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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散文史范文1
据文献记载，把伏日作为节日约始于秦朝。大约到汉代，伏日与食俗才联系在一起。据《汉旧仪》载，“汉魏伏日有酒食之会”，说的就是饮酒聚会。“汉书》说：“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炮羔，斗酒自劳。”按理，三伏日食羊不合时理，农家为何要在伏腊日烹羊斗酒呢?这一方面是羊肉有大补身体的作用，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农人把“伏腊”作为节庆看待，所以要像过年一样庆贺一番。汉代除了民间这样做，宫廷也同样有伏日赐肉的宫俗。
三伏日吃凉冰可以说是最佳消暑食物了。我国早在西周就有伏日掘井藏冰的做法。约到晋十六国，出现伏日赐冰的宫俗。晋《邺中记》说，在彭德府临漳县有铜雀、金虎等三座井台，十六国君王石季龙曾于“井台藏冰，三伏之月冰赐大臣。”从此这种宫俗流传不息。唐代三伏吃冰的花色品种就多了，如长安就有“冰盘”、“冰瓜”等，豪富们甚至会举行“冰宴”。据《天宝遗事》记载：“杨家(杨贵妃家)直弟每至伏中，取大冰使匠琢成山，周围于宴席间。”虽然是盛夏，但个个赴宴者都冷得面露寒色。宫廷内还按地位高低赐冰镇食物。
宋代朝廷盛夏赐冰传承了唐代的传统，但宋代宫廷赐冰的对象很有限，只有近臣和史官才有受赐的份，其他官员只是放几天假而已。据《岁时杂记》载：“京师三伏唯史官赐冰，百司休务而已。自初伏日为始，每日赐近臣冰，人四匣，凡六次。”又赐黄绢为囊的甜蜜一碗和冰面三瓶。近臣是皇帝身边的大臣，与皇帝关系最为密切，受到特殊照顾是不足为奇的。但史官与近臣为什么有同样的待遇呢?原来宋代史官伏日不放假，工作性质不同，才有这样例外的待遇。
中国古代散文史范文2
摘要：韩愈散文接受是中国古代散文接受史的重要架构，是建构中国古代散文史的关键环节。一部由元至清的韩愈散文接受史就是一部中国古典散文成长史，研究好韩愈散文技法和理论的接受脉络有助于勾勒中国古代散文接受史的基本框架，对最终形成一部系统完整的中国古代散文接受史的意义不言而喻，这也是本文的目的。
关键词：元明清；韩愈古文；接受状况
韩愈中国文学史上最出色的散文家之一，以丰富而卓越的散文创作成果，占领了被骈文统治多年的阵地，宣告了古文对骈文斗争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比如茅坤把他和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合称唐宋家：杜牧把韩文和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为“文起八代之衰”，但都语焉不详，不能详细了解韩愈在散文史中的地位和贡献。以下力图对韩愈古文在元明清这一历史时期的接受状况做一个简要的论述。
（一）韩愈散文在元代
元代文学创作成就不比唐宋，文学领域戏曲独胜，诗文等传统文学样式一向凋萎。因元朝理学盛行，以弘扬道学为旨归的韩愈散文继续受到关注。总体上，元代前期文坛受科举的制约，言理道性成了文学的共同使命，对韩愈、欧阳修等唐宋名家名作的模拟成了一时之气；延v以后，科举废弛，文学创作松绑，文坛思想开始活跃起来，但还是存在崇拜、学习韩愈散文的文学名士，比如袁桷。元代文坛虽宗欧阳修、苏轼，但对韩愈散文也是很重视的，因为元代文人知道欧、苏文章的根脉在韩愈那里。元代前期文坛有郝经、姚输、姚燧、戴表元等人对韩愈散文有过较为深入的研究。金元时人对韩愈散文的研了与唐宋文人一样，肯定韩愈的文学史地位和鉴赏韩愈散文的美学特征外，尤其注重对韩文文法的研究。韩愈散文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四方面：其一，论心法。心法是金元士人鉴赏接受韩愈散文所关注的最高法则，郝经称之为“大法”。主张文章的最高法则就是要明白“理”与“法”的关系，“精穷天下之理”并指出儒家经典是“理、文、法”兼备的最高、最好的学习蓝本。这与韩愈文论有相通之处。其二，论“篇法”。其三，论“句法”。古人作文都很注重句法，唐宋皆然，郝经说：文章“至韩柳欧苏氏”已“句句有法”。其四，论“字法”。金元文人论文很重视“字法”，郝经又说“至韩柳欧苏氏”已“字字有法”。元代文人接受韩愈散文特别注重对韩愈散文的评点批注，王若虚的《滹南遗老文集》和程端礼的《昌黎文式》是代表性的作品。相比较而言，程端礼的《昌黎文式》注重对韩愈散文的点评，从字法、句法、篇法和艺术风格等方面进行批评，这种方法对当时学者学习韩愈散文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实用性很强，便于学习模仿[1]。
元代散文有“文擅韩欧”的基本特点。前期姚燧，元明善等崇唐，偏重奇崛雄健，尚韩愈；刘因、王浑等崇宋，偏于平易温醇。后期二者界限不太明显，逐渐趋向唐宋并崇[2]。在文道关系上，元代散文有重道轻文的倾向，因而元文大多偏向实用和明道，在性情的抒发和文词的华美方面有所欠缺。元代诸家往往在宗韩和宗欧之间有所取舍。元代文坛自延v年间才开始学习韩愈的文风向欧阳修的文风回归。谢枋得所编《文章轨范》所选文章最多的是韩愈，有32篇，苏轼12篇，欧阳修仅5篇，并非谢枋得对此有所偏见，而是要为科考举子提供考试模板，韩愈、苏轼是最佳模仿对象。这些都显示出韩愈对元代散文的贡献。
（二）韩愈散文在明代
韩愈散文在明代虽也不及在北宋受尊崇，但也是“名不寂寞”的[3]。在明一代，虽有像“前后七子”这样的非韩派，但更有尊韩的“唐宋派”，明代一流的文人学士没有不尊韩的。明代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就说：“六籍者，本与根也，迁、固者，枝与叶也……六籍之外，当以孟子为宗，韩子次之。”（《文原》）明代杰出的文论家胡应麟在《唐语林》中也说：“韩公文至高时号孟诗韩笔，元和中，后进师匠韩文公，体大变。”后七子的核心人物、明代文坛后期领军人物王世贞在《书韩愈散文后》中说：“韩公之于碑、志之类，最为雄奇有气力，亦甚古”。这三个散文家对韩愈散文的文学思想和散文成就都给予很高的评价。高云：“今观昌黎之博大而文，鼓吹六经，搜罗百氏，其诗聘驾气势，崭绝崛强，若掀雷决电，千夫万骑，横骛别驱，大肆，而莫能止者。又《秋怀》数首及《暮行河堤上》等篇，风骨颇逮建安，但新声不类，此正中之变也”（《唐诗品汇》）。在这以后，作为唐宋派核心人物之一的茅坤对同一时期的秦汉派批评韩愈散文的无知言论，作出了激烈的抨击斥责，他这样说道：“世之文章家，刻自喜，往往姗韩骂欧，背弃六籍，瓦釜雷鸣，互相标榜。然不知于古作者之旨，吾不知其何如也。”（《与潇少府书》卷七）明代的韩愈散文沿袭了宋元的路子，一方面注重对韩愈散文本体论的辨析，对韩愈的“文以明道”说中的文道关系展开了论辩，少有创见；另一方面注重对韩愈散文的评点批注，注重发掘文章学的一般规律，“使中国古代文章学在元代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明初散文家宋濂、方孝孺接受韩愈散文，沿袭唐宋旧路子，注重辨析韩子之道的纯与不纯，注重辨析韩愈提倡的“文”与“道”的主次关系。明代中期开始崛起于文坛的唐宋派，高高举起尊韩的旗帜，此派的主将唐顺之、茅坤学韩愈而各有所得：唐顺之所编的《文编》提出了读者接受三境界观点，即“肉眼”、“法眼”、“道眼”三境界[4]；茅坤编选《唐宋家文钞》提出了“本色”、“神理”的美学主张，解决了儒家文学“文以载道”的创作“心源”问题，对韩愈散文的字法、句法、修辞技巧、表现方法和结构做了系统的探讨。明代的散文创作，大略可分为三个时期。洪武至天顺年间散文明代初期的散文作家多是由元入明者。宋濂是“开国文臣之首”，他坚持散文要明道致用、宗经师古，但也强调“辞达”，这是韩愈文道观对明代散文的贡献。同时又注意“通变”，要求“因事感触”而为文，所以他的散文内容较为充实，同时也有一定艺术功力。其中传记散文最为突出，善于抓住富于特征性的细节，凸现人物的精神风貌。如《王冕传》、《记李歌》、《杜环小传》等都是较为优秀的名篇，有韩愈传记散文的影响。宋濂门生方孝孺。他的散文纵横跌宕，如《蚊对》指责同类相k甚于毒蚊，《指喻》说明大患常发于至微，都写得顿挫浏亮，畅达剀切，也是受了韩文雄奇奔放文风和杂文特色的影响。随着明王朝的政治巩固，文网日渐严密，台阁体应运而生。其代表作家有杨士奇、杨荣、杨溥。他们先后都官至大学士，一时朝廷的诏令奏议皆出其手。杨士奇步趋欧阳修，为文追求纡徐委备；而杨溥则力模韩愈，为文刻意遒古矜练。成化至隆庆年间散文成化以后，台阁体散文的弊病日渐暴露，引起了广泛的不满。于是，茶陵诗派、前七子也就应运而生。前七子所倡导的“文必秦汉”的复古运动，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生吞活剥、字剽句窃的现象，自然引起许多文人的怀疑和不满，其中有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人，在肯定先秦两汉散文传统的同时，强调学习唐宋家散文法度，极推韩愈、柳宗元，以及宋文六家，世称唐宋派。唐宋派的理论主张也因具有道学论文的格调，一般说来，唐宋派作家的散文能直抒胸臆，做到“文从字顺”，有韩文之风。晚明时期，也还有一部分作者，继续恪守唐宋派论文主张。有的认为只有取经唐宋古文家才是溯源秦汉的正确道路，如艾南英。明代文坛始终存在复古与反复古、拟古与反拟古的斗争，不论那一派粉墨登场，都要搬出韩愈来评论一番，有批评，但更多的是肯定与继承，所以说韩愈散文对明代文坛的影响是继宋代之后最大的[5]。
（三）韩愈散文在清代
清代的散文，具有终结性和过渡性的特点，散文名家不多。黄宗羲为文，强调“情至”与文、道、学的统一，清初的汪琬为文受唐宋派影响，以家为法式，都有过潜心研究和学习韩愈的散文的经历。清代散文影响最大的散文流派桐城派，由方苞始创于康熙朝，一直绵延至清末。该派文学主张近宗明代的唐宋派，远接唐宋家，以“义法”为中心，逐渐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在前人的基础上作了一次全面系统的总结[6]。“义法”说使文学的内容与形式关系更加密切，文章写作要“有助政教”，这一观点也是对韩愈的“文”与“道”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乾隆、嘉庆时期，属于“桐城派”或写作倾向相接近的散文作家，主要的有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刘开、姚莹、朱仕诱等人。管、方、刘、姚诸人重气势，比如，方东树说：“韩公当知其“如潮”处，非但义理层见叠出，其笔势涌出，读之拦不住，望之不可极，测之来去无端涯，不可穷，不可竭。当思其肠胃绕万象，精神驱五岳，奇崛战斗鬼神，而又无不文从字顺，各识其职，所谓“妥贴力排S”也。韩公诗，文体多，而造境造言，精神兀傲，气韵沈酣，笔势弛骤，波澜老成，意象旷达，句字奇警，独步千古，与元气侔。韩公笔力强，造语奇，取境阔，蓄势远，用法变化而深严，横跨古今，奄有百家，但间有长语漫势，伤多成习气。”（《昭昧詹言》）朱仕诱以荀况、司马迁、韩愈为师，尤其以学韩愈自命，“其文体格极正，宁艰涩而不肯不工，宁晦滞而不肯不奥，专于炼句炼字，雕琢太过，往往意为辞累”，“晚年文从字顺，渐近自然，神到之篇亦自入妙”，比较追求阳刚之美，与方苞、姚鼐风格稍异[7]。
可以看出，韩愈散文影响在清代仍然很大，但已经减弱。
结语
基于儒学的文化批判乃是“古文运动”的主要内容和主要成就。也正是在这种批判之中，“宋代产生了新儒学即理学，开拓出封建时期后期的新的文化传统。”[15]同时，宋代欧阳修等人领导的古文运动、苏轼、明代的唐宋派、清代的桐城派、近代的湘乡派等都从韩文中汲取了不少有益的营养。总体上，从韩愈对古文发展的贡献和影响的历代变化看：韩愈散文在宋代经历了全面的兴盛，元代则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时期，明代又再度兴起，清代则是淡化变衰期。这正体现了韩愈的重要为文理论贡献和巨大价值以及其散文成就的深远影响，后人称他为唐宋家之首也就自然而然了。（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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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散文史范文3
这两方面的研究对象可以概括为传播的文学与文学的传播。从传播学的外延上说,文学传播学则是依照以传播内容划分出的特定传播种类,它是立足传播学立场,运用传播学理论和方法体系对文学传播这一传播内容种类进行考察、描述、说明、归纳和揭示等研究的学科,是传播学学科的分支领域。作为新的学术领域,文学传播学的开创应该是一个比较庞大的学术工程,因为文学本身包含着非常复杂的内容和多层面的构成:仅就文学自身而言,从国别上看,有中国文学、外国文学;从时间上分有古代文学和现代、当代文学;从表达方式上说有口头文学和文本文学;就文学题材说,则有诗歌、散文、戏剧和小说。面对这样复杂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文学传播学的创建工作应该先从哪一方面和角度入手,要有一个科学的选择。正是基于这一思想和认识,曹萌选择了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作为其文学传播学建设的奠基和突破点。
在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范围内,中国古代文学都堪称典型和范例,因此,在文学传播学尚为空白领域的学术背景上,进行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实具重大意义:既在国内外传播学界开拓出文学传播学这一独特学术领域,又为建设文学传播学学科奠定了基础。同时,还可以通过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具体研究成果,检验和完善一般传播学理论与方法,为探讨人类传播的方式、类型及规律提供更多的途径,从而丰富传播学理论方法体系,拓宽传播学领域。此外,从传播学立场出发,运用传播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现象、思想和发展过程,揭示古代文学传播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极大作用,以及立足传播学立场重估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化价值,还能刷新当代人的“古代文学”观念,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创新提供参考和借鉴,进而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研究提供新途径和新范式。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是从传播学立场出发,以传播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为指导,结合文学史、文献学、社会学、美学等学科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主体、传播目的、传播方式、传播思想、传播类型,以及影响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重要因素进行描述和说明。二是开拓与创新。文学传播是经过学术嫁接产生的新学科。对于传统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而言,带有突出的开拓与创新性。如上所说,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是以传播学的立场和视角对文学进行描述和说明,其主要研究对象是文学作为被传播的信息的传播过程和非文学的信息以文学作为传播方式而被传播。这样的研究方式和研究对象使它超越了既往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因此,就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而言它又是开拓与创新。
在上述理论思考和学术战略鼓励下,曹萌首先从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入手,展开文学传播学学科的创建,因此,汇编中国古代文学传播资料就成为这一学科开拓工作的先导性著作。在曹萌的主导下,他的研究生们利用传播学的知识方法和理论系统,将中国古代文学传播过程和现象,划分为传播行为、传播方式、传播目的、传播组织与制度、传播类型、传播思想、传播媒介、辅助文学传播的重要因素等类项,然后以这些类项为基本标准,在各类古代文献资料中进行甄别、发掘、钩稽,而后按时间排序加以编纂,就有了以中国古代社会历史朝代为断代的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文学传播资料汇编,再对所汇编的资料加以特定的评点,便形成了一套四卷本《中国古代文学传播资料汇编与评点》,该书于2006年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继之,曹萌出版了他的文学传播学领域的第一本学术专著《中国古典小说名著传播研究》。该著作选取中国古代几部代表性小说名著进行传播学角度的描述和分析,依据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对这些已经在古代文学研究中受过反复学术煎炒的作品,实施传播与影响的研究,从而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作品的传播方式、传播特征和扩散范围,以及传播类型给予提炼和概括,成就了一部文学传播学领域的开山之作。
中国古代散文史范文4
“中国古代文学”是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基础课、主干课，其突出的人文性决定了它不是一门“实用”课。所以就宏观的教育目标和教学方法而言，并没有严格的师范与非师范之分，故以下所指基本为本专业教学的普遍现象。
（1）教学目标与课程理念。传统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着重引导学生全面地了解中国古代文学各个时期的发展历史，把握其间各种文体的演变、文学思潮的兴起、文学流派的理论主张和创作风格、重要作家作品在文学发展中的地位和影响等。就教学目标来看，学科定位在“文学史”，强调探究史上曾发生过什么，学生通过学习应“知道”什么，忽视了文学现象、作家人格、文本内涵对于学生心灵浸染、审美养成、精神提升、人格培养的作用，即忽视了文学当下关怀的人文作用。“以文学作品验证文学史”的教学观点，更是由“学问”到“学问”，将文学变成了死的学问，致使古代文学的丰厚财富不能转化为学生提高人文素养的精神资源。古人认为文史哲不分家，而近代以来人文学科的研究越来越细化，也使得“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忽视了与其他门类学科如哲学、历史、艺术等的交融，没有大文学观的建立，也就不会有大文化观的课程视野。
（2）教学思维与教学语言。过分条理地分析讲解，是大学文学课普遍存在的问题，以史学为本位，“侧重于文学现象的历史形态和其间因果联系的揭示”[1]，就其思维特征而言，“是史学思维，体现理性精神”[2]，而“文学作品已经失去了在文学学科中应有的基础而处在一种知识传授的辅助地位”[3]。最直接的表现是，讲作家必讲生平、思想、艺术成就及影响，讲作品必讲背景、内容、手法、语言。重条分缕析，忽视整体感染和心灵的触发，重说明、讲解，忽视描述、抒情，像解剖医生一样冷静与漠然，文学的课堂死气沉沉没有激情，自己都不被感染，怎样感染学生？经典像古董，老师像学究，学生像看客，文字僵化，文学枯燥，这与文学的本质内涵完全相悖。用理性思维去对待具有感性特征的文学，导致教师在选择教学方法和教学语言上产生偏差，也使学生对文本产生了隔膜，失去了探究古人文化生命之表现方式的兴趣，关注不到文本所蕴含的生命精神，也就不能完成文学课由教学向教育的升华。
（3）教材编写与教学安排。通行的文学史教材，多以历史时期界定文学史阶段。一般院校都会根据教师研究侧重的不同，采取不同教师分段讲授的教学安排。这样固然便于学生准确认识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与风貌，也便于学生领略不同教师的教学风格，达到博采众长的效果。但这样做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文学涵盖门类众多，各种文体发展进程不一，文学的演进也不像改朝换代那么简单，分段教学容易割裂各种文体在各自演进过程中的特点与规律，还容易忽视各种文体之间在演进中的相互影响。而不同教师的研究与教学水平存在差异，也容易造成对中国文学的整体把握与认识的不均衡。目前，以体类为主干的教材也有，但多在专科层次的学校试行，并没有形成成熟的体系并被普遍接受。
（4）学习方法与学习评价。史学本位的课程观，强调知识的课堂传授，忽视学生个性化的文学体验与综合学习实践，将立体的生动的文学变成了平面的“知识”。而从小到大所接受的应试教育，使学生养成了功利化的学习倾向。学习评价的单一化引导了学生的死记硬背，考前划重点的习惯，则造成了学生对课堂笔记或教学课件的依赖。如今在大学校园里考前大量复印答案已成为普遍现象。课程定位直接影响到教的方法，学习评价直接影响到学的方法，两面夹击，使文学课偏离了文学的本位，大大削弱了文学课程在人文教育中的专业优势，不利于培养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和传承使命感。文学的教与学都不“文学”，学生走向社会如何“诗意地栖居”、“诗意地教语文”？
二、小教大专“中国古代文学”诗性教育的实践与思考
近年来，在“就业为导向”的办学定位指导下，不少院校开始压缩古代文学等专业课的学时，增设职业培训性质的课程。而培养小教师资的师范专科学校，在高职高专“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办学理念引导下，更是大量地压缩中文专业课程的比重，向实用性的技能课程倾斜。“中国古代文学”甚至只授课72学时。这里，我们不探讨高职教育理念之于小教师资的培养是否科学，大量地削减所谓“不实用”课程是否是短视的急功近利，我们只探讨在课时压缩的现实面前，如何将上下五千年的文学发展史以及古典作品的精华较为系统地呈现给学生？众所周知的故事：一大学教授给大学生做实验。拿一只装满大石块的大烧杯问学生烧杯装满了没有，学生不假思索地答：“装满了。”之后教授依次将小石子、细沙和水装入看似已满的烧杯，每次都问装满了没有，最后的问题是“这个实验说明了什么？”这个故事引发的思考可以是多方位的。试想，如果大烧杯内先装满沙子或水，大石块还能放进去吗？终身学习的时代，一门课的学习兴趣、学习能力的培养不是仅靠课时来满足的。“听君一席话”尚可以“胜读十年书”。课时多固然好，但若给学生的脑子先灌了水，那就是极大的浪费。应该给学生什么样的“大石块”？关键是确立什么样的课程理念。
（1）确立诗性教育的课程理念，给学生一个视野。立足于培养学生的人文情怀和文人情怀，建立人文背景下、审美视野下的古代文学教学观，有助于师范院校中文系的学生未来树立正确的语文教学观。笔者认为应该这样构建小教大专“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体系：一是基础层次，在开设“古代汉语”的基础上，第三四学期开设“中国古代文学史”，培养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文化的基本接受能力。二是延伸层次，建立了文学史的坐标后，在第五学期开设“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诵读与欣赏”，引导学生在历史文化和文体发展的背景上，对一些重要作品进行更深入的学习，培养学生的基本分析能力和诵读能力，补足因课时过少造成的对古代文学仅有面而缺乏点的认识之不足。加强诵读指导，突出师范院校培养小教人才的特性；三是拓展层次，第六学期开设“唐诗宋词研究”、“古代散文研究”、“名著鉴赏”等选修课。通过个案研究等方式培养学生的研究意识和综合运用能力。这个融知识传授、文化提升、精神陶冶与审美养成为一体的课程体系，以文化、文学影响学生生活、生命为宏观目标，文学知识与文学体验并重，努力使学生既有文学史的广度认识，又有文化认同的深度理解，突破了以往过分看重文学史平面的描述体系，有利于帮助学生构建合理的古代文学知识谱系，又具有鲜明的师范特色。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既符合小教大专培养目标又适合专科学制的教材框架，即以文学史为线索，以文化为落脚点，以专题呈现为形式，以文体演进阶段为单元，辅以相关知识典故、最新研究动态和拓展练习等。各章节的标题不再沿用诸如“两汉文学”、“唐代文学”这样的语言客观地概括，而用带有主观色彩的感性词语来描述，诸如“唐诗江山”、“宋词庭院”、“浪漫传奇”等，有着更为鲜明的文学特征。#p#分页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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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上古期:先秦秦汉时期
在先秦秦汉时期,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文学形态是混沌的,模糊不清的。很明显的,文史哲不分,在这时候,文学文献很大一部分应该来源于史。像约写成于战国时的《左传》,它虽是一部以记事为主的史书,但它却是作为先秦文学研究的重要文献。这就在于它不仅仅是在记事,写史,它还站在儒家思想的角度对之进行评价,这就超越了史学意义。更为可“贵”的是其文中还用了大量的篇幅记录了《诗经》流传过程中“赋诗言志”,而且还记录了当时人们对于《诗经》的艺术形式以及其他文化艺术形式的看法。这对于后人对《诗经》的研究,包括了思想和艺术形式的研究,有重要的意义。和《左传》相类似的还有两汉时期的《公羊传》、《谷梁传》等,它们同时作为对《春秋》的注释,对于文学研究也有一定的价值。
到了两汉时期,在史书方面最重要的文献是《史记》和《汉书》及《后汉书》。
《史记》是一部纪传体的通史,它对于文学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它开创了传记文学。它的七十列传。还有重要的是在这七十列传中,有些直接就有文学史料研究价值。像《孔子世家》、《老子韩非列传》、《屈原贾生列传》等直接为后来文学史研究提供了更真实的资料。
《汉书》中对于文学文献的价值在于它继承与发展了《史记》中的传记文学。像着名的《司马相如传》、《司马迁传》、《贾谊传》等。另外,它还有自己不同于《史记》的独特贡献。其中的《艺文志》应该是第一部真正讨论中国古代早期文学发展的着作,所以具有很重要的价值。《后汉书》更是继承了《汉书》关于文学发展论的传统。对后来的史书都更多的关注文学有很重要的意义。
另外,除了史书作为文献研究的对象外,经类的更早的像《周易》、《诗经》、《论语》等。《周易》更多的是在论及卦象方面,所以它应该更属于美学范畴。但美学一直被视为是作为文学创作过程中的出发点或原则。因此,《周易》被视为最早的对于文学创作思想和原则的重要文献之一。《诗经》中涉及到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论语》应该说是先秦时期文献研究最重要的文献资料。在《论语》中,涉及了很多关于诗歌创作与鉴赏的原则与理论。并强调了文学的社会功能。文学对于道德、伦理观念的宣传,以及对于思想的传播。而且,也对《诗经》分别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进行分析和评论。另外,在先秦时期还有诸子百家的着作像《孟子》、《老子》、《庄子》、《墨子》等也很很重要的意义。
到了两汉时期,对先秦典籍的研究更为专注更为集中。例如对《诗》、《书》、《礼》、《春秋》、《易》五经的研究,成为了两汉时期重要的文献。其中有《毛诗》、《周礼》、《礼记》。等。
《毛诗》重要的是对《诗经》训诂方面的研究。把视角从思想和内容上转向了文本研究上。“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可以说《毛诗诂训传》是第一次系统地,有意识地对诗歌文本的研究”(《中国文学批评文献学》)因此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中古期(一):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学创作的自觉化和个性开始凸显。但是并没有很凸显的成就。然而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却异常的繁盛。呈现出一种百花齐放的景象。像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尤其是刘勰的《文心雕龙》这些专门研究的集子出现将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推向了历史的最顶峰。
曹丕的《典论·论文》是一部很有体系,很专业化的研究论籍。它针对以往的文学研究提出了批评。其中一点是“贵远贱今,向声背实”,针对这一点,他提出了“审己以度人”的批评原则。这在文学理论上,尤其在文学鉴赏(诗歌鉴赏)方面有重要意义。
陆机的《文赋》是文学研究史上第一次把视角转向了文学创作的内部规律。他强调在于“用心”。要心有所触,心有所思,心有所感,心有所意。因此孙立说它是“迄今为止古代文学批评文献中对文学创作研究最为深入的一部文献。”(《中国文学批评文献学》)
无论是从魏晋南北朝还是从整个文学批评史来看,《文心雕龙》都是一部最重要的着作之一。《文心雕龙》共分为五部分。这五部分的体例组成一个非常严整的体系,其中涉及了文学本体论,文学创作论、文学文体论、文学史论、文学鉴赏论等。《文心雕龙》“体大而虑周”的体系,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因此后来的学者几乎奉《文心雕龙》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界的圣经。以致后人对它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比如清代散文家孙梅在《四六丛话》中说:
赋家之心,包括天地;文人之笔,涵茹古今。高下在心,渊微莫识。尔其徵家法,正体裁,等才情,标风会,内篇以叙其体,外篇以究其用,统二千年之汗牛充栋,归五十首之掐肾擢肝,捶字选和,屡参解悟;宗经正纬,备着源流,此《文心》所以探作家之旨,而上下其议论也。
三.中古期(二):隋唐至明中叶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兴盛景象并没能够延续到唐朝以后,这种到了唐朝随着社会的安定也逐渐安定下来。虽说这种繁盛的景象已经被文学创作夺取,但这种稳定也保证了文学批评的全面性。经历了一千多年的研究之后,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界也都趋于成熟状态。形式和角度也不再单一化。而且文学批评范围也随着文体的扩大而拓宽。这一时期文学批评文献所涉及的文体,除了以前一直都很繁盛的诗歌散文之外,还包括新增的“词”,另外还有以前很少涉及到的小说和戏曲。这些此前批评家较少或从未涉足的领域的拓展丰富了中国文学批评文献的形式,扩大了文学批评的领域。同时这种稳定成熟的状态与领域的拓展也为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而且研究成果的形式也有多样。诗话是宋代文学批评的奇葩,撰述甚多,影响巨大。例如《六一诗话》(欧阳修撰)。欧阳修主要在诗话里谈到了诗作为艺术。把文学纳入了艺术,也是很有代表性的。最重要的是他开创了用诗话体作为文学批评的方式。
也出现了大量的研究专着如宋代的《古文关键》(南宋吕祖谦编撰)。主要是“论作文法”、“看文字法”,此书对后世文章学尤其是宋元时期的文章学影响深远。
《崇古文诀》三十五卷,南宋楼昉撰。它主要更注重于文学成分的艺术分析,这和《六一诗话》颇有相似之处。此书可以和《古文关键》并肩而站。
四.近古时期:明中叶至时期
明代文学批评一项不是太景象。状况不容乐观。但也有其自己的成就。主要是在对戏曲、小说的批评方面,还有对传统的诗文评论方面,明代都超越了前者。
明代研究的形式还是师从宋代的传统。尤其师承宋代的诗话形式。
《菊坡丛话》二十六卷,单宇撰。绝大部分乃收辑历代论诗之语而成。
《归田诗话》三卷,瞿佑撰。主要以记事为主,像《菊坡丛话》一样,很少涉有自己的评论。
到了清代时,比起明代,文学批评有利进一步的发展。发展也有自己的独有的特色。他们开始倾心于学术研究,因而,当时的文学批评更具学术研究的色彩。他们都很注重学术素养,这对现在的研究者都产生很大的影响。正因为更倾向于学术研究,因此清人的诗文评着作更具理论特点,而且更注重其系统性。各种诗说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学说范畴,象“神韵说”、“性灵说”、“格调说”、“肌理说”等。较明代的研究,清代还有一个显着特征是诗话的明显增多。针对此现象,郭绍虞先生就曾说:“诗话之作,至清而登峰造极,清人诗话约有三四百种,不特数量远较前代繁富,而评述之精亦超越前人。”
中国古代散文史范文6
[关键词]高师院校 古代文学 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4）04-0119-02
诸多同行专家们针对高校古代文学教学改革已经提出了许多建议，有教材方面的，有教法方面的，有教学模式方面的，其中不少建议付诸实践后，广大师生受益良多。笔者深感对高校古代文学教学改革进行探讨的必要性，并且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积累了一些经验，对某些问题进行了思考。
比如，高校古代文学教学的其中一个弊端就是使用统一的教材，高校普遍使用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和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就是那么几种。从统一的教材出发，科目考试又会有标准答案，这么一来，很明显，学生的思维会受到限制。而老师呢，既然有了合适的教材，上课更加省事，就照着教材上好了，何乐而不为呢？老师的思维也受到了限制。这么做，是用理科的思维来套文学了，理科公式是固定的，但是对文学现象的讨论却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是教材的出现是有原因的，学生需要教材，需要参考书，通过对指定书籍的学习他们才有可能考上他们理想的高等学府去进行研究生阶段的学习。说到底，是功利化的思想驱使的。这种现象是普遍的，也是有它的必然性的，这里不再多谈，只是说出一点浅见而已。
古代文学是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而大多数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毕业后会从事高中语文教学。本文从培养优秀的高中语文教师师资的目的出发，谈谈高等师范院校古代文学教学在课程设置、教师修养、教学方法三个方面的问题，认为课程设置应该进行改革，从教的教师要加强自身修养，并且不断改进和丰富教学方法，可以采用让学生试教的办法。
一、课程设置
目前国内大多数院校的古代文学课程设置都是相似的，古代文学是必修课程，文学史和文学作品是结合起来上的，一般会按照文学史发展的顺序分成四段或者三段来讲授，时间分配上相应分为四个学期或者三个学期。这些院校当中也包含高师院校。换句话说，高师院校并没有多大的不同。我们应该突出师范院校古代文学课程的特点，应立足于文学本位，重视文学作品具有艺术感染力的特点和它的审美价值，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做。
首先，要注重文学作品的讲授。虽然我们强调文学史的讲授应该与作家作品分析结合起来，以文学史为主线，以作品来贯穿，将宏观的审视角度与微观的例子结合起来。但是，在课时量被压缩的情况下，老师们往往是梳理一遍文学史的发展脉络就占去了大部分的教学时间，作家作品只能是稍稍提及，学生们对古代文学作品的记忆还仅仅停留在名家名篇上。因此，笔者认为一定要注重作品，从作品出发，注重作品的解读，让学生掌握鉴赏作品的能力，这一点很重要。那么，教师们要做的是转变教学观念，牢记作品的重要性。
我们也可以通过实际的课程设置来做到这一点，那就是先作品后文史。广西师范大学国家文科基地班的古代文学教学就是在三段式的文学史讲授课程之前安排为期两个学期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精读课程，教学效果是比较显著的，学生们在有一定文学作品知识的积累之后再来把握文学史的发展历程，就比较容易和轻松了，掌握的知识也更加牢固。
其次，开设选修课程。在古代文学必修课开展正常规范的教学基础之上，开设相关选修课，使必修课与选修课互补融合，形成完整课程体系。当然选修课的教学内容必须具有一定的示范性、启发性，又要具有培养学生能力和兴趣爱好的作用。关于这一点，我依然用广西师范大学来做例子。广西师范大学办学历史悠久，尤其是文学院的古代文学专业，教学成果显著而在全国享有良好声誉。
广西师大的古代文学课程一直是以综合性系列选修课来夯实学生的传统文化基础的，其选修课分为五个系列：中国古代文学艺术欣赏系列（开设课程有：古诗欣赏、戏曲欣赏、书画欣赏、乐舞欣赏）、中国古代文化常识系列（开设课程有：儒释道三教与文学、岁时节令与文学、礼俗与文学、民俗与文学）、分体文学研究系列（开设课程有：诗歌研究、宋词研究、散文研究、戏曲研究、小说研究）、作家作品系列（开设课程有：屈原研究、庄子研究、诗经研究、先秦诸子研究、三曹研究、《文选》、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周邦彦、辛弃疾、冯梦龙、《红楼梦》）、其他系列（开设课程有：诗词格律与写作、古代文学文献学基础知识、中学文言文课程教学）。
这五个系列的选修课，有的着重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创新精神和写作水平，有的着重培养学生坚实的国学基础、厚实的传统文化功底和丰富的古代文学知识，有的为将来学生走上讲台后引导中学教学奠定坚实的基础，如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莫道才教授主讲的《中学文言文课程教学》。这一成功的实践经验表明，高师院校开设相关选修课程也是培养优秀中学语文师资的有力措施。
二、加强教师修养
首先，应加强教师的职业道德修养。教师，为人师表，教师的言教和身教都会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加强教师职业道德修养至关重要，我们应该弘扬长期以来在师德建设中形成的好传统。在这个方面，我特别强调教师要有爱心。缺乏爱的教育是违背了教育的意义的，教师要爱学生、爱教育事业，这是最基本的一条，是每一位老师都应该牢记的。尤其是古代文学教师，如果自身不能汲取古代文学家、教育家诸如孔子、孟子、韩愈等的优秀品质，又怎么能教好学生呢？
其次，加强专业素养。比如有的老师在讲解诗词的时候，不能告诉学生这首诗好在哪里，不能让学生去理解感受，仅仅是说这首诗好，要么是缺乏对教育规律的认识，要么就是专业修养差。这个现象，也正如戴建业教授在《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学现状与反思》中所讲，现在学生对古代文学“读不进去”，其根源在于教师“讲不进去”。因此，加强自身的专业知识，加强自身的学识是很有必要的。
再次，加强教学能力。加强我们的教学基本功，改进教学方法，同时为学生起到好的示范作用，运用先进的教学技术，如当前应用广泛的多媒体教学技术，结合教学内容搜集相关的图片、音频、视频材料，更好地服务教学。
另外，还需加强教育理论素养。作为教师要懂得教育规律，要有一定的教育学理念。要接受和贯彻新的教学观念，把培养学生能力作为重点。
当然，还有一点也是不可忽视的，作为高校教师，我们应该注重教学和科研两方面的结合，二者不可偏废。做好了上述诸条，我们各方面的修养加强了，我们的教学才能做得更好。
三、以学生为本的参与式教学
我们不仅要讲授文学作品和文学史，还应该贯彻引导、传授方法，启发学生，让学生参与教学，尽量做到以学生为本。美国教育学家帕克・帕尔默说：“真正好的教学不能降低至技术层面。”教师不仅是教育者，还应该是引导者和管理者。我们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去实践，从而让学生了解学习的途径，做到“授人以渔”。
笔者认为可以在教学中穿插一些由学生来试教的环节。教学相长是原则，角色互换可作为实践方案。教师讲授作品的解读知识之后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他们走上讲台去分析和讲解一首诗词。笔者任教的基地班同学在学期初会领到这样的任务，轮流上讲台讲五到十分钟不等。万事开头难，但是只要开了头，后面就容易了，到一学期结束的时候，每个人都胜利完成了任务，他们也觉得收获不少，不仅仅是古代文学知识方面的，还有角色调换之后带来的感受。这样的话，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参与了学生的教学，可以说是教师带领学生超越自我的过程。同时，由于文学作品的解读隐藏着巨大的可能性，一位同学讲解分析的时候，其他同学可以参与讨论，这样在交流中获得理解和进步。
当然也要注意节奏和频率，学生试教只是教学过程中的某些闪光点，并不是教学的主体内容。而且，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学生试教，并不是说教师可以借此清闲一点儿，恰恰相反，教师事先需要做更多的准备工作，在知识储备、学科理论、教学方法等方面。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引导、传授方法，可以通过学生试教等方法来突出高师院校培养高中语文师资的特点，注重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文字表述能力，注重解读能力的培养。
[ 参 考 文 献 ]
[1] 戴建业.买椟还珠――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学现状与反思[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