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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风四气八项规定剖析材料范文1
一、会前准备工作
（一）精心组织学习、提高思想认识。重点组织学习了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在指导兰考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省厅和市局党组关于做好第二环节工作的有关文件、兰考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的经验做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学习文件选编》学习内容、《党政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解读之七、《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全文、《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导读、民主生活会制度的历史由来与演讲。使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把握专题民主生活会的目标要求、基本原则和方法步骤，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上级的要求上来，为开好专题民主生活会奠定了基础。
（二）进一步征求意见、深刻查摆问题。通过上级点、督导组帮、群众提、自己查，共听取收集到群众意见建议23条，经梳理后，涉及“”方面的意见建议合并为16条。其中形式主义方面4条，方面4条，享乐主义方面6条，奢靡之风方面2条。在这一环节的基础上，领导班子召开了查摆问题的专题会议，进一步梳理和查找“”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领导班子成员对照、对照廉政准则、对照改进作风的要求，深入查找个人在“”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进一步深入征求意见，并对这些具体问题的产生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并在此基础上对这些具体问题明确不同的分管领导作为责任人，负责制定整改措施并认真组织落实。
（三）普遍开展谈心谈话。按照“四必谈”的要求，在专题民主生活会前半个月内集中安排了谈心谈话，党组书记与每个班子成员、班子成员之间、班子成员与分管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之间，针对领导班子存在的“”方面突出问题、解决班子及个人“”问题的工作打算和意见建议、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进行了有效沟通。平均每个谈话时间在100分钟以上。
（四）认真撰写对照检查材料。领导班子对照检查材料由党组书记亲自主持起草、2次集体讨论研究，并在一定范围内征求了意见，先后修改6稿，经市局审核同意；领导干部个人对照检查材料全部自己动手撰写，经局主要领导审核把关，平均先后修改4次以上，真正做到了把自己摆进去，严格进行剖析检查，把准脉、像自己、有深度。
二、民主生活会召开情况
这次市矿管局党组专题民主生活会，由市局党组书记、局长同志主持，全体班子成员参加。市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同志，市局监察室干部同志莅会指导，等6位党员群众代表列席了会议，同时邀请了市组织部、市纪委的同志与会指导。我们对会议进行了全程拍摄和录音，并对会议内容做了详细记录。会议共完成以下三项议程，一是由局党组书记书记通报领导班子对照检查材料；二是领导班子成员逐一对照检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三是教育实践活动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指导组组长作重要讲话。
在会上，局党组书记同志代表局党组领导班子作对照检查发言，查摆了局党组领导班子在“”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和具体表现，剖析了问题产生的根源，对指导组和各方面反馈的意见建议进行了正面回应，研究提出了下一步整改落实措施。随后，班子成员逐一进行对照检查发言。党组书记首先进行对照检查，其他班子成员自觉对照、党的纪律、改进作风要求以及征求到的意见，逐一检查“”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既从分管工作上查摆问题，又积极分担班子问题的责任；既联系现在的身份和岗位职责，又联系成长进步经历；既从工作中找差距，又从思想、党性上剖析原因，直面问题、不躲不绕，自我批评敢于揭短亮丑。同时，也紧密联系个人思想和工作实际提出了今后的努力方向和改进措施。每位同志自我批评后，其他班子成员逐一对其开展了批评。大家开展批评后，发言人对大家的批评意见作了表态发言。大家指出了问题，分析了原因，明确了努力方向和改进措施，各位同志查找问题准确深入，开展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中肯真诚。
市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同志在认真听取了局领导班子和成员的检查剖析、相互批评后，对这次专题民主生活会给予了充分肯定。他指出：我局专题民主生活会的前期准备工作比较充分，班子及个人认真按照活动要求撰写并修改对照检查材料，对“”方面存在的问题查找透彻，对产生问题的原因分析到位，虽然在整改措施方面还需进一步完善，但总体来讲，专题民主生活会达到了预期目标，取得了预期效果。他评价次此会议克服了过去很多民主生活会只提希望和建议的形式，大家批评直截了当，开门见山，一针见血，有的还比较尖锐，人人都红了脸、出了汗、也加了油、鼓了劲，大家受到了一次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同时他也对我局下一步工作提出了期望和要求。
三、领导班子查摆的“”方面的主要问题及班子成员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情况
（一）领导班子查摆的“”方面主要问题
根据征求到的意见和建议，以及教育实践活动指导组反馈的意见，经梳理后，涉及“”方面的意见建议为16条，其中形式主义方面4条，方面4条，享乐主义方面6条，奢靡之风方面2条。现将班子“”方面存在的问题概括如下：
1.在形式主义方面
（1）内部管理上存在重制度建设，轻贯彻执行的问题。纸上谈兵老说不练，下发了制度文件但落实贯彻、检查执行不到位，“老好人”现象比较严重，不想红脸说人。如：在干部职工考勤方面，有个别人员常有迟到或早退现象，但对这种情况领导班子也只是表面说说，没有真正落实奖惩考核制度或及时制止和找当事人谈心。
（2）极少极个别的中心工作有时还存在应付上级检查的形式主义。有时，布置工作只是满足于制定方案、制定计划，抓落实不多,以文件落实文件的事时有发生。如：地质灾害的巡查只是停留在下发防灾方案，而很少进行日常的巡查了解掌握情况或是发生了地质灾害情况后才去了解有关情况，采取措施。再如：探矿权管理方面，平时很少检查探矿权人真正完成的工作量，只是一味的看看探矿权人报过来的报表，工作实施方案，有没有达到最低勘查投入等初略的了解情况。
（3）班子年龄偏大，设置矿权完全依靠地勘部门等中介机构，对探矿权所做工作不清楚，存在听中介机构意见。这与工作不踏实和业务不精有关。如：矿业权管理中只注重编制结果，面对中介机构做的方案没有很好的核实、监管报告的可行性和落实情况。
（4）职责分工不明确，导致有时科室之间互相扯皮。如：在某一项涉及多个科室的综合性汇报材料上报工作中，由于没有明确牵头或具体承办的科室，大家都觉得跟自己科室有联系又没有多大关系，都不属于自己的科室去拟稿，导致互相推诿扯皮。
2.在方面
（1）脱离实际、群众，不接地气。很少基层，下矿山检查、调研、或是以工作忙、没时间等各种理由推脱不下基层。下基层调研有时只注重听汇报，很少下到井下调查研究，存在走马观花的现象。如：有时下了基层，也只是听听企业汇报，真正下到井下去深入的掌握资源开发利用情况很少。
（2）有的不敢抓、不敢管，回避矛盾和问题。有的怕得罪人、只栽花不栽刺，搞无原则的一团和气。管理干部失之于宽、失之于软，小毛病不闻不问。如：对单位极个别干部不正常上班或出现违反规定行为，不主动拉拉袖子，搞一团和气。
（3）对矿山企业反映的问题，被动解决多、主动化解少。如：在日常的监管中，发现企业在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存在某些问题但不会主动要求企业及时整改或帮助企业发现问题，只是在企业反映出问题后才会被动的去处理。
（4）对来访群众反映问题时，有时采取“拖”解决问题。如：对于不只是涉及本单位或不是以本单位为主的群众来信来访反映的问题，会采取“拖”或“推”的方式来处理问题。
3.在享乐主义方面。
（1）创新意识不强、干事动力不足。如：在日常的业务工作处理中，受传统思维定势的影响，想问题、做事情，总是问“以前怎么处理类似问题”，用老方法、老套路来处理事情。
（2）八项规定出台前有时存在超标准接待现象。如：在接待工作过程中，借领导下来检查辛苦名义，也同时“犒劳”大家的超标准接待现象。
（3）班子成员不遵守纪律，有时不上班或迟到早退，抓纪律落实力度不够。如：个别领导干部自己不以身作则，有时随意上下班或不准时上下班。
（4）工作忙时累时会建议发点小福利或小聚餐。如：在节假日突击加班赶写材料或下乡执法回来时，考虑到大家辛苦会让大家去加加餐，吃吃宵夜。
（5）思想观念保守，创新意识不强。每周组织学习，但是没有具体落实到位。如：有个别同志感觉自己年纪比较大了，学习也就有所谈化，工作方面也就按部就班，缺少激情。
（6）偶尔会在八小时以外打牌取乐。如：在正常工作日的八小时以外时间，会参与干部职工或其他人员打牌活动。
4.在奢靡之风方面
（1）存在接受矿山企业超标准吃请现象。如：有时在帮助企业解决问题后碍于情面接受企业超标准超规格的吃请。
（2）八项规定出台前存在接待上级上好烟、好酒情况。如：在接待部、省级领导时，有时出现上高档烟酒，上野味现象。
（二）班子成员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情况
我局领导班子按照要求，着眼于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和自我提高能力，牢牢把握“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题，以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反对“”、服务职工群众为重点，坚持把自己摆进去，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注重从理想信念、宗旨意识、党性修养、政治纪律上找差距，深挖“”问题产生的根源；针对自身问题，明确整改方向，制定整改措施，认真解决“”问题。
党组书记、局长同志针对“四方”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从理想信念、宗旨意识、党性修养、政治纪律、组织纪律、财经纪律、践行“三严三实”等七个方面进行了深刻剖析，并从强化理论学习，不断增强思想政治素质，加强业务能力建设，切实提升服务水平，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筑牢拒腐变防线，进一步转变作风，不断改进工作方法等方面提出了今后进一步努力的方向和具体整改措施。班子成员的批评意见或建议主要有：一是工作上有时存在“二传手”现象和思想上存在“松懈”的情况；二是深入基层、矿山企业较少，在倾听基层群众意见方面需要加强，有时会摆老资格；三是有时在传达信息时没有注意场合，在言语表达艺术性方面需加强；四是在科室形成的材料或文件签发方面，习惯简单签个字，没有认真核实；五是习惯做老好人，对待干部管理方面有时心慈手软现象；六是作为老领导，有时会武断处事，要多点果断少点武断。
局党组副书记、纪检组长李文强同志针对“四方”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从理想信念、宗旨意识、党性修养、政治纪律、组织纪律、财经纪律、践行“三严三实”等七个方面进行了深刻剖析，并从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执行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增进团结，营造良好氛围，保持清正廉洁，增强拒腐防变能力等方面提出了今后进一步努力的方向和整改措施。班子成员的批评意见或建议主要有：一是要进一步树立自己的工作目标，正确对待自己的身份问题，不能有消极情绪，要继续保持十足干劲，满腔热情的工作态度；二是要有大局意识，不能只对自己分管的工作进行督促提高，还要从大局出发，对其他工作多关心；三是在工作上要注意培养和调动分管科室人员的积极性，不能担心其他人员在工作任务上完不成，做不好、出纰漏、丢面子，在工作上“代办”和“包揽”；四是要进一步提高自身素质，多向老同志学习，多开展支部活动。
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尹小林同志针对“四方”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从理想信念、宗旨意识、党性修养、政治纪律、组织纪律、财经纪律、践行“三严三实”等七个方面进行了深刻剖析，并从加强理论学习，克服“庸、懒、散”等不良习气，保持廉洁自律，增强拒腐防变能力，改进工作作风，增强宗旨意识，解放思想，求实创新等方面提出了今后进一步努力的方向和整改措施。班子成员的批评意见或建议主要有：一是有时在协调和指导分管科室业务工作、调动干部积极性方面有所欠缺，需要加强；二是在日常监管方面，需要少些面上管理，多到实地考查；三是对年轻人传帮带方面需要加强；四是要注意加强自己在八小时以外的管理。
执法监察大队长廖华平同志针对“四方”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从理想信念、宗旨意识、党性修养、政治纪律、组织纪律、财经纪律、践行“三严三实”等七个方面进行了深刻剖析，并从加强理论学习，增强理论功底，树立群众观点，转变工作作风，保持清正廉洁，增强拒腐防变能力，求实创新，增强工作实效等方面提出了今后进一步努力的方向和整改措施。班子成员的批评意见或建议主要有：一是有时存在维护自己分管科室、人员而没有顾全大局现象，需要增强大局意识，对工作要不分分内分外；二是在工作中需要克服脾气急躁的情绪；三是责任心、烦躁心太强以致包容心不够，要把自己摆到领导班子身份上去，多为分管科室同志考虑，对同事多些耐心，多点包容。
副主任科员肖季泽同志针对“四方”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从理想信念、宗旨意识、党性修养、政治纪律、组织纪律、财经纪律、践行“三严三实”等七个方面进行了深刻剖析，并从提高政治素养，学习先进典型，加强和同事交流沟通，改进工作方法，配合单位工作等方面提出了今后进一步努力的方向和整改措施。班子成员的批评意见或建议主要有：一是有想干事、干好事的想法，但仅仅是停留在口头上，没有落实到行动中；二是要发挥余热，多关心单位的工作和事情，不要有泄气思想；三是要严格遵守单位规章制度，正常上下班。
四、整改措施
针对专题民主生活会查找出来的问题和同志的指示，经局党组会议研究，制订了以下整改措施。
（一）抓好学习教育，提高能力素质。以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从建立学习教育长效机制入手，完善局党组中心组学习制度，创新学习方式，注重学习效果，坚持学以致用，及时把学习研究成果转化为保障和促进矿政管理事业科学发展的工作思路和政策措施，不a断提高班子队伍依法行政、驾驭工作大局和适应新形势、解决新问题的能力。
（二）不断解放思想，增强创新意识。为适应新形势下矿产资源管理的要求，坚持改变用老眼光、旧观念推动工作的思维定式，多从创新思路上思考，多从创新方法上谋划，多从创新举措上落实。以解决问题为目标创新工作，以促进发展为原则改进方法。力求以改革促发展，以创新求效率。
四风四气八项规定剖析材料范文2
自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启动以来，卫生局党委按照中省市县统一安排部署，围绕“为民务实清廉”主题和“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总要求，紧密联系卫生行业实际，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开门开放，扎实推进教育实践活动深入开展。卫生局领导班子坚持“八个带头”，在切实加强学习教育、提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通过召开座谈会、个别走访、民主测评、设置意见箱、开通意见征集电话、网络征求意见等方式，多渠道、多层次充分听取本系统离退休老干部、“两代表一委员”、干部职工、广大患者群众的意见建议，并召开专题会议，深入查找局党委班子存在的问题，深刻剖析原因，提出了整改方向及下一步的整改措施。
一、查找出的主要问题
(一)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方面存在的问题
1、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省市十项、十一项规定精神、改进工作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中央八项规定及省委省政府十项规定出台后，卫生局党委庚即组织系统干部职工认真学习，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并结合卫生工作实际，制定了《武胜县卫生局改进机关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20条规定》、《公务接待制度》、《考勤制度》、《车辆管理制度》等一批转变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提高管理效能的规章制度。班子成员带头执行规定、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成效明显，今年1-4月与去年同比，机关公务接待费下降52%，公务用车下降29.5%。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调查研究不深入。调查研究大多在县城、广武路、国道212线交通便利、领导关注的“窗口”医疗卫生机构，很少到偏远乡镇卫生院看“后院角落”。二是接待工作不简化。还存在讲排场现象，下基层卫生院要求相关科室派人陪同，没有轻车简从。接待上级有时讲热情、好面子，存在安排特色菜品、超标准接待现象。
2.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特别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局党委自觉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县委县政府战略部署，坚持“卫生为民、服务百姓健康”，为武胜卫生事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但工作中仍存在一些问题：一是个别班子成员有时存在功利主义政绩观，对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就关注和投入精力多，>！
3.执行民主集中制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是民主不充分。在重大事项决策时，没有坚持好民主票决制，征求意见不充分。在涉及人事任免、调动等重大决策时，没有坚持充分征求基层医疗卫生单位班子意见，没有充分考虑各单位的实际情况。二是决策质量不高。有的成员只关心自己分管工作，对分管范围外的事项，不上心、不热心，存在“发表不成熟意见影响能力评价，提不同意见影响团结”等顾虑，议不深、议不透的现象还不同程度存在。三是执行不力。个别班子成员视野不广，在执行决定时，对自己分管联系单位有利、容易推动的迅速有力执行，对需要多方协调配合、难度较大的消极对待，落实、推进乏力。
4.干部选拔和干部管理监督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是选拔任用干部视野狭窄。对干部人选的提拔使用，在县属医疗机构、中心卫生院产生的多、提拔使用的多，对相对偏远的乡镇卫生院人选关注不够，培养不足。二是干部考察不深入。干部考察主要考察干部在上班工作期间的德能勤绩廉，对干部“八小时以外”情况不了解，社交圈、生活圈情况了解不细，影响考察的准确性。三是干部教育管理不严。对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只突出了一般性教育和正面教育，有针对性的、经常性的个别交心谈心和严格的批评教育帮助较少。对明查暗访中发现的干部作风问题，处理上“雷声大、雨点小”，保持正风肃纪的高压态势还要进一步强化。四是干部队伍缺乏活力。干部交流力度小，部分卫生院多年只进不出，导致人员老化、活力缺失。
5.落实党建责任和党风廉政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局党委严格落实党建责任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有关规定，始终坚持廉洁从政，无“职务消费”、“人情消费”和“车轮上的腐败”现象。存在的问题一是认识不到位。党委班子对抓党建工作认识不深，对党建工作专题研究较少，党建工作主要由党委书记、分管副局长在抓，其他成员不主动、不积极，组织活动开展得少、质量不高。二是落实不到位。卫生工作专业技术性强，部分医疗卫生机构重业务，轻党建，人员配置和经费保障不到位，推动落实上存在“疲软”现象。
（二）“”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局党委领导班子成员对照理论理想、党纪、民心民声、先辈先进“四面镜子”，对照在第二批部署会议上列举的“”问题25种表现，对照中央活动办梳理出的37条共性问题，对照省委正风肃纪9个方面的问题，认真查找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形式主义方面
一是学习流于形式。局领导班子过多忙于事务性工作，对政治理论和业务学习重视不够、抓得不紧，存在工作、学习“一手硬、一手软”问题。比如：个别同志由于忙于 工作，静不下心，坐不下来，钻研不深。党委中心组理论学习更多地停留在落实上级部署、完成年度学习计划任务的层面上，对如何结合实际主动安排学习，以及坚持学以政用、通过学习推动卫生事业创新和改革发展认识不足。比如：针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看病难、住院难、看病贵问题，缺乏解决的新理念、新思路、新观点，建言献策效果不佳。
二是文风会风不实。存在以文件落实文件，会议贯彻会议现象。文件数量多、开会时间长。发长文讲长话，下发文件、召开会议缺乏统筹规划。截止5月20日，局机关行政文件发文131份，印发简报30期，“文山会海”现象还未得到遏制。
三是脱离群众，不接地气。有的同志习惯“窝”在办公室写文件、打电话发指令，不愿到基层走一走、看一看。有的调研到卫生院不进科室，进科室不入病房，不了解职工及患者群众真实需求，局党委班子成员每年下乡调研次数少，没有深入医疗卫生单位“换位”体验群众反映的“看病难、看病贵”真实情况。
四是工作落实不力。在抓工作的方式上，仍存在安排部署多、抓督查落实差，一般号召多、现场指导少等现象。局党委领导班子成员忙于具体事务，有时对工作统筹协调和细致深入抓督查落实力度不够，导致工作失误。如2013年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公开招聘资料审核环节，没有吃透政策变化动向，没有严格审核考生报考专业，出现了个别考生所学专业与用人单位需求不相符合的情况发生。
2、方面
一是不敢担当、怕负责任。有的同志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面前，还没有真正做到“事不避难、勇于担当”，畏首畏尾，放不开手脚、放不下负担，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有的求稳怕乱思想严重，怕得罪人、怕丢选票，对分管领域的干部过于迁就，对于错误的人事不敢作斗争。
二是疏远群众、脱离基层。存在“官本位”思想，班子成员主动走出机关，深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访民情、问民忧、解民愁做得不够，很少与群众打成一片。比如乡村医生养老问题得不到有效的解决，一些个体医生、乡村医生到局里上访不断，缠访时有发生，我们只是从没有政策依据等方面作解释，没有站在群众角度考虑解决实际问题，服务群众不积极主动。
三是部门利益至上、大局意识不强。凡事单位效益优先，部门利益至上，不从县委政府大局出发，只强调本部门本行业的特殊性，缺乏大局意识、协作意识。XX镇九村精神病人暴力伤人事件发生后，卫生局从精神病医院硬件设施不足、医护人员缺乏、安全隐患存在角度出发，要求三所精神病院将360多人转出治疗，没有考虑乡镇、村社区和政法部门意见。
四是“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有的同志工作态度不积极、不主动，对待上访群众态度生硬，觉得上访群众就是来添麻烦的，没有热情接待；服务意识不强，便民措施不健全。在医疗服务方面，县属医疗机构普遍挂号候诊时间长、取药检查时间长、缴费报账时间长、诊疗时间短的“三长一短”问题。
五是关心基层不够。有的不重视基层，不关心基层，对干部职工诉求不上心、不尽心，对分管联系工作压担子、下任务多，参与研究、支持指导的少，有时扎堆布置工作，没有给基层留出合理的研究安排和组织实施的时间。与干部职工交心谈心少，对职工工作、生活中的具体困难和实际问题关心过问、帮助解决不够。有时对干部职工所提意见反馈不及时、沟通不到位，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家建言献策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3、享乐主义方面
一是组织涣散、纪律松弛。有的组织观念淡薄，信口开河、口无遮拦。有的不讲规矩，不守纪律，个人重大事项不向组织报告。有的纪律观念不强，习以为常、不以为然的上班迟到早退。局机关部分干部职工上班迟到被纪委督查通报，高石乡卫生院新农合经办人员因为工作交接不当没有及时给群众办理报账手续被县政府点名批评。
二是吃喝玩乐、贪图享受。追求物质享受，喜欢吃吃喝喝，热衷迎来送往。在办公条件、用车、出差等方面存在讲待遇、比规格，讲排场、比阔气。有时借出差、开会机会顺便去风景名胜、文物遗址等地方变相旅游。有时组织工会活动，安排职工吃喝，KTV唱唱歌等。
三是甘于平庸、不思进取。卫生系统人力、资金等实力不足，觉得在宣教文卫系统里面是属于“老幺”，不敢争第一；缺少改革创新、开拓进取精神，面临困难问题不深入思考解决，有畏难情绪；个别同志认为自己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有安于现状、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现象；工作喜欢追求平稳，遇到任务拈轻怕重，计较得失，重经济效益，轻社会效益。
4、奢靡之风方面
一是挥霍公款、铺张浪费。超标准接待、吃高档烟酒、公款娱乐消费。接待上级检查工作时用好烟好酒好菜超标准招待，检查下级单位时收“杆杆烟、包包烟”，接受下级单位的工作吃请安排。
二是有私驾公车和违规借用下属单位车辆情况。在个别非正常情况下（如驾驶员事假、病休，遇突发或紧急公务需要处理），为了方便工作，有在县城驾车处理公务的情况。局机关现有公务用车2台，不能满足繁重卫生工作需要，违规借用沿口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车。
三是干部职工节约意识不强。对干部职工的节约意识教育不够，对干部职工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精打细算、过紧日子的要求还不够严格。有的同志没 有把节俭作为一种精神追求和生活习惯，“下班不随手关灯”、“电脑长时间待机”、“纸张单面打印”、“公车过度使用”等浪费现象一定程度存在。
（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方面存在的问题
县级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后仍有一些药品价格高于药店零售价。
（四）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方面存在的问题
1、部分村卫生室管理不规范，个别村医生没有长期坚持坐诊，影响村民及时看病就医；
2、基层公共卫生专业技术服务人员不足，不能满足工作需要，致使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建立不完善。
二、产生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理想信念有所动摇。
对理论武装重要性认识不足，忽视了对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改造。有的同志自认为理论水平不错，理论学习自觉性不高，工学矛盾处理得不够好，忙于事务，工作冲淡了学习，特别是在理论学习方面存在表面应付、完成任务的现象，理解精髓不够。学习制度坚持得不够好，存在“以干代学”、“先干后学”的思想。学习上专题讨论少、宣读文件多，剖析问题少、部署工作多，在主观上对加强理论武装的紧迫感认识不足，学习抓得不紧、功夫下得不够，没有触及灵魂。受各种思潮的侵入和社会现实环境的影响，面对各种利益的诱惑，不自觉地会在工作待遇、社会地位各方面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价值观念产生不同程度的冲击，使得理想信念有所动摇。
（二）科学发展理念不牢固。
急于出成绩，出成效，特别希望得到上级肯定，政绩观存在偏差，想问题、干事情、抓工作考虑基层实际、从实际出发不够，有急功近利倾向，对形式主义的本质和危害认识不清，对形式主义做法抵制不力，有“随大流”的思想。有的同志没有树立科学的发展观，责任心缺失，考虑个人得失多，考虑事业发展和群众利益少，心浮气躁，知行不一，贪图虚名，不求实效。
（三）宗旨意识有所淡化。
群众观点相对有些弱化，宗旨意识有所淡化，在教育党员干部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牢固树立群众观众方面还不够深入，致使一些党员干部群众观念不强、与群众感情不深、关心服务群众不主动，想问题、办事情，有时不能完全从群众利益出发，片面强调了对上级负责，对能不能完成上级任务、能不能受到上级关注和肯定考虑得较多。日常工作过程中，班子成员的工作负担都很重，具体事务挤占了很多时间，到基层一线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征求意见、解决问题的时间相对减少，没有把准深层次问题，没有很好解决实际问题。
（四）党性修养有所弱化。
随着时间推移产生自我满足、求稳守成心理，开拓意识弱化，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奋斗精神消减。放松了对主观世界的改造，不重视党性锻炼和党性修养，没有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深刻的社会转型面前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出现错位，理想信念动摇，革命意志衰退，精神懈怠萎靡，进取心缺乏，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抬头。
（五）执政能力存在差距。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机制和工作机制还不完善，执政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有的同志不注重新知识的学习和新技能的掌握，凭经验办事，遇到新问题用老办法解决不了，遇到老问题不会用新知识新技能解决。
三、今后的努力方向和改进措施
卫生局党委将以“”症结、群众反馈意见为着眼点，紧盯群众关心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坚持边学边习边督边查边整改，将卫生为民要求逐步落到实处，让人群众切身体会到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带来的新变化。
（一）加强理论学习，坚定理想信念。坚持把学习作为一种精神追求、一种政治责任，切实加强理论学习，以理论上的清醒和坚定，始终保持思想上、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完善个人自学和集体学习相结合的制度，结合年度重点工作确定每次学习的内容，坚持采取专题讲座、辅导报告、讨论交流等多种形式提高学习人员的积极性。继续深入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十以来党的一系列会议精神，学习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学习党的群众工作有关路线方针政策，不断用党的理论和政策武装头脑、指导工作、推动实践。同时，系统地学习相关业务知识、法律法规知识、领导科学等相关知识，不断提高政策理论水平和领导艺术水平。坚持学以致用，大力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把理论学习与全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相结合，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武胜卫生事业科学发展、加快发展的实际成效。
（二）加强党性锻炼，转变工作作风。坚持在推动发展中加强党性修养。按照“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的要求，不唯书、不唯上，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倾听群众的意见，了解群众的疾苦，切实帮助人民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坚持在严格党内生活中加强党性修养。严格党内政治生活，坚持定期听党课、学党史、学、学党纪，定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班子成员积极参加党支部、党小组活动，自觉接受支部和同志们的帮助和监督。严格执行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强化党员的组织纪律观念。坚持在学习先进中加强党性修养。组织班子成员向孔繁森、焦裕禄、菊美多吉、兰辉、毕世祥等先进典型学习，以先进为镜找差距，向先进看齐补“钙”，着力解决“总开关”问题，以“知”促行，以行促“知”，推动思想认识进一步提高，作风进一步转变。
（三）树牢宗旨意识，切实为民利民。以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从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切实解决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增进人民福祉。医疗卫生系统主管部门结合开展“走基层、解难题、办实事、惠民生”活动，实施送关怀下基层、送医技下基层、送药品下基层、送服务下基层、送健康下基层。领导干部要带头接访、带案下访和包案处理，处理群众诉求，解决医患纠纷。医疗卫生单位广泛开展“送医下乡”活动，组织各科专家、教授、医务人员到基层开展义诊活动，让群众真正感受到教育实践活动带来的变化，享受到更多的实惠。
四风四气八项规定剖析材料范文3
关键词：中；和；中和；观念
中图分类号：B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3）03012109
作者简介：苏保华，扬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 （江苏 扬州 225009）
任何一种观念的形成，都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历史的演进与逻辑的缜密化是相辅相成的。从历史角度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生产力发展总体水平对于主体观念的形成具有根本性作用。由此推论，在生产力发展水平极其低下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早期，复杂观念的形成缺少现实基础。所以，任何一种把后世生成的复杂并具有清晰逻辑的观念强加于远古先民的企图，都是反历史主义的。从逻辑角度看，复杂清晰的逻辑思维依赖于语言、文字的高度发达，在语言相对粗朴、文字尚未产生的夏代以前，人们不可能具有非常严谨的逻辑思维能力。基于这个理论立场，我认为，考释先秦诸子之前的“中和”观念，可供我们参考的对象和途径是文物考古发现、古代文字训诂、古代典籍资料的梳理和阐释以及对神话传说的揣度剖析。典籍资料始于周，文字训释上及殷商，实物考古可以追溯到原始时代。据此我把先秦诸子之前的“中和”观念发生、发展与演变的过程分为原始至夏代、商代、周代至诸子之前三个阶段。
一
迄今为止，由石器时代经三皇五帝再到夏代的历史依旧蒙着神秘的面纱，探看原始社会到夏代之前人们的“中和”思想观念，我们主要还是依靠周以后典籍资料的叙述、文物考古的佐证、神话传说的描绘。在三者之间，最为可靠的是文物出土和遗址发掘，其次是神话传说，至于周之后典籍资料对夏代以前的描述因为混杂了很多周人自己的观念和想象，故而是不可靠的。对此，顾颉刚先生的“历史层累说”道明了其中的要害：对于上古历史，愈是在历史典籍中排在前面的，在历史上往往出现得愈晚，所谓古代帝王世系多半是后人附会虚构的结果。
首先，中国音乐、舞蹈、雕塑等艺术形式的产生远远早于夏代。2003年3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黄万波先生公布了一项重大考古发现：在长江三峡奉节县云雾乡兴隆洞的考察和试掘，发现了有明显人工制作痕迹的石哨、石雕、剑齿象牙刻，这些“艺术作品”距今已达14万年之久。就该石哨的形制来看，尚处于非常简陋之阶段，王子初先生认为也许是旧石器时代人类的一种发声玩具或一种狩猎诱捕工具；若该项考古发现能够得到更多同时期考古发掘实物的佐证，则可以大大推前对人类最早“艺术”产生年代的断定。据此推断，经历十多万年之演进，到距今4000多年的夏代应该有较为完备的乐器系列和比较成熟的音乐形式。换言之，在夏代不同乐器演奏中应已非常讲究音调、节奏、旋律之类的中节与谐和，这一点与后世典籍资料亦可互为印证。《尚书·益稷》记载：“夔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虞宾在位，群后德让。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镛以间。鸟兽跄跄，《萧韶》九成，凤凰来仪。”《尚书·尧典》载：“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史记·夏禹本纪》载：“于是夔行乐，祖考至，群后相让，鸟兽翔舞，箫韶九成，凤凰来仪，百兽率舞，百官信谐。”按：《史记》出于《尚书》之后，描写情状反而比《尚书》更加简略，细加揣度，似可说明司马迁以史家眼光审视《尚书》文字，并不认为《尚书》所述为全然信史。在我看来，“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在形式上更加原始，内容上犹带巫风，以神人相和为目的的歌舞产生于尧舜之时皆不足为奇；但尧舜之时绝不至于说出“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这样的排比句，此亦可凭常识来断定。后者应出于周代采诗之风兴盛、礼乐文化成熟以后。
其次，从出土的陶器来看，早在原始社会中后期，就已经有了绘画，并且已经表现出对称与变化、统一与杂多、抽象与感性等诸方面的关系。如半坡出土的人面鱼盆，不仅在整个画面中呈现对称和适中的比例，而且又通过两条游鱼表现出了运动与变化，通过交叉鱼纹及陶盆边线图案的描绘，统一了感性与抽象这一对矛盾。
与半坡人面鱼盆相比，涉及尧、舜、禹三代的典籍文字则需要进一步斟酌辨析。清华大学所藏战国竹简《保训》中有：
昔舜旧作小人，亲耕于历丘，恐求中，自稽厥志，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厥有施于上下远迩，乃易位设稽，测阴阳之物，咸顺不逆。舜既得中，言不易实变名，身茲备，隹允，翼翼不解，用作三降之德。帝尧嘉之，用授厥绪。
昔微假中于河，以复有易，有易服厥罪。微无害，乃归中于河。微志弗忘，传贻子孙，至于成汤，祗服不解，用受大命。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西书局2010年版，第143页。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有：
禹听政三年……因民之欲，会天地之利矣。是以近者悦治，而远者自至，四海之内，及四海之外，皆请供。禹然后始为之旗号，以辨其左右，思民毋惑。东方之旗以日，西方之旗以月，南方之旗以蛇，中正之旗以熊，北方之旗以鸟。禹然后始行以俭。衣不亵美，食不重味……《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三段竹书涉及尧、舜、禹三位帝王，但实际上内容相差不多，舜“身茲备，隹允，翼翼不解”；成汤“祗服不解，用受大命”；禹“行以俭。衣不亵美，食不重味”。说穿了，都是在讲上古圣人如何严于律己和以德治国。此类文字之性质总体来看“说教”色彩远大过“史实”，表达的内容应该是周朝人对于远古圣人的想象和对圣人之性行的主观规定。
进一步讨论，在清华大学收藏的战国竹简两段文字中出现了四个“中”字：“假中”“归中”“求中”和“得中”。有学者认为此处四个“中”字讲的都是“中道”，也就是圣人得道而后施政于四方。如果我们拿“道”字来替换“中”字，那么就是假道、归道、求道、得道。粗粗看来，似乎也能说得通，但细细辨析，就会发现这种说法很难自圆其说。因为文字里的“中”分明是在讲一件具体的东西，并非抽象飘渺的“道”。李零先生冷静地指出了这一点：“宋儒所谓‘中’，《尧曰》之‘中’也好，伪‘十六字心传’之‘中’也好，《中庸》之‘中’也好，都是哲学概念，而简文的‘中’是一种器物。两者是否有关，还值得讨论。”李零：《说清华楚简〈保训〉篇的“中”字》，《中国文物报》2009年5月20日。我认为，从本义上讲，所谓“求中”“得中”“假中”“归中”，里面的“中”指的应该是具有“彻地通天”功能的巫觋所用神器或兼有通神功能的权杖。从“假中”“归中”“求中”和“得中”此类句子构成简短上来推测，似来自远古神话之口耳相传。只不过，这几段文字出自战国，字里行间自然也包含了周代尤其是春秋之后形成的一些观念，如阴阳五行观、儒家忠恕观、名实观、受命观，等等。
再次，从遗址发掘来看，原始部落时代就已经有了居住功能分区，而且还有了墙柱，在墙柱与墙柱之间，往往形成一个中轴唐晓军、师彦灵：《古代建筑》图示，敦煌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1页。。有的学者对半坡遗址、姜寨遗址、龙山文化遗址三处的部落建筑进行考察和对比，认为它们之间存在共同特征，即无论圆形、方形，皆是半地穴式的，并由此推断当时的建筑正处于由半地穴向地上发展的阶段西安半坡博物馆：《半坡仰韶文化纵横谈》，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49-50页。转引自张玉春文、王祎《论我国古代“中和”原初意识的发生》，《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张玉春先生据此认为：“这种建筑模式具有巨大的精神意义，它表明了人对地母的共生感，呈现人与自然相和谐的一面，直接促进了后来‘大地生人’观念的产生。”张玉春、王祎：《论我国古代“中和”原初意识的发生》，《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最后，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经王国维先生考证，“夏商时代之皇居，多为集中四向之式……至周代则为左右对称式”。同时，夏商皇居面朝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皆有宫殿，东宫、西宫之后分别有侧室，南宫、北宫之后分别为适室和下室乐嘉藻：《中国建筑史》，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四宫中间留有中庭。可见，夏商皇居以南北向为正位，东西向为侧位，其“中”之观念既含有天圆地方的意识，也有以南北向为中正的意识。总结以上四方面内容，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夏代之前，“中”大致既与方位空间相关，暗中关联到夏代宫室结构与王权意识，也与中分、对称的意识相关，可能与住宅建筑、工具制造中常应用之对称均衡原则暗合。而“和”可能主要表现为音乐演奏中不同乐器的谐和，这种谐和的形式犹未完全脱离巫风，可能亦含有“和天地人神”之意义。
二
接着我们来探究一下商代的 “中和”观念。商代与夏代的重要区别有三个方面：一是具备了成熟的青铜工艺技术，从而创造出大量不同形制的青铜礼器和实用器，同时，也产生了早期铜器铭文；二是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文字符号系统，大量的甲骨卜辞成为最早的历史文化载体及观念的物化形态；三是与上面两个情况相关，殷商之人对鬼神的信仰逐渐趋于表象化，为后世学者研究其神学、哲学、人类学、美学、艺术学等诸种观念提供了极好的范本。总之，研究商代“中和”观念，最重要的手段应该是对殷商甲骨文字本身及殷商出土的青铜器物的分析与阐释。
从迄今发现的甲骨文来看，“和”字未见于甲骨文。甲骨文中“龢”字从“龠”“禾”声，篆书中“和”字从“口”“禾”声，许慎《说文解字》认为“和”与“龢”为异体字。郭沫若先生的解释是，以“口”为和与以“龠”为和并无本质不同，皆为调和、应和之义。在我看来，从字形上看，“和”字并非由“龢”字简化而来。“和”字后出，至少说明由“和”字引申出来的“味”的意思最早应是周代之后的事情。
郭沫若先生在《甲骨文研究·释龢言》中考证：“知龠则知龢，龢之本义正当为乐器，由乐声之协和始能引出调义，由乐声之共鸣始能引申出相应义，亦犹乐字本为琴……引申之义行，而本义废，后人只知有音乐和乐之乐，而不知有弓弦之象，亦仅知有调和应和之和，而不知龢为何物矣。然龢固乐器名也……龠当为编管之乐器，其形转与汉人所称之萧相类。”尽管今天学术界对于甲骨文“龢”字解释依旧有分歧，但基本已形成共识，承认“龢”为一种乐器，只有少数学者对此观点持有异议。如修海林先生认为“龢”字就形义展开联想，应该是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氏族村落的图景展示，其组成要件为房屋、篱墙与庄稼，“所透露的是‘安居足食’的内心谐和心态”修海林：《古乐的沉浮》，山东文艺出版社1989版，第169-172页。。我认为，关于龠的形制，古书亦多有记载，如《尔雅·释乐》解释：“龠，乐之竹管三孔，以和众声也。”许慎《说文》亦认为：“龠，乐之竹管，三孔，以和众声也。”另，《毛诗传》载：“龠六孔。”《广雅》则把“龠”解释为七孔笛。由此推断“龠”为古代音乐演奏中用于协和众音的竹管，应无疑义。不过，“龢”字的声旁“禾”在甲骨文中自成一字，似乎认为在“龢”字构成中具有一定释义功能亦可说通。如果借用我们今天解释“美”字的方法，来解释“龢”字，我们会发现它有两种意义：一种是“龢”的基本义，即是和合众音以庆丰收。我个人更倾向于另外一种解释：“龢”之义即《史记·夏禹本纪》所载之“夔行乐”。“龢”与巫舞有关，在庆丰收的巫术仪式中，由典乐官左手持龠，右手执禾，载歌载舞，指挥演奏，和合众音，以谢上天，是对姿态的描绘。据此进一步推测，“龢”既有“和合”之义，也有司乐、领奏、维持乐舞秩序之义。所以，在我看来，“龢”是音乐中的“礼”，而“礼”是人伦、社会中的“和”。只不过，在“龢”字产生之商代人们笃信鬼神，还无暇顾及人伦社会中的“和”，礼教的建立还需等待周人登上历史舞台。
解释了“龢”字，我们再来考察“中”在商代的涵义。甲骨文中的“中”字有多种写法，一些学者认为其涵义各不相同。姜亮夫先生曾对三种不同形的“中”字加以解释：“中字其实有数形，作为日中字，为伯仲字，作为官府薄书或筭筹之盛具。”姜亮夫：《姜亮夫全集》（二），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1页。姜先生的观点包含三个意思：（1）认为甲骨文字上端象旗帜之形，下端为旗帜的影子，中间的“”代表太阳；（2）字为表示顺序之义；（3）字为官府里的薄书，或者在射礼中盛放计算双方成绩的短竹板的器具，其形状类似于今天庙宇里面插签的筒子。姜亮夫先生的解释方法主要是注重“形训”，即重视“象形”为甲骨文第一特征。只有在解释字有官府薄书之义时，才联系到了“册”字之形以及人们对于“经文”之“经”字本义的解释。如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曾解释“经”的本义就是“册”字中间的那一道横线，即连串竹简所使用的绳子。姜亮夫先生解释为官府薄书，等于是认为为“册”字的简化。姜先生是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阐述己见的，如他认为即伯仲之中的观点来自王国维《释史》，他认为即官府薄书或筭筹之具的观点来自江永《周礼疑义举要》。徐复观先生在《两汉思想史》中对王国维、江永的观点有过详细辩证。徐先生提出了两个观点：（1）与并无严格区别，实际上在金文上就是同一个字；（2）据段玉裁注《说文》曾明确讲过中字不从口，“‘手执中’乃是契文的史字。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谓中字‘本义为矢著正也’，即是矢著于侯布之正鹄；从字形看，当为可信。”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三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3页。按：除了上面列出的中字在甲骨文里的不同写法之外，尚有、两种字形较为常见，在这两种字形中，与“”为基本构件，有学者认为“”代表“鼓”而非“太阳”；叶舒宪先生则认为：“‘中’字的原初字型就是一个旗杆，上面飘着旗帜，表示由人群围着祭祀仪式的中心象征，引申为中央空间的意思。中央是与四方相对而言的。没有四方的臣服拥戴，就没有中央的统治权力。”叶舒宪：《大禹的熊旗解谜》，《民族艺术》2008年第1期。显然，叶舒宪先生的解释是就而言，并未讨论甲骨文中其他不同写法的“中”字在涵义上是否不同。
探究“中”字涵义，首先应该注意甲骨文诸种写法的共同之处，就是无论、或者、、，其共同构件不是“”而是 “┃”，故欲知“中”之涵义，必先了解“┃”之来由。“┃”为《周易》之阳爻，代表乾，引申为天道；追问何以把“┃”与天道联系起来，我们不应从后出于易卦的《老子》里面找理由，而应从先出于易卦的先民社会生活及出土文物来加以训释。我认为，在遥远的先民生活中，“┃”就是立柱，这种柱子最早出现于穴居时代“袋型竖穴”之中，主要功能是为了在洞穴中上下方便，在立柱侧边有横柱，兼作登梯和支柱唐晓军、师彦灵所著《古代建筑》第8-9页对穴居立柱有说明。。在穴居时代，此立柱本身既是由穴底部通往地面工具，而在蹲踞洞穴底部之初民想象中，此立柱（包括横柱）亦可具有通天之神秘效果。按此思路加以拓展，则“中”字中间的“”既代表洞穴，亦可代表“坐井观天”的“天”，即洞穴底部看到的一片蓝天。吴土法先生认为：“图腾观念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图腾群体（氏族或部落）以所奉图腾作为其名号和徽章，将氏族图腾的形象绘画或者雕刻于该族的旗帜、立柱、房屋等器物上，以作为区别于其他族群的标志。”吴土法：《“九旗”郑、孙说平议》，《文史》2004年第2辑。当初民把部族图腾刻于立柱之上时，便形成了在原始部落生活中的崇拜之物——神柱。图腾与立柱都包含着通天之意，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在世界各地原始部落中普遍出现过的神树形象，并且，在神树周围初民建立起了原始巫术活动的神坛。在中国，受天圆地方观念影响，祭天的神坛取圆形，祭地的神坛取方形。究其实，天圆地方之原始观念应该来自于原始人的洞穴意识。按照以上考释的思路，我认为“中”字本义就是像穴居时代的立柱之形，从本义引申出来的就是原始部落建于祭坛中间位置的神树或一体化的神坛器物。
我把“中”字与神树或神坛联系起来的观点，不仅出自逻辑思辨和形象猜想，也得到了殷商时期出土文物的佐证，特别是得到四川广汉三星堆文物的有力佐证。三星堆遗址的年代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延续到商末周初，距今4800—2800年，是用以说明商甲骨文“中”字涵义的最好实存材料。在三星堆出土文物中，除龙柱形器、玉琮、玉剑等之外，最值得注意的是，三星堆出土的神坛与甲骨文在结构上完全一致。三星堆神坛由上中下三段组成，上端为中央主神、四方天神及四维立鸟；中段为人界巫觋，巫师手执之残断枝状物，则应为可驾驭骑乘得以登天的龙蛇；下端为两头地界怪兽。根据三星堆神坛来解释，那么上端则应为图腾之实物，下端应为地界之怪兽，中段“口”字应用以象人世间之状。由下到上贯穿的“┃”，则有神树之贯通天地的象征意义。甲骨卜辞有“不致众”，其意义应为由于祈祷与祭祀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从而导致部落成员对原本崇拜的神器或图腾实物失去了信仰，所以，即便建筑起神坛，悬挂起图腾，亦难以召集众人。在三星堆中有故意被毁弃的这类祭礼用具，大概就属于这种情况。
综上所述，我们能够对于商代中和观念进行初步的总结：在商代，“中和”之观念可以分为与“龢”两个方面，代表了殷商之人彻地通天的意识，“龢”表现了为求通天（含颂神之义）而进行的有秩序的乐舞活动。
三
与探究尧舜禹、虞夏、殷商相比，今天我们研究周代之“中和”观念有了更多便利条件。一方面，从西周末开始，不仅有了典籍资料可循，而且与我们借助春秋、战国时期的典籍来揣度周代之前甚至远古初民之观念相比，从典籍资料中探究周人之“中和”观念，其可信度显然大大增强。另一方面，与殷商相比，武周时期已经开始建立更加完备的礼法制度，尽管周代礼法制度还笼罩着一层神秘主义色彩，但周礼本身还是体现出人类社会实践理性的最初曙光，代表了早期的人文主义精神。
这里面有两点应该加以说明。（1）涉及周代历史、政治、文化及艺术门类的史料，除了铜器铭文具有直接呈现之特征，其余如《易经》《尚书》《国语》《左传》等，在西汉时就已出现辨伪问题，经过两千年来学者不断研究，尽管取得了极大的进展且获得了不少共识，但今古文之争依然存在着很多意见分歧。因此，我们在研究周代“中和”观念的过程中，同样需要辨别原典与伪书并分别对待。（2）就历史发展而言，我们自然不能“舍近求远”，先秦诸子距周代不远，老子、孔子更是直接介入或秉承了周代文化，故而，他们对于周代文化所作出的判断具有更大的可信度，这是不可辩驳的事实。正因如此，诸子之学与《易》学、《尚书》学等往往杂糅一处，这就说明了西周末年之思想观念与诸子早期原有交错，故不可绝对孤立地视周代“中和”观为独立于诸子之外的另一系统。
对商代甲骨文之“中和”观念在周代究竟有何发展，学术界并没有真正形成普遍共识。其原因有两个方面。其一，很多学者继续纠缠于的涵义，进而从“旗帜”说或“建鼓”说展开对于“中和”观念的讨论。如钱玄先生认为：“旗帜产生较早，它是从原始社会的图腾演化而来的。先民最早用旗帜，画上图形，代表一个氏族或地区。”钱玄：《三礼通论》，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42页。 又如任慧峰先生认为：
《周礼》所记“九旗”之一的旌，常被认为是先秦旗帜的一种通制，而不是旗；旆则本是旗帜的一个组成部分，却又常被当作一种旗……旌确是先秦时被广泛应用的一种旗帜，而旆作为一种旗的附件，由于功能特殊，且与旌的关系密切，可用来指代军旗，因此才和旌产生了混淆。任慧峰：《先秦旌旆考》，《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2期。
钱、任两位先生的观点并不错，只不过“先秦”实在属于极其漫长的历史时期，远及原始社会，下至诸子百家，倘若依据周代后期甚至战国时期的典籍资料解释尧舜禹、夏代、殷商之“中和”观念，不能不注意剔除文字当中所蕴含着的周人的礼乐宗法观念。其二，学术界有些学者忽视了把周代礼乐制度中的“龢”与殷商时期巫术活动中的“龢”区别开来。我们在上文中讲，殷商时期人们心目中的“龢”是那种有秩序、带巫风的乐舞。而到了周代，在篆书中既保留了“龢”字，又出现了“和”字。按郭沫若先生的解释，这两个字就是异体字，意思一样，无非是以“龠”为和强调依靠特定乐器协和音乐，以“口”为和则强调依靠人体演奏器官来协和音乐。但实际上，“和”字包含了“龢”字之外的一些新内容。
《论语·八佾》篇载：“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在孔子看来，周代的礼乐文化制度是在借鉴虞夏和殷商两代基础之上才达到了更加丰富繁荣的程度。如夏代有规定：“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略，以成鱼鳖之长。”严可均主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626页。“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集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协辑睦于是乎兴……”《周语上·虢文公谏宣王不籍千亩》。两段文字里都包含了顺其自然的思想观念。又如，《尚书·康诰》载：“我时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义民作求。”说明周代统治者并不拒绝学习殷商先哲王德，这一点也与孔子的观点相互印证。借鉴是一个扬弃的过程，必然包含着因革两个方面，故《论语·为政》篇载：“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同理，周代的“中和”观念也是对于夏商两代之“中和”观念有所因革、损益而后得以建构的。换言之，研究周代之“中和”观的关键就在于讨论其于前代到底有何损益。在《礼记·表记》里收有孔子对于夏商周三代的一个总体看法：
子曰：“夏道未渎辞，不求备，不大望于民，民未厌其亲；殷人未渎礼，而求备于民；周人强民，未渎神，而赏爵刑罚穷矣。”
子曰：“虞夏之道，寡怨于民；殷周之道，不胜其敝。”
子曰：“虞夏之质，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胜其质；殷周之质，不胜其文。”《礼记》卷九，载《四书五经》中册，天津古籍书店影印1988年版，第295页。
孔子认为虞夏之世文化尚处于粗朴阶段，礼乐制度不求完备，对于老百姓没有过高的要求，老百姓觉得那样的统治是亲近的、人性化的；到了商代，并没有越礼，但对老百姓的要求更苛刻了；到了周代，虽然也敬神，但更依赖于赏罚手段。故而相比之下，虞夏的特征是文不胜质，商周的特征是质不胜文。可见，孔子虽然主张克己复礼，却并非完全忽略了商周文化的弊端。
首先，伴随周代礼乐制度的成熟同步生成、发展的礼乐教化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和”在夏商两代所具有的具象性和神秘主义特质，从而使之包含了更丰富、更具抽象概括性且更加明晰的哲学、社会学以及美学内涵。由虞夏、殷商之“通天”转向“通道”是“中和”观念的一个重要转变，由围绕神坛祭天祈祷转向注重统治国策之“允执厥中”是“中和”观念回归人间的重要表现。“通天”须服从天命，强调的是天命不可违；“通道”须用心领悟并贯彻于行动之中，强调的是凡人犹可为。所以，《尚书·大禹谟》中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比较人心与“道心”，强调“允执厥中”，还要把这种应时而生的新观念附会于远古圣贤，无非是为了强调其主张的神圣合理。因为按道理，周代商统，与尧舜禹时期相比，周人应该更加熟悉殷商时代的情况。但我们看周末一直到战国时期，文献资料中论述尧舜禹、夏启之事多见，论述殷商之事罕见，个中原因也多半出于周人意欲赋予其礼乐制度一种永恒不易的属性。
强调凡人犹可为的人生观是贯穿于周代德教之中的基本脉络。对于周代德教究竟包含哪些内容，刘泽华先生在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曾加以概括：
在当时看来，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可包括在德中。归纳起来有如下10项：1敬天；2敬祖，继承祖业；3遵王命；4虚心接受先哲之遗教，包括商先王先哲的成功经验；5怜小民；6慎行政，尽力治民；7无逸；8行教化；9作新民；10慎刑罚。刘泽华：《先秦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8页。
在这十项内容中，除了敬天、敬祖，其余八项全部属于凡人犹可为的范围。可见，周代德教的主导精神是基于理性的实践精神，既包含了汲取前人经验，也包括了端正自身态度，还涉及具体施政纲领。周人这种重行重德的观念在《易经》中有明显表现，《易经》里五处出现“中行”字眼：
得尚于中行。（《泰·九二》
中行独复。（《复·》）
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益·六三》）
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益·》）
中行无咎。（《夬·九五》）
陈梦家先生认为：“所谓‘中行’，见于《易》的五条，都当作行道的行。‘中行’犹在道。中为副词，或是《诗》中逵即逵中之例，中行即行中。”陈梦家：《郭沫若〈周易的构成时代〉书后》，载郭沫若《周易的构成时代》附录，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陈先生把“中行”解释为“在道”，就是路上或路中间的意思。“行”本为道路，引申为道德之道、道理之道、言说之道，实际上就是缘象取义，那么，进一步拓展开去，“中行”即不失道，做事中规中矩。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做事情要上路子，这上路子就是“在道”，如何区分“在道”与不“在道”？周人重视的不是言说之道或道理之道，更不是神秘的“天命之谓道”，而是实践之道。这种对于实践的重视使得“中和”观念与礼乐教化得以初步结合。
其次，西周之思想观念既是之前历史经验、统治理念、文化精神的总结和发展，也是先秦诸子思想之渊薮。如前所述，在甲骨文中有“龢”字而无“和”字，由声音之协和发展出杂与多、异与同、物与心、乐与礼等观念，是周代文化的一个重大贡献。在这个发展过程之中，杂糅着阴阳五行宇宙论、政通人和统治观、以民为本人性论、平心平德伦理学。西周末年太史伯阳提出“和实生物”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中和”观念在认识上有了明显飞跃：
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出千品，具万方，计亿事，材兆物，……收经入以食兆民，周训而能用之，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于是乎先王聘后于异姓，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务和同也。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国语·郑语》，中华书局2002版。
在史伯看来，“和”不仅仅局限于“龢”，没有了“龢”，带来的是“声一无听”，而没有了“和”，则会带来更加严重的后果。就个体而言，“同而不和”则不能调口、卫体、聪耳、役心、成人；就王朝统治而言，“和”与“收经入以食兆民”之国计民生息息相关。显然，史伯是把“和”看做了万事万物生成发展的动力因与目的因。杨遇夫在其《论语注疏》中对《说文》曾有训释：“乐调谓之和，味调谓之益，事调适者谓之和，其义一也。”意思是说“和”的本义应是声音相和，亦可引申出五味调和、办事适中之义。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也可以说史伯的观点为礼乐之融合埋下了伏笔。约在史伯死后两百年，即公元前522年，晏婴提出了新的观点：
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左传·昭公二十年》。
在史伯的观点上，晏婴发展出了“济其不及，以泄其过”才能成“和”的主张。表面看来，晏婴所论没有超出乐之范围，实际上，他提出的相对成组的概念已经间接地揭示了“和”的实质不在于“不同”，而在于“相济”，“相济”就是折中，就是在两端之间选择合理、合适之节。中者为分，和者为合，音乐之理也是自然、社会、人伦中存在的普遍之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