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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星雨的形成范文1
1、流星飞电：比喻迅疾；
2、大步流星：形容步子跨得大，走得快；
3、流星赶月：像流星追赶月亮一样，形容行动迅速；
4、电流星散：比喻迅速消散；
5、星流霆击：形容迅猛异常；
流星雨的形成范文2
关键词：网络流行语；符号；表达渠道；从众心理
【中图分类号】G640
随着互联网的广泛使用，网络逐步成为人际沟通的重要方式。网络空间出现了一些词语、短语、句子或特定的句子模式，其使用的频率比较高，使用范围比较广，我们将其称为网络流行语。笔者将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分析网络流行语的特征与形成原因。
一、网络流行语的特征
（一）网络流行语呈现出口语化和符号化的特征
网络流行语不同于传统媒体的语言用语，它更加随意，其中部分流行语是网民为了提高输入速度，对一些汉语和英语词汇进行改造，对文字、图片、符号等进行拼装的结果，因而呈现出口语化和符号化的特征。比如"我倒"、"我勒个去"、"给力"、"打酱油"等语句，其中很多都是地方方言，有些是日常表达的另类运用，他们都呈现出网络流行语言的口语化特征。
（二）网络流行语集中反映社会热点事件
语言作为人际沟通最为重要的工具，它敏锐地反映出社会的发展变化，网络流行语更是如此。它大多源自对现实世界的关注，是一种观点和立场，也是一种另类的民意表达。尤其是那些来自于新闻热点事件的网络流行语，凭着自身的超级传播力和巨大影响力，逐渐将公众事件变成了代表某种社会现象的抽象符号，并在一定时期形成热点舆论。比如"我爸是李刚"反映出网民对公权力的不信任，"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糖高宗"、"油他去"等网络流行语表达出当前我国民生领域的物价上涨问题。
（三）网络流行语体现出跨媒体传播的特性
一方面，有很多语言是先在传统媒体中出现，之后在广大网友的引用和改造之下在网络上走红的。比如"此处省略XX字"的流行语便来源于春节联欢晚会上赵本山小品《同桌的你》的台词，"甄体""若能......想必是极好的"、"倒也不负恩泽"来源于电视连续剧《后宫甄传》。另一方面，一些流行语本来是某一网络空间的特定用法，但传统媒体借用使其流行开来。比如"淘宝体""亲，......"最早见于淘宝网卖家对买家的亲切称呼，平面媒体的借用使得"亲"成为网络流行语，并成为网民广泛使用的"淘宝体"。
（四）网络流行语采用多种修辞手法
网络流行语在其构成上普遍使用讽喻、借代、歪解、装拙、打岔等修辞手法，以达到新奇、形象和娱乐的目的。这些修辞手法充分利用了语言的各个要素诸如语音、词汇、语法、文字等，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语言因素。比如音同音近的词语可以构成谐音双关，同形同音词或多义词可以构成语义双关，各种聚合关系、组合关系中的词语以及同素逆序词语等都可能被网络语言创作所广泛使用。而这些修辞手法一旦形成一种模式，就会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成为争相模仿的对象。
二、网络流行语形成原因
（一）互联网的普及
网络媒介是网络流行语形成的基本条件。据统计，从2005年到2012年，全国网民规模从1.1亿人增加至5.6亿人，互联网普及率从8.5%增加至42.1%。随着互联网的普遍运用，特别是各种低价便携式互联网终端（如智能机）的出现，加之网络的开放性、匿名性、多功能性，网络运用逐渐成为一种民众的基本生活方式，成为民众表达、沟通与交流的平台。网络空间中各种即时通讯工具、论坛、微博迅速崛起，从而为网络流行语的形成提供了舆论场。
（二）民众在网络之外的表达渠道有限
随着改革的深入，当前我国民众的表达渠道已经大为拓展，但在互联网络之外，民众的表达渠道依然有限，依然不畅通。广播、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体为精英阶层掌握，普通民众只可能是传统媒体的被动接受者，而不可能成为媒体的使用者。在社会问题突出、社会矛盾凸显、民众利益屡屡受损的情况下，民众有着强烈的表达欲望。大量民众从实在社会转向虚拟社会，在互联网这一虚拟空间中聚集、表达、沟通与交流。可以说，网络流行语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是民众在网络外表达渠道受挤压的结果。
（三）语言的经济原则和类推机制
经济原则和类推机制是网络流行语产生的重要机制。所谓经济原则，就是用最少的字表达最丰富的意思。在信息社会中，人们的生活节奏比较快，其沟通交往也愈加简明直接，精确而简洁的语言表达成为一种必然的要求。短小精悍、形象生动、读起来琅琅上口的网络用语往往能够得到更多网民的青睐。
（四）从众和求异心理
从群体心理角度来看，网络流行语的广泛传播是借助群体中的从众与模仿的心理机制来实现的。在互联网的交流平台上，当一种新颖、极具个性且表现力极强的表达方式出现时，一旦这种表达方式在一定规模的群体内使用，其他成员由于担心被边缘化，便有意无意地模仿群体中其他成员的主流行为，以获取群体认同感，特别是那些新加入的网民。这样一来，某种表达方式的使用者越来越多，在不断地被效仿、创新、传播之下，特定的网络表达方式便从一种"小气候"转变为"大气候"，一种网络流行语便应运而生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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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星雨的形成范文3
关键词： 物流成本； 孤立数据点； 密度方法； 预测模型
中图分类号： TN911.1?34； TP3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73X（2017）13?0114?04
Abstract： The isolated point plays the interference effect on the forecast result of the logistics cost， but its negative effect isn′t considered in current model， and the reliability of the prediction result is low.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forecasting effect of logistics cost， the logistics cost forecasting model based on isolated point elimination is put forward. The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of logistics cost prediction is analyzed. The isolated points in original data of the logistics cost are found out according to the density method， and removed. The data of logistics cost is clustered to seek out the change characteristics hidden in logistics. The least square support vector machine is used to establish the logistics cost prediction model. Its performance is tested by means of the logistics cost prediction experiment. The test results show that the model can eliminate the interference of isolated point， enhance the prediction accuracy of logistics cost， improve the modeling efficiency of logistics cost forecasting， and has perfect practical application value.
Keywords： logistics cost； isolated data point； density method； prediction model
0 引 言
随着经济、人们生活水平以及交通技术等不断改善，物流企业越来越多，导致企业之间的竞争加剧，物流成本预测直接影响物流企业的经济效益，是物流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方向，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1]。
物流成本与一个地区的经济、政策以及交通状况密切相关，是一个复杂多变系统，最原始的物流成本预测通过手工方式实现，一些专业人员采用统计学理论对物流成本进行分析和预测，该方式对小规模物流成本预测可以实现，对于现代大规模物流成本计算过程太复杂，工作效率低，而且易出错。随后有学者提出了物流成本自动预测模型。有学者采用时间序列法对物流成本进行建模，根据收集的物流历史成本数据发现原物流成本将来的变化特点，相对于手工方式，提高了物流成本的预测效率，预测结果更加可靠、稳定，但它们属于线性预测模型，而物流成本不是简单的线性变化，同时具有随机性、波动特性，故无法描述物流成本的非线性变化特点，导致有时预测结果与实际值相差大，物流成本的预测精度低[2]。为了克服线性预测模型的不足，有学者提出了非线性的物流成本预测模型，可以描述物流成本的非线性变化特点，提高了物流成本预测精度[3?4]，主要有神经网络、支持向量机等非物流成本预测模型，但它们缺陷也十分明显，如支持向量机的物流成本建模时间长，神经网络要求历史样本多等[5]。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LSSVM）减少了物流成本的建模时间，需要的物流历史样本少，因此成为物流成本预测的主要建模工具[6?7]。相关研究表明，在物流成本预测模型的建立过程中，一些孤立点对预测结果影响大，对LSSVM的学习过程产生干扰，因此，如何有效剔除物流成本数据中的孤立点，改善物流成本的预测效果十分关键[8]。
为了消除孤立点对物流成本预测结果的干扰作用，提出基于剔除孤立c的物流成本预测模型。首先采用密度方法删除物流成本原始数据中的孤立点，然后对物流成本数据进行聚类分析，采用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建立物流成本预测模型，物流成本预测实验结果表明，该模型提高了物流成本的预测精度，改善了物流成本预测的建模效率。
1 剔除物流成本历史数据中的孤立点
在物流成本的历史数据中，由于工作人员、收集条件等限制，会有一定数量的孤立点，这些孤立点实际是一些无用的数据，会对物流成本建模过程产生干扰，因此在建立物流成本预测模型之前，准确剔除这些孤立点有助于后续的物流成本预测，因此本文采用密度方法对物流成本的历史数据进行分析，找到其中的孤立点。
设为第个物流成本的历史样本数据点，为邻域内的物流成本数目，为预先设置的最少数据量，其计算公式为：
剔除物流成本历史数据中孤立点的步骤为：
Step1：收集一个物流成本历史数据并设置的值。
Step2：估计样本点的领域大小Eps。
Step3： 估计任意样本点与其他物流成本数据点之间的距离，并估计物流成本样本数据点的值。
Step4： 根据式（3）对物流成本历史数据进行分析，找到其中的孤立点。
Step5：从物流成本历史样本中删除孤立点，剩下的物流成本历史数据组成学习样本。
2 物流成本预测模型的构建
2.1 物流成本数据的聚类分析
物流成本数据具有固定变化规律，可以对剔除物流成本历史数据进行聚类分析，选择与预测点具有相似变化特点的数据，减少训练数据样本的规模，加快物流成本数据建模速度。设物流成本数据集为为物流成本样本点数，共有类，且有则聚类分析的目标函数定义为：
2.2 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
设物流成本建模训练样本为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引入映射函数对其进行空间变换，做如下的回归过程：
式中：和为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的参数。
为了找到最佳二乘支持向量机参数和的值，引入松弛因子，找到与式（7）等同的多约束函数，即有：
2.3 物流成本预测模型的建立步骤
Step1：对一个具体物流成本预测问题收集相应的历史样本。
Step2：采用密度方法剔除物流成本原始数据中的孤立点。
Step3：对物流成本数据做如下处理，减少数据的变化幅度。
Step4：对剔除孤立点的物流成本数据进行聚类，找到预测点的最优训练样本数据集。
Step5：将最优训练样本数据集输入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建立物流成本预测模型。
Step6：采用具体物流成本数据对物流成本预测模型性能进行分析，并对物流成本将来的值进行估计。
综上可知，基于剔除孤立点的物流成本预测模型工作流程如图1所示。
3 实验结果与分析
为了测试基于剔除孤立点的物流成本预测模型的性能，采用VC++编写物流成本预测程序，收集到物流成本历史样本，密度方法剔除其中的孤立点，最后得到200个数据，如图2所示。
采用聚类分析选择物流成本预测的训练样本，建立物流成本预测模型，物流成本的单步预测结果如图3所示。从图3可知，物流成本预测值与实际值之间误差很小，这说明本文模型可以发现物流成本样本点数据中隐藏的变化特点，是一种精度高的物流成本预测模型。
提前三步的物流成本预测结果如图4所示。对图4进行分析可以清楚看出，物流成本的多步预测精度要低于物流成本的单步预测精度，预测误差增加，但还是可以从整体上描述物流成本的变化特点，预测结果有一定的实际价值，可以帮助有关部门制定相应的管理措施。
为了分析本文模型的优越性，选择文献[9?10]的物流成本预测模型进行对比实验，采用预测精度（%）作为评价标准，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1可以发现，本文模型的物流成本预测精度要高于其他模型，更好地反映了物流成本预测变化特点，降低了物流成本预测误差，具有明显的优越性。
在物流成本建模过程中，训练时间影响预测效率，统计不同模型的物流成本建模时间，具体如图5所示，对图5的物流成本建模时间进行对比分析，可以看出，本文模型的物流成本建模时间最少，优势十分明显，可以满足速度要求快的物流成本预测领域。
4 结 语
在物流成本建模过程中，预测结果的好坏与样本选择直接相关，为了避免孤立点对物流成本预测结果的负面影响，设计了基于剔除孤立点的物流成本预测模型，测试结果表明，无论是单步或者多步的物流成本预测结果，本文模型的性能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物流成本预测误差大幅度下降，同时由于剔除孤立点，通过聚类分析选择与预测点相关的样本，减少了训练样本的规模，物流成本建模速度加快，具有更广的应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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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星雨的形成范文4
关键词：流动性；流动性管理；成本最小化
中图分类号：F830.45 文献标识码：A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形势已日渐明朗，金融与经济的相互联系越来越紧密。在一定程度上，金融已日益成为各国国民经济的核心要素，金融系统的稳定与否深刻影响着整个国民经济。而中央银行实行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和紧缩性货币政策也影响着金融系统的稳定。当银行持有大量的流动性资产时，银行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的敏感度相对下降，影响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和有效性。而央行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和紧缩性货币政策都有可能因为银行大量的流动性而大打折扣。2011年7月，我国CPI同比上涨6.5%，涨幅比上月提高了0.1个百分点，创下了2008年7月以来37个月的新高。2011年6月20号，央行再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这是自2010年以来第11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已累计上调了5.5个百分点，累计冻结约41 900亿元资金（如图1）。在不断迅速爬升的通胀水平下，政府实行货币紧缩政策的力度越加强硬，而在这种环境下，银行的流动性越加紧缩。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基于银行流动性均衡成本最小化的角度，再次研究银行流动性管理。
一、流动性与流动性风险
流动性是一个具有非常广泛含义的概念，不同的角度具有不同的理解。巴塞尔委员会在《银行机构流动性管理的稳定做法》中指出,流动性是银行为了资产的增加而进行融资以及债务到期时履行约定的一种能力。Peter Rose 认为当银行在需要资金时，如果能够以合理的成本快速地得到所需的资金，那么就可以判定该银行具有流动性。本文认为，银行的流动性应同时包括资产的流动性与负债的流动性，即银行能够在资产不发生损失的情况下迅速变现，同时又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快速地获得所需要的资金。其核心要素为资金的数量、成本以及反应时间。
相应地，我们可以这样定义银行的流动性风险：当商业银行不能在任何时刻都实现以合理的成本筹措到其所需要数量的资金来完成自身的金融义务以及满足顾客的需求，从而造成银行经济或者声誉上的损失的风险。
流动性风险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它不仅会给银行带来经济和信誉上的危机，严重时甚至可能导致银行的破产。而当这一问题发生在银行系统，或者在流通企业中扩散开来的话，那么将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使整个国民经济陷入流动性危机。
二、流动性风险的成因分析
流动性风险是商业银行与生俱来的一种风险，任何一个银行在每时每刻都面临着流动性风险，这是银行所有风险的一个最终表现形式。流动性风险的表现形式虽然各不相同，但其成因不外乎来自于自身的制度，其他风险的转化以及其他银行的风险传染这三个方面。
首先，作为整个社会流动性的创造机构，银行实现了流动性的转换与创造，将缺乏流动性的资产转换成具有高流动性的负债。为存款人提供了活期的存款合约，为贷款人提供了非流动性的贷款，为存款人提供了流动性保险。正是因为银行的这种性质使其面对了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冲击，因此其本身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自身流动性的问题。当商业银行的信用等级因其他原因而降低时，就容易引发公众担忧，进而诱发存款人提取存款的行为，容易爆发挤兑风潮。这是由银行自身的资产与负债流动性的不匹配所决定的。资产负债之间期限结构的不匹配必然导致银行资产负债结构的不稳定，进而引发流动性风险。
其次，流动性风险是一种间接的综合性的风险，它是银行内部所有风险的一个最终表现形式，银行的任何一个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都有可能转化为流动性风险。我们最常见的转化形式包括了银行的信用风险的转化，操作风险的转化，价格风险的转化，信誉风险的转化以及利率风险的转化，等等。这些风险长期存在于银行内部，一旦长期积聚而得不到有效的解决的话，最终都将会以流动性风险的形式表现出来。
再者，银行的流动性风险除了自身经营产生之外，也有可能来自于其他银行的风险传染。当一家银行出现流动性危机倒闭时，将无力偿还对其他银行的债务，从而引起了其他银行的流动性危机。同时，当个别银行遭遇资金短缺而进行资产大量变现时，必然引起市场价格的波动，影响到其他银行。特别是出现经济萧条或者金融危机时，当民众对整个银行系统失去了信心而陷入非理性的恐慌，他们会无区别地对所有银行进行挤兑，于是危机就蔓延到其他没有问题的银行。
三、流动性管理的发展历程
基于流动性在商业银行经营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流动性管理一直被视为资产负债管理和金融风险管理的重点。从早期的侧重于资产的流动性管理，逐步经历了负债的流动性管理和平衡的流动性管理。
（一）资产流动性管理阶段
20世纪20年代前属于流动性的消极管理阶段，当时盛行着商业贷款理论（commercial loan theory），也称为真是票据理论（real-bills doctrine），这是最早的流动性管理理论。该理论侧重于银行保持高度的流动性。由于银行的资金多数来源于短期资金，因此其业务要集中在短期的，自偿性的贷款。该理论指出了应满足银行的流动性，并且在进行资金配置时要考虑资金来源的性质与结构。但其忽略了银行的盈利能力与短期贷款的偿还能力。
1930年经济大萧条之后，资产转换理论（asset shiftability theory）逐步流行。该理论强调银行需要保持一定的具有流动性的非现金资产来应对流动性需求。一旦银行的流动性需求超出了其所持有的现金时，可立即将这一部分的资产变现以保证其偿付能力。但持有过多的流动性资产与银行的盈利性发生了冲突，同时流动性资产的变现能力也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各国经济的复苏催生了预期收入理论(anticipated income theory)。该理论认为借款人还贷的能力取决于其预期收入，而非贷款期限。在这种环境下，增加了银行潜在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二）负债管理理论
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联邦基金市场、回购协议以及可转让存单的发展，银行开始实施通过负债获得流动性，并且通过对资产负债表盈利性的扩展来进行负债管理。该理论强调银行在市场上购买流动性，银行从被动负债转为主动负债，开拓资金来源。通过负债满足流动性需求，减少银行流动性资产的储备。这种管理策略提高了银行筹措资金的灵活性与主动性，但也给银行带来了巨大的潜在风险。货币市场的震动将导致银行无法筹借资金。同时，银行的财务危机也将导致市场流动性供给的停止，银行流动性的压力也将演化成流动性危机。
（三）平衡流动性管理
该理论流行于20世纪90年代中叶，从资产平衡的角度协调银行安全性、流动性与盈利性之间的矛盾。强调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银行应动态地调整资产和负债结构，在保证银行流动性的前提下谋求利润最大化。其基本思路是将未来的流动性需求划分为逾期的和突发的两部分。对于预期的流动性需求可通过资产方式以及与往来银行达成的信用安排予以解决，而突发性则需要通过短期借款来实现。
四、流动性均衡成本最小化
流动性的均衡主要包括流动性需求与流动性供给之间的矛盾，反映着银行盈利性与流动性目标之间的矛盾。流动性需求与供给的不匹配是银行的常态，银行需要不停地处理流动性不足与过剩的问题，以期实现流动性的均衡。
（一）流动性需求的概率曲线
在一定时期内，银行的流动性处于不断波动的状态，由各个时点上不同水平的流动性构成。但我们综合历年流动性需求的有关数据不难发现，银行的流动性总是在一定范围内波动，高于上限水平的流动性需求不会发生，而低于下限水平的流动性需求却必然会出现。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较低水平的流动性需求出现的情况相对较多，而高水平的流动性需求却较少出现。换一种说法，我们可以认定为在一定的时点上，低水平的流动性需求L(L)出现概率较大，而高水平的流动性需求L(H)发生的概率相对较小。为此，我们绘制了不同水平流动性需求的概率分布图。在图2中，越接近于低水平的流动性需求L(L)出现的概率就约接近于100%，而高于L(H)水平的流动性需求出现的概率则趋向于0。从图中我们可以得知，在L(L)和L(H)之间的流动性需求的发生概率P(L)随着L的增加而逐步递减。
（二）流动性供应成本的分析与表达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现金资产是无收益资产，持有可转换资产却能获得一定的收益，因此在图中现金资产的备付成本应高于可转换资产的备付成本，即图3中的cb位于cz1上方。而主动负债由于对外借款受不可控的市场因素影响更大，单位交易成本更高，所以主动负债的成本曲线相对可转换资产而言更为陡峭。
五、流动性供给方案的确定
在日益紧缩的货币政策下，我们认为一个合理科学的流动性方案应能够满足银行流动性的实际需求，实现流动性的均衡，同时又应该是成本最低。无论是通过备付金、可转换资产还是主动负债来满足银行的流动性需求，都必然会给银行带来一定的成本。我们强调的成本最低的方案既可以是其中的某一种也可以是多种的组合，根据不同时刻不同水平的流动性需求导致的相对成本的高低来进行选择。在上述图中我们不难发现，流动性供给成本越低，其成本曲线位置越低。因此，不同的供给方式的成本曲线所围绕形成的曲线簇下边界就形成了成本最低的供给方案。
现以图3中所绘进行分析。当备付金、可转换资产与主动负债成本曲线位于图中位置时，我们可以得到在这一时刻下，总流动供给水平为L4，流动性成本最低的供给方案：由备付金、可转换资产和主动负债三者共同形成，备付金为L2，可转换资产为（L3-L2），主动负债为（L4-L3）。
当银行面临特定水平的流动性需求时，银行根据最小成本的原则选取的方案也会有所不同。在所绘图中，当流动性需求水平低于L2时，银行将会选取全部采用备付金进行流动性支付；在流动性位于L2与L3之间时，银行会将其持有的数量为L3的备付金来满足流动性需求，余下部分则通过可转换资产进行实现；在高于L3水平的流动性需求下，银行会采用L2数量的现金资产和（L3-L2）的可转换资产以及主动负债来实现。
在公式c=r+b×P(L)中，参数r和b体现了银行组织流动性的备付成本率与单位的交易成本。这两个参数的变化将导致三种不同供给方式的成本变动，对图示曲线的位置和形状具有一定的调整，进而影响最佳方案的确定。对于参数r而言，其变化不改变成本曲线的形状，但会使整条曲线上下移动。而参数b的变化将直接影响成本曲线的形状，当b变小时，成本曲线将逐步平缓，减小至0时，将形成一条水平的直线，此时即为备付金的成本线，而当参数b变大时，成本曲线将逐步变得陡峭。在市场不断变化导致参数r和b变化时，成本曲线的位置将发生一定的移动，曲线簇下边界也会相应变动，此时应及时调整流动性的供给方案。在一般情况下，我们认为参数r和b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收益率相对低下的资产流动性相对较好，其备付成本高，交易成本低；而收益率高的资产却是相反，其流动性差而备付成本低且交易成本高。但是当资产流动性不足或是市场的有效性不足时，或者资产的质量不佳时，也会出现备付成本率相同而单位交易费用不一样的情况。因此，银行在确定最佳流动性方案是需综合考虑这两个参数的变化，并适时进行一定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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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Bank Liquidity Management Based on Minimization Balanced Cost
CAO Wen-bin, LIN Zeng
(School of Business,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214122, China)
流星雨的形成范文5
关键词：鲁迅；生命轨迹；城乡选择；精神裂变
中图分类号：110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13）06―0082―06
鲁迅终其一生，曾先后辗转绍兴、南京、东京、仙台、北京、厦门、广州、上海等地，这已广为人知。仅从表面上看，鲁迅经历的城乡数量有限，从时间角度而言，也显得较为分散，犹如一张由年份、地点组成的人生简谱。然而，如果仔细追溯鲁迅的行迹，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则会发现，鲁迅的城乡之行并非是平面的，而是错综复杂却又有迹可循的人生地图，其中既充满了腾挪跌宕，又暗含着内在规律，呈现出螺旋上升的轨迹，伴随着主体心态的错落变化。这为我们解读鲁迅的生平与思想提供了别一视角。
若以城乡空间的角度观照，鲁迅1898―1936年的人生历程是多线交织的过程，可分解成若干支线，如绍兴南京东京（1898年至1902年）、东京仙台（1902年至1904年）、仙台东京（1904年至1909年）、东京一杭州一绍兴（1909年至1912年）、绍兴南京北京（1912年至1926年）、北京厦门广州（1926年至1927年）、广州上海（1927年至1936年）。这些不同时间的各种路向，即是钱理群先生所言的鲁迅人生中“意义重大的‘空间的转移’”，构成了鲁迅人生之行的复杂面向。
按照空间的差异，鲁迅所经历的地点可划分为多种类型。在城市文化理论中，城乡是现代社会重要的空间形态，“城市”的发展人口、规模、地域分布、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具体涵盖了市镇、中小型城市、都市、都市群、都市圈等类型，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说：“聚落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即从小自然村（hamlet）、村庄（village）、镇（town）到城市（city）、大都市（metropolis）、大都市区（metropolitan area）、集群城市或城市群（conurbation）和城市带或城市连绵区（megalopo-lis）”。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期，绍兴和仙台属于规模较小、发展落后、位置偏僻的市镇，构成鲁迅所处的社会低谷，同被称为“乡”、“乡间”。绍兴僻处东南，仍沉睡在传统的文化襁褓中，同样，日本本州岛的仙台当时也只是偏远小城。厦门、广州均为僻静封闭的边缘城市，作为闽文化中心地的厦门，体现了“边陲性的区域文化”，而坐落于南海之滨的广州，是与内陆城市相隔遥远的商埠，常被视为文化蛮荒地区。而东京、北京、上海则代表了古老或现代的都市，位置优越、人口集中、社会开放、发展水平首屈一指，多为政治、文化、工商业中心，是鲁迅一生中所到达的社会制高点。可见，鲁迅的生命世界是连结着传统与现代、小城与都市的网状空间。
鲁迅正是在乡镇、小城、都市等多种空间中穿行着，从路线上看，既有“城镇一中型城市一都市”的前行，又有“都市小城乡镇”的回退，前者包括绍兴南京东京、仙台东京、绍兴南京北京、广州上海等行程，后者指东京仙台、东京杭州绍兴、北京厦门广州等。因此，如果暂不计时间较短的省亲，鲁迅城市漂流之路主要由两条主线构成：一是由乡土、边缘小城向大城市、都市转移，一是由大城市退向小城、城镇。这两条线索相互交织，构成了一个起起落落的动态过程。
鲁迅向大城市行进，共有四个时期，其中两次以绍兴为起点。第一次是始于1898年的“绍兴南京东京”，第二次是始于1912年的“绍兴南京北京”，前后两次时隔14年，均是由小城镇向大城市行进的过程。此外，鲁迅还曾两次向大城市进发，即1906年“仙台东京”和1927年“广州上海”。
由此，可以窥见鲁迅行走的重要路向。绍兴、仙台、广州、厦门，一般是鲁迅的出发点，也是他急于告别的地方，停留时间均十分短暂。除了鲁迅少年时期在绍兴生活了18年外，1909年在绍兴暂居不足2年（1909年9月―1912年2月），而在其他小城的时间亦如此，厦门4个月（1926年9月―1927年1月）、广州9个月（1927年1月1927年9月）、仙台2年（1904年4月―1906年3月）。仅1926―1927年，鲁迅先后穿越南方三个城市。总之，鲁迅在乡间、小城镇、古城总是匆匆作别，走马灯似地穿梭而过，传递出一个重要信号，即鲁迅在绍兴、仙台、厦门等中小城市多有不适感。另一方面，东京、北京、上海等都市往往是鲁迅“逃”往的目的地，他在那里居住时间相对较久，如东京5年（1902年4月―1904年4月，1906年3月―1909年8月）、北京14年（1912年2月―1926年8月）、上海10年（1927年10月1936年10月），大大超过了他在小城度过的时间。从中不难看出鲁迅对城市的亲疏关系。
按照这一轨迹，鲁迅的人生之路处于现实选择中。从中，我们可以爬梳出一条比较清晰的线索：鲁迅有着强烈的城市认同，不断寻找城市。他总是选择由低点向高点跨越，从而多把东京、北京、上海等城市作为前进方向，在此居住时间也最久，而在仙台、绍兴、厦门停留时间较短；他不愿意久居古城，而向往社会开放、文化发达的现代城市，如东京、上海。不管在国内或是日本，鲁迅的道路都殊途同归。有西方学者曾指出乡土和城市的文化差异：“切默斯、艾曼和沃纳发现，在当代伊朗移居城市的人中一般对城市中的社会自由、妇女作用活动扩大和工作机会等方面持积极态度.而那些选择留在乡村的人则更重视生活的传统方面，如宗教团结与扩大的家庭的关系。……此外，那些对城市生活感到失望又回到乡村的人表示希望能有更多的传统价值观。”舍弃中小城镇而选择大城市，摒弃传统古城而选择现代都市，可谓鲁迅城市之行中的内在逻辑，或者说，他的人生行程是在社会文明空间中从低点向高处、由传统向现代不断探寻的过程，现代城市则成为鲁迅披荆斩棘、走向现代的重要路标。
然而也应看到，鲁迅的城市之行是曲折多变的过程，几经波折动荡，并非一帆风顺。除了1898年的第一次出行，其他三次都是在经历了“大城―中小城（城镇）”坠落之后发生的。1912年离绍赴京之前，鲁迅从东京节节退回到故乡。即1909年“东京杭州绍兴”，是由目标地向出发地撤退的过程，或者说现代都市向城镇降落的过程，“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使他1912年又一次突围，尽管前后两次时间不一，但结果相同，均以急迫离开绍兴而告终，其目的地全部为远方的城市。同样，1906年由仙台返回东京，是鲁迅对1904年“东京仙台”的一次逆转，鲁迅在此期间“弃医从文”，共分两步，在两个城市中完成，首先在仙台“弃医”，尔后赴东京“从文”，鲁迅寄希望于后者，而不是前者。1927年鲁迅的“广州上海”之行，也与以上两次一样，缘于1926年“北京厦门广州”的震荡，鲁迅从北方古都漂泊到南方边缘小城，正是在如临深渊的情形下从中摆脱，继而转赴上海。这是一个在小城（镇）与现代城市（都市）之间来回奔波的艰辛过程。
可见，鲁迅在城乡之间并非是直线行走，而是留下错综复杂的轨迹。他在由小城镇走向大城市的途中，历经崎岖坎坷，有时顺利行进，迈入城市的门槛，有时不进而退，跌回原来的乡土和小城镇，然后再继续向前追索，一生中充满了这样反反复复、曲曲折折的螺旋式过程。“逃离―跃升―退回―再逃离”，鲁迅永远都在做着“攀升―下滑―再攀升”的动作。这种动态的前行，也成为鲁迅生命之路的内在特征。
在鲁迅穿行于城乡的过程中，其心态也发生着规律性的变化，尤其是在都市与小城镇之间，往往产生巨大的心理反差，寂寞失落、激情洋溢，构成了他心灵世界的两个半球。这是他长期城市体验的表现。
在乡间和边缘小城，鲁迅总因缺少“新颢气”而饱受煎熬。对于故乡绍兴，鲁迅有着复杂的态度，真正置身其中时，深恐“遽为村人”。这种焦虑在厦门时重复出现，鲁迅运用大量言语表达内心无限的失落寂寥，包括“死海”，“深山中”，“很单调”，“交通不便，消息不灵”，“我到此未及两月，似乎住了一年了，文字是一点也写不出”等。初到广州，鲁迅不乏新鲜之感，但不久便因当地的文化滞后焦灼万分，他认为“言论界之暗，实在过于北京”“这里是什么都不知道”。即使在域外，鲁迅也产生相同的感受。在仙台时，鲁迅不仅因为“漏题事件”、“幻灯片事件”大受刺激，“咀嚼着屈辱”，而且面临着“脑力顿锢”的精神危机，在他眼里，仙台是一个故步自封的“市镇”“乡间”。总之，在闭塞的中小城市，鲁迅仿佛跌入精神炼狱，往往被紧张感、不适感所困，并不自觉地将目光投向一些大城市，流露出向往之情。
与之相比，鲁迅在大城市的心态要从容得多，这与小城镇形成鲜明对照。他认为北京“人才多于鲫鱼”“遍地是古董”，而上海“别有活力”“较便当”。与仙台相比，东京更是开放发达的现代乐园，为鲁迅等留学生打开了心灵窗口，让他们体尝到了“急于寻求”“新知识”的，过着“一起来就看报”的现代生活。总体而言，从小城镇到现代城市，鲁迅如同从荒漠进入绿洲，产生了巨大的心理波动，他感到了周围“热闹”的迹象，而生命激情得到释放，思想也迅速活跃起来。
对鲁迅而言，大城市和小城市截然不同。前者代表了文化中心，是报刊、商业等现代文化的集中地，富于“活力”、“新颢气”；而乡间和边缘小城，则是社会的低谷，是“宁静”、“单调”、“顿锢”、“什么也不知道”的地方。绍兴、北京等古城，是“鱼龙曼衍之戏”、“皇帝气之积习”，是传统落后的；而东京、上海则是充满“新知识”、“较便当”的地方，呈现出自由开放的氛围。
由此可见，鲁迅的城市之路同时是他的心灵寻觅之途，其中充满了兴奋与麻痹、充实与寂寥、绝望与希望。在现代城市中，鲁迅的心理基本上处于常态，而到了乡间小城、古城，则经常发生失衡。鲁迅心态就是在两极中摇摆、挣扎，无时不在发生激烈碰撞，他在乡间和小城积下的精神封闭、阻滞、焦虑，只有到了大城市才得到纾解。从中可知，鲁迅辗转城市的过程亦是他与“单调”、“脑力顿锢”、“人如机器”的绝望感交战的过程，是他不断追寻“新颢气”、“活力”、“热闹”的过程。其间历经着长期的脱胎换骨的变化，从“精神顿锢”、“什么也不知道”的阴霾中复活，穿越守旧、闭锁、寂寥、孤独、绝望，不断寻求一种热力喷张、意志饱满的生命状态。这是鲁迅城市之行所展现的奇妙的心灵地图。
但是，鲁迅对都市的好感不是绝对的，只是与乡间、小城镇相对而言。鲁迅心目中的“都市”，并非完全指的是北京、上海等城市，实际上也没有任何一座城市成为他的理想选择。北京“人才多于鲫鱼”，但也是“皇帝气之积习”的“沙漠”。20世纪30年代的都市上海“别有活力”，在他看来也危机四伏，存在各种弊端，是“势利之区”、“秽区”。东京是充满新知识的世界都市，但“也不过如此”。可见，鲁迅从正反两个方面看待城市，把现代想象寄托于城市，对城市怀有“幻梦”，但真正体验之后又不无失望，“幻梦”终究“醒了不少”。在厦门、上海等地，每逢一个十字路口，鲁迅都因为将来的去向而感踌躇；在上海，鲁迅常常陷入“无处可去”的境地，正反映了他城市之行中的虚妄心理。似乎永无止境，没有一个城市可以作为永恒的家园，使他形成了“漂流”、“混”的流荡心态，正如萨义德所说：“永远处于不能完全适应的状态，总是觉得仿佛处于当地人居住的亲切、熟悉的世界之外，……无法回到某个更早，也许更稳定的安适自在的状态；而且，更可悲的是，永远无法完全抵达，永远无法与新家或新情境合而为一。可以说，鲁迅的城市之途也是一条生命跋涉之路，充满着不懈的选择、探索，其路向永远是以“新颢气”、“活力”的现代文化精神为指针的。
鲁迅的城市历程不仅是心理波动的过程，也是文化身份转换、调整的过程。有西方学者指出：“只要不同文化的碰撞中存在着冲突和不对称，文化身份问题就会出现。在相对孤立、繁荣和稳定的环境里，通常不会产生文化身份的问题。身份要成为问题，需要有个动荡和危机的时期，既有的方式受到威胁。”浮沉于城乡之间，鲁迅经历了身份得而复失、失而复得的过程，城乡之行，实质上是鲁迅对不同文化身份的选择，亦是精神裂变的过程。
鲁迅在大城市与小城镇、现代城市与传统城市之间，经历了身份错位、归位，形成了两个对立的自我，一是“村人”、“木偶人”、“人如机器”一般形容枯槁的自我，一是向往“热闹”、焕发“活力”的生命力旺盛的自我，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身份，在鲁迅身上无休止地噬咬、纠缠着。其中，东京仙台、东京绍兴、北京厦门等几个时期，均是他心理失衡、身份错位的阶段，在低微的现实身份中挣扎，比如，在传统风气浓厚的绍兴，鲁迅作为“假洋鬼子”格格不入，内心以“村人”自喻。1926年流徙南国后，鲁迅再次从社会之巅跌入低谷，产生“人如机器”的身份焦虑。相反，从绍兴南京东京、仙台东京、绍兴北京、广州上海，是他重塑自我的时期。鲁迅更换不同地点，实际上恰是他两重身份之间不断调适的过程，这种身份的变化，蕴含着紧张的生命抉择。最终鲁迅通过“市镇、小城――大城”之间的摇摆，摒弃了“麻醉”的自我，摆脱了穷乡僻壤中“村人”、“乡间”的“木偶人”的命运，自觉地回归到一个富有精神活力的战斗者位置上，逐步形成一个富有“活力”的新我。
同时，摒弃“幻梦者”身份，蜕变为“现实”的战斗者，亦是鲁迅在城市奔走中实现的。鲁迅作为理想者的身份，在早期的都市之行中初步形成，周作人、增田涉、李欧梵等人曾指出，青年鲁迅“幻梦者”气质很大程度上是受梁启超的影响所致，实际上还与都市的文化环境密切相关。东京浓厚的文化氛围、密集的知识群体、巨大的都市影响力.使青年鲁迅产生身份幻觉，无形中把自己定位成一个超人式的启蒙者，“为救国而去学习真理”，这从他投考较冷门的医学专业和位置偏远的仙台医专中可见一斑。据周作人回忆，当时大多数留学生青睐名牌公立大学的热门专业，原因是“可以领到中国官费，毕业后回国来，说起资格也很响朗，并且容易找到较好的职业”。但青年鲁迅笃信文艺的救国功能，尚未充分考虑个人立足与救国救民、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而且无人为鲁迅那一代青年提供答案，所以鲁迅为了这个渺远的理想冒险，并从《新生》失利等事件上遭受重创，直接导致了1909―1912年鲁迅“东京杭州绍兴”的接连受挫，这是鲁迅身份产生内省的开端。正如钱理群先生所述，“现在经过了十年的反省，鲁迅又打破了自我的神话。在他打破了外在和内在的神话以后，他就真正从缥缈的天国回了现实当中，回到日常生活中来，真正成为了中国这块真实土地上的普通的一员。――后来他说到知识分子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是他打破自我神话以后最终必然达到的结论”。实际上，此后的城市经历，一次又一次改变着鲁迅。来到梦寐以求的北京，却最终“逃”离，1926、1927年南国流徙和1927―1936年上海定居，其问的系列打击是鲁迅思想觉醒与身份转变的又一重要阶段，厦门和广州之行则使鲁迅从“幻梦”中醒来，而上海的势利、流氓、浮躁的空气，让鲁迅深陷“无处可去”的厄境。在城乡行程中，理想光环一层层地被现实所湮没，四处皆是粗陋不堪的现实行状、“正人君子”的嘴脸，这使鲁迅“越来越失望起来”，其理想逐步化为“幻梦”。从中，他意识到庸众的强大、个体力量的微弱，看到了一个裸的现实本相和惨淡的人生。这是对外部环境和自我的双重绝望，不仅精神冠冕破碎，而且寻找理想之地的热情也日益冷却。城乡历程促使鲁迅发生心灵变轨，不再坚持渺不可及的抗争，而是回到现实漩涡中，与之作殊死对抗、绝境求生。鲁迅不仅以这样的姿态，而且劝诫青年人不要盲目追求文学梦想：“先生进学校去，自然甚好，但先行辞去职业，我以为是失策的。看中国现在情形，几乎要陷于无教育状态.此后如何，实在是在不可知之数”。通过城乡之行，鲁迅在“经验的丰实”之中由“幻梦者”变为觉醒者，拒绝空洞的战叫，牢牢地踩着现实大地，不是跟随理想火炬冲锋陷阵，而更像浩渺暗夜中的骑士，自觉地摸索前行，探求中国的现代之路。这可谓鲁迅历经城乡浮沉后得出的实际经验，也是对现代知识分子角色的深刻认知。
鲁迅的城乡之行中还经历了“漂流”者、“侨寓”者向“捣乱”者的角色位移和精神跨越。鲁迅常具有“放逐者”的身份认同，在精神层面里却又和城市存在休戚与共的关系。一方面，鲁迅对城市具有疏离的倾向，扮演着城市屋檐下的“客子”角色，除了北京的八道湾，长年过着居无定所的租赁生活，如东京时期租住的伏见馆、中越馆、伍舍以及北京的“S会馆”、上海租界的石库门等，犹如波西米亚人，由一个城市迁徙到另一城市。不同于许多城市的职业作家，鲁迅一贯以朴素的生活方式示人，除了北京十年的部员生涯外，几乎没有固定的事业，李欧梵对此曾指出：“鲁迅可以说是‘自聘’的”，“通常都在家写作而不必去任何办公室报到”。即使在内心深处，鲁迅绝少对任何城市产生归属感，而甘以“陌生人”、“侨寓”者自居：“但这样的社会里，怎么生根呢，除非和他们一同腐败”。他深怀流浪情结，把城市视作“堕落”之地而有意识地疏离城市，自称：“作者都是生活不能安定的人，为了衣食，奔走四方”。这恰如其分地道出了鲁迅悬浮的身份。另一方面，鲁迅却从未远离城市，在与城市保持游离而又黏合的关系，其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都受到城市文明的影响，乘坐汽车、光顾夜市、喝咖啡、看电影、买报阅报都成为他生活的内容。鲁迅与城市难以分离，主要表现在精神层面。所到之处，他表现出强烈的主人翁姿态，对时局动向、社会百态、文坛现象保持关注和介入的热情，“女师大”事件、“青年必读书”讨论、上海的秦理斋夫人自杀等公共事件，都因鲁迅的参与而变得炙手可热。他坚持不懈地清理城市社会的渣滓，针砭各种积弊，抨击了华人被洋人殴打身亡、“争穿”孝服、广告征父母等弊病。鲁迅不仅近距离透视城市万象，还站在城市之巅，环视偌大的中国：北京时期，鲁迅对上海的“灵学会”活动、河南开封士兵“铁塔奸污女生”案颇为关注；到上海后，把东北战事、浙江余姚旱灾、四川的“短衣运动”、南京的“萧女士被案”、浙江乡间的“迎神”和“咬人”等事态纳入视野；身在厦门、广州时，鲁迅仍注视着京、沪的社会动态。鲁迅通过城市开展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鞭笞城市的乱象，触及中国社会的神经末梢，“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浊停滞的空气”。而且，鲁迅适应城市的文化特点，为城市植入新的基因，激活文化空气。史学家谢国桢认为，党、社的出现代表了“人民自觉的现象”。近代尤其是“五四”后，中国城市思想渐趋活跃，成为各类政治、文艺团体的集结地。对此，鲁迅也有深切的体验，认为在城市中“没有一伙，是不行的”。他在各个城市不断寻找同道，早期接触光复会、南社、越社，“五四”后与众多文艺团体过从甚密，参与创办语丝社、莽原社、未名社和厦门的泱泱社等团体。在广州曾拟与创造社结成战线；抵沪后，除了创办朝华社，参加济难会、左联、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自由运动大同盟等一系列社会组织。鲁迅之所以亲近各类团体，存在复杂的动因，如王宏志断言：“原因在于他真正相信这样的一个文学团体会对中国的文坛，甚至中国将来带来好处”。陈思和认为：“鲁迅从来不是一个习惯于孤军作战的独行侠，他在反抗黑暗环境的一生中，始终在寻找自己的同盟军。他的一生是寻找结盟的一生。”从城市的角度看，其做法与城市的特点密切相关。城市社会是以陌生人为主的大舞台，通过接近各类团体，鲁迅能够走近青年知识者，为之提供成长的“梯子”，通过多方联袂，超越一己之力，筑起知识分子的长城。鲁迅“总是处于孤寂与结盟之间”，在城市中建立阵线，补充自身能量。所以，作为“漂泊者”的鲁迅，始终与城市保持着黏合关系，即使面对艰难险阻，仍寸步不移，“所以我的意思，倒不如在都市中，要堕落的从速堕落罢，要苦痛的速速苦痛罢，否则从较为宁静的地方突到闹处，也须意外地吃惊受苦，其苦痛之总量，与本在都市者略同”。而鲁迅自觉地以城市守望者的姿态，时刻触摸着现实脉搏，与中国现代社会命运相依。
综而观之，鲁迅的城乡之行潜藏着显形和隐形的线索，从中可以捕捉鲁迅生命的动态轨迹与内在逻辑。他在乡间与城市、小城与大城、理想与现实之间浮沉，经历着市镇―小城―都市的跌宕与考验。在此期间，努力克服“脑力顿锢”的委顿心态，向“新颢气”、“热闹”的生命空间挺进，奋力改变“村人”、“木偶人”、“人如机器”的身份，摒弃“幻梦者”、“漂流者”的角色，而选择成为现代社会中充满“活”气的“捣乱”者。这些蜕变，无疑显示了鲁迅人生中极为复杂的向度，以及在内外部的挑战与风险中决然迈向现代的生命伟力，同时也昭示出城市文化环境对一个现代知识者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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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星雨的形成范文6
【关键词】流动性升水；交易成本
一、文献综述
Bengt Holmstrom 和Jean Tirole在《LAPM：A LiquidityBased Asset Pricing Model》中列举了一个简单地例子，解释了流动性的价值：在不确定性的未来可以获得资本进行再投资，获得更高的收益。在此基础上，本文增添一点――获得资本所需要的时间，考察金融资产变现的难易程度对于流动性价值的影响。
二、模型建立
模型分为三期：0期，1期和2期。在0期，企业没有禀赋，消费者有禀赋。企业向消费者融资，用来投资成本为I的项目和购买无风险资产L0。该项目在1期产生随机收益X，服从分布g（X），且E（X）>I。无风险资产在1期产生固定的收益1，但是从决定出售到出售成功需要时间z，z服从分布f（z）。1期的收益都是可以确认和抵押的，并且收益在企业、消费者和投资项目上进行分配。
该再投资项目在2期有收益b（z）y（x）-y2（x）/2，b（z）是z的单调减函数。因为对于有正收益的投资项目，从看到投资机会到进行投资，所需要的时间增加，投资的收益会越低。市场上取得正投资收益的资源比较稀少，投资者们追逐利润，在抓住投资机遇方面会有所竞争，使得投资收益随时间变化而降低。
企业的最优化问题：
max{y，l}E0[b（z）y（x）-y2（x）/2+t（x）]（1）
约束条件：
y（x）+t（x）≤x+lfor all x（2）
1期的收益必须足够分配
E0[x-I-y（x）-t（x）-（q-1）l]0（3）
消费者的期望利润不能为负
由于消费者会投资是风险中性的，且进行任何正收益的投资，所以约束（3）是紧的maxE0{b（z）y（x）-y2（x）/2+t（x）+u[x-I-y（x）-t（x）-（q-1）l]}St.y（x）+t（x）≤x+lfor all x
考虑无约束（2）的情况，有
y*=E（b（z））-u
那么，有约束的最优解是
y=min（y*，x+l）
若u0，那么在最优解中，公司不分给消费者，这违反了约束条件（3）。在u=1时，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流动性稀缺。我们仅考察u>1的情况。
对t（x）求导，有1-u
选择L来最大化
∫y*-L0∫∞0[b（z）（x+L）-（x+L）2/2-u（I-qL）f（z）g（x）dzdx+∫∞y*-L∫∞0[b（z）y*-（y*）2/2-u（I+y*+（q-1）L-x）]f（z）g（x）dzdx
一阶条件有：
q-1=∫y*-L0[E（b）-（x+L）u-1]g（x）dx
定义
m（x）=E（b）-（x+L）u
0otherwise-1forx≤y*-L
m（x）是流动性的边际价值。
q-1=E0[m（x）]
由于b是z的单调减函数，不妨设b（z）=b0-b1z where b1>0。则：
q-1=∫y*-L0[b0-b1E0（z）-（x+L）u]g（x）dx
PROP 1.dqdE0（z）=-b1uG（y*-L）
PROP 2.dqdl=-1uG（y*-L）
当L>L*时，流动性的供给太多，导致流动性升水价值为0；当L
三、结论
在三期投资模型的框架下，交易成本通过影响未来收益，降低了对提供流动性的资产的需求。流动性作为商品，需求的减少会导致其本身价值――流动性升水的降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