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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录中国范文1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立志欲坚不欲锐，成功在久不在速。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语录中国范文2
1989年，在西安召开的“长安・东亚・环太平洋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笔者提交的论文《文化研究的模式构拟方法――以传统思维定向模式为例》，批判了传统文化孕育成的“东向而望，不见西墙”的思维偏向，认为中国的对外开放不应只是对海开放，强调重新向西开放，提出重开丝绸之路的构想。那时笔者在陕西师大任教，基于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思考，建议把重开丝绸之路作为国策：“从中国经济文化的宏观布局上看，欧亚贯通的陆路大动脉给我们输入新的血液，给全国发展的总体布局带来有益的变化，从根本上扭转重东轻西的文化偏至，实现资源、交通、人才等多重因素的优化配置与良性循环，搞活全国一盘棋，从宏观上带动地方，彻底解决中西部闭塞、贫困和落后局面，促进其经济文化的腾飞，从而大大加速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文化研究方法论》，陕西师范大学中外文化研究交流中心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28页）
今天，要研究四千年前的西北史前玉文化分布，理所当然地要关注西玉东输这样一种中国特有的资源调配现象，由此便进入到玉石之路的调查。这才逐渐地意识到：在之后由来华的德国人李希霍芬提出的“丝绸之路”说，虽然已经流行世界，却不符合国人对此路的认知习惯。近几十年来，国内学界把这条路称为“昆山玉路”或“玉石之路”。若是兼顾中西视角，可以像唐代诗人常建所咏（《塞下曲・玉帛朝回望帝乡》），采用古汉语习语“玉帛”一词来命名较妥当。名字问题中隐含着从西学东渐以来的本土文化自卑感到恢复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后的话语策略问题。
2008年问世的英文书《丝绸之路史前史》的作者俄罗斯学者库兹米娜认为：“旧世界历史中的主要现象之一就是伟大的丝绸之路，在古代和中世纪，这条连通中国、欧亚草原、中亚、印度、西亚以及欧洲的贸易路线，那时还延续到拜占庭帝国、威尼斯甚至更远的地方。丝绸之路过去用来从中国输出丝绸，而反过来，商人从罗马和其他国家向天朝大国（中国）输入玻璃器、珠宝以及其他高艺术价值的商品。”（Kuzmina，E.E. The Prehistory of the Silk Road.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08，p.4.）这是从国际视角对这条路的贸易情况的说明，没有顾及到中国本土视角。如果我们能够分析丝路中国段形成过程中的物质传播及其多米诺效应的因果链条，尝试论说丝路起源和贸易整体构成；再从比较文化的形象学角度，解析四类主要的传播物品的每一种在文化接受方所激起的精神回应，就能清楚地看出对每一种西来的物质要素神话化的文化再编码过程。我将此过程初步概括为四种主要物质的互动，即玉、马、佛、丝，称之为“丝路形成的多米诺效应”。
以往对丝路形成史的研究，海外视角注重的是对西域的科考探险和外文语种文献的发现，国内视角侧重在中西交通的历史、地理和贸易对象方面。无论是外部视角和内部视角，都侧重于现象层面的研究，缺乏一种因果关系的整体把握，未能进入到揭示丝路文化现象所以然的理论层面，即关注和诠释如下的深度问题：在什么时候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条文化传播路线？在这条古老的经济贸易与文化交流的国际大通道上，是何种物质要素率先登场，并发挥着依次催生或拉动其他物质要素的作用？
本文提出一种有关丝路（中国段）发生史的文化传播多米诺效应的理论解释，认为是华夏文明起源期对新疆和田玉石的发现和持久需求，拉动中原国家与西域之间的物资贸易之路的构成，即先出现一条运送玉石的路线，从而奠定丝路中国段的早期历史（公元前20世纪――公元前10世纪）。随之而来的是西域和中亚的马匹大量进口（公元前10世纪――公元19世纪），更进一步拉动丝绸作为交换玉石和马匹的筹码（张骞，公元前2世纪――公元10世纪），开始陆续出口或转口贸易，并强化着这条路线上双向物资流动交换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引发公元1世纪前后的西佛东输的过程，特别是佛教石窟寺从喀什到于阗、龟兹（克孜尔石窟），再到敦煌（莫高窟）、张掖（马蹄寺）、武威（天梯山）、永靖（炳灵寺）、天水（麦积山）和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特别需要留意的是，公元3世纪后佛教石窟寺建筑与佛陀塑像的渐次向东传播，其路径居然和一千年以前周穆王西游中亚的路线惊人的一致。
从历史上先后出现的商品流通之程序看，所谓的丝路，自西向东运输的物品，是玉在先，马紧随其后，佛教和佛像又在马匹之后。丝绸即帛，是作为交换玉和马的中原一方筹码，大量地和持续地自东向西运动。要追问这四种物质要素彼此之间的关联，应是一种原生和派生的逻辑关联，即因果链的关联：没有西玉东输的需求，就不会有作为运输工具的马和骆驼伴随着玉石一起向东的旅程，也不会有大规模的东帛西输；同样的，没有玉石东进中原的黄河河套路线，也就不会有佛教石窟寺东向传播，沿着河西走廊直到晋北的大同盆地的线路轨迹（从敦煌莫高窟到云岗石窟）。
就构成丝路中国段的各种物质要素而言，丝不是决定性要素，而是派生物质。原生性物质是西域的玉料。过去只知道新疆和田玉，九次考察重新确认甘肃玉矿多处，即“玉出二马岗”（临洮的马衔山、肃北的马鬃山），以及渭源县碧玉乡。如今第十次考察又聚焦到渭河上游的武山县鸳鸯山的鸳鸯玉（如今大量用来生产旅游纪念品――夜光杯）。这种墨色中透绿的蛇纹石玉，早在五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就沿着渭河输入中原。所以说渭河道是玉石之路和西玉东输现象的最初原型。
就文献记载情况而言，没有比周穆王更早的确实材料能说明中原与西域关联的这条路早期的物质交换情况。《穆天子传》所反映的穆王西游之路线问题，以及玉帛交换问题，都超出文学想象范畴，成为值得做出历史考证的真实对象。把《穆天子传》讲述的西域“群玉之山”和穆王团队“载玉万只”带回中原国家的行为，和《史记・大宛列传》记载的有关昆仑山“多玉石”的内容对照起来看，神话历史的真实性就显山露水了。从仰韶文化时代的六千年前，到周穆王时代的三千年前，玉石之路在三千年时间里向西拓展了两千多公里，从渭河源，直抵昆仑山下的和田河（古人以为是黄河源）和喀喇昆仑山的叶尔羌河。
以上大致说明：从“重开丝路”说，到“玉帛之路”说，二十多年的学术发展是一个逐渐走向文化自觉的过程。人是语言动物，必然生活在自己所使用的话语中。言说方式的变革意味着思想的变革。
语录中国范文3
7月1日,乌鲁木齐市中考阅卷已经进行到了第三天,乌鲁木齐市教育局邀请行风评议员、家长、学生代表及新闻媒体观摩乌鲁木齐市中考阅卷点,实地观摩中考评卷流程。
预计中考阅卷工作将在7月7日左右结束,经过复核、校对、成绩合成后,7月10日正式向考生公布中考成绩,考生在7月15日之前完成志愿填报,一批次学校录取结果预计在7月20日左右正式。
2018年中考继续采用网上阅卷的方式,目前,200多名来自全市各初级中学的老师正在乌市教育局集中阅卷场地阅卷。
乌市教育局局长刘剑表示,阅卷前,先将学生答卷扫描,由工程师及阅卷组组长把答卷分成不同区域,把阅卷老师也分成小组,每一小组老师负责一块,老师要改谁的卷子,改哪一道题都由计算机随机发放。
语录中国范文4
【关键词】中国制造 困境 出路
近段时间以来，一些西方国家针对中国部分出口产品质量问题大肆炒作，对中国制造的一些“问题产品”提出严重的质疑，刮起了妖魔化“中国制造”的冷风。在造成经济损失的同时，“中国制造”问题更演变为一场信任危机，严重损害了中国产品的声誉和中国的国际形象。
一、“中国制造”面临的困境
“中国制造”遭到国际社会质疑，在出口占国民经济重要地位的情况下，这一问题的解决刻不容缓。然而解决这一问题又非易事，“中国制造”目前面临着诸多困境。
1、产品附加值低，核心技术缺乏
在世界制造业的产业链上，中国大多数企业只处在下游。中国制造业的加工组装在整个产业链中的附加值较低。目前可利用的比较优势是廉价劳动力，接受的是技术或产品的转移，这决定了我们在产业链中的位置即组装和制造。而研发或营销策略的实施是由产品转移国进行的，可以说中国制造业的大部分是一种出口加工的模式。在中国制造的产品大多停留在加工制造的初级阶段的情形下，中国制造业将处于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困境中，而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产品的核心技术则仍然被发达国家所掌控。
2、品牌观念淡薄
纵观中国整个制造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较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品牌更是屈指可数。而且与国外跨国公司的国际品牌相比，自主品牌无论是在市场知名度还是品牌价值方面都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国际品牌的缺乏不仅会带来表面的国际地位以及直接的经济利润的下降，更会进一步使得中国制造企业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不利的位置。国外企业赚取了丰厚的品牌溢价，而中国制造业仅仅赚到很小部分的加工费。缺少自主品牌，主要是由于我国制造企业缺乏品牌观念。首先，企业自身缺乏培育自主品牌的动力，自主研发投入少，急功近利。其次，市场尚未形成有利于品牌发展的竞争环境，地方行政性垄断限制了品牌企业的发展空间，假冒伪劣产品屡禁不止，知识产权侵犯时有发生，这些都极大挫伤了企业创建自主品牌的积极性。
3、人才瓶颈问题突出
发达国家技术工人中，高级工占35%以上，中级工占50%以上，初级工占15%，而我国高级工仅占4%，中级工占36%，初级工占60%。劳动保障部门的有关调查发现，某些技能人才、高级技工在一些地区供不应求，缺乏高级技师这样的骨干技术技能人才已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共同问题。进一步说，我们更加缺少创新型、复合型技术人才。这样我们就很难将现有的技术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也难以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难以推进技术革新，从而削弱了“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
上述几点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制造”在企业核心竞争力、产品品牌战略、人才培养等方面有待加强。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低成本作为制造优势的局面将逐渐难以维系，所以给“中国制造”一个新的定位并寻求应对策略显得尤为重要。
二、“中国制造”危机产生的原因
1、表层原因
“中国制造”危机确有自身原因，部分产品的确有质量问题。目前中国作为贸易大国，出口产品品种较多，出口国家和地区较广，一旦质量出现问题，产生的影响不言而喻。这些质量问题容易被某些人所利用，推波助澜，掀起风波。“中国制造”出现问题，中国自身内部一小部分唯利是图的企业难辞其究，对此应深刻反省国内出口企业自身的不足。另外，从国内环境来看，中国的市场经济尚处于初级阶段，国内诚信体制缺失，法律体系不健全，劳动力整体素质有待提高。更有一些生产厂商以牺牲消费者的利益为代价来千方百计地压缩成本。总之，多种原因导致国内产品出现质量问题，而出口产品的质量问题不过是国内产品质量问题的外延。
2、深层原因
中国在出口贸易过程中与西方国家的贸易摩擦屡见不鲜，中国出口遭遇的不公平对待从未停止，然而在短时间内被大量集中报道，这是极不正常的。通过制造、夸大“中国制造”的危机，丑化中国产品的声誉，挤压“中国制造”的生存空间，实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中国商品凭借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的价格优势涌向国外，国外的制造商无力抵制，只有借助一些其他方式来夺回一部分市场份额，近期爆发的“中国制造”问题就是其手段之一。另外，产品质量与安全问题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而国际社会唯独盯住“中国制造”不放，这不排除浓重的“中国”嫌疑，在政治和外交方面阻碍中国影响力向全球延伸，同时在经济方面对中国的商品进行攻击和诋毁。“中国制造”危机无非是“中国”在经济领域的翻版。
三、“中国制造”的出路
“中国制造”长期以来以价格优势打入国际市场，这一策略在一定时期内产生了积极作用，但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中国制造”的低价格竞争必然引起其他国家对中国出口企业提出反倾销指控。此外，中国周边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纷纷效仿中国，采取更低廉的劳动力和更优惠的引资政策，将削弱“中国制造”的优势。特别是近期人民币升值、资源价格暴涨及劳动力成本急剧上升，使得“中国制造”仰仗的价格优势进一步丧失。总之，“中国制造”不能停留于以往模式，而应寻求其他出路。
1、选择竞争优势导向的外贸发展模式
宏观上，“中国制造”要摆脱目前的局面，需要将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上升为竞争优势导向的外贸发展模式。中国长期以来选择的是“廉价劳动力+跨国公司资本与加工技术”的出口导向型外贸发展模式，这一模式并非长久之计。必须使中国由跨国公司的“出口加工车间”变成“出口产品生产工厂”，再跃升为“高技术产品生产基地”。首先，要通过政策引导，提高外资企业的技术外溢水平，加强外资企业与中国本土企业的技术和生产上的关联度，促使“中国制造”向高端生产转移。其次，加强政府的导向作用，坚持将利用外部有利条件与发挥自身优势相结合，促使加工贸易朝着有利于出口产品升级转型的方向发展，积极吸引技术领先、产品附加值高、投资规模大的贸易性企业。
2、学习和研发核心技术，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
对外贸易要从单纯追求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转变，不断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优化出口产品结构，提高效益。中国大多数制造性企业处在国际分工的末端地位，需要提高企业生产的技术水平，促使我国制造业转向中高端产品的开发和生产，如此既有利于减少贸易抑制，也有利于改变我们在世界制造业价值链中靠后的位置，提升“中国制造”的整体竞争力，争夺在世界产业发展中的主动权和控制权。在这一方面，中国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比如“日本制造”同样遇到过类似问题，上世纪80年代，日本产品不断取得对美国的优势，因此遭遇了美国制造的种种贸易摩擦，日本被逼上另外一条道路，以更高档的产品进军市场，从而更大限度地获取利润。当前中国也要转变思路，寻求和打造“中国制造”的其他优势。
3、加强产品质量监控，带动产品的精品化和品牌化
只有从根源上解决产品质量问题，才能从根本上维护“中国制造”的正面国际形象。所以，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与效率，特别是加强出口产品的质量监控与管理，并与关键技术创新相结合，改进制约产品质量的薄弱环节与因素，不断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采用以品质、品牌为主导的贸易营销策略取代目前某些企业以“拼价格、拼数量”作为代价来占领市场的方法，这才是恢复“中国制造”形象的重要出路。过去仅仅依靠劳动力优势来支撑企业的发展，现在面临着新的情况：一方面来自国际上贸易壁垒的压制；另一方面，劳动力价格正在日益上涨，原有的路子现在已经难以为继。及时改变“中国制造”的出口增长方式，由追求数量到追求质量，以质取胜，做出“品牌”来，以高品位、精品化、品牌化的商品来开拓国际市场已刻不容缓。
4、培养高素质人才，提升劳动力成本在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
在国际产业分工的低端，分工活动对劳工资源的素质要求相对较低。但是随着我国出口加工业的迅速发展，大量初级工的使用使得劳动在国际产业分工中不仅出现了劳动力“双低”（低成本与低效率）的现象，而且还表现出成本不低但效果不高的趋势。因此，如果不迅速提高我国劳动力素质，势必削弱劳动力成本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比较优势。提高我国劳动力素质是提升“中国制造”产品竞争力的关键所在。从微观上讲，高素质人才是企业的核心，培养一批有技术、有能力、有素质的人才是企业赢得竞争力的重要方面。企业应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创造力和智力，使人力资源、智力资本得到开发利用。营造良好的社会大环境，尊重和重新认识技术工人的价值和地位，增强技术工人的职业荣誉感、自豪感和责任心，建立良好的人才开发管理机制，开拓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新途径。
总之，“中国制造”危机是中国出口贸易长期积累问题的集中爆发，我们应该化危机为契机，认真反思总结，解决长期困扰“中国制造”的顽症，使中国从制造大国提升为制造强国。
【参考文献】
[1] 蔡的贵：反思基于廉价劳动力的“中国制造”[J]．经济问题，2006（1）．
语录中国范文5
“当科技正要重新改造世界时,却往往牺牲了蕴藏于生活中的美感价值;当科技与经济挂帅且强领着世界走向前进的同时,生活中的美感也正不堪于此瞬息万变而发出哀鸣。”这是无印良品艺术总监原研哉在他的《设计中的设计》一书中发人深省的一句话。正因为有了不愿意随波逐流的人,才有了今天那么多的自定义生活。
原研哉在书中还举了这么一个例子:“有一位女士,入境某国。当她正要从通关官员手中领回护照之时,官员跟她说了一句‘生日快乐’。原来官员从护照中得悉当天是她的生日。她从此爱上了那个国家。沟通就似蒲公英的种子一样,静悄悄地降落在某个角落,等待着发芽的机会。看得到当中细微之处,就能够开展新的沟通渠道,这就是‘视觉传达设计’(Communication Design)的本义所在。”
视觉传达设计开展新的沟通渠道
“视觉传达设计”这一术语从1960年在东京举行的世界设计大赛开始流行起来。简而言之,它是要做“给人看的设计、告知的设计”。就在三菱地产与无印良品首次合作的“无印良品村”刚刚掀起一股“定制公寓”的话题之后,上海瑞虹新城即将上市的瑞虹3期又将定制公寓的概念更加清晰地展现给大众。
定制奢侈品领域对人们来说并不陌生,定制公寓的概念还相当新鲜。所谓定制公寓是指按照业主所想,量身定做个性突出、能反映居住者个人风格和追求的身心栖居之所。定制公寓是个人意志的物化体现,它在精神深处能满足购房者的限量情结。
这个中国首次出现的“定制公寓”共有248套房源,约1/4房型可供半定制公寓服务。提供该定制服务的房型为87平方米的一房和171平方米的四房。一房有三种可选的户型风格,四房有两种可选的户型风格。购房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风格自定义房型,包括改变卧室的朝向、扩大起居室的面积、改变厨房的设计和调整衣帽间以及书房的布局等。
处于定制公寓前列的日本
今年1月开始销售的“无印良品村”将“定制公寓”的概念推向了人们的视野――这一大手笔的“酷越”项目位于日本千叶县船桥市,占地8000多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3000多平方米,房间以两房和三房为主,面积从60多平方米到90多平方米,共设计152个单元,预计竣工时间为今年11月。
“无印良品村”的最大亮点是灵活自由的空间,房屋结构与户型规划是分开的。整个项目一共有四种标准户型,基础结构是统一的。每个户型的厨房及卫生系统做成标准化,其他地方则可以根据业主的要求进行定制,可以做成单个大空间,也可以隔成两房或三房。
对于“无印良品”迷来说,“无印良品村”无疑是盼望已久的“梦中之地”。在公寓中定制商品已经涉及到无印良品30年发展历程所开发的家居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无印良品村”也可以说是专门为无印良品迷打造的定制公寓,其诞生正切合了大众对“自定义生活”上升的需求。
事实上,在发达国家如日本,定制公寓早已出现,在1993年出现的大阪Next21实验集合住宅可以算得上是日本最早的定制公寓尝试。此类定制公寓的一大特色在于,居民可以定制自己想要的房型和喜欢的装修风格。公寓采用框架结构形式,可根据居住者的不同需求任意灵活地变化功能和布局。
关注细节的欧美房屋定制
相比之下,定制房屋现象在地域宽广的欧美国家更为普遍,定制的内容也更贴近购房者的需求。欧美国家的定制更多地针对独门独户的大屋而非公寓,定制细节已经深入到采用木头或是石头作为建筑材料,窗户做成方形或者拱形。
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个住户看重了一片大约100平方米的土地,想在这片土地上建一所房子。这片土地的中间有一棵年代久远的橡树,这个男人向为他定制房屋的设计师表示:“我不要那种把院子设在前面或者后面的房子。我想我的房子中间有一个中庭,这棵橡树放在中间不动。整座房子分为前排、院子和后排。前排有餐厅、厨房、客厅和车库,后排是卧室、书房和卫生间。”但问题是橡树会挡住院子的绝大多数光线,鸟粪和各种的昆虫也会随之光临,想建游泳池,又生怕碰到橡树的根?
设计师给他的初步建议是,在树下搭建一个玻璃顶花园。玻璃顶可以阻挡树枝的蔓延和鸟粪;如果使用感应型玻璃顶,遇到雨水时玻璃顶能自动关闭;还要将花园底部垫高半英尺,使空气和雨水能渗透到树根位置,又不妨碍根部的生长。
语录中国范文6
1.这是人们在当前的一项共识:就数学教师的专业成长而言,相对于纯粹的数学知识与一般性的教学法知识而言,“学科内容教学法知识”(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简记为PCK)是更为重要的,因为,这不仅可以被看成这两者(以及学习心理学理论)的必要整合,也因落实到了具体的教学内容而对于一线教师就更加易学、易用,从而就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改变教育领域中长期存在的理论研究严重脱离教学实践的弊病.
当然,对于所说的“学科内容教学法知识”又可从多个不同角度更为深入地去进行研究(对此可见文[1]).在此要强调的是,上述的发展集中地反映了这样一种认识:无论就数学教育的理论研究或是一线教师的专业成长而言,都应切实立足实际的教学活动,并应更加突出数学学习与教学活动的特殊性.
后者事实上也正是笔者提出数学教师“三项基本功”的一个基本立场,这就是指,尽管数学教师作为教师队伍的一员,同样应当具备一般教师所应具有的基本素养和基本技能,如对于学生与教学工作的高度热爱、较好的普通话水准等,又因为数学构成了数学教学的具体内容,从而数学教师也应具备一定的数学素养和数学能力,如对于数学美的欣赏、一定的计算能力与解题能力等,但是,除去上述这些分别源自“教育”与“数学”的普遍性要求以外,数学教师还应具备一些特殊的素养或能力,后者可被看成数学教育“专业化”的必然要求.这主要包括:第一,善于举例;第二,善于提问;第三,善于比较与优化.
由于笔者已专门撰文对“数学教师的三项基本功”进行了论述[2],在此就仅限于从更为深入的角度指明这样两点:
第一,所说的“三项基本功”都可被看成数学教育特殊性的集中反映.首先,“举例”的重要性显然是由数学的高度抽象性直接决定的,后者又不仅表现于数学概念都是抽象思维的产物,也表现于这样一个事实:数学中的“问题”和“方法”事实上都应被看成一种“模式”,从而在此最为重要的就是如何处理好特殊与一般之间的关系.其次,数学教师之所以应当特别重视“提问”,则是因为“问题提出”与“问题解决”正是数学活动最为基本的形式之一,而且,这又是“问题”恰当性的一个主要涵义,即是否较好地体现了相应的数学思维,也即是“专业的问题解决者……会向自己提出的那些问题.”(巴拉布与达菲语)最后,思维的不断优化事实上也正是数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其不仅包括了“横向”的扩展,更是指“纵向”的发展:“它必须重新组织、重新认识,有时甚至要与以前的知识和思考模式真正决裂.”(安提卡语)
第二,对于“三项基本功”我们又不应理解成单纯的技能,恰恰相反,就只有从深层次的数学教学思想和教育思想去进行分析,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它们的精髓与意义.
(1)“善于举例”的主要意义是有利于“理解学习”.也正是从这一立场出发,我们在教学中就不应局限于如何能够针对具体的教学内容选择适当的“例子”,而应更加重视如何很好地去处理数学的形式方面与非形式方面之间的关系.
例如,从后一角度去分析,除去适当的举例以外,概念的教学显然还涉及更多的方面,即如何能将数学概念的学习与具体运作很好地联系起来,如何帮助学生发展相应的视觉形象与数学直觉等(更为一般地说,我们在此就涉及所谓的“多元表征理论”.对此可参见文[3]).另外,对于不同的年级我们也应有不同的重点和要求.例如,如果说“善于举例”主要是针对中学高年级而言的,即是如何通过适当的举例帮助学生较好地理解抽象的数学概念,包括逐步发展起与严格定义相适应的概念意象;那么,在中学的低年级阶段我们就应更加重视如何帮助学生由已有的经验或实例逐步过渡到严格的数学定义,我们并应清楚地看到这里事实上涉及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隐喻性思维”(描述性定义)与“文本性思维”(建构性定义),后者并就是“数学化”的本质所在,也即是一个建构(或者说重新建构)的活动.
(2)上面已经提及,“善于提问”的基本意义之一即是有利于学生学会数学地思维.正因为此,教师在教学中不仅应很好发挥自身的示范作用,而且也应通过对课堂上所出现的各种问题的及时评价在有意识地去做出引导.容易想到,这些做法直接关系到了学生提出问题能力的培养.
更为一般地说,我们又应清楚地看到“问题情境”的创设对于数学教学的特殊重要性:这直接关系到了如何能够很好地调动学生的好奇心和探究精神,而后者则又可以被看成学生数学学习的根本动力(详见文[4]).当然,对于所说的“问题情境”我们不应局限于具体的生活情境,也不应将此简单地等同于真正的数学研究活动,恰恰相反,我们应当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与具体的教学内容和情境对“问题”的恰当性做出分析.
最后,由于“问题”正是数学学习活动的主要载体之一,因此,这事实上就可被看成教师的教学活动是否真正超出“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并达到了更高水准的一个具体标志,后者即是指,学生的学习活动是否局限于简单意义上的“问题解决”,特别是,不仅他们所思考的“问题”不应局限于原来的问题.其最终所获得的“解答”也不应局限于原先问题的解答(这方面的一个范例可见文[5]).另外,这又可被看成这方面的一个首要目标,即是应当帮助学生逐步养成这样一种思维习惯:“求取解答并继续前进”(舍费尔德语),这也就是指,我们不应满足于具体解答的获得,并应致力于以此为基础提出新的问题,特别是,由教师给出问题逐步过渡到由学生自己提出问题.
(3)相对于前两者而言,“善于比较与优化”应当说更为直接地涉及数学教育的这样一个目标,即是帮助学生养成一定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或者更为恰当地说,即是充分发挥数学的文化价值.值得指出的是,在一些学者看来,我们可以从后一角度更为深入地去理解数学学习活动的本质:这在很大程度上即可被看成“进入”某种特定文化的过程(毕晓普语).当然,后者在此主要是指“数学文化”,我们应从更为广泛的角度去理解这里所说的“进入”.例如,除去方法的改进与结论的推广以外,“语言”的变化也应被看成“数学文化”的又一具体涵义.具体地说,除去由“非数学语言”向纯粹的“数学语言”的过渡以外,我们又应看到词语的扩展、功能的强化(更加精确、强大,以及由单纯的交流过渡到论证的功能),直至语言基本性质的变化(“非个性化”“客观化”与“标准化”,(欧内斯特语)),等等.
显然,从上述的角度去分析,我们也可更为深入地认识“优化”对于数学学习的特殊重要性,这就是指,正如先前关于数学思维发展性质的分析所已表明的,与数学学习直接相关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养成主要的也是一个后天的过程,其中必定包含一定的冲突和“顺应”的过程.也正因为此,我们在教学中就应特别重视如何能够使得“优化”成为学生的自觉行为,特别是,除去“比较”这样一个环节以外,我们还应清楚地看到“总结与反思”在这一方面的重要作用.又由于比较、总结和反思、优化等可被看成一般性学习活动的主要环节,因此,这也就从又一角度更为清楚地表明了数学教学的这样一个意义,即是有利于学生学会学习.(对此例可见文[6])
2.上面的分析显然表明:为了改进教学,我们不应仅仅关注具体的教学方法或教学模式,而还应当联系教育目标更为深入地去进行思考.更为具体地说,上面所提到的“帮助学生学会数学地思维”和“数学的文化价值”显然就是与“数学教育的三维目标”直接相联系的.以下就对后者做出进一步的分析论述.
首先,能否在上述两个方面取得切实进展,直接关系到了这样一个根本性的教育思想的落实,即是由“知识的传承”向“以学生的发展为本”的重要转变.例如,从后一角度去分析,我们就应对上面所提到的关于如何判断教师的教学活动是否超出了“知识和技能的学习”这一问题做出更为全面的分析,后者即是指,我们不仅应当注意分析教师在教学中是否较好地做到了“帮助学生学会数学地思维”,而且也应十分关注这一教学活动是否体现出了对于“帮助学生养成适当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高度关注.
其次,从同一角度去分析,这显然就可被看成新一轮数学课程改革的一个重要贡献,即是明确提出了数学教育的“三维目标”,从而为我国数学教育的深入发展指明了努力方向.
然而,应当强调的是,上述的思想并非全新的创造,因为,即使就我国而言,在新一轮课程改革实施以前就已存在这方面的积极实践.例如,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中学数学教育界就已开始了用数学方法论,也即数学思想方法的分析带动具体数学知识内容教学的积极探索,而其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希望帮助学生学会数学地思维(对此例可见文[7]).另外,就充分发挥数学的文化价值而言,我们则又可以特别提及高等院校的这样一项工作,即是“数学文化课程”的建设[8].
当然,就整体而言我们又可明显地看到发展的不平衡性;另外,笔者在此之所以要对先前的发展做出回顾,主要是为了表明这样一个认识:为了能在上述方面取得切实进展,特别是使之真正成为中国数学教育的普遍特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更应不断增强自身在这一方面的自觉性,包括通过认真地总结与深入反思清楚认识已取得的成绩与不足之外,什么又是进一步工作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