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白居易的琵琶行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白居易的琵琶行范文1
一、多种修辞手法并用表现音乐
在白居易的《琵琶行》中对于琵琶演奏的描写，作者通过了多种修辞手法，例如比喻和对比。在《琵琶行》中“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其中就运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这一段是《琵琶行》中的经典段落。生动形象的为我们描绘出琵琶弹奏的音色。其中也有大弦和小弦的对比，大弦的声音像是急雨，小弦的声音像是私语，这样的对比，贴切的阐释出琵琶这种乐器中大小弦的区别，同时通过比喻，让人们感知到琵琶这种乐器的音乐美。在大小弦的切换之间，高低起伏，错落有致的音符，营造出一种韵律感十足的氛围。
白居易通过自己的语言来表达琵琶演奏时的音乐美，精妙的修辞，至今都是文学史中对音乐描绘的经典片段。让人仿佛置身其中，聆听琵琶女一曲技艺精湛的琵琶曲，引得万千愁丝。在对音乐的描述中，作者善于通过人们熟知的声音来进行比喻，从而引起人们的共鸣。作者所描述的各种各样的声音的交错，让没有听过琵琶的人，也能够想象到琵琶演奏时高低起伏的音律美。这些人们本来就熟悉的声音，本身又有着很大的不同，错综复杂的音色交替，让一场琵琶演奏的盛宴呈现在人们的面前。白居易创作最大的特色就是通俗易懂，他将生活中常见的事物写入文中，让人们感受到音乐的律动。抑扬顿挫的音乐美展现的淋漓尽致，生动而不晦涩的表现出音乐难以言说的美。
比喻和对比的修辞手法的运用，让音乐的美更加形象生动的表现出来，加之白居易本身对音乐的认识与理解，通过通俗浅显的语言，表现出音乐美，让人们难以忘怀。
二、正面描绘琵琶弹奏的方法
在白居易的《琵琶行》中，同时也有正面描绘琵琶弹奏方法。白居易对琵琶弹奏的动作、神态等都给予细致的描绘。作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让人们感受到琵琶弹奏者的弹奏技巧与情感。这样一种描绘在文学史中是比较少见的，很多文人墨客对音乐美的感受源自于音乐的旋律所带来的心灵上的体验，但是很多描写音乐的人本身对音乐都是外行，不懂真正的乐器的弹奏规律与技巧。但是白居易却能够对乐器弹奏方面给予细致的描绘，体现出他对琵琶乐器的认识，在诗中对于弹奏方法的描述中，作者提到了拢、捻、抹、挑，这些都是琵琶弹奏的基本技巧。其中“转轴拨弦三两声”的“转轴拨弦”就是琵琶弹奏中一种比较常用的动作。而“低眉信手”则是一种弹奏琵琶的常用神情。而在弹奏结束时候，有一个“沉吟放拨插弦中”，又极其传神的表现出弹奏者弹奏结束时候的状态。同时通过这些细致的刻画，我们也能够看到弹奏者的状态，从“信手”中就能够看出这位弹奏着技艺的高超，表现出弹奏者从容不迫的弹奏状态。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专业的琵琶演奏者，才能够让“江州司马青衫湿”，作者所体验到的不仅仅是琵琶这优美动听的音色，更多的是这音色背后的弹奏者的身世，以及音色中所透露出的人生境遇的无奈与感伤。作者也因此想到了自己的境况，不免感伤起来。所以此时的琵琶的弹奏，让作者的内心情感得以升华，这就是音乐最大的妙处，能够触发人们的情感，超越音乐本身的技艺，情感上与人们达成共鸣。
在整个弹奏过程中，琵琶声如泣如诉，或高昂或低沉，生动形象的呈现在人们的面前。作者对于琵琶弹奏的专业性，让人无不钦佩，在作者丰富的笔触一下，为我们呈现出一个哀愁伤感的艺术境界。这样一种艺术境界，作者不仅亲身体会到，同时也通过文字表达出来，让后世的我们也体验了一番。金人王若虚指出：“乐天之诗，情致曲尽，入人肝脾。”由此可见，白居易对音乐的阐述，让人为之动容。正是因为白居易对于《琵琶行》中琵琶女演奏过程的细腻的刻画，以及对琵琶这种乐器的认识，使得他的这首《琵琶行》名流至今，成为描绘音乐美的名篇。
白居易的琵琶行范文2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寻声暗问弹者谁?琵琶声停欲语迟。移船相近邀相见,添酒回灯重开宴……”
在这一曲隐喻很强的音乐演奏里,弹者满怀凄凉,沉落江湖,孤身空船;邀者情殷,听者入港;夜江寂静,秋月如鉴,都在绵绵不尽的余韵之中。它真实地把读者引入了音乐所展示的意境之中,使人如闻其声,甚至似乎都有亲临其境之感了。
一首好诗的魅力在于,使你的视觉和听觉都惬意起来,并且使心灵摇撼和波动起来。白居易的《琵琶行》里,写琵琶女弹奏的情节是形象和声音具佳的典型。人们读了这段诗之后,不得不承认,既仿佛看到了一个忧心愁容的琵琶女的形象,又听到了悦耳的令人心醉的琵琶乐曲。我们不难看出,《琵琶行》不仅有高度的概括力和不朽的艺术性,更重要的是通过诗歌我们还可以看到白居易对乐器的性能、演奏的方法、音响的效果等方面精辟的见解,是我们研究唐代音乐的重要文献。白居易非常喜欢音乐,同时也懂得欣赏音乐,而且还会亲自弹琴。他有两部著作《与元九书》和《论礼乐》集中体现了他的音乐思想。
首先白居易认为音乐是现实政治的反映。他在《策林》六十四中说:“乐者本于声,声者发于情,情者系于政”。集中表达了音乐是政治的体现。他又在《策林》六十九中说:“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以情,然后兴于嗟叹,而形于诗歌矣”。作者认为音乐的产生是“事”刺激人的感情的结果,而“事”就是与国家和人民有关的重大社会事件,也就是现实政治的具体体现。白居易说:“唯歌生民病”,体现了作者主张歌曲应当描写人民的痛苦和指责现实政治的弊病。这种见解在当时来说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和进步意义,极其难能可贵。
由此,他从音乐与政治的关系提出要改善政治,在《策林》六十四中他又说“盖政和则情和,情和则声和,而安乐之音由是作焉。”他同时对那些主张取消民间音乐和专复“古器古曲”的极端复古派痛加批驳,他说“臣故以为销郑卫之声,复正始之音者,在乎善其政,和其情,不在乎改其器,易其曲也。”作者认为乐器只是发音的工具,而乐曲才是音乐思维所要表达的形象。
白居易特别同情劳动人民的疾苦,所以他也不赞成以唐玄宗为代表的最高统治者大搞民间音乐,白居易认为大搞民间音乐会增加人民负担。他说:“故臣以为谐神人和风俗者,在乎善其政,欢其心,不在乎变其音,极其声也。”他的这种强调改善政治,反对极端复古,反对统治阶级过分的音乐享受是符合劳动人民利益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民间音乐的发展。
在音乐的教育作用和作品的阶级标准问题上,白居易继承了儒家的观点。他认为“声”对人有很强的感染力,他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他认为“和人心,厚风俗”才是音乐的根本目的。他在音乐美学方面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说:“古人唱歌兼唱情,今人唱歌惟唱声。”他明确提出了歌唱艺术的“声”(声音美)“情”(思想感情)兼备的原则。他反对当时流行的脱离作品的具体内容而去追求声音美的形式主义观点,这种美学思想对于今天来说仍然有借鉴意义。
但是白居易作为一个封建的士大夫和文人,他的音乐观点仍然是从巩固封建统治出发的。所以他提出“歌诗合为事而作”与“惟歌生民病”的口号,其目的无非是帮助统治者更好地进行统治。他另一方面的局限性在于一方面极力反对复古派的谬论,又极力推崇古乐,并要求“少抑郑声”限制民间音乐的发展。而他在音乐思想方面最大的偏颇的观点是反对少数民族音乐和外国音乐,是极其不可取的。
提到白居易,我们首先是把他当作一个具有较高成就的诗人来研究的,而研究其音乐思想,也有助于从另一个角度去全面和综合地去了解和研究其文学、政治和艺术的观点,从而达到对白居易的研究更加客观和具体。
参考文献:
[1]吴钊、刘东升:《中国音乐史略》,人民音乐出版社1993。
[2]孙继南、周柱铨:《中国音乐通史简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
白居易的琵琶行范文3
2、司马：古代官名，唐代诗人白居易曾贬官为江州司马。
3、青衫：唐制，文官八品，九品以青，是白居易身份的标志。
4、司马青衫：司马的衣衫为泪水所湿。形容极度悲伤。
5、白居易任江州司马，在送客上船时，偶然听得琵琶声，于是邀请琵琶女演奏。
6、在和琵琶女对话中，白居易了解了琵琶女的身世，觉得他们两人命运相同，写出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惊人句，并为之泪湿青衫。
白居易的琵琶行范文4
1、司马：古代官名，唐代诗人白居易曾贬官为江州司马。司马的衣衫为泪水所湿，形容极度悲伤。
2、出自白居易《琵琶行》：“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唐朝时期，诗人白居易被降职为江州郡司马，一个秋天的夜晚他送客到湓浦口码头，江面上传来悦耳的琵琶声，就将琵琶女叫来询问，得知她从小在长安跟随名师学艺，因年老色衰而不得已嫁给一个商人为妻，联想到自身，感动得泪流满面。
（来源：文章屋网 ）
白居易的琵琶行范文5
摘要：白居易的文学观念中由于渗入了很多为政治服务的因素，因而与人们对文学的期望存在较大的距离。假如将之作为指导创作的理论，无疑不利于文学的发展。而他的《长恨歌》《琵琶行》等文学价值很高的篇目恰恰是背离其文学观念的。由此可见，文学中的政治应该是情感性、想象性和形象性的，而不是特别指点出来的。
中图分类号： I206.2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2)04040405
刘淮南：白居易的文学观念与政治情怀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0卷作为唐代的大诗人白居易（772-846），因为其《长恨歌》、《琵琶行》等名篇而在文学史上熠熠生辉。同时，诗人的《与元九书》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篇目，不仅袒露了自己的文学观念，而且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情怀。不过，就广大读者和文学史对其创作的推崇与白居易自己的偏爱来说，中间的距离又是明显存在的。这样说的意思是，广大读者更推崇的是《长恨歌》、《琵琶行》等感伤诗，而白居易本人偏爱的却是《新乐府》等讽喻诗。可以说，这是一个富有意味、值得思考的文学现象。之中涉及到了作家的文学观念与创作实际所导致的不同倾向，更涉及到了如何更好地理解文学与政治关系的问题。而本文正是基于这一方面来提出问题，以求得大家的进一步思考。
在《与元九书》中，白居易将自己的诗歌创作分为四类：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和杂律诗。讽喻诗在于美刺比兴、因事立题，闲适诗仅为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而感伤诗则是“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咏叹者。”这三类均是从诗歌内容着眼的分类。至于杂律诗，却是从形式方面着眼的：“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百韵至两韵者”等等。就这四类诗歌来说，白居易最看重的是讽喻诗，原因在于这类诗是他“兼济之志”的具体体现，所以也就将之放在第一类的位置。可是，白居易自己所看重的讽喻诗，恰恰又是人们所并不看重的。对之，当时的诗人已经深有察觉：“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1］ 96102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反差呢？白居易囿于自己的局限是说不清楚的。
白居易之所以说不清反差的原因，在于他所理解的诗歌本质是存在偏差的。本来，文学艺术是人类求证其自由本性、想象并创造其美好生活的一种特殊方式。这种特殊就特殊在她是情感的、想象的和形象的。自然，人们所喜爱的也就是那些既突出了情感、想象和形象而又能够予以创新的文学作品，是能够提供给人们不同于生活实际并且有益于人的某些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长恨歌》与《琵琶行》确实是“讽喻诗”所远远比不了的。那么，作为诗人的白居易为什么不了解这一点呢？或者说，他为什么看重人们所看轻的对象呢？这显然又与他的文学观念分不开。在白居易看来，诗歌应该是“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目的正如其《新乐府序》所言：在于“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自然，这是一种政治功利很强的文学观念。由于这样的观念，而讽喻诗恰恰是具体贯彻、体现这一观念的，所以在白居易看来，它也就是最重要也最好的了。换句话说，在白居易那里，诗歌并不是用来以抒发个人情感和体现审美追求为主的，而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的。［1］108109
一
应该说，中国古人的文学观念中，由于政治意识的干预，往往有着突出的教化色彩，与之相应，政治因素的渗入也就顺理成章。只是，在古代的社会实际中，人们还不可能对政治有全面的、正确的理解，因而也就难以很好地解释并处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尤其是，在文化资源并不发达的时代，各个方面都想通过文学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自然，统治者也就更不会放过文学能够为政治服务的功能，从而对之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来。而对于参政热情浓郁的文人和作家来说，也往往响应着、实践着文学的教化功能，因而，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文学为政治服务的主张和理论也就成为了一条明显的主线。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作为封建官员且具有高度参政热情的白居易，提出他的诗歌主张，表达他的文学观念，也就不难理解了。
作为一代大诗人的白居易，其文学观念和创作实践以及社会效果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生动的案例，客观上倒是有利于我们很好地理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如何在创作中正确对待政治的介入。
白居易的琵琶行范文6
1、“愿作深山木”的意思是：想要变成深山里的木头。此句出自白居易先生的《长相思》。
2、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阳逝世，葬于香山。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
（来源：文章屋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