船。怜他性命如针细，也与官家办税钱”[12]。
鱼苗的大规模生产与贩运已如前述，由此可以从侧面说明长江中下游地区兴盛的淡水养殖业。史料中亦有淡水养殖的直接记载，如：“渔业分两种，一家鱼、一野鱼。家鱼者即池塘圩泊人力蓄养之鱼也，养家鱼者必先造作池塘圩泊，购买鱼秧，用食料蓄养，其长成甚速，隔年即可出售，获利极为丰厚。邻县怀宁、桐城等处筑池蓄鱼以营利者，其成效甚著”[13]；怀宁县“鱼岁有常课，乡间塘多养鱼花，每岁终以网取之，通呼之为塘鱼”[14]；青鱼“大者长三、四尺，产于江者曰，养殖于河沼者曰草青……草青则乡村池沼都有养殖，大约二、三年即可捕捉以出售或自用”[15]。
[1] （宋）罗愿《新安志》卷二。
[2] 光绪《丹徒县志》卷十八《食货志十一·物产二》。
[3] 光绪《丹徒县志》卷十八《食货志十一·物产二》。
[4] 光绪《丹徒县志》卷十八《食货志十一·物产二》。
[5] （明）张吉《古城集》卷六。
[6] 丛子明先生等主编《中国渔业史》，第44页。
[7] 光绪《丹徒县志》卷十八《食货志十一·物产二》。
[8] 民国《吴县志》卷五十一《物产二》。
[9] 同治《湖州府志》卷三十三《舆地略·物产下》。
[10] 光绪《丹徒县志》卷十八《食货志十一·物产二》。
[11] 《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四十七。
[12] （清）查慎行《敬业堂诗集》卷十四《鱼苗船》。
[13] 民国《宿松县志》卷18《实业志·渔业》。
[14] 民国《怀宁县志》卷6《物产》。
[15] 民国《宝山县再续志》卷6《实业志·渔业》。 第四节 水产商贸与市镇发展
一 各鱼市、水市的地理位置
鱼市一般都集中在交通便利的江滨水浦、津梁渡口、大小港湾，或者鱼利丰富的湖泊、鱼池、陂塘等地，其鱼市规模有大有小，贸易额有多有少，因地而异。以下分类叙述：
1．江滨水浦
“江花夹岸江水深，此时尺鱼如寸金……家家卖鱼向江浦，大船小船不知数”[1]，初春时，鱼市价格颇高，渔人争先恐后将鱼船划向江滨水浦吆喝卖鱼，大大小小的渔船不计其数，错落有致的列成繁荣兴旺的鱼市景观。又如明人何景明《大复集》卷11《津市打鱼歌》一诗云：“大船峨峨系江岸，鲇鲂鱍鱍收百万。小船取速不取多，往来抛网如掷梭。野人无船住水浒，织竹为梁数如罟。夜来水长没沙背，津市家家有鱼卖。”大小船只使用网罟鱼梁各与江上取鱼，渔获物数以百万计，夜来涨水，淹没了水中的沙洲，渔民捕获的鱼儿更多，第二天早上，家家均于江滨鱼市出售鲜鱼。
2．津梁渡口
津梁渡口大都亦有渔市之设，有诗为证：
“鹧鸪声断雨初晴，渡口风来水气腥。村北村南齐晒网，钓舟闲在夕阳汀。”[2]
“津晚人争渡，林寒鸟独还。渔翁收网去，几个钓舟闲。”[3]
“横湖如疋练，风景此中稀。日暖赤鳞跃，天晴白鸟飞。寒松蟠石岸，春水没苔矶。几度斜阳晚，渔舟渡口归。”[4]
3．湖塘、港湾
在各大小港湾及鱼利丰厚的湖池陂塘边大都自然而成渔市，有诗为证：
“僧居映柳庄，渔市入横塘。”[5]
“湖乡风景三秋后，佛界轩亭四望开。……鱼商酒市晴偏集，钓艇莲舟晚共回。”[6]
“风雨方知客路难，飞鸿相逐渡江湍。港收渔市舟归晚……。”[7]
“纵横如叶傍汀沙，谁识张骞海上槎。白鹭行边长作市，黄芦深处即为家。云迷短棹穿荷叶，笛弄西风起浪花。几度雨晴归晒网，鸳鸯浦口夕阳斜。”[8]
设有河泊所的水域一般都有一定规模的鱼市、水市，有些市镇即与河泊所同名。如沔阳州明初设沙湖河泊所在州东一百二十里，黄蓬湖河泊所在州南二百里[9]，该州有沙湖市“在州东二百四十里”，黄蓬市“在州南二百里”[10]；其位置亦基本于河泊所公署设置地点相吻合。又如岳州府巴陵县明初设有鹿角古塚湖河泊所，公署在县南五十里[11]；该县有鹿角镇在县东南“洞庭湖滨”[12]。华容县明初设褚塘湖河泊所在县西南二十五里[13]，即有褚塘市在县南二十五里[14]。南康府都昌县明初设有柴棚河泊所，公署即在柴棚；柴棚镇在“县东南七十里鄱阳湖中”[15]。
与各鱼市、水市的地理位置相对应，凡江滨水浦之墟市都会有兴盛的水产商贸活动。从前已述及的明人富宁《南市渔歌》及何景明《津市打鱼歌》二诗的诗题也可推断“南市”、“津市”都是以渔业贸易为主的商业市集。在江西地区，有些河泊所的公署就设在水滨的市场边，对渔船征收渔税，“公庭依水市，官税在渔船”[16]，所谓水市，可能就是以鱼类贸易为主的鱼市。湖口县之风俗，“乡务农业，市熟操舟”[17]，从事商业的人员都能熟练的操纵舟船，说明市场也以依托水滨的居多。又如九江府小江市，“一名官簰夹，去府治西五里许，有河汇于大江，水涨通龙坑、赤湖等处。舟楫上下皆泊于此，又陆通德安、瑞昌……商贾贸易、四时如一，亦要会也”；杨家穴市“一名断腰，在江北岸，去府治二十里许。前有夹洲，袤延七八里，可泊舟楫，商贾交易不绝”；女儿港市“去府治三十五里，临宫亭湖，与大孤山相对。一港委曲，可泊舟楫，又陆通府城，四时贸易无异”[18]。小江、杨家穴、女儿港三市均为天然良港，故发展为大型的江滨水市，四时贸易十分发达。可以推断，在这些水市上，鱼市贸易肯定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1] （明）李东阳《怀麓堂集》卷3《捕鱼图歌》。
[2] （明）史谨《独醉亭集》卷下《渔村夕照》。四库1233-145
[3] （明）胡俨《颐庵文选》卷下《龙沙夕照》。（江西）四库1237-628
[4] （明）程本立《巽隐集》卷2《横湖》。四库1236-169
[5] （明）杨基《眉庵集》卷7《江村杂兴之十五》。四库1230-403
[6] （明）张羽《静庵集》卷3《登德清百僚山》。
[7] （明）高启《大全集》卷15《过吴淞江风雨不可渡，晚觅渔舟抵松陵官馆》。四库1230-201
[8] （明）史谨《独醉亭集》卷下《南浦渔舟》。四库1233-154
[9] 嘉靖《沔阳州志》卷7《创设志》。
[10]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11。
[11] 弘治《岳州府志》卷3。
[12] 《大清一统志》卷359《岳州府二》。
[13] 弘治《岳州府志》卷6。
[14] 《大清一统志》卷359《岳州府二》。
[15]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84。
[16] （明）王直《过江西河泊所》，同治《南昌府志》卷6《地理志·市镇》。
[17] 嘉靖《九江府志》卷1《方舆志·风俗》。
[18] 嘉靖《九江府志》卷2《方舆志·坊乡》。
二 水产商贸对市镇发展的促进
以上论及数量众多、贸易兴盛的鱼市、水市设置于各河湖水系的江滨港湾、桥梁渡口等交通要道，沿江的各大小市镇也大都分布于江滨港口等江河交汇之地。这二者之间无疑存在着一种密切的联系，繁荣的水产商贸必然促进饮食业及居住业的发展从而加速市镇的发展，而便利的水路交通与繁荣的商贸又加强了各单一市镇之间的联系，从而有利于沿江市镇体系的形成及整合。以下即具体论述水产商贸对市镇发展的作用：
1．饮食业
水产贸易对饮食业的促进作用在饮酒与治鲙两个方面体现最为明显。前文已述及渔人与酒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凡有渔民处，必有酒；凡有渔村、渔市处，必有酒店。明清时期文人所作的诗词，往往是打鱼与饮酒并提、酒肆与鱼市并列，略举几例如下：
“连复井络，犬吠杂鸡鸣……垂帘酒肆列，入市鱼舟腥。”[1]
“绿阴夹道树重重，人杂渔樵远近通。回望酒家山色里，青帘斜飏落花风。”[2]
“湖乡风景三秋后，佛界轩亭四望开。……鱼商酒市晴偏集，钓艇莲舟晚共回。”[3]
“青枫岸隐白鸥沙，篁竹林中有酒家。日日得鱼沽一醉，何须分外作生涯。”[4]
“万嚅长江远，扁舟一叶孤。山连彭泽县，水接洞庭湖。客市鱼堪买，人家酒可沽。”[5]
饮酒则必有下酒之菜，傍鱼市而开的酒家，各类鲜鱼便是其最好也是最易得的菜源， “江边酒楼燕估客，割鬐砍鲙不论百”[6]。因此，各类鲜鱼的饮馔加工工艺即治鱼鲙之法必定日益精湛，有诗云：“日高湖冰解作块，水落旧痕出洲背。渔翁招摇沉网罟，上客游观缓裘带。跃青跳白举数尾，鲂鲤不言羊豕脍。……玉花行看登翠盘，素鬐早已扬清濑。”各地的名特优菜肴也因繁荣的商贸而得到传播，有诗为证：“平湖如席洲若块，渔子击水惊鱼背。一网数鳞如拾芥，骈头贯？相萦带。饔人挥刀飞雪花，座客停餐谈玉脍”。[7]
繁荣的商贸必然聚集大量的生产者、经营者及消费者人群，有人群聚集，则饮食业必盛；聚集人群越多，饮食业也必然越发达。明人薛瑄《敬轩文集》卷4《出汉口五首之四》诗云，“人家楼阁枕江烟，江上危樯泊万船”[8]。汉口的迅速发展是从成化年间汉水入江口改道之后开始的，其后很快便形成一个商业巨镇。商贸盛时，汉口江上停泊着数以万计的商船货轮，其时该地所聚集的人群数量可想而知。而饮食业的发展也必须同时跟上商贸的发展，这是一个自然的调节过程。前已述及，湖广为货物鱼盐之地，即言汉阳地区本身，其渔业经济也是十分发达的，水产贸易必定亦很发达。因此说，繁荣的水产商贸不仅促进了饮酒业与治鲙工艺的发展，对饮食业的其它方面也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2．居住业
同上述对市镇饮食业的促进作用相对应，繁荣的商贸也必然促进市镇居住业的发展。衣食住行总是相提并论的，是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四人方面，而商贸活动即涉及到食、住、行三大方面，可见商业贸易的重要性。水产贸易是商业贸易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也对市镇居住业的发展起着促进作用。可以说，渔业贸易在一定程度上直接促进了市镇的形成或促进市镇人口及规模的发展。
繁荣的商贸对市镇居住业的发展之促进作用主要体现于系列配套服务性店铺市肆的发展，既包括数量的增长，也包括服务质量的提高，这其中又包括旅店建筑装璜、各类店铺是否齐全等硬件设施和店铺服务态度等软件设施。这一切都处在一种自然发展、自我完备的过程当中，即取决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当然，同时也取决于官方的政策与管理。
可以这样推断，某些大型的市镇，最初就是由一些小小的渔村或鱼市、水市发展而成的。正德《安庆府志》卷8《建置志》记载，望江县杨溪长河雷港口河泊所“在急水沟，县南五里”；武昌湖河泊所“在武昌，县东北七十里”；泊湖鲚湖河泊所“在香草镇，县西四十里”；漳湖新口河泊所“在大沟河，县东北七十里”。而修于明代后期的万历《望江县志》卷1《舆地类·乡镇》记载，该县之市镇有“香草镇，在县西三十里，民居八十余家，泊湖所在焉。万历九年裁革，所基存。秋冬客旅鬻贩鱼盐舟聚于此”；“苏家嘴镇，在县北三十里，居民八十余家，武昌河泊所在焉。嘉靖三十九年裁革，所基存。秋冬鬻鱼之旅舟聚于此”；“新沟镇，在县八十里，民居夹岸七十余家。漳湖河泊所在焉”；“埭沟镇，在县东七十里，民居七十余家。昔漳湖河泊所在此，后移于新沟”。
对比二志所载可推知，正德年间各湖河泊所中尚只泊湖鲚湖所所在地成镇，即香草镇，而其它各地则均未成镇，因如已成镇，按修志体例当亦记为镇。但时至万历年间，各河泊所所在则都已成镇。从其地名中尚可看出前后之联系，如“大沟河”与“新沟镇”、“埭沟镇”；从二者之方位及距离更能进一步推断，埭沟镇可能即从原新沟河发展而成。估计由于鱼利的转移，漳湖河泊所由埭沟镇转设于新沟镇，“新沟”一名亦颇称玩味。望江县明初共设有四个河泊所，《万历志》中未记及杨溪长河雷港口河泊所，据《正德志》知其公署在急水沟。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26记载，望江县有急水、新沟、埭沟、华阳、阳湾五镇。由此可以推测，杨溪长河雷港口河泊所所在的急水沟至明代后期亦已发展成镇。又据《大清一统志》卷110记载，吉水镇，在“县南三里，本名急水，西通便民仓镇”；其方位及距离与《正德志》所载基本吻合。由此可以断定，急水镇即由原来的急水沟发展而成，后又改名吉水镇。杨溪长河雷港口河泊所中之雷港口亦有雷港镇，在县东三十五里。由此可知，凡设置有河泊所的地方，基本上都发展成了经济较为发达、人口较多的市镇。上述香草镇、苏家嘴镇、新沟镇、埭沟镇四镇的人口规模基本上都是七、八十余户人家，以每户五口计，则各镇大约有350－400余名人口。其它各镇之规模估计大体亦与这几镇相仿。在各湖渔业经济有所衰落、河泊所陆续裁革以后，每至秋冬时期鬻贩鱼盐之舟仍聚集在原河泊所所在之市镇，说明仍有相当规模的渔业生产。由此也可以推知，明代前期渔业生产更为兴盛时期的渔业贸易当更为繁盛，其渔业贸易对市镇发展的推动也当更显著。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渔业贸易促进市镇的繁荣有一定的季节性，一般来说，在秋冬季节的捕捞盛期，其市镇经济要较春夏时期相对繁荣。
凡一定面积的鱼利较丰的河湖水域，一般都有河泊所的设置，这在第八章中已详细论述。河泊所建置办公公署位置的选择则有一定的规律，即一般都位于交通便利的江滨水浦、津梁渡口，如前述明王直所作《过江西河泊所》诗云，“公庭依水市，官税在渔船”。又如安庆府怀宁县山口曹颜河泊所设在皖水入江之口的皖口镇，又名山口镇，该地宋时即已成镇；宁国府鱼潭河泊所设在县东北三里的三汊河口，宣城县南湖河泊所设在县东北六十里的马山埠[9]。或者将河泊所公署直接创置于沿江的州治或县治，如扬州府高邮州河泊所设于州东北新城内，泰州淤溪薄湖河泊所与兴化县河泊所均设在州治或县治北门外，通州河泊所与宝应县河泊所均设在州治或县治南门外[10]。因此说，河泊所公署建置地点的选择与水产贸易对市镇的发展是一种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关系。
3．其它相关行业
兴盛的渔业贸易除促进上述饮食业及居住业的发展外，也能带动其它相关行业的发展第八章中曾述及捕捞生产盛时要有大量的渔业用盐，即水产防腐。渔业生产兴盛之地并不一定是盐产地，因此，其渔业用盐大都要从外地产盐区贩运。兴盛的水产贸易必定带动繁荣的盐业贸易，明清二代行盐引制度，因大有利可图，经营盐业的盐商在商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中不乏豪商巨贾。盐商贩售之盐，虽以食用为主，但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各湖区水乡，渔业用盐（为食用盐之特例）也占了一定的比例。本章第二节中已述及，在水产冰藏保鲜大量应用于渔业生产之前，鱼类防腐主要采用盐藏。一般用盐量占渔获物的二成，即每一斤鲜鱼就要用二两盐来防腐[11]；而每人每天的食盐用量其实甚少，只是因人口基数高，用盐总量才高，因此相对来说，渔业用盐的比例还是较高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盐商的活动是较为活跃的，亦必促进市镇的发展。
本章第二节中已述及明清时期已出现较大规模的冰厂，尤其是在清代后期，沿海一带用于海洋鱼类保鲜的藏冰业已开始迅速发展起来。清沈德潜《元和县志》中对冰窨位置、数量、藏冰的全过程及其用途都有详细记载，“冰窨在葑门外，设窨二十四座……每遇严寒，戽水蓄于荡田；冰既坚，贮之于窨，盛夏需以护鱼鲜，并以涤暑”。其藏冰主要用于鱼类保鲜，兼以消暑。尤悼《冰窨歌》一诗体现更为明显，“葑溪门外二十四，年年特为海鲜置”。从其开办冰厂、设置冰窨的位置也能看出其与渔业的紧密联系，正德《姑苏志》卷21《官署上》与隆庆《长洲县志》卷5均记载，明初设长洲县河泊所在石家汇南，洪武十年罢后，移置常熟沙头河泊所于葑门外，仍其旧名。可见，该地正处于渔业生产和贸易较为繁盛的地带，故而促进了藏冰业的发展。
[1] （明）孙承恩《文简集》卷12《咏城居》。四库1271-164
[2] （明）史谨《独醉亭集》卷下《山市晴岚》。四库1233-145
[3] （明）张羽《静庵集》卷3《登德清百僚山》。
[4] （明）徐有贞《武功集》卷5《题谢庭循沧洲渔趣图》。四库1245-218
[5] （明）唐文凤《梧冈集》卷2《湖口县》。四库1242-558
[6] （明）何景明《大复集》卷11《津市打鱼歌》。
[7] （明）孙承恩《文简集》卷21《腊月同霍渭厓诸公乌龙潭观打鱼用坡翁韵》二首之一。四库1271-264
[8] （明）薛瑄《敬轩文集》卷4《出汉口》五首之四。四库1243-100
[9] 《大清一统志》卷116《宁国府二》。
[10] 嘉靖《惟扬志》卷7《公署志》。
[11] 参考丛子明等《中国渔业史》，第78页。转贴于 三 市镇体系的形成及整合
随着水产贸易的兴盛，各鱼市、水市逐渐发展成小型市镇，与各市镇贸易的发展相对应，明初各府、州、县甚或大多数镇均设有税课司、税课局以征收商税。兹举一例：太平府繁昌县设有荻港河泊所，公署在春谷乡，则其地应有较为兴盛的渔业生产和水产贸易。《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十年（1377）九月，“太平府言繁昌县荻港镇商贾所集，户部委官收课岁计米八百九十余石，宜于其地置税课局，从之”[1]。由此可略窥荻港镇的发展轨迹，税课局的设置是对其地市镇发展的认同和进一步规定。据明清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方志记载，凡设有河泊所的市镇，几乎同时都设有税课司、局。而当市镇人口增多、规模扩展的同时，城镇治安也被提上了日程，于是又有巡检司之设。又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十三年二月，太祖诏曰：“朕设巡检于关津，扼要道、察奸伪，期在士民乐业，商旅无艰。自设置以来，未闻其举职者。今特遣使分视各处，谕以巡防有道、讥察有方，有能坚守是职、镇静一方，秩满来朝，朕必嘉焉”[2]，凡治秩有序者则有奖。上述繁昌县荻港镇即设有巡检司。因此说，市镇功能是处在不断完善的过程当中的，而市镇的发展本身也就体现在这个过程当中。光绪《南昌县志》卷4《方域下·市镇》言，“市镇之设，所以聚商贾、通货财、便日用、利民生也”，这一叙述当可以大致概括市镇之功能。
商业贸易在促进各单一市镇发展的同时，也加强了各市镇之间的有机联系，从而促进市镇体系的形成及整合。在古代陆路运载只能依靠人力和畜力的条件下，无疑是水路航运要较陆路运输便利，其经济效率也是前者高于后者。因此，河湖水系发达、交通便利的地区一般都要较交通闭塞的地区经济开发早、发展速度快，前者市镇体系的形成也要较后者早，整合程度较后者好。也就是说，从地形、地貌而言，平原较山区经济发达；而在平原区，河湖水系发育良好的地方又要比水系不太发达的地方经济开发好，市镇体系的发展程度也是如此。凡商贾聚集、市场繁盛之地大多都是水路四通八达之地，以下以江西南康府都昌县的市镇体系为例，列表说明：
据上表可知，都昌县的市集数量多，且几乎所有的集市都为通水路者，仅新桥市未注明通水路，但据其市集名“新桥”可推测亦为通水路之市。集市分布于县境各地，中境、东境、北境又各有相对来说最为繁盛者，墟市体系十分发达。其它府县水乡之墟市体系亦同样如此，如南昌府南昌县“村居稠密，每七八里或三数里辄有墟市；每市所属皆数千户，大者近万余户，而市肆多者不过数百，所积之货皆日用之需；……市多滨河，西成之后，远贾争集，帆樯林立”[3]。可见其市集之密，市镇人口之多、规模之大，商贸交通之发达。具体例言之，南昌县三江口市（江本作港），“地界三县，东北属进贤，南属丰城，过河而东南为临川。三、六、九日依市为集。薰莸杂处，设有主簿稽查。”市汊镇“濒河为市，西南通瑞河、东南通两广、下通省会以达于湖，对河为丰城，稍西即新建。商贾辏集，帆樯如织，为本邑一大镇。设有巡检把总。”茬港市“地临大河，上通抚建，下达省会，地密人稠。一、四、七日百货辏集，远近皆至。”[4]
上述南昌县三大市镇之例不仅说明了该县境内有发达的墟市体系，也体现出其以水路与邻境、省会甚至外省相沟通，以商贸航运相联系的更高层级的城镇体系。因此说，城镇体系的形成就是通过繁荣的商贸而实现并最终达到整合的，即墟市――小城镇――地方城市（府、州县治）――区域中心城市的多层级城市体系的形成，都是在长时期的商品贸易过程中由市场本身逐步调整、整合而最终形成的。渔业贸易则在整个商品贸易中占据一定比例，故其对市镇体系的形成及整合也就起着相当的促进作用。兹举一例为证：安庆宿松地区有“贩鱼之船，一曰鲜船”；船贩“除贩运本境及邻境之内河通水各市镇外，并贩运出江，上或九江、下或安庆，均为极大之销场。盖九江、安庆轮舟便利并可将鱼用篾篓装置转附轮舟运至沪镇等处，故贩鱼营业者每以船贩为大宗也”[5]。我们从这当中便可清晰地看到一个多层级的城镇体系，即小城市（内河通水各市镇）――区域中心城市（九江、安庆）――大型港口城市（沪镇即上海）。其商品贸易主体就是水产商贸活动，其交通运输形式就是水路航运。运船规格又因各江河支流水力承载能力的不同而各异，从小型的船只到大型的轮舟，故其商贸状况亦由少量、分散售卖到大量、集中转贩，规模不等。
[1] 《明太祖实录》卷115，第1881页。
[2] 《明太祖实录》卷130，第2059页。
[3] 光绪《南昌县志》卷4《方域下·市镇》。
[4] 同治《南昌府志》卷6《地理志·市镇》。
[5] 民国《宿松县志》卷18《实业志·渔业》。
小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