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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写情书范文1
关键词：孙犁；《荷花淀》；传统文化
孙犁是当代文坛中的名家，被誉为“荷花淀派”的创立者。尽管，五十年代的中国，豪迈、轰轰烈烈的宏大叙事和英雄气概是其时代主流，但孙犁却用他那诗情画意的笔调，为我们描绘了另一番独特而优美的世界，带给我们如沐春风般得喜悦和情致。因着“京派”创作的传统，孙犁的小说创作中有着积极的怀旧情绪，他把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乡土文明的精髓，用诗意般的语言娓娓道来，让我们仿若穿梭在中国古老的文明中，如梦似幻，流连忘返。
1 传统浪漫唯美风格书写现代人性之美
孙犁小说具有独特的浪漫唯美风格，蓝天、碧水、芦苇、荷花和那些烟波浩渺处轻轻摇过的渔舟在他的笔下慢慢铺展开来，当我们走进他的文字，一如走进了传统文化中浪漫的唐诗宋词。然而，散文化的浪漫笔调不仅仅只是体现在他的文字中，更体现在他对人物人性之美的刻画和创造上。
在小说《荷花淀》中，孙犁在一开始就把我们带入了一个具有浪漫风的世界里，“月亮升起来，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得很……苇眉子又薄又细，在她怀里跳跃着。①”当我们读着这样清新而优雅的文字时，会情不自禁的想象着这个坐在小院当中的“她”会是怎样的形象。接下来的叙述没有让作为读者的我们失望，在她简洁而不失浪漫的笔触中，在那些战火纷飞的斗争中，我们见到了“她”――水生嫂，带给我们心灵的震撼。当作为村里游击组长的丈夫回到家对她说自己要到大部队去了之时，勇敢坚强的水生嫂对丈夫说道：“水生，你干的是光荣的事情，我不拦你，你放心的走吧。大人孩子我给你照顾，什么也不要惦记”②；当几个女人偷偷去打听丈夫消息回来的路途中遇到日本船时，她们飞快而镇静地摇着小船；当击退敌人回到家时的这一年秋季，她们都学会了射击并配合子弟兵作战……以水生嫂为主的这群白洋淀女性在孙犁的笔下比男人更勇敢，更乐观，她们大都是勇敢、坚强和正义的化身。
怀着传统的浪漫和源于“京派”的浪漫，让孙犁在书写人性时，都染上了浓郁的浪漫唯美质感。也正是这种传统浪漫唯美的风格，让他创作的人物形象在经历时间的洗礼之后，超越时代，依然活在我们心里。
2 传统儒家情怀关注国家灾难
一九三七年，冀中平原烽烟突起。面对这种民困国危的局面，作为一个热血的爱国青年，孙犁怎么能够眼睁睁地看着祖国和人民忍受这种奇耻大辱呢？“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孙犁投入了抗战的滚滚洪流之中。作为一个文人的孙犁在战火中投入了生活，发现了创作的源泉，用笔在时代的琴弦上弹奏着不同于时代豪迈、轰轰烈烈的宏大叙事和英雄气概的生活之歌，他站在魍橙寮仪榛车慕嵌壬希关注着这场国家的灾难。
在孙犁的小说中，我们很难看到宏大的战争场面，即使是描写战争，也多是描写战斗中的人和事。《荷花淀》中。作者就不是用一般小说的写法来描写战斗，而是用散文诗的笔调来刻画。我们常见的小说写法，总是要比较客观、具体地描写敌我双方打斗的场面，这里却不是这样，而是通过那些妇女的切身感受和体验来着笔。当然，对这场战争也有些客观描写，但只有很少几行文字，显然不是描写的重，重点却放在打了胜仗、打捞战利品上。这样的场景洋溢着人物戏谑的情调和欢乐的气氛，将战争带来的紧迫感一扫而光，这样的书写在他的小说中还有很多，这是他创作的最大特色，也是他个人独特的艺术风格。他的这种写作风格不仅是自我创造的结果，更是传统儒家情怀中爱与善的文学体现。
在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孙犁的小说中没有宏大的战斗场面，更很少有血腥的场面，有的只是如荷花般淡淡飘香的人物在他温馨的笔调中熠熠闪光。
3 传统“香草美人”意象的现代应用
“香草美人”意象源于楚辞，在屈原的《离骚》中比比皆是。《离骚》中充满了种类繁多的香草，这些香草作为装饰，支持并丰富了美人意象。同时，香草意象作为一种独立的象征物，它一方面指品德的高尚和人格的高洁；另一方面和恶草相对，象征着政治斗争的双方。总之，《离骚》中的香草美人意象构成了一个复杂而巧妙的象征比喻系统，使得诗歌蕴长而且生动。如“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朝搴o之木兰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在孙犁的小说中，也存在着这样的“香草美人”。
以《荷花淀》来说，这篇小说中就有许多描写荷花荷叶的场景，如“粉色荷花箭高高挺出来，是监视白洋淀的哨兵吧”、“那新鲜的荷花荷叶乡”③。这荷花不仅是作者高洁品性和人生追求的象征，也是中国广大人民的象征，它更是一种希望，一种对革命必胜的希望。
屈原的时代离我们很遥远，那个因为理想不得实现而投身汨罗江的灵魂早已远去，但是他的思想，他的品性，在几千年后的孙犁身上，有着类似的火光闪现，他们一样爱着国家，一样爱着人民，一样用“香草美人”这一意象来书写自身情怀。
人淡如菊，独鹤与飞。孙犁已经离我们远去了，然而，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里，他骨子里的那份传统文化情绪，却离我们越来越近……
注释
①：《孙犁选集・小说》 孙犁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39页
②：《孙犁选集・小说》 孙犁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42页
③：《孙犁选集・小说》 孙犁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44页
参考书目
1、《孙犁文论集》人民出版社，1983.
代写情书范文2
当今书法作者，大多这样创作找来古代诗文，对文抄写，然后将自己的姓名写在古人李白之前，或坡之后。更有甚者，在所抄写的内容之后，直接写上自己的姓名某某，连书写的“书”也不带上。这文章、这诗词难道是你写的？岂不是贪天功为己有？对此，我常傻傻地想，如果哪日李白从另一个世界苏醒过来，情况又是如何的呢？他或很仁慈地一笑了之，来上一句“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或许来个较真，停杯投箸，拔剑四顾，问道，是哪路蟊贼随意盗写我等诗文，糟践糟践；或许无可奈何地“侧身西望长咨嗟”什么的。
要知道，我们抄写的古代诗文大多是公认的千古名篇，是辞章宝库中的“陈年老酒”。今日的“书法家”，人人能与古人平起平坐、其姓名能并列在一起吗？我以为不然。从某种意义上说，今人大多是在辱没古人，甚至对古人是一种。虽然本人也不能例外，但我们必须看清这些。
抄写古代诗文还算不得什么，可怕的是，将古文抄写得乱七八糟。你看，现在人们写成的所谓作品，有的蜷缩小气，困顿蹇促，呆滞无神；有的伸胳膊伸腿，满纸火气，张扬无度。他们将格调高雅的古诗，以直白浅陋的点画来表达；将意象浑穆的古文，以左冲右突的线条来对付。仔细一点的还可将诗文抄写正确，差的呢？错字连篇。不是吗？从大赛大展上，我们时常看到错字，有些获奖作品也错字频出。这错字如果是笔误，倒也情有可原，但如果是由于不理解文辞而出现的，那就不好说了。这样的作品即便写得再好，其书写者在我们的心目中也会大打折扣，这样的人是不配称为“书法家”的。
现在好像写草书的人越来越多，甚至不明草理、不懂草法的人，一动笔也写草书。这是轻视草书的表现。无知无畏，信笔为体，聚墨成形，其结果是失误多多，使草书变成了无法辨认的“天书”，把古人上好的篇章弄得一塌糊涂，糟蹋得不成样子。
的确，当今书写能与古代诗文相配，而不辱没古人的并不多见，能将文辞抄写正确的都不多。在书法沦为以笔抄写，甚至低劣抄写的今天，我们不能不为之惋惜。
我们可以回看古代书法家的状况，他们大多写自作诗文，作品与文辞相表里，两者般配得体。如《兰亭集序》是王羲之在名士雅集时，为集会诗集留下的序文。他发思古之幽情，叹人生之苦短。这样的文章不但语言优美，而且具有思想意义。也就是说，王羲之的书写是承载着思想的，否则不能成为不朽之作。古代书法家的作品，也有不少是手札小品，文字内容随和平实，具有真情实感，书写与文辞相得益彰，相映成趣，从而使作品得以流传。当然也有人抄写前人诗文，如黄庭坚写司马迁《廉颇蔺相如列传》，王铎写唐诗，但他们文才卓著，不会轻易将字抄错。他们在更多的时候，书写自作诗文。
代写情书范文3
从笔法、墨法、结构、章法过渡到笔性墨情，再过渡到传达书者的性情及人格，书法的艺术内涵愈加丰富，承载着的历史文化内容也越来越厚重。看似由平淡而简单的纸张、书写工具、线条、表达方式等汇集成的书法承载了中国人太多不平淡、不简单的喜怒哀乐、人生感悟、人格映照，于是书法几乎变成了中国人表现人格的方式，甚至成了中国人的精神归宿，至今未变。
一、书法的美学意象
首先，思维意象标示着书法艺术呈现出感性特征。通过汉字的线条线构，书法作为呈现艺术的物质载体，虽然在形式上具有绘画物象的抽象性，但依旧是直接诉诸感官的形象。线条的形象是直接的，但其中蕴含的美却是间接呈现的，通过意象表达保持书写者、欣赏者的思维感性。其次，书法艺术功能的各个环节都贯穿着意象性。在创作书法的过程中，书写者必须通过意象方式表达出认识自然、体验自我，将它们转化成书法艺术。实体意象的力，加上形式意象的点画、结体、书体、品评一般意象与特殊意象，通过风格意象具体化哲学精神的艺术美学，从而全面剖析书法透过意象展现的本质。对于书法创作而言，书法的美学意象意义非凡。
二、写意性书法――当代书法创作走向
虽然有少数书家继承了当代书坛的写实性书法一派，在临摹和继承传统名碑名帖上拥有扎实很厚的功力，前中期作品带有相当的临摹痕迹，后期作品有望将原有的格局打破。但是，书法创作的主流走向很可能是写意性书法，他们反感在书法创作中过度依赖碑帖的临摹和继承，更有甚者把临摹的作品讥为奴书，且他们也反对任意书写而毫无继承。写意性书法具体是指书家在良好的传统继承的基础上能较明显地突出个人的才情和风格，书法作品拥有较强的抒情性和较丰富的艺术感染力，其代表有周永健、穆棣、启功等。写意性书法创作的显著特点是在扎实深厚的继承上尽量忘记名碑名帖，依据书法美学及书法创作的规律等进行书法创作。
一是写意性书法创作要对汉字的美学价值进行充分挖掘，仔细探究汉字拥有的美学规律，重视临摹、继承传统的名碑名帖。在临摹方法上，写意性书家结合创造性临摹和复制性临摹，在继承传统方面涉猎广泛、博采众长，而不再局限于少数几家，力图做到名家与个体的融会贯通，从而形成独具个性特色和艺术魅力、艺术表现力的书法风格。二是写意性书家注重体现线条的美，尤其是线条的质感，他们甚至在创作书法的过程中专门对线条进行练习，丰富单独线条的美学意象，提升其艺术表现力和魅力。三是写意性书法创作重视书法的时空特性，在重视线条空间布局上更重视关照书法的时间维度，促使线条在时间维度里的艺术表现力更加高纯。四是写意性书家更注重丰富书法的文化内涵、传达书法的人文精神，通过创作书法努力提升个体的学识、品格与修养等。五是写意性书家更注重在书法创作中传达个人人格与性情、书法个人情感。书法创作致力于在书法个人情感的同时表现自己特有的艺术魅力。
当代社会物欲横流，人心浮躁，但人们的精神依旧需要寄托，缺乏宁静的沉思和心灵的洗涤，缺乏精神重返自由的空灵境界。对于深谙书法之道的人来说，以书法为寄托精神的媒介，相信可以做到心灵的洗涤，能够获得精神自由。在洗涤人的灵魂、提高人的精神、塑造人健全而独立的人格、改变并教化社会风气等方面，书法的任务责无旁贷，且书法也能胜任。
代写情书范文4
关键词：眷村;怀乡书写;老兵书写;辞乡书写;探亲书写
眷村是台湾特定历史时空下的产物。1949年国共内战失利后，二百多万军民来到台湾，组成了被称作“眷村”的军眷家属区村落。眷村以本身独特的体制结构与族群文化，全方位地介入了台湾战后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并对台湾历史建构影响甚深。[1]眷村人的曲折际遇，成为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再现于台湾文学。台湾文学中以“眷村”（或军人家庭）出身的作家为主创作的有关眷村题材的小说，就是眷村小说。[2]就其内涵而言，眷村小说“从因缘聚会写到星散蓬飞;从一意期盼反攻还乡，写到终究自甘老死于台湾;从琐记眷村儿女的爱恋心事、邻里是非，到辩证家国历史、反思记忆想象，甚至操演政治;凡此种种，亦所以交织出半世纪的社会变迁与家国沧桑。”[3]朱天文、朱天心、苏伟贞、张玮芒、张大春、张启疆、袁琼琼、苦苓、萧飒等台湾当代诸多作家都相继创作了以眷村生活为主题的小说，涉及人世沧桑、生活情状、文化生态、政治诉求等，如朱天文《世纪末的华丽》、《荒人手记》，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古都》，苏伟贞《有缘千里》、《离开同方》，袁琼琼《今生缘》，苦苓《外省故乡》，张大春《鸡翎图》，萧飒《单身惹惠》、孙玮芒《卡门在台湾》、张国立《小五的时代》等。
眷村小说在台湾文学史上有着隐然的历史脉络，从五六十年代怀着对家国命运的忧患悲怆而远离故园、迁居异乡的怀乡书写;到七十年代主要由外省第二代描写被时代遗弃的老兵书写;八十年代眷村改建拆除逐渐沦为陈迹，眷村二代相继出走的辞乡书写;再到九十年代分隔海峡两岸数十载骨肉重逢的探亲书写，呈现了不同主题内容、迥异风格的四个书写阶段，描绘出一幅台湾外省族群的历史画卷和一段集体记忆。
一、怀乡书写
20世纪50年代台湾文学在国家分裂的大背景下，产生了与母体脐带断裂般的精神苦痛和对故乡可望不可及的现实阻断，使眷村一代们创作的怀乡小说成为适应冷战与内战框架下的特殊文学书写形态。在“反攻”遥遥无期的局势下，台湾文坛又产生了对故土怀念眷恋的书写。这样的书写有许多相濡以沫的共同情感于其中，同时也涉及到对内战的演绎与战败逃亡情境的赘述，于是情感怀乡与政策一拍即合，成为了50年代前期台湾文学的主流――“战斗文艺”。
由于台湾强有力的文艺机制，“复国”几乎是“全民运动”，创作上大多遵循固定的套路，也局限在特定方向的表达，代表作有陈纪滢的《荻村传》、姜贵的《旋风》、司马中原的《野烟》、朱西宁的《破晓时分》、段彩华的《花雕宴》、田原的《爱与仇》、澎湃的《黄海之战》等，在这些作品的鼓动和宣扬下，那些跟随来到台湾，只是把台湾当作暂居小岛的眷村一代们，产生了强烈的复国还乡冲动。例如司马中原的《荒原》、《狂风沙》，在那片雄浑的战火焚烧的大草原，孕育了无数苦难的荒原，也是他笔下所有故事的共享风景。至于司马中原的一系列“乡野传奇”作品，更是打造了所有流亡来台人士的一个共同愿望，他努力把乡愁具象化，透过书写保留记忆中的故乡风俗人情。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复国还乡的无望使在台湾寄居的眷村一代感到失根、惶惑与不安，思乡怀乡之情更显旺盛，他们回忆着记忆里的家乡，那些熟悉又遥远的风土人情，用热烈、饱含深情地倾诉聊以慰藉痛苦空虚又充满着怀念的酸涩的心灵。例如张拓芜的《代马五书》、《坐对一山愁》，描写童年在故乡的生活的美好的情趣和回忆，但那份包含着乡愁的日日夜夜的思念却是无处排遣。这些作品以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文字风格记录了那个多苦多难、血泪迸进的时代。这一时期的眷村小说以怀乡书写为主，呈现出挥之不去的政治归属迷惘。
二、老兵书写
中华文化的味道在这个复杂的寄居地弥漫，各省的风土人情在渐渐地融合，而老兵们的内心仿佛还在执著地踏着故土的时光。尽管眷村作为外省人与台湾本地人的分化地域，但他们并不是完全没有联系。单身的军人来到台湾却消磨不了单身汉的寂寞，同时，他们深知返回大陆只是个美丽的泡影，而适应并且努力地在台湾生存安度晚年才更实际，于是他们与台湾本地的女性通婚，孕育了眷村第二代即“外省二代”。
描写“外省一代”老兵们几近奔溃甚至沦落、精神失常乃至压抑与爆发的变态大多是年轻的“外省二代”作家群，如苦苓的《柯思里伯伯》、《张龙赵虎》，张大春的《四喜忧国》，吴锦发的《兄弟》，王幼华的《南山村传奇》，苏伟贞的《有缘千里》、齐邦媛与王德威合编的《最后的黄埔――老兵与离散的故事》等。在张大春的《四喜忧国》中，主人公朱四喜本是个身份卑贱的底层老兵，以骗婚的方式娶到了台湾本地的年轻女子，但他也有宏大的抱负，积极关心国家大事。他识字不多，却喜欢摆弄些文字符号，还要拜读告文，并且热衷于编写一些文理不通的告文。他不满于这个社会存在的堕落现象，想以“告台湾同胞书”来规劝一同来到台湾的外省人不要忘记当初的“反攻复国”的计划，多次被退稿的打击却依然“执迷不悟”。 朱四喜的悲剧以强烈的反差产生了喜剧的讽刺意味，表现了外省老兵在异乡孤独终老的精神困境，致使其在绝望的挣扎中产生了变态心理。又如苦苓的《柯思里伯伯》以真实的事件为依据，描写了一位原本老老实实、善良本分的老兵，在贫穷的没落与绝望中无奈选择了抢劫银行。他们用可笑的举动来获得精神安慰，在眷村苟延残喘，他们是被时代和历史抛弃、遗落的可怜人，酿成一幕幕的悲剧。这种不同的复杂的心理大多来自同一个源头，就是离愁――离愁在时间的积淀、社会环境的分化积压下开始变形，以各种心理状态展现在作家的老兵书写中。对于长期在台湾漂泊的眷村人来说，离愁诉说不尽，眷村小说从怀乡书写到老兵书写，延续了作家们离愁情感的宣泄。
三、辞乡书写
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权力的衰落，眷村逐渐被改建拆除，成为明日黄花。离开故土就成了“眷村”的一种宿命――这种“辞乡”属性事实上如影随形、自始至终，许多眷村成员不但最终都要离开眷村――第二次辞乡，而且眷村自身最终也消弭于无形，“辞乡”最后成了“无乡”。“外省二代”的眷村情结与强烈的文化、民族身份的认同成为众多眷村二代作家们关注的焦点，他们不仅在作品中审视“外省一代”老兵们的历史经验和原乡记忆，也借此来解构既有的历史叙述，以重新认知自我，发掘大历史背景下被遮蔽的个人经验。因此，包括朱天心在内的外省第二代只能依靠回忆来重温童年的眷村生活经历，但这已与父辈的“怀乡之情”迥然不同，“朱天心大约已经敏锐地察觉到90年代伊始台湾社会为眷村这个字眼所标贴上的种种粗暴的政治联想与解释，于是她宁可自行解剖‘从未把这个岛视为久居之地’的眷村视域，是如何在党国机器的摆布、操弄下失去对土地的承诺，也失去‘笃定怡然’的生命情调。相对的，激化之后的省籍冲突的双方也都在不复‘笃然怡然’的生命情调中失去对历史的允诺。”[4]眷村二代们浇灌着家国离愁、民族文化，“以辞乡的心情，塑造出追忆的容颜”[5]。
如果说第一代眷村人失去的只是故乡的亲人和故土，那么第二代眷村人则是面对台湾当局对眷村的“清理”以及眷村自身的日渐边缘化，他们纷纷搬迁、求学、工作、结婚离开了眷村。在朱天心的《长干行》、《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孙玮芒的《斫》、苏伟贞的《有缘千里》、《离开同方》等辞乡书写中，眷村成为了他们永远的精神家园和灵魂的慰藉。作家们以他们熟悉的眷村生活为主要内容，融入了孩童时代与幼时伙伴的亲密互助的记忆和成长过程的苦与乐，或者描述了眷村两代人的生活和情感纠葛。例如苏伟贞的《离开同方》把原本归结于外部对眷村的情感伤害转而指向眷村内部的互相伤害，把原本朴素善良的主角的特性转而指向精神的缺陷，甚至沿袭给了下一代，在饱受身心的双重折磨下走向崩溃的边缘。李妈妈，方妈妈，袁宝，方姐姐等人物的心理失常，让整个村子都有疯狂的倾向。又如朱天心的《想我眷村的兄弟们》，描写了眷村特殊的地域人文环境对眷村两代人的形象和生活境遇的影响，体现了眷村二代辞乡的无根之感，以及由此所引发的对于身份认同的焦虑。“自己正如那只徘徊在鸟类兽类之间，无可归属的蝙蝠”，[6]“他们一直没有产生对于‘出生地’的认同，而将认同停留在‘家屋’的阶段”[7]无根的漂泊，长久的客居，找不到真正认同他们身份的地方――既不是台湾，也不是大陆。辞乡书写中，作家深感曾经生活场域的“原乡”与“现实”相距越来越远，时空的流离使之对外界与自我产生更深刻的观照反思，寄予爱恨交加的矛盾情感，眷村也成为了他们的一种精神和过去的载体。
四、探亲书写
伴随着九十年代的探亲热潮，因辞乡导致的身份认同焦虑，逐渐成为作家们探寻的一个社会现象。1987年，台湾放开，两岸隔绝四十年的状态终于被打破，出现了一股规模宏大的探亲热潮，探亲书写也应运而生，如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段彩华的《北归南回》、郝誉翔的《逆旅》等。从台湾回到大陆，在身份认同迷惘中，“外省人”追寻着精神栖息的家园。朱天心在陪同父亲返乡后述说了父亲当时的心境：“父亲忽然很感慨，说这几天正在想，日后如有统一的一天，到底是回去住的吗？老家或是南京？或不论哪一个地方？好像都不成。从此今生，该就是住在台湾了吧，没想到自己就成了台湾人。”[8]故土仍是故土，却早已物是人非。时隔四十年，当年的亲人挚友、山川河流，早已不是曾经的模样，曾经刻骨铭心的思恋，千回百转的故园，都只留下被时代冲刷的印记。如今地域阻隔的不是两地的距离，而是时间画出的人事、经济，文化，政治制度的差距，那些几回回在梦里游荡的家园记忆更不会为旧人停留。对于回到原乡却回不到原点的落寞，总会有更过的感伤，“还乡对我有什么意义呢？……对我来说，那还不是由这一个异乡到另一个异乡？还不是由一个业已被人接受的异乡到一个不熟悉不适应的异乡？我离乡已经四十四年，世上有什么东西、在你放弃了它失落了它四十四年之后、还能真正再属于你？回去，还不是一个仓皇失措张口结舌的异乡人？”[9]怀乡的感情虽在踏着故土的旅程中开始舒缓，却也难以止息。
相对于前者的伤感、灰色的气息，另一类探亲书写则表达了对家国的怀念与热爱。例如於梨华的《三人行》描写见到祖国家园的巨大变化后仍对家乡祖国的亲切与热爱，显示了对中华文化的自豪感与民族自尊。余光中的《从母亲到外遇》则批判了把台湾与大陆割裂开来的说法，从民族、历史、文化等角度批判意识。“然而今日的台湾，在不少场合，谁要做中国人，简直就负有‘原罪’。明明全都是马，却要说白马非马。这矛盾说来话长，我只有一个天真的希望：‘莫为五十年的政治，抛弃五千年的文化。’”[10]探亲书写的出现，夹杂着许多复杂的情愫，期望与失意，苦与乐，寻找与失去，爱与怨，无论是何种感情，都隐含着对家国的眷恋，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怀乡书写、辞乡书写有着血脉相承的关系。
综上所述，眷村小说经历了追叙父辈战争往事以及他们乡愁与过客心态的怀乡书写;对眷村既爱又恨的矛盾心情，精神上无所依托、孤独徘徊的的老兵书写;眷村这块土地上发生的悲欢离合，子辈们在成长中的心理历程和青春冲动的辞乡书写;对大陆故乡的感伤、对家园的思念与热爱的探亲书写等一脉相承的四个书写阶段，展现了父辈和子辈不同的社会价值观念，寄托着作者对人事的哀思与对命运的感悟，同时也见证了时代变迁与国家沧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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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写情书范文5
关键词：书法；中国文化；书卷气；创作；创新
自从书法是独立艺术的观点提出以来，书法似乎与传统文化的沟通淡漠了，创作与制作混淆了，创新与模仿模糊了，存在着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现择三点小议。
一、书卷气与匠气
书卷气是书法作品中透露出来的高雅清逸的气息，是书家通过读书而透悟、流露在书法中的意蕴和风度。书法之所以能够千年而不衰，是因为与丰富复杂的人的精神气质、学问修养所紧密相连的。古代书家都是有深厚传统文化素养的。
传统诗文重“风骨”，书法亦重“风骨”;传统诗文讲自然、凝炼、含蓄之美，书法亦重自然、凝炼、含蓄之美，这是民族传统哲学、美学思想在文化艺术上的相通之处。
儒家的中和、道家的自然、释家的妙悟，对传统书法的审美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书卷气”是书家“读书破万卷”而潜移默化在书法作品中的精神因子，是书家的心境，气度、修养诸方面的积累。
清末，康有为、杨守敬辈，他们尊北碑抑南帖，学的是俗字，可写出来的字就不俗，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本身是“士人”，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用“书卷气”冲走了“匠气”，在他们的笔下写出来的字与工匠的写字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其书法也是从帖学起步的，是书写技巧成熟后的对稚拙的追求，而不是只在稚拙上发育不完全。所以，一个传统文化修养较深的书家，比一个只知埋头写字的人，不仅能更快、更多、更深的领悟书法形式的要旨，而且在其书法中也反映出更深的内涵。
二、创作与制作
书法作品的创作不仅在字形结构上有“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形式美，而且更具书家挥运而成的不同形质的点画、不同情趣的意象，及由此得以构成既生动又富韵律的“无形之相、无声之音”。它是一次性挥写完成的艺术，看似简单、实极凝炼，既展示出书家随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技巧工力之美，又透露出书家的情性、修养、气质和审美观。刘熙载说过:“笔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本，是则理性情者，书之首务也。”当接触到富有艺术性的书法作品时，首先被强烈感染的是作品的精神气息，而这种气息，是建立在书家必须具备的训练有素的高度艺术技巧、同时又必须具有相当文化艺术修养的基础上的，在“达其情性、形其哀乐”中方能挥写出来，才能发挥书家自己的艺术立场。
书法的实践经验无数次地告诉书家:“惨淡经营，刻意求之”与“信笔挥毫、无意于佳”的客观效果常常相反，愈是小心谨慎，愈写得拘谨，达不到理想效果，连书家本有的功夫修养都不能反应出来。从汉人的“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患性，然后书之，若迫于是，虽中山兔毫，不能佳也”(蔡琶《笔论》)。这是先有意，然后无意到宋人的“书初无意于嘉乃嘉尔”(苏轼《评草书》)的创作精神来看，古人都是要求书家心里放松，没有精神负担来作书，切勿为书而书，刻意求之。
古代没有实用书法与艺术书法之别，他的实用性一直伴随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尤其是在书法尚未成熟期，古人为实用需要而书，无“为求人爱”的刻意故作之心，以质朴自然流露本性，故作品虽然粗朴，倒也有天真之气。随着历史的发展、字体的定型、技法的完善，书法同时变成了艺术品。书写工具笔墨纸砚的改善、观赏意识的增强，使人们求美之心、表演之心增多，“无意于佳”的观念逐渐减退。从古代流传下来作品来看，不经意挥写的信札、笔记、便条、文稿等，要比专门书写的墓碑、对联、中堂、屏条随意得多。虽然古人书写的墓碑、对联、中堂、屏条带有很强的创作色彩，可是“迫于事”的心理负担与现代人相比毕竟要少的多，还是以情感的自然流露为主要创作方式，更何况书家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但是，现代人为布置、展览、参赛、销售、结集而专门创作的作品占有着相当多的比例，书法发展到今天其实用性已是微乎其微，纯粹成了艺术形式。为了追求作品的理想效果，书家化费心机，有着比古人多几倍甚至几百倍的创作意识，所以“无意于佳”之作几乎难见。
从当前的书法作品来分析，视角重点都放在了表现形式上，以形式新奇来代替情性，偏重于笔墨的安排，却偏离了“抒情达意”这一本质。有的人为写好一张作品，刻意为之，一遍写不成再写一遍，直至认为“满意”。有些人为参展准备作品，一张作品连写数日，甚至一年，化费数刀宣纸不惜，殊不知“兰亭序”、祭侄稿“、黄州寒食诗帖”皆为草稿之作。一些人对书法的基本技巧还不甚了解，而去追求天趣、稚拙、故意将字改变形态，有意经营位置。笔者曾见一位名家创作作品，写了两三笔，又退后二步看看，再写几笔，像画油画似的，是故弄玄虚呢，还是基本功太差，还是在追求什么味道，无从得知，这怎么可谓是在创作书法作品，分明是在制作作品!有些人认为追求效果，在纸张上作文章，将纸揉皱。或画上几个瓦当、或化成竹简形状、或染色宣纸、或用水破墨等等，虽然是为追求一种效果也未尝不可，但总有制作之嫌。再则，从书风而论，以“丑”态出现者，固然是对妍媚书风的逆反，可其中许多难以称人意者，正在于这些作品是以新的做作来取代原来的套式，自然、朴拙之气以荡然无存了。所以，具有一定书写技能的人，在一般情况下，可以产生与其技能相当的作品，但却不能保证作品成为具有精神内涵的艺术。
非实用性的书法，本应是信手率意的，但一旦加上了功利色彩，为人选展览、得奖、为“标新立异”，那么，就给心理上增加了沉重的负担，把抒情写意的创造方法，变成了刻意为之的制作手段，违背书法创作的精神。当前的书法创作，已没有“无意于佳”的古人的环境，要写作品大都是有意的，如何使书法作品在有意中能抒情达意，进人“无意于佳”的意境，是值得每位书家思索的。
代写情书范文6
关键词:汉字书法;实用书写;王羲之;书写科学;艺术
王羲之的书法成就不仅是中国书法艺术的历史性标志， 更是汉字实现今体化、走向书写科学的重要里程碑。本文拟通过中国书法的产生、汉字书写发展的历史认识王羲之的书法成就，评价其书写科学价值。
一、中国书法的产生及汉字迈向今体书写的历史
1.汉字书法形成的基本条件数千年的华夏文明史表明，汉字的最初形象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字的最初形象一致，同属图画文字。但由于后来的文字革命，使西方的图画文字变成了以抽象符号拼写的表音文字，不再有与客观事物形象有关的表现特征了[1]。然而，中国的汉字则由于两个主要原因，发展成了具有人类文字书写最高水平的书法:其一是中国人在促使图画文字实现它简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从来没有背离象形、表意的基本属性，其二就是创造汉字书写美的工具毛笔的特殊作用。
2.汉字今体书写的萌芽表现
中国汉字真正走向书写的自觉时代是汉代以后开始的，毕业论文 作为语言记录的汉字与体现汉字书写的书体，以及作为书写艺术的书法，三者分别有了各自的内涵。由于此前的篆体文字，虽然相比图画文字简化了许多，但在实用书写上仍然不能适应社会需求，急需要通过革新书写技术去满足实用书写的需要[2]。时至今天我们仍能通过汉代帛、简、牍上的书写墨迹，看到这一进步的突出成就。如“马王堆帛书”、“湖北张家山汉简”、“居延简牍”、“玉门花海汉简”、“大通木简”、“武威王杖诏令简册”。这些作品大都是汉代人们社会交流的手写笔墨实物，一一都突出着书家的真性情。其中最优秀的是建武三年的《居延误死马驹册》(图1)，人称“有张芝之狂，索靖之峻，开拓草书长河的源头”[3]，是最早反映汉字草写的高水平作品。另外，还有同时期的“居延建武纪年简”(图2)[3]，风格不同于章草，当代人称为草隶。奔逸放纵，激情洋溢。两简共14字，其中两“建”、两“武”、两“年”、两“三”等字用笔结字变化极其巧妙。篇末一个“年”字，末笔的一竖占去了大半行，既大气磅礴又妙趣横生，通篇气韵生动，简直就像今人的书写。凡此种种正是我们了解此后的张芝、索靖书法形成的珍贵史料。这些洋溢着书写快乐的作品，其实本是民间或边塞驿站日常事务者的杂记，它们不仅有着卓越的今体书写表现，更要比我们以往用来标识汉代书写形象的汉隶碑铭的《乙瑛》、《礼器》、《袁博》等作品在时间上还要早120至180余年。如上述事实可知，汉代碑铭之外的民间的日用杂写等许多书写现象，已从实用的今体书写这一主流表现上走在了汉隶碑铭书写的前面，不仅为后来的张芝、索靖以至于两晋以来的今体楷书、行书、草书的形成打下了基础，更为其树立了榜样。
3.三国两晋汉字今体书写自觉发展的历史
三国两晋时期，由于在西汉不久已出现了章草，晚汉又出现了行书和今草，使篆、隶、楷、行、草多枝开花的书写表现局面得以迅速形成。社会的发展与科技进步，历史在这一页里汉字书写在造纸术与毛笔制造两大技术的影响下走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在这个被史学家称作“中国周秦诸子以后第二度的哲学时代”[4]，上层社会的知识分子们已清楚地认识到通过追求纸与毛笔质量来提高书写水平的作用。驾驭毛笔尖、齐、圆、健的属性，把握好书写用纸的品质，不仅对于保证书写质量十分重要，同时对于通过书写技巧表达书家精神世界，彰显书家个性与情感，更是有着其他艺术不可替代的表现魅力。这不仅是学习书写的技术，更是探究书法艺术的科学。
有关书法的种种问题一时间成了上层文人或民间书写爱好者交流的话题，以至于清谈、著书立说中有关书法论述之多前所未有。我们通过读史发现，从汉末的蔡邕以至魏钟繇、晋卫铄以及后来的诸多大家和那些不知名的书佐人才的研究与实践，使得以马毫、兔毫表现篆、隶文字形式美的书写，渐被羊毫、狼毫、兼毫等蓄控墨能力强的优质毛笔书写所代替。
汉字书写从此走向了自由快乐的时代，甚至还有人制作了鼠须笔用于书写。硕士论文曹魏后期更由于钟繇等先锋书家的影响，之后由晋武帝司马炎设立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书法博士教习。钟繇作为政权的上层人物，他俯拾众长，继前人曹喜、蔡邕、刘德升及民间优秀书写为基础的书法创举，以他与当时社会书写迥别的今体楷书面貌，为后来的卫铄、王羲之给予了启示。在这一时期的民间，在王羲之出现之前的许多简册、信札、记事等日用书写中，汉字书写已以极其活泼的面目步入了今体书写的实践历史了。无论是出于上奏应急的黄象《急就章》或是已显现章草走向今草面目的黄象《文武帖》及楼兰魏晋草书简札、楼兰行楷《三月一日帖》、楼兰草书《为世主残纸》、楼兰行楷《五月十四日帖》、晋《泰始九年木简》、索靖《月仪本》、《出师颂》、陆机草书《平复帖》、楼兰草书《济白帖》都以与当时的碑铭正书殊极的面目表现着书家的书写情绪，体现着这一时期书家们尝试今体书写的不同风格。
二、王羲之书法的产生与发展
1.王羲之所在社会的书法面貌
王羲之(303-361)生于西晋之末太安二年，他的主要书法活动在东晋升平五年(361)以前上至永和四年(348)的十三年的岁月里。在世时前后有其父王导、叔父王廙、姨母卫铄、其弟王洽、王荟，其子徽之、献之等著名书家以及众多的朝野书佐人才构成了一个今体书写的社会群体，他们无论于理论与实践都为王羲之书法的形成乃至光大给予了支持。其传世作品可从王荟的草书《疖肿》，王徽之的行书《新月》，王献之的楷书《洛神赋》、行草书《鸭头丸》、《廿九日》、《十二月》及草书《中秋》、《送梨》、《鹅群》，王的行草书《伯远》及不知名书家的行草书纸本的《王念卖驼券》等优秀作品和大量不知名书人的正书砖铭墓志等作品可了然其水平与精神。他们以其今体书写的强大阵容树立了晋书发展的主流形象。
2.王羲之书法形成的社会原因
王羲之是一位楷、行、草书全面发展的书家，其楷书作品有见继承钟繇书风的《黄庭经》、《乐毅论》、《东方朔画赞》等。行书有见于他的代表作品《兰亭》、《姨母》、《平安》、《何如》、《奉橘》、《快雪》等;行草书有见其《行穰》、《丧乱》、《孔侍中》等;草书有见其《大道》、《此事》、《游目》、《长风》、《上虞》、《远宦》、《十七日》等代表作品，王羲之以其崭新的时代面目及远超前人的书法成就树立了自己的形象。
我们在认识王羲之今体楷、行、草书的实用价值及其艺术形象时应当通过其社会原因认识和评价他的意义。这是因为王羲之在东晋不仅有着一个以门阀政治集团需要所形成的强大的王氏家族，其父王导是晋高祖丞相。王羲之本人更是王氏家族一致推荐的集团利益的代表人物且至晋右将军的显贵地位。这对于实现他书法的最高地位无疑是一个有利的条件。晋政权偏安一方的经营环境更为王羲之从事文学艺术的专门研究提供了极其宽松的条件。在这个可以广开思想交流的社会中，探究玄学是文人们相互竞高的交际手段。王羲之本人及其家族均是世代相继的天师道徒。信道食丹盼望长生不死是当时人们高价追求的享受。为此所形成的文化在上层文人心灵深处竟是那样的蒙昧与玄妙，可求又不可至。人们受其意识支配为其相关所付出的努力可至于剔精抉微，且屡遭挫败而毫不叹悔。以此所形成的行为观念是王羲之这位持有道徒修养的高级知识分子之突出本领。王羲之从事汉字书写的创新追求是其少年时期早有的夙愿。术好专攻、业成所长。
因长期受成、康二帝之不重，他直将仕途难解国家“倒悬之急”[5]的政治抱负，转变成了以“弃官”[5]为汉字书法而奋斗的热衷追求。他便游前人书法名迹，以可歌可泣的作为给中国书法史树立了一位前所未有的“书圣”形象。
三、王羲之的成就表明:今体是汉字书写科学的必由之路
王羲之书法的历史成就，既体现在他为汉字实用书写的卓绝实践中，更体现在他为汉字用笔科学作出的前无古人的实践上。他还以自己的艺术实践为汉字今体书写确立了内涵中国文化精神的完美形象。这里我们可从以下议题认识其价值。
1.实用书写的领军人物
汉字实用书写是以易识、易写、准确、美观为客观标准向前发展的。我们今天看来这是现代书家于右任先生为他的标准草书所订立的原则。其实王羲之早在他的楷书、行书、草书中已实践了这一原则。
王羲之在《题卫夫人笔阵图》中对“字形大小、平直、偃仰、振动”，“筋脉相连”，甚至“一波、一磔、一横、一戈、一牵、一放纵……”都从书写科学出发追求审美的标准[6]。以往我们在评价王羲之书法时，只注意了他的艺术追求而淡化了他的实用标准。我们今天仍能很容易地从他的楷书、行书、草书的字例与此前的张芝、索靖、钟繇及后来的王献之取得比较，其书写规律所体现的简易与可供他人教习的师范特点，实是无人可比的。在王羲之看来，“结构者谋略也”[6]，他不满足汉代隶变字体结构形象和汉隶书体的书写技巧，积极探索今体书写科学，从造字原则出发追求汉字的今体结构。以其假借、通假、改易、省简的书写建树，在楷、行、草各体中，为同时代的书家树立了追求汉字实用书写的榜样。其行书作品《兰亭序》(图3)中“领”、“固”、“俛”、“怏”等字的假借、通假运用，“揽”、“临”、“亦”、“迹”、“世”、“骸”、“将”、“於”、“既”、“所”、“取”、“抱”、“以”、“或”等占全文百分之八十以上字的改易、省简写法既方便了实用书写又暗合造字规律的创新，在今天仍是我们实用书写所追求的典范。笔者曾经从于右任先生所著的《标准草书千字文》的字例中统计得知，其中直接选取王羲之的多达229字，其余的771个字例，则分散在100多位书家或书法研究的群体中，最多的一人也未超过120个字。此中相当多的成分也是间接取王羲之的。由此，我们在评价“标准草书”的研究成就时，与其说是于右任等民国先驱的创造成就，不如说是他们在王羲之的书写科学的历史成就上的总结、归纳和完善。对于书写科学王羲之不仅自己努力实践，更以自己的理论教诲儿子徽之、献之及他人。王羲之生前所著的《题卫夫人笔阵图》、《书论》、《笔势论十二章》等论著，均是用来教诲儿子献之及后学者的，并常叹自己年事近晚“恐子孙不记”[7]。
2.用笔科学与结字规律研究的典范
在王羲之看来，“用笔者刀矟也”[6]。汉字书写用笔由王羲之通过实用追求已走向了最高点。他以无白的笔法实现了中锋用笔、侧锋取势;精于使转、严于提按;有藏有露、藏露结合;有方有圆、方圆兼备;悬针垂露、“万岁古藤”[6];折剑、折钗以及顿、提、波转、应接等，既严守规范，准确把握结字规律，服务于写实记事，又追求“意在笔前”，彰显书家情怀[6]，努力实践深涵表意的书写艺术理念。王羲之在其所著的《题卫夫人笔阵图》、《书论》、《笔势论十二章》、《用笔赋》等书法著作中对其思想与科学理念均有论述。其中对于楷书、行书、草书、八分结构的认识，对章草与隶书关系的分析，对实现结字平正与偃仰、欹侧的对立统一关系，对字形大小与笔画长短的取舍，更以“创临”、“启心”、“视形”、“说点”、“处戈”、“健壮”等诸多篇幅作了专论。这些重要论述一一都是指导我们今天认识、学习和研究汉字书写的科学方法。
3.汉字书写的科学与书法艺术的里程碑
在王羲之前的汉字书写发展，由于与社会、科技及书家专研水平等诸多因素限制，使其走过了极漫长的发展岁月。距创造这一科学体系的华夏智者的书写自觉目标，虽近在咫尺，却远如天涯。是王羲之这一领军人物的不懈奋斗与同时代书家的共同努力，使之最终走向了峰巅。字体结构的进一步优化，为汉字今体楷书、行书形象的定立及实用记录奠定了基础。是王羲之的历史召唤着人们快步走入书写技术大开发、大发展的时代。汉字从文字表达为主的历史走进了以充分彰显书写功能、又积极实践艺术审美表达的历程。在这个汉字书写的自觉时代里，特别是今体草书的历史性突破，使其以完美的书法艺术形象走上了中国艺术殿堂的最高位置。书法家为追求汉字书写所表现的执著与狂热，是汉字对自身遵循书写规律所创造的语言载体与神奇的意象表现的讴歌和赞美;以其对汉字实用书写的有限表达与审美感受的无限拥有，带给创作者与接受者以精神享受;以创造者的快乐书写与接受者的心灵享受共同创造了一个惟有通过汉字才能领悟、而又不可能穷尽领悟的奥秘世界。
纵观汉字书写走过的历程，我们还发现，在王羲之身后300余年，医学论文 又由唐人将其用之于实用书写创新与艺术开发的实践之中，并使其更有了光大。我们应该知道这是汉字书写科学发展必然的结果。此后而有的汉字书写速度远不在西方文字书写之下，这在王羲之时代已成了定势。且汉字的表意功能却更在西方文字之上。这正是汉字实用与审美并存之所在。它不仅富有中国道家的哲学理念，蕴存中国儒家的中庸之美，更内涵着佛家的彻悟追求。欲求其有当善其无，欲通其妙当会其玄，欲谙彻悟当安空寂。所谓无声而有音乐之和谐，无色更俱图画之美丽。中国汉字书是一门只有博学才能成就的大艺术，更是一份令人向往的事业。所谓“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会通，会通之际”，方有“人书俱老”[7]之境界。
参考文献
[1]康有为.广艺舟双辑[A].历代书法论文选[C].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 1979.
[2]杨仁恺.试论魏晋书风及王氏父子的风貌[A].第五届中国书法史论国际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2.
[3]魏天池.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Z].北京:大地出版社，1989.
[4]宗白华.论《世语》与晋人之美[M].上海:上海出版社，1996.
[5]房玄龄.晋书[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