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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研究范文1
浙江师范大学梅新林教授在《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一文中认为，流域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流域为中国文学版图的形成与演变奠定了基本轴线，流域轴线的移动促使和推动中国文学地域空间的移动。二是为文人群体的聚合以及作品的区域传播提供了天然信道。尤其在古代交通条件相对落后的情况下，舟行河流是最普遍的行路方式之一。三是流水作为文化生命之源泉，对于作家创作灵感的激发，也是其他物象所无法比拟的。这高屋建瓴地阐述了水流域与古代文学的关系，而本文侧重从文学本体属性角度进行分析，挖掘水流域与文学审美和文学风格之间的内在联系。
一、文学审美上的水流域特征
审美是一种体验，审美体验是形象的直觉，外在的客观之物能通过审美心理机制直接影响并促成审美主体的观念。因此，特定流域所具备的独特气候、地理以及物象必然对身处其境的文人们产生特定的文学审美反应。流域之水是一种审美原型意象，加上特定的地理区域色彩后，才复合出其他意象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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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地理志》中记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这说明，区域文化的形成主要由自然水土环境而致。四大流域文化区域中，辽河流域主要流经辽宁省、东部地区和吉林省南部地区。以“红山文化”为代表，主要包括“东北部文化圈”和“游牧文化圈”。地理特征为山高水寒，这使人皮肤收缩，汗毛孔闭合，穿着厚重，与自然的距离加大，对外界持一种疏隔、抗拒甚至是征服的审美态度，故文学上主要选取凉风、寒蝉、白露、飞蓬、归鸟、孤兽、廖廓之谷等适宜寄托清冷之气和哀愁、忧患之思的物象，侧重冷色调。如完颜亮《驿所》：“孤驿潇潇竹一丛，不同凡卉媚春风。我心正与君相似，只待云梢拂碧空。”又如其《过汝阴作》：“门掩黄昏染绿苔，那回踪迹半尘埃。空亭目暮乌争噪，幽径草深入未来。数仞假山当户牖，一池春水绕楼台。繁花不识兴亡地，犹倚阑干次第开。”爱新觉罗·玄烨《松花江放船歌》：“松花江，江水清，夜来雨过春涛生”等。
古代文学评论中常把黄河流域所代表的狭义北方文学与长江流域所代表的狭义南方文学进行比较研究，本文也按此论析。我国秦岭以南的地面水流向长江水系，秦岭以北的地面水流向黄河水系。黄河流域是我国第二大河，发源于青藏高原青海省巴颜喀拉山北麓的约古宗列盆地，流经青、川、甘、宁、内蒙古、陕、晋、豫、鲁等9个省(区)，东入渤海。黄河流域地理特征为黄土流沙，河宽水湍，是中华文明的先发流域，特别是从汉至唐引领中华文明发展。以“仰韶文化”为代表，主要涵括了燕赵文学圈、秦陇文学圈、三晋文学圈和齐鲁文学圈。黄河流域的地理特征导致其民心境开阔，粗犷壮直，忧患意识浓，文学审美上多取狂风大川、峦山阔原、白云骏马等适宜抒发奔放狂野心意的物象，倾向于以贞刚之气叙事辩理，黄色调明显。长江发源于唐古拉山脉主峰格拉丹东雪山西南侧，干流经青、藏、川、滇、鄂、湘、赣、皖、苏、沪等十个省市。流域内大部分属于亚热带地区，气候温暖湿润，雨量充沛。长江流域文学以“河姆渡文化”为代表，主要涵括了巴蜀文学圈、荆楚文学圈和吴越文学圈，唐以后成为我国古代文化的引领者。由于长江流域草木茂盛，地窄山险水丰，正如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描述的：“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地孰饶食，无饥馑之患。”所以其多取小桥、曲水、清泉、柳枝、花月等体现柔、细、雅审美倾向的物象，绿色调突出。古代文学研究中，常拿代表北方文学的《诗经》和代表南方文学的《楚辞》进行比较，具有显著的代表性。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篇里所说：“《雅》咏棠华，‘或黄或白’；《骚》述秋兰，‘绿叶’‘紫茎’”。魏徵在《隋书·文学传序》中曾指出，北方文学“词义贞刚，重乎气质”，而南方文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说道：“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黄河流域文学代表类型有喻事析理的先秦散文；气势磅礴的汉赋；苍凉慷慨、风骨劲拔的建安文学；率真爽直、豪放刚健的北朝民歌；激越深沉、雄浑悲壮的盛唐边塞诗；叱咤风云、“挟幽并之气”的金词等。如“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曹操《观沧海》)；“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北朝民歌《敕勒川》)；“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李白《将进酒》)；“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王之涣《凉州词》)；“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使至塞上》)；“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张养浩《潼关怀古》)等。长江流域文学代表类型有“信巫鬼，重祀”、“香草美人”的屈楚文学；情辞婉转、轻靡绮艳的南朝诗歌；润泽华采、清新秀美的唐代山水田园诗；婉约柔媚、徘侧缠绵的宋词等。作品如“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南朝乐府《西洲曲》)；“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徐斡《室思》)；“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李煜《浪淘沙·帘外雨潺潺》)；“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刘禹锡《竹枝词》)；“日出江花红似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白居易《忆江南》)等。
珠江流域由西江、北江、东江及珠江三角洲诸河四个水系组成，分布于我国的云、贵、桂、粤、湘、赣六个省(自治区)。珠江流域成扇形格局，北依五岭，南临大海，中亘两广丘陵，大山、盆地穿插其间，兼有封闭性与开放性的双重特点。其代表文学派系主要有滇云文学、黔贵文学、八桂文学、岭南文学和琼州文学，元明清时期才后来居上，成为我国古代文学中独具特色的一支。文学中多取瘴、岭、贪泉、毒草、蟒蛇、蛊、麻石街、竹板、芭蕉等表达险恶蒙昧和原乡审美倾向的物象。具体文学类型有幽怨难适的唐宋流放派；原生开放的明清岭南文学等。如“鬼疟朝朝避，春寒夜夜添”(李商隐《异俗》)；“瘴海寄双鱼，中宵达我居。两行灯下泪，一纸岭南书。地说炎蒸
极，人称老病馀”(卢纶《夜中得循州赵司马侍郎书因寄回使》)；“孤舟泛盈盈，江流日纵横。夜杂蛟螭寝，晨披瘴疠行。潭蒸水沫起，山热火云生。猿蹈时能啸，鸢飞莫敢鸣。海穷南徼尽，乡远北魂惊。泣向文身国，悲看凿齿氓。地偏多育蛊，风恶好相鲸。”(宋之问《入泷州江》)等。
二、文学风格上的流域特征
日本学者竹内敏雄把地理环境差异作为影响文学风格的三大原因之一，而我国历代的文学评论者也注重从地理环境角度来研究文学风格，如曹丕、刘勰、司空图、皎然、姚鼐、刘师培等。
从流域视角来看，辽河、黄河、长江和珠江四大流域的文学风格各有特征。辽河流域文学风格以“劲健”、“清奇”为主，带有鲜明的民族性。文学史上，辽金元时代是辽河流域的兴盛期，所以考察这一时期辽河流域文学风格具有典型代表性。
黄河流域文学风格以“悲慨”、“高古”为主，带有明显的现实主义特征。长江流域文学风格则以“绮丽”、“委曲”为主，具有显著的浪漫主义特征。近代学者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一文中指出，“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越多放诞纤丽之文，自古然矣。……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风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者，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为优。”比如产生于黄河流域的《诗经》和发轫于长江流域的《楚辞》风格迥异，极其生动地展现了南北两大地域文化的特征。前者具有现实主义倾向，擅长状物传情，是一种朴素的美；而后者则更具有浪漫主义色彩，富于想象变化，是一种华丽的美。屈楚文化以神巫性、浪漫性、卓然不屈的总体特征，对文学加以渗透，形成了长江流域文学的独特风格，另辟了一个与北方黄河流域文学朴质风尚迥异的充满玄想的文学典范并与儒家构成儒道互补的文化传统。相对于北方的理性，南方显得浪漫、妖媚、奇异与诡谲，神秘莫测。陶礼天在《北“风”南“骚”》中亦曾浓墨重彩地分析了《诗经》与《楚辞》在地域风格与美学上的差异。李泽厚在《美的历程》里将南方长江流域文学风貌概括为屈骚传统，称它是北方理性之外的“充满浪漫激情、保留着远古传统的南方神话——巫术的文化体系”。又如文学史上黄河流域的韩愈(河南人)与长江流域的欧阳修(江西人)文风大不相同。张仁福先生在《中国南北文化的反差》一书中指出：“大体说来，韩文属于阳刚之美的范畴，欧文属于阴柔之美的范畴。具有浓郁北方文学风格的韩文呈现刚健、雄正、愤激、壮直、质朴、拙劲、迅急、疏括等特征；而具有鲜明南方文学风格的欧文则显露柔婉、飘逸、哀艳、委曲、清丽、纤巧、纡徐、缜密等特色。”具体作品黄河流域文学中如李白的“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苏轼《百步洪》中的“有如兔走鹰华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河”；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的“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长江流域文学中如司空图所言的“玉壶，赏雨茅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云初晴，幽鸟相逐。眠琴绿阴，上有飞瀑”或“涓涓群松，下有漪流。晴雪满竹，隔溪渔舟。可人如玉，步麋寻幽。载瞻载止，空碧幽幽”。
古代文学研究范文2
1.古代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塑造
小说是古代文学中一种常见的作品形式，在小说中对于古代文学特质的体现，主要是通过典型的人物形象和性格的塑造。在小说中有三要素，即人物、情节、环境，通过三要素的有机结合，便形成了一个个鲜明的任务形象。我国的四大名著可谓是古典文学中小说作品的经典巨作。如《水浒传》中描写了一百零八个梁山好汉，每一个人物的个性都十分鲜明，而《水浒传》的成功也正因为如此，其不仅塑造了很多鲜明的人物形象，同时也抓住了小说创作的根本，这也充分体现出了我国古代文学的艺术规律。在小说作品中，人物、情节、环境这三个要素之间是相辅相成的，通过人物的活动带动情节的发展，而情节的发展又能够对人物的塑造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人物与情节的发展都需要依靠环境这一现实的基础，所以可以说，三要素之间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塑造出一个符合环境而且具有个性的人物形象。事实上，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依靠情节取胜的作品有很多，如《封神演义》、《三侠五义》等，但是这部分作品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似乎并没有获得太大的成就，而如《水浒传》《红楼梦》这几部作品却将人物与情节和环境三者之间进行有效的结合，所以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因此，有人认为古典小说重情节、轻人物的思想显然是片面的，而且与我国古典小说创造的实际情况是相违背的。对于小说中的环境描写，实际上也是塑造人物形象必不可少的要素，一方面为人物性格的塑造提供巧妙的外部条件，如《三国演义》中“煮酒论英雄”这一幕，刘备利用恰巧而至的雷声来掩饰自己失凉落筋的真正原因，这里为刘备的韬晦性格的塑造奠定了一定的铺垫作用；另一方面对于人物的性格塑造起到一定的暗示作用，如《红楼梦》中对于大观园的描述时，作者用了“凤尾森森，龙吟细细，竹影参差，苔痕浓淡”的潇湘馆象征着林黛玉孤傲、素雅的品格，“冷香习习，蘅芷清芬，奇草仙藤，兰风蕙露”的蘅芜苑象征着薛宝钗冷漠，等等，类似的描写在书中数不胜数。另外，在古典文学作品中也利用环境描写来揭示人物性格的形成原因，如《红楼梦》中对于四大家族的介绍实际上是当时社会环境的写照，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贾雨村，必然会形成扭曲的人格。
2.古代戏曲作品中的怨谱
古代文学中的戏曲作品，主要是借助文学艺术形式揭示社会矛盾，可以说，一部成功的戏曲作品就是一个浓缩的社会环境。在古典戏曲中具有喜剧和悲剧兼美的特性，而其中以悲剧的怨谱最能体现古代文学戏曲的特质。在西方国家的文学和文艺领域中，悲剧被认为是戏剧的最高境界，通常用主人公事业甚至生命的毁灭来表达永不磨灭的精神作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戏剧作品在表达悲剧的形式上，一般分为两类：第一是利用忠奸善恶的冲突所产生的道德悲剧警醒世人，如《赵氏孤儿》、《精忠旗》等；另一种则是通过被压迫的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与社会压迫势力的冲突来表达，如《窦娥冤》、《牡丹亭》等。在悲剧的创作方面，有三个基本的要素：悲剧人物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冲突、冲突的不可调节性、被毁灭者的价值。如《窦娥冤》中窦娥的种种不幸，可以将其前二十年的悲惨经历视为命运的悲剧，但是此后的悲剧就是由社会环境造成的悲剧，面对黑暗社会的压迫，窦娥无力反抗，她不得不救婆婆，更是在临死前发了三个誓愿，这也充分表达了她既无奈又绝望的悲愤情感。是谁吞噬了这个弱女子，我想，答案是很明确的。结束语：中国古代文学是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文学发展阶段，而汉语最具有优美意境的语言，从中国古代文学特质的研究中可以发现，正是由于中国文字的独特魅力，在古代文学的诗词歌赋中自然地流露出千回百转的情感，这也正是古代文学的特质所在。随着文学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对于古代文学的研究将更加全面和彻底，这对于我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将起到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作者：王云云单位：中直管理局北戴河服务局
古代文学研究范文3
当今学界,新的科研成果不断涌现,年轻学者已露头角,学术刊物不断增多,人文社会科学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就古典文学研究领域而言,老一辈学者渐次凋零殆尽,而以新时期培养的博士为主体的学者全面占据了学术舞台。整体而言,学术的传承完成了顺利的交接。然而,正如一些学者所担心的:“我们对古典文学的命运却有一丝隐忧,担心在当今学术体制的制约下古典文学的内在精神逐渐消亡,担心未来古典文学界的话语霸权被毫无古典情结的学科带头人所占据,担心未来的新进博士最终以现代学科建设的名义‘革’掉古典文学的‘命’”[1],这种忧虑绝非空穴来风,当前学界的古代文学研究确有沦为其他现代学科附庸的倾向。笔者认为:要想在当今多元化的语境下保持古代文学内在精神的纯一性,要想让古代文学不至于消失在其他学科的侵袭之中,根本环节还在于对从事该门学科研究事业的研究生人才培养,这是一个极具现实性和紧迫性的课题,也是古代文学学科能否发扬光大的命门所在。
一、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的内在品格
外在行动发生于内在品格,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应该具有区别于其他学科的内在品格。
首先必须具备崭新的文学观念,摒弃将古代文学作为历史附庸、技巧渊擞的狭隘理念,树立将古代文学视为一部与当代相通、对社会有重大影响的民族心灵史的文学观,具有宏观的大文学意识。古代文学学界倡导宏观研究已有数十年,也取得了可喜成绩,但似乎存在一种误解,以为题目大才是宏观,于是有了许多大而无当的东西。其实,倡导者的本意并非如此。着名学者陈伯海说:“于是我联系唐诗的发展,晚唐诗坛的分派,乃至由唐诗向宋诗、宋词转变的轨迹,来探讨李商隐诗歌的历史地位,写出《宏观世界话玉溪》的文章……此后,由作家研究进入唐诗总体研究,由唐诗进人中国文学史总体研究,甚而涉足于文化史研究。”[2]陈先生阐释了他本人治学的轨迹,即由宏观步入微观,再由微观回归宏观。由此可见,没有宏观意识的宏观研究实为微观研究的大杂烩,却失了微观研究的严谨扎实,正是一种空疏无用的学风。形成大文学意识观的客观依据是:一切文学作品都是作家以审美心理为主的整个心灵世界感受客观现实作用而外化形成的特殊物质形态;作家的心灵也就是民族心灵的浓缩和积淀,他寄寓在作品中的心灵也就是民族的心灵,体现了民族心灵发展的历史。因此,就本质而言,文学是人类心灵的科学,古代文学本质上也就是人类心灵史的科学。此外,不能满足于从丰富的文学作品中寻绎出古代民族心理的特征及其拓展脉络,还要探明那些消极民族心理的形成原因,用以指导现实,人为消除某些心理环境,从而避免消极民族心理的不良影响。这里的大文学意识并不意味着取消学科界限和专业分工,而是强调在当前信息爆炸的时代,从事人文科学研究必须具有尽可能宽广的理论视野和尽可能渊博的知识储备。就古代文学专业而言具体体现为四方面,一是打通文学史与文学理论;二是打通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三是打通古代文学内部各分支学科的联系;四是打通研究与创作的关联。
其次,应该具备将方法、主体、客体三者加以最佳整合的能力。
方法是从实践和理论上把握客观世界,为解决具体课题而采取的途径和手段的总和,也是联系主体和客体的中介。古往今来学者的优秀研究成果,总是与其完善的研究方法紧密相关。任何科学的方法都具有实用性,但任何方法都不是万能的。方法有其适用的对象,但它没有事先设定用它进行的研究所能达到的层次,出神入化地运用某种方法,自可取得成功。方法、研究主体、研究客体都有自身规定性,要入化境,除首先要把握三者各自的规定性外,还要寻求三者的最佳整合。李泽厚认为:“人们的性格、气质、背景、基础、兴趣、潜力才能因人而异。。。例如有人适合于搞精确考证;有人更长于提出理论问题;有的长于分析;有的喜欢概括;有的更偏于冷静的客观描述;有的则不免主观情感倾向的注入。”[3]他主张在多样的方法中,寻求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法。研究客体的规定性只有靠苦读积累才能把握,在这一基础上,我们似可采取“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就用什么方法”的策略[4],以方法为手段,舍筏登岸,决不可为方法而方法。因此,三者的有机整合是不易的,既有客观的限制,又需主观的努力和识力。也许正因如此,当前古代文学学界我们看到的运用“新方法”的典范性成果还不多。
再次,应该具有大胆可贵的开放式创新意识。
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建设能够拥有今日之辉煌,靠的就是历代具有创新精神的有识之士所组成的这支中间力量的开创性探索,假使没有魏晋以来大胆主张文学脱离史、哲而另立门户的有识之士,我国漫长封建社会的文学研究或许长期只是游离于文、史、哲研究之间的“四不像”,假使没有进行纵横贯穿、探索规律的开放式研究的有识之士,古代文学研究也只会停留在诗话、词话式的小本经营;假使没有建国以来大胆主张古代文学研究应不拘于单一社会学模式的有识之士,今日的古代文学研究又岂能呈现出千姿百态、丰富多彩的局面?然而,相当部分学者认为:古代文学并非与现实联系紧密的前沿学科,在当今市场经济大发展的新形势下,已难以像具有实用价值的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等
时髦学科一样,有着施展创新才能的广阔天地。这种偏见促使一些古代文学研究者在业务上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更遑论去进行创新和开拓了。殊不知古代文学作为一门科学,其创新与开拓的余地将永远是难有穷期的,正如人的认识能力不断前进而难有穷期一样。从问题的多端性,可以产生大量新的假设;从问题的伸缩性,可以改变思维;从问题的新颖性,可以去探索不同于传统方式的解决方法。因此,创新意识的培养对古代文学研究生人才而言至关重要。
上述三种品格,即为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必备的人文素养。与该素养相适应,研究生人才还应该具备扎实的美学、心理学、语言文字学的基本理论和学说史知识,对伦理学、民俗学、民族学、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和学说史知识也应有基本了解。总之,应最大程度地掌握关于人的学说,尤其是有关汉民族学说的知识。
二、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的培养措施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历经的各种转变,以及这一转变对于学术的推进,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与学术界其它领域一样,上世纪80年代初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拨乱反正仅仅是一场序幕。本世纪初,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掀起的“新方法”热及“宏观研究”热,其意并不是某种方法或研究模式的单纯倡导,实质上是借助当时思想界和文艺理论界的新的话语方式,旨在清理长期盘踞于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旧的政治一元论霸权,扬弃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式,使古典文学研究由单一的政治批评转变为多元的文化、美学、文学批评,同时又不致于影响古代文学的学科地位.,要想实现这一目的的话,新型研究人才的培养对古代文学研究系统的更新转变具有战略性的价值意义。而哪些人更有可能成为新型研究人才呢?我们认为:老年学者和大部分中年学者的知识结构以及研究方法基本已经定型,能够使文学观和研究方法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只能是青年古代文学研究者,其范围主要包括在高校从事古代文学教研任务的人员,在社会科学研究部门从事古代文学科研的人员,在校学习深造的研究生,大学生以及部分青年业余文学研究者。他们中的部分人有可能通过广泛接触各门人文学科及其前沿动态,并广泛接触新科学方法论知识而转变成新型人才。而在这些人员中,研究生群体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如何才能实现研究生向新型研究人才的转变?首要条件是研究生本人基于当前学术界发展状况而对古代文学现状产生的不满情绪和改革需求,这是转变的内在动因。此外,必要条件是研究生培养工作中的有关制度和观念的相应改革,具体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是改革传统的单纯传授知识的教育模式,建构以传授知识为基础,以培养创造力为主导的新型教育模式。这种新型模式可以避免将古代文学研究塑造成泥古不化,矜夸多识而盲于现实,无益新知的“掉书袋”,而有利于使其在接受知识的基础上,充分开动智力去鉴别,评价所学知识,积极运用所学知识,并由此出发去发掘创造新知识。导师可以要求研究生独立查阅文献,要求他们针对相关问题写综论或述评,并争取在有关的学术刊物上正式发表。这是一个比较高的要求,是对研究生的阅读能力、理解能力、归纳与分析能力、汉语的写作能力的综合训练。在指导研究生的过程中,导师还应从多个角度了解研究生的情况,从入学直至论文撰写阶段,要不断发现学生在科研基本功训练上、知识面上的薄弱环节,并及时指出,使之加以充实改进。也要了解学生的为人,并与其及时交流。同时,导师也要主动让学生了解自己。只有这样才能及时捕捉研究生思维活动的闪光点,才能有利于开发研究生的创新力和创造力,塑造其创新人格。
其次,与教育模式的改革相适应,要调整古代文学研究生的课程设置,并改变教学方式。除了教育部规定的专业课程和基础课程外,要适当根据学科的相关性以及研究的兴趣和要求,广泛开设人文科学各学科的选修课,对于一些相关性密切且研究生兴趣浓厚而本院校却不能开设的课程,应允许并积极支持研究生跨校选修。所有选修课程都应该采用多提示、低课时的(包括提示学科重点、主要书籍文献和解疑)的教学方式,而不必进行规定性考试,研究生在学习中确有所得者,可作自选题论文呈教师批阅。只有做到广泛开设选修课与讲授方法的改变相统一,才能使古代文学研究生既不致因课程繁多、考试频仍而被动听讲、死记硬背,从而泯灭了想象力和创造力,又能够多、快、好、省地获得形成创造力所必须的广厚知识基础,这一知识基础也是形成全新文学观和宏观研究气魄所必需的。
再次,要改变古代文学研究生信息相对闭塞的现状,充分保障其信息来源。不仅保障其一般信息来源,如各类古籍文献和前人研究着作以及本学科的各种刊物杂志,而且要重点保障那些传达相关学科前沿动态以及新技术革命和新科学方法论最新成果的信息来源。不仅要保障其静态信息来源,积极主动地提供各类书刊和网络资源,而且也不能忽视动态信息来源的摄取,允许、支持并积极组织古代文学研究生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指导教师不要以自己习惯的传统治学方法限制研究生的学习和思维,不要将研究生所具有的新文学观念及其所运用的新方法视为旁门左道,也不要以研究生在科研中的失误和偏差来否定其研究,而应该在责任中加入对其勇于创新的理解和支持。如果各有关方面都能对古代文学研究生采取宽容谅解乃至支持的态度,那就必然会促使大批研究生迅速转变为新型研究人才。
注释:
[1]周裕锴:《原文阅读与经典模拟》,中国大学教学,2006年,第12期。
[2]陈伯海:《中途小识—谈谈我对文学史模式的探求》,文史知识,1993年,第4期。
[3]李泽厚 :《在多样的方法中找到最适和自己的方法》,《文史专家谈治学》,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22页。
[4]董乃斌:《古典文学研究的当代性和新方法》,《文史专家谈治学》,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44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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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研究范文4
戏曲文学在国际国内都因戏曲艺术的独特表演形式而备受关注，也不断得到学术界的阐释，形成了相对厚实的学术积淀，成为我们提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的学理基础，并对我们开展这一问题的讨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在西方，戏曲文学起源早，影响深，并且对西方哲学、文学、绘画以及当代电影艺术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受到西方社会的普遍认可，特别是随着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化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加速，使得文化全球化及其应对成为西方学术界关注的一个话题，像斯坦利•霍夫曼的《全球化的冲突》、约翰•汤姆林森的《全球化与文化》等论著，让我们联想到从本土文化艺术研究可以获得应对外来文化入侵的应对策略。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邓启耀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学鸠山弘一教授和柳生次郎教授、韩国李夏成博士等更是在较早些时期便对云南戏曲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先后到昆明、大理、楚雄等地进行考察，对云南戏曲走向世界起了重要作用。本尼迪克特的《与月》、马丁•艾斯林的《戏剧剖析》、莱辛的《汉堡剧评》、鲁道夫•阿恩海姆的《艺术与视知觉》、乌格里诺维奇的《艺术与宗教》等对我们关注和讨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相关问题提供了全球化的这一全新的视角和间接材料。
在我国，戏曲与诗歌、散文、小说一起并列为我国古代四大文学样式，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东方化的审美取向和综合众多艺术样式的表现手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自20世纪初期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开启了古代戏曲文学的研究以来，经过一个多世纪几代学人的努力，《中国戏剧史》《元曲家考略》《南戏拾遗》《古剧说汇》等著作，无论是在剧目整理、作家考辨、戏曲史等基础研究方面，还是在社会学、民俗学、语言学、文化学、艺术发生学等深层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戏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戏曲志•云南卷》对云南的戏曲历史以历史性观点作了梳理，列举了云南戏曲史上的重要事件，流行剧种等，是一部较为翔实的对戏曲艺术进行整理的著作；《云南地方戏曲剧种史料汇编》系列丛书按剧种、剧目、音乐、艺人等系统，分别对云南地方戏曲中24个剧种的形成和发展史况以及音乐特色等作了详略得当的介绍；李安志、徐志强等主编的《西南文化史》把云南戏曲史作为其文化史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着重介绍了元代昆明水浒戏、明代关索戏、少数民族杂剧作家作品，但该书并未以云南戏曲为主要研究对象；王胜华的《云南民族戏剧论》，从民族文化的自我传习、保护与发展方面做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此外，尚有对某些具体的剧种，如白剧、傣剧等戏曲作品、流派群体的研究著作、论文等，这些研究成果构成了我们深入研究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基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显然我们从以上对国际国内研究现状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学者在研究中更为关注的是作为一种表演艺术的戏曲，从其剧种、剧本、表演及传承等方面有所研究，但忽视了从文学样式的角度探讨其文本文化、文本创作、文本发展历程及其与地方、民族的关联。
讨论分析
从目前来看，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中，研究范围狭窄和文献资料不足这两大问题严重困扰云南戏曲文学研究的深入。尽管我们在整个戏曲研究层面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由于云南地处边陲，相对于发达的中原文化而言，云南的文化则显得封闭和落后，广大研究者在云南戏曲文学研究中很难找到切实可靠的研究资料，缺乏可以示范的研究方法和案例，导致文学研究与民族文化研究处于一种脱节的状态。故而关于云南戏曲文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亟待提高。所以从长远看，选取云南戏曲文学的地域及民族文化特征为视点，有利于从内涵方面和外延两方面促进云南戏曲文学在云南经济文化建设中趋向能力发展的均衡、公平，促进云南戏曲文学在云南文化建设及教学科研中的实效性。开展“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应以基础理论研究为主，重在对云南古代戏曲孕育、形成、发展的系列问题进行探讨，通过文化和比较的方法，针对云南戏曲文学研究中的缺漏与不足以及云南地处边陲、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等现实，结合西部大开发及桥头堡建设战略的实施，选取文学研究中地域与民族文化特征为切入点，通过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系统研究，解剖各个时期、不同民族的作品，分析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生的一般现象、基本条件、规律与特点，着重阐释云南戏曲文学的地域及民族文化特征，探索云南戏曲文学发展与经济文化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反映云南本土文化的发掘与构建、旅游文化的开发与利用方面的普遍需求、困境与出路，为云南戏曲文学的研究与地方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经验，为地方文化教材开发与建设创造有利条件。具体来说应主要关注以下内容：
一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研究。“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文化传统的重建越来越受到重视，但这是非常细致的事情，短时间内不容易见成效。”[2]111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展中，从公元前3世纪楚人庄蹻率兵入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开始，直到魏晋南北朝，云南的戏曲艺术活动见诸典籍多是“征巫鬼，好祖盟”的巫术礼仪活动。公元738年，唐册封南诏首领皮罗阁为云南王，唐赐南诏胡部、龟兹音声各一部，794年南诏遣使到长安演奏《夷中歌曲》和《南诏奉圣乐》以及1116年大理国随使艺人到宋朝表演“五花爨弄”，是云南与中原进行戏曲表演艺术活动交流及云南早期戏曲活动的痕迹。此后，在中原戏曲发展的繁盛时期，历史文献中却没有关于云南戏曲活动的记载，只有一些诗句中提到了傩舞和梁王府蓄养的优伶，即便在后期云南戏曲逐渐繁盛并奠定了“滇剧”的地位，但作为文献研究的云南古代戏曲仍然显得十分单薄。因而，作为戏曲文学研究的根本性内容的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也只有通过对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的梳理，我们才能进一步厘清戏曲文学发展线索，重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体系。具体来说要重视对云南戏曲文学的历史沿革及发展变化分析，重视对云南古代戏曲作家梳理与分析，重视云南古代戏曲作品与同时期中原文化的渊源及比对，重视对云南古代戏曲不同剧种作品的归纳与整理及其深入分析。
二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地域文化特征研究。“在全球化背景中区域文化产业只有以本民族的、本土的、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的东西才能吸引世界注意并且推向全球。”[3]33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到1382年明朝平定云南后，军队及大量移民进入云南，加之在云南大规模开矿后带来的经济繁荣，各种戏曲声腔也纷纷传入。清初，一方面省外各种声腔、戏班继续进入云南；另一方面，云南的戏班和艺人刘二官等也出外演出，出现了著名的祥泰班，雷家班等，他们熔合石牌、楚腔、秦腔等声腔表演艺术并使之地方化，形成了滇剧三大声腔中襄阳、二簧两种，至此之后云南戏曲文学得到逐步丰富，为“滇剧”的形成繁荣奠定基础。可以说，每一种文化艺术都是植根于一定的地域环境中，都具有地方性特征。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在发展过程中既有对外来戏曲艺术的接受也有对地方文化传统的继承。因而，研究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就不能忽视对其植根的地域文化特征的研究。具体来说要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分类的调查与分析、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性特征分析、关注云南古代戏曲剧种的空间分布、关注外来文化对本地文化影响的地区、时间差异、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性特征的现代启示的研究。
三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民族文化特征研究。云南拥有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这也是云南这一区域范围内最为传统、最为有地域特色的地方。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展历程中，正如民间的社火观灯活动渐趋与云南民族民间原有的“祭土主”“祭本主”风俗融合而成为祭祀性的花灯歌舞活动并演出《瞎子观灯》《包二回门》等剧目一样，地方原生性的民族民间传统祭祀仪式、节日礼仪、民族歌舞等在一定程度上与云南古代戏曲走向了融合。特别是在康熙道光年间，出现了一批“民家曲以民家语为之”、“静夜华灯演苗戏”的白剧、苗剧等少数民族戏曲表演样式；以“哎咿呀”腔流传的壮剧；把《封神演义》译成傣语演出的傣剧；从语言到音乐等都彝族化的彝剧花灯《打花鼓》等，标志着白剧、苗戏等少数民族戏曲的出现。到咸丰同治年间，更有张铭斋等在杜文秀帅府演出了《二进宫》《绝缨会》《取高平》，这三部剧在滇剧中分属“胡琴”“襄阳”“丝弦”三个声腔的剧目，这既说明滇剧声腔的成熟，也说明云南民族文化与戏曲文学发展的结盟。我们始终坚信“民族艺术是民族文化的反映，深受民族文化的浸染，作为一种符号它表现了民族文化的内涵。因此，要了解每个民族的艺术，首先就要了解它的文化。”[4]13故而，探索云南戏曲文学发展与云南民族文化建设、旅游文化开发与利用方面的普遍需求、困境与出路，必须深入挖掘置身民族文化海洋的云南戏曲文学的民族文化特征，特别是要加强对云南古代少数民族戏曲文学作品的分类与梳理、少数民族戏曲文学对主流文学的继承与发展、少数民族戏曲文学作家的身份认同及创作研究、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民族性特征分析、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民族性特征现代启示的讨论。
四是关注少数民族特色剧种剧目的研究。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边疆省份，有汉、彝、白、拉祜、哈尼、壮、傣、纳西、傈僳、佤、回、瑶、苗、藏等26个民族，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滇剧、傣剧、白剧、彝剧等富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剧种，它们和川剧、评剧、京剧等外来剧种共同构成了云南的戏曲系统。但各民族剧种的发展是不均衡的，造成这种不均衡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除了地域、文化、民族特性外，长期以来我们缺乏深入的分析和探究，学术界重视和研究程度不够。另外，从现有剧目资料来看，不管是彝剧、云南壮剧，还是白剧、傣剧等都和中原戏曲剧目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我们缺少细致的分析和整理，对其继承和发展关系的讨论不甚了了。再次，我们在讨论戏曲文学民族性时，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不够，导致在翻译中往往存在很大的差异，甚至舛误。尤其是古代用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作品的翻译整理工作，几乎没有突破和进展。
古代文学研究范文5
关键词：范畴；体系；客观性；元思维
中图分类号：I1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6－0064－04
作者简介：田淑晶(1977-)，女，吉林榆树人，文学博士，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范畴研究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已然成为中国古代文艺美学研究的理论重镇。蔡钟翔是范畴研究的鼎力推进者，他说1987年中国美学范畴研究丛书的策划是基于这样的一种認识：“在完成了五卷本《中国文学理论史》之后，要把研究的重心转移到范畴上来。将通史一范畴一体系定为古文论研究的三部曲”。2001年讨论中国古代文艺美学范畴研究，他坚持了以往的看法，認为“从范畴切入古文论体系，不失为一条可行之路……范畴研究必然会通向体系研究。”而“古文论体系实质上就是范畴体系”。张海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提出，21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一个路向就是“从范畴研究走向体系研究。”汪涌豪述评近百年来中国学界对文论范畴的研究。论及范畴研究的未来发展，言到：“将要到来的合理的研究生态，应该有多个向度的分层展开。如此，由对范畴性质的界定，到对范畴分布的了解和序列的清理，再到范畴指域的判明和层级的确定，最后是范畴体系的凸显，这样才能使整个研究真正走向深入和成熟。”合理的研究生态虽有多向度的展开，但终极指向还是获得范畴体系。
体系探索被看作是中国古代文艺美学范畴研究的未来发展路向。是21世纪中国古代文艺美学研究的重要构成。然而，自上个世纪即已开展的体系探索与建构尝试，非但没有推出具备知识公义性的体系。反而是在研究者一方异见纷纭，在评判者一方诟病连连。
一、体系探索的分歧与诟病
研究者关于中国古代文艺美学范畴体系的种种异见在“元范畴”问题上有至为明显的体现。体系需要能够提携全部范畴的元范畴，关于中国古代文艺美学范畴体系元范畴的数量、何者为元范畴等问题，学界可谓歧见迭出。
皮朝纲《中国古代文艺美学概要》以“味”为古代文艺美学范畴体系的基础性范畴，党圣元《中国古代文论的范畴和体系》認为“味”为元范畴的定位是“以艺术审美理论这一子系统取代全部的中国古代美学理论体系，将这一子系统中的范畴之一‘味’放大为中国古代美学范畴体系之‘逻辑起点’，显然不确”，提出“道”是传统美学和文论范畴体系的逻辑起点，陈竹、曾祖荫合著的《中国古代艺术范畴体系》也视“道”为中国古代文艺美学范畴体系的元范畴。另外，还有以“气”、“意境”、“意象”等为元范畴的。虽然各自标立的元范畴不同，但以上论者皆秉持元范畴一元论。与一元论不同，一些论者同时标立几个范畴为元范畴。
陈良运《中国诗学体系》以“志”、“情”、“象”、“境”、“神”五大范畴为“诗歌大厦的力学结构”和其“生命的经络系统”，認为这五大范畴“可将任何优秀诗篇的成型过程——从诗人主体(‘情’、‘志’)到对象客体(‘象’)，再到主客体契合交融或说诗人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实现(‘境’、‘神’)——概括无遗”。汪涌豪《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及体系》提出：“由‘道’、‘气’、‘兴’、‘象’与‘和’这五个元范畴的自身含指、相互关系以及牵衍和提携起的诸多名言、命题的整合。大体已勾勒出了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及理论批评的基本框架。由此也决定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范畴体系的基本结构。”成复旺在《中国美学范畴辞典》中对中国美学范畴体系也作了一定的思考，尝试着提出中国美学范畴体系的五大主干范畴系列，每一系列都有一个颇具元范畴色彩的代表性范畴：“心”代表审美主体范畴系列，“物”代表审美客体范畴系列，“感”代表主客体审美关系即审美的范畴系列，“合”代表“美”的范畴系列，“品”代表美的形态的范畴系列。
元范畴是唯一还是多元，哪些范畴是元范畴，关于元范畴的种种歧见表明已有体系研究皆是“一家之言”。而从相关评论看，体系探索广被诟病。成复旺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说在一些研究者提出的“范畴体系图上发现过多的主观加工的成分”，黄念然总结20世纪中国古文论范畴体系的建构，指出体系有“构架随意”的弊病。就能见到的评论看。范畴体系建构获得的最高评价不过是具有“启示性”、“示范性”，这种高评价显然認为该体系构架只是在研究实践上有开拓之功。
体系探索的目的是推出具备知识公义性的中国古代文艺美学范畴体系，但已推出的范畴体系没有一种得到普遍認可。并且就目前看，再有体系推出也难逃一家之言的命运，体系探索陷入困境。
二、困境中的思考
体系建构遭受种种诟病，研究徘徊不前，体系研究这种话语困境催生出关于体系建构活动本身、体系研究性质的思考。
中国古代文艺美学范畴体系，顾名思义，体系的建构者是古人。今人的研究活动应是一种“发现”或者“还原”，不该带有任何主观发明的成分。然而，今人推出的体系表现出鲜明的“主体建构性”，由此，今人的体系建构活动应是“发明的”还是“发现的”。“发明”对“发现”的质性代换是不是诠释者对建构者的越位、是否合理合法，诸如此类的问题成为思考的重要内容。
持守研究活动的“发现”性质，提倡还原思维，应是大多数人坚持的观点。然而，体系探索因其显见的主体性遭遇指斥使得一些研究者聚焦体系建构活动本身，抛出今人的体系建构活动必然是一种“发明”的观点。李旭《中国诗学范畴的现代阐释》从中国古代诗学、文论的学科特性出发，提出体系探索只能推出研究体系。
李旭在书中指出：“这里首先有一个基础问题要明白，所谓‘中国古代诗学、文论体系’的研究、建构，指的是建立一门学科的体系。而不能简单看作是获得一个‘客观体系’。”不但不能把中国诗学、文论体系研究简单看作是获得一个客观体系，而且基于学科特性，李旭認为研究者只能建立“研究体系”，绝无可能获得“客观体系”。中国古代诗学、文论的学科特性是史、论结合。“论”需要符合“史”，而历史的发展总是存在规律性和反规律性。具体到体系建构上，“体系”表现为逻辑上的一贯性，如果总罗全体，不符合体系逻辑的要素的存在使“体系”无从建构；如果把违反体系逻辑的要素排斥在外，则与“论”需要符合“史”的研究精神相背反，所以，承認历史存在的反规律性，坚持“论”与历史相符的精神，就意味着客观体系天然的不存在，凡名之为“体系”者，必是研究者的主观建构，是一种“研究体系”。基于这样的認识，李旭提出：“任何中国古代诗学、文论范畴体系的建构，都只是研究者的一家之言，是研究者的体系，是不能将之等同于中国古代诗学、文论范畴的客观体系的。这是我们进行范畴体系建构的一个哲学知识论的前提。”
李旭認为体系研究不能推出纯然客观的体系，薛富兴《关于中国美学范畴的体系》一文也指出体系探索中主观性不可避免。文章提出需要区别两种体系：“客观体系”和“主观体系”。既而提出任何一种体系都是既具主观性又具客观性，因为：“一方面，任何一位理论家所建构的体系，不管他主观上已尽了多大的努力。主观上認为自己的呈现是多么客观，由于所受诸种条件的限制，都不得不打上自己的烙印，因而造成与客观体系间的距离，其体系必然地具有了主观性。另一方面，任何一种主观性体系，只要是理论家对美学史認真梳理、严肃思考的结果，就必然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就一定会有与客观体系重合的部分，因而他的主观体系也就有了真理性的内容。”
李旭从古代文艺美学史论结合的学科特性出发，提出体系研究不可能推出纯粹客观的体系：薛富兴基于理论研究活动本身的特性認为体系研究必然会有主观发明的成分。逼近中国古代文艺美学范畴体系本身，其“非现成”的存在状态也意味着体系研究中研究者主体要素很难避免。关于中国古代文艺美学范畴体系的历史存在态，党圣元先生曾有这样的说明：“中国传统文论范畴体系与西方文论范畴体系相比较，实际上是一种‘潜体系’。”“潜在”、“隐在”、“潜隐”是对中国古代文艺美学范畴体系的历史存在态达成共识的認定，这些認定共通的一点是都認识到古代文艺美学史上并没有一个总结范畴内在逻辑联系的理论体系。范畴体系不是一个现成的存在。与实体文物不同，范畴体系作为意识形态性质的观念性存在物，其“非现成”的存在态具体表现为体系的基本构成要素——单个范畴在那里散乱无序的存在着。在体系研究活动中，体系探索者面对的不是确定的、显在的范畴体系，而是体系的构成要素——诸多的单个范畴。体系探索者面对着它们，就好像面对一串项链上散落的珍珠。苦思它们应该如何串联在一起。这个过程若没有积极的主体介入，则无以进行。
无论是着眼于学科特性、学术研究活动特性。还是中国古代文艺美学范畴体系的特殊历史存在态，体系探索似乎都无法推出纯然客观的体系。但是，即便是李旭、薛富兴等主观体系论者也没有放弃对客观体系的期待，如李旭認为，“以其独到的深入理解真正再现中国诗学、文论体系的总体精神”的研究体系应当追求和提倡；薛富兴的文章更是明确提出：“不能因为理论体系的主观性就放弃了呈现客观体系的努力”，体系建构者要尽量缩短与客观的距离，建构能够开启他人。启示出通向真理正确道路的体系。可见，尽管主观体系论者从特殊的角度切入发现体系探索活动的发明性质，然而，他们与客观体系论者有着共同的研究期待和评判标准，即：期待推出一个客观体系。
不管客观体系论者还是主观体系论者，都期待推出具有客观真理性的体系，这种期待牵引出的评判自然是以是否客观为标准。透视指向体系研究的种种诟病与批评，其关键原因就是批评者認为体系研究中有主观发明的成分。但是，根据李旭、薛富兴对于范畴体系研究、学术研究活动的分析，体系研究中的主观性无法避免。薛富兴文章中说：“范畴间的内在联系在本质上是客观的，但这种内在联系却必须经由主体精神去发现、阐释和呈现；認识的内容是客观的，但認识结果的表现形态则不得不是主观的，这就是人类認识活动所面临的无可逃避的悖论。”抛开表现形态必然的主观性不论。在发现、阐释、呈现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的过程中，主体精神若要保持“零度介入”的姿态完全不可能。体系研究以客观性为预期和评判，研究现实却是主观性不可避免，这意味着体系研究将无法摆脱流于主观的诟病，体系研究陷入客观性期待与研究现实必然主观的背反中。
客观性期待与评判不会放弃，放弃等于不再追求研究的科学性；剔除研究中的主观性无法实现，因为如薛富兴、李旭的分析，那不由研究者掌控，由此看，范畴体系研究中的背反似乎无法消除。但是，如果对范畴体系研究进行深入透视。能够发现客观期待与主观现实的背反并非体系研究本身的痼疾，它有形成的原因，原因的关键在客观体系期待者与评判者持守的“客观性”观念上。
三、科学理论的判定：关于客观性
何谓客观?怎样的范畴体系才是客观体系?主观体系论者因为看到研究中主体要素不可避免而認为体系研究不可能推出纯粹客观的体系，指向体系研究的种种批评其焦点是研究中有主体要素渗入。显然，在客观性评判中，主体精神被認为是客观性的否定要素——钵系研究期待客观的呈现。不允许有主观发明的成分。透视这种客观性观念所依据的真理观，传统符合论真理观浮现出来。
传统符合论真理观認为世界是独立于人的意识的客观存在，真理是对世界的客观描述，如休谟说：“我们关于对象的观念与对象的实际存在的符合(conformity)就是一种真理。”与外在现实相对应、相一致的理论才具有客观性，任何主体要素的渗透、介入都会损害到真理性，这种绝对排斥主体精神介入的符合论真理观随着人类認识的进步发生了改变。20世纪80年代美国反实在论学者范·弗拉森(Fraassen，B.V.)发表了他的建构经验论观点，他说：“我使用‘建构的’这个形容词来表明我的观点，即科学活动是建构，而不是发现，是建构符合现象的模型，而不是发现不可观察物的真理。”范·弗拉森認为科学活动是一种建构活动，这种观点不仅承認科学活动必然要有主体精神介入，而且视其为科学活动的积极要素。范·弗拉森的观点被许多人接受、征引。被認为是代表实在论最新发展的普特南(Hilary putnam)秉持“内在实在论”，内在实在论同样不把外在事实作为客观性的衡量标准。关于同一世界现象有各种各样的理论形态。普特南認为每一种理论形态都具有真理性。不同理论形态是不同主体精神作用的结果，普特南認可不同理论形态的真理性意味着他不但承認研究活动中主体介入，而且给予其合法的位置。可见，无论是反实在论者，还是实在论者，不但都发现了研究活动中主体无法保持零度介入姿态的事实。而且对主体介入采取积极肯定的态度。
现代衡量理论的科学性、客观性主体介入不再是否定要素，中国古代文艺美学范畴体系期待与评判中的客观性观念应该修正。事实上，如果不做这种修正，传统符合论真理观在范畴体系研究中也无法贯彻。传统符合论真理观以外在事实为理论真理性的衡量标准，而中国古代文艺美学范畴体系的存在态是非现成的，这意味着充当标准的“事实”处于缺位状态。事实标准缺位，衡量便没有标尺，纵然坚持符号论真理观也无以贯彻。
修正客观体系期待与评判中的客观性观念，不排斥研究主体的能动介入，不以主体要素渗入为绝对否定要素，则范畴研究身陷其中的客观性期待与研究现实必然主观的悖论不复存在，推出客观体系具备可能性。
四、客观体系的获得：由“关系”而“体系”
主体要素的渗入并非客观性的绝对否定要素，中国古代文艺美学范畴体系研究能够推出客观体系，而通过怎样的研究途径与方法获得客观体系是问题的关键。有学者提出在总体研究中使范畴体系自然浮出的研究路径。
蔡钟翔在谈范畴研究的未来开展时提出：首先，是个别范畴研究；其后，是群体研究。群体研究的第一步是范畴族群或称范畴链的研究，第二步从族群研究进一步扩大到总体研究。其根本枢纽是若干个元范畴。随着范畴总体研究的深入，范畴体系浮现出来。蔡钟翔提出的体系探索路径即期望在总体研究中体系自然浮出，这种期望背后的信念应是自然浮出的体系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客观性。主体要素诚然不是客观性的绝对否定要素，但主体随意性、任意性仍是客观性的破坏因子，在自然浮出的过程中主体随意性不存在或最低限度地存在。范畴体系自然浮出的场域定位是总体研究。自然浮出的期望与场域定位都无可置疑，值得思考的是从个别范畴到范畴族群再到全部范畴的总体研究路径能否达成总体研究的目的，透析其立论基础与思维模式这种目的似乎很难达成。
此一研究路径的立论基础是对范畴的三级分类。在范畴体系研究中很多学者認可三级分类法。陈竹、曾祖荫《中国古代艺术范畴体系》将范畴分为三级：一级是元范畴“道”，二级范畴是理、性、气、意、韵、情等六个范畴，三级范畴分三个层次开列。抛开元范畴是唯一还是多元不论，汪涌豪《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及体系》中也坚持了三级分类法。悬置每一层级范畴的具体名目，三级分类法的模式可归纳为：一级为元范畴(也有以总范畴、基础性范畴、核心范畴、重要范畴标称一级范畴的)，二级为核心范畴(或称母范畴、上位范畴、前位范畴等)，三级是衍生范畴(或称子范畴、下位范畴、后位范畴等)。三个级别之间紧密联系，一级范畴能够提携、统摄二级范畴，二级范畴能够统摄、提携三级范畴。二级与三级范畴基于提携关系构成范畴链或族群。在群体范畴研究中体系自然浮出的理论根据就是三个级别之间的提携、统摄关系。如果所有范畴都能够归入三级分类，那么这样的研究能够实现对范畴的全面掌握。然而，蔡钟翔教授自己也意识到这似乎不可能，他在提出发展路径后即做了补充说明：“当然会有一些范畴无法纳入其中，成为游离在外的边缘范畴，但据此不能否定体系的存在。”之所以有游离在外的边缘范畴，是因为分类法本身有天然的痼疾。任何分类都有分类的标准。凡是不符合标准的要素就会居于类别之外。因而，通过归类无法总罗范畴全体。
在思维模式方面，以三级分类法为立论基础的研究路径秉持元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很容易造成对范畴的遮蔽以及对范畴关系的误判。李旭《中国诗学范畴的现代阐释》曾这样论述“体系”：“将从一个思维基点(独特的世界观)推导出来的、具有纵向关系的理论结构称为‘体系’。”在中国古代文艺美学范畴体系建构中，“思维基点”的具体化形式就是元范畴。体系建构的关键是确立元范畴，元思维主导下的体系探索以寻找元范畴、确立元范畴为核心要务。然而，在总体把握尚未实现的时候，元思维很容易导致研究中主观推测的成分过多，或者遵从预想的体系构型，遮蔽一些范畴、误判范畴之间的关系。因此，要推出客观体系，如果对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还没有总体掌握。就不应秉持“元思维”，对范畴在范畴群中的地位做任何先在的逻辑预设。
以分类法为立论基础、秉持元思维使得从个别范畴到范畴族群再到全体范畴的研究路径无法达成总体研究的目的。范畴体系是关系范畴的逻辑联系图，客观体系的获得需要在全体范畴中指認关系范畴、确認范畴关系模型。全面、深入掌握关系范畴与范畴关系，在这个过程中自然离析出范畴体系，范畴关系研究是体系探索的前提基础，可以设想由“关系”而“体系”、在关系研究中体系自然离析的体系研究路径。
范畴关系研究以指認关系范畴、探析范畴关系为核心要务。“关系”一语不只是提携、统摄、衍生这一种关系类型，它包括各种可能的关系类型。关系研究没有分类意识，不对范畴进行归类，没有分类法的天然痼疾。因为包括所有可能的关系类型，所以范畴关系研究能够对范畴之间的逻辑系联有全面的掌握。关系具有迁延性，由一对关系范畴能多向迁延出其它范畴。以“空”范畴为例，它有相近范畴“虚”，相应范畴“实(充实之实)”，相反范畴“实”(质实之实)，相联合范畴“静”、“圆”、“清”。由“空”与“清”这一对关系范畴可迁延出“韵”，“空”与“圆”这一对关系范畴可迁延出“味”，“空”与“静”这一对关系范畴可迁延出“妙悟”，“空”与“实(充实之实)”可迁延出“道”、“意”、“气”，等等。迁延出的范畴又有各自相应的关系范畴，与其关系范畴又能迁延出其它范畴，如此，更多的关系范畴将会被指認，更多的关系模型将会呈现，在这个过程中，离析出范畴体系将会是一个自然、客观的过程。
总罗关系范畴，全面深入掌握范畴关系，从中自然离析出范畴体系，这一过程保证了体系探索的客观性，而悬置元思维使范畴关系研究在客观性方面有了又一重保证。范畴关系研究仅聚焦范畴关系，不以建立任何范畴族群为目的，没有建立无数小的范畴族群进而建立大的范畴族群的主观愿景。因此，它悬置元思维。元思维的悬置，意味着关于体系的“理想构型”的退场，因遵从理想构型而生出的主观任意亦随之退场。
没有归类意识，以关系的总体性代替类别的不完全性；放弃元思维，最大限度避免对范畴的遮蔽与对范畴关系的误判，范畴关系研究在理论上具备自然离析出客观体系的可能性。当下，对于中国古代文艺美学个别范畴已经有充分研究，这为范畴关系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必要理论准备。鉴于以上，开展范畴关系研究，铺展由“关系”而“体系”的体系探索路径，或可为使中国古代文艺美学范畴研究走出低迷困境的有效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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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研究范文6
关键词：传媒类专业;古代文学课程;五大矛盾;教学改革
《古代文学》历来是高等院校文科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也是传媒类专业的基础课程。加强《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改革和教学效果，可以提升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操和民族情感，进一步推进高等新闻传播教育综合改革，提高新闻传播人才培养质量，加快培养造就一大批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优良、党和人民放心的新闻传播后备人才，为推进我国新闻事业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一、传媒类专业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现状
随着数字技术的普及和融媒体的发展，传媒类专业大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习惯和学习方法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当前面向传媒类专业的古代文学课程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还未能担负起培养具有较强文化底蕴和人文精神新闻传播人才的重任。当前面向传媒类专业的古代文学课程教学主要存在以几个方面的问题和矛盾：第一，教学内容多与课时量不足的矛盾。进入21世纪后，随着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推进，大量通识类课程的教学时数大幅增加，而古代文学等传统课程的教学时数被大幅缩减。与此同时，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内容却没有太多的删减，却对学生的人文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形成了教学内容多与课时量不足的矛盾。第二，学生学习模式的变化与教学方法陈旧之间的矛盾。传媒类专业学生在学习古代文学课程时，会经常拷问学习的意义。如若古代文学任课老师忽视学生的变化，无法充分利用互联网、多媒体技术来创新教学方法，调整教学模式，进而难以激发学生学习古代文学的兴趣。第三，培养人文素质、创新能力与学生专业文献阅读不足的矛盾。古代文学经典文献阅读不足，传媒类专业学生将会失去获得文学阅读、文学思考的能力，而在新闻传播工作中缺乏文化底蕴和厚积薄发的潜质。第四，课堂学习和课外实践衔接不足的矛盾。语文能力的培养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文学教育仅仅止步于课堂，缺乏课外实践环节，致使传媒类专业学生缺乏了对学生古典文学阅读、理解和认知的能力，从而也无益于新闻采写、制作等方面的能力的培养。
二、建构传媒类专业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的新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