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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录中国范文1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立志欲坚不欲锐，成功在久不在速。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语录中国范文2
1989年，在西安召开的“长安・东亚・环太平洋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笔者提交的论文《文化研究的模式构拟方法――以传统思维定向模式为例》，批判了传统文化孕育成的“东向而望，不见西墙”的思维偏向，认为中国的对外开放不应只是对海开放，强调重新向西开放，提出重开丝绸之路的构想。那时笔者在陕西师大任教，基于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思考，建议把重开丝绸之路作为国策：“从中国经济文化的宏观布局上看，欧亚贯通的陆路大动脉给我们输入新的血液，给全国发展的总体布局带来有益的变化，从根本上扭转重东轻西的文化偏至，实现资源、交通、人才等多重因素的优化配置与良性循环，搞活全国一盘棋，从宏观上带动地方，彻底解决中西部闭塞、贫困和落后局面，促进其经济文化的腾飞，从而大大加速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文化研究方法论》，陕西师范大学中外文化研究交流中心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28页）
今天，要研究四千年前的西北史前玉文化分布，理所当然地要关注西玉东输这样一种中国特有的资源调配现象，由此便进入到玉石之路的调查。这才逐渐地意识到：在之后由来华的德国人李希霍芬提出的“丝绸之路”说，虽然已经流行世界，却不符合国人对此路的认知习惯。近几十年来，国内学界把这条路称为“昆山玉路”或“玉石之路”。若是兼顾中西视角，可以像唐代诗人常建所咏（《塞下曲・玉帛朝回望帝乡》），采用古汉语习语“玉帛”一词来命名较妥当。名字问题中隐含着从西学东渐以来的本土文化自卑感到恢复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后的话语策略问题。
2008年问世的英文书《丝绸之路史前史》的作者俄罗斯学者库兹米娜认为：“旧世界历史中的主要现象之一就是伟大的丝绸之路，在古代和中世纪，这条连通中国、欧亚草原、中亚、印度、西亚以及欧洲的贸易路线，那时还延续到拜占庭帝国、威尼斯甚至更远的地方。丝绸之路过去用来从中国输出丝绸，而反过来，商人从罗马和其他国家向天朝大国（中国）输入玻璃器、珠宝以及其他高艺术价值的商品。”（Kuzmina，E.E. The Prehistory of the Silk Road.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08，p.4.）这是从国际视角对这条路的贸易情况的说明，没有顾及到中国本土视角。如果我们能够分析丝路中国段形成过程中的物质传播及其多米诺效应的因果链条，尝试论说丝路起源和贸易整体构成；再从比较文化的形象学角度，解析四类主要的传播物品的每一种在文化接受方所激起的精神回应，就能清楚地看出对每一种西来的物质要素神话化的文化再编码过程。我将此过程初步概括为四种主要物质的互动，即玉、马、佛、丝，称之为“丝路形成的多米诺效应”。
以往对丝路形成史的研究，海外视角注重的是对西域的科考探险和外文语种文献的发现，国内视角侧重在中西交通的历史、地理和贸易对象方面。无论是外部视角和内部视角，都侧重于现象层面的研究，缺乏一种因果关系的整体把握，未能进入到揭示丝路文化现象所以然的理论层面，即关注和诠释如下的深度问题：在什么时候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条文化传播路线？在这条古老的经济贸易与文化交流的国际大通道上，是何种物质要素率先登场，并发挥着依次催生或拉动其他物质要素的作用？
本文提出一种有关丝路（中国段）发生史的文化传播多米诺效应的理论解释，认为是华夏文明起源期对新疆和田玉石的发现和持久需求，拉动中原国家与西域之间的物资贸易之路的构成，即先出现一条运送玉石的路线，从而奠定丝路中国段的早期历史（公元前20世纪――公元前10世纪）。随之而来的是西域和中亚的马匹大量进口（公元前10世纪――公元19世纪），更进一步拉动丝绸作为交换玉石和马匹的筹码（张骞，公元前2世纪――公元10世纪），开始陆续出口或转口贸易，并强化着这条路线上双向物资流动交换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引发公元1世纪前后的西佛东输的过程，特别是佛教石窟寺从喀什到于阗、龟兹（克孜尔石窟），再到敦煌（莫高窟）、张掖（马蹄寺）、武威（天梯山）、永靖（炳灵寺）、天水（麦积山）和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特别需要留意的是，公元3世纪后佛教石窟寺建筑与佛陀塑像的渐次向东传播，其路径居然和一千年以前周穆王西游中亚的路线惊人的一致。
从历史上先后出现的商品流通之程序看，所谓的丝路，自西向东运输的物品，是玉在先，马紧随其后，佛教和佛像又在马匹之后。丝绸即帛，是作为交换玉和马的中原一方筹码，大量地和持续地自东向西运动。要追问这四种物质要素彼此之间的关联，应是一种原生和派生的逻辑关联，即因果链的关联：没有西玉东输的需求，就不会有作为运输工具的马和骆驼伴随着玉石一起向东的旅程，也不会有大规模的东帛西输；同样的，没有玉石东进中原的黄河河套路线，也就不会有佛教石窟寺东向传播，沿着河西走廊直到晋北的大同盆地的线路轨迹（从敦煌莫高窟到云岗石窟）。
就构成丝路中国段的各种物质要素而言，丝不是决定性要素，而是派生物质。原生性物质是西域的玉料。过去只知道新疆和田玉，九次考察重新确认甘肃玉矿多处，即“玉出二马岗”（临洮的马衔山、肃北的马鬃山），以及渭源县碧玉乡。如今第十次考察又聚焦到渭河上游的武山县鸳鸯山的鸳鸯玉（如今大量用来生产旅游纪念品――夜光杯）。这种墨色中透绿的蛇纹石玉，早在五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就沿着渭河输入中原。所以说渭河道是玉石之路和西玉东输现象的最初原型。
就文献记载情况而言，没有比周穆王更早的确实材料能说明中原与西域关联的这条路早期的物质交换情况。《穆天子传》所反映的穆王西游之路线问题，以及玉帛交换问题，都超出文学想象范畴，成为值得做出历史考证的真实对象。把《穆天子传》讲述的西域“群玉之山”和穆王团队“载玉万只”带回中原国家的行为，和《史记・大宛列传》记载的有关昆仑山“多玉石”的内容对照起来看，神话历史的真实性就显山露水了。从仰韶文化时代的六千年前，到周穆王时代的三千年前，玉石之路在三千年时间里向西拓展了两千多公里，从渭河源，直抵昆仑山下的和田河（古人以为是黄河源）和喀喇昆仑山的叶尔羌河。
以上大致说明：从“重开丝路”说，到“玉帛之路”说，二十多年的学术发展是一个逐渐走向文化自觉的过程。人是语言动物，必然生活在自己所使用的话语中。言说方式的变革意味着思想的变革。
语录中国范文3
7月1日,乌鲁木齐市中考阅卷已经进行到了第三天,乌鲁木齐市教育局邀请行风评议员、家长、学生代表及新闻媒体观摩乌鲁木齐市中考阅卷点,实地观摩中考评卷流程。
预计中考阅卷工作将在7月7日左右结束,经过复核、校对、成绩合成后,7月10日正式向考生公布中考成绩,考生在7月15日之前完成志愿填报,一批次学校录取结果预计在7月20日左右正式。
2018年中考继续采用网上阅卷的方式,目前,200多名来自全市各初级中学的老师正在乌市教育局集中阅卷场地阅卷。
乌市教育局局长刘剑表示,阅卷前,先将学生答卷扫描,由工程师及阅卷组组长把答卷分成不同区域,把阅卷老师也分成小组,每一小组老师负责一块,老师要改谁的卷子,改哪一道题都由计算机随机发放。
语录中国范文4
在此次地震之前，雅安已基本完成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其重建完工项目达两千多个，已投入资金达两百多亿元。就在地震前一天，雅安周边还举行了代号“闪电-A”的跨区地震救援演练。为此，国人势必会对两次地震进行对比，其“政感”肯定也会比前者更强烈。可喜的是，中央和四川各级政府，都对芦山地震做出了快速反应，一些重建项目也在本次救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比如，芦山中学保存完好，在承担重大地面救援任务之余，还发挥了空中救援中心的任务。
古谚曰，多难兴邦。根据“刺激-应激”模式，政治发展源于对挑战的回应，若不能在苦难中学会改进，“多难兴邦”就会沦为空话。无论是以大禹治水为例，还是以1998年抗洪、2003年抗击非典为例，中国政治历来与救灾联系紧密，因而连普通国民也精通“灾难政治学”。地震是突发事件，轻则震动全国，重则震动世界，它考验着官员乃至国家的能力与形象。因此，“震感”也是“政感”，只有提升官员对突发事件的感应力，“多难兴邦”才不会沦为空话。
灾难最能震撼人心，也最能凝聚人心，它要求官员具备高效救灾、纾解民困的能力，更要求其有全面统筹、长效预防的能力。更何况，无论是以前些年的日本大地震为例，还是以新近的美国爆炸案为例，各国都会有大灾难，民众既会比较本国历次救灾经验，也会对比各国救灾能力，因此政府应急能力直接影响公信力。
凑巧的是，就在芦山强震前一天，中央做出了“用一年左右时间、以县处级以上领导为重点、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决定。说白了，“群众路线”就是要对民心、民生、民困具备足够敏感性，避免官员脱离群众、麻木不仁、情感冷漠、精神懈怠、弄虚作假、贪污腐化。因此，对地震和禽流感等突发灾难的震感和痛感，最能反映领导干部的“政感”。
需警醒的是，鉴于对生态环境的长期透支，我国正在进入自然灾害高发期，水源、大气、土地污染带来的次生灾害将会接踵而至。同时，以最近的“凤凰门票事件”为例，鉴于前期改革积累了很多深层矛盾，我国已进入高发期。此外，鉴于我国快速崛起，西方世界难免会有情绪化反映，国际摩擦也会进入高发期。这三者都可以预见预防，无法像地震预测那样用“世界性难题”来搪塞，我国必须为此做足准备。否则，“2020年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就会大受影响，“中国梦”也会丧失理性基础。
常言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越是想成就大事者，越需做好风险评估。鉴于各色灾难频发，民众对身边危险早已感同身受，对各种过于乐观粗疏的风险评估，民众早已充满不信任感。很遗憾，无论是以2011年“7.23”动车相撞事故为例，还是以最近的雾霾事件、黄浦江死猪事件为例，官方越是盲目发放“定心丸”，公众的安心指数越低。
总之，隐患险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强震虽会将政府推到风口浪尖，但也是推动其应急能力和公信力建设、乃至政府全面转型的良机。只有大力提升官员的“政感”，让民众切实感到党风政风的转变，才能真正做到“化危为机”。因此，对于芦山地震的最好态度，不仅仅是全力救灾，也不仅仅是积极回应它引发的疑问，而是对我国日后可能遭遇的风险做出最充分的评估和准备。
语录中国范文5
“当科技正要重新改造世界时,却往往牺牲了蕴藏于生活中的美感价值;当科技与经济挂帅且强领着世界走向前进的同时,生活中的美感也正不堪于此瞬息万变而发出哀鸣。”这是无印良品艺术总监原研哉在他的《设计中的设计》一书中发人深省的一句话。正因为有了不愿意随波逐流的人,才有了今天那么多的自定义生活。
原研哉在书中还举了这么一个例子:“有一位女士,入境某国。当她正要从通关官员手中领回护照之时,官员跟她说了一句‘生日快乐’。原来官员从护照中得悉当天是她的生日。她从此爱上了那个国家。沟通就似蒲公英的种子一样,静悄悄地降落在某个角落,等待着发芽的机会。看得到当中细微之处,就能够开展新的沟通渠道,这就是‘视觉传达设计’(Communication Design)的本义所在。”
视觉传达设计开展新的沟通渠道
“视觉传达设计”这一术语从1960年在东京举行的世界设计大赛开始流行起来。简而言之,它是要做“给人看的设计、告知的设计”。就在三菱地产与无印良品首次合作的“无印良品村”刚刚掀起一股“定制公寓”的话题之后,上海瑞虹新城即将上市的瑞虹3期又将定制公寓的概念更加清晰地展现给大众。
定制奢侈品领域对人们来说并不陌生,定制公寓的概念还相当新鲜。所谓定制公寓是指按照业主所想,量身定做个性突出、能反映居住者个人风格和追求的身心栖居之所。定制公寓是个人意志的物化体现,它在精神深处能满足购房者的限量情结。
这个中国首次出现的“定制公寓”共有248套房源,约1/4房型可供半定制公寓服务。提供该定制服务的房型为87平方米的一房和171平方米的四房。一房有三种可选的户型风格,四房有两种可选的户型风格。购房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风格自定义房型,包括改变卧室的朝向、扩大起居室的面积、改变厨房的设计和调整衣帽间以及书房的布局等。
处于定制公寓前列的日本
今年1月开始销售的“无印良品村”将“定制公寓”的概念推向了人们的视野――这一大手笔的“酷越”项目位于日本千叶县船桥市,占地8000多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3000多平方米,房间以两房和三房为主,面积从60多平方米到90多平方米,共设计152个单元,预计竣工时间为今年11月。
“无印良品村”的最大亮点是灵活自由的空间,房屋结构与户型规划是分开的。整个项目一共有四种标准户型,基础结构是统一的。每个户型的厨房及卫生系统做成标准化,其他地方则可以根据业主的要求进行定制,可以做成单个大空间,也可以隔成两房或三房。
对于“无印良品”迷来说,“无印良品村”无疑是盼望已久的“梦中之地”。在公寓中定制商品已经涉及到无印良品30年发展历程所开发的家居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无印良品村”也可以说是专门为无印良品迷打造的定制公寓,其诞生正切合了大众对“自定义生活”上升的需求。
事实上,在发达国家如日本,定制公寓早已出现,在1993年出现的大阪Next21实验集合住宅可以算得上是日本最早的定制公寓尝试。此类定制公寓的一大特色在于,居民可以定制自己想要的房型和喜欢的装修风格。公寓采用框架结构形式,可根据居住者的不同需求任意灵活地变化功能和布局。
关注细节的欧美房屋定制
相比之下,定制房屋现象在地域宽广的欧美国家更为普遍,定制的内容也更贴近购房者的需求。欧美国家的定制更多地针对独门独户的大屋而非公寓,定制细节已经深入到采用木头或是石头作为建筑材料,窗户做成方形或者拱形。
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个住户看重了一片大约100平方米的土地,想在这片土地上建一所房子。这片土地的中间有一棵年代久远的橡树,这个男人向为他定制房屋的设计师表示:“我不要那种把院子设在前面或者后面的房子。我想我的房子中间有一个中庭,这棵橡树放在中间不动。整座房子分为前排、院子和后排。前排有餐厅、厨房、客厅和车库,后排是卧室、书房和卫生间。”但问题是橡树会挡住院子的绝大多数光线,鸟粪和各种的昆虫也会随之光临,想建游泳池,又生怕碰到橡树的根?
设计师给他的初步建议是,在树下搭建一个玻璃顶花园。玻璃顶可以阻挡树枝的蔓延和鸟粪;如果使用感应型玻璃顶,遇到雨水时玻璃顶能自动关闭;还要将花园底部垫高半英尺,使空气和雨水能渗透到树根位置,又不妨碍根部的生长。
语录中国范文6
1.这是人们在当前的一项共识:就数学教师的专业成长而言,相对于纯粹的数学知识与一般性的教学法知识而言,“学科内容教学法知识”(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简记为PCK)是更为重要的,因为,这不仅可以被看成这两者(以及学习心理学理论)的必要整合,也因落实到了具体的教学内容而对于一线教师就更加易学、易用,从而就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改变教育领域中长期存在的理论研究严重脱离教学实践的弊病.
当然,对于所说的“学科内容教学法知识”又可从多个不同角度更为深入地去进行研究(对此可见文[1]).在此要强调的是,上述的发展集中地反映了这样一种认识:无论就数学教育的理论研究或是一线教师的专业成长而言,都应切实立足实际的教学活动,并应更加突出数学学习与教学活动的特殊性.
后者事实上也正是笔者提出数学教师“三项基本功”的一个基本立场,这就是指,尽管数学教师作为教师队伍的一员,同样应当具备一般教师所应具有的基本素养和基本技能,如对于学生与教学工作的高度热爱、较好的普通话水准等,又因为数学构成了数学教学的具体内容,从而数学教师也应具备一定的数学素养和数学能力,如对于数学美的欣赏、一定的计算能力与解题能力等,但是,除去上述这些分别源自“教育”与“数学”的普遍性要求以外,数学教师还应具备一些特殊的素养或能力,后者可被看成数学教育“专业化”的必然要求.这主要包括:第一,善于举例;第二,善于提问;第三,善于比较与优化.
由于笔者已专门撰文对“数学教师的三项基本功”进行了论述[2],在此就仅限于从更为深入的角度指明这样两点:
第一,所说的“三项基本功”都可被看成数学教育特殊性的集中反映.首先,“举例”的重要性显然是由数学的高度抽象性直接决定的,后者又不仅表现于数学概念都是抽象思维的产物,也表现于这样一个事实:数学中的“问题”和“方法”事实上都应被看成一种“模式”,从而在此最为重要的就是如何处理好特殊与一般之间的关系.其次,数学教师之所以应当特别重视“提问”,则是因为“问题提出”与“问题解决”正是数学活动最为基本的形式之一,而且,这又是“问题”恰当性的一个主要涵义,即是否较好地体现了相应的数学思维,也即是“专业的问题解决者……会向自己提出的那些问题.”(巴拉布与达菲语)最后,思维的不断优化事实上也正是数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其不仅包括了“横向”的扩展,更是指“纵向”的发展:“它必须重新组织、重新认识,有时甚至要与以前的知识和思考模式真正决裂.”(安提卡语)
第二,对于“三项基本功”我们又不应理解成单纯的技能,恰恰相反,就只有从深层次的数学教学思想和教育思想去进行分析,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它们的精髓与意义.
(1)“善于举例”的主要意义是有利于“理解学习”.也正是从这一立场出发,我们在教学中就不应局限于如何能够针对具体的教学内容选择适当的“例子”,而应更加重视如何很好地去处理数学的形式方面与非形式方面之间的关系.
例如,从后一角度去分析,除去适当的举例以外,概念的教学显然还涉及更多的方面,即如何能将数学概念的学习与具体运作很好地联系起来,如何帮助学生发展相应的视觉形象与数学直觉等(更为一般地说,我们在此就涉及所谓的“多元表征理论”.对此可参见文[3]).另外,对于不同的年级我们也应有不同的重点和要求.例如,如果说“善于举例”主要是针对中学高年级而言的,即是如何通过适当的举例帮助学生较好地理解抽象的数学概念,包括逐步发展起与严格定义相适应的概念意象;那么,在中学的低年级阶段我们就应更加重视如何帮助学生由已有的经验或实例逐步过渡到严格的数学定义,我们并应清楚地看到这里事实上涉及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隐喻性思维”(描述性定义)与“文本性思维”(建构性定义),后者并就是“数学化”的本质所在,也即是一个建构(或者说重新建构)的活动.
(2)上面已经提及,“善于提问”的基本意义之一即是有利于学生学会数学地思维.正因为此,教师在教学中不仅应很好发挥自身的示范作用,而且也应通过对课堂上所出现的各种问题的及时评价在有意识地去做出引导.容易想到,这些做法直接关系到了学生提出问题能力的培养.
更为一般地说,我们又应清楚地看到“问题情境”的创设对于数学教学的特殊重要性:这直接关系到了如何能够很好地调动学生的好奇心和探究精神,而后者则又可以被看成学生数学学习的根本动力(详见文[4]).当然,对于所说的“问题情境”我们不应局限于具体的生活情境,也不应将此简单地等同于真正的数学研究活动,恰恰相反,我们应当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与具体的教学内容和情境对“问题”的恰当性做出分析.
最后,由于“问题”正是数学学习活动的主要载体之一,因此,这事实上就可被看成教师的教学活动是否真正超出“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并达到了更高水准的一个具体标志,后者即是指,学生的学习活动是否局限于简单意义上的“问题解决”,特别是,不仅他们所思考的“问题”不应局限于原来的问题.其最终所获得的“解答”也不应局限于原先问题的解答(这方面的一个范例可见文[5]).另外,这又可被看成这方面的一个首要目标,即是应当帮助学生逐步养成这样一种思维习惯:“求取解答并继续前进”(舍费尔德语),这也就是指,我们不应满足于具体解答的获得,并应致力于以此为基础提出新的问题,特别是,由教师给出问题逐步过渡到由学生自己提出问题.
(3)相对于前两者而言,“善于比较与优化”应当说更为直接地涉及数学教育的这样一个目标,即是帮助学生养成一定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或者更为恰当地说,即是充分发挥数学的文化价值.值得指出的是,在一些学者看来,我们可以从后一角度更为深入地去理解数学学习活动的本质:这在很大程度上即可被看成“进入”某种特定文化的过程(毕晓普语).当然,后者在此主要是指“数学文化”,我们应从更为广泛的角度去理解这里所说的“进入”.例如,除去方法的改进与结论的推广以外,“语言”的变化也应被看成“数学文化”的又一具体涵义.具体地说,除去由“非数学语言”向纯粹的“数学语言”的过渡以外,我们又应看到词语的扩展、功能的强化(更加精确、强大,以及由单纯的交流过渡到论证的功能),直至语言基本性质的变化(“非个性化”“客观化”与“标准化”,(欧内斯特语)),等等.
显然,从上述的角度去分析,我们也可更为深入地认识“优化”对于数学学习的特殊重要性,这就是指,正如先前关于数学思维发展性质的分析所已表明的,与数学学习直接相关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养成主要的也是一个后天的过程,其中必定包含一定的冲突和“顺应”的过程.也正因为此,我们在教学中就应特别重视如何能够使得“优化”成为学生的自觉行为,特别是,除去“比较”这样一个环节以外,我们还应清楚地看到“总结与反思”在这一方面的重要作用.又由于比较、总结和反思、优化等可被看成一般性学习活动的主要环节,因此,这也就从又一角度更为清楚地表明了数学教学的这样一个意义,即是有利于学生学会学习.(对此例可见文[6])
2.上面的分析显然表明:为了改进教学,我们不应仅仅关注具体的教学方法或教学模式,而还应当联系教育目标更为深入地去进行思考.更为具体地说,上面所提到的“帮助学生学会数学地思维”和“数学的文化价值”显然就是与“数学教育的三维目标”直接相联系的.以下就对后者做出进一步的分析论述.
首先,能否在上述两个方面取得切实进展,直接关系到了这样一个根本性的教育思想的落实,即是由“知识的传承”向“以学生的发展为本”的重要转变.例如,从后一角度去分析,我们就应对上面所提到的关于如何判断教师的教学活动是否超出了“知识和技能的学习”这一问题做出更为全面的分析,后者即是指,我们不仅应当注意分析教师在教学中是否较好地做到了“帮助学生学会数学地思维”,而且也应十分关注这一教学活动是否体现出了对于“帮助学生养成适当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高度关注.
其次,从同一角度去分析,这显然就可被看成新一轮数学课程改革的一个重要贡献,即是明确提出了数学教育的“三维目标”,从而为我国数学教育的深入发展指明了努力方向.
然而,应当强调的是,上述的思想并非全新的创造,因为,即使就我国而言,在新一轮课程改革实施以前就已存在这方面的积极实践.例如,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中学数学教育界就已开始了用数学方法论,也即数学思想方法的分析带动具体数学知识内容教学的积极探索,而其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希望帮助学生学会数学地思维(对此例可见文[7]).另外,就充分发挥数学的文化价值而言,我们则又可以特别提及高等院校的这样一项工作,即是“数学文化课程”的建设[8].
当然,就整体而言我们又可明显地看到发展的不平衡性;另外,笔者在此之所以要对先前的发展做出回顾,主要是为了表明这样一个认识:为了能在上述方面取得切实进展,特别是使之真正成为中国数学教育的普遍特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更应不断增强自身在这一方面的自觉性,包括通过认真地总结与深入反思清楚认识已取得的成绩与不足之外,什么又是进一步工作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