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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星雨的形成范文1
1、流星飞电：比喻迅疾；
2、大步流星：形容步子跨得大，走得快；
3、流星赶月：像流星追赶月亮一样，形容行动迅速；
4、电流星散：比喻迅速消散；
5、星流霆击：形容迅猛异常；
流星雨的形成范文2
关键词：网络流行语；符号；表达渠道；从众心理
【中图分类号】G640
随着互联网的广泛使用，网络逐步成为人际沟通的重要方式。网络空间出现了一些词语、短语、句子或特定的句子模式，其使用的频率比较高，使用范围比较广，我们将其称为网络流行语。笔者将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分析网络流行语的特征与形成原因。
一、网络流行语的特征
（一）网络流行语呈现出口语化和符号化的特征
网络流行语不同于传统媒体的语言用语，它更加随意，其中部分流行语是网民为了提高输入速度，对一些汉语和英语词汇进行改造，对文字、图片、符号等进行拼装的结果，因而呈现出口语化和符号化的特征。比如"我倒"、"我勒个去"、"给力"、"打酱油"等语句，其中很多都是地方方言，有些是日常表达的另类运用，他们都呈现出网络流行语言的口语化特征。
（二）网络流行语集中反映社会热点事件
语言作为人际沟通最为重要的工具，它敏锐地反映出社会的发展变化，网络流行语更是如此。它大多源自对现实世界的关注，是一种观点和立场，也是一种另类的民意表达。尤其是那些来自于新闻热点事件的网络流行语，凭着自身的超级传播力和巨大影响力，逐渐将公众事件变成了代表某种社会现象的抽象符号，并在一定时期形成热点舆论。比如"我爸是李刚"反映出网民对公权力的不信任，"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糖高宗"、"油他去"等网络流行语表达出当前我国民生领域的物价上涨问题。
（三）网络流行语体现出跨媒体传播的特性
一方面，有很多语言是先在传统媒体中出现，之后在广大网友的引用和改造之下在网络上走红的。比如"此处省略XX字"的流行语便来源于春节联欢晚会上赵本山小品《同桌的你》的台词，"甄体""若能......想必是极好的"、"倒也不负恩泽"来源于电视连续剧《后宫甄传》。另一方面，一些流行语本来是某一网络空间的特定用法，但传统媒体借用使其流行开来。比如"淘宝体""亲，......"最早见于淘宝网卖家对买家的亲切称呼，平面媒体的借用使得"亲"成为网络流行语，并成为网民广泛使用的"淘宝体"。
（四）网络流行语采用多种修辞手法
网络流行语在其构成上普遍使用讽喻、借代、歪解、装拙、打岔等修辞手法，以达到新奇、形象和娱乐的目的。这些修辞手法充分利用了语言的各个要素诸如语音、词汇、语法、文字等，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语言因素。比如音同音近的词语可以构成谐音双关，同形同音词或多义词可以构成语义双关，各种聚合关系、组合关系中的词语以及同素逆序词语等都可能被网络语言创作所广泛使用。而这些修辞手法一旦形成一种模式，就会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成为争相模仿的对象。
二、网络流行语形成原因
（一）互联网的普及
网络媒介是网络流行语形成的基本条件。据统计，从2005年到2012年，全国网民规模从1.1亿人增加至5.6亿人，互联网普及率从8.5%增加至42.1%。随着互联网的普遍运用，特别是各种低价便携式互联网终端（如智能机）的出现，加之网络的开放性、匿名性、多功能性，网络运用逐渐成为一种民众的基本生活方式，成为民众表达、沟通与交流的平台。网络空间中各种即时通讯工具、论坛、微博迅速崛起，从而为网络流行语的形成提供了舆论场。
（二）民众在网络之外的表达渠道有限
随着改革的深入，当前我国民众的表达渠道已经大为拓展，但在互联网络之外，民众的表达渠道依然有限，依然不畅通。广播、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体为精英阶层掌握，普通民众只可能是传统媒体的被动接受者，而不可能成为媒体的使用者。在社会问题突出、社会矛盾凸显、民众利益屡屡受损的情况下，民众有着强烈的表达欲望。大量民众从实在社会转向虚拟社会，在互联网这一虚拟空间中聚集、表达、沟通与交流。可以说，网络流行语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是民众在网络外表达渠道受挤压的结果。
（三）语言的经济原则和类推机制
经济原则和类推机制是网络流行语产生的重要机制。所谓经济原则，就是用最少的字表达最丰富的意思。在信息社会中，人们的生活节奏比较快，其沟通交往也愈加简明直接，精确而简洁的语言表达成为一种必然的要求。短小精悍、形象生动、读起来琅琅上口的网络用语往往能够得到更多网民的青睐。
（四）从众和求异心理
从群体心理角度来看，网络流行语的广泛传播是借助群体中的从众与模仿的心理机制来实现的。在互联网的交流平台上，当一种新颖、极具个性且表现力极强的表达方式出现时，一旦这种表达方式在一定规模的群体内使用，其他成员由于担心被边缘化，便有意无意地模仿群体中其他成员的主流行为，以获取群体认同感，特别是那些新加入的网民。这样一来，某种表达方式的使用者越来越多，在不断地被效仿、创新、传播之下，特定的网络表达方式便从一种"小气候"转变为"大气候"，一种网络流行语便应运而生了。
参考文献
[1][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M].冯克利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郭熙.中国社会语言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王旭，李香平.网络流行语的今天与明天[J].中国青年研究，2001（7）
[4]肖伟胜，王书林.论网络语言的青年亚文化特性[J].青年研究，2008（6）
流星雨的形成范文3
关键词：网络流行语；个案分析；传播；规范
中图分类号：H0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2-0000-01
一、概述
“流行是两种心理――创新与从众之间张力平衡的结果。”[1]狭义的网络语言指的是网民在聊天室或论坛中使用的语言；网络流行语则是特定时期流行于网络并迅速传播的网络语言，它不仅局限于词语，也常以语篇的形式出现。作为一种语言现象，流行语反映了特定时期、特定地区人们普遍关注的特定事物，因此具有很强的标志性。它既有对传统修辞手法的创新使用，又有对新的句法和表达方式的强化，尤其一些极具能产性的格式，如“被X”、“裸X”等的广泛传播，更是折射了多元化的社会的多元化心理，这种语法变异的背后实质是社会关系的变异。
二、网络流行语个案分析
网络流行语种类繁杂，为了有针对性地说明其流行的原因以及传播与生成的机制，本文特别选取了近年在衍生、泛化和套用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一组网络流行语―“被X”结构，利用从个别到一般的哲学方法，提取共性，归纳出整体网络流行语的模式。
1.“被X”的源流
让群众从“被幸福”走向“真幸福”（标题）（天府评论，2009年8月13日）
国家统计局当时的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11.2%，超过了同期GDP涨幅。仅仅从这光鲜的数据看，国民的确生活富足，而实际状况大家心知肚明。可见，受动者处于弱势地位，都存在着无奈与不满，这无疑是新时代的新产物。
2.“被X”的句法分析
“被X”结构的基本形式是：“NP被X”[2]，“被”逐渐发展为类词缀。从词性看，“X”部分可分为名词性，动词性和形容词性三大类。
名词性：被车祸、被前规则、被精神病
动词性：被自杀、被赞成、被结婚、被主动辞职
形容词性：被幸福，被和谐，被快乐
3.“被X”的语义分析
①树叶被风吹跑了。
②他让人家给撵走了。
按照现代汉语的规范，被字句表示受事主语“被处置”且处置结果多为不如意，故又称遭受句，它的动词一般具有较强的处置性，体现了施动者对受动者的影响，例如“吹”“撵”都有明显的可控性，动作性弱的词语是不可以进入被字句。
三、网络流行语的生成与传播
（一）网络流行语的生成
网络流行语种类繁多，形成的方式也大不相同，以下选取最具代表性的几种类型予以说明。
1.谐音词
网络谐音词主要包括：普通话谐音词，方言谐音词，外来语谐音词。
普通话谐音词的“主要构造方式是将错就错的谐音，以及有意识地选择一种能造成逆谐效果的表达”。[3]为了适应网络交际的速度需求，在键盘输入中人们往往会选择第一组词，这样，一个个“美丽的错误”生成了，如：杯具（悲剧）、水饺（睡觉）、墙裂（强烈）、菌男（俊男）、河蟹（和谐）、大虾（大侠）、人参公鸡（人身攻击）、鸡冻（激动）等等。
汉语有七大方言区，各地网民在同一个平台交流就会产生词汇、语法上的差异，这时，强势方言就会迅速蔓延，成为主流。由于字典中收录的方言词语很有限，网民就利用同音词来代替。如闽南语中“偶”的读音与普通话中“我”近似，网络上就以“偶”代替“我”，而“稀饭”是粤语“喜欢”的谐音。
外来语谐音就是把外来语音译成汉语，翻译后字面上会表现出原词不具备的意义，比如论坛上第一个抢座的称“沙发”就是“so fast”的谐音。
2.析字词
拆字游戏自古有之，有些网络流行语也撷取了传统文字游戏的特色，比如“白骨精”=“白领、骨干、精英”，“神童”=“神经病儿童”，“爱心”=“爱钱又没良心”，这些词多借助褒义词的外形来表达贬义的内涵，由于独特的讽刺效果，像“白骨精”等词已经频繁应用于日常生活中。
3.旧词新用
最突出的例子当属疯传网络的“”字。“”在甲骨文中就存在，《古代汉语词典》将“”列为象形字，本义为窗户通明，引申为明亮。作为网络语言，“”充分显示了象形字的功能：“八”是下垂的双目，“口”代表张得大大的嘴巴，图案构成了一个抑郁的表情。又因与“窘”的读音相同，人们将“”与“窘态”“窘迫”等义项联系起来。在这里，“”的含义已经和古汉语中完全不同，有哭笑不得，无奈，尴尬，郁闷等多重意义。
4.缩略词
网络交际中为了省时省事，高效交流，大量缩略词迅速产生，除了官方的缩略词如GDP，更多的是根据谐音重造的词，比如字母词：JJ（姐姐）、DIY；数字组合：886（拜拜了）；混合：+U（加油）；还有一些纯粹由符号构成的词如“< @ __@ > ”表醉。这种拼盘式组合的出现大大节省了网络交流的时间，其简单易懂，表意含蓄，深受网民的喜爱。
5.重叠词
“东东”“笨笨”“呼呼”等词是在成人语境下的儿童化表达，可以称为童言赘语。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人们渴望回到童年的本真，希望在虚拟世界中表达真性情，这种看似与身份不符的儿童化语言风格，体现了真嫩和装嫩两种心理的结合。近年，这些重叠词又有了新发展，如：范跑跑，楼歪歪等ABB式的组合，这些调侃可爱风格的语言对于缓和气氛，拉近谈话者的距离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网络流行语的传播
网络流行语的传播动因一般包括以下几方面：
1.类推性
大部分的网络流行语都具有强大的能产性。比如“不要迷恋哥，哥只是个传说”这种句式流行后衍生出了“不要迷恋房，房只是个传说”，“不要迷恋我，我只是个声音”等表达；这种衍生只需要按照原有的框架归纳推演，不仅大大减少了对新词和新句式的创造，而且加快了流行语的传播速度。
2.经济实用性
交际中的经济原则又叫省力原则，说的是如果用一个词足够传达信息，决不用第二个词。网络流行语形象生动，对于各种生活现象具有很强的概括性，又不失幽默诙谐的意味。
3.时尚创新性
现代年轻人追求既要从众又要独特的矛盾心理，促使创新词语用法。如2010年最流行的“织围脖”就是写微博的意思，“围脖”作为“微博”的谐音更生动也更通俗，比起中规中矩的表达自然更容易博得大众的喜爱。
四、结论
网络语言呈现蓬勃发展的趋势，在当代社会追求新奇个性的心理驱动下，还会产生更多的网络热词。我们应该从积极和消极两方面全面审视网络语言，认识到网络的不规范现象实际是使用者的问题，所以网络语言的规范工作需要全社会全方位的努力。只有充分重视网络语言尤其是网络流行语的风向，重视语言使用的各个侧面才能拓宽语言学的视野，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局面。
参考文献
[1]杨彬.“草根”的流行及其演化的内在机制[J]，修辞学习，2009（6）：80。
[2]何洪峰，彭吉军.论2009年度热词“被X”[J]，语言文字应用，2010（3）：81
[3]施春宏.网络语言的语言价值和语言学价值[J]，语言文字应，2010（3）：71
流星雨的形成范文4
关键词：风险管理 次贷危机 银行转型 流程银行
中图分类号：F830.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60-1770(2009)03-053-03
一、次贷危机风险特性与信息责任
次贷危机发生后，评级公司、商业银行和金融监管部门无一不受到责难。大多指责这些参与次贷生产流程各环节的相关机构，没有履行尽职责任和承担相应的风险责任。如指责评级公司低估了CDO违约概率；商业银行发放、打包出售了太多的次级贷款，但没有履行尽职调查责任：监管部门没有履行监管责任。对于金融业而言，无论是尽职责任还是风险责任，本质是信息责任；金融资产本质是信息资产，美国关于信息责任的第一次立法是2002年4月颁布的《萨班斯一奥克斯雷法案》，第一次明确了上市公司管理层的信息责任，这次立法主要解决2001年安然事件所暴露出的信息欺诈问题。该法案颁布以来争议不断，但该法案第一次从法律上界定了公司高管层的内控责任，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信息责任是以信任为基础的，可以通过银行内部控制和外部监管落实，且外部监管以有效的内部控制为前提。次贷危机不同于安然事件的是，次贷及其信贷衍生产品很多参与主体不是上市公司，而且众多信贷衍生产品的交易不是通过公开市场交易，是通过柜台交易完成的。美国虽然有较完善的法律体系，全国个人征信系统和信用评级模型技术能力，由于信用风险的特性，仅仅依靠这些技术手段远远不足以落实信贷风险相关的信息责任。一方面，信用风险的内生风险高，如欺诈案件中可能损失全部贷款本金，即内生风险等于贷款本金；另一方面，类似次贷这样违约频率高，单笔损失额低的信用风险，是可以通过银行内部进行有效管理的。次贷危机导致美国五大投行全部消失，原因之一就是CDO、CDS这种信贷衍生产品系统性风险一旦从银行剥离出来投放市场，就难以管理了。在良好的信用风险管理下，内生风险被管理压缩后的剩余风险可以很低，如国际先进银行的贷款不良率一般仅2％左右。其中，尽职调查和贷后管理是信贷风险管理的两个关键环节。如果商业银行没有履行尽职责任和风险责任，且经过多层次的交易，信用风险的剩余风险可能层层放大，直至投资者承担全部内生风险。
因此，如果银行内部不能落实尽职责任和风险责任，或外部不能落实监管责任，那么银行信用风险就不宜通过资产证券化等信贷衍生产品进行风险转移。由于违约率高，单笔违约损失额低的特点，信用风险也不宜通过商业保险，如CDS等产品形式进行管理。如全美2000余家保险公司中，多数都不会提供CDS产品，就是因为信用风险的特性，不符合保险公司稳健经营的一般原则。但经营手法一向激进的AIG，截止2009年6月30日通过CDS为高达4410亿美元的债券提供了信用违约掉期。
二、银行业转型与流程银行的反思
1、随着197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金融管制放松和1988年颁布实施的《资本协议》，商业银行为了规避监管资本要求，加快了资产证券化业务发展，纷纷将表内信用风险通过资产证券化转移到表外。在银行监管规则的变化和衍生产品市场兴起的背景下，欧美银行的经营模式已经由传统商业银行以“发放－持有”为特征的利差经营模式，转型为以“发放－销售”为特征的信贷资产周转经营模式。1990年代初，欧美银行在经营模式转型的同时，进行了较彻底的流程重组。一方面，欧美银行很多客户是全球性的跨国公司，区域、部门等“块块”管理难以满足这些大客户的金融需求，需要成立业务条线为这些跨国公司及其分布在各个区域的分支公司提供统一服务，这就需要以“条条”管理为主：二是在资本监管及其他金融监管规则的共同作用下，商业银行转向“发放一销售”的经营模式，通过资产证券化，把信用风险转移到表外或转移给社会，银行不需要承担风险责任，管理层的目标是ROA、ROE最大化，在资本一定的前提下，追求更大的销售额、更高的资产周转率。因此，对于零售业务，信用卡业务、中小企业业务都实行了条线管理，强调效率优先。这类“流程银行”共同特征是：按照客户或产品类别划分业务条线、条线垂直管理；前、中，后台相互制衡；后台业务集中化；流程作业标准化、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
美国次贷危机反映出的一大问题是，这些效率优先的“流程银行”没有履行其尽职责任和风险责任，本质是信息责任。
下面谈谈当前国内银行在“流程银行”建设中存在的几个问题及建议。
1、“条块”问题。大约在1997年以前，国内商业银行管理模式都是以区域、部门为主的，条线垂直管理功能较少：分行的作用突出、总行的功能较弱。1997年以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开始学习追踪国际先进银行最佳实践，总行的控制功能得到加强。随后，股份制商业银行也逐步开始改革，加强了总行控制功能。2001年我国加入WTO以后，银行业的改革步伐加快。2005年，深圳发展银行在新桥投资入股后，在国内率先实行了信贷，财务、内控三条线的垂直管理，业务条线仍是以分行“块块”为主。2007年，民生银行对主要客户线和产品线进行事业部改革，设立了投资银行部、贸易融资部，交通行业部，能源电力行业部、中小企业部，零售银行部等十个事业部。事业部改革以后，原有的分支行行长将主要从事后台和零售业务。在风险控制上，每一个事业部均派驻风险控制官。近年来，还有的银行条线管理更加细化，同一条线内的各个职能岗位都是从总行直接管理分行该条线内的对口职能岗位，基本上淡化了条线在分行所设部门的概念。这是从“块块”管理的一个极端，走向“条条”管理的另一个极端。然而，真理常常在这两端之间。
对于国内银行而言，流程设计需要兼顾效率和质量，考虑到国内银行风险不可向行外转移，质量应优先于效率，国内银行管理者需要在“条条”管理与“块块”管理之间寻找均衡点，不可照搬国外先进银行的“条条”管理。比较几家银行的“条块”管理实践，我们认为，国内商业银行中小企业客户应以“块块”管理为主，零售业务、信用卡业务，大客户服务可以逐步转向“条条”管理为主。同时，风险，财务、稽核三条线需要总行实行垂直管理，以加强总行的控制功能。
2、前、中、后台职责界定问题。前台业务线与风险线的职责界定，争议最大的是哪条线应该对风险管理承担第一责任。一种普遍的想法是，风险就是风险管理部门的责任。其实，根据全面风险管理理念，风险是每一个员工的责任，风险管理
的目标不是零风险，而是在风险容忍度之内，有效确保银行战略目标的实现，因此，风险管理的第一责任始终是业务线。
国内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最薄弱的环节可能是贷后管理。我们认为，贷后管理水平之所以提高缓慢，很重要的原因是人为地将贷款流程责任割裂为贷前管理与贷后管理。如有的银行中小企业客户信贷管理设置了两个流程岗位，一个是客户经理，负责发展客户并负贷前尽职调查责任，另一个是项目经理负贷后管理责任。客户信贷管理是一个流程，既包括贷前，也包括贷后，就像流水一样，如何能界定哪是贷前责任、哪是贷后责任呢?
这种贷前流程与贷后流程割裂的思想，反映在总行，分行层面，就是一个部门管信贷审批，一个部门管贷后管理。如果认为客户风险管理是一个流程，负责信贷审批的部门自然也应该负责贷后客户层面的风险监测预警和贷后评级，另外可再设一个负责信贷管理的部门，主要是信贷合规监管、尽职检查管理，风险报告、风险绩效责任考核等工作。
在合规监管职能方面，国内各家银行都成立了全行的合规部门，这个部门属于前台、，还是后台呢?如果界定为前台，合规部门主要就是外部合规，即业务合规：那么，在风险条线内还应该设置风险合规职能，负责内部合规，属于。但不少银行，全行的合规部门既负责外部合规，又负责内部合规，前台、不分，这样只会弱化合规管理职能。
再比如，风险条线内一般都有风险尽职检查职能，后台稽核部门也会对风险条线进行检查。有的银行认为稽核检查可以代替风险条线内的尽职检查，这样后台与就没有区分开来。其实，后台稽核检查与风险尽职检查是不同的两类检查，后台稽核检查主要是检查风险条线管理者是否履行了内控责任，而风险条线内的尽职检查是检查条线内关键岗位员工的尽职行为，如评级的准确性、授信的合理性。
3、集中化作业问题。有的银行成立区域审批中心，即使分行的中小客户也要上报区域审批中心审批，这样的流程效率可能相对较高。但区域审批中心的审批官日常工作中既很少实地接触客户，也很少与分行、支行的客户经理现场共事，这些审批官既缺乏对中小企业客户的诚信信息，也缺乏客户经理的尽职信息，这样的审批质量可能不如中小企业信贷审批派驻分行或支行的效果好。
流星雨的形成范文5
关键词：鲁迅；生命轨迹；城乡选择；精神裂变
中图分类号：110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13）06―0082―06
鲁迅终其一生，曾先后辗转绍兴、南京、东京、仙台、北京、厦门、广州、上海等地，这已广为人知。仅从表面上看，鲁迅经历的城乡数量有限，从时间角度而言，也显得较为分散，犹如一张由年份、地点组成的人生简谱。然而，如果仔细追溯鲁迅的行迹，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则会发现，鲁迅的城乡之行并非是平面的，而是错综复杂却又有迹可循的人生地图，其中既充满了腾挪跌宕，又暗含着内在规律，呈现出螺旋上升的轨迹，伴随着主体心态的错落变化。这为我们解读鲁迅的生平与思想提供了别一视角。
若以城乡空间的角度观照，鲁迅1898―1936年的人生历程是多线交织的过程，可分解成若干支线，如绍兴南京东京（1898年至1902年）、东京仙台（1902年至1904年）、仙台东京（1904年至1909年）、东京一杭州一绍兴（1909年至1912年）、绍兴南京北京（1912年至1926年）、北京厦门广州（1926年至1927年）、广州上海（1927年至1936年）。这些不同时间的各种路向，即是钱理群先生所言的鲁迅人生中“意义重大的‘空间的转移’”，构成了鲁迅人生之行的复杂面向。
按照空间的差异，鲁迅所经历的地点可划分为多种类型。在城市文化理论中，城乡是现代社会重要的空间形态，“城市”的发展人口、规模、地域分布、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具体涵盖了市镇、中小型城市、都市、都市群、都市圈等类型，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说：“聚落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即从小自然村（hamlet）、村庄（village）、镇（town）到城市（city）、大都市（metropolis）、大都市区（metropolitan area）、集群城市或城市群（conurbation）和城市带或城市连绵区（megalopo-lis）”。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期，绍兴和仙台属于规模较小、发展落后、位置偏僻的市镇，构成鲁迅所处的社会低谷，同被称为“乡”、“乡间”。绍兴僻处东南，仍沉睡在传统的文化襁褓中，同样，日本本州岛的仙台当时也只是偏远小城。厦门、广州均为僻静封闭的边缘城市，作为闽文化中心地的厦门，体现了“边陲性的区域文化”，而坐落于南海之滨的广州，是与内陆城市相隔遥远的商埠，常被视为文化蛮荒地区。而东京、北京、上海则代表了古老或现代的都市，位置优越、人口集中、社会开放、发展水平首屈一指，多为政治、文化、工商业中心，是鲁迅一生中所到达的社会制高点。可见，鲁迅的生命世界是连结着传统与现代、小城与都市的网状空间。
鲁迅正是在乡镇、小城、都市等多种空间中穿行着，从路线上看，既有“城镇一中型城市一都市”的前行，又有“都市小城乡镇”的回退，前者包括绍兴南京东京、仙台东京、绍兴南京北京、广州上海等行程，后者指东京仙台、东京杭州绍兴、北京厦门广州等。因此，如果暂不计时间较短的省亲，鲁迅城市漂流之路主要由两条主线构成：一是由乡土、边缘小城向大城市、都市转移，一是由大城市退向小城、城镇。这两条线索相互交织，构成了一个起起落落的动态过程。
鲁迅向大城市行进，共有四个时期，其中两次以绍兴为起点。第一次是始于1898年的“绍兴南京东京”，第二次是始于1912年的“绍兴南京北京”，前后两次时隔14年，均是由小城镇向大城市行进的过程。此外，鲁迅还曾两次向大城市进发，即1906年“仙台东京”和1927年“广州上海”。
由此，可以窥见鲁迅行走的重要路向。绍兴、仙台、广州、厦门，一般是鲁迅的出发点，也是他急于告别的地方，停留时间均十分短暂。除了鲁迅少年时期在绍兴生活了18年外，1909年在绍兴暂居不足2年（1909年9月―1912年2月），而在其他小城的时间亦如此，厦门4个月（1926年9月―1927年1月）、广州9个月（1927年1月1927年9月）、仙台2年（1904年4月―1906年3月）。仅1926―1927年，鲁迅先后穿越南方三个城市。总之，鲁迅在乡间、小城镇、古城总是匆匆作别，走马灯似地穿梭而过，传递出一个重要信号，即鲁迅在绍兴、仙台、厦门等中小城市多有不适感。另一方面，东京、北京、上海等都市往往是鲁迅“逃”往的目的地，他在那里居住时间相对较久，如东京5年（1902年4月―1904年4月，1906年3月―1909年8月）、北京14年（1912年2月―1926年8月）、上海10年（1927年10月1936年10月），大大超过了他在小城度过的时间。从中不难看出鲁迅对城市的亲疏关系。
按照这一轨迹，鲁迅的人生之路处于现实选择中。从中，我们可以爬梳出一条比较清晰的线索：鲁迅有着强烈的城市认同，不断寻找城市。他总是选择由低点向高点跨越，从而多把东京、北京、上海等城市作为前进方向，在此居住时间也最久，而在仙台、绍兴、厦门停留时间较短；他不愿意久居古城，而向往社会开放、文化发达的现代城市，如东京、上海。不管在国内或是日本，鲁迅的道路都殊途同归。有西方学者曾指出乡土和城市的文化差异：“切默斯、艾曼和沃纳发现，在当代伊朗移居城市的人中一般对城市中的社会自由、妇女作用活动扩大和工作机会等方面持积极态度.而那些选择留在乡村的人则更重视生活的传统方面，如宗教团结与扩大的家庭的关系。……此外，那些对城市生活感到失望又回到乡村的人表示希望能有更多的传统价值观。”舍弃中小城镇而选择大城市，摒弃传统古城而选择现代都市，可谓鲁迅城市之行中的内在逻辑，或者说，他的人生行程是在社会文明空间中从低点向高处、由传统向现代不断探寻的过程，现代城市则成为鲁迅披荆斩棘、走向现代的重要路标。
然而也应看到，鲁迅的城市之行是曲折多变的过程，几经波折动荡，并非一帆风顺。除了1898年的第一次出行，其他三次都是在经历了“大城―中小城（城镇）”坠落之后发生的。1912年离绍赴京之前，鲁迅从东京节节退回到故乡。即1909年“东京杭州绍兴”，是由目标地向出发地撤退的过程，或者说现代都市向城镇降落的过程，“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使他1912年又一次突围，尽管前后两次时间不一，但结果相同，均以急迫离开绍兴而告终，其目的地全部为远方的城市。同样，1906年由仙台返回东京，是鲁迅对1904年“东京仙台”的一次逆转，鲁迅在此期间“弃医从文”，共分两步，在两个城市中完成，首先在仙台“弃医”，尔后赴东京“从文”，鲁迅寄希望于后者，而不是前者。1927年鲁迅的“广州上海”之行，也与以上两次一样，缘于1926年“北京厦门广州”的震荡，鲁迅从北方古都漂泊到南方边缘小城，正是在如临深渊的情形下从中摆脱，继而转赴上海。这是一个在小城（镇）与现代城市（都市）之间来回奔波的艰辛过程。
可见，鲁迅在城乡之间并非是直线行走，而是留下错综复杂的轨迹。他在由小城镇走向大城市的途中，历经崎岖坎坷，有时顺利行进，迈入城市的门槛，有时不进而退，跌回原来的乡土和小城镇，然后再继续向前追索，一生中充满了这样反反复复、曲曲折折的螺旋式过程。“逃离―跃升―退回―再逃离”，鲁迅永远都在做着“攀升―下滑―再攀升”的动作。这种动态的前行，也成为鲁迅生命之路的内在特征。
在鲁迅穿行于城乡的过程中，其心态也发生着规律性的变化，尤其是在都市与小城镇之间，往往产生巨大的心理反差，寂寞失落、激情洋溢，构成了他心灵世界的两个半球。这是他长期城市体验的表现。
在乡间和边缘小城，鲁迅总因缺少“新颢气”而饱受煎熬。对于故乡绍兴，鲁迅有着复杂的态度，真正置身其中时，深恐“遽为村人”。这种焦虑在厦门时重复出现，鲁迅运用大量言语表达内心无限的失落寂寥，包括“死海”，“深山中”，“很单调”，“交通不便，消息不灵”，“我到此未及两月，似乎住了一年了，文字是一点也写不出”等。初到广州，鲁迅不乏新鲜之感，但不久便因当地的文化滞后焦灼万分，他认为“言论界之暗，实在过于北京”“这里是什么都不知道”。即使在域外，鲁迅也产生相同的感受。在仙台时，鲁迅不仅因为“漏题事件”、“幻灯片事件”大受刺激，“咀嚼着屈辱”，而且面临着“脑力顿锢”的精神危机，在他眼里，仙台是一个故步自封的“市镇”“乡间”。总之，在闭塞的中小城市，鲁迅仿佛跌入精神炼狱，往往被紧张感、不适感所困，并不自觉地将目光投向一些大城市，流露出向往之情。
与之相比，鲁迅在大城市的心态要从容得多，这与小城镇形成鲜明对照。他认为北京“人才多于鲫鱼”“遍地是古董”，而上海“别有活力”“较便当”。与仙台相比，东京更是开放发达的现代乐园，为鲁迅等留学生打开了心灵窗口，让他们体尝到了“急于寻求”“新知识”的，过着“一起来就看报”的现代生活。总体而言，从小城镇到现代城市，鲁迅如同从荒漠进入绿洲，产生了巨大的心理波动，他感到了周围“热闹”的迹象，而生命激情得到释放，思想也迅速活跃起来。
对鲁迅而言，大城市和小城市截然不同。前者代表了文化中心，是报刊、商业等现代文化的集中地，富于“活力”、“新颢气”；而乡间和边缘小城，则是社会的低谷，是“宁静”、“单调”、“顿锢”、“什么也不知道”的地方。绍兴、北京等古城，是“鱼龙曼衍之戏”、“皇帝气之积习”，是传统落后的；而东京、上海则是充满“新知识”、“较便当”的地方，呈现出自由开放的氛围。
由此可见，鲁迅的城市之路同时是他的心灵寻觅之途，其中充满了兴奋与麻痹、充实与寂寥、绝望与希望。在现代城市中，鲁迅的心理基本上处于常态，而到了乡间小城、古城，则经常发生失衡。鲁迅心态就是在两极中摇摆、挣扎，无时不在发生激烈碰撞，他在乡间和小城积下的精神封闭、阻滞、焦虑，只有到了大城市才得到纾解。从中可知，鲁迅辗转城市的过程亦是他与“单调”、“脑力顿锢”、“人如机器”的绝望感交战的过程，是他不断追寻“新颢气”、“活力”、“热闹”的过程。其间历经着长期的脱胎换骨的变化，从“精神顿锢”、“什么也不知道”的阴霾中复活，穿越守旧、闭锁、寂寥、孤独、绝望，不断寻求一种热力喷张、意志饱满的生命状态。这是鲁迅城市之行所展现的奇妙的心灵地图。
但是，鲁迅对都市的好感不是绝对的，只是与乡间、小城镇相对而言。鲁迅心目中的“都市”，并非完全指的是北京、上海等城市，实际上也没有任何一座城市成为他的理想选择。北京“人才多于鲫鱼”，但也是“皇帝气之积习”的“沙漠”。20世纪30年代的都市上海“别有活力”，在他看来也危机四伏，存在各种弊端，是“势利之区”、“秽区”。东京是充满新知识的世界都市，但“也不过如此”。可见，鲁迅从正反两个方面看待城市，把现代想象寄托于城市，对城市怀有“幻梦”，但真正体验之后又不无失望，“幻梦”终究“醒了不少”。在厦门、上海等地，每逢一个十字路口，鲁迅都因为将来的去向而感踌躇；在上海，鲁迅常常陷入“无处可去”的境地，正反映了他城市之行中的虚妄心理。似乎永无止境，没有一个城市可以作为永恒的家园，使他形成了“漂流”、“混”的流荡心态，正如萨义德所说：“永远处于不能完全适应的状态，总是觉得仿佛处于当地人居住的亲切、熟悉的世界之外，……无法回到某个更早，也许更稳定的安适自在的状态；而且，更可悲的是，永远无法完全抵达，永远无法与新家或新情境合而为一。可以说，鲁迅的城市之途也是一条生命跋涉之路，充满着不懈的选择、探索，其路向永远是以“新颢气”、“活力”的现代文化精神为指针的。
鲁迅的城市历程不仅是心理波动的过程，也是文化身份转换、调整的过程。有西方学者指出：“只要不同文化的碰撞中存在着冲突和不对称，文化身份问题就会出现。在相对孤立、繁荣和稳定的环境里，通常不会产生文化身份的问题。身份要成为问题，需要有个动荡和危机的时期，既有的方式受到威胁。”浮沉于城乡之间，鲁迅经历了身份得而复失、失而复得的过程，城乡之行，实质上是鲁迅对不同文化身份的选择，亦是精神裂变的过程。
鲁迅在大城市与小城镇、现代城市与传统城市之间，经历了身份错位、归位，形成了两个对立的自我，一是“村人”、“木偶人”、“人如机器”一般形容枯槁的自我，一是向往“热闹”、焕发“活力”的生命力旺盛的自我，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身份，在鲁迅身上无休止地噬咬、纠缠着。其中，东京仙台、东京绍兴、北京厦门等几个时期，均是他心理失衡、身份错位的阶段，在低微的现实身份中挣扎，比如，在传统风气浓厚的绍兴，鲁迅作为“假洋鬼子”格格不入，内心以“村人”自喻。1926年流徙南国后，鲁迅再次从社会之巅跌入低谷，产生“人如机器”的身份焦虑。相反，从绍兴南京东京、仙台东京、绍兴北京、广州上海，是他重塑自我的时期。鲁迅更换不同地点，实际上恰是他两重身份之间不断调适的过程，这种身份的变化，蕴含着紧张的生命抉择。最终鲁迅通过“市镇、小城――大城”之间的摇摆，摒弃了“麻醉”的自我，摆脱了穷乡僻壤中“村人”、“乡间”的“木偶人”的命运，自觉地回归到一个富有精神活力的战斗者位置上，逐步形成一个富有“活力”的新我。
同时，摒弃“幻梦者”身份，蜕变为“现实”的战斗者，亦是鲁迅在城市奔走中实现的。鲁迅作为理想者的身份，在早期的都市之行中初步形成，周作人、增田涉、李欧梵等人曾指出，青年鲁迅“幻梦者”气质很大程度上是受梁启超的影响所致，实际上还与都市的文化环境密切相关。东京浓厚的文化氛围、密集的知识群体、巨大的都市影响力.使青年鲁迅产生身份幻觉，无形中把自己定位成一个超人式的启蒙者，“为救国而去学习真理”，这从他投考较冷门的医学专业和位置偏远的仙台医专中可见一斑。据周作人回忆，当时大多数留学生青睐名牌公立大学的热门专业，原因是“可以领到中国官费，毕业后回国来，说起资格也很响朗，并且容易找到较好的职业”。但青年鲁迅笃信文艺的救国功能，尚未充分考虑个人立足与救国救民、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而且无人为鲁迅那一代青年提供答案，所以鲁迅为了这个渺远的理想冒险，并从《新生》失利等事件上遭受重创，直接导致了1909―1912年鲁迅“东京杭州绍兴”的接连受挫，这是鲁迅身份产生内省的开端。正如钱理群先生所述，“现在经过了十年的反省，鲁迅又打破了自我的神话。在他打破了外在和内在的神话以后，他就真正从缥缈的天国回了现实当中，回到日常生活中来，真正成为了中国这块真实土地上的普通的一员。――后来他说到知识分子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是他打破自我神话以后最终必然达到的结论”。实际上，此后的城市经历，一次又一次改变着鲁迅。来到梦寐以求的北京，却最终“逃”离，1926、1927年南国流徙和1927―1936年上海定居，其问的系列打击是鲁迅思想觉醒与身份转变的又一重要阶段，厦门和广州之行则使鲁迅从“幻梦”中醒来，而上海的势利、流氓、浮躁的空气，让鲁迅深陷“无处可去”的厄境。在城乡行程中，理想光环一层层地被现实所湮没，四处皆是粗陋不堪的现实行状、“正人君子”的嘴脸，这使鲁迅“越来越失望起来”，其理想逐步化为“幻梦”。从中，他意识到庸众的强大、个体力量的微弱，看到了一个裸的现实本相和惨淡的人生。这是对外部环境和自我的双重绝望，不仅精神冠冕破碎，而且寻找理想之地的热情也日益冷却。城乡历程促使鲁迅发生心灵变轨，不再坚持渺不可及的抗争，而是回到现实漩涡中，与之作殊死对抗、绝境求生。鲁迅不仅以这样的姿态，而且劝诫青年人不要盲目追求文学梦想：“先生进学校去，自然甚好，但先行辞去职业，我以为是失策的。看中国现在情形，几乎要陷于无教育状态.此后如何，实在是在不可知之数”。通过城乡之行，鲁迅在“经验的丰实”之中由“幻梦者”变为觉醒者，拒绝空洞的战叫，牢牢地踩着现实大地，不是跟随理想火炬冲锋陷阵，而更像浩渺暗夜中的骑士，自觉地摸索前行，探求中国的现代之路。这可谓鲁迅历经城乡浮沉后得出的实际经验，也是对现代知识分子角色的深刻认知。
鲁迅的城乡之行中还经历了“漂流”者、“侨寓”者向“捣乱”者的角色位移和精神跨越。鲁迅常具有“放逐者”的身份认同，在精神层面里却又和城市存在休戚与共的关系。一方面，鲁迅对城市具有疏离的倾向，扮演着城市屋檐下的“客子”角色，除了北京的八道湾，长年过着居无定所的租赁生活，如东京时期租住的伏见馆、中越馆、伍舍以及北京的“S会馆”、上海租界的石库门等，犹如波西米亚人，由一个城市迁徙到另一城市。不同于许多城市的职业作家，鲁迅一贯以朴素的生活方式示人，除了北京十年的部员生涯外，几乎没有固定的事业，李欧梵对此曾指出：“鲁迅可以说是‘自聘’的”，“通常都在家写作而不必去任何办公室报到”。即使在内心深处，鲁迅绝少对任何城市产生归属感，而甘以“陌生人”、“侨寓”者自居：“但这样的社会里，怎么生根呢，除非和他们一同腐败”。他深怀流浪情结，把城市视作“堕落”之地而有意识地疏离城市，自称：“作者都是生活不能安定的人，为了衣食，奔走四方”。这恰如其分地道出了鲁迅悬浮的身份。另一方面，鲁迅却从未远离城市，在与城市保持游离而又黏合的关系，其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都受到城市文明的影响，乘坐汽车、光顾夜市、喝咖啡、看电影、买报阅报都成为他生活的内容。鲁迅与城市难以分离，主要表现在精神层面。所到之处，他表现出强烈的主人翁姿态，对时局动向、社会百态、文坛现象保持关注和介入的热情，“女师大”事件、“青年必读书”讨论、上海的秦理斋夫人自杀等公共事件，都因鲁迅的参与而变得炙手可热。他坚持不懈地清理城市社会的渣滓，针砭各种积弊，抨击了华人被洋人殴打身亡、“争穿”孝服、广告征父母等弊病。鲁迅不仅近距离透视城市万象，还站在城市之巅，环视偌大的中国：北京时期，鲁迅对上海的“灵学会”活动、河南开封士兵“铁塔奸污女生”案颇为关注；到上海后，把东北战事、浙江余姚旱灾、四川的“短衣运动”、南京的“萧女士被案”、浙江乡间的“迎神”和“咬人”等事态纳入视野；身在厦门、广州时，鲁迅仍注视着京、沪的社会动态。鲁迅通过城市开展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鞭笞城市的乱象，触及中国社会的神经末梢，“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浊停滞的空气”。而且，鲁迅适应城市的文化特点，为城市植入新的基因，激活文化空气。史学家谢国桢认为，党、社的出现代表了“人民自觉的现象”。近代尤其是“五四”后，中国城市思想渐趋活跃，成为各类政治、文艺团体的集结地。对此，鲁迅也有深切的体验，认为在城市中“没有一伙，是不行的”。他在各个城市不断寻找同道，早期接触光复会、南社、越社，“五四”后与众多文艺团体过从甚密，参与创办语丝社、莽原社、未名社和厦门的泱泱社等团体。在广州曾拟与创造社结成战线；抵沪后，除了创办朝华社，参加济难会、左联、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自由运动大同盟等一系列社会组织。鲁迅之所以亲近各类团体，存在复杂的动因，如王宏志断言：“原因在于他真正相信这样的一个文学团体会对中国的文坛，甚至中国将来带来好处”。陈思和认为：“鲁迅从来不是一个习惯于孤军作战的独行侠，他在反抗黑暗环境的一生中，始终在寻找自己的同盟军。他的一生是寻找结盟的一生。”从城市的角度看，其做法与城市的特点密切相关。城市社会是以陌生人为主的大舞台，通过接近各类团体，鲁迅能够走近青年知识者，为之提供成长的“梯子”，通过多方联袂，超越一己之力，筑起知识分子的长城。鲁迅“总是处于孤寂与结盟之间”，在城市中建立阵线，补充自身能量。所以，作为“漂泊者”的鲁迅，始终与城市保持着黏合关系，即使面对艰难险阻，仍寸步不移，“所以我的意思，倒不如在都市中，要堕落的从速堕落罢，要苦痛的速速苦痛罢，否则从较为宁静的地方突到闹处，也须意外地吃惊受苦，其苦痛之总量，与本在都市者略同”。而鲁迅自觉地以城市守望者的姿态，时刻触摸着现实脉搏，与中国现代社会命运相依。
综而观之，鲁迅的城乡之行潜藏着显形和隐形的线索，从中可以捕捉鲁迅生命的动态轨迹与内在逻辑。他在乡间与城市、小城与大城、理想与现实之间浮沉，经历着市镇―小城―都市的跌宕与考验。在此期间，努力克服“脑力顿锢”的委顿心态，向“新颢气”、“热闹”的生命空间挺进，奋力改变“村人”、“木偶人”、“人如机器”的身份，摒弃“幻梦者”、“漂流者”的角色，而选择成为现代社会中充满“活”气的“捣乱”者。这些蜕变，无疑显示了鲁迅人生中极为复杂的向度，以及在内外部的挑战与风险中决然迈向现代的生命伟力，同时也昭示出城市文化环境对一个现代知识者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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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星雨的形成范文6
【关键词】流动性升水；交易成本
一、文献综述
Bengt Holmstrom 和Jean Tirole在《LAPM：A LiquidityBased Asset Pricing Model》中列举了一个简单地例子，解释了流动性的价值：在不确定性的未来可以获得资本进行再投资，获得更高的收益。在此基础上，本文增添一点――获得资本所需要的时间，考察金融资产变现的难易程度对于流动性价值的影响。
二、模型建立
模型分为三期：0期，1期和2期。在0期，企业没有禀赋，消费者有禀赋。企业向消费者融资，用来投资成本为I的项目和购买无风险资产L0。该项目在1期产生随机收益X，服从分布g（X），且E（X）>I。无风险资产在1期产生固定的收益1，但是从决定出售到出售成功需要时间z，z服从分布f（z）。1期的收益都是可以确认和抵押的，并且收益在企业、消费者和投资项目上进行分配。
该再投资项目在2期有收益b（z）y（x）-y2（x）/2，b（z）是z的单调减函数。因为对于有正收益的投资项目，从看到投资机会到进行投资，所需要的时间增加，投资的收益会越低。市场上取得正投资收益的资源比较稀少，投资者们追逐利润，在抓住投资机遇方面会有所竞争，使得投资收益随时间变化而降低。
企业的最优化问题：
max{y，l}E0[b（z）y（x）-y2（x）/2+t（x）]（1）
约束条件：
y（x）+t（x）≤x+lfor all x（2）
1期的收益必须足够分配
E0[x-I-y（x）-t（x）-（q-1）l]0（3）
消费者的期望利润不能为负
由于消费者会投资是风险中性的，且进行任何正收益的投资，所以约束（3）是紧的maxE0{b（z）y（x）-y2（x）/2+t（x）+u[x-I-y（x）-t（x）-（q-1）l]}St.y（x）+t（x）≤x+lfor all x
考虑无约束（2）的情况，有
y*=E（b（z））-u
那么，有约束的最优解是
y=min（y*，x+l）
若u0，那么在最优解中，公司不分给消费者，这违反了约束条件（3）。在u=1时，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流动性稀缺。我们仅考察u>1的情况。
对t（x）求导，有1-u
选择L来最大化
∫y*-L0∫∞0[b（z）（x+L）-（x+L）2/2-u（I-qL）f（z）g（x）dzdx+∫∞y*-L∫∞0[b（z）y*-（y*）2/2-u（I+y*+（q-1）L-x）]f（z）g（x）dzdx
一阶条件有：
q-1=∫y*-L0[E（b）-（x+L）u-1]g（x）dx
定义
m（x）=E（b）-（x+L）u
0otherwise-1forx≤y*-L
m（x）是流动性的边际价值。
q-1=E0[m（x）]
由于b是z的单调减函数，不妨设b（z）=b0-b1z where b1>0。则：
q-1=∫y*-L0[b0-b1E0（z）-（x+L）u]g（x）dx
PROP 1.dqdE0（z）=-b1uG（y*-L）
PROP 2.dqdl=-1uG（y*-L）
当L>L*时，流动性的供给太多，导致流动性升水价值为0；当L
三、结论
在三期投资模型的框架下，交易成本通过影响未来收益，降低了对提供流动性的资产的需求。流动性作为商品，需求的减少会导致其本身价值――流动性升水的降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