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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范文1
但是，徘徊不去的通胀压力提高了政策放松的门槛。在国际投行纷纷调低中国经济增长预期的同时，另一些经济学家坚持，经济放缓不应影响货币政策收紧进程，否则只能是进一步累积通胀压力。
通胀高企
高盛的经济学家表示，未来2个月，央行将上调存款利率各25个百分点，但是未来进一步上调利率的空间“很小”。持另一种观点的是香港金管局的前任总裁任志刚。他预计，政府将持续E调利率以抑制通胀，今年年底之前“不排除”进一步调高存款利率的可能性。中国的一年期存款基础利率是3.25％，而5月的CPI数据是5.5‰一年多来，中国的利率水平一直低于CPI涨幅。
高盛的经济学家上调了通胀预期，原来预期中国全年的CPI是4.3％，而现在这个数字调高到4.7‰CPI涨幅将在6月达到全年最高值5.6％，部分原因是近期猪肉价格上涨。预计CPI数据要到8月以后才能有所回落，回到5％下方。根据新华社5月16日的报道，由于猪肉供应减少，猪肉价格较一年前上涨了44％。
“总体的通胀比去年更严重。”高盛经济学家在报告中写到。由于能源价格上涨，而通胀变得对政策不那么敏感，同时食物价格并没有像人们预计的那样回落，现在通胀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5月通胀水平已经达到32个月来的峰值，为5.5‰今年前5个月的CPI数据均超过政府年初制定的月均水平4％的目标。央行从去年10月以来已经4次上调利率，去年11月以来9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最近的一次在6月14日。
国际投行调低经济增长预期
荷兰ING集团下调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率的预期，从之前的10.2％下调至9.8％。在5月12日的报告中，它又将第二季度的年同比经济增长率从10.3％下调至9.6‰ING还表示，6月底之前可能上调利率25个百分点。
瑞士信贷将中国经济增长率预期从9.1％下调至8.8％，大和证券在5月11日将预期由年初的9.6％下调至9.2％，JP摩根也在5月20日将预期由9.5％下调至9.4％。
高盛日前也追随其它投行的脚步，调低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主要原因是通胀局面下，或将出台新的紧缩政策，影响到经济增长的速度。高盛预期，2011年中国的GDP将增长9.4％，低于此前10％的预期。
这实际上反映了当前投资者对市场的忧虑情绪。随着政府紧缩信贷的政策出台，公司盈利将受到影响，事实上，沪深股市已经跌至今年1月以来的最低位。高盛认为，经济放缓的事实可能影响决策层，使未来的紧缩政策有所缓和。
“未来加息的空间不大。”高盛在5月底的报告中写到，“即使政府决定保持紧缩的政策基调，加息也面临着很强的阻力，因为这一类的措施对实体经济有广泛的影响。”
对“超调风险”的担忧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表示，央行目前将主要精力放在控制物价上涨上。他并没有提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意味着他认为通胀风险比增长放缓的风险更值得关注。
虽然央行没有改变政策的基调，但是包括巴曙松和余永定在内的经济学家已经公开地呼吁政策制定者更多地考虑过度紧缩的风险。
余永定是前任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5月5日，他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可能超过9％，尽管面临着一系列的不确定性，包括紧缩风险可能导致经济增长的急遽掉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表示，他现在“担心的是政策调整过度”，因为如果央行持续紧缩的周期过长，“中国经济可能面临着超调的风险”。他的评论被发表在《经济参考报》上。
通胀仍是首要问题
在曾经担任央行副行长的吴晓灵看来，过去两年中国货币供应高速增长实高盛的经济学家上调了通胀预期，原来预期中国全年的CPI是4.3，而现在这个数字调高到4.7％。CPI涨幅将在6月达到全年最高值5.6％。际上为通胀创造了条件。如果今年不回归稳健的货币政策，通胀压力就不可能消除。她认为，今年不超过7.5万亿元的信贷规模应该是底线，而16％的广义货币(M2)增长目标，相对于4％的通胀和8％的经济增速目标来说应该算是宽松而非紧缩。不过，由于要保证前两年开工项目的后续资金，而信贷投放规模又有所控制，一些生产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资金显得格外紧张。在有限的资金当中，要在在建项目和企业生产，在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资金分布方面作适度调整；而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需要下马。在这样的情况下，经济增速放缓是必然的结果。
经济增长范文2
资本作为生产活动的基本要素，在经济增长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者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认为，国民产出的增长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一是资本的不断积累；二是社会分工。分工是经济增长的起点，资本积累则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因。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把资本看成是“间接的”或“物化的”劳动，是价值增长的源泉。英国经济学家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也非常强调资本积累的重要意义，并集中分析了资本积累问题，认为储蓄率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约束条件。
在早期的发展经济学文献中，资本更是被赋予了压倒一切的重要意义，以致唯资本是论。经济学家认为，资本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高度稀缺资源，资本的形成、规模、结构是影响和制约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和基本约束条件。
根据英国的罗·哈罗德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埃弗赛·多马提出的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
附图
由于资本——产出比例被假定不变，产出的增长率取决于储蓄率，从而论证了要想获得持续的经济增长，必须要有稳定的资本形成，否则就会阻碍经济的增长。哈罗德——多马模式得出了一个十分明确的理论：资本的不断形成，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
在此理论基础上，美国经济学家诺克斯于1953年提出了“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他将发展中国家长期贫困的原因归结为经济增长停滞和人均收入低下，而经济增长停滞和人均收入低下的根源又在于资本匮乏和投资不足，正是总供给和总需求两方面存在的“恶性循环”阻碍了经济增长。正如诺克斯所说的：“一国穷是因为它穷”。
瑞典著名经济学家缪尔达尔于1957年提出的“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与诺克斯理论大意相近。他指出发展中国家陷于累积性循环困境的原因在于资本形成不足和收入分配不均等所导致的收入水平过低。美国经济学家纳尔逊、罗森斯坦—罗丹和利本斯坦等认为贫穷国家要摆脱恶性循环，必须在投资上努力“大推进”，通过“临界最小努力”跳出贫穷的“低水平均衡陷阱”，以求得平衡增长。
美国历史学家W.W.罗斯托在《经济增长的阶段》一书中认为经济起飞的条件之一就是把投资率提高到国民收入的10%以上。刘易斯在所著的《经济增长理论》中认为“经济增长理论的中心问题是要理解一个社会从储蓄为5%变为12%的过程，以及伴随着这种转变而来的态度、制度和技术方面的一切变化”。
1949年～1951年，在由美国当代杰出的经济学家W.A.刘易斯、T.W.舒尔茨所作的题为《对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措施》报告中，突出强调了资本积累问题，认为如何提高资本形成率是发展中国家极其紧迫的问题。美国经济学家安古斯·麦迪逊系统地考察了1950年～1965年间22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情况，分析结果表明，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55%。纳迪里对同一时期的不同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发展中国家要大于发达国家，资本形成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纵观有关经济增长的理论，我们不难看出：在很大程度上，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的启动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该国或地区如何解决好资金来源问题，二是自身资金积累能力和引进外部资金能力。发展中国家要想取得经济腾飞，必须克服资金的“瓶颈”制约。
二、西部地区的融资现状
8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从大局出发，实施了优先发展东部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西部地区经济基础原来相对薄弱，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供给缺乏，自然资源禀赋上的相对优势也因区位、政策劣势和投资收益率低下而严重削弱，即所谓的“贫困的恶性循环”，从而出现了东西部发展不均衡，从东至西经济走弱的区域特征。与东部相比，西部地区经济落后主要表现在经济总量小和经济增长速度缓慢等方面。见表1。
表1西部在全国所占经济总量和资金的利用比例
附图
注：表1系笔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0、2001年版，《中国金融年鉴》2000版整理而成。
1999年、2000年占全国国土面积56.85%，全国人口23%的西部地区的GDP比重仅接近于全国的14.8%。导致西部经济落后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投资不足显然是其中的重要一项。1999年、2000年西部的固定资产总额分别为4494.32亿、5103.74亿，仅占全国15.05%、15.5%。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更是少得可怜，1999年、2000年分别仅占全国的2.8%、3.0%。储蓄率和投资率的低下影响了资本形成，导致西部地区资本存量及增量的不足。在区域资金配置方面明显呈现东西部配置不均衡的特点：1999年末西部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为14498.68亿元，货款余额为13886.74亿元，仅占全国金融机构存货款余额的13.33%和14.81%。这远远不能满足西部大开发对于资本的需求。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资本市场作为融通资金、优化资源配置、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途径，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增长。西部地区在资本市场上偏居一隅，远远滞后于其它地区，见表2、表3。
表21999年西部筹资情况
地区新股（亿元）配股（亿元）总额（亿元）
西部67.4148.35115.76
全国531.35288.93820.28
比例12.69%16.73%14.11%
表3历年西部与全国上市公司数量
地区1994年1995年1996年1997年1998年1999年
西部354284127148164
全国291323530745851954
比例12.03%13.00%15.85%17.05%17.39%17.19%
注：表2、表3均引自《中国证券报》2000年3月3日18版。
西部地区本身资金积累尚且不足，然而在资金追逐利润的情况下，一部分西部资金通过银行间融资体系流向收益高而且安全的东部，另外一部分资金又通过资本市场上购买东部大量的证券等方式流向东部。资金逆流的“虹吸效应”使得西部资金“贫血”更为严重。
西部大开发需要巨额资金，然而传统的融资方式已不可能解决西部发展的资金缺口。如果单纯依靠西部地区的自身资金积累或者中央财政转移支付都是不现实的。当今国内外经济形势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导致西部地区发展经济的不利条件明显增加。90年代以来世界主要能源、原材料及其他资源产品的全球性生产过剩，使西部地区寄希望于凭借资源优势，进行大规模资源开发，依靠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以加快西部经济发展的设想面临严峻挑战。生态环境的脆弱与恶化，工业化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加剧，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使
得工业化水平扩张模式存在的条件不复存在，从而大大限制了西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其次，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西部大开发依靠改革释放动力的难度加大。随着改革的深化推进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国家必须着手解决一些迫切的全局问题，如解决再就业，确保经济增长，规避金融风险，加强国防等发展难题。中央财政收支更为紧张，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国家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1.2%下降至1995年的10.7%，2000年这一比例也仅为15%。近年来，国家所直接掌握的预算内资金已经十分有限，财政预算内资金占全社会固定投资的比重已由1981年的28.1%下降为1996年的2.7%，2000年虽有所回升但也仅占6.4%。国家财政收入回旋余地小，国家主要财政目标指向被迫调整，用于支持西部开发的能力因而受到限制，即使国家把其所掌握的全部资金投向西部地区，也只能是杯水车薪。因此，西部地区若仍抱着“等、靠、要”的固有思想，企图依靠中央政府大规模投资启动西部地区经济是不切实际的。
三、西部融资与经济增长的互动
西部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是资本要素的积累和流入，而资本要素的净流入在市场经济运行体制中，关键取决于资本要素在西部收益率的高低，资金收益率的提高相应会带动技术、人才的流入。目前西部地区由于本身不能克服的区位劣势以及历史遗留的经济弱势，难以吸引资本流入。
要加快西部经济增长，解决制约西部经济发展的资金问题，西部地区必须树立改革创新意识，运用新思维、新方法，依靠市场机制，培育资本市场，采取多方位、灵活有效的融资方式和渠道，通过国家资金的注入，以“四两拨千斤”，启动并诱导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和社会资金，使之流向西部地区，从而带动西部经济腾飞。
（一）通过对西部财政税收的扶持促进西部经济增长
适时提高中央财政投资资金在西部地区的比例，建立规范化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有目的、有重点地将财政资金集中于一些具有较强的外部效应和规模效益的项目，比如公路、铁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政府投资要充分发挥先导性投资作为“领头羊”的作用，将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为后续的资本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充分带动全社会投资。
1.发挥财税政策的杠杆作用，引导东部地区的资金向西部转移。允许西部实行差别税率制，对符合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关联度高、带动外部效应强的投资给予税率优惠。税收返回的政策，以扶持支柱产业和高科技产业。或者通过一部分财政资金以财政贴息、财政参股等多种方式引导社会资金参与社会公共设施投资，发挥财政政策的杠杆作用和“乘数效应”，创造能与东部地区竞争的条件和环境，弥补市场缺失，提高西部地区的资本利润率，增强对外部资金的吸引力，为东部地区的经济向西扩散创造条件。
2.发行长期性西部开发特别国债，保持西部经济增长。可以考虑中央赋予西部地区省一级政府一定的融资权限，以省级财政为担保，发行区域性中长期建设债券，吸引社会闲散资金，用于能源交通基础建设、重点行业的技术改造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科教基础设施建设等。通过将一部分储蓄直接转为有效需求，发挥更好的财政扩张效应，保持经济增长，还可优化产业结构，为经济持续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3.在西部地区或全国发行多种形式的彩票募集资金，为西部经济增长奠定良好基础。在加强管理的前提下，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多种发行方式，加大返还比例，吸引广大群众参与，将社会闲散资金聚集起来，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用以支持西部大型重点工程建设或加强社会保障体系，使西部经济的增长有后劲。
（二）开放西部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促进西部经济增长
在金融方面，国家必须改变货币资金配置的不平衡状态和金融政策“一刀切”的做法。应考虑对西部实施有区别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开放西部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以促进西部经济发展。
1.强化信贷支持力度，为企业提供融资的方便。在西部中心城市建立中国西部金融中心，成立西部开发银行，统一组织经营西部大开发所需的投资项目，信贷融资等银行业务。强化银行信贷支持，包括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的信贷投入。将筹集到的资金作为重大基础的资本金，重点企业技术改造的配套资金，以及支持私营、个体等非国有中小企业发展的专项贷款。
放宽投资领域，大力支持西部地区进入国际资本市场融资，尤其要充分利用BOT融资和资产证券化融资这两种国际上通行的融资手段，使企业融入到国际资本大市场，学习国外市场先进的资本运营理念和管理手段与经验，加快国内外信息市场沟通的步伐，提高我国大型企业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对于外资从事农业开发与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在配套资金、经营权、外方控股权等方面给予优惠，鼓励东部地区的“三资”企业“西进”。这对西部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这些西进企业往往是所在产业的技术领先者。他们为西部所带来的高新技术直接促进所投资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通过技术扩散对当地的国内企业起技术创新的示范作用。
2.优化区域金融组织体系。一个地区的金融机构越多，那么引入的资金也会越多。入世后，央行在市场准入限制上应向西部倾斜。目前西部金融机构数量偏少，应对西部实行有差别的金融机构设置管理条件，适当降低西部地区设置区域性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在资金、营运规模等方面的要求，大力促进西部地区各类金融机构的发展。同时加大西部地区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力度，在若干中心城市设立外资银行。积极引导外资金融机构“西进”，使其享有相当甚至高于沪、粤的金融政策。
设立国家西部开发专项基金，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多渠道筹集资金。中央财政专项拨款占主要部分，各省市根据其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收入能力划分不同等级确立出资比例。将专项基金用于西部基础设施和重点产业的投资补贴，以弥补市场失效。
3.建议实行差别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赋予西部区域的人民银行分行一定的准备金浮动权和再贷款权，对存贷款利率也可允许有适当幅度的浮动。在利率尚未市场化的条件下，中央银行对中、西部地区的贷款利率应有别于东部地区，使其与西部地区企业的经济效益和承受能力相适应。为了增强西部金融机构的竞争力，可适当调低中央银行对西部金融机构贷款利率，同时对西部金融机构在税收和利润留成上给予一定优惠，提高其贷款积极性，支持西部企业建设。
4.加速培育资本市场，通过资本市场解决西部地区的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战略性调整，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资本市场具有资本聚集的功能，能够在短期内增加企业的长期资金来源，适合大规模的西部经济开发和建设。首先，大力发展股票市场，扩大西部地区符合条件的上市公司的数量。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繁荣与证券市场的发展密不可分。西部地区政府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树立改革创新意识，要在规范运作，明晰产权的基础上，对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力争更多的公司上市。当地政府必须树立新思维，舍得“靓女先嫁”，把一批质量高、效益好的规范化企业推荐上市，而不能像过去一样以企业脱贫解困为目的“圈钱”。而且，应充分利用上市公司的“壳”资源，支持现有上市公司进行资本运营，通过产权、股权、债权等交易实现企业资产重组和整合，优化资源配置，将固有资产尽快退出并变现，并带动关联企业的发展。通过创造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的良好示范效应，以增强国内外资金进入西部的信心和吸引力，同时也为自己及其他西部企业进入资本市场融资创造有利的条件，以形成“双赢”局面。其次，鼓励高科技风险企业在创业市场融资。风险投资是高科技企业的“孵化器”。体系健全、资金实力雄厚的风险投资机构，能为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提供经费支持和服务，促进西部地区的科技创新，加大西部企业的科技化，提升其竞争力。对于一些外向经济程度高，竞争能力强的企业，可以认真遴选，积极推向海外市场，如美国纳斯达克市场，香港创业板市场等。一些规模较小、改制规范，但暂时不够交易所上市资格的股票，可创造条件，争取在区域内证券交易中心开展柜台业务，安排区域内尚未公开上市的股票进行柜台交易，活跃本地的资本市场。第三，建议在西部地区中心城市开辟期货市场交易所。我国西部地区资源丰富，自然禀赋得天独厚，大量的有色金属、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急待开发和利用，西部期货交易所的运行有着天然的优越条件。因此可考虑在资源主要集散地建立期货交易所。如在昆明成立中国有色金属期货交易所，在乌鲁木齐成立棉花期货交易所。在风险控制的前提下，西部地区应加大对期货市场的扶持，培育实力雄厚的期货经纪公司，积极引导企业开展套期保值业务，回避或分散价格波动的风险，以达到锁定收入成本、保障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充分利用中心城市的区位优势，发挥其作为物资、信息集散地的幅射功能，加快商品物资流通，促进区内外经济循环，稳定与发展社会经济。第四，为扶持高科技风险产业和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积极发展区域性产权交易市场，积极稳妥地建立产业投资基金，尤其要大力发展以股权方式直接投资的中外合作产业投资基金。投资资金不足和资金使用效率低下，一直是制约基础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发展产业投资基金特别是中外产业投资基金是实现科技产业化和加强基础产业的有效途径。产业投资基金作为一种新型的投融资方式日显重要，是加快基础产业建设，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等的强劲助推器。中外合作产业投资基金可以借鉴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通过规范、透明的市场化操作吸引国内外社会闲置资金，分散市场投资风险，还可以向企业注入资金，将企业从巨额债务中解脱出来，按照市场机制塑造新型投融资主体，改变以前财政拨款或银行贷款的软约束投资方式，因而有利于企业的股份制改造，转换经营机制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四、结论
经济增长范文3
Xu Longhua
（安康学院，安康 725000）
（Ankang University，Ankang 725000，China）
摘要：在政府不参与环境控制时,经济增长率最高,但污染也最严重,社会福利要比政府采取补贴情形时低.通过建立模型推导出了在放任政策下的经济增长率是最快的，但污染比较严重。
Abstract: When the Government does not participate in environmental control,the ate of economic growth is highest, the pollution is worst and social welfare is worse than the time taken by the government to subsidize. By establishing a model derived that the rate of economic growth is fastest, but the pollution is serious under the laissez-faire.
关键词：经济增长率 环境污染 福利政策
Key words: economic growth rate；nvironmental pollution；welfare policies
中图分类号：F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15-0160-01
0引言
早期关于内生增长的模型（Romer，1986；Lucas，1988）[1][2]表明，当股票产生实际的外在性，环境会引起干涉而使外在性内向化从而增加经济增长的比率，如果政府资助私有供应者[3]，只有供不应求的发展和社会福利的提高，他们则明显高于放任政策。
本文介绍环境污染的具有被压制效应的外部性，不仅仅单独涉及到消费量，而且也涉及到环境的质量，很多研究这些问题的经济学家Groossman和Krueger（1995）[4]发现每份所得和各种各样类型的污染之间的反向U性关系，它们的迹象被限制于Sleden和Song [5]所做的有关工作中，John和Pecchenini（1994）[6]研究一个重叠产生的模型关于初期共同对他们自己征税以获取改善环境的投资,后来，Nancy L Stokey（1998）研究关于三个污染里理论模型的增长的限定也表明征税和策划的凭证有正比的优点。
1模型
假设一个经济具有无限生长的典型，那么它的参数选择假定为：■e■U（c，P，■）dt，其中ρ是折扣，当（ρ>0）时，U（c，P，■）随着c的减小而增大的，但是它随着P和■的增大而增大，这里c是消费量，P是代表人为污染而■代表经济中自然形成的平均污染，即客观污染，每一资本生产函数定义为：y=f（k），其中k是某一典型企业的资本库存，资本收益总数定义为：k=y-c-z-δk，其中z表示某一典型企业用来控制污染的资金，δ表示资本收益跌落的比率，自然污染函数定义为：p=g（y，z），其中g（y，z）随着y的增加而增加，随着z的减小而减小，这样便完成了模型的基本建立，在接下来两个部分，我们将用一个特殊的例子陈述一个解决一些动态最优化问题的外在方案，使长远增长率和福利的比较变得更明显。
2基准情况：放任政策
在这个部分，我们分析放任政策的在一个特殊译本的模型里的平衡，我们采用一个效用函数和产品函数，允许外在的解决方案，我们详细的说明一下功能的形态，在这个例子里：U（c，P，■）=alnc-b[βlinP+（1-β）ln■]，f（k）=Ak，P=y■z■，其中，α>0，β∈（0，1），a>0，在这个统一的函数里，a，bβ和b（1-β）分别代表消费量的度量，即在函数中的人为污染和客观污染，简单地，我们假设δ=0且■>1+α，在放任政策下，所有用来控制环境的消费量和投资都是由私有个体来决定。而政府根本没起任何作用，竞争的平衡分配则是下面这个最优化问题的结果：取■e■{alnc-b[βlinP+（1-β）ln■]}dt的最大值k=Ak-c-z且P=（Ak）■z■，k（0）=k■，这个问题的先决条件为：■=λ；λ=bβa/z；λ。=ρλ-[λA-bβ（1+α）/k]，其中λ是资本的影象值（主要部分），边缘条件是e-ρλk0且t∞。猜测在等式的基础上解决方案有下面的形式：c=uk，z=vk，u和v是常量，这就直接验证了当u=■时，v=■，这个猜测满足了所有先决条件和边缘条件，因此即可作为问题的解决方案.为了找到输出量增长率和污染增长率，计算：g■=■=■=■=■=A-■（4）
因为在经济学上是完美的竞争，包括平衡条件P=■，所以福利为：W■=■u（c，P，■）e■dt=■[alnc-lnP]e■dt
=■[alnu+alnk-（1+α）blnAk+αblnv]e■dt
=■[aln■+αbln■-（1+α）blnA]e■dt+■[a-（1+α）b+αb]lnke■dt
=■[aln■+αbln■-（a-b）lnk■-（1+α）blnA]+
■（a-b）（A-■）（5）
把W0看做β的函数，于是我们有：
W■■（β）=■■>0，β∈（0，1）（6）
等式（4）表明增长率随着A的增大而增大的，而随着β和ρ的增加而减少，这是因为ρ的增大意味着私有折扣有对更大的范围有后期效用而产生的直觉，这样将导致节省较少而使经济将增长变慢，当β增大时，意味着污染的外在性更低，所以私有个体将更多地投入资金来控制污染，这样一来经济也将增长放慢，但是根据等式（6），我们可知当β增大而福利则将提高，在放任政策下，既然污染中负作用的外在性并没有被内在化，投入资本来保护环境的私有个体数将少于社会需求量，这是一个很常见的政府行为的争论。
3小结
放任政策下的经济增长率最快，回顾发达中国家的发展进程，只有寻求经济增长率，但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环境污染严重且对人民生活非常有害。本文不足的地方有待进一步考虑政府采取一些方法来保护环境，所以上面的结论对发展中国家非常有用，在发展进程中，经济增长率和维护环境成了两个主题，怎样平衡两者在环境污染的外在性中显得非常重要，政府的正确干涉将增加社会财富。
参考文献：
[1]Romer P.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6, (94):1002-1037.
[2]Lucas R.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es,1988,(22):3-42.
[3]Nancy L Stokey.Are There Limits to Growth[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1998, 39(1):1-31.
经济增长范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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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theeconomygrows,whathappenstothestandardofliving?当经济的发展，会发生什么变化的生活水平？Ifpricelevelsincreasesignificantly,thenthenominalGDPmayincreasebuttherealGDPisunchanged.如果价格水平显着增加，那么，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可能会增加，但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不变。Foreconomicgrowthtobehelpfultothepopulation,thepricelevelmustremainrelativelyunchanged.经济增长是有益的人口，价格水平必须保持相对不变。Inotherwords,therealGDPmustincrease.换言之，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必须增加。Whentheeconomycangrowsignificantlyandinflationisheldstable,theincreasedincomeisspreadtothepopulation.当经济可以显着增长和通货膨胀保持稳定，增加的收入是蔓延到人口。Thisoftenresultsinanincreaseinthestandardofliving.这往往导致增加的生活水平。Anincreaseinthestandardoflivingentailsthatpeoplearebetteroffbecausetheyhavemoremoneytospendongoodsandservicessoldatarelativelystablepricelevel.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人们需要更好的，因为他们有更多的钱用在商品和服务的销售相对稳定的价格水平。Whatarethefactorsthatleadtoanincreasedstandardofliving?是什么因素导致增加的生活水准？HowareincreasesintherealGDPspreadtothepopulation?如何增加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蔓延到人口？
Whenanumberofeconomiesareexaminedovertime,aninterestingphenomenonbecomesevident.当一些经济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有趣的现象很明显。GroupsofcountriesseemtoconvergeintermsofrealGDPpercapita.国家集团似乎收敛方面的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Insteadoftherichgettingricherandthepoorgettingpoorer,intermsofeconomies,similarlyorganizedeconomiesapproachoneanotherinthelongrun.不是富人越来越富，穷国越来越穷，在经济，同样的办法组织经济体中的一个长远目标。Whatarethefactorsthatallowthistooccur?是什么因素，允许这种情况发生？Howcananeconomicadvisorhelpacountrytoconvergewithothers?如何才能经济顾问，帮助一个国家衔接他人？
ThisSparkNotewillcoverthetopicofeconomicgrowth.这SparkNote将涵盖专题的经济增长。Withinandbetweeneconomies,economicgrowthisveryimportantbecauseitdirectlyaffectsthewellbeingofthepeopleinvolvedintheseeconomies.内部和相互之间的经济，经济增长非常重要，因为它直接影响到人民福祉参与这些经济体。ThisSparkNotewillintroducetheimportantfactorsineconomicgrowthovertimeaswellasinthephenomenonofconvergence.这SparkNote将推出的重要因素在经济增长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在趋同的现象。Throughagroundinginthesesubjects,abetterunderstandingofhowtheeconomygrowsovertimeiswithinreach.通过接地的这些问题，更好地了解经济增长在一段时间内是可以实现的。资本-身体和智力财产，利用劳动生产的商品和服务。
CapitalExpenditure-Moneyspentonincreasingtheamountofcapitalinafirmoraneconomy.资本性支出-货币用于增加资本金的公司或一个经济体系。
CapitalStock-Thetotalamountofcapitalinaneconomyorinafirm.资本库存-总额的资本在经济中或在公司。
Convergence-ThetheorythatallindustrializedcountriestendtoapproachoneanotherovertimeintermsofGDPpercapita.收敛-的理论，所有工业化国家的做法往往一个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GDPperCapita-NominalGDPdividedbythetotalpopulation.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名义GDP除以总人口。Thisindicatestheamountofacountry’stotaloutputthateachmemberofthepopulationtheoreticalhasaccessto.这表明，数额对一个国家的总产出，每个成员国的人口理论获得。
GoldenRuleLevelofCapital-Thelevelofcapitalwhereconsumptionandsavingsareoptimized.黄金规则水平的资本-资本的水平在消费和储蓄得到优化。
GrowthLevel-Thelongtermrateofgrowth.增长水平-的长期增长率。
GrowthRate-Theshorttermrateofgrowth.增长率-短期增长率。
HumanCapital-Intellectualproperty,likeeducationandscientificdiscoveries,thataffectsthelevelofoutputinafirmorcountry.人力资本-知识产权，如教育和科学发现，影响到的产出水平在一个公司或国家。
Industrialized-Describescountriesthathaveaninfrastructureandgovernmentamenabletoindustrialdevelopment.工业化-介绍国家，基础设施和政府服从的工业发展。
Infrastructure-Physicalmachineryandtransportationthatisinplacetoaidinindustrialization.基础设施-物理机械和运输，这是为援助工业化。
InternationalMarket-Themarketforgoodsandservicesthatspanscountries.国际市场-市场对商品和服务，其中涵盖国家。
Labor-Workerswhoutilizecapitaltoproduceoutput.劳动-工人谁利用资本产生输出。
LaborProductivityGrowth-Anincreaseintheamountofoutputagivenunitoflaborcanproduce.劳动生产率增长-数额增加的产出某一单位劳动可以生产。
NominalGDP-Thetotalcurrencyvalueofallgoodsandservicesproducedinanationaleconomy.名义国内生产总值-总货币价值的所有商品和服务生产的国家经济。
OpenMarket-Amarketforthesaleandpurchaseofgoodsandservicesinwhichallcountriesmaycompete.开放的市场-市场买卖的商品和服务，使所有国家可以与之竞争。
Output-Goodsandservicesproducedbyfirms.输出-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公司。
PhysicalCapital-Machineryusedbylaborintheproductionofgoodsandservices.实物资本-机械所使用的劳动生产中的货物和服务。
Production-Thecreationofoutput.生产-建立输出。
ProductionCapabilities-Thecapitalthatallowsagivenamountofpotentialoutput.生产能力-资本，允许一定数量的潜在产出。
Productivity-Theabilitytoproduceoutput.生产力-能够产生输出。
Prosperity-Thecreationofahighstandardofliving.繁荣-建立一个较高的生活水准。
SavingsRate-Thepercentageoftotalincomethatissavedforfutureconsumption.储蓄率-在总收入的百分比是保存为未来的消费。
Standardofliving-Thelevelofeconomicwellbeingenjoyedbymembersofapopulation.生活水平-的经济福祉所享有成员的人口。
TechnologicalProgress-Theadvancementoftechnologyovertimeduetoscientificdiscoveries.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在一段时间内，由于科学发现。
Trade-Thepurchaseandsaleofgoodsandservicesbetweenentities.贸易-买卖之间的货物和服务的实体。
经济增长范文5
1.考虑环境因素的新古典增长模型
代表人物的主要代表有：Dsgupta和Heal（1974，1979）、Solow（1974）、stiglitz（1974）、Baumol（1986）、Chichilnisky（1995）、England（2000）、WilliamA.Brok和M.ScottTaylor（2004）等。他们的观点主要是运用新古典增长模型对自然资源的最优开采、利用路径进行了分析，得出了对未来的比较乐观的结论。如Dsgupta和Heal将使用CES生产函数，不可再生资源以原材料的形式进入生产函数来研究经济增长问题。研究还表明：如果劳动、资本及可再生资源等能够再生的生产要素与不可再生资源的替代弹性小于1，即使存在哈罗德中性技术进步，产出的总量也会存在上限，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是不可能持续增长的。如果替代弹性大于1，则不可再生资源提供的原材料就不是生产的必要投入，这时可产生可持续增长。Stiglitz的模型考虑了人口增长因素，假设技术进步率为不变及资源边际产量也为常数，则当资本和资源间的替代弹性大于1时，只要技术进步率与资源边际产量的比值较大的条件下，即使人口增长，经济也能保持不变的增长率。并且说明技术进步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可以被技术进步所抵消，只要保持足够快的技术进步速度，自然资源将不会制约人类的经济增长。Baumol得出结论：自然资源的物质存量是有限的，将随人类经济的增长逐渐减少，但技术进步将提高这些资源的经济贡献，因此，自然资源的经济存量将不断增长，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仍然是可行的。Chichilnisky（1995）年借助于包含自然资本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推导出了的“绿色黄金法则”，认为经济路径保持可持续增长的条件是自然资本和消费的边际替代率等于自然资本的边际更新率，而影响边际替代率的主要因素是技术进步。还有许多经济学家有同样的认识。
2.考虑环境因素的内生增长模型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因以Romer（1986，1990）、Lucas（1988）等为代表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出现。Bovenberg和Smulders等在Romer（1986）模型基础上将环境引入生产函数的研究，而Hung、Chang和Blackburn等基于Romer（1990）的模型来研究环境与经济间可协调发展条件。Gradus和Smulders以及Stokey等则通过扩展的“AK”模型来研究环境污染和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问题。而Aghio和Howitt等将环境污染和有限的不可再生资源引入新熊彼特模型中来分析环境与经济可协调发展的条件问题。这些研究都强调技术进步在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中的重要性。
目前，一些经济学家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解释经济与环境可协调发展条件的问题，其主要代表WilliamA.Brock和M.ScottTaylor（2003，2004）。他们是基于由Grossman和Krueger（1993）提出并由Copeland和Taylor（1994）所定义的经济增长对环境的规模、结构和技术效应，提出经济和环境之间关系的模型，分别利用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建立相应的模型。
国内学者对经济与环境的关系理论研究晚于国外，基本上还处于跟踪国外研究阶段。从文献来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多个方面对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进行定性的研究；二是考虑环境因素的经济增长模型研究，其中包括新古典增长和内生增长两类模型。如：辜胜阻和魏珊（2000）、李善同等人（2001）、李崇阳（2002）、陈祖海（2004，2006）、何一农和耕（2004）、岳利萍等人（2006）、彭水军等（2006）等。
二、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实证述评
1.实证研究
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主要围绕库兹涅茨曲线（EKC）展开的。EKC假说最早是由Grossman和Krueger（1991）提出的，他们在对66个国家14种空气和水污染指数12年的变动情况进行了研究，发现大多数污染指数与人均GDP间呈现倒“U”型关系。继Grossman和Krueger之后，许多实证研究都表明，在大多数环境质量指标与人均收入之间的确存在一个倒“U”型的关系。如Shafik和Bandyopadhyay（1992）、Shafik（1994）、Selden和Song（1994）、Friedl和Getzner（2002）。他们几位的研究都得出大致相同的结论：许多污染指标与人均收入间的关系被称为倒U曲线。环境库兹涅茨倒U曲线假设的主要内容：环境质量随着经济增长，会出现先恶化后改善的过程，即在国民收入低水平下随着经济发展，污染水平也相应提高，环境质量恶化；在国民收入高水平下，随着经济发展，环境污染水平下降，环境质量得到改善和提高。从接下来的十多年研究文献来看，环境与经济增长/发展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基本上都是围绕着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设而进行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实证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间演进是否存在EKC假设；二是对EKC从不同角度进行理论或政策解释。
国内方面，吴玉萍、董锁成（2002）使用12个质量指标研究了北京市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间的关系，发现存在明显的EKC特征，认为北京施行了比较有效的环境政策。沈满洪（2002）等用浙江的数据得出各类污染指标的N形曲线。彭水军、包群（2006）利用中国的时序数据研究了经济增长和六类污染物之间的关系，并通过简化型模型，认为倒“U”型EKC曲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污染指标及估计方法的选取。李达、王春晓（2007）通过综合简化型模型，研究了三种大气污染物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它们之间不存在倒“U”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2.计量模型设定与估计方法
EKC实质是收入增长（y）对环境质量或资源消耗（E）的影响，即E是y的函数。各个研究者从不同的假设条件出发，考虑不同的主导因子，设计出种类繁多的方程形式，方程形式有一般线性和线性对数形式两种，最简单常见的方程形式是收入与资源环境关系的二次方程，有的为了突出曲线特征形状而使用收入取对数后的二次方程，得到明显的倒“U”形曲线。三次方程（如Madhusudan等）显示为N形曲线，说明现实中存在很多波动效应。Stern（1996）认为，EKC计量技术无外乎三种：普通最小二乘法（OLS）、混合影响（FE）、随机影响（RE）。另外还有计量经济分析方法：单位根分析、协整分析、Granger因果检验、基于向量自回归的动态分析、面板数据分析以及联立方程模型的分析。总体看来，近几年在计量方法上并没有很大的进步，计量研究方法和模型的简单化对EKC研究是一大限制。
3.理论解释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对EKC现象的理论解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人们就经济结构、规模、科技水平、国际贸易、机制和规制及政策等方面展开。
经济结构及规模的解释：Grossman和Krueger（1991）认为，经济增长就是通过规模、技术和结构效应影响环境质量。规模效应是经济活动规模的扩大将会导致污染排放的增加而使环境质量的下降；技术效应就是通过技术作用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如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以及提高污染减排，技术促使污染排放减少而提高环境质量，同样Selden、Song、Markus、Magnus也得出相同的结果；而结构效应就是污染密集型的工业转向轻污染工业的变化使环境质量改善，通过这三种效应所占比重的变化，环境质量随着变化。特别是技术的变化一方面能使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能促进污染减排，环境质量提高。Panayotou、Lopez、Jean、David、Markus、Antonio等也从经济结构的改变解释EKC现象。贸易方面的解释：Lopez、Copeland、Taylor、Suri、Roldan等从贸易对环境的影响研究EKC。污染企业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从高收入国家转移到低收入国家，使发达国家环境质量好转而发展中国家环境质量破坏更进一步破坏。市场机制解释：Copeland和Taylor（1995）、Agras和hapman（1999）、Rock（1996）、Liddle（2001）等认为，价格机制就是通过提高自然资源价格使得经济活动能自动减少自然资源的消耗，市场参与者作用就是通过市场参与者环境意识增强，使得经济活动减排，提高环境质量。规制理论解释：主要有Panayotou（1999）、Chichilinsky（1994）、Hettige等（1995）、Pargal和Wheeler（1996）等。包括正式规制、非正式规制以及产权，一方面是建立正式或非正式的环境管理制度；另一方面是对自然资源或能源建立明晰的产权制度。环境质量会因这些制度的变化而变化。
三、启示
中国正面临着全面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中国的经济经历了高速增长的阶段，但依然没有走出资源型经济增长路线和传统的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质量、低效益、低产出”以及“先污染、后治理”为特征的发展方式，经济增长与环境问题引发了人们对此问题的关注。环境优化经济增长为主，体现的是一种新型的经济与环境关系，是客观认识环境要素、系统总结发展实践的结果，是人类深刻反思经济增长与环境关系作出的必然选择。从理论上的探讨主要涉及到宏观经济理论的前沿问题，而中国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前沿还在跟踪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
经济增长范文6
在理性上，控制通货膨胀，保持物价和币值的稳定，扩大就业，应当是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增长的。一般而言，失业率、通货膨胀率作为对经济增长的扰动因素，与经济增长相伴而生。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相统一可以避免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或过慢增长给社会再生产带来的种种严重弊端，全面持续地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但是经济快速增长和物价稳定是有一定的矛盾的。在长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失业、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为：失业与经济增长负相关，即经济增长率上升，失业率下降；反之，经济增长率下降，则失业率上升。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正相关，即高经济增长率一般伴有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一方面经济快速增长，会大量增加社会总需求，从而推动物价大幅度上升，导致通货膨胀加剧；如果降低速度过快，虽然价格可能趋于稳定，但同样会带来问题；一方面会减少供给，另一方面许多企业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部分职工生活失去保障会带来社会的不安定；再一方面，物价上升，特别是物价大幅度上涨会影响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因为物价大幅度上涨对国民经济和社会都有很大的危害，国家会采取紧缩措施抑制通货膨胀。紧缩速度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的急剧下降，甚至出现经济持续低速增长。在经济转型过程中，虽然由于经济运行自身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二者之间的关系可能存在超前或滞后的关系，或者在一段时间内相关关系不显著，但这一规律仍然起作用。
分析经济增长、扩大就业与抑制通货膨胀的关系，并找到一条既抑制通货膨胀，又能保持经济快速发展、扩大就业的途径，对于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一定速度的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就失去了基础，难以为继。从2003年到2006年的中国经济增长率依次为10.0%、10.1%、10.4%、10.7%。2007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平稳快速发展，延续了2003年以来两位数加速增长的势头，经济繁荣期不断延长。但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是投资增长型经济，经济增长仍主要靠投资来支撑，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占较大比重。2007年上半年，我国GDP总值106768亿元，同比增长11.5%，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4168亿元，同比增长25.9%。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必然导致要素分配偏向于资本、偏向于企业、偏向政府(因为政府通常是资源要素的最终所有者)，而劳动要素的比重低下，劳动收入部分和资本收入部分的相对比重降低。此外，政府主导经济模式使得经济建设型职能替代公共服务型职能，政府必然将资源更多地用于竞争性领域，而保障整个市场经济体系正常运行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基础由于得到政府财力支持相对较少而建设严重滞后。由此带来一系列问题，因此，消费增长始终低于投资增长，由此陷入一个“高投资、高储蓄”恶性循环，难以自拔。
固定资产投资是经济增长的起点，没有适当规模的投资，经济就不可能发展。但是我国的问题常常出现在投资需求过旺，规模过大上。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可以引起基础产品特别是投资品价格的上涨，并最终传导到其他产品的价格上。加之能源、交通、原材料等基础瓶颈产业的推波助澜，短缺现象严重，促使价格进一步上涨。而一旦控制投资增速过度，又极易引起明显的经济增长幅度下滑，失业人数增长，市场价格总水平下降等经济萧条现象。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同时进入“高增长期”和“高成本期”。高增长需要不断的更高的投入，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是速度型的，即以高投入、高消耗换来较高的产出，经济增长越来越受到能源资源等因素的制约。2003年至2005年，GDP年均增长10%，但能源消费总量年均增长13.6%。
同时，我国的经济增长率是高增长高储蓄。我国从改革开放至今，经济的平均增长率接近10%，能够保持如此高的经济增长速度，靠的是世界上最高的储蓄率来支撑。这是我国经济有强大发展动力的主要原因。
按照通常的规律，经济增长会进一步刺激投资增长，从而对储蓄产生影响，储蓄率会相应走低。但是，我国经济增长情况正好相反，经济高增长推动储蓄增长，而且增幅不断扩大，尽管2003年以来，我国投资增长攀高到40%以上，但国内储蓄增加更快。近年来中国储蓄率在已有的高位上还在不断攀升，从1996年的37%上升到2005年的44%，中国目前的储蓄率高达46%。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最新统计数据，截止2007年3月底，全国金融机构居民储蓄存款已达17.5万亿元。居民储蓄大幅度增加主要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和明证，也为经济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源。然而这些年的经验教训告诫我们，每逢经济高速增长就会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而且最终往往要通过降低经济增长速度来缓解通胀的压力。也就是说，我国宏观调控的着力点总是放在降低增长速度上，而往往忽视了我国通货膨胀真正根源在于经济发展中的粗放型、外延的经济增长方式。这种粗放的增长方式突出表现在以低下的投资效率、很高的储蓄率或投资额来推动经济的高速增长。
扩大就业，是中国经济增长中需要面对和解决的一个中长期问题。近几年是我国劳动力供给的高峰期，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总量矛盾非常突出。庞大的就业压力要求中国经济必须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因而适度的通货膨胀很难避免。但如果经济增长过快，明显超过资源许可的范围，就会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从而影响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反之，如果宏观调控力度过大，使实际经济增长率明显低于潜在增长率，又会引起通货紧缩，进而导致就业萎缩，影响社会安定。问题是，改革以来，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就业增长却相对缓慢，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呈下降趋势，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极不协调。
“高增长低就业”现象的形成，一方面反映了工业化进程中，劳动密集向资本与技术密集转变的必然趋势，这在客观上会使经济增长对拉动就业的规模缩减。另一方面，也有着深刻的体制机制原因。一是在发展思路上，没有把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统筹考虑，比较普遍地存在重增长、轻就业的问题。二是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二产业长期较快增长，但拉动就业能力却明显下降。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第二产业仍处在重工业化阶段，具有明显的排斥劳动力倾向。另一方面，第二产业发展主要集中在加工制造业，这也是近年外商投资的重点，中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约70%集中在制造业。制造业本来资本有机构成就比较高，加上外资的推动，进一步加快了技术对劳动的替代，抑制了就业增长。相反，吸纳就业具有明显优势的第三产业发展缓慢，影响到全社会就业规模的增长。
目前我国的经济正逐渐进入新一轮的景气之中，通货膨胀的苗头也已经出现。作为通货膨胀水平参考指标之一的CPI，2007年7月，同比上涨5.6%，1月至7月累计上涨3.5%，央行认为目前我国通胀预期增强，通胀风险趋于上升。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要解决13亿人口的衣食住行问题，经济不能不保持一定的增长水平，但中国人对通货膨胀的经济承受能力有限，因此，要切实处理好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两者之间的平衡关系，既要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速度，促进就业增长，又要使通货膨胀保持在合理的、可承受水平上。也就是说，必须正确处理好发展速度与抑制通货膨胀的关系，把握好“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