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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检察院抗诉申请书范文1
关键词:再审程序;主体;程序设计
一、民事再审程序的功能
“功能”一词就是指事物或方法所发挥的有利作用，由于主体的不同其发挥的功能也是有差异的。研究功能就是为了实现民事诉讼法解决纠纷的目的并设计出必要的合理的制度。关于民事再审程序，对于当事人和案外人而言其发挥的是救济性的功能，对于法院而言是纠错的功能，而对于检察院来讲却是通过对法院的司法活动进行监督，从而达到对法院的违法行为进行纠正和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救济和保障的功能，兼具监督、纠错和救济的功能。
（一）救济功能
救济功能主要是针对案件的当事人和案外人而言的，民事裁判的错误意味着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没能得到司法的保护，甚至受到了侵犯。因此，民事纠纷就没能得到解决，再审程序的发动本身就说明这一点。从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事由中我们可以看出：不论民事裁判出现事实认定的错误、法律适用上的错误还是程序上的错误时，当事人都能够向法院申请再审。这说明我国民事再审程序设计的主要是在于对当事人受到侵犯合法的权益进行的补救。
（二）纠错功能
纠错功能主要是针对法院而言的，但对案件的当事人和案外人而言也是具有重要的意义的。纠错和补救就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对法院的错误裁判进行纠正的目的除了规范我国司法活动外，最重要的就是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解决纠纷。民事诉讼法第179条规定的事由其实就是对法院可能出现的错误的一种列举。从理论上讲，通过再审程序是可以达到纠错的功能的。
（三）监督功能
监督功能主要是针对检察院而言的。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者，对法院的司法活动具有监督的功能这是不存在争议的。但是，由于民事法律关系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居于私权范畴，所以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范围须严格限制，应仅限于为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必要。[1]
二、我国学界对启动民事再审程序主体制度的研究现状
鉴于我国现行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启动主体的宽泛性，我国学者从各方面分析了启动主体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并提出了很多优秀的修改方案。在此，我简单的介绍下这种观点的理由。
（一）取消人民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程序
主张取消人民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程序主要基于三种理由：1.法院作为提起再审的主体违背诉审分离的原则。2.违背当事人处分原则。3.违背司法公正原则。因此人民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程序有违法理,侵害当事人的处分权,弊端重重。因此,只有取消人民法院依职权提起民事再审程序,人民法院在审理再审案件时处于消极的裁判者的地位,才能公平地对待双方当事人,做出的裁判就会更加令人信服。同时,取消人民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程序,也理顺了当事人的诉权和人民法院审判权的关系。[2]
（二）保留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权，但要限定人民检察院提起再审程序的案件范围
抗诉权在我国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废除检察院的抗诉权时不合适的，但宽泛的抗诉事由也是不合适的，所以我们完善检察院的抗诉制度，应从抗诉理由上着手。正如蔡虹所讲：在抗诉事由方面,应当将检察机关抗诉的事由与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事由区别开来,应将抗诉理由严格界定在“违法的民事审判活动或审判行为”及审判人员在审判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枉法裁判行为。在申请救济途径方面以当事人申请再审为主,与抗诉的事由不应该有功能上的混同。
（三）确立当事人申请再审优先原则
《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当事人申请再审制度，但实践中申诉难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因此学者提出增加当事人申请再审优先原则，使再审的启动权首先应该掌握在当事人的手中，这符合民事法律关系私权自治的的原则。同时该原则有利于案件的诉求迅速获得解决,也体现了对再审启动程序的诉权化改造,把申请再审看作是当事人的一项诉讼权利。当事人申请再审被法院驳回后,当事人不服的,可以再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抗诉。此外,该制度设计也可以有效减轻检察机关的负担,当然,该制度设计的前提应当是优化对人民检察院工作的考核机制。[3]
三、启动民事再审程序制度之程序设计
当前面临的再审难、申诉难问题，其症结就在于再审程序的启动上。解决这一问题主要的还是要解决如何保障当事人行使申请再审的权利。将当事人的意愿放在首位，加强检察院的民事检查监督是较符合我国国情的。
（一）增加当事人申请再审优先原则
通过对再审程序的功能的分析，我们认识到再审程序的最核心的功能就是实现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救济和保障。基于此，我们再设计程序时最应当考虑的就是当事人的意愿。将当事人申请再审优先原则加入该程序是符合民事法律关系私权自治原则的。
该原则将我们现行的当事人申请再审制度提到了一个重要的位置，排除了法院依职权启动再审程序，但是并没有从本质上触及到我国申诉难的症结。当事人可以基于《民事诉讼法》第179条的理由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再审，法院经过审查可以裁定再审，也可以裁定不再审。再审的决定权仍然在法院。当事人的申诉权还是无法实现。笔者认为，可以以提起再审的理由来决定是否必须或可以再审。
（二）对法院裁定不予再审的程序制约
再审的理由可以分为事实错误、法律适用错误或程序的错误三种。当事人可以基于这三种理由中的任意一种提起。法院应当基于当事人提交的再审申请书进行审查。法院当然可以裁定再审，也可以裁定不再审。但对裁定不再审的应该向申请人出具书面说明不再审的理由。
这种书面的说明理由的过程就是对原判决的正确性的说明，对申请人的一种释明的过程。这种制约虽然不强，但是对法院裁定不予再审的随意性进行了一定的制约。申请对于该书面说明不服或者认为不符合事实的可以向检察院申诉。
（三）检察机关的抗诉机制的完善
首先，上文已经谈过当事人申请再审优先原则，检察机关就应当受该原则的约束。因此，当事人的申诉和同意是检察机关对已生效裁判的前提条件。
其次，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应该受到限制。在再审理由方面，应当将检察机关抗诉的理由与当事人申请再审的理由区别开来，根据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特性而将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严格界定在涉及公共利益的范围之内。凡是涉及当事人私益的，均由当事人以申请再审的方式启动再审程序；凡是涉及到公共利益的，均由检察机关以抗诉的方式提起再审；如果同时涉及到当事人私益和公共利益，则可由当事人和检察机关分别提出申请再审和抗诉。[4]
第三，处理当事人对法院的书面说明不服或者认为不符合事实的案件的申诉。对于处理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应该交给检察院来做。检察机关应该进行调查。通过调查认为书面说明没有异议的，并不应该启动再审的，检察机关应当做好息诉工作。对书面说明有异议的，认为应该再审的，检察机关应当向法院作出应当再审的检察建议。法院收到检察建议的应当再审，并将再审结果通知发出检察建议的检察机关。在这一过程中，检察机关是不参与后续的审判活动的，这与抗诉是有区别的。
参考文献：
[1] 江 伟,张慧敏,段厚省.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改革论纲[J].人民检察，2004,(3).
申请检察院抗诉申请书范文2
7年来，祝蔼祥等63位居民为讨阳光权，经历了怎样的艰辛?记者对这起“全国采光权第一案”的典型维权案件进行了详细采访。
31层高楼拔地而起73户居民黑暗中度日
2008年3月24日，湖南省会长沙，到处春意盎然，阳光灿烂。可对于居住在该市袁家岭西北角省煤炭公司大院11栋、12栋和旁边桐荫里1号楼的73户居民来说，大白天房间里依然需要开灯照明，否则的话，就会像黑夜一样，昏暗不清。
上午10点，记者乍一走进省煤炭公司大院祝蔼祥老人家中，就感受到一阵阴冷的凉意，禁不住浑身打了个哆嗦。
“一年四季没有阳光照射，所以才这么阴冷。”祝蔼祥说，他居住的这栋房子。高不过7层，而与之相隔只有24米的亚大数码港综合大楼，却有3l层、99米高。一大一小，就像大象与小鸡，站在一起，数码港庞大的身躯，严严实实地遮住了煤炭公司大院的日光。
祝蔼祥一家是1990年搬到这儿来的。刚搬来时，周围的房子都比较矮，亚大数码港的位置原是东区少年之家，楼层也不高。因此，新房子宽敞明亮，阳光充足，空气好，冬暖夏凉；冬天坐在阳台上可以晒到暖暖的太阳，晾衣服和被子也干得快。
可是，这样的好日子10多年后便―去不复返。2000年9月20日，湖南亚大科技实业有限公司购买了五一中路袁家岭西北角原东区少年之家的4.93亩土地，申请报建亚大数码港综合办公大楼。
按照《长沙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的有关规定，大楼之间的间距应为36.9米，但长沙市规划管理局向报建单位下发“规划设计条件通知单”及进行放线定位时，数码港大楼与煤炭大院内两栋住户以及桐荫里1号楼之间的距离，最远的是24米，最近的只有18米。
祝蔼祥等人去找亚大公司交涉，对方不予理睬。2001年3月，工程正式破土动工，祝蔼祥等居民又向市规划管理局和芙蓉区政府反映情况，要求停止施工。但到2002年1月大楼主体竣工，建成了地上28层、地下3层、主楼高度99米、占地面积3323平方米的综合大楼，他们的意见一直未得到回答。
这幢高楼的出现，让三栋居民楼73户居民，从此失去了往日温暖的阳光。
“我们11栋和12栋一共住了73户人家，门洞之间没有间隔，原来旁边没有高楼大厦时，风可以从两边和楼顶吹来，阳光也没有遮挡，能照进每户的阳台。”祝蔼祥说，“亚大数码港建成后，不但挡住了居民楼的阳光，通风也受到影响。而且数码港大楼建成后对外招租，单位多，人员多，楼下的车辆也多，造成煤炭大院门通严重堵塞，影响了居民的出入。”
站在祝蔼祥家的阳台上看，对面就是数码港大楼后面的食堂排油烟管道，常年烟雾缭绕，油烟味刺鼻；大楼地而还装有中央空调机组设备，不时发出嗡嗡的噪音，影响居民睡眠。
三栋被数码港大楼挡住阳光的居民楼，住的大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年龄最大的有90多岁。由于年老体弱，他们冬天怕冷，夏天怕热，要保持冬暖夏凉，就得天天开暖气和空调。长期晒不到太阳，又不通风，房子潮湿，衣服、食物等存放久了就长霉生虫；长期居住在阴暗潮湿的房子里，一些老人因此得了风湿病、关节炎。
斗智斗勇只为一缕阳光
“高楼侵犯了我们的阳光权、采光权、通风权和相邻权，有关部门坐视不理，应该承担主要责任。”2002年1月18日，居民们推选性格耿直、办事认真细致的祝蔼祥为代表，写诉状、请律师，将给予亚大数码港大楼规划许可证的长沙市规划管理局告上法庭，要求补偿每家受害户5万元损失。
2002年4月3日和9月23日，岳麓区法院两次开庭审理此案。由于双方意见分歧大，法院直到2003年10月20日才做出“维持被告市规划局给第三人亚大科技公司颁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驳回原告的诉讼要求”的
一审败诉后，73户居民不服，上诉到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在上诉前，祝蔼祥在被告的答辩状中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市规划局2001年9月才给亚大数码港颁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该工程项目却早在3月份便开工了，即开工在前，颁证在后。他还仔细看了亚大数码港总平面设计图，发现这张图纸设计极不科学：没有剖面图，且只选了一户阳台做日照分析，这怎么能够得出73户居民的日照情况呢?
祝蔼祥到省图书馆借来日照测算方面的书籍自学，按照紫金山天文台的计算公式，拿绳子丈量受影响房屋的角度和距离，用照相机拍摄大寒日日照情况，然后又买来绘图纸、铅笔、圆规等工具，一个个地选点测绘，制作出一张包括73户居民在内的详尽的日照剖面图。为了更确切，他还请邻居张岱鑫老人设计了三栋住户的电脑演示日照分析图。结果都证明，73户居民的日照都未达到2小时。
祝蔼祥原以为提供了这些证据后，官司应该打赢。不料，中院二审认为他们提交的日照分析图、现场电脑演示图没有权威机构鉴定，照片也不能证明拍摄时间就是大寒日，不足以被告提交的证据，仍然维持了一审法院的判决。
“民告官，理由再充足也枉然。”二审败诉后，原告中有10户居民在失望中放弃了，剩下的63户在祝蔼祥的带领下坚持讨还公道。
“法院说我们的证据没有经过权威机构鉴定不予采信，被告提交的证据同样没有经过权威机构鉴定，为什么就采信呢?”祝蔼祥认为，二审法院做出这样的判决极不公平。
“这场官司还没完!”不服输的祝蔼祥带着申诉材料到省高院行政庭申诉，要求对一审、二审法院不公正的判决进行干预。
也许是省高院的干预起了作用，二审判决10天后，市中级人民法院向市规划局下发了一份“司法建议书”，郑重指出了原告在诉讼中列举的市规划局向亚大数码港建设工程颁发规划许可证时存在的违规事实，同时要求规划局今后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实施行政管理。
中院这份自相矛盾的“司法建议书”，证明判决确实不公。
2004年12月16日，长沙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四家联合组织万人工作队下基层排忧解难时，祝蔼祥向芙蓉区工作队负责人反映了司法不公的情况，要求工作队向市委、市人大反映，依法改判。但最后的答复是：这
个案子的来头太大，他们不能过问。 更让祝蔼祥没有想到的是，有人知道他四处上访，几次扬言要他小心一点，否则没有好下场。
老伴郑亚飞焦急地劝他说：“老祝啊，官司输了就输了，你都七十好几了，别一个人去较真，命要紧!”
“有理谁也不怕，不讨个公道决不罢休!”祝蔼祥毫不胆怯。
7年艰辛讨来化道82万买不回温暖太阳
郑亚飞看到老伴如此坚决，转而积极支持祝蔼祥。祝蔼祥写材料，夏天她先把电风扇打开，冬天就把暖气生好。老伴写好材料，她就拿到复印店去打印和复印。
2005年3月，祝蔼祥提着一大堆复印的证据资料，带着由他自己起草的一份抗诉申请，来到长沙市岳麓区检察院，申请抗诉。
区检察院民行科科长赵莉看完祝蔼祥代表63户居民写的抗诉申请书及其相关证据资料后，对他们的遭遇深表同情，随即带领办案人员到现场查看，确认祝蔼祥等居民的采光严重不足。
按照建设部的有关规定，判断日光足不足，有一个很简单的标准，即大寒目的日照不少于2小时，冬至日不少于1小时，旧城区改建项目内新建住宅日照可酌情降低，但不宜低于大寒日1小时的标准。为达到这一标准，一般建筑物高度与间距的比例老城区最小为1:1，新城区和郊区会略大，注重生态的城市要求更大些。也就是说，最理想的效果，99米高的数码港综合大楼，得离省煤炭大院90多米。
鉴于该案的具体情况，岳麓区检察院一方面与有关单位交换意见，做协调工作，一方面建议市检察院提请抗诉。
由于协调没有结果，2005年6月16日，长沙市检察院正式向省检察院呈送了抗诉报告书，认为原一、二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有误，适用法律不当，理由是被申诉人颁发给亚大数码港的建设工程许可证程序违法；原二审法院判决将第三人提供的日照分析图这份有瑕疵证据作为定案的事实依据，属认定事实错误。
然而，这份抗诉申请报告送上去半年多没有音信。此时，有几位年纪大的居民相继去世，又有些居民开始动摇了。“只要我们不泄气，总会有个说法的!”祝蔼祥不断地给大家打气。
2006年3月，湖南省检察院审查后认为：“祝蔼祥等63户居民的抗诉理由成立，但考虑到长沙市类似的情况不止一家，拟不提起抗诉，准备采取协调赔偿的办法解决问题，已行文通知长沙市检察院组织协调。”这样的答复，让63位居民的心凉了半截。他们担心协调会不了了之，便先后4次上书省检察院，要求协调：[作应由省检察院组织。
就在这时，祝蔼祥的女儿从美国回到了上海外婆家，因为假期有限，她准备不回长沙了，想让父母到上海去见上一面。郑亚飞便劝祝蔼祥先把打官司的事情放一放，去上海看看宝贝闺女。祝蔼祥记挂着上诉之事不愿离开，无奈老伴催得紧，他只好把正在起草准备送往省人大常委会的材料一起带到上海的岳母家去继续完成。
见父亲几年来为了打这个“阳光”官司花钱费力，女儿禁不住埋怨说：“几十户居民的利益，你一人挺身而出同政府打官司，何必呢?即使打赢了，又能得到多少利益?”90高龄的岳母等亲戚也纷纷劝他不要白费心血。
但祝蔼祥并没有知难而退，他一个人提前回到长沙后，马上到省检察院去问协调的进展情况。7月31日，省检察院民行处负责人告诉他：“院领导决定由我们牵头进行协调，且已向省委政法委打了报告。”
事情总算有了一线希望。为了能够尽快有一个协调赔偿结果，祝蔼祥重新起草了一份20多页的申诉报告送到省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委员会。9月6日，省人大内司委负责人告诉他说，已与省检察院取得联系，10月份会有消息。可祝蔼祥一直等到11月份，仍没有等到结果。
11月9日，祝蔼祥又找省检察院问协调情况，一位副检察长告诉他说：“长沙市政府已经研究决定召开协调会，准备以赔偿方式解决问题，最迟不会超过12月15日。”
63户居民认为，这次应该有把握了。然而，到12月底还是没有消息。气愤之下，祝蔼祥提着厚厚一堆申诉材料来到省委政法委，直接向李江书记反映了情况。李江书记当即打电话要求省检察院尽快协调，并批示长沙市委政法委督促落实。
2007年5月10日，长沙市政府主持召开协调会，会上，市规划局和亚大公司对权利受到侵害的63户居民表示了道歉，亚大公司表示愿意拿出82万元补偿。至此，祝蔼祥心中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索赔有了结果，祝蔼祥马上组织居民商议，按日照影响程度发放补偿金，户均1万元左右。大家认为，祝蔼祥出力最多，应该多拿点，他坚决拒绝了。11月19日，63户居民如愿拿到了补偿金。
申请检察院抗诉申请书范文3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审判监督程序显出了与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不太相适应，出现了一些弊端。审判监督程序并不是每个案件的必经程序，是一种特殊程序。在我国，审判监督程序亦被称为“再审程序”。再审程序具有四个特征：事后性、法定性、权力性、补救性。当前，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和其他国内外诸多社会舆论对我国的审判监督程序提出了很多批评建议，希望我国的审判监督程序能够尽快得到修正与完善。对于审判监督程序的改革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取消审判监督程序，取消二审终审制，设立三审终审制；第二种观点：在我国继续保留两审终审外加再审程序的诉讼模式，并积极推进审判监督程序的改革与完善。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也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加大了理论的研究力度，并着手制定相关的司法解释。再此，就我国审判监督程序的改革与完善略陈意见。改进完善审判监督制度是树立司法权威的需要，是确保司法公正的需要，是提高司法效率的需要。
关键词:特征观点弊端出路
一、审判监督程序的概念：
审判监督程序，又称再审程序，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发现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予以提出并由人民法院对该案重新审判所应遵循的步骤和方式方法。
审判监督程序，是刑事、民事、行政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并不是每个案件的必经程序，只有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而的确有错误的判决和裁定才能运用。困此，它是一种特殊程序。
（一）审判监督程序的特征：
1、事后性。裁判在未宣判和未生效之前不得提起审判监督程序。
2、法定性。提出再审的理由是法定的，凡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第204条、《民事诉讼法》第179条、180条及《行政诉讼法》第62条、63条、64条所规定的几种情形，均不得提起再审。行使审判监督权的主体也是法定的，包括各级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法院、各上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各上级人民检察院,除此之外,任何机关和个人都不能直接启动再审程序。
3、权力性。它不同于一般的民主监督，也不同于党内监督、行政监督，这些监督不会必然引起法律后果，而审判监督权的行使必然产生一定的法律后果，即启动再审程序。
4、补救性。其目的是纠正生效判决，裁定的错误，维护法律的权威与尊严。
二、对于审判监督程序改革的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取消审判监督程序，取消二审终审制，设立三审终审制。
持此观点的法学家表述的原因如下：
1、审判监督程序制度的弊端带给司法权威的负面影响，损害了司法的公正和权威，破坏了司法公正的作用，即对法院工作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
2、审判监督程序制度的存在表面司法裁判的无终局性，与WTO的裁判应当及时终结的理念，或者说与外国人主张裁判应有既判力的理念极不相符，故亦应予以摒弃。
3、在国外，并无再审程序之类的法律规定，也无专门适用再审程序裁处案件的职能庭室及相应法官，因而主张取消我国的再审程序法律制度。
第二种观点：在我国继续保留两审终审外加再审程序的诉讼模式，并积极推进审判监督程序的改革与完善。
目前，积极推进审判监督程序改革与完善的必要性在于：
在我国继续保留两审终审外加再审程序的诉讼模式，比起三审终审制而言，显然要更节省司法资源，更为减少诉讼成本，更为减少诉讼成本，更为满足司法效率的现代化要求，同时亦更为迎合中国人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伸冤理念。以上这些都是客观存在并显而易见的事实。而且就当今世界范围内的人权而言，申诉可以说是普遍受到尊重的人权之一，司法制度中的再审程序，不过是申诉权利于司法领域的扩张表现而已，再审程序的价值即在于此。人们不应以任何其它的理由对再审程序的必要性横加质疑，而是应当正确面对再审程序的改革，尽快革除现行再审程序制度层面的弊端，积极推进再审改革的法律进程。
事实上，两大之中再审程序的理念至今仍然普遍存在。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皆存在再审制度，只是不同国家再审制度的繁简，再审机构，再审名称等各不相同，但都有针对生效裁判错误给予相应救济的程序，亦即我们所说的再审程序或者审判监督程序。在大陆法系各类诉讼法典之中，几乎皆有关于再审程序专章或专项条文明文规定，如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第十六编第三分编，德国民事诉讼法第四编，日本民事诉讼法典第四编，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三卷第二编，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四编等等，在英美法系中，虽无完整系统的再审程序，同样有关于再审制度的明文规定，如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33条，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59到62条，1995年英国刑事上诉法第二部分关于刑事案件审查委员会的规定等。从两大法系关于再审程序的规定来看，再审制度的存在与审级的设立没有必然的关系。如日本采取的是四级三审，德国普遍法院实行的是三级三审，法国普遍法院实行的也是三级三审。美国联邦以及州法院双重系统皆采取三审终审制，但是这些国家同样存在再审制度。即使像国际法院，虽然只采取一审终审制，但也允许以发现能够影响判决的、决定性的，且在诉讼过程中不可获知的新事实，申请重新审理。
两大法系的国家，多为WTO组织的成员，裁判既判力的理念亦确实是由这些国家所提倡的，为什么两大法系下的这些国家至今仍然保留再审程序的法律制度呢？看来，以国外并无再审程序之类的人云亦云论调以及审级多少或者入世为由，甚至关于既判力的机械理解，来否定再审程序的必要性，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树立科学的审判监督程序的指导思想：
目前，以“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为指导思想设计的再审程序，一方面仍表现出强烈的职权主义色彩，即是无论什么时候发现生效裁判的错误或不当，都应当主动予以纠正，使人民法院再审的提起与再审的审理集于一身，这种非常理想化的制度，实则违背了“诉审分离”的基本诉讼理念，导致纠纷的解决没有止境。另一方面就是过于偏重纠正错案忽视了裁判的稳定性、权威性，违背了程序的及时终结性和“一事不再审”的原则。我国三大诉讼法律中并未就再审程序的指导思想做出明文明规定，但其内容的指导思想是有错误必纠，这从相关法律条文关于法院、检察院以及当事人可以“确有错误”作为发起再审理由的规定中即可看出。因此，必须重新认识“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一原则在审判监督工作中的作用，建立符合审判监督工作规律和特殊性的指导思想，即“强化证据意识，维护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正如2001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沈德咏在全国法院审判监督工作会议报告中所指出的：“今后，在处理申诉，再审事件时，一般不再有错必纠，以免发生歧义和误解，但再审工作必须贯彻‘有错必纠’方针在司法程序中的具体体现”。因此，以依据纠错替代有错必纠为再审程序的指导思想，显得尤为重要。
三、现行审判监督程序的弊端及不足之处：
申诉与申请再审不加区分，作为宪法保障下的公民的申诉权利在三大诉讼法中的延伸体现，便是请求再审的权利。这种权利，正如宪法所保障的其它任何公民权利一样，当需要通过司法程序获得救济之时，定然要按照司法的特性来设计行使。所谓宪法规定的公民申诉权利应不受限制的主张，既是对宪法规定法本身的曲解，也与现代司法理念不相符。然而，长期以来的审判实践中，当事人一方面可以直接向法院申请再审，另一方面可以申诉方式通过多种非法定渠道要求对生效裁判进行复查以及再审，对这种申诉没有申请时间等任何的限制，以致于各级法院门前时常为这引起申诉群众拥堵不堪。
职权色彩过于浓厚。这从审判监督程序的名称既可看出，原本审判疾步程序的法律价值在于回应当事人对生效裁判不服的申诉愿望。但是，由于现行审判监督制度下，只有人民检察院的再审抗诉权以及人民法院的自行决定权再审权可以直接启动再审程序，致使当事人的申诉愿望常常被无限期搁置，申诉权大有形同虚设之感，当事人对此极不满。
有权提起再审程序的主体过于宽泛。三大诉讼法均规定了案件当事人（刑事案件还包括法定人、近亲属）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申诉和申请再审；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可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法律规定的情形的应当提起抗诉，由人民法院再审。据此，当事人可以申请再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有权提起再审。法律之所以规定宽泛的提起监督的主体和途径，其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的纠正错误，防止错案发生，实现司法公正。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监督主体多、监督途径广，相应的增加了监督程序的启动频率。一个案件只要一方当事人对裁判结果不满意，便会穷尽法律规定的途径，到处申诉，或自己直接向法院申请再审，或向检察院申诉而抗诉启动再审，提起再审的主体和再审途径宽泛，虽然可以最大可能的纠正错案，但也“最大可能的导致了再审案件的增多，再审案件增多最直接的不良后果是导致终审不终”，影响裁判的稳定性，冲击司法权威。
引发的再审理由过笼统。确有错误是人民检察院以有。人民法院引发再审的主要法定理由，而什么是确有错误？的确很难界定。至于其它引发再审的理由，诸如主要证据不足，违反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等，司法实践中把握起来极为宽泛，缺乏可操作性。
引发再审程序的时限及次数不明。一项生效裁判，几乎可以不受任何时间及次数限制的被引发再审，致使终审裁判的既判力严重受到影响，造成了司法资源的巨大浪费，对司法权威产生极大冲突。
其它一些问题，诸如再审案件的管辖不清，审理方式不明，审理时限无约束以及无条件中止原执行，法律文书使用不规范等，这些问题的不规范，均使得再审程序的实践运用给司法秩序带来相当的混乱。
四、关于审判监督程序改革与完善的出路与方向：
更换审判监督程序的名称。审判监督程序的名称，所强调的无疑是职权主义色彩，在司法实践中，审判监督程序的启动，事实上亦多是基于人民法院的再审抗诉权以及人民法院的再审决定权，至于由当事人的申诉权直接引发审判监督程序的适用，是相当困难的。审判监督程序名称下所代表的这一理念是不相符的。为此，首先应将三大诉讼法的相关章节名称，由审判监督程序修改为再审程序。
增加当事人的申诉权利，减弱人民检察院的民事，行政再审抗诉权，取消人民法院的自行决定再审权。民事、行政诉讼是私法领域，在这一领域应当充分贯彻司法自治的原则，尽量减少国家职权的干预，在民事、行政诉讼中，即使是错误的裁判，如果当事人不主动提起再审，则表明其已经放弃了自身的权利，只要这种处分不损害国家和第三人的利益，人民法院和检察机关就不应强行予以干预，由于检察机关参与再审，打破了当事人平等对抗的格局，替一方当事人主张权利，会影响民众对司法公正的信任。此外，为了确保人民法院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人民法院应处于中立地位，然而人民法院凭决定再审权自行启动再审程序，使得人民法院难以保持中立地位。更何况，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之所以决定再审，决大部分是基于当事人申诉。既然已经赋予当事人凭申请再审启动再审程序的法定权利，那么，继续保留人民法院自行决定再审权是没有必要的。为此，在完善三大诉讼法的再审程序时，对凡是涉及人民法院再审决定权的原有法律条文皆应予以删除。
合理界定发起再审的理由。现行三大诉讼法对发起再审理由规定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皆允许以“确有错误”直接作为发起再审的理由。所谓确有错误，显然涵义甚为宽泛，即使某些条文具体规定了发起再审的理由，但也不便实际操作而且难以满足当代人们对程序公正的价值追求。为此，在完善三大诉讼法的再审程序之时，应对发起再审理由做出十分具体的规定，突出体现再审程序的可操作性。
最后，在其它方面，因为各种原因致使原生效裁判显失公正的，如司法工作人员，故意作枉法裁判的；司法工作人员是因为水平不高，或者严重不负责任，致使生效判决显失公正的；司法工作人员犯与本案存在着牵连关系的职务犯罪的；诉讼人超越授权实施诉讼行为的。以上四大类24小类错误情形应当再审纠正。
明确再审时限。在强化当事人申诉权以及合理界定发起人再审理由的同时，还须对发起再审的时限以及再审案件的审理时限做出明确的规定。现行三大诉讼法对这些问题的规定不甚严格，致使一定数量的当事人长期伸冤，大量申诉案件久拖不决。为此，在修正三大诉讼法再审程序时应确定合理的期限。
理顺再审案件的管辖。鉴于三大诉讼法关于再审案件管辖的规定不甚统一，为此，在修正三大诉讼法再审程序之时，就再审案件的管辖，可以做出以下明确的规定：首先，在管辖上，再审案件由原审法院上级法院管辖。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本身就有监督的职能，当事人对原审裁判不服总寄希望于上级法院，由上级法院管辖再审案件，既能起到对下监督的作用，又容易使当事人息诉服判。其次，上级法院审理再审案件时，不允许再发回到下级法院审理，这样可以避免反复再审的现象，有利于维护司法权威。再次案件只能由上级人民法院再审一次，这样既可保证程序即使终结，又可使错误的判决得到纠正。最后，各类再审抗诉，皆由与提出抗诉机关同级的人民法院管辖。
确定再审案件的审理方式及审理范围。再审案件的审理，有其特殊之处，首先是对再审理由成立与否进行审查，申请再审立案的审查，应只涉及程序不涉及实体，立案庭对当事人提交的再审申请书，首先要审查是否在裁判生效后法定期间内提出，是否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裁定，然后调卷再审查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其他申请再审立案的条件。最后才有可能对案件本身进行审理。这种审理方式的阶段性特点以及审理范围的特殊要求，仅按现行三大诉讼法所规定的参照一审或二审程序加以审理，是不科学的。为此，在修正三大诉讼法再审程序之时，可以规定较为多样而是活的审理方式，以更合议庭根据案件审理需要进行选择；局面审理、听证明审理或开庭审理。至于再审审理范围，则皆应规定以再审理由以及请求事项为限。
限制中止原判执行。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裁定再审时应当中止原判的执行，但民事诉讼法以及关于行政诉讼法的司法解释都规定，裁定再审的案件，应当裁定中止原判决的执行。应当指出的是，再审案件的受理与审理，原则上皆不应具有中止执行原判决的法律效力，这是世界范围内再审程序制度较为主要的原则。为此，在修正三大诉讼法再审程序之时，可以在借鉴这一原则的基础上，同时考虑司法实践之需，就做出相对灵活的规定。原则上皆应禁止因申请或提出申诉而中止原判的执行；刑事及民事再审案件中，人民法院的申请再审人提供充分而有效的担保条件下或认为确有必须，可以中止原判的执行。
规定再审次数。由于现行三大诉讼法没有规定可以发起再审的次数，致使许多再审申请人以同一进帐或者同一请求事项重复的申请再审，无限的进行申诉。为此，在修正三大诉讼法再审程序之时可以规定：再审案件原则上皆为一裁终局，但对案外人异议等特殊的民事再审改判案件可以允许上诉；对终局再审裁判不得以同一理由或者相同请求事项重复发起再审。
规定不得申请再审的情形。一是一审裁判后，当事人未行使上诉的不得申请再审；二是终审后发现了因为当事人原因而示发现的证据不能申请再审；三是已经经过现审程序的不得申请再审，即同一个案件只能再审一次；四是最高人民法院终审的案件不得申请再审；五是当事人不得对生效调解书申请再审；但考虑到司法实践中的确存在以调解方式损害第三人或者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调解可以提出抗诉，案外人因生效调节而利益受到影响的，可以申请再审，明知再审理由未曾上诉的，不得申请再审。
司法文书的正确运用。首先，申诉与申请再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申诉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民利。故对申诉的处理方式一般以书面通知的形式，而申请再审是当事人的诉权，对诉权程序上的问题，应当使用裁定。其次，再审裁定书和驳回再申申请裁定书应写上申请再审理由成立或不成立的具体理由，这也是进行法制教育，服判息诉工作必不可少的环节。
其它事项。为了更加体现再审程序的特点，可以在以下方面就再审程序加以完善，可以规定刑事再审的分类，即分为有利于及不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审两类；应当规定刑事再审不加刑原则，这是上诉不加刑原则的自然延伸，但是不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审除外；应当规定案外人异议制度，即民事与行政案件中，应当赋予受裁判影响的案外人申请再审的权利，应当规定民事、行政再审缴费的制度。
五、改进与完善审判监督制度的重要意义：
改进完善审判监督制度是树立司法权威的需要。再判监督与司法权威本应是两个相辅相成的命题，具有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加强审判监督是为了树立司法权威，树立司法权威需要实行审判监督。
完善改进审判监督制度是确保司法公正的需要。司法公正是所有诉讼程序的终极目标，审判监督程序作为诉讼程序的一部分，也应该为确保司法公正这一目标服务，因为程序公正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先决条件。
完善改进审判监督制度是提高司法效率的需要。“正义被耽搁等于正义被剥夺”，司法效率的低下直接影响到司法公正的实现。法律迟到的正义即变得毫无意义可言，甚至会危及到整个国家的法制信用体系。由于审判监督程序的特殊性，当事人自然对其寄予了“愿望”，希望借之已经生效的裁判，尽可能获得更多的利益，而立法本意同样希望借其来避免错误的发生，并用之检验裁判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两种陌路同归的思维纠合在一起，便造成诉讼的无休止延伸，司法的公正效率荡然无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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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国审判制度研究》叶青主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第215页、第216页
申请检察院抗诉申请书范文4
关键词：刑事和解；实践效果；制约因素；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DF71
文献标识码：A
一、对刑事和解制度实践效果的考察
（一）适用背景及案件基本情况
2004年1月至2008年9月，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检察院共受理公安机关移送审查的各类刑事案件10190件14687人。该检察院在办案中发现，对于不少刑事案件，虽然法院追究了犯罪人的刑事责任，但没有解决民事赔偿问题，这就导致犯罪人和被害人双方关系紧张，社会矛盾没有得到化解。被害人认为虽然追究了犯罪人的刑事责任，但其受到的损失并没有得到相应的赔偿，以司法机关没有公正办案为由，不断申诉上访，要求检察机关提起抗诉，或者是到法院另外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犯罪人赔偿其经济损失。犯罪人则认为，其犯罪行为已经被判处刑罚，受到了相应的处罚，没有必要再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赔偿了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也不会减轻对其的处罚。上述状况，导致这些案件虽然有定罪判刑的法律结果，但实际上并未达到充分保护被害人或受害单位合法权益的目的，办案的社会效果有待增强。自2004年起，该检察院在现有法律框架内积极尝试运用刑事和解机制办理轻微刑事案件，在受理的10190件各类刑事案件中适用刑事和解结案的有50件，约占0.5％。各类案件的具体适用情况如下：
上述案件经和解后，总赔偿金额为512.6648万元，对案件作不处理的有3件4人，后作缓刑处理的有14件14人，免于刑事处罚的有2件2人，其余被判处有期徒刑、拘役或罚金。该检察院共收到刑事和解相关当事人及家属或单位赠送的锦旗5面，感谢信6封。
（二）适用刑事和解制度的主要特点
（1）坚持当事人自愿、公平公正、不得损害国家、集体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不得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德的原则。（2）适用范围限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犯罪案件和部分其他有直接被害人的案件，具体包括因婚姻、家庭矛盾或者民事纠纷引起的人身伤害、侵犯财产案件；告诉才处理的案件；过失犯罪的案件；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怀孕妇女等特殊人群犯罪的案件；其他经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作和解处理不致于产生不良社会影响的案件。但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犯罪、渎职犯罪，危害后果特别严重、影响特别恶劣的过失犯罪，以及累犯不适用刑事和解。（3）适用条件在主观上以加害方认罪、被害方愿意和解；客观上以案件事实已经查明、证据确实充分且加害方实际赔偿为前提。（4）适用于审查阶段。先由经办人阅卷了解案件是否符合刑事和解的范围、条件，同时了解双方当事人是否具有和解意愿后，再由当事人提出书面申请，由双方自行协商达成书面赔偿协议并以实际支付为最终结果。（5）运行模式主要由当事人双方自行和解，检察机关不在双方最后的协议书上签字。检察机关主要承担提供签约、履约场所以及告知工作，适当进行解释和教育工作，并对合法的和解结果予以确认，将双方因和解产生的相关文书及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书等材料附卷移送法院审查。（6）创建了配套措施。一是设计了《刑事和解申请书》、《赔偿协议书》、《被害人收到赔偿款的收条》等配套文书，以确保被害人可以自愿决定参与刑事和解。二是制定了激励措施。将经办人适用刑事和解办案的成效纳入年度量化考核范围，鼓励办案人员对符合条件的案件积极适用刑事和解。三是建立备案报告制度。要求案件经办人在案件审查终结报告中注明该案是否符合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条件，如果符合还要报告进行刑事和解的情况等，以实现推广适用并由公诉部门负责人对经办人和解案件进行监督的效果。
（三）适用刑事和解制度的积极效果
1.有利于缓和刑事案件双方当事人的冲突关系，实现利益的“双赢”。在传统的刑事司法中，一旦发生犯罪，司法机关就代表被害人介入案件的侦查、和审判，被害人在诉讼中往往处于被动的地位，受到的损失难以得到及时、充分的补偿。同时，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定，犯罪人对经济赔偿责任的主动承担与履行并不必然导致其刑事责任的从轻、减轻或免除，消极对待经济赔偿责任就成为其必然选择。刑事和解使被害人通过犯罪嫌疑人的赔礼道歉和经济赔偿，得到精神和经济上的慰藉；犯罪嫌疑人也可以通过具结悔过、赔礼道歉以及经济赔偿等方式，获得被害人的谅解，从而得到轻缓的处理，双方的利益可以
同时得到保护。如自2004年初至2008年9月，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检察院成功适用刑事和解的50件案件中，赔偿额达512万余元，平均为10240元；53名被告人在刑事和解成功后均获得不、缓刑、减刑处理。现列举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检察院以刑事和解的方式办理的一个案例说明：
2005年底，被告人戴某因琐事与某市场保安发生争执，后在逃跑时，开车将另一名保安人员曾某撞到在地，致曾某重伤。该案经公安机关侦查后，移送广州市白云区检察院审查，在办案过程中，戴某表示悔罪，希望从轻处理，而被害人曾某及其家属则提出家庭经济困难，希望获得戴某的经济赔偿以维持今后的治疗及生活。检察院经办人在认真分析案情及法律依据的基础上，根据被害人曾某及其家属的请求以及戴某的悔罪态度及其希望通过赔偿以获得从轻处罚的意愿，深入细致地对当事人进行了刑事和解，最终促成双方达成和解协议，使被害人曾某获得戴某赔偿的医疗费等费用共计人民币73万元，而戴某则因认罪态度较好，并有投案自首、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等情节，由检察院向人民法院依法提出对被告人戴某减轻刑事处罚的建议，并获得采纳，被告人戴某最后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期5年执行。该案办结后，被告人所在单位及被害人的家属均对该检察院依法进行和解、灵活处理矛盾的举措以赠送“公平公正、执法为民”锦旗和感谢信的形式表示感谢。
2.有利于改造被告人及预防犯罪。在大多数轻微犯罪案件中，如因邻里纠纷而发生的轻伤害案件，犯罪人的犯罪行为通常是因受到不良的外界影响和刺激而发生，行为人本身可能没有意识到危害后果，主观过错并不大。犯罪行为发生后，严厉的刑罚可能会加深犯罪人与受害人之间的矛盾，激起犯罪人敌对社会的情绪，甚至使犯罪人因为被贴上“犯罪标签”而重新犯罪。而刑事和解通过真心悔过、经济赔偿、减轻处罚等方式有效教育、改造犯罪人，有利于减少犯罪人对国家的对抗情绪，消除其人身危险性，降低诱发重新犯罪的可能性。如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检察院通过对50件和解成功的案件进行回访分析，发现双方当事人及其家属或所属单位均表示满意，未出现当事人申诉、上访和再次犯罪等情况，和解措施在化解社会矛盾中发挥了实效。
3.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从目前我国的犯罪形势和刑事司法系统的运转状况来看，犯罪总量持续上升，有组织犯罪、杀人、抢劫等严重刑事犯罪比较突出，严重威胁社会秩序；而另一方面，司法资源的投入量与需求量的矛盾没有得到解决，司法机构和人员超负荷运转，刑事积案上涨，监狱的拥挤程度加剧，重新犯罪率上升。因此，在刑事政策的选择上，应当确立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允许对某些轻微刑事案件进行轻缓处理，实现繁简分流，以缓解刑事司法资源的供需矛盾。刑事和解就是分流手段中极为重要的一项，它以协商的方式很好地教育和改造罪犯、化解社会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办案和监管的成本。如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检察院对50件和解案件的办案效率进行调查的结果表明：办案天数最快的为8天，最慢的为45天，平均办案天数为
30天，在一个月之内结案的案件数量占79%。同时，在阶段对和解结果的确认，避免了案件在、审判、执行环节中进一步的司法资源支出。因此，无论是在设施、人员上，还是在时间、精力、金钱上，刑事和解都极大地节约了司法资源。
二、刑事和解制度在运行中遇到的困难
（一）刑事和解的条件、方式、程序等缺乏明确统一的法律规定，影响到刑事和解的推广运用刑事和解从刑事法律体系地位上来说首先是一项制度，它必须依托于具体的规范。但是，诸如刑事和解可以针对哪些类型的案件、在哪些诉讼阶段适用、刑事和解的运行模式如何选择、检察机关在刑事和解中的地位如何确定、没有启动诉讼程序的刑事和解是否需要由司法机关加以监督、诉讼过程中产生的刑事和解是否需要司法机关监督、如何监督以及进行多大限度的监督等事项在当前的刑事立法中都缺乏规定。没有具体的规定，就会导致实际操作中的随意性，不利于刑事和解的构建，而且有可能出现违背刑事和解初衷的结果。
（二）非羁押措施的有限适用使被害人和加害人面对面的交谈难以实现，影响刑事和解的适用效果在西方的刑事和解制度中，有一个必经的程序或步骤就是加害人和被害人进行面对面的交谈，由加害人向被害人当面致歉以取得被害人的原谅。目前，由于我国非羁押措施的适用非常有限，犯罪嫌疑人在审前阶段大多是被羁押的，很难实现加害人和被害人之间的见面。实践中，只能由加害人的家属代替加害人参与和解，导致和解的效果更多的是仅仅停留在“赔偿――免责（减责）”这个单一层面上，当事人往往过分纠缠于赔偿的数额，只注重和解的结果，而忽略了通过交谈减轻被害人因犯罪行为带来的不安全感，并使加害人真正认识到自己行为的非法性，导致刑事和解修复社会关系和改造预防犯罪功能的发挥受到制约。
（三）作为检察工作考核指标之一的不率制约着刑事和解的适用
实践中，犯罪嫌疑人即使愿意与被害人达成刑事和解协议，但为了防止违法、违规滥用不权，上级检察机关通常对不标准进行严格控制，并坚持将不率作为考核整体工作的标准之一，使得许多经刑事和解后符合不条件的刑事案件不得不进入公诉、审判程序。同时，因上级检察院对不标准的严格控制，使得办案人员不得不经历诸如提交主管检察长决定、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以及向上级检察机关备案等各种复杂的内部司法行政程序，导致一些经和解成功可作不处理的案件仍被到法院。如对上述50件案件作和解处理后，除对其中的4人作不处理外，其余均作处理。实际上，上述案件经法院判决后，有14人被作缓刑处理，2人被免于刑事处罚，刑事和解提高诉讼效率及节约诉讼资源等功能的发挥受到制约。
（四）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的缺失可能导致刑罚适用不平等问题
从其实施情况来看，有无赔偿能力已成为是否适用和解制度的重要决定因素。通常情况下，能够通过刑事和解达成协议的往往是那些有赔偿能力的犯罪嫌疑人，他们在履行了经济赔偿责任后，容易得到被害人的谅解，从而获得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处理结果；而在一些符合刑事和解条件的案件中，由于犯罪嫌疑人家庭条件差，即使他有和解的真诚意愿，但很可能因无力承担金钱赔付责任而得不到被害人的谅解，导致失去和解机会。实践中，可能出现有钱人因故意犯罪被免于，没钱人因过失犯罪却被告上法庭的情况，给人刑事和解是有钱人逃避罪责的“安全通道”的印象。
（五）刑事和解工作增加了检察机关的工作量，但没有纳入各种评价体系
在审查中进行刑事和解，办案人员从询问被告人与被害人双方是否有和解的意愿，到双方达成和解协议，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在当前检察机关“案多人少任务重”的情况下，如果仅凭办案人员“司法为民”的检察情怀化解矛盾，将不利于刑事和解工作的长效开展。
三、完善刑事和解立法规定的几点思考
如前所述，刑事和解具有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提高诉讼效率和节省司法资源的功能，但在实践中，由于各种原因，刑事和解制度尚不能充分实现其承载的应有功能，而其出路就在于尽快完善刑事和解的立法规定，建立刑事和解适用所需的配套制度，从而使其发挥自身的合理价值。本文认为，完善刑事和解的立法规定应重点考虑如下几方面：
(一)明确刑事和解的适用对象和适用范围
司法实践中对此问题有广义和狭义两种主张。狭义的观点认为，应限定在轻微刑事案件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注:例如，有学者认为，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应严格限定为依法应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和情节轻微的刑事案件。参见：甄贞，陈静建设和谐社会与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思考［J］法学杂志，2006（4）)广义的观点认为，只要有被害人，且被害人与加害人自愿和解的，即使是重罪案件也可以和解，只不过和解后的后果不同［1］。本文认为，在坚持当事人自愿、公平公正、不损害国家、集体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德的原则前提下，可以折衷上述两种观点，适度推广适用刑事和解。具体来说，刑事和解适用的对象应当是主观恶性较小、人身危险性较低的犯罪嫌疑人，如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成年的在校学生以及成年犯罪嫌疑人中的过失犯、初犯、偶犯等。刑事和解适用的案件应当是社会危害性较低的犯罪，其范围可以限定为两个：一是刑事自诉案件；二是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的案件；三是《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对被告人可能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但具有法定的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情节，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对于因亲友、邻里及同学、同事之间纠纷引发的轻微刑事案件，无论是在批捕阶段还是在公诉阶段，都是最大限度化解矛盾、促成和解的工作重点。对于严重危害国家利益的危害公共安全犯罪、贪污贿赂犯罪、渎职犯罪以及情节恶劣的犯罪、重罪、累犯和应当数罪并罚的案件，不适用和解。
（二）明确刑事和解的运行模式
在实践中，刑事和解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委托人民调解员进行调解，以上海市杨浦区公检法机关为代表；二是检察机关主持调解，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主要采取该做法；三是当事人双方自行和解，检察机关只负责提供签约、履约场所，承担告知和对合法的和解结果予以确认等工作，如河南、浙江等地采取了该做法。本文认为，刑事和解的运行模式宜采取由当事人自行和解的方式。这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首先是基于对效率的考虑。刑事和解程序包括和解准备、和解陈述、和解协商等阶段，它所耗费的社会资源并不少于一审普通程序，在目前公诉机关和审判机关面临的案件压力日益加大的情况下，由司法机关主持刑事和解不现实也不适宜。其次是基于对公正的考虑。检察机关是国家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负责履行追诉职能，由检察机关主持调解不具备中立性，不符合公正原则。
（三）明确刑事和解的适用程序
（1）提出与受理刑事和解案应由被害人、犯罪嫌疑人及其各自的诉讼人或检察机关提出。公诉机关在接受提案之后，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审查提案是否具备刑事和解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犯罪嫌疑人是否承认犯罪及其悔悟程度；被害人愿意参与刑事和解的具体原因；案件的种类及其特点；当事人居住区域是否较远。经过审查，如果公诉机关认为具备了刑事和解的必要性与可能性，通过和解能够产生符合各方利益的结果，即可以受理案件并展开和解前的准备工作。
（2）满足主客观条件主观条件是指刑事和解应以犯罪嫌疑人的有罪答辩与当事人双方的和解自愿为基本前提；客观条件则应以案件事实已经查明、证据确实充分且实际赔偿为适用前提。
（3）刑事和解协议的达成及履行。刑事和解协议包括两个主要内容：一是犯罪嫌疑人承认罪行、悔罪致歉，提出赔偿方案并经被害人认可；二是被害人表示谅解并同意对犯罪嫌疑人减轻或免除刑事处分。在对刑事和解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可行性进行审查的基础之上，检察官应当就赔偿的履行情况进行监督。为解决和解协议达成后双方反悔的问题，可在程序的设计上作一些处理：犯罪人和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后，犯罪人应当立即向被害人交付约定的赔偿金，由检察官作出不决定或建议法官从轻处理。如果当事方未达成和解协议，应将案件按现有的刑事司法程序处理。
（四）建立刑事和解适用所需的配套制度
（1）扩大检察机关的不裁量权实践中，为了防止违法、违规滥用不权，上级检察机关通常对不标准进行严格控制，并坚持将不率作为考核整体工作的标准之一，使得部分刑事和解后符合不条件的刑事案件不得不进入公诉、审判程序，刑事和解提高诉讼效率及节约诉讼资源功能的发挥受到制约。为了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保证诉讼的公正与效率，应当扩大检察机关的裁量权，使检察人员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酌情作出不决定。
（2）进一步落实量刑建议权量刑建议权是公诉权的一部分，但如何使量刑建议权落到实处仍是困扰司法实践的一个难题。如果在审查阶段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并已实际履行，检察机关在公诉时提出从轻、减轻处罚的量刑建议，但审判机关未予充分考虑，也会使这一制度的实际效果落空。检、法两院应联合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将犯罪嫌疑人履行刑事和解协议作为法定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情节，在量刑时给予充分考虑。
（3）建立必要的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为了解决在刑事和解中存在的因贫富差距所导致的刑罚适用不平等问题，应建立必要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从1960年代开始，许多国家就已相继建立了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通过这一制度的实施使那些因犯罪而受损的刑事被害人得到应有的补偿。这一制度的推行已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趋势。我们可立足本国国情，借鉴其他国家的有益经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通过对刑事被害人的国家补偿，使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应有的保障。
（4）建立完备的监督制约机制，从诉讼程序、机制设置上防止刑事和解的滥用。一是完善检务督察机制，由纪检部门负责对和解工作的过程实施监督，如果案件当事人发现办案中有不公平、不公正之处，也可以直接反映；二是加强汇报和备案制度。可由经办人在案件审查报告中对和解情况进行说明，公诉部门负责人对相关情况进行监督。同时，由于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主要由基层检察院办理，可建立专门的备案表格，定期向上级院请示汇报；三是构筑外部监督体系，侦查机关对和解后不或撤案的，可以要求复议或复核；相关组织可以对检察官的执法行为进行评议，举报其不法行为；“还可以考虑将其纳入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范围，以强化外部监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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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actice Effect, the Puzzledom and Resolvent of Criminal Reconciliation
HUANG Zhao ming, LUO Qiao lan, XU Hui ling
(The People’s Procuratorate of Baiyun District, Guangzhou 510405, China）
申请检察院抗诉申请书范文5
第一条为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讼。
第三条人民法院依法对行政案件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人民法院设行政审判庭，审理行政案件。
第四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第五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
第六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依法实行合议、回避、公开审判和两审终审制度。
第七条当事人在行政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平等。
第八条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行政诉讼的权利。
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区，人民法院应当用当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进行审理和法律文书。
人民法院应当对不通晓当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提供翻译。
第九条当事人在行政诉讼中有权进行辩论。
第十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
第二章受案范围
第十一条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下列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的诉讼：
（一）对拘留、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不服的；
（二）对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不服的；
（三）认为行政机关侵犯法律规定的经营自的；
（四）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申请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和执照，行政机关拒绝颁发或者不予答复的；
（五）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
（六）认为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发给抚恤金的；
（七）认为行政机关违法要求履行义务的；
（八）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
除前款规定外，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讼的其他行政案件。
第十二条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事项提起的诉讼：
（一）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
（二）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
（三）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
（四）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
第三章管辖
第十三条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行政案件。
第十四条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行政案件：
（一）确认发明专利权的案件、海关处理的案件；
（二）对国务院各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讼的案件；
（三）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案件。
第十五条高级人民法院管辖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第一审行政案件。
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管辖全国范围内重大、复杂的第一审行政案件。
第十七条行政案件由最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也可以由复议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十八条对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不服提起的诉讼，由被告所在地或者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十九条因不动产提起的行政诉讼，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二十条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案件，原告可以选择其中一个人民法院提讼。原告向两个以上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讼的，由最先收到状的人民法院管辖。
第二十一条人民法院发现受理的案件不属于自己管辖时，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受移送的人民法院不得自行移送。
第二十二条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由于特殊原因不能行使管辖权的，由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
人民法院对管辖权发生争议，由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报它们的共同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
第二十三条上级人民法院有权审判下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也可以把自己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移交下级人民法院审判。
下级人民法院对其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认为需要由上级人民法院审判的，可以报请上级人民法院决定。
第四章诉讼参加人
第二十四条依照本法提讼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是原告。
有权提讼的公民死亡，其近亲属可以提讼。
有权提讼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承受其权利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提讼。
第二十五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讼的，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
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
两个以上行政机关作出同一具体行政行为的，共同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共同被告。
由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该组织是被告。由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委托的行政机关是被告。
行政机关被撤销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告。
第二十六条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为二人以上，因同一具体行政行为发生的行政案件，或者因同样的具体行政行为发生的行政案件、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的，为共同诉讼。
第二十七条同提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
第二十八条没有诉讼行为能力的公民，由其法定人代为诉讼。法定人互相推诿责任的，由人民法院指定其中一人代为诉讼。
第二十九条当事人、法定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代为诉讼。
律师、社会团体、提讼的公民的近亲属或者所在单位推荐的人，以及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其他公民，可以受委托为诉讼人。
第三十条诉讼的律师，可以依照规定查阅本案有关材料，可以向有关组织和公民调查，收集证据。对涉及国家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材料，应当依照法律规定保密。
经人民法院许可，当事人和其他诉讼人可以查阅本案庭审材料，但涉及国家秘密和个人隐私的除外。
第五章证据
第三十一条证据有以下几种：
（一）书证；
（二）物证；
（三）视听资料；
（四）证人证言；
（五）当事人的陈述；
（六）鉴定结论；
（七）勘验笔录、现场笔录。
以上证据经法庭审查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三十二条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
第三十三条在诉讼过程中，被告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
第三十四条人民法院有权要求当事人提供或者补充证据。
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行政机关以及其他组织、公民调取证据。
第三十五条在诉讼过程中，人民法院认为对专门性问题需要鉴定的，应当交由法定鉴定部门鉴定；没有法定鉴定部门的，由人民法院指定的鉴定部门鉴定。
第三十六条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诉讼参加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保全证据，人民法院也可以主动采取保全措施。
第六章和受理
第三十七条对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行政案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先向上一级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不服的，再向人民法院提讼；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讼。
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不服再向人民法院提讼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三十八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复议机关应当收到申请书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决定。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申请人不服复议决定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讼。复议机关逾期不作决定的，申请人可以在复议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讼。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三十九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讼的，应当在知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四十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特殊情况耽误法定期限的，在障碍消除后的十日内，可以申请延长期限，由人民法院决定。
第四十一条提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原告是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二）有明确的被告；
（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
（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第四十二条人民法院接到状，经审查，应当在七日内立案或者作出裁定不予受理。原告对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诉。
第七章审理和判决
第四十三条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五日内，将状副本发送被告。被告应当在收到状副本之日起十日内向人民法院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有关材料，并提出答辩状。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答辩状之日起五日内，将答辩状副本发送原告。
被告不提出答辩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理。
第四十四条诉讼期间，不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
（一）被告认为需要停止执行的；
（二）原告申请停止执行，人民法院认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并且停止执行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裁定停止执行的；
（三）法律、法规规定停止执行的。
第四十五条人民法院公开审理行政案件，但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四十六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或者由审判员、陪审员组成合议庭。合议庭的成员，应当是三人以上的单数。
第四十七条当事人认为审判人员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或者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审判，有权申请审判人员回避。
审判人员认为自己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或者有其他关系，应当申请回避。
前两款规定，适用于书记员、翻译人员、鉴定人、勘验人。
院长担任审判长时的回避，由审判委员会决定；审判人员的回避，由院长决定；
其他人员的回避，由审判长决定。当事人对决定不服的，可以申请复议。
第四十八条经人民法院两次合法传唤，原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视为申请撤诉；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第四十九条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或者处一千元以下的罚款、十五日以下的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有义务协助执行的人，对人民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无故推拖、拒绝或者妨碍执行的；
（二）伪造、隐藏、毁灭证据的；
（三）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或者威胁、阻止证人作证的；
（四）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已被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的；
（五）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人民法院工作人员执行职务或者扰乱人民法院工作秩序的；
（六）对人民法院工作人员、诉讼参与人、协助执行人侮辱、诽谤、诬陷、殴打或者打击报复的。
罚款、拘留须经人民法院院长批准。当事人对决定不服的，可以申请复议。
第五十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
第五十一条人民法院对行政案件宣告判决或者裁定前，原告申请撤诉的，或者被告改变其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原告同意并申请撤诉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
第五十二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依据。地方性法规适用于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行政案件。
人民法院审理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案件，并以该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为依据。
第五十三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参照国务院部、委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制定、的规章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制定、的规章。
人民法院认为地方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与国务院部、委制定、的规章不一致的，以及国务院部、委制定、的规章之间不一致的，由最高人民法院送请国务院作出解释或者裁决。
第五十四条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以下判决：
（一）具体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判决维持。
（二）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⒈主要证据不足的；
⒉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⒊违反法定程序的；
⒋超越职权的；
⒌的。
（三）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的，判决其在一定期限内履行。
（四）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可以判决变更。
第五十五条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被告不得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具体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具体行政行为。
第五十六条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中，认为行政机关的主管人员、直接责任人员违反政纪的，应当将有关材料移送该行政机关或者其上一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人事机关；认为有犯罪行为的，应当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检察机关。
第五十七条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作出第一审判决。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高级人民法院批准，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第一审案件需要延长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批准。
第五十八条当事人不服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有权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当事人不服人民法院第一审裁定的，有权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逾期不提起上诉的，人民法院的第一审判决或者裁定发生法律效力。
第五十九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认为事实清楚的，可以实行书面审理。
第六十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应当在收到上诉状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终审判决。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高级人民法院批准，高级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延长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批准。
第六十一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是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
（三）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由于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也可以查清事实后改判。当事人对重审案件的判决、裁定，可以上诉。
第六十二条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确有错误的，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或者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但判决、裁定不停止执行。
第六十三条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定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决定是否再审。
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
第六十四条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
第八章执行
第六十五条当事人必须履行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拒绝履行判决、裁定的，行政机关可以向第一审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
行政机关拒绝履行判决、裁定的，第一审人民法院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一）对应当归还的罚款或者应当给付的赔偿金，通知银行从该行政机关的帐户内划拨；
（二）在规定期限内不执行的，从期满之日起，对该行政机关按日处五十元至一百元的罚款；
（三）向该行政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人事机关提出司法建议。接受司法建议的机关，根据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并将处理情况告知人民法院；
（四）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第六十六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间不提讼又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
第九章侵权赔偿责任
第六十七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造成损害的，有权请求赔偿。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单独就损害赔偿提出请求，应当先由行政机关解决。对行政机关的处理不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
赔偿诉讼可以适用调解。
第六十八条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由该行政机关或者该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所在的行政机关负责赔偿。
行政机关赔偿损失后，应当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
第六十九条赔偿费用，从各级财政列支。各级人民政府可以责令有责任的行政机关支付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第十章涉外行政诉讼
第七十条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组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行政诉讼，适用本法。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七十一条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组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行政诉讼，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组织有同等的诉讼权利和义务。
外国法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组织的行政诉讼权利加以限制的，人民法院对该国公民、组织的行政诉讼权利，实行对等原则。
第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本法有不同规定的，适用该国际条约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
第七十三条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组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行政诉讼，委托律师诉讼的，应当委托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机构的律师。
第十一章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