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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文学范文1
由广东富商郭氏家族于1918年开办的上海永安公司，曾推出一份文化杂志《永安月刊》，该刊1939年5月创刊，至1949年3月止，十年共公开发行了118期。由于杂志刊登了大量海上文人的文学作品，以及摄影、美术、书法佳作，名噪一时。这份杂志在海派文化的研究者心目中极其珍贵，而由于年代久远，至今被发现的只有数十期。有收藏者下过结论：“要保存全份《永安月刊》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近日上海民间收藏家瞿永发了这句定论，他向世人捧出了全套《永安月刊》。封存近70年，重见天日的118本月刊品相完好，翻开泛黄纸张，就见到海派文化的绚丽、昔日“十里洋场”的各色风情。
据悉，《永安月刊》在国家图书馆仅有几十本，刊物的娘家――上海永安公司也仅收存了20余份残本。新发现的这套来自民间的收藏很有可能是国内唯一留存的全套《永安月刊》。商业公司斥资创办的刊物，多为本企业产品介绍和促销广告，一般不会受到读者青睐。但《永安月刊》创办后，有“补白大王”之称的作家郑逸梅加入编辑部，他偏重文化性，使刊物风格生变，吸引大批读者。杂志刊登的一些海派著名作家、艺术家的作品，以及更多的目前较少知晓的海派作家的作品，都具有雅俗共赏的风格与浓郁的本埠特色。上海社科院副院长、上海历史研究所所长熊月之等专家认为，这批九成以上未被收入已出版的文集的作品，对研究、开掘海派文学和上海孤岛生活，以及民国后期上海社会形态极有参考价值，这块未被开垦的海派文化处女地有待深入探索。
《永安月刊》的封面设计考究，图片华丽，大多采用演艺名星、社会名流的彩色照片。其中以上世纪40年代上海滩当红的电影女明星居多，也不乏戏曲、体育界的名角。如童芷苓、孙景璐、上官云珠、欧阳莎菲、秦怡、白杨等当年“星味”十足；电影明星黄宗英手握马鞭，英姿飒爽；欧阳莎菲则身披白镶边裘衣，明艳动人……第109期封面是鲜见的美女运动员黄婉贞，她在1948年“全运会”上独步泳坛，“美人鱼”身着印有“香港”二字的泳装，舒心惬意地坐在泳池边。1946年世界上首款比基尼诞生，年轻女作家白薇身穿花环文胸、泳裤侧坐微笑的照片即刊发在《永安月刊》封面上，足见当年海派文化的新潮与开放。
从一些已知的上世纪30至40年代杂志《小说月报》《良友》《万象》等中，读者了解到海派文学的重要作家，诸如韩邦庆、叶灵凤、穆时英、施蛰存、茅盾、张爱玲等，但当时也非常活跃的一些海派作家的作品，我们知之甚少，《永安月刊》为读者又打开了一扇窗。如乔存，他发表在《永安月刊》1948年12月号的短篇小说《消失的春天》，描写一位海归青年，在法国姑娘蕾娜和中国情人采仪之间的徘徊，文字缠绵、细腻。还有黄洁荪、郑逸海、张叶舟、新波、念华的大量作品，以及建筑艺术家陈从周辑录的诗人徐志摩遗作和家书等。据统计，118期的《永安月刊》共计600万字左右。
海派文学范文2
由中华文化联谊会、上海文化联谊会、上海市两岸交流促进会共同主办的“海派文化艺术节・上海戏曲季”于7月2日亮相台湾岛，并持续至8月31日。这是继动态版《清明上河图》台北展开幕并引起参观热潮后，上海在台湾推出的又一大型文化交流活动。至7月底，上海越剧院、京剧院、评弹团已轮番在台湾上演了15台剧目、书目，获得热烈反响。7月2日，“上海舞台艺术精品展”率先于宜兰的台湾传统文化艺术中心登场，展出了上海市文化艺术档案馆收藏的上海舞台一个多世纪以来遗存的珍贵史料、实物400余件，涵盖京、昆、越、沪、淮、话剧、评弹、木偶、皮影等剧种。“戏曲季”中，上海以260余人的大型团组赴台，阵容强大、剧目精粹、流派众多、精彩纷呈，演出受到台北观众极大欢迎。此次系列活动是继2009年上海在台北成功举办“两岸城市艺术节・上海文化周”后，首次扩展为文化季，并增加在台中、桃园、宜兰等县市举行。艺术节以中华戏曲为主线，通过上海优秀艺术团体的精彩演出及舞台艺术精华展览，向台湾民众全面呈现上海戏曲艺术的深厚底蕴和当代舞台艺术风采。
2011上海国际钢琴大师艺术周圆满落幕
“2011上海国际钢琴大师艺术周”在上海成功举行。本次钢琴大师艺术周由上海音乐家协会主办，上海音乐家协会钢琴专业委员会、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和上海澍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共同承办，特邀来自美国、俄罗斯、意大利以及国内等地的世界顶尖钢琴家、教育家共聚上海，通过音乐会、大师课程、专题讲座、比赛等形式进行为期一周的钢琴艺术切磋与交流。此次艺术周大师阵容强大，其中有目前世界仅存的最后一位二十世纪浪漫派钢琴大师91岁高龄的美国著名钢琴家、教育家阿贝・西蒙(Abbey Simon)，还有美国波士顿大学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波阿兹・沙隆(Boaz Sharon)，俄罗斯著名钢琴家、教育家，皮博迪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鲍里斯・斯鲁特斯基(Boris Slutsky)，卡桑格兰德国际钢琴比赛第一名获得者、意大利著名钢琴家、教育家帕奥拉・布鲁尼(Paola Bruni)以及美国著名钢琴家、教育家，伊斯曼音乐学院前系主任娜丽塔・特鲁(Nelita True)和洪滕、裘寿平、鲍蕙荞、吴迎等特邀知名专家。他们为艺术周献上了四场高水平的钢琴独奏音乐会和二十多节大师公开课以及一百多堂专家课，他们精湛的演奏技艺和高水平的教学理念使本次艺术周丰富多彩、精彩纷呈。艺术周还成功举办为纪念我国著名作曲家、钢琴家、教育家丁善德先生诞辰100周年的高规格钢琴比赛。
上海市文联和闵行区政府举行“上海海派美术馆”签约仪式
闵行区人民政府和上海市文联在闵行区政府举行了共建“上海海派美术馆”签约仪式。海派美术是海派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上海城市文化、城市精神的具体表现。上海美协经过几届主席团的努力，收藏了明清以来特别是“海上画派”的大量精品。为了更好发挥大量藏品的优势，2010年8月以来，市文联、美协与闵行区政府商议共同打造“上海海派美术馆”。规划中的“上海海派美术馆”将落户闵行虹桥文化公园，是虹桥交通枢纽和大商务区域中重要的文化艺术场馆，也将成为上海海派美术作品陈列展示、收藏保管、研究交流的主要基地。“上海海派美术馆”将有别于上海现有的博物馆、美术馆、当代美术馆以及企业兴建的收藏馆，采取长期陈列海派美术精品与流动性展览相结合的方式，以政府为主导，探索市文联和闵行区政府合作模式，具备展览、收藏、研究、旅游、交流、教育等多种功能，实践资源共享的新路子。闵行区负责落实土地，解决基建的首要问题，市文联则提供艺术藏品和社会资源。双方将按照市区联手、资源互补、服务民生的原则，不断创新文化事业建设、管理的体制机制，推进项目建设。
《“书香中国”上海周》汇集近300位中外名家
海派文学范文3
从概念上来说，文学史是研究文学历史现象和发展规律的科学，主要研究其内容、形式、思潮、流派的前后相传变化的规律，同时揭示与社会政治因素的关系；本民族发展与各民族间的关系；各时代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和作用等等。主要表现为三个代表性的文学史观念：一是以文学活动，而不是以文学作品为文学史关照和书写的对象，作品与作品间是无联系的；二是文学史的意义是确立经典，因此文学史写作成为社会焦点；三是文学史是人们对文学的主观描述。20世纪初期，文学史的观念才进入中国，这也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开始（林传甲《中国文学史》1910年出版）。文学史的观念一进入中国就因其特殊的历史时期就不得不担任着重要的社会和政治角色———从20世纪初对古代文学的否定，对晚清文学的贬斥，对通俗文学的不接纳以及各种文学观点的争论———都是很明显的。随着中国革命的不断发展，文学所担当的历史任务也越来越重，特别是在时期发展到极致，文学演变成了政治的附庸，文学的发展也脱离了文学审美本质。在这样的文学史情境下，人们看到的是纯然“客观”的对文学现象、流变和当时社会状况的描述：各种“主义”层出不穷；文学史的分期也与政治的演变和朝代的更迭相一致；“”作家被排斥等等。在“重写文学史”口号提出前，关于新的文学史观念就已经开始探讨，最具代表性的是在陈平原和钱理群等人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观，称之为“京派”；另一个是上海学者陈思和提出的“新文学整体观”，称之为“海派”。这两种文学史观念虽属于不同的“派别”，但是其观点、方向、目标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例如两派都要求打破原有文学史按历史事件和朝代更迭的划分方式，强调从整体上加以考察；都认识到中国文学也是世界文学的内容，将中国文学放在“世界文学”重审中国现当代文学主题；注重文学史的当代性问题，并将其放在文学现代性发展过程中加以理解。除了共同之处外，两派的差异也是明显的。京派学者提倡“20世纪中国文学”，强调历史意识，强调时代的完整性，认为现代文学正是与政治紧密联系才构成了很多问题的一致性。
“由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人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诸多方面一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擅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海派学者提倡“中国新文学”，表现出更为明确的文学意识，重点在于“新”———文学意义上的整体性和鲜明的个性。陈思和说：“‘中国新文学’的概念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不一样的，新文学研究应该属于整个二十世纪文学研究的一部分，但它具有比较鲜明的个性。”[3]从陈思和的“新文学”观点来看，更容易导出“重写”的学术要求来。但无论是京派还是海派，就“重写”工作来看，他们的目标指向是一致的———即打破原来庸俗僵化的文学史写作理念，这对新时期鲁迅研究来说也是意义重大。新时期的鲁迅研究空前繁荣，除了对鲁迅生平，思想，研究，小说，杂文，散文等的研究之外，研究者主要倾向于将鲁迅研究放在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大背景下来考察，将鲁迅从的“神化”地位搬下来，从文学本体来研究，还原鲁迅的本真。王富仁大胆提出，研究鲁迅应“首先回到鲁迅那里去”，主张对鲁迅小说的评价应以“思想革命”的定位来取代“政治革命”的定位，对政治主导和结论先行的研究方式给予了否定。他说:“《呐喊》和《彷徨》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的凝聚点何在呢？这座雄伟艺术建筑的正面立体图像呈现出来的整体面貌是怎样的呢?我认为，它们首先是当时中国‘沉默的国民魂灵’及鲁迅探索改造这种魂灵的方法和途径的艺术记录。假若说它们是中国革命的镜子的话，它们首先是中国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4]这种对以往鲁迅研究中的反思和批判，体现的正是这种“重写文学史”的思想意识。
二、“重写文学史”对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影响
海派文学范文4
关键词：海派京剧 国际影响 创意 世界文化市场海
派文化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大背景下，如何提升海派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海派戏剧的国际影响力，是一个值得我们进行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拟对新时期以来海派京剧在国际上的影响，作一个初步的回顾和论述，探讨一下过去二十几年来，我们已经做出的成功经验和成功原因，借以推动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新时期以上海京剧院为代表的海派京剧采取了多种途径，努力向国外弘扬我国的京剧艺术，尤其是别具特色的海派京剧。途径之一，将海派京剧新演出的优秀改编剧目和原创剧目介绍到国外，让世界人民亲自感受新时期海派京剧新的艺术魅力和海派京剧艺术家的迷人风采，扩大中国民族艺术上在国际上的影响，从一个侧面向世界显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稳定和艺术的繁荣。
海派京剧的艺术魅力，在于一个“海”字，它对中外古今各个门类的艺术精华择善而纳，从而新意盎然，充满旺盛的生命力。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叶，上海京剧院重新改编的《盘丝洞》(黎中城改编，马科、贺梦梨导演)，就是一出充分体现新海派精神的“西游戏”。剧中描写赴西天取经的唐僧一行路经女儿国，使女儿国王萌动春心，恍惚间，墙上的唐僧画像活动了，“唐僧”来到国王身旁，一阵交欢，又回到画像之上，这里用的是舞美特技处理。女儿国王醒来后，召唤真唐僧，含情脉脉地问道：“可还是夜夜独枕眠?”唐僧答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阿弥陀佛!”这段对唱，女儿国王用的是阿拉伯民歌，唐僧唱的是西皮原板，既符合人物身份，又反差很大，十分别致。蜘蛛精从古洞里飞到了女儿国，扮演者勾了个“阴阳脸”，半是美女半是魍魉，当即“钻”进女儿国王的身躯，女儿国王疼痛得“啊”一声倒地，刹那间，又运用机关布景，让蜘蛛精瞬间从舞台上失踪了。而“女儿国王”起身后则判若两人，由温柔敦厚而变得张牙舞爪，原来蜘蛛精已经附在她的身躯之上。女儿国王的扮演者方小亚，以一个形象，扮演两个角色，巧妙地运用传统戏“一赶二”的表演方法。由于猪八戒好色贻误战机，使他和唐僧一道被掳入盘丝洞内。蜘蛛精一声号令，猪八戒的身体在舞台上立时被拦腰一劈为二!这里导演又大胆地采用了魔术的手法。如此这般的演出，融合了魔术、机关布景、歌舞技巧，加强了此剧的技艺性、文学性和可看性，突出了神话色彩和海派风格。此剧演出后深受几十万青少年观众欢迎，他们说看了《盘丝洞》后受到了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他们很为祖国有这样美丽的艺术花朵而自豪。1987、1992年此剧两度赴香港演出，均获得盛誉。不久，又作了“五百场”庆祝演出，成为中国京剧近20年来的一个壮举。
上海京剧院领导及时抓住这一优秀剧目，向海外推荐，赴日本进行商业演出。“在日本东京、大阪、神户等十多个城市演出，均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日本朋友说这个戏比他们以前见到过的任何京剧都好，他们惊叹日中一衣带水，却不知邻邦有这样一出了不起的戏剧。”东京国际大剧场，从来就没有一个戏剧团体能在那么大的场子里把观众“叫满”，上海京剧院的京剧《盘丝洞》却做到了。日本教育部有一个计划，要让日本学生接触世界不同的文化艺术，为大中学生演出芭蕾、歌剧、交响乐等，中国京剧也在此教育计划之内。上海京剧院的《盘丝洞》名声在外，也列人与日本教育部的合作项目。1987年以马科为团长的上海京剧院演出团带着《盘丝洞》等剧目，在日本作巡回演出，演出团一行十八人跑遍了日本南北各城市三十几所学校，大大地扩大了海派京剧的影响。
此后，《盘丝洞》又在新加坡等国演出，均是盛况空前。舞台上刀光剑影、紧锣密鼓，精彩纷呈，同样赢得了异国青少年的喜爱。
海派文学范文5
关键词： 京派 乡土文学观 乡土文学创作
兴起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京派，是现代文学史中最为重要的流派之一。通常认为所谓“京派”，是指三十年代活跃在北平和天津等北方城市的自由主义作家群。这一文学派系的命名跟三十年代初发生于上海与北平两个城市作家的文学论争直接相关。以沈从文为代表的北方自由主义作家对当时方兴未艾的左翼文学、时髦的现代派文学及流行的商业化文学都相当反感，而力图与其拉开距离，保持一种批判的态度。
其实京派与海派的矛盾和对立，原因是复杂的，除了两派文人的文学观的差异，也有南北地域文化的差异。甚至从某个角度可以说，京派与海派的论争，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三十年代的文学格局，是乡土和都市两种文化背景的对峙在文学中的体现。京派不满于左翼文学的政治功利性、党派性，又反感于海派文学的商业性和媚俗性，因此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古老中国最广大的土地――乡村，希望藉此逃离政治和商业对文学的污染，找到文学的独立价值。在京派的创作中确实以乡土题材的作品居多，可以说理解了京派的乡土文学，也就理解了京派的文学理想和文学观。
一、京派的乡土文学观
京派作家虽大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但是他们的审美趣味崇尚的却是乡土情怀，乡下人往往是他们颇为得意的自称。沈从文就曾经说：“请你试从我的作品里找出两个短篇对照看看，从《柏子》同《八骏图》看看，就可明白对于道德的态度，城市与乡村的好恶，知识分子与抹布阶级的爱憎，一个乡下人之所以为乡下人，如何显明具体反映在作品里。”［1］这些话其实流露出了京派作家共有的一种自然人生观，或者说是乡土人生观，他们认为，人的自然本性纯朴而善良，只有亲近自然、贴近乡野的人性才是和谐完美的，而人的恶与丑陋是过于喧嚣杂乱的现代社会及虚矫的现代文明造成的。
京派通过对乡土的赞美、民间的讴歌和都市的讽刺，在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的双重文化冲突中，试图在现代小说的表现形式和实现途径方面找到一种新的可能，通过恢复传统文化、恢复传统精神来恢复民族的精神气质，找回曾经失去的民族自信。京派作家虽然表现出对文学政治色彩的超然与反感，对庸俗商业化文学的厌恶，但未曾忘却新文学与现实人生的联系。他们的文学功利观包含着以新文学介入民族前途的建设和人生观再造的文学使命感，“不是以政治的、阶级的斗争形式和内容来实现，而是以道德的美学的途径来表现”，“他们以文学方式传达出的理想社会图景，其用意在于以这些‘优美’的‘人生形式’，补救现代社会变革所带来的精神病相”［2］。这种“五四”催生的中国乡土文学和乡土文学理论，究其实质，是现代西方文化渗入后的产物，是民族意识觉醒在文艺方面的一种表现。
那么，京派的乡土文学观有哪些特点呢？首先，多写乡土中国和平民现实的题材。京派文人试图避开时代大潮面前的政治选择，而转向以文化观照和表现最普通的中国人生。他们笔下书写的，有沈从文的湘西世界，有废名的京西城郊和故乡，还有萧乾的北京皇城根和芦焚的河南果园城。
其次，主张表现平凡的人性之美。沈从文盛赞周作人“把文字从藻饰虚空上转到实质语言上来，那么非常切近人类的感情”。他也极欣赏废名“用淡淡文字”表现出来的“平凡的人性之美”［3］。京派作家对原始、质朴的乡风民俗和平凡的人生方式取认同态度，热衷与发掘人情、人性的美好，并让这些美好与保守的文化和传统秩序融为一体，在返璞归真的文学世界里来实现文化的复苏和救世。
最后，追求质朴、清淡、简洁而又回味无穷的风格。也许是喜爱乡土，必然会带上质朴的风格，这种风格也适合表现乡土世界的朴素单纯之美。朱光潜认为：“艺术之为艺术，并不在所用的材料如何，而在取生糙的自然情感与因象的炉火里熔炼一番，再雕琢成为一种超自然的意象世界。”［4］同时他们的文学观又受到中国传统画论和诗论的影响，追求一种言尽意无尽的意境的营造，从废名到沈从文莫不如此，废名的诗有种玄学的意味，又掺杂着理趣和禅趣；芦焚的小说具有悲哀的抒情气质，读他的作品，往往会不自觉地被自然界的荒凉和人生的辛酸所感动，弥漫字里行间的有一股萧笛般的悲凉之气，掩卷难忘。
二、京派的乡土文学创作实绩：以废名和沈从文为例
京派最留意乡土素材，仿佛给人们带来一股田野里乡土的、传统的气息。沈从文主张作品应表现“牧歌动人的原始的单纯”，他称赞废名的作品“充满了一切农村寂静的美，差不多每篇都可以看到一个我们所熟悉的农民”，“那略带牛粪气味与略带稻草气味的乡村空气，也是仿佛把书拿来就可以嗅出来的”［5］。
废名的乡土小说基本以故乡黄梅的乡土风情为叙事背景，叙述的大都是凡夫俗子的寻常小事，绿树、红花、水色这些自然界中最生机盎然的底色，构成了他的乡村底色。在废名的乡土文学叙事中，家乡似乎是一个远离现代文明的所在，大自然展现出最柔美的一面：成片的桃林、槐柳，静谧的菱荡，还有石塔、村庙、小桥、流水，繁茂的芭茅一丛丛地长着，月亮静静地挂在空中，太阳懒懒地照着，一切都是那样的和谐而富有情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也和谐相处，过着恬淡而自适的生活，女子多情柔美，男子纯朴热诚，老人慈祥善良，在一幅幅天人和谐的图画中流露出作者对乡村和大自然的一种异乎寻常的亲切感和亲近感。
废名能“以为平常眼睛所疏忽处看动静的美”［6］，“以简朴的翠竹制成一支牧笛，横吹出我国中部农村远离尘嚣的田园牧歌”［7］。他常把人物置于一种空灵、美丽的自然境况里来呈现，充满桃花源般的纯美，在《桥》、《竹林的故事》、《菱荡》等小说中，便深深打上了这种桃花源式的印痕。
沈从文在描绘世外桃源之路上似乎比废名走得更远。他笔下的湘西世界，无论是自然景致、生活模式，还是风土习俗、情感样式，都是原始、未开化的。正是在这种近乎与世隔绝的状态中生活着一群未被现代文明异化的天然人，如翠翠、萧萧、天保、老船工等，没有高深的知识学问，也没有现代的物质享受，却活得洒脱精彩，让人神往。他们赛龙舟、唱社戏、打渔撑船摆渡，雄强热情而无拘无束，乐观单纯而自然健康。他们的生存环境虽然艰苦鄙陋，但他们身上洋溢出的蓬勃的生命力和人性的至情至真，照耀了惨淡的现实生活，放射出希望的光亮。沈从文在这里寄托了关于生命存在的深切思考，以及对于自然状态下人的生命力的推崇。
“世界上最为庄严、最为广阔的事业莫过于建起顶天立地的人格的大厦”［8］，对于表现平凡的人性之美，一直都是京派作家所醉心的主题。废名在他的笔下力图表现一种诗话的乡土，这里没有宗法制农村的暴力与蒙昧，代之以灵性化的自然、自然化的人生所衬托出来的平凡的人性之美。《灯》和《会明》中的老司务长和老伙夫都是那种一般的见解认为的落伍过时的人物，但他们的身上却有美的让作者着迷的特质。废名借叙述者之口说：“这人应当永远活到世界上。”作品中的这些人物虽然平凡，却都有着健康朴素的人性之美，他们都有一颗善良的心，永远不会被污染的灵魂，守候着他们所信奉的价值。
在小说所呈现出的美学风格上，废名和沈从文也是各有千秋。从总体看来，两人在文风的清淡质朴上是一致的。虽然废名的文笔往后期发展“日趋精细甚至繁琐，但他的整个风格还是凝练冲淡的”［9］。废名在追求这种质朴、简洁、清淡的文风的同时，也在努力探索文章的余香和回味，即意境的营造。他钻研中国传统的诗论和画论，努力用唐人写绝句的方法来写他的一些小说，他酷爱唐人绝句，尤其是李商隐的诗，“在冲淡的文笔中加入了李商隐式的典雅、清丽和意象的暗示性”［10］。废名曾经称赞自己的小说《菱荡》：“真有唐人绝句的特点，虽然它是‘五四’以后的小说。”［11］
沈从文的小说在淡味上可能不如废名，但是其文字风格也是异常简洁凝练的，甚至在写到痛苦和不幸的时候文字都是轻松冲淡的，如《丈夫》中丈夫的屈辱和觉醒，这个过程连稍微激烈点的心理活动描写都没有，就那么轻轻一笔带过。沈从文的小说在意境营造上也是非常成功的，《边城》这个故事完全是沈从文在用一种梦幻般的回忆的口吻讲述出来的，清澈如水晶的少女情怀，团结和睦讲义气的湘西乡亲，还有那美不胜收的自然景色，否如同世外桃源般的美丽与悠远。
总的看来，京派文人的乡土文学创作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乡土文学中的一个分支，或者说是一环。其丰富的文学理论及颇有实绩的文学创造不仅是现代文学发展的杰出产物，对于新文学，特别是乡土文学的发展面貌乃至走向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乡土大地既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物质家园，又是我们的精神家园，京派的乡土小说透过回归传统的外在形态，试图重新发展民族文化的生命力，他们“试图用作品去燃烧这个民族更年轻一辈的情感，增加他在忧虑中的抵抗力，增加一点活力”［12］，而他们自己也在创造的艺术世界里得到心灵的寄托和精神的解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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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文学范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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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王彬彬：《文坛三户――金庸・王朔・余秋雨：当代三大文学论争辨析》，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第3-22页；王朔：《我看金庸》，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71-78页。
{16}赵勇：《什么时候读金庸》，《文学自由谈》2006年第3期。
{17}{19}{22}邵燕君：《倾斜的文学场――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市场化转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5-166页、第160-162页、第160页。
{18}{20}赵勇：《为什么喜欢读路遥》，《书里书外的流年碎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2页、第83页。
{21}赵勇：《今天我们怎样怀念路遥》的网络跟帖，http：///blogger/post_read.aspBlogID=362739&Post
ID=11806739.
{23}戴锦华编：《书写文化英雄――世纪之交的文化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6-137页。
{24}黄书泉：《文学消费与当代文学经典建构――以〈平凡的世界〉为例》，《扬子江评论》2013年第1期。有关“恒态经典”和“动态经典”的论述可参见[加]斯蒂文・托托西著，马瑞琦译：《文学研究的合法化》，北京大W出版社1997年版，第43-44页。
{25}{26}赵毅衡：《两种经典更新与符号双轴位移》，《文艺研究》2007年第12期。
{27}[英]约翰逊著，李赋宁、潘家洵译：《〈莎士比亚戏剧集〉序言》，见杨周翰编：《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