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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派代表人物范文1
关键词：桐城派；桐城文化；文化旅游；灵韵
中图分类号：G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3-0217-02
作为安徽省历史文化名城，“中国文都”、“桐城派故里”，桐城市拥有“桐城派”的金子文化招牌，桐城市丰富的桐城派文化遗存是文化旅游开发的坚实基础。近年来，以桐城派为品牌的文化旅游已进入实施阶段，“中国桐城文化博物园”项目的建设标志桐城派文化旅游上升到历史新起点。但在众多的有关桐城派文化旅游开发思路中，单一的桐城派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占据主导位置，如桐城派名人资源、桐城派文化遗存游等。而能够吸收桐城派研究的最新成果，从整体文化风貌和文化旅游美学的层面考察桐城派文化旅游尚未出现，本文试着从文化品牌和旅游美学角度来认识桐城派文化旅游的价值。
一、桐城派文化旅游的新视野
桐城派又称桐城古文派，以文派而知名，同时集有学派、诗派的内容，自清朝中叶自晚清民初，桐城派流传两百余年，期间诞生作家多达一千二百余人余人，作品难以计数，分布全国十九个省市[1]，桐城派在其发展的每个阶段代有人才，堪称明清时期的一道文化奇观。随着桐城派学术研究的深入，从文化世家、书院教育、学术文化等角度来认识桐城派成为一种新趋势[2]，桐城派学术研究的进展也为桐城派文化旅游开发打开了视野，桐城派不再仅仅局限于文学旅游领域，桐城派的众多构成要素成为桐城派文化旅游开发的新构想。
桐城派博大精深，在科举、仕宦、家学方面独具特色。“在小小的一县范围之内，文儒硕辅多达千百位，人文盛况绵及数百年，这在世界上恐怕也不多见。”[3]明清时期，桐城是仅次于歙县的“状元县”；桐城派作家累积文化世家，方刘姚马张等文化世家，传承百余年，根基深厚，人才辈出，“方刘姚”天下闻名；桐城号称“文献之邦”，据民国时期学者刘声木《桐城派文学渊源考》、《桐城派撰述考》搜集，桐城派作家著作多达两千余部。
文化旅游是知名度经济，桐城文化知名在于桐城派。桐城派已成为历史陈迹，但它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激活品牌性的历史文化资源是实现地方文化持续发展的关键。自五四，桐城派被作为“旧文化”的代表而遭到“新文化”派的严厉抨击而逐渐退出文化主流。随着历史潮流的发展，历史赋予桐城派以更加客观公正地看待，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文化寻根”热，这为桐城派文化旅游的兴起提供了良好的文化环境。桐城派文化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其独特的文化创造机理对文化旅游者有极大吸引力。桐城派文化现象和文化创造机理是了解我国传统文化发展的重要窗口。
二、桐城派文化“灵韵”与旅游美学
文化旅游依赖于文化景观的可观可游，历史文化景观与现代文化景观呈现方式是不尽相同的，历史文化旅游的魅力在于“灵韵”之美，现代大众文化景观通常是“震惊”体验。本雅明提出了“灵韵”的古典文化与“技术复制”的大众文化之间的审美差别。现代艺术生产是大规模的“技术复制”与传播，通常是利用求新求异的创新来吸引注意力。古典艺术的生产与传播受制于技术的落后，生产具有“此地此刻性”，“‘本真的’艺术作品的独一无二的价值以礼仪为根基，它的独特的、最初的使用价值正在于此。”[4]灵韵即是文化的“独一无二”，不可复制性。借用“灵韵”的概念，我们认为衡量历史文化旅游价值最重要价值在于文化“灵韵”守护与呈现。
桐城派的文化灵韵不仅仅在于它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文学流派，桐城派还是一个文化整体，涉及山水自然、园林庭院、书院教育、文化世家等丰富的文化内容，桐城派的赋予桐城这座城市一种想象性的现实和品格，一种“文学桐城”的灵韵。透过桐城派的文化遗产，我们能够理解桐城这座城市的物质构成、生活状态、文化品质、人文景观以及城市居民，从而深入体验桐城派的灵韵之美。
桐城派作家在长期的流传中，形成了一种地域文化上的自觉和自信，构建了一种完美的文化地理想象。在桐城派作家的笔下，桐城的山水、城市、土地与桐城派作家的心灵之间互为映照，山水的奇绝正是桐城派作家创作的文化自信。“余性好山水，而吾桐山水奇秀，甲于他县。”“江北之山，蜿蜒磅礴，连亘数州，其奇伟秀丽绝特之区，皆在吾县。”[5]像这些话并非对自己家乡山水的偏爱，实际是桐城特殊的人文环境里形成的一种文化信仰。理解桐城派，寻找桐城派需要回到桐城这片土地之上，桐城派文化旅游要守护桐城派作家用生命歌咏的山水田园灵韵。
1.桐城派的生活审美灵韵
桐城派作家在读书与出仕之间寻求平衡，形成一种和谐的生活美学。城市是读书用世的地方，是实现功名理想的地方。城市后面还有可以隐逸的山林，是舒展性灵的处所。独特的地理空间形成了桐城派文人的生活美学。
读书的庭院。桐城保存了较多的桐城派作家的私人庭院，它们一般规模较大，散落在桐城老城区的各个角落，平和宁静，是读书、待客、游乐的处所。方以智故居“潇洒园”、左光斗故居“啖椒堂”、姚鼐时代“初复堂”、姚元之“竹叶亭”、 姚莹“中复堂”、方守敦“勺园”等皆保存完好。以姚家为例，姚鼐在“惜抱轩”留下的对联“万类同春人已合，大室为虚岁年长”，极具文化价值，姚鼐手植的银杏树，距今两百余年，枝繁叶茂，是桐城派的见证，每年都吸引不少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在此地寻觅桐城派大家的文化气息。近代姚永概慎宜轩对联“门临青竹邀君子，窗有红梅见故人”，见证着姚家世代传递的文化脉络和精神。桐城另一代表性家族方家“勺园”则庭院深深，具有浓厚的文化庭院气息，现代作家舒芜（方管）在《勺园花木》里回忆了少时在勺园里的读书生活，勺园原为桐城派作家方宗诚的藏书楼“九间楼”，后方守敦在此地建凌寒亭和园林，“三十年前于勺园之西隙地种竹，得凌云之姿万竿矣。舍南曾以旧材架屋三盈，为啸读徒倚之地，四时皆宜焉。吾弟取柳子厚句意，命名曰凌寒。”[6]方氏子弟在园中过着悠游自在、和平宁静的“啸读”生活，我们可以想象到以诗书传家的文化家族生活原型。文化世家的生活是艺术化的，是诗意的栖居，现代桐城美学家朱光潜提出“人生艺术化”，正式继承了桐城派作家的生活美学精神。
在庭院之外，桐城派作家们活动的另一个场所是文庙与书院。桐城文庙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七百年历史，历代重修，保存完好，是江淮地区规模最大的文庙，也是桐城派的象征。桐城的书院教育兴盛是桐城派兴盛的基础，桐城派作家多有在书院任教的经历，桐城派作家积极参与本地书院的兴办。其中桐乡书院最具代表性，书院建于清道光二十年（1840），是桐城派代表人物戴钧衡创办，直到民国元年改为小学堂。桐乡书院显名全国，经典有载，戴钧衡的《桐乡书院四议》，清廷曾谕令全国效法，并载入《皇朝正典类纂》。
2.桐城派的自然审美灵韵
在城市之外，山林成为桐城派作家隐逸的处所。桐城境内的龙眠山、浮山、龙山等形胜之地成为桐城派作家的首选。龙眠山在桐城以北仅四公里，山峦叠嶂，钟灵毓秀，自宋代画家李公麟建“龙眠山庄”以来，历代多有文人墨客来此赋诗吟咏，建隐居别业，逍遥山水之间。桐城派作家更是将龙眠山视若文化圣山，龙眠山中至今还留有许多桐城派作家题咏过的景点，如姚鼐《游披雪瀑记》、《游媚笔泉记》。更广意义上，桐城派不仅仅是读书处士的士大夫文化，还有隐逸山林的优雅情怀。
3.桐城派的历史审美灵韵
桐城派在五四新文化时期遭遇到新文化派严厉的抨击，被称作是“妖魔”、“谬种”，在新旧文化转型和新的知识典范的建构过程中，桐城派遭遇到最大的危机，被迫退出文化主流，但桐城派的文化精神并未消失，桐城派的历史贡献正得到人们的承认和重视。一个传奇的文学流派如何绵延两百余年，传播至全国十九个省，与清朝相始终，通过桐城派的发展变迁能亲切体验到明清文化风情。自清初到民国时期，自清初方以智逃禅，到戴名世《南山集》文字狱，姚鼐的古文讲学，姚莹成功抗击英国侵略台湾，的桐城派中兴和，吴汝纶创立莲池学派，创办安徽第一所现代学堂桐城学堂，还有刺客吴越、侠女施剑翘构成波澜壮阔的历史美感。
桐城山水和城市空间构成桐城派作家精神家园，在众多遗迹遗韵中，桐城派创造显现出一种独特美学区趣味。桐城派文化旅游审美精华在于桐城派诗意的生活审美，桐城派雅洁的山水审美和桐城派浩远的历史审美。
三、桐城派文化旅游开发策略
桐城派文化旅游还属于刚刚起步阶段，真正要把桐城派的文化品牌转变成文化旅游品牌，还要在文化特色上发掘潜力，只有地区旅游特色就越突出，吸引力也就越强。地域性、体验性、创意性是文化旅游的特征。桐城派已成为历史遗产，桐城派文化旅游要回归桐城地域性文化土壤，结合桐城地域文化，利用好桐城派的品牌效应，在文化体验和文化创意上下功夫。
1.桐城派品牌凸显与战略规划
以提炼桐城派为文化符号，塑造“天下文章出桐城”文化旅游品牌，构建文化旅游名城。积极参与区域旅游资源规划，如安庆市规划“桐城――怀宁――枞阳文化旅游带”有利于整合分布于怀宁和枞阳的有关桐城派文化旅游资源。“皖南国际旅游文化示范区”的建设为桐城派文化旅游和传播带来了机遇，安庆市将“桐城派文化”纳入皖南文化旅游示范区里，将极大扩大桐城派文化的国际知名度。
2.以桐城派作家精神家园重建为主线
通过对桐城老城区实行减法，集中建设成为桐城派文化旅游区。实现桐城派文化的景观物化和载体化，提炼、纯化城区的文化内涵，开发桐城派作家故居和活动街区，修建桐城派名人广场等。
目前，桐城文化博物园建设即是以桐城文庙为核心，拓展发展空间，凸显文庙的祭祀与教育功能，设置文豪蜡像馆，采用新技术，全面展示桐城派文化。整修东大街、紫来桥、北大街，恢复传统民居、店铺、作坊、名人故居等。依托桐城中学已有景观，丰富人物雕塑；维修朱光潜故居，建成小型展馆。扩建投子寺，恢复望湖亭、柚木井、卓锡泉、碑刻等古迹，建设投子山佛教文化园。文博园设立桐城文化史、桐城派文化、古代科举文化三大展区。建成之后，既是桐城文化的展示中心、桐城派文化的研究中心，又是广大市民的休闲中心、青少年学生接受儒家文化的教育中心。最终形成积历史参观、文化体验、文化养生等多元的旅游文化产业聚集区。
在“名城”之外，要做活“山水”文章，全面塑造特色的“文学桐城”城市意象。确立城市文化核心，以桐城派文学为核心符号，进而做好城市文化意象推广。桐城已成功举办两届“诗意与地理体验游――桐城诗歌节”；还有正在建设的以龙眠山水为载体，以文学为内容的“印象龙眠――中国桐城文学论坛”文化旅游项目，这些都将塑造“文学桐城”的城市意象。桐城得名缘于本地盛产桐树，桐树在中国古典诗词文学中的重要意象，“桐子花开”本身就是文学的境界，在古典文学中，以“桐”或“桐花”为意象的文学诗词不绝，在城市周围种植梧桐园，举办“桐花节”，会营造城市的诗意品质。
桐城古城与龙眠山水是桐城派作家的精神家园，桐城派作家留下了不计其数的关于城市和山水的诗文作品，以“诗意的栖居”营造这片精神家园将是桐城派文化旅游的核心内容。
3.以景观化、故事化整合优化历史文化资源
通过修建宰相府邸、名人故居、世家宗祠、名宦祠、先贤祠、文庙、博物馆、文化书院、讲述历史故事的雕塑、景观，以桐城派历史为线索开展以名人故居、文博展览、修学为主题的文化旅游。以黄梅戏表演改编桐城派故事，增加趣味性。
联合桐城特色的地域文化，如传统老字号商铺、水芹地农耕文化、特色美食、民俗、传统手工艺营造桐城派文化旅游的氛围。
4.以文化创意推介桐城派文化旅游
桐城派文化旅游的成功在于在做足文化旅游内涵，凸出文化特色，以“桐城派文化旅游带”为主线，“开发桐城士大夫文化游”，桐城派“文化寻根游”等专项旅游；开展“文学艺术旅游”，举办“古文夏令营”；开展“龙眠隐逸文化游”。“桐城派文化养生游”，“桐城派故事表演”等。
总之，桐城的文化空间孕育了桐城派，桐城派的文化旅游开发须厘清和城市深厚联系和内在文脉。桐城派文化旅游开发需要紧密联系桐城历史文化的内在机理，发掘桐城派美学特质，才会在文化旅游发展中形成独特的文化“灵韵”。
参考文献：
[1]杨怀志，潘忠荣.清代文坛盟主桐城派[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2：1.
[2]程大立.第五届全国桐城派学术研讨会综述[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13，（1）.
[3]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后记[M].合肥：黄山书社，1990：472.
[4]沃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M].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1993：99.
桐城派代表人物范文2
客夸余曰:君亦知普洱之茶乎?大川之原,孕此珍草。岂惟渴羌,老饕是宝。触(chù)(zhé)饮之而思食,侏儒得之而消饱。若有头羹骨饭,油蒸粽熬,托胎抹肉,奶房扑刀,饱吃大啜,赤舌如烧,脏神,五穷骇逃,绶带捧腹,彭亨逍遥,饮此一勺,宽中沥青。
余笑而言:客辞诚老,罄吾腹之所有,恐不可与此遭。吾将定百瓮之食,籍与三九为素交,公膳却骛,朋酒捐羔,食蟹嫌躁,烹鱼恶劳。岂五千卷之撑腹,乃山肤与溪毛。则有瓜号东陵,果名南烛,平仲苔菜,散人杞菊,淘文先生之槐,烧馋太守之竹,响风露于齿牙,穷青黄于水陆。主人淡泊,馆虫迁逐,安用是茶,浇我心曲?
客曰:噫噫!子言则狂。是至人之练藏,岂下士之可望?子不能谷口剥枣,江头种桑。辨抱朴之药性,写通明之术方。且骑曹问马,郎官牧羊;监河贷粟,有山乞粮;三升恋酒,五馈经浆。虽倔强于人间,只尘容之皇皇。且夫仲子食鹅,鲁公乞鹿,仪休嗜鱼,曼倩割肉,此皆标独行与精忠,建循声与高躅,犹未能超膻腥而绝尘埃也,子安能逃乎人禄?
主人闻言,恍若有亡。于是摒灵龟之卦,歌嘉鱼之章,树吾牙赅(gāi),宽吾肺肠。发绕炙而勿唾,手触羹而不僵,无盘之怅望,无杯炙之惭惶。甘瞒暝于醉饱,混埃(ài)而相忘。
客乃称喜,能自求福,以二三百团去汝腊毒。主人乃上手称谢,藏之箧椟。
有人向我炫耀说,您知道普洱茶吗?就是那个产自云南高原澜沧江流域的美茶呀。在贪吃嗜茶人的眼里,那可是必不可少的宝贝。喝了这个普洱茶,触龙不用走几里路才想吃饭,侏儒也不用担心自己吃太多而消化不良。要是您吃大餐,稍微油腻带腥的像头羹骨饭呀,鳝鱼呀,或者其他动物,好比托胎抹肉呀之类的,大快朵颐之后,会发现自己很容易上火。舌头泛红,内脏异样,肚子也不舒服,像得了病似的,神经也开始紧张。这个时候,要是你能饮一杯普洱茶,保证你涨症消失,浑身通泰,精神也好很多。
我笑着对他说,老兄您嘴巴真是厉害,说得我都动心了。可您知道吗,您所说的这些症状,根本就不会发生在我身上,我几乎不会去大鱼大肉。真要像您说的,我还得把三公九卿那些哥们都请来,叫他们不要吃公饭了,咱们摆个大宴席,宰羊喝酒,顾不上蟹的躁味,做鱼的繁琐了。可是我的肚子里装的却是咱五千年的墨水呀,为诗文下酒的山珍海味,是悬崖上生长的石耳和水边的野菜。您难道不知道,秦东陵侯绍平都在东陵种瓜,吃点染米饭,晏子呢,他主食苔菜,陆龟蒙也是把喝杞菊茶当作生活方式,文征明先生喝完茶,就去临帖玩槐叶吟诗了,坡爱竹,你总不能用烧竹引诱他吧?所以说啊,喝茶这种事情,与吃其他一样,饮风餐露,青黄有接,只是生活的一种方式。我比较淡泊,过着很素的生活,连家里的虫子都逃跑了,你何必拿普洱茶来引诱我呢?
他说,啧啧,您未免太轻狂了些。所谓道德修养到达最高境界的人能做的事,又岂能是普通人可以尝试的?您不能像郑子真那样在谷口隐居不出仕,也做不到像王贡那样对妻子都严加管教,陶渊明写江头种桑,是政治上的失意啊。得像葛洪分辨药性、陶弘景通晓术方那样,对自己重新定位。王徽之不知马匹,卜式只懂放羊就是这个道理;当年庄子借粮不得,公孙有山却借得到;王绩求着要三升美酒,列子却有争着给他。所以说啊,人生在世,很多时候愿望的达成是由不得自己的,总要过得诚惶诚恐。仲子当年嫌弃兄长铜臭味,不吃他的不义之禄;颜真卿却穷得给老婆治病的钱都没有,只有写信向朋友乞讨药材;公仪休爱吃鱼,却能挡住别人送鱼的贿赂;还没等到别人一起来分赏,东方朔就先把肉割回了家。我说的这些人,都是特立独行有操守之士,际遇也不一样,他们都建立了崇高的品行,发出了循良之声,历代被人敬仰,可是这些人都没有独特的品行放弃了这个充满膻味腥味食物的尘世,您觉得您真能不食人禄?
听了这番话,我若有所失。去他的灵龟卜卦,让我来讴歌章鱼吧。检查下牙齿舌头嘴巴,整理下肚子肠子肺脏,准备大快朵颐去也。有了普洱茶啊,看到有头发在肉上我不会再生气,伸手舀汤的时候也不会那么犹豫,我端盘子的时候再也不为食物而惆怅,普洱茶在杯中也令我不再害怕炙热。好吧,从此之后我就大吃大喝个醉饱,闭上眼睛,你们谁是谁我都不知道。
来人看到我转变,拍手成喜,又一个中普洱茶毒的人。有了普洱茶,您自求多幅吧,我给您准备了二三百片,醉饱后记得喝。我拉着他的手致谢,让那些普洱茶藏在了箱子里。
【作者梅曾亮简介】
梅曾亮(1786年-1856年),清桐城派代表人物,当时京师古文执牛耳者。原名曾荫,字伯言,又字葛君,江苏上元(今南京)人,祖籍安徽宣城,曾祖时移籍江苏。道光二年 (1822)进士。梅曾亮祖辈为著名数学家梅文鼎,其父梅冲,饱学诗书,嘉庆五年(1800)中举,母亲侯芝亲自改订过弹词《再生缘》。
梅曾亮交游非常广阔,不仅与桐城派中人刘开、吴敏树、戴均衡、陈用光,姚椿等声气相通,与学识渊博的顾广沂、钮非石等讨论学术,也与黄爵滋、林则徐、邓廷祯、陶澎等一批颇有声望的官员交往密切,都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他个人的清望,使得桐城派蔚然一时,并且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思想比较开明、具有用世之心的知识分子,彼此之间相互奖掖,关心时政,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士林风气的主导倾向。
梅曾亮18岁时拜姚鼐为师。道光十四年授户部郎中官,道光二十九年去官回乡,在京师度过了近二十年的官宦生涯。他自称:“曾亮居京师二十年,静观人事,于消息之理,稍有所悟,久无复进取之志,虽强名官,直一逆旅客耳。”
辞官归里后,梅曾亮在道光末年、咸丰初年主讲扬州梅花书院。咸丰三年(1853),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攻占南京,梅曾亮辗转避乱于王墅村,咸丰六年卒于清江,年71岁。
是梅曾亮的学生,他们交往颇多。他称梅曾亮“长安挂眼无冠盖,独有文章未肯疏”,“我朝之文,得方而正,得姚而精,得先生而大”对梅曾亮澹泊处世、用心作文的心态非常尊重,对其文学总体风貌也有独到的认识:“嘉道之间又一奇。碧海鳌去鲸掣候,春山花放水流时。两般妙境知音寡,他日曹溪付与谁?”
梅曾亮著有《柏枧山房文集》、《诗集》、《文续集》、《诗续集》、《骈体文》等,另编有《古文词略》二十四卷。
【述 评】
1、普洱茶在大清,是茶叶中很受追捧的品种。
姜育发先生的《清代北京上流社会普洱茶海外史稿 》,根据朝鲜王朝历代使节出使中国期间所记述的见闻与观感,以及记载他们与中国文人交往的纪行录等,介绍有关普洱茶在清代北京上流社会的流行,为普洱茶在清代上流社会的流行做了很好的说明。
“冬喝普洱,夏喝龙井”是清宫的习惯。在与老舍的交谈喝茶习惯时,大清最后一个皇帝溥仪不无遗憾地缅怀皇家的岁月,“夏天喝一些龙井,冬天就喝茶膏”。大清时代的普洱茶膏,一直是罕见的礼品往来于皇亲国戚、机要大臣以及外国使节之间。
2007年,思茅市改名为普洱市,“百年普洱,回归故里”的活动,让许多人目睹了那些深藏在故宫中150多年的普洱茶真容。许多后人也是第一次领略了普洱茶的时间魅力,自此,普洱茶“越陈越香”有了直接和有力的证据。
云南普洱茶的介绍,因为大部分与地方史志相关,一直缺乏足够的文化支撑。在写诗近四万首的乾隆皇帝那里,几句“独有普洱号刚坚,清标来足夸雀舌。点成一碗金筌露,品泉陆羽应惭拙”,只能说其有材料的价值。
那么,作为大清桐城派代表人物的梅曾亮,他的《普洱茶赋》又如何?
这篇赋以对答的形式,谈到了普洱茶特有的消食去腻健胃等独特功效,并追溯了历史上有贤德、独立特行的品行之人都有着自己的特有嗜好,落点到像梅曾亮这样的名流,应该过一种普洱茶的生活方式。营销专家也许会发现,倘若一个人推销自己的普洱茶,又能把文化以及华夏文化包裹如此完美,何愁普洱茶卖不出去?
《普洱茶赋》以普洱茶为切入点,回顾了一个漫长的华夏风流人物简史,寥寥几笔的背后,是人的精神折射。作为文学作品来说,这也是缺点,用典过多,就过于阳春白雪,不利于传播。
把《普洱茶赋》与同一时期的阮福《普洱茶记》(成文于1825年)对照阅读,会有新的收获。开篇点到大川高原出真草,又以“渴羌”辅以说明,强调其边疆饮食意味,姚馥之清政,对于生活在变局中的梅曾亮来说,一样意义非凡。
这位京师古文执牛耳者对普洱茶的推崇大约也可以找到北京城热喝普洱茶的某些蛛丝马迹。
2、渴羌。晋王嘉《拾遗记》记载晋武帝时,有一名姚馥的羌族养马人,98岁了,仍非常嗜酒,常憾“九河之水不足以渍曲蘖”,被人称为“渴羌”。曲蘖,就是造酒用的东西,用来指代酒,徐渭有“放浪曲蘖,恣情山水”, “渴羌”,后来也用来称嗜茶的人。
3、姚馥虽是养马人,却对天下时局非常了解,常和人说一些帝王兴衰之事。他认为每个人都是禀承天地精灵,要是不会喝酒,只算得上行尸走肉,沦为没有思想意识的木偶。姚馥喜欢喝着泛着沉渣的浓烈劣酒,却总对别人说自己渴望喝美酒。
晋武帝看到姚馥的时候,觉得这个人不仅有学问,还长得风流倜傥,便提拔他做朝歌郡的郡守。姚馥开始不愿意,说他生在氏羌异域,远离华夏文化,能到中原来客居,已经是格外的荣幸。郡守干不来,在行的是喂马,也不要什么赏赐,只要点好酒。
晋武帝告诉他,朝歌是商纣的故都,酒林肉池之地,到了那里,不用天天喊渴。姚馥去了朝歌,做了酒泉太守,后来成为一个实行善政的好官,老百姓为他立了“活人祠”。
4、.老饕,就是极能饮食的人,是饕餮的简称。
5、触(zhé),就是触龙,名篇《触龙说太后》的主角,雄辩家。触龙是战国时赵国大臣。官左师。赵孝成王新立,太后掌权,秦急攻赵。赵求救于齐。齐欲以太后所爱少子长安君为质,太后不肯,他进谏说服太后。
6、触龙与侏儒的故事,点出普洱茶有助消化之功效。
7、头羹。一种杂烩食品。《东京梦华录》介绍说,“茶饭者,乃百味羹、头羹……”“大凡食店,大者谓之分茶,则有头羹、石髓羹……”。“油蒸粽熬”指的是鳝鱼。(《酉阳杂俎》说韦琳(王临)善于喜欢以鳝鱼作为戏谑之语,自称粽熬将军、油蒸校尉……。托胎、奶房,吃食的一种。
8、“赤舌如烧,脏神,五穷骇逃,绶带捧腹,彭亨逍遥”指的是大鱼大肉吃多了,容易上火,情绪不安,气不顺畅,涨得难受,来杯普洱茶,一切不安的症状就都消失了。
9、遇到一个好的推销员,引经据典,妙语连珠,一番话听下来,能不动心?尤其是南方到北方的人,饮食有着很大的差异,那种粗食的生活怎么能与明清以来的江南雅士生活相比?满腹经纶的梅曾亮如何接招?
10、你说得那么好,得,改天摆一宴席,把那些权贵们都请来,公饭也没啥好吃的,不如杀羊喝酒,蟹太躁,鱼呢又太费时间。再搞点山珍,来点野菜,还有诗文下酒呢。
11、东陵瓜指汉代邵平所种之瓜,味甜美。后人用东陵瓜泛指甜美之瓜,或比喻弃官归隐的田园生活。
12、宋代爱茶人宋梅尧臣也常用用这两种植物。其《送王屋知县孙秘丞》诗:“山肤有时得虞猎,不比彘肉烹连毛。”其 《和韩五持国乞分道损山药之什》诗:“不种东陵瓜,不利千畦韭。”
13、晏子,名婴,字平仲,山东高密人,春秋齐国名相,著有《晏子春秋》,传说中的高寿之人。晏子生活十分俭朴,吃的是“脱粟之食”、“苔菜”,把粗茶淡饭素食当家。陆羽的《茶经》引《晏子春秋》:“婴相齐景公时,食脱粟之饭,炙三戈、五卵茗菜而已。”按照庄晚芳所说,苔菜与茗菜都是茶。不过,有版本引字出错的嫌疑,此点需要求证。
14、陆龟蒙,唐代文学家,苏州人,别号天随子、江湖散人。写有许多著名的茶诗,其《杞菊赋》说自己常吃枸杞和。换作今天,枸杞茶是夏天消暑去火的佳品,当时的陆先生笔下可是独特的隐居生活写照。明代方孝孺 《味菜轩记》说:“若杜子美於薤, 陆龟蒙之於杞菊,苏子瞻之於芦菔、蔓菁,莫不遂称之见於咏歌。”
15、文先生,指文征明。其《幽居二绝句》云:“试茶初动蟹眼,临帖更画乌丝;啜罢冷淘槐叶,渐吟双调拓诗。”坡有名句:“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又是两位爱茶之人。
桐城派代表人物范文3
王春英
古人云“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又云“熟读则不待解说，自晓其义”。文言文语言典雅，音韵和谐，句式变化灵活，文意深远，适宜诵读，高中生又有一定的朗读基础，高中文言文教学若借助“诵读法”，则可做到以读促悟，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培养语感，提升文言文阅读能力，实现文言文教学的“少教多学”
一、以“读”促悟，培养文言语感
1．读准字音，了解古代文字“莫”与“暮”、“其”与“箕”等通假现象记录着古代新字的出现，“衣(yi)”与“衣(yi)”，“王(wang)”与“王(wang)”等破音异读现象记录着汉字词性的变化；“可汗”与“吐蕃”等古音异读现象则刻录着民族的文化一“读”，叮以了解古代文字的更多含义。
2．读准断句，了解词义。古今异义词的存在，是文言文难懂的重要原因，而不同的断句方法则是古今异义的普遍现象。《廉颇蔺相如列传》中“于是相如前进缶”一句的“前进”与现代汉语的“前进”完全不同，文巾的“前”意为“上前”，“进”意为“进献”，“前”与“进”之间断开诵读才能读准同意，否则就与现代词混淆。
3．读准重音，感知文意。汉字表音亦表意，诵读时文意传达得到位不到位，主要看重音读得准小准。一般而言，表动作的谓语和表性状的状语需重读，需强调的定语及表结果的补语要重读，疑问代词和指永代词也常常需要重读。如“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的“破”“下”“东”；“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渊”的“亿丈”“不测”；“却匈奴七百余里”的“七百余里”等再如《赤壁赋》中“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一句，只要指导学生重泼“安仵”这个词，便可以引领学生悟得作者人生短暂、生命难以把握的惆怅消极的情绪，感知到文意。
4．读对语调，品味情感《赤壁赋》中“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一句，若把“天一方”读成高亢的升调，表达的是对理想的坚定信念，若每个音节都读成低缓的降调，则表达朝堂之外自己被贬后内心深处的丝丝愤懑、怅然、不甘与期待。
5．读出文气，获得文言语感。桐城派代表人物刘大櫆曾说，教人读书要“因声求气”，文言文讲究语气、语调、语势、语感、抑扬顿挫和轻重缓急，句式也多骈散结合，所以，文言文学习必须注重诵读，特别是《滕王阁序》《归去来兮辞》和《赤壁赋》这样的名篇，不读就体会不到整句与对句飞扬出来的洒脱与奔放，就体会不到诗人时喜时悲的情感变化；像《陈情表》与《祭十二郎文》这样的感人肺腑的名篇，也只有读，置身于特定的氛围才能感受出诚挚与真切。
6．读懂形象，感受古代文化。像《鸿门宴》这一类情节突出的作品，为学生创设诵读情境，让学生在特殊的语境里诵读才能体会得到鲜叫的形象。如“樊哙闯帐”一节，分角色诵读，分组对比，樊哙闯帐时的急切与愤怒、忠诚与耿直、坚毅与勇敢才体会得真切，项羽英雄惜英雄的英雄气概，也才能悟得？
二、以“读”导学，培养学生自主阅读文言文的能力
“少教多学”的要义在于尽可能地让学生自己发现问题，自己解决问题语文教师从学习的最基本环节“读”进行引导，符合由易到难的学习规律。
1．引领学生读课下注释，了解文史知识，“知人论世”。古代文学作品的诞生都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引领学生关注课下注释，诵读背景文字及作者介绍，不失为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第一把钥匙、
2．试读与范读相结合，扫清文字障碍，初步”感知课文”整体感知课文的基础是读准字音、读清句读。学生诵读全篇后没汁“有没有读错字？”“应该怎样读？”“为什么这样读？”等问题，可以激发学生互助正音，讲解渎音知识，或渗透文章内容。而通读文章之后，设计“你们最喜欢课文的哪一段？”或“你们认为哪一段写得最精彩？”“你可以试着读得更精彩吗？”等问题，则可以激发学生间的交流，促进文意的感知。
3．诵读与评价相结合，激发感悟，深入“理解课文”。“少教多学”，是让学生学会思考，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文言文的课文理解，也可借助“读”引领学习者的合作与探究，个体诵读之后，“读得好不好？”“怎样读更好？”“读得最精彩之处在哪里？”等问题的设计，也可以引出评价，激励其他同学的评价思考，深入理解课文。
4．分角色诵读与配乐相结合，身临其境，感受文言文之美。情节性强的文章，借助角色诵读法，更易于引领学生身临其境，感受作品意蕴；散文类文章，配乐诵读法，更能读出音韵之美与文化之美。
桐城派代表人物范文4
论文关键词：孔颜之乐；文化传承；理想境界
孔子弟子三千，而其中通晓六艺者七十二人。其中有一名弟子，颇受孔子赏识，这名弟子就是颜回。
在《论语》中，孔子曾对颜回大加赞赏。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第六》)。而孔子在《述而》篇也曾自我表白：“饭疏食，饮水，曲胧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不论是对弟子行为的称赏还是对自我内心的剖白，这些都直接表达了孔子安贫乐道，超脱于世俗功利的人生理想道德境界。这就是后来备受宋明理学家称道的“孔颜之乐”。周敦颐曾说：“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贵至富、可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故颜子亚圣。”
自古以来，中国传统道德受儒家影响甚深，其中以道德来约束欲望，“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道德理念始终在历朝历代的儒家学者中占主导地位。通过周敦颐和二程所倡导的“孔颜之乐”我们也能体会出，儒家精神的内核并不如道家所讽刺的“汲汲于功名”，而是“天下清平”之后心有所归，不为外物所累的超脱（如“曾点之乐”）。那么“孔颜之乐”是否与宋学的内核相一致呢，为什么到了明代，这一理论甚至其所宣扬的儒家内涵都受到了王阳明的质疑呢？“孔颜之乐”在后世的文学发展中有着怎样的地位，对当代文学又有什么值得借鉴和传承的地方呢？这些都值得我们仔细思索。
一、从“孔颜之乐”看先秦儒家的理想境界
不论是授业还是为学为官，孔子的言行里始终保持着温柔敦厚、和悦相乐的态度。为学，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为友，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闻《韶》，沉醉其中乐而不知肉味，读《诗》，亦因其“乐而不”而赞叹称赏。在我看来，孔子这种和乐的态度是源自于内心的安详与神圣，是内心道德修养深厚而伟大的流露。孔子曾经与其弟子子贡有过一段对话，这段对话充分阐述了与行为上的规矩法度相比，孔子更注重内心的表达与修为。
（一）“以道为乐”的价值感悟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论语·学而第一》）。
可见，孔子虽然提倡“君子固穷”，但是并不仅限于注重外在的表现形式，他更希望人是从内在，发自本性的举动，真正达到那种安贫乐道的道德境界，而不是仅仅受礼仪法度的约束来匡正自己的行为，内心却与之背道而驰。不仅在贫富问题上孔子的态度是如此，就是在他最重视的孝悌纲伦中，孔子亦是看中内心而不拘泥于外在形式。
（二）从“孝悌”视角看儒家心灵境界
孔子曾在分别回答弟子子游、子夏、宰我三个人问孝的时候表露出他对内心重视的程度，这种程度直接区分了孝与不孝这种原则上和本质上的区别。我们不妨将这几段体现孔子对孝道看法的对话摘录如下：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扶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论语·为政第二》）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即没，新谷即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阳货第十七》）
以上三段对话，均表达了孔子对孝道问题的看法和立场。尤其是第三段，这段文字的核心，表达的正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最终的焦点是直指人心，最终的落脚点是人心是否安顿的问题。通过孔子对弟子的教诲和评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孔子所倡导的孝悌礼仪的前提和基础是人内心道德的修为，是发自本性、源于内心而做的，而非反之，用外在的法度去约束人的内心，虽然表面看上去达到了同样的行为效果，但是却与夫子的本意相去甚远。
（三）儒家理想境界与释老至乐的同异
在中国古代，儒道释三者的思想互相融合，其中有一些相通的地方。佛家讲的“要眠则眠，要坐则坐，热则取凉，寒则向火。”讲求的就是顺应本心的修为，与儒家理学的“心学”有相通之处。明朝王襞曾经说：“舜之事亲，孔之曲当，一皆出于自心之妙用耳。与饥来吃饭，困来即眠，同一妙用也。”
他认为“孔颜之乐”是心不执着于任何一物的自由自在的精神，“既无所倚，则乐者如何物乎？道乎？心乎？”曰：“无物故乐，有物则否矣。且乐即道，乐即心也，而曰所乐者道，所乐者心，是床上加床也。”而对于道家“超然物外”的至乐境界，在《庄子·内篇·大宗师》中曾记载过颜回坐忘而令孔子感喟的事，也能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儒家“孔颜之乐”的理想境界，其实与佛家的修心静性、与道家的“超然物外”均有殊途同归之理，儒家理想境界是内心的修为而非对外在礼法的严苛强求。
二、“孔颜之乐”的理想境界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中国士大夫与儒家思想渊源甚深，几乎历朝历代都有著名的大儒和贤者出现，所以，儒家思想在文化传承中体现颇多。汉代的儒生自董仲舒将儒学定为国学以来，儒家思想就深深根植入中国古代文化政治当中，也对后世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一）“孔颜之乐”其“乐之体验的”诗性呈现
“孔颜之乐”所表达的首先是一种通达坦荡、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在孔门儒者看来，一个人排除了物质生活贫困窘迫的干扰，也就排除了最易动摇人、使人忧惧、使人信念变易的干扰源。能够笑对贫困，自然可以笑对人生；能够笑对贫困，自然可以笑对权贵；能够笑对贫困，自然可以坦然笑对世间一切向伦理挑战的愚行。孔颜之乐是一种旷达恣意，是一种融合了真善美、统一了知行意的心灵境界。后世文人每每遇到生活上的窘境的时候，时而会拿出这种精神鼓舞自己，刘禹锡在《陋室铭》中就有“子曰：‘何陋之有？’”的慨叹，深切地表达了“君子固穷”、“独善其身”的思想内核。这种通和圆融的诗意境界，在一代又一代文人墨客身上得到不断再现和升华。
（二）“孔颜之乐”对宋词及宋明理学的影响
北宋周敦颐，著有《通书》，是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其一生提倡“孔颜之乐”，为人为德，著文章《爱莲说》以表其志，深受儒学影响。据说二程曾受教于他，这为宋明理学后来思想核心的阐释奠定了基础。
周敦颐本人气象甚高，人生境界极为洒脱，黄庭坚曾说“春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二程十四五岁时其父令二人学于周敦颐，周敦颐教二程“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程颢后来又见周敦颐，尝言“自再见周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尽管在宋明理学的发展过程中各家对此的阐释和强调也不同，但追求心灵的超脱和洒落始终是理学家人生境界中重要的一面。
宋代许多著名词人的作品中，都流露出这种儒家至乐思想，如北宋著名词人范仲淹在《定风波》一词中有“莫怪山翁聊逸豫，功名得丧归时数。莺解新声蝶解舞。天赋与，争教我辈无欢绪”的诗句，就表现出一种超脱和洒落的人生境界。后来的词人在此基础上演变，表现更加直白和豁达，如王安石在《清平乐》中的“若有一卮芳酒，逍遥自在无妨。”这一句，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从容安乐的心灵境界。“和乐”境界的大量出现始于苏轼及苏门词人。苏轼一生历经磨难，佛道思想固然是他忧患人生的精神支柱，但不能否认的是儒家思想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7]苏门四学士的作品中也不乏实例，这些都是“孔颜之乐”这一儒家理想境界的演变和深刻体现。
（三）“孔颜之乐”对“心学”及明清文学的影响
陆九渊是“心学”的开山鼻祖，。据陆九渊年谱载，他晚年结庐象山，“从容讲道，歌咏愉愉，有终焉之意”，“平居或观书，或抚琴。佳天气，则徐步观瀑，至高诵经训，歌楚辞，及古诗文，雍容自适。”洒落的哲人气象中又流露出诗人的风度。王阳明，字守仁，浙江余姚人。他是明代“心学”的代表人物，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正是根据孔子注重内在修为，倡导礼仪匡正道德的基础上进行的演变和升华，相比于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心学”的“灵明说”从理论上更贴近儒家思想所倡导的理想境界。
在明清时期，文章流派众多，许多流派主张都离不开理学。始于陈白沙的的学术之变，为明清文坛带来了新的风气。他提出了以“心源”为本的散文文源论，以自然平易、优柔自得为美的散文风格论，和学古当求“悟入”以得其“无涯”之妙的方法论。在陈的理解中，“孔颜之乐”既不是像道家那样凭借终日静坐，与天理浑然一体，也不是强行从外在来因循社会伦理，而在于心中充满自适自足之乐，故能荣辱不惊。就这样，陈将“孔颜之乐”回归于人生之精神境界，且不受天理束缚，乃是一种从心所欲的自适自得之乐。后来许多散文流派，如桐城派，公安派及唐宋派等，或多或少都受到程朱理学和“心学”的影响，“孔颜之乐”的儒学内核，在这些流派的衍生中得到发展和深化，这也是对文化传承的影响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