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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风格范文1
关键词: 现代主义 建筑 风格 古典
中图分类号：G2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前言: 现在市场上的建筑大约有三类:现代主义风格，新古典主义风格(俗称欧式或欧陆风格)和申式风格。从专业角度讲，建筑师应该多做些现代风格的建筑，或是高申国精神的现代建筑，而后现代主义风格不同的理论家有不同分类方式。以罗伯特.斯坦恩的理论演变出以下这几类建筑风格，冷嘲热讽的古典主义：这个风格也有人称为“符号性古典主义”。 潜伏的古典主义：它采用传统质 风格为动机，实际多半处于一半现代主义、一半传统风格之间，并且完全不准备拿传统和古典开玩笑，没有任何冷嘲热讽的动机。原教旨古典主义：它主要强调建筑设计必须从研究古典风格的、工业化以前的城市规划入手，现代建筑家的首要任务是把建筑设计与传统的城市规划重新结合为一体。规范的古典主义：顾名思义这是主张建筑设计应在各个方面吸收传统精华的复古派。现代传统主义：这种风格其实与冷嘲热讽的古典主义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但是更加讲究细节的装饰效果，因而更加丰富、奢华、艳俗。当然还有好多其它建筑风格及流派包括：巴洛克建筑、法国古典主义建筑、哥特式建筑、功能主义建筑、古典复兴建筑、古罗马建筑、浪漫主义建筑、罗曼建筑、洛可可风格、文艺复兴建筑、有机建筑、折衷主义建筑。
现代主义建筑：指一种简约、没有装饰的建筑风格。虽然这种风格的构想形成于20世纪初期，并有很多的建筑师、建筑教育家及其作品有大量的推广，但是很少有现代建筑是建于20世纪上半叶。直到二战后，最终是透过成为各种机构和公司的建筑，才成了居主导地位的建筑风格。在西方强势文化影响的大背景下，符号性明显的西方古典主义风格似乎更受广大购房者青睐。但在整个建筑领域， 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多元化的现代主义建筑却是绝对的主流。因此在居佳建筑领域，现代主义风格的建筑变成主流，应该是一个毫无疑问的趋势。就是在当下，现代主义风格的居任建筑也占了一半以上的量。理论上讲， 现代主义风格的建筑更能与当代的居住功能、建筑材料、主流的社会审美相匹配。但在浮躁的行业风气的影响下，大多数设计师更愿意选择成熟、安全的古典样式去模仿，而不太情愿潜心设计原创性更强的一些现代主义风格建筑。由于缺乏创新， 这就造成目前市面上优秀的现代风格住宅匮乏， 客观上助长了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在中国近十几年的卷土重来，但历史的趋势是不可阻档的，相信这阵风很快会弱下去的。
新古典主义建筑: 其实就是经过改良的古典主义风格。一方面保留了材质、色彩的大致风格，仍然可以很强烈地感受传统的历史痕迹与浑厚的文化底蕴，同时又摒弃了过于复杂的肌理和装饰，简化了线条。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外观吸取了类似“欧陆风格”的一些元素处理手法，但加简化或局部使用，配以大面积墙及玻璃或简单线脚构架，在色彩上以大面积浅色为，装饰味比较简化，追求一种轻松、清新、典雅的气氛，可算是“后欧陆式”较之前者则又进一步理性。目前国内这种建筑风格较多，属于主导型的建筑风格。新古典主义的灯具则将古典的繁杂雕饰经过简化，并与现代的材质相结合，呈现出古典而简约的新风貌，是一种多元化的思考方式。将怀古的浪漫情怀与现代人对生活的需求相结合，兼容华贵典雅与时尚现代，反映出后工业时代个性化的美学观念和文化品位。几十年来，新古典主义建筑传承了很多经典的比例和构图关系。但随着现代人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基于功能第一的原由，建筑的体型和虚实关系， 与正统的古典主义有较大的差别，尤真是多高层住宅。面对新的功能、形体、材料，当代设计师除了在大量研习经典古典主义作目的构图和审美标准之外，还需要大量的创新和发展。这种创新在构图和审美上应与经典古典主义沿袭一套标准相同脉络，应是在满足当代生活功能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形态。基于中国当代社会如此巨量的建筑实践，在若干年的沉淀后，中国建筑在新古典主义这一风格的建筑发展上应该会有所贡献。新古典主义派的设计特征：讲究风格，在造型设计时不是仿古，也不是复古，而是追求神似。用现代材料和加工技术追求传统样式的大的轮廓特点。对历史样式用简化的手法。注重装饰效果，用室内陈设艺术品。来增强历史文脉特色，往往会去照搬古代设施、家具及陈设艺术品来烘托室内环境气氛。白色、金色、黄色、暗红色是欧式风格中常见主色调，少量白色糅合，使颜色看起来明亮。
中国传统建筑风格: 中国传统的建筑风格在当代居住建筑的体现也是多少年来几代建筑师挥之不去的情结。传统是一个民族或地区在理与情方面的认同和共识，属于文化范畴。传统系指文化传统，传统文化的总体决定传统建筑的基本形态，传统建筑也从一定的角度体现了传统文化的形态，两者是不可分的。因而，传统的特点是具有民族色彩和地方色彩。中国传统建筑正是中国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特色的最精彩、最直观的传承载体和表现形式。每年都有一些中国传统风格的居住建筑出现，期间也不乏一些优秀的作晶。但由于中国传统的居住建筑层数都较低，因此在多低层住宅产品中产生了一些优秀的案例，但在高层住宅上却鲜有成功案例。同时，随着土地的集约化使用，高层住宅将是今后建筑量最大的产晶。所以中国传统建筑风格在当代住宅建筑中路：慢慢其修远兮。即使在多低层建筑中，因为时代背景导致当今的生活方式、建筑材料、技术与传统的完全不同，完全地复制古建筑也已行不通。基于以上种种，在中式建筑中，成功的案例往往是各种冠以新中式建筑风格之名的产昂，不管这些作品是否成功，它们所代表的方向是正确的，是广大设计师不懈努力方向。
建筑后现代风格: 后现代风格强调建筑及室内装潢应该既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又不拘泥于传统的思维方式，讲究人情味并使用非传统的色彩，以期创造一种理性、集传统与现代、揉大众与行家于一体的“亦此亦彼”的建筑形象。将古典与现代，传统与时尚的元素兼容并蓄，既对立又统一。设计手法因此也可以达到多元化，灵活多变，利用多种不同的材质组合空间，光亮的，暗淡的，华丽的，古朴的，平滑的，粗糙的相互穿插对比，形成有力量但不用生硬，有活力但不太稚嫩的风格。强调形态的隐喻、符号和文化、历史的装饰主义。后现代主义室内设计运用了众多隐喻性的视觉符号在作品中，强调了历史性和文化性，肯定了装饰对于视觉的象征作用，装饰意识和手法有了新的拓展，光、影和建筑构件构成的通透空间，成了大装饰的重要手段。后现代设计运动的装饰性为多种风格的融合提供了一个多样化的环境，使不同的风貌并存，以这种共享关系贴近居住者的意义和习惯。主张新旧融合、兼容并蓄的折衷主义立场。后现代主义设计并不是简单地恢复历史风格，而是把眼光投向被现代主义运动摒弃的广阔的历史建筑中，承认历史的延续性，有目的、有意识地挑选古典建筑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意义的东西，对历史风格采取混合、拼接、分离、简化、变形、解构，综合等方法，运用新材料、新的施工方式和结构构造方法来创造，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形式语言与设计理念。强化设计手段的含糊性和戏谑性。后现代主义设计师运用分裂与解析的手法，打破和分解了既存的形式、意向格局和模式，导致一定程度上的模糊性和多义性，将现代主义设计的冷漠、理性的特征反叛为一种在设计细节中采用的调侃手段，以强调非理性因素来达到一种设计中的轻松和宽容。
结语: 建筑体现了一种文化，它的根立足于其生长的沃土。建筑现代化要突出时代特征建筑要突出时代特征，就必须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研究和学习优秀建筑艺术。
参考文献
[1]梁展翔.建筑[M].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58.
后现代风格范文2
【关键词】达利；超现实主义绘画；非现实；怪诞；反传统
一、超现实主义绘画
19世纪20年代，一战后，欧洲掀起了一场对资本主义文化思想的反叛运动。大战期间，整个欧洲弥漫着战争的悲伤和恐惧氛围，画家创作时不愿意面对现实的题材，转而画幻想中的非现实题材，这就形成了超现实主义绘画。代表画家有米罗、彼埃・罗依、唐吉、马格里特、保罗・德尔沃以及萨尔瓦多・达利等。
超现实派是由达达派流传发展而来，但超现实派多少还是吸收了19世纪的浪漫主义及象征主义的精华，另外还吸收了新的要素比如说印象派。超现实主义受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影响，致力于呈现人类潜意识中的形象世界，是尝试将现实观念与本能，潜意识和梦的经验相结合。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美学认为，美的本质就是一种本能的升华和转移。弗洛伊德强调说，人们对于美的追求主要来源于性感的目的，将艺术形式视为美的根源是不正确的，画家真正所要表达的目的并不是艺术形式给人的感官造成的，而是一种以刺激为主的手段。因此一些超现实主义艺术家钟情于表现自身的内心体验、梦的幻象和各种情绪。
二、萨尔瓦多・达利及其艺术作品
萨尔瓦多・达利（1904～1989）是20世纪超现实主义画派的典型代表者，是一位具有非凡才能和想像力的艺术家。他与毕加索，马蒂斯一起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最有代表性的三位画家。达利作为超现实主义运动在美术领域的核心代表，一直是人们关注和争论的对象――“我与疯子唯一的区别就是我还没疯。”他多动好动，充满幽默感和自信，张扬，我行我素，敢于挑战教条与权威，他自己本身那两撇怪异的小胡子无一不在张显他的特立独行的风格。
达利生于1904年5月，从小接受的是学院派的正规美术训练，有过硬的基本功，学习过多种的艺术风格，早期作品多为风景风俗画。由于受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同时又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开始用一种自称为“偏执狂临界状态”的方法，在自己身上又发幻觉境界。1929年～1937年间，他的绘画风格迅速开始成熟起来，初显超现实主义的倪端。而在五十年代后，达利逐渐脱离了超现实主义，开始创作以宗教、历史为题材的大型组图。
他的著名作品《永恒的记忆》，描绘了一个软绵绵的钟表，这些坚硬的钟表好像在太长的时间里已经显得疲惫不堪了，都显得松软。观众欣赏到了在现实生活中根本看不到的离奇而有趣的景象，这幅作品是当今世上最杰出的超现实主义作品之一。他在这幅作品中想要表达一种精神病人似的脱离正常社会秩序的思考方式。
《内战的预兆》也是达利的代表作品之一，完成于1936年西班牙内战之前。这幅作品采用写实的手法，描绘的是一个巨大残缺的人体，象征受难的群众。蔚蓝色的天空布满了乌云，辽阔的大地上洒满了土豆，象征着西班牙荒芜的土地，像是人在做噩梦时的离奇而又恐怖的情景，这一切都表现出对战争的有力控诉。
达利的作品将怪异梦境般的形象与卓越的绘图技术和受文艺复兴大师影响的绘画技巧令人惊奇地混合在一起，有一种天马行空般的怪诞。他认为艺术家要将潜意识的形象精确的纪录下来，所以他采用“具象”，精确地复制非正常逻辑思维产生的幻象，把毫不相干的事物混合在一起，使画面中充满一种戏剧效果，带给人视觉与新心灵的强烈震撼。因此，达利的许多作品，总是把具体的细节描写和任意地夸张、变形、省略与象征等手段结合地使用，创造一种介于现实与臆想、具体与抽象之间的“超现实境界”。他把现实和梦境结合起来，让他们冲突矛盾，然后又统一起来，这是向传统艺术形式的一个挑战，也是达利追求内容和形式统一的大胆探索，梦幻与现实的统一才是达利所追求的真实。
他一生不断探索，不断超越自我，达利几乎使用过所有的艺术载体形式。作为一个艺术家，除了绘画，达利还致力于写作、雕塑、版画和图书插画的创作，同时参与珠宝和时装的设计，也为歌剧院工作。他的著名雕塑作品包括《马鞍与时间》，《燃烧中的女人》，《时间的轮廓》等等。达利还与西班牙著名电影人路易斯・布努尔共同制作两部超现实主义影片，即《安达鲁的狗》（1928）和《黄金时代》（1930），另外还撰写《萨尔瓦多・达利的秘密》、《一个天才的日记》，为芭蕾舞设计布景、服装，设计珠宝“皇家之心”、“时间之眼”，还有著名的“螯虾电话”等，同样充满怪诞的但富于暗示的意象，显示出他是一个真正的文学天才。
三、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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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常识，我们知道这样一种事实与电影的特殊性有关；电影不像文学，特别是先锋文学那样是“个人化写作”，它有着“系统工程”、“大众媒体”或“资本游戏”的属性，在当代中国，即便是地下电影或者独立电影也无法真正做到“作者电影”。所以，就算是先锋电影人们与先锋作家们同时，甚至比后者更早更敏感地觉察到艺术观念、美学风格转变，经过相当长时间的筹备以及对拍片契机的等待，“滞后”也似乎不可避免。Www.133229.Com而且，电影作为视觉艺术的直观性，也造成了这样的尴尬：那些在文学中显得和主流体制并不十分冲突因而不是很“先锋”的故事或观念，一旦表现在电影中，就显得十分尖锐，这从客观上更加加剧了电影的某种“滞后性”，这可能也就是为什么尤凤伟的小说《鬼子来了》、刘庆邦的小说《神木》在文学范畴内可以公开发表甚至获主流的奖，但姜文的电影《鬼子来了》、李杨的电影《盲井》却不可能公映的原因吧。
然而，本文所讨论的中国当代先锋电影的滞后性又不仅仅是一种现实的状况，而更是一种美学的状况。在笔者看来，从中国当代先锋电影与其文化语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入手，围绕着“滞后的先锋性”以及为了抵消这种滞后性而采取的先锋策略这一对矛盾，或许能给我们讨论中国当代先锋电影提供一些新的视角和思路。
一、先锋电影命名与先锋电影的支持网络
“先锋”这个概念，90年代以来在关于当代电影的讨论中倍受冷落，人们似乎更愿意从电影的外部即电影生产流程中去分辨“体制内”与“体制外”、“地上”与“地下”，而把“先锋”只当作是一种主体姿态加以质疑；毕竟电影人的主体姿态和电影文本的美学形态不是一回事，人们见到太多的打着先锋旗号的“伪先锋”，进而对这个概念的有效性失去了信心。笔者以为，实际上我们依然需要找到一种表述手段，从电影本身即电影的美学形态出发，区分那些有着本质差异的电影文本。问题不在“先锋”这个概念本身，而在于我们首先要在某种相对具有确定性的评价体系中，界定这个概念，并由此找到某种方法论，使之对讨论中国当代电影的现实具有有效性。在美学思潮中，对于“先锋”这个概念，一直就存在着多种表述。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先锋”这个概念以及其所指涉的具体内容，都有可能出现一定的差异；缺乏公认的前提，容易引起歧义和混乱，这也是“先锋”不再时髦的原因之一。
我们首先做一个简单的清理。
从词源学的意义上说，“先锋”一词用于艺术领域是在19世纪现代主义思潮兴起的法国。“avant-garde法文，军事用语，适于19 世纪的先进的和实验的艺术运动。通常与现代主义有关系，‘先锋’（avant-garde）这个词意味着艺术形式的变革，同样，这个词也意味着艺术家们为把自己和他们的作品从已经建立起来的艺术陈旧过时的桎梏陈规和艺术品位中解放出来所做的努力。先锋在被认识和接受为正统合法的艺术表达之前，常有一个长时间的忍受和力争得到社会承认其存在价值的奋斗和挣扎的过程。”① 从西方的文学艺术的历史来看，无论是19世纪下半叶的象征主义诗歌、印象派绘画、现代主义的文化潮流，还是20世纪30年代以降的表现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结构主义等现代派思潮还是后来的“后现代主义思潮”都先后被称作先锋派。这么多形式不同、内容上也有差异的艺术作品都可以纳入“先锋”这个概念之中，可见“先锋”首先就不是一个封闭的概念，不是对某一种叫“先锋”的传统的简单表述，而是一种具有开放性的文化精神：它在自身的延续过程中不断地吸取新的因素，在阶段式的积累之后又不断地以一种范式代替另一种范式；它不是一个自我相关的概念，而是在与“非先锋”或者说主流和体制的对照之中确立其内涵和外延的。
当然，“先锋”这个概念具有开放性和“非自我相关性”，并不代表我们没法从正面来表述它。对于先锋的纷繁复杂的定义，在一些层面上还是存在着普遍的共识的。先锋首先是时间性的概念，意味着超前、前卫，它不是一个静态的模式，而是一种在历史的相对稳定状态中变异和前趋的动态过程；同时它又是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概念，具有先锋性的作品意味着在社会意义上也是超前的、先进的。这种社会意义上的超前包括两个层面：一，表现为思想上的异质性，对既成的权力话语有某种叛逆性。二，表现为艺术上的创新精神，对已有的文体规范和表达模式具有破坏性和变异性。尤奈斯库说“所谓先锋，就是自由”，这既是思想上的自由，也是艺术上的自由。
综合以上的论述，我们不妨先总结出先锋性的几个普遍的特点：1.明显的实验色彩。2.在力求创新的推动下，通常具有不符合当时审美取向的艺术形式，形式上的不好懂是其最明显、最直观的标记。3.与流行的、占主导地位的、体制化的，被大众接受的艺术程式针锋相对，具有强烈的反叛性。4.有能力为艺术发展开辟新的可能性，这一点会使得先锋艺术区别于哗众取宠的“伪先锋”。5.自我颠覆性，先锋艺术会不断地推翻自己的艺术形式和文本模式，从某种形态或者说艺术范式越向另外一种。
以上的概念清理对讨论中国当代先锋电影来说，不过是一个前提，它还是抽象的、静态的，我们需要寻找一种具体的、动态的方法去界定“先锋电影”。先锋的时间性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不能孤立地就某个导演、某个影片或者某种潮流本身的情况判断其是否属于“先锋电影”，而是要在时间脉络中把握电影与其外部的社会、文化、美学环境之间的相对位置，从这种具体的相对位置中判断其是否具有先锋性。
广义上说，中国当代电影的外部环境至少包括三个层面：其一，一般性的社会环境和社会生活；其二，由官方权力和意识形态以及商业权力构成的对电影有强制渗透力的“权力场”；其三，由文化、文学、艺术思潮等因素构成的对电影有非强制渗透力的狭义的“文化语境”。当代中国的语境的复杂和特殊之处，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代中国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社会转型，特别是90年代以来。虽然社会转型还没有结束，但它所表现出来的趋势仍然可以让我们寻到一种相对明显的内在线索：技术变革和对利润的赞同在社会生活中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和国家总体上的现代化发展战略以及政策上对技术精英和资本的重视是一致的。90年代的电影创作除了如同80年代所表现出来的状况——受到官方的文化政策体制（其直接表现为电影审查制度）的制约和影响之外，也日趋受到文化工业体制（其直接表现为电影投资机制和利润模式）的影响；两种体制结合在一起重新划分了外部环境对电影渗透的力度和范围。电影和社会生活之间原本应该存在的一种主动联系有被一种被动的联系所取代的趋势，电影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渐渐地退居到一个相对狭小和边缘的空间中，因为这样，它和社会生活空间之间的边界也比以前更加确定：电影的社会影响力以及对广义的语境的渗透力变小了，而电影的自我意识以及广义的语境对电影的渗透力却变大了。
可以这么说，不论是中国当代电影中的主流部分还是非主流的部分，其都处在一种多层次动态的“场结构”中。所谓“场”，是一个功能性的概念：“格式塔”学派曾在知觉领域内（心理学的研究范围），将能在种种原始的知觉里面立即看到一个整体性的情况比作“场效应”。他们认为：整体并不是各种先决成分的简单总和，而且整体应该是先于成分的，或曰是在这些成分发生接触的同时所得到的产物。“场”又是一种结构：皮亚杰在《结构主义》一书中则致力于将这种整体性推广到与主体的意识的主动性关系更为密切的智力领域和行动领域中去，他将整体性作为“造结构”的出发点和归宿，把整体（结构）——转换——自我调节——新整体（结构）看作是一个螺旋上升的历史过程。空间上的相互联系性与时间上的不断发展性结合为一体，这使“场”成为一个具有开放特性和自足特性的结构体；它既不同于聚合体（部分之和），又不同于静止的形式。②
那么先锋性与这种“场结构”是怎样一种关系呢？布尔迪厄曾经以18世纪中叶的法国文化状况为例，详细地阐述了这一点③。在他看来，“文化场”处在“权力场”的内部，两者又被更大的“社会空间”包含，“文化场”在其中实际上已经变体为“文化生产场”，“文化生产场”中包括了“文化大生产”（商业生产）、“有限生产场”（为艺术而艺术）等次场，先锋艺术就存在于“有限生产次场”中，它有“得到承认的先锋派”和“未得到承认的（真正意义上的）先锋派”两种形式。处在文化场中的任何艺术体裁都会分化成一个“探索的领域”和一个“商业的领域”，它们是这个场结构的两极，先锋派艺术产生于“探索的领域”，而当其进入“商业的领域”时就失去了先锋性。我们借用这样一个理论模式，首先需要对它进行符合中国情况的改造，很显然，把权力场中意识形态的作用淡化而过于强调经济和商业机制的作用，这至少是不符合当代中国电影的实际情况：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意识形态作为权力话语发挥着远比商业机制更为重要的作用，即便是90年代以后，商业和经济体制的威力仍然没有西方社会的巨大，它对于电影的渗透作用也仍然没有西方那么强，所以中国电影也不仅仅是文化工业视野中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那些与电影联系更直接的文化语境也不应该从“场结构”中消去。
虽然具体的社会条件，文艺的思潮差别很大，但布尔迪厄“场结构”的一般性理论对于中国先锋电影的命名还是颇有借鉴意义的。这主要表现在：“场”这个概念可以把诸多与电影有关的、传统上只被看作是电影外部因素的构件有机地纳入到一个整体中，在这个场结构整体（结构）——转换——自我调节——新整体（结构）的变化中把握电影外部因素的发展变化和电影自身的发展变化之间的动态关系。正是基于“场”这个概念，本文尝试着提出“先锋电影”和“先锋电影的支持网络”这样一对概念，并力图在先锋电影和先锋电影的支持网络的悖论关系中为先锋电影命名。
所谓“先锋电影的支持网络”有两个层面的意思：其一，从宏观层面上说，它指涉的是先锋电影的产生和转化机制，以及和先锋电影具体意蕴（美学／社会学）对应的包括了一般社会环境、权力场（意识形态权力和商业权力机制）、文化语境层面上的支持点交织成的网络，是上面所说的三个层面的外部环境的有机综合。其二，从微观层面上说，它是这三方面因素的综合体：1.先锋电影创作者们那些现实经历、个人记忆等有一定程度物质性实存性质的因素。2.个人所获得的体系化的知识、电影美学观念及其身处其中的文化语境等有非物质性实存性质的因素。3.个体的诗性体验能力和审美心理机制等具有主体创造效能的因素；它制约着主体对于前两者的接纳、吸收，而它的形成又无法离开前两者的基础性作用。
总体上说，先锋电影是一种没有完备支持网络的电影群落。当某部电影作品或者某种潮流具备宏观支持网络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它是与一般社会环境相适应，获得权力机制认可，并与主流电影美学观念和大众的审美习惯一致的，这种时候，我们说“这不是先锋电影，它不具有先锋性。”相反，当某部电影作品或者某种潮流不具备完备的宏观支持网络的时候，它要么表现出的是不成熟，要么表现出的是一种先锋性，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在微观支持网络方面很薄弱，进而导致电影的影像文本对于电影艺术本身的发展不具备开拓意义，而后者不仅具有坚实的微观支持网络，而且微观支持网络与宏观支持网络之间还存在的巨大反差，也就是说，主体审美创造的取向与现存的占主导地位的电影美学形态并不一致，前者往往带有一定程度的前瞻性。先锋电影从一种既定的“场结构”（即现存电影的支持网络）中脱离出来，而它所需要的“场结构”（即先锋电影的支持网络）还没有形成，而当先锋电影的支持网络渐渐形成，其便被一种新的结构覆盖，也就逐渐地失去先锋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先锋电影从某种范式向另外一种范式的变化过程就是其不断地从旧有的支持网络中脱离出来，接着又被新的支持网络覆盖的过程。没有孤立的、超越时间之外的先锋电影，只有在具体历史阶段上的先锋电影，先锋的时间性也就是这个意思。
不过，需要特别指出一点，先锋电影的发展并不是遵从一种机械的“社会进化论”的轨迹。先锋电影微观支持网络中主体的创造性是一个能动的因素，一方面，它始终有着逃逸出既有结构的冲动，而且这种冲动是“非线形”的，它可以使得先锋电影的发展呈现多种可能性；另一方面，他可以吸收旧的支持网络中可继承的因素，经过转化，又成为逃离这个网络动力。换句话说，先锋电影的支持网络一方面在力图把先锋电影纳入自己的“场结构”中，从而使其失去先锋性，另一方面又为先锋电影又一次的逃离它准备着各种资源。这也许就是先锋电影为什么除了逃逸主流体制，除了从一种美学范式发展到另外一种美学范式的变化规律之外，还具有“先锋自身传统”的原因。
综上所述，通过“场结构”的概念和方法，我们可以找到一种用先锋电影和先锋电影支持网络的相对关系来表述中国当代先锋电影的方法。当然，这一方法只是提供了研究的一个线索，对于具体电影潮流和电影作品的分析仍然是相当重要的，而且也只有在对现实的具体的分析中才能检验这一方法的有效性。
二、滞后的先锋性：现实困境还是美学困境？
基于以上的视角，对80年代以来中国先锋电影的发展进程作一个简单的回顾，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有意思的事实：同样是力图超越和逃逸出当时的主流支持网络，但作为先锋电影对立面的主流体制的构成，在90年代（特别是1992年之后）与80年代的情况出现了明显的差异——作为主流电影支持网络最核心部分的“权力体制”不再是单一的，而是出现了“意识形态权力”和“市场权力”二元分立的情况。对先锋电影来说，仅仅像《红高粱》那样和“意识形态权力”的象征——“中国电影的审查制度”周旋是远远不够的了；还要考虑市场，和市场周旋，要在市场的同质化权力的作用下，保持先锋电影的超越品格和独特性。所以我们看到或者如张扬们很情愿又很不甘心地和罗异的艺玛公司搞好关系，宣称走“先拍商业片，站住脚之后再拍自己的艺术电影”那样“曲线救国”的道路；或者如贾樟柯、李杨们更干脆地绕开审查，可以拿外国电影基金给予中国的配额在国外混；当然，也可以独立制片，自己凑钱在地下待着。
回到理论上来，我们可以用这样的问题来涵概对上述事实的解释：对90年代以来的先锋电影来说，其一直力图逃逸的支持网络大致是个什么样子，其作用于先锋电影的方式又发生了什么样微妙的变化呢？
从学理上说，由于“市场权力”的介入，“意识形态权力”很难再像在80年代那样直白地站在前台，而应该从总体上越来越退居社会生活的隐层，除去在某些敏感的领域和问题上，它是不到必须时刻不轻易亮相的，而且，还有这样一种可能，隐层的“意识形态权力”和表层的“市场权力”媾和在一起，前者或者通过后者发挥着主导的作用，或者和后者一起衍生出更具有文化色彩的“媒体权力”发挥作用。在这样的情况下，以“反抗和逃逸权力体制”为总体特征的先锋电影，其表现出来反叛和逃逸的针对性就有可能是多向度的，甚至还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先锋电影在反抗一种权力体制的时候，表现出的却是故意（或者说“无奈的故意”）向另一种权力体制的靠近。比如，你反叛和挑战在原先的意识形态权力作用下形成的某种父辈的价值观，就可能故意摆出一副沉溺于物质化生活的样子；你感受到社会主旋律电影审美同质化的弊端，就只有从某些边缘化的题材中找寻解决的办法，虽然你可能并不心属后者。说得更明白一点，先锋电影在逃逸它的支持网络的时候，可能出现这样几种情况：明显地对抗和反叛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力（官方体制及其美学形态）、明显地对抗和反叛市场权力（主流的商业体制及其美学形态）、既对抗前者也对抗后者、用向商业体制靠近的方式对抗主流意识形态体制、用向官方体制靠近的方式对抗市场权力体制。换句话说，在我们无力条分缕析地对每一部当代电影进行“先锋性认证”的条件下，通过对它和这两种体制因素之间相互关系的判断，我们或许可以大致为中国当代先锋电影框定一个大致的范围和评价标准。
这样的讨论似乎有些学究气，那让我们看看现实的情况是否符合学理的逻辑。在笔者看来，关于中国当代先锋电影，有一些事件特别具有象征意味。
一个就是《巫山云雨》（1995年）的出现。按章明的说法，这部电影原本是体制内的作品，从投拍到发行似乎都是冲着可以公映去的，但是最终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没有公映，直到近七八年之后，才以“影碟＋在电影频道深夜探索影厅栏目播出”的方式面市④。从电影艺术本身来说，《巫山云雨》最常被人提起的是它的“三段论”式的结构，其实笔者以为它对于中国当代电影最为重大的意义在于：打破了第五代导演们那种把“民族记忆”的宏大叙事加载到“个人”身上的叙事模式，成功地找到了一种表达方式，让“个人”卸下了沉重的负担，成为“当下的现实生活”中而非“先验历史”中的个人。在当时，第五代导演们的电影观念，虽然和主流意识形态并非完全吻合，但至少是十分接近的，更何况他们的观念在电影范围内已经成为了某种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巫山云雨》的先锋性不言而喻，但是有意思的是，它恰恰是在“体制内”完成的。我注意到一个细节，电影中有意识地织入了“三峡工程”的背景，但章明却反复提到这只是一个背景，和电影的主体部分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我猜想（“有意识的误读”），也许这样一个带有主流意识形态符号色彩的背景，正是当年这部电影能够通过电影厂立项审查的重要因素之一。即便如此，这也只是在以“靠近官方体制的方式”而非“官方体制的方式”行事，所以，章明说当时立项一通过，他立即就着手拍摄了，生怕夜长梦多。我们看到，电影中人们对待“三峡工程”的态度（似乎和他们没有关系）和主流的态度并不完全一致，这也许也是后来电影没有公映的原因之一吧。
另一个有意思的事件就是所谓的“七君子上书”⑤。电影审查制度的改革，设立电影的分级制度，其潜台词就是谋求先锋电影的市场生存空间。审查不通过就不能公映，不公映不论在投资回报的角度，还是扩大电影的受众面的角度都是极为严峻的，只靠着参加国外电影节或者寻找海外发行商，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电影的投资就无从谈起。这是先锋电影和主流体制之间另一种形式的“靠近”——力图通过政策的诉求，使得主流体制发生某些有利于先锋电影生存环境（特别是商业环境）好转的改变。当然，这件事情还没有结果，但“七君子上书”最起码显露了先锋电影人们用向官方体制靠近的方式对抗市场权力体制的倾向。
前面提到张扬们和艺玛公司之间的关系，从积极的一方面说，如当事人自己表达的那样，也许“曲线救国”的道路不失为一种“先锋的现实策略”，如果果真如此的话，那么这是一种典型的“向商业体制靠近的方式对抗主流意识形态体制”的倾向。但是这其中存在着某种风险，这种风险甚至比前两种倾向可能存在的风险更大——市场权力体制的力量很强大，你真的能够做到进退自如，真的不会乐不思蜀？我们不是没有看到过原来的艺术片导演陷入商业电影而无法自拔的情况。当然，按照市场体制的要求把商业片拍好并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就像我们也需要“主旋律”电影一样，关键是我们是否从“先锋电影”这个角度来看问题；这些已经不是先锋电影所要讨论的范围了。
对中国当代先锋电影来说，现实的困境导致了它和它所要超越的支持网络之间的相互关系发生着上述这样微妙的变化，它往往是在靠近中逃逸。在其按照“先锋性”的内在要求，反叛主流的观念和美学形态的时候，它是没法真正做到完全逃逸出其支持网络这一点的，所以它要发掘支持网络中可以利用的资源，在“后退一步”的同时再“迈出两步”去。我想，这也许就是中国当代先锋电影“滞后的先锋性”的形象地表述。
进而，很明显，这种“滞后的先锋性”不仅仅是一种现实的困境了，而是文化和美学的困境了。
如前所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当代社会“文化”的整体性和一元性在减弱，意识形态不再像80年代初之前那样，是将整个社会文化的压平的过滤器，在当时，通过它诸如传统文化这样以前在社会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部分，最多只能居于潜层，更不用说从当下的现实中生发出一种和意识形态不完全一致的新的文化形态了；意识形态对于文化的直接作用范围缩小到“主流文化”之中，商业文化和大众文化的迅速发展，使得社会文化越来越呈现出“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三者矛盾共生的格局。当下“精英文化”和“主流文化”之间的关系处在一种将矛盾搁置，相互容忍秘而不宣的状态；“主流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政治意识形态权力和商业体制权力之间的关系，两者因利益结合在一起，共生的一面远远大于矛盾的一面；较为对立的是“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前者对于后者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后者对前者是一种姿态上嘲弄、实践中侵蚀的情况。先锋电影在其身份认定上恰好具有双重性：整体上作为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电影具有明显的大众文化的特征，而“先锋”又是一种精英的文化姿态。所以，“先锋电影”应该说是用一种反文化的姿态处在“精英文化”之中，但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精英文化，它对于体制，不论是主流意识形态体制还是市场商业体制都采取反叛和逃逸的姿态，有的情况下它可以用自己独立的形式，不需要借助任何一种文化形态的模式就可以达到这一点，而有的情况下，特别是在社会的文化语境发生大的变化的情况下，为了从“质”上逃离一种体制，它有可能在“量”上借助另一种体制的形式。
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了这样一个过程⑥，这对我们理解中国当代先锋电影在“精英”和“大众”之间的文化困境有所帮助。他首先不否认精英文化也是一种文化产品，认为在现代文化生产中，存在着两个彼此相关却又不同的场结构：“有限生产场”和“大规模生产场”，前者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是知识分子或者是文化人，物质生产的规则在其中是有限有效的，艺术的自律性还没有丧失，而在后者中，文化的生产和消费者不是同一批人，消费者数量要比生产者大得多。在现代主义阶段，前者可以通过一种特有的“命名权”对后者发生影响，通过教育这一中介培养出适合前者生产出的文化产品的消费者，突破界限对大规模生产场起到调解作用。但在后现代主义阶段，两者之间的界限不仅趋小，而且大规模生产场的规则反过来凌驾于有限生产场之上，精英文化产品最终放弃自己特有的逻辑，向大众文化屈服。
大众文化成为一种体制，相对于政治意识形态体制是“时间在后”的，和“先锋性”这一时间概念“总体上时间在后超越时间在前”的性质有关，新的先锋因素理论上就有可能借助大众文化的形式，反叛和逃离政治意识形态体制。这样，“先锋电影”在文化上的困境就集中表现为与“大众文化”之间悖论性的关系了。
本雅明曾经用一种不经意的方式区分了表面上很相似的“先锋”和“大众文化”，他在分析当年的“先锋派”——达达主义的时候说，达达主义是在竭力实现艺术作品的“不可利用性”，而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则在实现艺术作品的“可利用性”。⑦ 早在康德那里，“审美的无功利性”就已经得到详细的阐释，本雅明所说的“不可利用性”和“审美的无功利性”一样，都在表达着“艺术自律”、“文化自为”这样的观念——所谓自律，是指文化以自身的内在审美本性作为合法的依据，对现存社会持一种反抗和批判的姿态，而不是“他律”地围绕文化艺术之外的商业价值。阿多尔诺的一段话，更为深刻地指出了这个问题：“确切地说，艺术之所以是社会的，主要是因为它站在社会的对立面。现在，只有在它已经变得自律时，这种对立的艺术方可发展起来。正式通过自身凝聚了某种存在，而不是屈服于现存的社会规范进而证明自己是有‘社会效用’的，艺术才批判地存在在那儿的社会中。纯粹的和内在复杂的艺术是对人的贬低的无言批判，这种贬低也就是导向其中一切都是‘他为’的总体交换社会的。”⑧ 和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有关，本雅明是从艺术产生机制的角度出发的，在他看来大众与艺术的关系，因为参与者数量的巨大而引起了参与方式的突变，“在艺术作品前，宁神静心的人沉到作品之中，而心神涣散的大众让艺术作品沉入了它自身之中。前者指向艺术作品的膜拜价值，后者指向艺术作品的展览价值。前者利用视觉，艺术鉴赏，而后者利用包括了触觉在内的统觉，是一种习惯。”⑨ 我们可以把“宁神静心”理解为一种“阅读／思考”的形式，而“心神涣散”则是“视听／直觉感知”的形式：前者是通过反复的审视来体会艺术表现符号的内在隐喻，通过解析作品来深入探究艺术创造者的动机和思想，这种方式虽然可能带有审美习惯和艺术程式的因素，但在参与艺术的瞬间更多的是一种个人性在起作用；后者则是通过一定的媒介（大众传媒），在这些媒介按照它们的意愿增删、调整了艺术形象之后，直接感知艺术的形象运动。这其中更多的是大众的“趋同性”在起作用。
先锋电影之于“个人”，是一种“他性”的存在，具有膜拜价值，这和传统艺术品没有什么区别；而其之于大众，则成了经常性的自身经历的对象和活动，大众接受先锋电影的过程，不是对自己生活实际的直接观照，而是通过大众传播和媒介，把某种“趋同性”作为艺术活动的本质要素之一带入艺术欣赏过程，把审美变成了一种观念的消遣和消费。我们只要稍微关注一下大众媒体上近期对贾樟柯的《世界》和王小帅的《青红》的宣传就可以发现，中国当代先锋电影有时不具有明确的文化身份意识，之所以这么说，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电影可以公映了，浮出地表了，模糊了先锋电影和主流电影之间的界限，更是因为它们除了表现出了当代先锋电影由于自身的困境向两种主流体制靠近的倾向之外，还把大众文化和先锋电影之间的关系表露无疑。在媒体的娱乐版，他们的电影被贴上了时尚文化的标签，真正喜欢他们的电影甚至去看他们电影的人很少，而他们的名字和新闻却流传很广。
文化上的困境直接导致电影美学上的困境，一个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如何用一种不断创新、不落俗套的电影观念和电影语言探索电影的“可能性”，同时又具有在当代中国能够被理解的“可读性”？在西方艺术电影中，当费里尼、塔尔可夫斯基还没有成为经典，还处在“先锋电影”的时期，电影的“可读性”并不是他们关注的主要问题，以观众的阅读期待为指归，并非他们的习惯。而在当代中国，这个问题就很突出。在美学上，要打破固有的僵化的模式，对先锋电影来说，就是要尽可能地打破人们固有的审美习惯，创造出新鲜的审美感受和经验，但在当代中国，这个过程却是在和“符合大众的审美习惯”这个方向相反的过程的博弈和角力中完成的——“用人们习惯的方式创新”这是一个悖论。所以在美学和电影语言的创新上，中国当代先锋电影并没有很好地完成它本应完成的任务，以创新为己任的先锋电影尚且如此，那整体上当代中国电影在美学和形式创新上一直偏弱，就很好理解了。作为一个反例，当《巫山云雨》采用《暴雨将至》式的三段论结构，《苏州河》模仿《薇罗尼卡的双重生活》的情节构架的时候，人们就表现出了很大程度的不适应；而当张艺谋只是通过大量使用群众演员，用人们习惯的故事和结构拍《一个都不能少》、《秋菊打官司》的时候，效果却很良好。
三、“滞后的先锋性”的抵消策略：中国当代先锋电影的底层视角和当下记忆
从一个方面说，中国90年代以后的先锋电影，除了要保持在主流电影之外的相对独立性之外，还要力图超越中国先锋电影的自身传统——主要是所谓的第五代导演建立的电影范式；从另一个方面说，先锋电影又是不得不站到主流体制以及先锋自身传统的对立面，如某些先锋电影人自己所表达的，并不是他们主动地摆出对抗的姿态，而是被逼到不摆出对抗的姿态，他们就没法拍自己作品的境地了。试想在第五代导演成为学术权威，更早的一批电影人成为各大电影厂、电影主管部门的行政领导的情况下，一个听话的学生能有多大的创造力？而像田壮壮监制这样对后来者的电影创新和探索抱有宽容和提携态度的角色，在中国当代电影中又有多少？
所以，先锋电影就需要寻找某些抵消其“滞后的先锋性”的方法，换句话说，就是要在即便无法真正突破文化和美学困境的前提下，也要努力找到摆脱生存两难境地的现实策略——一种抵消“滞后的先锋性”的策略。笔者以为在90年代以来的先锋电影最主要的两种变化可以被看作是这种策略的体现。
第一种变化表现为：从关于民族记忆的“宏大叙事”（《黄土地》）转变为把民族记忆交由个人生活承载的“新历史主义叙事”（《活着》）、《红高粱》、《霸王别姬》等），再转变为对于当下生活的个人性的、选择性的记忆进行“自传写实叙事”（《长大成人》、《头发乱了》、《北京杂种》、《站台》、《孔雀》等）。
第五代、第六代导演在90年代的并存，使得这种转变显得有些波折，其原因在于，当新的电影人在观念和美学上试图反叛和超越第五代的时候，第五代们自己也在进行着调整。最为明显的一点，当新的电影人抱怨第五代似乎只对“历史”和“民族”感兴趣，总是习惯于在电影中有意识地建构民族文化符号，而对于我们身边发生着剧烈变化的现实却没有介入的欲望和能力的时候，诸如《有话好好说》、《和你在一起》之类的作品出现了。当然这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新的电影人由于在自身成长经历当中的精神气质和价值观认同上与前辈的先天差异，导致了他们要比前辈们有着从“个体生命体验”中介入“当下生活”方面的敏感性优势。从自己出发，这使得他们很自然地摆脱了先验的“民族记忆”；从对于自身经历选择性的记忆出发，使他们似乎天生就具有了精神上的独立性和先锋性；从与当下生活相关的个人记忆出发，那种原本在中国电影的支持网络中还没具备的介入生活的角度和方法出现了——其对生活的真实状态、真实的变化的展示都是“与我相关”的，它既是现实的，又是“我”的想象或者记忆。比如说，作为“先锋精神”载体的摇滚亚文化在路学长、管虎、张元电影中的出现，80年代生活的记忆在贾樟柯电影中的出现，就是如此。
我们不妨把这样一种变化叫作“当下的记忆”策略——它从时间性的概念上，通过个人的选择性记忆，把“过去”一同纳入到对“当下”的关注当中，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先锋电影相较于整个先锋艺术思潮发展的“滞后性”。
第二种变化表现为：从一种精英式的自恋视角或俯视视角的窠臼中跳脱出来，对边缘和社会底层弱势群体生活的倍加关注，力图采用平视的底层视角，对生活的原生态不加粉饰地、具体而非概念性地展示出来。
这种变化背后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从审美上说，底层生活和边缘生活同样具有某种新奇性和陌生化的效果。同性恋亚文化、青年亚文化这样一些在主流文化之外的边缘题材，具有审美上的新奇性这很好理解，一些先锋电影导演们也正是倚重这一点来凸现起电影的先锋性，比如张元、崔子恩。而很“大众”的底层生活为什么也会具有新奇性呢？这又要回到先锋电影和主流电影相互的位置关系上来，在90年代中国的主流电影中，底层生活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社会的主流文化原本就缺乏对底层弱势群体的关注，加之意识形态权力的作用，主流电影不可能深入涉及底层的矛盾，最好也不过是一种情感上的同情和道义上的吁求而已，这造成了底层真实的生活在人们的审美经验中的匮乏，也就是说，在主流电影的支持网络中，底层生活的审美经验是匮乏的——根据前面的理论方法，我们知道，这自然就会成为先锋电影的用武之地。贾樟柯的《小山回家》（dv作品）、《小武》、《站台》、《任逍遥》等，王小帅的《冬春的日子》、《扁担·姑娘》、《二弟》、《青红》，王超的《安阳婴儿》、李扬的《盲井》、王光利的《横竖横》等都可以说是这样的作品。当然有的时候，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同一个电影中，“底层”和“边缘”会结合在一起，比如在王小帅《十七岁的单车》中两个男孩、盛志民《心·心》中的两个女孩，分别一个是城市中的另类青年，一个是农村到城市中的打工者，两个电影都采用“双线结构”，把两个相似又不相同的人的生活结合在一起展现出来。从其给观众带来审美陌生化效果的角度上说，“边缘”从一个更宽泛的角度也可以纳入“底层视角”这个概念中去。采用底层视角的电影，大多都用一种原生态的表现和记录的电影手法，力图平等地、客观地展现底层生活的日常状态，并通过从日常平淡的生活中提炼出某种电影所需要的戏剧性，依此来构建电影所必需的情节主干。但请注意，这种戏剧性是“时间在后”的，是底层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产生的。应该说，“底层”不仅仅是题材问题，张艺谋的《一个都不能少》、《秋菊打官司》之类的作品，从外在的形态上说，和上述作品有着某些相似之处，但两者的关键的差别在于，张艺谋的兴趣点不是如何表现和记录底层生活的现状，而是从中提炼出情节上的戏剧性，况且，作为电影创作主体，其面对剧中人物的视角不是平视而是俯视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底层”也不仅仅是一个社会阶层上的概念，而是一种美学上的概念。
我们不妨就把这第二种变化叫作“底层视角”策略——“底层”作为一个大众阶层，在作为审美对象时，确是一个很少被关注的部分，先锋电影的“底层视角”策略，找到了一种在道义上靠近大众、同时又在审美上破除主流的遮蔽、为大众带来新奇和陌生化效果的方式，这种方式对于消解先锋电影在文化和审美上的困境有所裨益。
在本文就要结束的时候，笔者想起了一个有关电影《盲井》的逸事，并想通过“有意识的误读”，读解出一丝关于中国当代先锋电影的象征意味：据说，在拍摄《盲井》的时候，由于资金所限，没法搭景，摄制组只能深入小煤矿，进行井下实景拍摄，而这也就意味着摄制组在拍摄期间要和一般的农民矿工一样承担着安全风险。在拍摄最主要的几组井下镜头的时候，不知是什么原因，导演却并没有下井，而是摄影师带着演员下去完成拍摄的。《盲井》这部电影本身可以说把“底层视角”发挥到一个极致，你想，还有比“地面以下”更“底层”的吗？但是，“导演并没有下去”——这就很有意思了——难道在当代中国，即便是像李杨这样的“先锋导演”，都没法真正做到具有平视的“底层视角”，而只是在把讲述底层的故事作为自我标榜的“先锋标签”吗？但愿并非如此，如果这样的话，那中国当代先锋电影突破困境之路就显得更加艰难了，因为，毕竟人的因素才是先锋电影不断地从先锋电影支持网络中反叛和逃逸出来的原动力。
注释：
① 《世界艺术百科全书选译》（1），p7，罗杰·夏杜克（roger shattuck）撰写此条目。
② 参见皮亚杰《结构主义》，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③ 参见布尔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刘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3月版。
④ 参见程青松、黄鸥著《我的摄影机不撒谎：先锋电影人档案——生于1961—1970》，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2年5月第1版。
⑤ 由何建军、雎安奇、贾樟柯、娄烨、王小帅、张献民、张亚璇七人联名上书电影局，主要呼吁用电影分级制度来取代现行的电影审查制度。
⑥ 参见布尔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刘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3月版。
⑦ 参见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经验与贫乏》，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后现代风格范文4
王华祥的艺术以变化著称。即使是同一风格的作品，每幅作品都有小的变化。每十年都要发生一次大的变化，从风格到媒材的彻底变化。80年代中期开始创作木刻版画，到90年代中期开始专注于油画创作。变化之大，让人不敢相信是一人所为。王华祥的木刻版画，具有明显的现代主义风格，而他的油画作品则属于典型的后现代绘画。大约从05年开始，王华祥终止了他的后现代风格的油画创作，2006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个展“整容――王华祥的美术史肖像”，是他的后现代油画创作的总结。尽管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市场上，这批作品的反响都相当不错，但是王华祥决意开始新的探索。自此之后，他开始了观念雕塑、装置、行为和绘画创作，与木刻版画的现代主义风格和整容系列油画的后现代主义风格全然不同，当我们回过头去看他最近的创作，居然很难把它们归入某种风格之中。在近些年的探索中，王华祥有意避免风格化，或者有意打破风格的局限，进入一种完全自由的表达状态。这种无风格的状态，正是当代艺术的典型症状。王华祥用三个十年，走完了从现代、后现代到当代的历程，我们可以笼统地将这个历程称之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历程。只不过这个历程通常是由不同艺术家走完的。比如，有些艺术家只专注现代主义风格，有些艺术家只专注后现代风格，还有些艺术家在当代领域中探索。由不同艺术家，甚至不同时代的艺术家完成的探索，王华祥以一己之力完成了。这除了艺术家好变的性格之外，也得益于整个时代的急剧变化。好变的王华祥生活在急剧变化的中国，于是有了一些看上去全然无关的作品。
但是，如果我们接近王华祥，就会发现，这些变化并不是偶然的。用现代主义来对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80年代中国艺术家采取的普遍策略。当这个任务在90年代完成之后，现代主义就有可能因为失去了对手而成为肤浅而僵化的形式主义。后现代引起的思考，可以将艺术从肤浅而僵化的形式主义中解放出来。王华祥在“整容”系列油画中所做的一系列拼贴，如中西拼贴，雅俗拼贴，虚实拼贴等等，成为中国少有的符合后现代定义的绘画，尽管后现代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概念。但是，后现代也在风格化中作茧自缚。
王华祥之所以不再继续“整容”系列油画的创作，原因就在于当拼贴成为风格之后，它就成了一种形式主义的游戏，尽管继续创作有可能增加中西美术史的知识。
当王华祥放弃了现代和后现代风格之后，他的艺术就进入了当代状态。当代与现代和后现代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前者不是某种风格，或者拒绝风格化。王华祥创作的雕塑、装置、行为和绘画，让人感到震惊或别扭，原因在于我们无法把它们归在某种风格之中来理解。王华祥在挑战艺术界中的习得词汇，他将自己放逐在一种未定状态，连自己也不知道方向和后果。用歌德的话来说，他不再前瞻，也不再后顾，而是集中在现在，集中在当下的感受。当艺术超越名利考虑之后，剩下的就是说真话。王华祥敢于说真话，甚至敢于曝露自己隐秘的心理活动。尽管弗洛伊德主义现在已经不再时兴，但是将艺术视为无意识的升华或者白日梦的看法，仍然具有一定的解释力。王华祥近来的作品，都是他真实的心理写照。但是，王华祥没有采用现实主义的方式，因为隐秘的心理活动没有任何现实事物可以与之匹配。他也没有采取表现主义的方式，过于严肃和直接的表现主义方式容易给人造成压力。王华祥进入了超现实的领域。但是，为了避免超现实主义风格，他在局部采取了古典油画的技法。这里古典技法与现代风格的结合，没有导致后现代主义的拼贴风格，而是在表达艺术家的真实感受。作为一个受过严格训练的学院艺术家并且一直从事学院教育的艺术教育家，不讲究技法倒显得不够真实。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王华祥在有意识地避免风格化。当代艺术重观念轻技法的趋势，并没有让王华祥违心地放弃技法，哪怕对技法的追求有可能让作品看上去不那么“当代”。然而，正因为如此，王华祥才创作出了真正的无法归类的当代艺术。
王华祥不断变化的目的，是要抓住真实。这并不是说他的现代主义木刻和后现代主义油画就不真实，它们在创作它们的年代是真实的。但社会在变化，艺术家在变化，如果还要追求真实，势必会导致艺术风格的变化。因此，尽管王华祥的艺术风格在不断变化，但是追求真实的冲动始终未变。这里的真实无关美丑，无涉善恶。它有点像现象学所说的“回到事物本身”。我们习惯用美丑善恶等概念来看待事物，而艺术总在概念之外。一旦让我们放弃这些概念，直面事物本身，就会有一种眩晕，一种类似于柏拉图的“洞喻”中所说的眩晕：一个被缚在洞穴中奴隶，习惯将墙上影子当作真实事物，当他获得解放走出洞穴看见阳光下的真实事物时，就会眩晕。王华祥的作品会让我们眩晕，也会帮助我们克服眩晕。（撰文：彭锋）
后现代风格范文5
【关键词】室内设计 风格特征 发展趋势
室内设计是设计时在遵循设计原则的基础上，根据空间的分配、大小、位置等具体情况，运用科学、合理的方法制定出详细的设计方案，赋予这些空间独特的生命力，将其设计成一个舒适、健康、美观的居住环境。不同的人对室内设计有不一样的要求，现代室内设计风格也呈现出多元化与环保化。
一、目前室内设计的主要风格
1、传统风格。传统风格的室内设计，是指设计的灵感多半来源于传统的积淀，并保持原有的设计内涵与气质。传统风格的室内设计主要是突出传统文化、地域形态的特征，给人们历史延续和地域文脉的感受。
2、现代风格。现代风格主要是在设计中采用更多的新型装饰材料、新构件、更注重空间处理和强调使用功能，注重材料的混搭应用等。摒除传统的繁冗形式。现代风格把技术放在第一位艺术形式并存的风格。坚持以人为本的设计概念。在设计中强调创新，强调设计与实践关联。重视科学新技术的使用。强调节约节流。最终实现实用的风格。
3、后现代风格。后现代主义更多的是一种历史的传承，破立的创新思维形式，重视各种艺术形式及文化素养的融合。通过结构重组，形成造型感、形式感极强的手法和技艺及艺术风格。
4、自然风格。自然风格倡导回归自然、推崇自然、结合自然。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生态学为基础、人与自然和谐为核心、现代科学技术为手段，创造有益健康、高效、文明、舒适、可持续的人居环境。自然风格室内设计是对资源浪费和资源紧缺与污染反思后的必然选择
5、综合型风格。综合型设计是进行了时间和空间概念的融合，运用古今中外的一切艺术手段，运用多种案例、多种要素，别具一格，不拘泥于理论设计，追求的是一种匠心独具的总体构图和视觉效果。综合型风格在设计中不拘一格，它深入推敲形体、色彩、材质等方面的总体构图和视觉效果。
二、室内设计的风格特征
德国著名哲学家叔本华曾对风格下定义：“风格是心灵的外观。”室内设计有其独特的风格特征。
1、综合性。室内设计风格折射整个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蕴含了伦理道德、社会生活、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社会文化。室内设计的综合性风格特征主要是室内设计中充分展现各种美学特征，融合了色彩艺术、造型艺术、装饰艺术等，同时还综合体现哲学、政治、法律、道德等观点。在多种观点的集中展现下充分表现出了空间艺术，同时也是能够将各种艺术的没发挥出最佳效果，从而使室内设计风格呈现出统一而又多样的风貌。
2、时代性。室内设计风格在于展现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向前发展与进步，同时也表达出现代人在生活方式、审美个性和精神特征等方面的追求，它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室内设计风格能够从某一方面反应这个时期社会物质与精神生活的特征。
3、个性化。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室内功能更加多样化，在追求室内设计风格综合性、时代性的时候，人们开始要求室内设计能够全面、细致的体现使用者的生活态度、个人爱好、审美情趣，这就要求室内设计手段丰富多样，能够满足使用者个性化的需求。
4、人性化。室内设计重视室内设计材料、颜色、形态对人身心发展的影响。室内设计中的光、声、色温度等对人的身形健康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逐渐成为影响人们室内心理环境的关键因素。
三、室内设计的发展趋势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室内居住的需求已经从生理层面提升到了精神层面。在室内设计过程中，人们也开始强调绿色设计，追求可持续发展，注重安全舒适。室内设计也呈现新的发展趋势。
1、多层次、多风格的发展趋势。当前，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不断丰富，室内设计的发展也越来越适应于当今社会发展的特点，趋向于多样化。加上室内功能的多样化，室内设计明显呈现多层次、多风格设计。开始要求室内设计风格从变化和多样性中求统一，在统一中又包含多样性，力求统一与变化的完美结合，力求表现形式丰富多彩而又和谐统一。
2、随着低碳环保方针的提出，越来越多的室内设计已经注重绿色生态的应用。而人们注重环保节能的重要性，又促使人们在家居设计材料中应用更广泛的绿色生态材料。为了实现自然与时尚的和谐统一。设计师开始使室内设计回归自然常态。在家居设计中加入绿色设计，营造田园氛围，采用更多的生态处理手法。
四、结语
室内设计主要有传统风格、现代风格、后现代风格、自然风格和综合型风格等主要的风格特征。“风格是心灵的外观。”因此，室内设计风格反映了人们的生活形态、生活方式以及精神面貌。室内设计风格具有综合性、时代性、个性化和人性化特征。当下多层次、多风格和绿色生态是室内设计的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杨芳，《浅谈软装饰与室内设计风格的营造》，山西建筑，2009，（09）.
后现代风格范文6
关键词：室内设计；发展革新；绿色健康
一、室内设计风格的体现
大家都知道，室内设计的风格随着时间的变化一直在发生改变，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到来，体现了当下人们的心理诉求。另外，室内设计简单的理解就是通过设计创造出让人满意的室内环境，也就是说，通过对室内空间的利用、色彩的描绘、物品的摆放等来创造出舒适的住宿环境、功能齐全的生活环境。众所周知，它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室内装修，还意味着空间的分割设计、文化观念的展现，是科技与艺术的融合，是功能与审美的结合。简而言之，室内设计风格的变化也是与文化观念的改变密切相关的。在最开始的时候，人们追求的是最简单的室内设计，只要整体效果大体满意就可以了，并不那么注重细枝末节。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开始注重细节展示，室内设计的风格变得日益细腻，除了整体风格的打造，室内的家居装饰还需要与整体风格相呼应，这样才更加协调。久而久之，随着经济社会竞争压力的上涨，人们进入了快节奏生活时代，于是越来越多的人要求室内设计风格要注重功能化，也就是说不仅仅停留在审美层面，还要求在技术上有一定深度，要求家居具有更多的功能性，这样就可以满足现代人们快节奏的生活需求。近几年，据调查了解，环保已经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话题。随着环境的日益变差，人们关注自身生活方式的健康与生活环境的健康，这也显得理所当然。于是，在室内设计风格的体现上，绿色健康成了普遍的要求。
二、室内设计风格的演变与发展
室内设计的风格是来源于不同的地域文化、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行为习惯所慢慢形成的，是一个地方当地生活习惯生活方式的展现，也是生活态度与生活诉求的集中体现。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室内设计的风格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1.传统风格
顾名思义，传统风格就是把传统文化运用在室内设计中来，比如运用传统的色彩、元素符号、图案拼贴、思维方式等来表达传统文化的特征。传统风格在整体上偏厚重，注重元素的组合，色彩的运用。
2.现代风格
顾名思义，现代风格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孕育而生的，它在传统风格上进行了重大的突破，注重空间资源的整合利用，强调室内的功能化。整体风格偏简约式，把工艺材料原本的展现出来，简单的表达技术的改革与进步，亮点在于不对称结构美。
3、后现代风格
顾名思义，后现代风格是在现代主义思潮上产生的变化与逆反，称之为后现代。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后现代风格注重天马行空的创新式思维，通过各种元素的组合、各种风格的混搭，改变原有的传统意义的风格方式，通过抽象的表达方式表达思维想法， 不拘泥于条条框框，追求人们心灵的自由。
三、室内设计风格的绿色健康创新
室内设计风格对于不同的人来说，追求的风格也是决然不同的，这不仅和年龄层有关，还和住户的个性审美有关。比如，年龄层偏高的住户一般会选择比较传统的装修风格，追求整体感觉的大气、优雅，在色彩选择上一般以白色为主，在空间布局上喜欢偏敞亮的布置，在家居饰品选择上往往是以植物摆放为主，用花花草草加以点缀，一般对功能性要求较低；而年龄层偏低的住户一般会选择现代风格强烈的室内设计，在装修时喜欢简约式，追求快捷的生活方式，力求功能性强大，家居偏欧式风格，或者加以传统文化元素以组合方式呈现，整体风格偏个性化时尚化。个性比较保守的住户在室内设计上也可以显现出其性格特征，在色彩搭配以及元素运用中比较简单化，家居也是比较常见的形式；而个性张扬，喜欢追求时尚的住户就不会如此了，他们往往在室内设计上大胆创新，追求色彩的浓烈以及文化的碰撞，对于家居的运用也一样，追求创新型产品的摆设，喜欢技术性强的家居用品。然而，不论住户的年龄层如何、个性特征怎样，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要求，那就是室内设计的绿色健康，因此，绿色健康可是说是老少皆宜。
1.装修材料的绿色健康。可以在各个空间的设计上面选择具有绿色无污染的装修材料，有利于保证住户的身体健康，居住环境的健康系数高。比如在书房的设计上，可以加入绿色元素、运用绿色的家居或者壁纸、或者放置一些植物盆栽，让人们在忙碌的工作与学习后，可以放松眼睛，让眼睛得到休息，缓解身体的疲劳，保持愉悦的身心。
2.运动元素的加入。快节奏的生活方式让人们喘不过气来，忙碌的工作之后回到家就似乎懒得出门运动了，导致越来多的人年纪轻轻就身体素质低下。与其这样，为什么不把运动直接带到家中呢？一方面，可以通过空间的分割利用，隔出一块作为运动区，摆放一些简单的运动器材和设备，供人们回到家后，运动健身，缓解工作于学习的巨大压力，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可以运用较多的运动元素，给人们以心理暗示，打造活泼的室内设计风格，比如把图案设计成奔跑的人，运用到家居表面或者墙体表面，让人们看到这些小元素便浑身充满着动力与激情，忍不住要运动。
四、结论
综上所述，伴随着环境的逐渐恶劣、资源的逐渐匮乏，越来越多的人们渴望绿色健康的室内设计理念，注重环保材料的利用，运用绿色产品进行家装，打造健康的居住环境。室内设计是为了打造令人满意的居住环境与生活环境，不仅要满足多功能的技术要求，还需要有审美艺术。简单的来说，室内设计是现代与古典的结合，科技与艺术的融合。
参考文献：
[1]王东，浅谈室内设计流派与风格创新[J].大众文艺.
[2]来增祥，室内设计原理[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