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颜回的故事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颜回的故事范文1
19世纪初在巴黎出版了克拉普罗特（Klaproth）的德文名著《回鹘语言文字考》[5]，在圣彼得堡出版了俄国东正教神父比丘林（Bichurin[Iakinf]）的《古代和现在准噶尔盆地和新疆概况》和《古代新疆民族史料》[6]。之后为布莱施耐德（Bretschneider）关于维吾尔历史的著作《中世纪维吾尔史》。多桑（ D’Onsson）的《蒙古史——从成吉思汗到帖木儿》一书也涉及了维吾尔历史[7]。
19世纪下半期由于新疆动荡的局势，从而引起西方学者对维吾尔历史的关注。格里高里也夫（Grigor’ev）用俄文撰写的两卷本的《自然地理学——新疆》收集了从古代到19世纪70年代有关维吾尔族历史、民族学、地理学等方面的材料[8]。此书现在仍未失去其价值。
当时尽管已出版许多关于维吾尔历史的著作，但有关其族属问题仍未解决。蒙古学家施米特（Ya. Shmidt）和班扎罗夫（D.Banzarov）甚至不认为维吾尔人是突厥人。从19世纪末俄国出版了两种专著后，对此问题再也无人产生怀疑了，那就是拉德洛夫（W. Radloff）的《维吾尔人历史考》[9]和波兹涅也夫（D.Pozdneev）的《维吾尔历史概要》[10]。波氏书的第一部分详细介绍了关于维吾尔历史已出版的论著。
巴拖尔德（W.W. Bartol’d）的下面著作对研究维吾尔历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它们是：《七河史》、《中亚出差报告》、《中亚》、《蒙古统治前中亚的基督教》、《吉尔吉斯人》、《突厥-蒙古人民历史》[11]等（现都已收入巴氏10卷本的全集中）。
此外，19世纪许多俄国旅行家也对居住在东部天山地区的维吾尔族和其他民族的历史给与了注意，如格鲁木-格尔日麦罗（Grum-Grzhimaylo）的《中国西部旅行记》[12]。在此书的第二卷中有关于北山过去历史的专章记述。他也像上述格里高里也夫氏书一样，综合了不同作者关于维吾尔族历史的材料，并加上了自己的看法。
法国汉学家和中亚史学家沙琬（Ed. Chavannes）和伯希和（P. Pelliot）对新疆历史和文化的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13]。法国另一位汉学家叩节（H. Cordier）的四大卷《中国通史》中的第二卷全是关于突厥、蒙古史的论述[14]。
维吾尔史在法国著名学者格鲁塞（R. Grousset）的《远东史》和《草原帝国史》也占有重要位置[15]。
1934年俄国著名的蒙古学家符拉基米尔措夫（B. Ya.Vladimirtsov）的《蒙古社会制度——蒙古游牧封建制》一书[16]对研究维吾尔历史也具有指导意义。书中强调了人们在社会中的经济、法律地位和统治阶级的剥削方式。
1947年雅库包夫斯基（A. Yu.Yakubovskiy）发表了《阿拉伯波斯史料中的高昌王国（9-10世纪）》一文。文中依据阿拉伯、波斯史料研究了9-10世纪吐鲁番回鹘王国的历史[17]。
德国的冯·加班（汉文名字葛玛丽）（Annemarie von Gabain 1901-1993）一生献给维吾尔语文、文化、历史、宗教和艺术的研究，生前共发表这些方面的论著三百多种，是公认的世界维吾尔学奠基人。她从上一世纪二十年代末与其老师邦格（W. Bang）一起刊布了6大卷的《吐鲁番突厥（回鹘）文献Tuerkische Turfan-Texte》、《回鹘文玄奘传研究Die uigurische Uebersetzung der Biographie Huen-tsangs》。1941年出版了划时代的《古代（回鹘）语语法》(Alttuerkische Grammatik)。60年代以后，她主要转向对维吾尔历史、文化、宗教和艺术的研究。在这些方面也取得了辉煌的成果。早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她就发表了诸如《古代突厥人生活中城市的作用》（1949，Der Islam）、《维吾尔人的早期历史》（1952，载《东亚自然与民族学协会通讯Nachrichten der Gesellschaft fuer Natur-und Voelkerkunde Ostasiens》、《突厥回鹘人中的佛教Buddhistische Tuerkenmission》（1954，载Asiatica—F.Weller教授纪念论文集）、《古代（回鹘）人的纪年》、《中亚的佛教》（1961，载《东方学手册》）、《高昌回鹘王国》（1961年美因茨科学院出版，由我翻译的汉译文，载《新疆大学学报》，1980年，2期）、《土鲁番收集品中的印刷术》（1967，载《德国科学院会议报告SDAW， 人文科学类》、《高昌王国的生活》（二卷）（1973年，此书有邹如山的汉文译本，书前载有我写的对葛玛丽教授的简单介绍）、《中亚学导论》（1979）等许多重要著作。在对古代维吾尔艺术研究方面，除了《维吾尔的佛教艺术》(为她1982年秋访问我国时所做的学术报告，收入《（中国）突厥语研究通讯，9，1983》外，尚有《回鹘文十王经中的木刻插图研究》等[18]。
法国回鹘史专家哈米勒屯（J. Hamilton）（原为美国人，1974年加入法国籍）于1954年完成《五代回鹘（按即古代维吾尔，下同）史》（Les Ouigours a l’epoque des Cinq Dynasties d’apres les documents chinois）的博士论文，于1955年出版（我国有耿昇的汉文译本。 1988年出版了此书法文的补正版）。另外，1971年他又以《敦煌本回鹘文善恶两王子的故事》（Le conte bouddhique du bon et du mauvais prince en version ouigoure）获突厥语文学博士学位（此书曾两次被译成土耳其文出版）。1983年以《敦煌9-10世纪回鹘文写本研究》（两大卷）（Manuscrits ouigours du IXe-Xe siecle de Touen-houang）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他一生除专著外，尚数十篇，其中重要的有《九姓乌古斯与十姓回鹘考》。在这篇论文中，他从突厥语言学的角度，论证所谓古代突厥碑文中多次出现的Toquz Oghuz（九姓乌古斯）实际上就是汉文史籍中的“九姓”。“九姓”源自toquz oghush（意为“九姓，九个氏族”），也就是说oghush “姓氏、氏族”一词因受到前面词toquz “九”中尾音 z 的类比同化影响，从而也变成oghuz。这一点正与汉文史籍相符（在汉文史籍中只载有“九姓”或“九姓铁勒”，而不见“九[姓]乌古斯”）；所谓“九姓”（突厥文称“九（姓）乌古斯”）实指“九姓铁勒”或“铁勒九姓”。回纥（回鹘）只是九姓铁勒之一。回鹘一般自称十姓回鹘（On Uighur）。
1964年出版了美国学者萨莫林（W. Samolin）的《12世纪前的新疆East Turkestan to the 12th century》（此书是在其1961年的博士论文《塔里木盆地的突厥化》基础上写成）。
1966年前苏联吉洪诺夫出版了《10-14世纪回鹘经济社会结构》（D. I. Tikhonov: Khozyaystvo i obshchestvennyy story uygurskogo gosudarstva X-XIV vv. ， 1966）一书。此书由下列章节组成：1）导论，2）6-9世纪的回鹘，3）东部天山的回鹘王国，4）农业，5）城市和手工业，6）贸易和高利贷，7）租税和劳役，8）土地占有制，9）封建主和依附农户，10）村社，11）文化和风习[19]，12）结束语。
1983年出版了马里亚夫金（A. G. Malyavkin）的《9-12世纪回鹘王国Uyg. Gosudarstvav IX-XII vv.》。
1988年开始出版由俄国学者集体撰写（主编为：S. L. Tikhvinskiy 和B. A. Litvinskiy）的多卷本（已出四卷）《古代和中古早期新疆史》[20]专著代表西方学者研究新疆和维吾尔历史的最新成果。在第一卷的第六章，大量引用古代希腊、罗马关于古代新疆的史料，使我们习惯于汉文史料的中国学者耳目一新。其第一卷内容是：1）导论，2）研究史，3）石器时期，4）青铜器时期，5）早期铁器时期，6）古代（希腊、罗马）史料中的新疆，7）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后六世纪的新疆，8）7-10世纪的新疆，9）伟大的丝绸之路。第二卷的内容主要是关于新疆古代的民族、文献和宗教。第三卷内容是关于古代新疆的社会经济。第四卷是关于新疆民族的服饰。
1991年由多位前苏联学者集体编写的《维吾尔族简史》(Kratkaya Istoriya Uygurov)写得不错，由下面7章组成：1）导论，2）原始公社制度时期的新疆，3）公元前一千年下半期到公元后第一千年初期新疆民族历史的态势，4）公元5-10世纪的早期封建王国，5）诸封建王国的形成，6）蒙古统治下的维吾尔族，7）9-13世纪时期的维吾尔文化。
最近获悉2001年在阿拉木图出版了喀马罗夫K. Kamalov的《8-9世纪的古代维吾尔人》（Drevnie Uygury VIII-IX vv.）。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于80-90年代组织出版了多卷本的《中亚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迄今为止已出版五卷六册）。其中的第四卷分别载有西诺（D. Sinor）教授撰写的《回鹘汗国》和我撰写的《高昌王国》。
1990年由西诺教授主编出版的《剑桥早期内亚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有澳大利亚维吾尔学家马克拉斯（Colin Mackerras）撰写关于回鹘的专章(此人1972年根据两唐书曾撰写出版了《回鹘汗国》一书)。
1992年美国学者郭尔登（Peter Golden）出版了《突厥人民历史导论》的专著（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Turkic Peoples），其中第六章为回鹘史。
1992年德国学者沙尔立普（W. Scharlipp）发表了书名为《中亚的早期突厥人》（Die Fruehen Tuerken in Zentralasien）的著作，其中关于回鹘史的部分内容为：1）回鹘人的早期历史，2）（蒙古高原）回鹘汗国，3）新疆和甘肃的回鹘王国，4）现存回鹘文献：世俗文书和宗教文献。
2000年由国际东方学会组织出版的《前伊斯兰时期诸突厥民族历史》一书[21]中载有我的长篇论文《古代突厥草原汗国》(德文)和西诺的《蒙古高原回鹘汗国》、德国茨木(P. Zieme)教授的《高昌回鹘王国》（德文）、以及哈米了屯的《甘州回鹘王国》（法文）等[22]。
以上简单介绍了西方学者近二百多年对回鹘（维吾尔）历史研究的概况。我认为我们在研究维吾尔历史中对西方和日本学者的有关论著注意的不够。这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之一就和我国学者的外语功力差、不注意国外新的研究成果及使用回鹘等新疆古代语文材料有关。汉文史料对研究新疆史、维吾尔史是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何况一百多年来大量新疆出土的文物都流失国外，他们有近水楼台之便，在这方面不断有新的专著出版。希望我国年青一代维吾尔学学人能更上一层楼，青出于兰胜于兰，为我国维吾尔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 此处西方主要指俄国和欧美。此外日本学者也对回鹘史的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拟另外撰文介绍。
[1]Histoire de Gentchiscan et de toute la dinastie des Mongols ， Paris ， 1739.
[2]Memoire sur l’origine des Huns et des Turcs ， Paris ， 1748; Histoire general des Huns ， des Turcs ， des Mongols et des autres Tartares Occidentaux ， 4 tomes ，Paris ， 1756-1759.
[3] Histoire de la Tartarie ， Paris ， 1779.
[4] Descriptions geographique ， historique ， chronologique ，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La Haye ， 1736.
[5] Ueber die Sprache und Schrift der Uiguren ，Paris ，1820.
[6] Opisanie Chzhungarii I Vostochnogo Turkestana… 1829; Sobraniy svedenii o narodakh obitavshikh v Sredney Azii v drevnie vremena ， 1851.
[7] Histoire des Mongols…， 1834-1835.
[8] Zemlevedenie K. Rittera… vyp. I-II ， 1869-1873.
[9] K voprou ob uygurakh ， in Radloff: Das Kudatku-bilik ， 1893.
[10] Istoricheskiy ocherk uygurov，1899.
[11] 1) Ocherk istorii Semirech’ya， 2) Otchet o poezdke v Srednyuyu Aziyu， 3) Turkestan ， 4) O khrestianstve v Turkestane v domongol’skiy period， 5) Kirgizy， 6) Istorriya turetsko-mongol’skikh narodov.
[12] Opisanie puteshectviya v Zapadnyy Kitay，t. I-II ， 1896， 1899.
[13] Un traite manicheen retrouve en Chine ，Journal Asiatique ， 1911-1913等等.
[14] Histoire generale dela Chine， Paris ， 1920-1921.
[15] Histoire de l’Extreme-Oient， 2 tomes ， 1919; L’empire des Steppes，Paris ， 1939(后一书的英文本题作The Empire of Steppes—A History of Central Asia ，1970).
[16] Obchshestvennyy stroy mongolov-- Mongol’skiy kochevoy feodalism ， L. ， 1934.
[17] Arabskie I persidskie istochniki ob uygursko-turfanskom kniazhestvev IX—Xvv.， Trudy otdela vostoka gosudarstvennogo Ermitazha， vyp. IV ， L. ， 1947.
[18]详见拙文《维吾尔学大师葛玛丽教授逝世十周年》，《西域研究》，2003，4。
[19] 此章我在很多年前曾译成中文，发表在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民族史译丛》，6，1978。
[20] Vostochnyy Turkestan v drevnenosti I rannem srednevekov’e， Moskva， 1988.
颜回的故事范文2
一、“研究型”教师的内涵
20世纪60年代，斯腾豪斯首次提出了“教师即研究者”概念，要求把教师的教学和研究结合起来，力图改变教师在课程、教学和学习中的原有定位。本世纪初，我国在新一轮的基础教育改革中也明确提出教师要做“研究型教师”的要求。国内研究者对“研究型”教师形成了一些共识，主要包括四点：具有现代教育观念和较高理论素养；具有较强的科研意识与科研能力；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具有较强的反思意识与反思能力。
二、我国中学“研究型”教师的发展现状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随着“教师研究”运动的深入，教师作为课堂教学研究的主体，已被世界各国广泛认可，并在各级教师培训计划中得到推行。 然而，目前我国中学英语教师的素质普遍不高，尤其是作为教学研究者的素质存在严重不足。
对于职前教师发展现状，教育课程体系中缺乏对职前教师研究者素质培养类的课程，梁庆认为师范院校教师教育的师范性不突出，职前教师资格培训质量不保证；姚玉环也指出，职前教师教育由于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方式及科研体验等方面的缺失，造成了与研究型教师目标的不适应。对于在职教师发展现状，培训目标和内容体系中缺乏对研究者的定位，致使目前我国中学英语教师的研究者意识比较缺乏，教学研究能力较低，很难承担起教学研究者的任务；刘润清提出要把注重师资培养研究看作是今后五年外语教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育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并把它作为研究的重点课题；温勇、宋广文则认为，教师科研素养、教师培训和学校评价等诸多因素阻碍着“研究型”教师的成长与发展；钱晓霞联系目前我国中学英语教学研究的现状，指出身处一线的教师由于缺少学科理论上的指导和研究手段上的训练而无法成为教学研究的主体。
三、我国中学“研究型”教师的培养模式
为实现国内教师的专业发展，针对职前教师教研素质的培养，张虹和姚玉环等学者建议要重视职前教师研究者意识的培养，注重其科研能力的培养；优化课程结构，增加科研类课程设置；提供机会让职前教师接触教育实际，观摩课堂教学实践的机会；组织职前教师参与课题研究；改变教学模式，突出以问题研究为中心的参与、反思和实践基础上多样化的培养路径；改革评价模式，构建一个多元、开放的评价体系。
针对在职教师科研能力的培养，温勇、蒋芸、钱建芬等学者提出：在职教师科研能力的培养模式可总结为校本培训，依托教师所在学校的现有资源，建立教师科研团队，把学校建设成“学习型组织”；开展教师行动研究，以“课题研究”带动，研究中小学教育教学中的实际问题，在行动研究中培养教师的科研意识和研究能力。
四、我国中学“研究型”教师研究的现存不足
由于我国教师专业化的历程较短，加之学界对教师自身发展的关注不够，使得有关“研究型”教师的系统研究明显不足。从已有文献看，该研究领域存在着以下三大问题：
1.研究内容缺乏深层分析。通过阅读相关文献发现，已有“研究型”教师研究大多浅尝辄止，缺乏深层挖掘。第一，在阐释“研究型”教师的内涵和特征上，以蒋芸、温勇、宋广文等为代表的学者，虽从各自的研究视角阐述了“研究型”教师应具备的特征，但缺乏对其进行系统的分析与论证；第二，在探讨“研究型”教师的素质上，研究者虽从不同视角指出“研究型”教师的素质应包含哪些构成要素，但未阐明这些构成要素之间的内在逻辑结构；第三，在探究“研究型”教师的成长上，研究者虽指明了“研究型”教师的成长途径，但缺乏充分阐释和解析。
2.研究范式缺乏多元综合。就教育研究范式而言，有质性研究范式与量性研究范式两大类，当下，两大教育研究范式在“研究型”教师问题的研究中明显分离。其中，质性研究范式多通过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等途径收集资料，运用文字描述的分析方法来反思问题；量化研究范式则多通过量表问卷或结构观察等途径收集资料，运用统计分析的方法考察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或因果联系。尽管各自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由于研究过程中“质”“量”分离与问题肢解，造成现实中“研究型”教师问题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均较为偏狭，从而使得相关研究在理论层面缺乏深度，在实践层面缺乏力度。
3.研究成果缺乏操作策略。审视已有相关研究，可知其成果的操作性明显不足，一方面，已有研究重描述轻操作：①已有研究尚未关注“研究型”教师的操作性定义；②有关“研究型”教师素质与特征的研究鲜有操作性成果。另一方面，已有研究重思辨轻策略：①学者们在肯定“研究型”教师的时代价值时，大多从思辨角度阐释其价值何在，鲜有彰显其价值的策略说明，使得“研究型”教师的价值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②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学者们在探讨“研究型”教师的成长问题时，通常局限于阐释成长的路径与障碍，鲜有履行相应路径与克服相应障碍的具体策略探索，使得“研究型”教师的培养与培训在实践中缺乏实用的操作指南。
五、我国中学“研究型”教师研究的未来趋势
在新课程改革、教师教育改革与教师专业化发展等背景下，“研究型”教师研究的重要性与迫切性日益凸显。研究什么与怎样研究，应该成为“研究型”教师研究的未来方向与指南。
1.深化理 论探讨。由于我国“研究型”教师研究相对较晚，使得相关理论积淀缺乏，基础理论贫乏。正如前述，“研究型”教师的价值、内涵、特征、素质与培养等探讨大多处于应然状态，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与反思。为丰富“研究型”教师的理论研究成果，探寻有效的“研究型”教师培养之路，应当深化“研究型”教师的理论研究，尤其是基础理论研究。目前研究的重点主要是：深入挖掘“研究型”教师的价值，揭示“研究型”教师的内涵，继续探讨“研究型”教师的特征，进一步探究“研究型”教师的素质，探寻“研究型”教师的成长规律。
2.拓展研究视野。为了提高研究成效，应当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已有“研究型”教师研究在研究范式上的“质”与“量”分离，造成相应研究成果在理论层面缺乏深度，在实践层面缺乏力度。为此，在“研究型”教师问题的研究中，要拓展研究视野，做到“质”“量”结合，既注重立足于直觉归纳与哲学思辨之上的细致、深刻的质性研究，也注重立足于理性逻辑与实验观察之上的客观、公正的定量研究，更注重将二者有机统一起来的综合研究。
3.提出可行策略。当下，培养“研究型”教师已是教师专业化改革的目标与追求，但由于缺乏培养“研究型”教师的相应操作策略，导致实践过程中“研究型”教师的培养举步维艰。那么，到底应该怎样研制培养“研究型”教师的相应操作策略呢？在对有关“研究型”教师的本质内涵、素质结构与行为特征等的认识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还不甚透彻的当下，切实可行的做法是：以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以及行为科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为指导，首先，从操作层面挖掘“研究型”教师的本质内涵；其次，系统探讨“研究型”教师应具备的素质结构与行为特征；最后，从操作层面探寻“研究型”教师的成长路径和培养模式。
近年来，教师的成长问题日益成为教育理论工作者、教育政策制定者和广大教师共同关注的焦点。教师的职业特征决定了教师应是一个研究者；教师教育改革要求教师成为研究型教师；教师专业发展要求教师进行研究。笔者认为，中学教师的研究内容应主要集中于中学课堂教育教学中的现实问题，以实践问题研究为主。课堂教学是教师最基本的专业活动形式，教师在学校中最大量、最重要的工作是教学，如何充分利用好课堂这块阵地，加强对课堂教学的研究，应该成为每个力图成为“研究型”教师的自觉追求。总之，探索培养“研究型”教师不仅可以丰富教师教育的理论，而且也能为教师成长指出一种有效的成长路径。
参考文献：
[1]陈冠英.谈外语教师的素质[J].中小学外语教学，2000，（1）.
[2]陈玉平.研究型教师应具有的个性品质[J].教育探索，2006，（2）.
[3]蒋芸，边玉芳.试论研究型教师的特征及其培养模式[J].辽宁教育研究，2004，（8）.
[4]梁庆.中小学教师教育研究能力缺失的根源与对策[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6，（2）.
[5]刘润清.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十五”规划[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2，（3）.
[6]钱建芬.研究型英语教师角色探索研究[J].中国知网硕博论文库，2009.
[7]钱晓霞.教师研究与中学英语教师职业发展[J].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2，（2）.
[8]司桂凤.研究型教师——教师发展的方向[J].基础英语教育，2005，（4）.
[9]温勇，宋广文.研究型教师及其发展研究[J].中国教育学刊，2006，（9）.
[10]徐红，董泽芳.中外专家型教师研究的回溯与前瞻[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2011，（10）.
颜回的故事范文3
[关键词] 叙事心理学；故事叙说；文化认同；建构；美籍华裔
《喜福会》一经问世便引起了广泛关注，无论是1989年小说的发表还是1993年影片的上映，赞扬、抨击接踵而来，“小说的珍宝”“新东方主义的再现”使作品备受争议。观看之余人们不禁要问：这部幽默风趣又催人泪下的影片何以引起批评界轩然大波？综观国内外学界的研究，焦点在于对古老中国和当代美国时空对比与转换的镜头，华族文化晦暗、落后，美国文化明朗、先进，因此迎合了西方人对富于异国情调的东方一种猎奇心态。
从情节选取来看，作品诚然以母亲的回忆为主，穿插了女儿的成长，前者放置于中国文化语境。但其目的并非在于“东方化”“他者化”甚至“妖魔化”中国，而是要通过展现母亲前半生在战乱中国的抗争揭示其对自我族裔身份的确认。事实上，故事叙说在叙事心理学领域已有广泛研究，其范围不仅仅限于女性。不同文化背景下男性和女性的生活故事是获悉讲述者自我认同的钥匙。本文引证艾米娅·利布里奇叙事研究理论，阐述故事是母亲建构个人文化身份的途径，同时为女儿提供了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契机，使其以包容的姿态对待不同文化。倾听母亲的故事使女儿经历了对自身中国血统从竭力否认到欣然接受并加以确认的过程。她们最终认同了母亲，认同了中国文化，重构了作为美籍华人的文化身份。
一、故事叙说与母亲的自我定义
叙事研究又称为故事研究，是研究人类体验世界的一种方式，“其研究前提在于人是天生的讲故事者，其任务在于探索和理解个体的内在世界”①。若要透视主人公中国母亲的文化认同，不妨首先从其口述故事入手。利布里奇指出：“故事再现了讲述者的世界观，为个人经历提供了一致性和连续性。通过叙述者展现亲身经历的口头叙述，听者得以了解其内心世界。故事就是个人的自我认同，并在生活中不断被创造、倾诉、修正和重述。”此番论断在《喜福会》中尤为适用。影片刻画了乐观、坚强、永不服输、恪守传统又敢于反叛的母亲形象。与女儿相比，母亲丝毫没有表现出任何身份的焦虑，她们有喜福会交流故事，有五行、风水阐释世界，对自己的中国思维方式和行事方式充满自信。
作为表达的手段，故事使母亲找回了各自的声音，摆脱了长期“失语”的状态，塑造了引以为荣的个人形象，从而在排斥异族文化的美国主流文化语境中确立了自己是谁。她们怀着美丽天鹅的梦想来到美国，不料挑战大于机遇，华人在美历史的卑微、蹩脚的英语、生活方式的差异使她们沦为白人眼中也是女儿眼中的“他者”。为修正女儿对她们“落后”“古怪”的歧视眼光，驳斥西方关于东方女性种种“刻板印象”，讲述过去成功的经历成为自我了解的有效手段。影片围绕精妹代替母亲玩麻将展开，由她讲述吴夙愿在桂林逃避战乱的经历，同时也道出了创建喜福会的目的，那就是即使在兵荒马乱中也要保持乐观、充满希望。作为交流故事的场所，美国版的喜福会具备了更深层次的意义——寻求精神归宿，张扬民族特性，赋予生活动力。
就内容而言，故事带有家族历史和民族特性的烙印，因此传递着文化认同的信息。族裔背景意识能建立自我认同感，以及为自我评价提供参照。②故事将母亲众多散乱、无序的经历秩序化，实现了在过去和现在的相互指涉中定义自我，借此使她们坚信自己依然能够和过去一样解决现时生活中的问题。如钟林冬通过讲述逃避包办婚姻的故事就向韦弗利展示了她的韬晦之计和掌控命运的意志，更重要的是为赢得韦弗利的尊重。另一位母亲顾映映本是惟一找不到精神归宿的母亲，前半生的不幸遭遇，身份的错置，生卒、姓名的更改使她陷入迷失自我的恍惚与困惑。在目睹女儿丽娜痛苦的婚姻后才开始正视过去，毅然讲述了自己如何失去肖虎的本性，如何在两次婚姻中表现出消极被动。故事唤醒了她的猛虎精神，找回了失去的自我，更重要的是建立与女儿的情感联系，使女儿在耐心倾听的过程中寻求理解和认同，找到身份归属。
二、故事叙说与女儿文化身份的重构
故事叙说具有交互主体性特征，以利布里奇的诠释就是“听者进入与叙事互动的过程，并对叙事者的声音和所表达的想法逐渐敏感。该过程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状态，听者不断修正原来的假设，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对故事的理解。”在《喜福会》中，人物自始至终以讲故事的方式进行思索和交流。所有的情节以一帧帧回忆片段呈现，观众需要像玩拼图一样，用这些片段拼出对人物的认识和印象，这是对观众的挑战，同时也是对四个女儿的挑战。她们需要挖掘家族历史、了解母亲的智慧和坚强、体会母亲对自己的良苦用心，借此走出身份的困境。尽管这是一个艰难长期的过程，但影片以吴、钟、许、圣四家的家庭聚会为背景，营造出温馨叙事的艺术氛围，使人物跨越语言与文化障碍，在毫无心理压力的情况下娓娓道出心声、推进情节。作为一种叙事策略，故事融合了交流与抒情的特征，使独白转变成对话，既有利于增强影片的观赏性，又能准确、深入地反映出生活本来的复杂面目。叙事顺序总是先由母亲讲述自己的遭遇，再由女儿回忆自己与母亲的关系或是自己与美国丈夫的家庭生活，然后过渡到母亲讲述自己和中国母亲的关系。故而母亲的故事具有教诲和引导的力量，使女儿经历了婚姻和事业的挫折后反思对待两种文化的态度，与母亲的关系也经历了从疏离、憎恨到和解的过程。随着两代人关系的改善，女儿将文化认同进行了重新定位，华族文化不再令她们尴尬、焦虑，而是她们跻身主流社会的有力武器。
罗斯曾对自我标榜的美国身份坚信不疑，她不顾夫家的歧视嫁入豪门，对丈夫百依百顺，不料遭到厌恶，最终陷入离婚境地。事实已证明，流利的英语、与白人的婚姻终究不能使她及其他华裔女儿融入主流社会，试图通过否认族裔性获取白人的认同只能是乌托邦想象。在美国人眼中，她们是中国人；在母亲眼中，她们又是美国人。身份只有遭遇到不确定时才成为危机。这时母亲许安梅讲述了与自己母亲的故事。首先“割股疗亲”的一幕展现了“孝为先”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以及《喜福会》母女同一的主题。安梅母亲对婆婆的孝道反映出血浓于水的亲情和代际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而安梅后颈的伤疤，则代表了母女永不断裂的肉体和精神纽带。故事的直接听众虽是罗斯，实际上旨在教育所有女儿：爱父母、理解父母。谭恩美曾形象地将母女之间的情感纽带比作脐带关系：“尽管在其他文化中这种关系会断裂，但在中国文化中却会随时间推移愈加牢固。”③正是这样的脐带带给两代人“相同的身体”“相同的思维”。因此母亲觉得自己应当对女儿的生活进行指导。面对婚姻即将崩溃、先是毫无察觉后又不知所措的罗斯，安梅回忆了自己母亲吞食鸦片为换来女儿地位的遭遇。母亲的自我牺牲使她学会坚强、分清真假。故事传达了透过表面识人心、大胆表达、自我捍卫的生存之道。这对罗斯而言，意义并不仅限于识破丈夫独占财产的预谋，更重要的是教会她摆正自己在这场跨文化婚姻中的位置。缺乏骨气的她终于从安梅故事中汲取力量，以积极的姿态找回了自我也挽回了丈夫。
除婚姻挫折外，事业曲折也是促成女儿寻求文化身份的动因。精妹小时一心要绝对美国化，她以中断学琴、学习不拿A粉碎母亲对她的期望，甚至取笑母亲的穿戴，蔑视她的故事，对喜福会也嗤之以鼻。表面上的代际矛盾实质上反映了她对中国文化的憎恨。结果成年后精妹一直是个平庸撰稿人。影片有意安排吴、钟两家的饭局让她在与韦弗利的争执中遭到奚落。与罗斯相似，她不懂得个人价值，是母亲让她看到自己具有谦逊忍让的优良品质，这恰恰是她与韦弗利的不同。后来她终于得知桂林故事的真正结尾。战乱、疾病迫使夙愿遗弃双胞胎女儿，于是将毕生的精力都倾注在精妹身上。让她学琴好成为天才并非对精妹奴役，而是中国母亲望女成凤的夙愿。显然这不是“中国神话”，而是夙愿的精神财富，也是影片具象“天鹅羽毛”的深刻内涵。体会到母亲对她的复杂关爱，精妹终于踏上寻求母亲故事以寻求文化之根的历程。如果说影片开头她代替夙愿玩麻将是一次精神之旅，那么影片结尾她的中国之行就是实实在在的文化之旅。与双胞胎姐姐的相认不但使她接纳了自己的中国血统，而且给喜福会其他女儿带来希望，使她们能够调和代际矛盾和文化对立，认识到在族裔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没有必要作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中国本身包含了部分美国文化的成分，“广州看上去和美国的大城市相差无几”；而她成长的旧金山唐人街也包含了中国文化的成分。对于移民后裔而言，唯有认同族裔文化才能建构完整、健康的身份。
三、结 语
故事叙说策略负载了作家独特的写作理念，也为影片的表现手法提供了新的艺术向度。形式和内容的孰轻孰重是文学作品常见的争议性话题，《喜福会》让人看到，杰出的作品可以使两者浑然天成。无论褒贬，母亲的中国故事在现时与过去之间迸发出张力，形成了与女儿的对话关系，在言说母亲自我认同的同时帮助女儿找寻到文化归属。怎样在异质文化中建构自己的身份，是海外华人文学创作的主题，也是海外华人安身立命之本。《喜福会》将这一问题提升到跨越国别的母女亲情层面加以考察，提出了接受、确认族裔性的文化策略，这对美国华裔文化的发展，乃至华裔生存现状的关怀无疑是一种积极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注：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承蒙导师刘晓红教授悉心指点和帮助，在此深表谢意。
注释：
① 艾米娅·利布里奇：《叙事研究：阅读、分析和诠释》，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前言。下文凡引自此书，只注明页码。
② Uba Laura：Asian Americans，The Guilford Press，1994年版，第89页。
③ Pearlman Mickey：“Amy Tan” Interview：Talk with Americas Writing Women，Lexington，UP of Kentucky，1990年版，第10页。
[参考文献]
[1] 刘晓红.隔膜·冲突·融合——《喜福会》的跨文化审视[J].思想战线，1998（09）.
[2] 林涧，主编.问谱系：中美文化视野下的美华文学研究[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颜回的故事范文4
关键词：股权结构 社会绩效 利益相关者
一、引言
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全球范围的资本流动和企业竞争；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人力资本价值日益凸显；新技术、新产品开发周期不断缩短，消费者需求快速变化；公众的自我保护意识和环境意识显著提高，并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持有越来越高的预期。在这样一个充满着不确定性的环境中，企业高层管理者和理论研究者日益认识到仅仅以股东利益最大化来衡量公司价值并不合适，企业的治理目标应从股东价值最大化转变为包括股东在内的企业所有利益相关者价值的最大化。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的重要时期，股权分置是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形成的特殊问题。股权分置改革，对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企业绩效、保护投资者利益都具有重要意义。现在股权分置改革已近尾声，资本市场将迎来全流通的时代，对于大部分上市公司而言，控制权市场的解放也是意味着股权多元化、分散化时代的到来。国退民进是否能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集中还是分散的股权结构才能最大化利益相关者价值?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股权结构是指企业股权总额中各股东的所占比例或关系，包括股东的类型及各类股东持股所占比例、股票的集中或分散程度、股东的稳定性及高层管理者的持股比例等。Mintzberg(1983)提出所有权结构有两个维度或两种度量方法――股权的所有者结构和股权的集中程度。从股权的集中度来讲，Jeffrey Zwiebel使用合作博弈证明股权结构可以达到3种均衡：一种是由1个控股股东和无数小股东组成的，一种是完全由大量的小股东组成的，还有的是由多个大股东组成的。本文参考Zwiebel的研究成果，将所有的上市公司按照股权结构分成4类：大股东绝对和相对控股、股权制衡和股权分散公司，绝对控股股东一般拥有公司股份的50％以上，对公司拥有绝对控制权；股权高度分散，公司没有大股东，单个股东所持股份的比例在10％以下；相对控股公司拥有较大的相对控股股东，同时还拥有其他大股东，所持股份比例在10％与50％之间；股权制衡公司即股权制衡度(外部大股东持股比例／第1大股东持股比例)大于1的公司。第二种分类则是根据股权性质，即各个不同背景的股东集团分别持有股份的多少。在股权分置时代，一般指国家股东、法人股东及社会公众股东的持股比例。实际上根据终极产权论，我国的法人股并不具备产权终极所有者的地位，它没有资格成为上市公司的一个独立的终极控股主体。因此本文按终极控制股东属性将股权结构又分为国有控股和非国有控股。
二、利益相关者理论下的社会绩效评价体系
(一)利益相关者理论 1937年，学者科斯(Coase)在其重要论文《企业的性质》中指出“企业是一组契约关系或利益分配机制，企业的行为不是抽象的企业本身或所有者、经营者做出的，而是涉及契约关系的各当事人协调责权利关系的结果。”1984年Freemen里程碑式的著作《战略性管理：一种利益相关者方法》中将利益相关者定义为：任何能够影响组织目标或被组织目标所影响的团体或个人。20世纪90年代以后利益相关者理论逐步发展完善。迄今为止，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研究学者普遍认为：任何一个公司的发展都离不开各种利益相关者的投入与参与，但在利益相关者的细分上存在较大分歧。Clarkson(1994)根据相关群体在企业经营活动中承担风险方式的差异，将利益相关者区分为主动的利益相关者(Positive Stakeholders)和被动的利益相关(Passive Stakeholders)。前者是“那些向企业投入了专用性人力资本或非人力资本从而承担了企业某种形式风险的人或群体”；后者是“由于企业的行为而使之处于风险之中的人或群体”。又根据利益相关者与企业利害关系的紧密程度，将利益相关者分为首要的利益相关者(Pfima Stakeholders)和次要的利益相关者(Secondary Stakeholders)。前者是指企业的运行不能离开这些群体的参与，否则企业不可能持续生存，包括股东、投资者、雇员、顾客、供应商等；后者指受到企业运作间接影响的群体，如社区、政府、媒体等。
(二)社会绩效评价体系的构建 根据以上思路，本文从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相关者角度即股东、经营者、职工、债权人、供应商、顾客和政府七个方面设置社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1)指标构成及权重设置。作为一个企业的最大利益相关者，股东的利益是评价企业业绩的核心内容，由于企业所有者对企业拥有最终的产权，并承担最终风险，因此股东更关心企业的盈利能力状况。故股东角度的评价指标包括：资本保值增值率=年末所有者权益／年初所有者权益－1。股利支付率=股利／净利润。一般认为，该两个指标越高，对股东和潜在的投资者吸引力越大，企业的资本保全状况越好，对股东利益的保障程度越高。企业的高层经营者由于其特有的职业技能和丰富经验服务于企业，他们要为企业付出相当多的时间、精力和心血，又要冒相当大的风险，承担巨大责任。故经营者角度的评价指标主要包括：经营者的工资率=金额最高的前三名高级管理人员的报酬总额／营业收入；高管人员持股比例。上述两个比率越高，说明公司为管理者支付的报酬越多，对管理者的激励机制越完善。债权人与股东作为企业的共同出资人，不仅没有股东所享有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而且事实上与股东共同承担着企业的全部风险。因此债权人关心的信息重点是企业的偿债的能力。债权人角度的评价指标包括：资产负债率的倒数=资产总额／负债总额；现金流量比率=现金／年末流动负债。一般而言，上述两个指标越高，公司偿还长期负债和短期负债的能力就越强，债权人在公司的投资越有保障。员工作为人力资源的所有者，其地位与作用在企业中已越来越重要。企业的经营很大程度上依赖员工的智慧、经验和努力。拥有了一定知识、技能和经验的员工将成为企业竞争制胜的法宝，员工投入的人力资本具有专用性。员工角度的评价指标：工资福利增长率=当年工资福利／上年工资福利－1；工资福利率=员工的工资福利／营业收入。上述两个比率越高，说明公司为员工支付的报酬越多，对员工的利益照顾越充分。供应商作为核心企业的原材料或半成品的提供者，处于供应链的上游，故有时也被称为上游企业，因此供应商与企业的利益紧密相连。供应商侧重于关心被评价企业能否按时支付货款，以及履行订货合同的能力。供应商角度的评价指标包括：应付账款周转率=营业成本／应付账款。周转率越高，表明公司支付供应商货款的时间就越短，占用供应商资金的程度越低，对供应商的利益照顾越多；现金与应付账款比率=现金／应付账款，该比率越高，说明公司支付应
付账款的能力越强，供应商收回货款的可能性越大，其利益越能得到保障。企业生产的产品是为了不断的满足消费者日益发展的需求的。消费者所关心的是产品的价格、质量、性能、服务等，只有满足消费者的期望，才能得到消费者的拥护，扩大企业的市场份额。消费者角度的评价指标包括：成本率=营业成本／营业收入。公司越照顾客户的利益，那么给客户的让利就越多，成本率就越高；销售增长率。该指标值越高，表明公司为客户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越好，与客户的关系越稳定。政府在经济中的主要职能是运用经济、法律等方式宏观调控国民经济运行。维护正常、公正的交易程序。政府角度的评价指标包括：纳税率=税费／总资产；税收增长率。上述两个比率越高，说明公司通过税收方式对政府做出的贡献程度越大。本文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是一个典型的涉及多指标的综合评价体系，对于其权重的确定，本文参照陈宏辉的层次分析法设计的权重，按重要性原则将企业社会绩效评价指标分别赋予不同的权重：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中，陈宏辉分析认为最重要的是股东的利益，占利益相关者权重的50.1％，接下来分别是员工(19.1％)和经营者(14.2％)；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中，最重要的是消费者的利益，占6.6％的权重，接下来是债权人(3％)、供应商(2.5％)、分销商(2.5％)、社区(0.9％)和政府(1.1％)。本文合并了消费者和分销商的利益(共9.1％的权重)，合并社区和政府的利益(共2％的权重)。
(2)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每一个公司社会绩效(CSP)为七类利益相关者利益14项指标得分的加权平均数，即CSP=ai×xi，其中xi为各项指标得分，ai为各项指标的权重，即各类利益相关者的权重乘上50％。指标得分即指标的无量纲化，是指通过数学变换来消除指标量纲影响的方法。本文所用的直线型标准化方法是在将指标实际值转化为不受量纲影响的指标评价值时，假定二者之间呈线性关系，指标实际值的变化引起指标评价值一个相应的比例变化。指标评价体系的无量纲化计算依据如(表1)。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产权理论认为私有产权一定优于公有产权，公有产权的不明晰使国有企业通常存在企业目标多元化、激励不足、财务软约束等弊端。主张产权论的经济学家认为，产权归属是决定企业绩效的决定因素。因此产权理论应用于国有企业改革时，主要的思路也是强调对国有企业的产权进行再造，通过引入民营、私人股份或全部出售国有资产进行改革以期望其效率的提升。20世纪90年代，产权理论无法解释国有企业产权改造后效率并没有必然提升的现实，英国经济学家Martin、Parker在1997年以竞争理论为基础，提出超产权理论，进一步发展和丰富产权论的基本观点。超产权理论认为：企业绩效与产权归属变化没有必然关系，它主要取决于市场竞争程度，市场竞争越激烈，企业提高效率的努力程度越高。由此本文假设在竞争行业，非国有控股企业社会效益显著高于国有控股企业；但在垄断行业，两类企业社会绩效区别不明显。
现代企业理论认为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联结，是不同的资产所有者通过契约形式合作组成组合资产，并把组合资产的索取权与控制权在所有者之间进行分配的组织(Coase，1937)。这些契约中不仅包括完全契约，而且包括不完全契约。契约的不完全性直接导致了剩余控制权的产生，即在合同未说明的情况下的权力归属和行使问题。同时，由于企业要素契约的不完备性，所以企业的总收入不可能是一个固定的量，企业的收入也不可能通过每一个人的固定收入分配完毕，必定留有一定的剩余，即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在不完全合同理论的基础上，Milgrom&Roberts(1992)提出企业治理结构的效率含义是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相对称。那么，企业中谁拥有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从股东的角度来看，当股东拥有完全的剩余索取权和完全的剩余控制权，那么这种就是古典式的企业类型，这里就不存在问题；当股东拥有完全的剩余索取权而部分拥有剩余控制权，那么这种就是股权分散式的企业，公司的问题主要源于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下股东和管理者之间形成的一种委托关系(Berle&Means，1932)；当股东拥有部分剩余索取权和拥有完全的剩余控制权时，那么这种就是存在控制性股东的企业，进而产生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问的问题；当股东部分拥有部分剩余索取权和相对“公平”的剩余控制权时，即股权相对集中的企业，那么这种情况就不会产生问题。故本文假设股权制衡公司的社会绩效最好。
假设1：在不同行业。终极控制人性质不同，对社会绩效影响也不同
假设2：股权制衡公司的社会绩效好于股权集中和股权分散公司
(二)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7年12月31日在深、沪证券交易所上市的A股公司为研究样本，剔出金融类公司、ST公司、PT公司、新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异常的公司以及所涉及指标不全的公司，共获得有效样本1181家，分布于12个行业。本文研究所用的数据使用的数据来源于CCER经济金融数据库以及中国证监会官方网站披露的上市公司2007年年报。
(三)变量设计 本文研究中的变量主要包括因变量、自变量和控制变量3类见(表2)。
(四)研究方法及模型 本文采用Eviews3.1来进行统计性描述和回归分析的实证研究方法。运用如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检验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注：control代表控制变量)：
模型1：CSP=a0+a1Guo+a2IND+∑aicontrol+ε
模型2：CSP=a0+a1JD+a2XD+a3ZH+a4CR410∑aicontrol+ε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本文主要是研究公司社会绩效与股权结构的关系，这里首先对不同类型上市公司的业绩进行一个总体上的描述性统计见(表3)，然后再具体进行分析依据(表3)，在所有行业中，股权分散的公司很少，相对控股型公司最多，占到样本总体的38.19％，其次是绝对控股，占样本总体的35.22％，股权制衡型公司占样本总体的24.8％。股权制衡和绝对控股公司的社会绩效好于相对控股和股权分散公司。根据最终实际控制人类型，全部样本又分为国有控股公司786家，非国有控股公司395家，非国有控股的社会绩效高于国有控股公司。1181家上市公司中处于竞争性行业的有1026家，垄断行业的只有155家，垄断行业的绩效高于竞争性行业。从(表3)中我们看到无论是针对哪一种类型的绩效变量，各公司的标准差都是比较大的，说明各公司的社会效益是有比较大的差异的。
(二)相关性分析 利用Eviews3.1统计分析软件对变量进行
相关分析，得出几个变量间pearson相关系数见(表4)。(表4)中，各变量之间相关系数均小于0.6，故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三)回归分析 OLS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由于本文采用横截面数据，通过white检验显示，模型存在异方差，故再次用WLS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从(表6)中我们看到模型的拟合度达到1，解释力大大提高。模型1的回归结果显示，在垄断行业中，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社会绩效略差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在竞争行业中，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社会绩效高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并且上述差异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假设1成立。模型2全部样本的回归结果显示，相对控股公司社会绩效最好，其次是绝对控股，再次是股权制衡，最差是股权分散公司，且差异显著。国有控股子样本中，绝对控股公司社会绩效最好，其次是相对控股，再次是股权分散，最差是股权制衡公司；非国有控股子样本中，绝对控股略好于股权分散公司，但不显著，再次是相对控股，最差是股权制衡公司，且二者在1％的水平上显著。也就是说，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制衡的股权结构没有发挥对控制权私人收益的限制作用，假设2未得到支持。值得关注的是，后七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均在1％的水平上正相关于公司社会绩效，说明除了前三大股东外，其他外部大股东对公司社会绩效有明显的积极作用。总体而言，公司规模、成长性对社会绩效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上市年限、无形资产比重和负债率有显著的负作用，其中负债率对社会绩效的负面作用最强，说明负债对上市公司的危害最大，应该控制负债规模，加强公司的内部积累。
五、结论和展望
颜回的故事范文5
关键字：人民币汇率；上证综指；VAR
一 国内外文献综述
1.1 国外学者文献
Ming-shiun Pan（2007）等以亚洲金融危机为背景，以东南亚几国的汇率与股价为研究对象，来研究二者在危机前后的相互关系。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当金融危机爆发后，除马来西亚以外，其他国家的汇率和股价之间具有卑向的因果关系只有汇率能够影响股价；而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股价和汇率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是双向的。
Benjamin（2006）通过对巴西1994年8月到2005年5月的汇率与股价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使用协整、线性及非线性因果关系检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长期协整关系在名义汇率与股价之间并不显著，不过在短期内汇率是股价变化的格兰杰原因。
1.2 国内学者文献
刘林，悦玉娟（2011）以股指和汇率自年至年的数据为样本对于股价和汇率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研究文章采用了线性、非线性的实证方法。非线性的实证结果表明二者具有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而线性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二者之间存在单向的线性因果关系。
吕江林、李明生和石劲（2007）以沪深两市多只股票为样本分析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后汇率对于我国股价变动的影响，实证的结果显示在短期人民币汇率变动对H股的影响要比对A股以及B股要小；沪市B股对于汇率变动的反应相比深市B股要更为敏感。汇率变动对不同板块公司股票价格的影响没有显著性差异。
二 人民币汇率与股市相关性的实证研究
2.1 数据选取以及数据描述
2.1.1 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主要涉及两个变量即：股票市场的价格水平以及人民币汇率水平。我们选用人民币兑美元的名义汇率（USD）中间价（采用直接标价法）作为人民币汇率的衡量指标，选用上证综合指数（SH）的收盘价作为我国股票市场价格水平的衡量指标。主要原因是人民币汇率在2005年7月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后，虽然是参考一篮子的货币进行调节而不再是盯死美元汇率，但是美元作为世界通用的国际货币，依旧是国际上最主要的计价货币和结算货币，所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依旧能够较好地体现人民币的汇率水平。而我国股票市场的价格水平之所以采用上证综合指数为代表是因为无论从市值还是页山涣糠矫嬉约笆谐∮跋炝Ψ矫嫔钲谥と市场都要弱于上海证券市场，并且由于受到同样的经济因素影响两个证券市场之间也存在较高的相关性，故而在选取股票市场价格水平的衡量指标本文采用了上证综指。
本文选取了上证综指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2011年1月4号至2015年12月31号的日数据，由于部分数据不匹配，进行了剔除，最后得到了1212组数据。本文使用Eviews8.0对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2.1.2 数据图
可以看出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在2011年初达到最高值6.64，在2013年年末，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达到最低值6.04，2013年之后，逐渐呈现上升趋势。
可以看出2011年到2014年上海股票指数呈现下降趋势，达到最低值1950.01，随后在国家对股市出台一系列政策后，股市呈现单边上扬的局势，2015年6月达到最高值5166.35，随后指数逐渐回落。
2.1.3 描述性统计检验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SH上海股票指数的标准差大于USD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汇率，这说明上海股票市场的波动性较大，另一面也说明中国对汇率的管制还是比较严格。股票指数与汇率的的偏度都大于0，表明二者右偏。股票指数的峰度大于3，表明其具有"尖峰肥尾"的特征。股票指数与汇率的检验的p值都为0，表明二者都不服从正太分布，即出现极端情况的概率比较高。
2.2 平稳性检验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二者原序列都不平稳，但通过差一次分后，二序列在1%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表明二者是一阶单整。
2.3 协整检验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两序列，在5%显著水平下不能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表明二者不存在协整关系，即股票指数与汇率之间不存在长期的稳定均衡关系。
2.4 VAR模型
2.4.1 VAR检验结果
基于模型的格兰杰因果假设检验需要时间序列是平稳的，如果将不存在协整的非平稳序列应用在模型，会出现和单方程中相同的虚假回归现象，回归系数可能会出现虚假显著，从而使得检验失去意义。根据，前面单位根的检验结果，可以得知原序列都是一阶单整，且原序列不存在协整关系，所以我们根据一阶差分后的数据建立非限制性VAR模型，Eviews输出结果如下：
2.5 滞后阶数的选取
由于格兰杰因果假设检验对滞后的阶数特别敏感，检验的任何一种结果都和滞后长度的选择有关。根据Eviews给出的LR信息准则，FPE信息准则，AIC信息准则，SC信息准则，HQ信息准则几个指标进行研判，最后确定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是2。最优滞后阶数的实证检验的结果如下：
2.6 格兰杰因果检验
由于我们需要弄清楚到底是上海和深圳的股票价格的变动引起人民币外币汇率变动？还是人民币外币汇率的变动引起上海和深圳股票价格变动？或者人民币外币汇率和股票价格之间互为因果关系？为了探讨这些问题，本文使用 Granger 检验法对上海和股票市场与美元汇率做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具体的实证检验结果如下：
我们看出在5%显著水平下，不能拒绝"USD不是SH的格兰杰原因"这一原假设，表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不是上海股票指数的格兰杰原因。而在1%显著水平下，拒绝"SH不是USD的格兰杰原因"这一原假设，表明上海股票指数是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格兰杰原因。综上，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与股市仅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即上海股票指数是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格兰杰原因。
2.7 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及方差分解分析
2.7.1 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在前面的实证分析中，我们既分析了人民币汇率与中国股票价格之间的静态关系，也分析了它们之间的动态关系。但是，之前的分析是假设外部经济环境保持稳定，即在封闭环境下分析人民币汇率与中国股价的动态关系。当外部经济环境变化的时候，就需要使用计量经济学中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人民币汇率与中国股票价格的动态关系。脉冲响应函数能够详细分解出某个时序变量对施加给另外一个时序变量一个单位标准差新息的正向冲击的响应情况。
当本期美元外币汇率受到一个单位标准差的冲击后，上海股票的价格会在前三期有小幅上升，第三期开始有所回落，从第四期以后则对上海股票价格影响消除。从而表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冲击能够引起上海股票指数价格变动，上海股票指数价格变动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具有正相关的关系；从图4.可以看出当本期上海股票指数价格受到一个单位标准差的冲击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会在前三期有大幅上升，第四期影响就消除了。对比两幅图发现上海股票指数对汇率变动的冲击比汇率对上海股票指数冲击要大，这也验证了上文中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结果。
2.7.2 方差分解分析
方差分解则是通过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通常用方差来度量）的贡献度，以进一步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
从上表左侧对汇率分解的部分可以看出，除了汇率自身的贡献之外，股票指数在第8期达到最大的1.55%。从上表右侧对上海股票指数分解来看，除了上海股票指数自身贡献之外，汇率在第6期达到最大的0.04%。二者贡献率相比较，明显是上海股票指数对汇率的贡献率要大于汇率对上海股票指数的贡献率。
三 实证结论及政策建议
3.1 实证结论
综上所述，存在上海股票指数到汇率的单向因果关系。2010年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进一步推进汇改，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从而使得中国股价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愈来愈强。2014年股票价格的上涨吸引了大量国际游资流入到中国股票市场以获取人民币升值的收益和股票上涨带来的资本利得，从而导致人民币需求的增加，人民币汇率降低。因此，就短期而言，中国股票价格是人民币汇率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在短期，股票收益率预测人民币汇率变化率的置信度比较高。
3.2 政策建议
3.2.1提高人民币外币汇率市场化水平
为了促进我国沪深股票市场与人民币外汇市场之间良性互动发展，我国必须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外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只有让人民币外币汇率真实地反映市场的供求状况，加强外币汇率变动的弹性，才能对现有的外币汇率形成体制做深入的改革。
3.2.2抑制短期国际资本的投机行为
在渐进式开放资本项目的同时，也需要对海外游资进行监控，避免大量热钱从非正规渠道流入中国境内，造成股市的动荡。
3.2.3进一步完善股票价格形成机制
现有核准制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带有行政特色，缺乏市场效率。因为，所有的审批权限都集中到证监会，拟上市融资的公司就会想方设法进行权利寻租，造成资源浪费。所以，中国政府可以通过借鉴美国等成熟发达国家股票市场的先进经验，建立更有市场效率的注册制度，充分发挥投资中介机构在股票发行中的作用，形成市场化的股票价格。
参考文献
颜回的故事范文6
现在,西安市保存着不少明代的建筑。这些建筑经过岁月的侵蚀而劣化、破损,也经历了无数次的修复。在修复这些古建筑时,我们有必要本着尽可能使用与当时相同或相近素材和技法的原则来进行。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和掌握古建筑的彩绘地仗层在建造时所采用的素材和技术方面的信息,本文通过对西安市钟鼓楼、西门城楼等多处建筑物的彩绘部分的取样分析,说明古代和近现代建筑物的彩绘地仗层中使用材料方面的不同。通过古代与现代建筑彩绘地仗层的显微镜切片图片的对比分析,并参照《营造法式》等文献关于地仗层制作材料方面的记载,推测出古人在制作建筑彩绘地仗层时使用小麦及面粉类的方法、原理以及在近现代不常使用的原因。
实验方法是对五处古建彩绘部分的样品断面进行切片分析实验和显微镜观测,在对彩绘颜料层和地仗层的质地及其层数方面进行观察和分析的同时,通过淀粉遇碘呈现紫色反应的化学原理,对切片进行染色实验。再通过显微镜来观察彩绘地仗层中是否存在淀粉粒子,从而进一步确认地仗层中使用小麦和面粉的事实。
一、西安市遗留下来的明代建筑
西安市遗留着明代的许多建筑。其中有许多明代官用代表建筑,比如钟楼、鼓楼、城门箭楼等。另外,还存在着如兴教寺、极乐寺这样的宗教建筑。
这些建筑的表面都施有彩绘和地仗,根据对这些彩绘地仗的分析,能推断出建筑物颜料地仗层的构造、层数、质地和修理次数。调查和研究的方法主要是对样品断面研磨后,用载玻片制成极薄的切片,并使用显微镜对微小样品切片进行观察,明确它们的素材和技法在彩绘地仗层制作时应用上的研究。
二、地仗层中淀粉粒子的测定方法
(一) 建筑样品的采集
2006年9月,笔者对西安市的钟鼓楼、西门箭楼以及郊外的兴教寺、极乐寺等进行了实地考察后,对部分建筑物脱落的残片进行了显微镜的切片分析。
(二) 建筑残片的切片制作方法
通过这次的调查研究来观察彩绘地仗层的构造层数,并且通过对地仗层切片的染色实验来验证分析其材质和制作技法。
1. 包埋和研磨法
制作脱落残片样品的涂层断面的显微镜分析切片,把样品垂直包埋在环氧树脂(主试剂:EP4200,硬化剂:4332,配合比例5:2)里。首先,对彩色涂层断面进行研磨,通过反射光进行观察,接着把研磨好的单面用环氧树脂与矿物用载玻片(厚度为1.2毫米)粘接起来,继续将样品的另一面研磨至厚度为20微米的薄厚,使用生物显微镜和偏光显微镜进行观察。
2. 显微镜观察法(根据碘的淀粉反映来进行淀粉粒子的呈色反应实验)(图1)
以调查样品中的淀粉粒子的有无为目的,使用碘来进行呈色反应实验。在制作好的建筑彩绘地仗分析样品的切片上滴下碘液,等待5分钟后,用水冲掉。之后通过显微镜来观察碘液滴下的部位。根据淀粉粒子遇碘呈现紫色反应的原理,观察实验中是有否呈紫现象,从而能够确认淀粉粒子的有无。我们在显微镜下所能观测到的各类淀粉粒子形状和大小各异,比如小麦类和蕨根类植物的淀粉粒子遇碘后都呈现紫色反应,但粒子的大小和形状有所不同(图2)。因此我们通过此种研究方法可以判断出淀粉的种类。
三 、彩绘地仗层的显微分析结果
A.钟楼
样品A-a(图3)
钟楼的样品A-a是钟楼1层北侧横梁上的碎片,根据建筑类书籍中所写,横梁部分的彩绘技法为“五彩装”和“和霓”技法。有过“和霓”技法的彩绘,我们一般认为是经过清代的描绘和修复过的。
彩绘层有两层以上,但通过碘液染色实验发现地仗层中都没有紫色的淀粉粒子出现。此处近现代修复过的可能性很高。
样品A-b(图4)
钟楼的样品A-b是钟楼1层和2层的楼梯间的屋顶上的碎片。根据建筑类书籍中所写,屋顶上的彩绘技法是“五彩装”和“叠韵碾玉装”。
彩绘层只有一层,但地仗层明显分为两层,第1层(下层)和第2层(上层)地仗层中的材质稍有不同。通过碘液染色实验可以发现上下两层地仗层中都存在着大量的典型的淀粉粒子形状,特别是第1层(下层)地仗层中的淀粉粒子比第2层(上层)分布密集。
样品A-c(图5)
钟楼的样品A-c是钟楼2层西侧横梁上的碎片。根据建筑类书籍上所写,屋顶上的彩绘技法是“五彩装”和“和霓”。 含有“和霓”技法介绍的彩绘文献中指出,此种技法一般是经过清代的描绘和修复。通过碘液染色实验发现此样品地仗层中存在着典型的淀粉粒子形状。
B.鼓楼(图6)
鼓楼的样品B是鼓楼2层的北侧横梁的残片。根据建筑类书籍的记载,鼓楼和钟楼的彩绘技法基本相同,为“五彩装”和“和霓”。 通过碘液染色实验发现地仗层中第1层(下层)中的淀粉粒子比第2层(上层)中的淀粉粒子数量多。
C.城楼(西门箭楼)(图7)
西门箭楼的样品是1层的枋上部分的2块残片。地仗层分为两层,通过碘液染色实验发现上下两层的地仗层中都没有淀粉粒子。
D.兴教寺(图8)
从兴教寺的食堂和藏经楼采集到的样品一共有2块红色的和4块青色的,彩绘技法为苏式彩画技法。
样品D-a(红色样品)(图8-a-1、2)
样品D-b(青色样品)(图8-b-1、2)
通过碘液染色实验发现地仗层中不存在淀粉粒子。
E.极乐寺(图9)
样品为正面房顶上采集到的1块红色样品和5块青白相间的样品,彩绘技法为苏式彩画技法。
样品E-a(红色)(图9-a-1~图9-a-4)
通过碘液染色实验发现地仗层中不存在淀粉粒子。
四 、分析、考察和总结
(一)通过以上碘的染色实验,确定出古建筑地仗层中有大量椭圆形紫色淀粉粒子,特别是在钟楼的A-b(1层和2层的楼梯顶部)、A-c(2层西侧)中以及鼓楼2层北侧中检测出了大量的淀粉粒子,最大的可达到25微米左右。结合宋代《营造法式》中关于在地仗层中加麦麸类原料的记载,可以推测在制作地仗材料时添入麦麸淀粉类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传统方法。而书中虽然没有标明使用淀粉类在地仗层中起到何种作用,但可以推测出是为了增强地仗层的粘性而作为辅助材料使用的。此次检测出的淀粉粒子和现有的蕨菜类根茎的淀粉粒子很接近。
另一方面,在西门、兴教寺和极乐寺地仗层中没有检测出淀粉粒子的存在,而兴教寺和极乐寺都是近现代重修的建筑物,所以可以考虑在地仗层中添加淀粉的传统方法在近现代已经不再使用。西门箭楼虽然是明代的建筑物,但在近现代经过了多次大规模的修复,而且这次取样范围少,不能够准确地推断出地仗层中是否不存在淀粉粒子,只能说在取样的这个部位的地仗层中没有采用《营造法式》中所记载的添加麦麸类的传统制作方法。
关于《营造法式》中所记载的方法在什么时候不再使用,文献上并没有明确的记载,所以,此次的分析检测也就只能确认到有使用淀粉类或没有使用淀粉类材料,其他关于这种传统技法的变迁等都是无法推测和确认的。
(二) 本次建筑彩绘地仗分析结果和文献记载方面(《营造法式》、《工程作法则例》中记载的彩绘技法)的比较。
明代的钟楼和鼓楼主要是为市民传达时间。西门箭楼是都市防御上的防守要点。这样的建筑物都可称为官用建筑。
《营造法式》里面关于官用建筑的彩绘部分,是如下记载的:“彩画之制:先遍衬地,次以草色和粉,分衬所画之物。其衬色上方布细色、或叠韵、或分间剔填。”也就是说,在涂彩绘的时候,首先要施以地仗,用青色、绿色颜料和白色粉末混合后作为背景色涂上之后,再在背景色上涂抹各种其它彩色。
背景色是建筑彩绘当中最多的,所以要选用颜色鲜艳的颜料。古代以绿、青、白、红、黄、黑等颜料为主。中国古建筑研究家梁思成在解释清代工程作法则例的《清式造营则例》中记载道:“木造建筑的下部(柱、梁和枋以下的部分)多涂以红色颜料,有时也会将黑色颜料稀释后涂抹。上部(梁、枋以及屋檐以下部分)以青色或绿色居多。”钟楼、鼓楼、城门箭楼都是官用建筑,和《工程作法则例》中记述的一样,大量地使用了绿色和青色。关于绿色颜料,古代工匠主要通过两种方法得到:一种方法是把青色颜料和绿色颜料混合,《说文解字》中就有“青黄为绿”的记载,方以智的《通雅》中也有“今以藤黄合靛青,即为苦绿”的记载;另一种方法是用石绿等矿物加工。石绿为孔雀石,是也称为绿青的CUCO3•CU(OH)2。此外,能得到的青色颜料还有石青、佛绿、华蓝等。《中国传统油彩髹饰工艺》中有“佛青是经常被使用”的记载。佛青也为群青,分子式为2CUCO3•CU(OH)2。
关于地仗技法笔者也作了一些考察。《营造法式》里关于地仗有下面的记载:“皆先以胶水遍刷”,“五彩地:侯胶水干,先以白土偏刷;侯干,又以铅粉刷之。”,“碾玉装或青绿棱间者:候胶水干、用青淀和茶土刷之。”根据此记载,可以看出彩绘之前要用胶来衬底,胶的上面再涂抹白土,之上再涂铅粉。
兴教寺和极乐寺都属于佛教建筑,佛教建筑在古代与官用建筑都是水平很高的建筑。佛教建筑的柱子多涂为红色,梁枋以及房顶等建筑物的上部,一大半是青色或绿色,彩绘技法为苏式彩绘技法。
(三) 现代社会中对传统建筑物的彩绘的修复技法的调查
关于传统的彩绘修复,笔者询问了现场修复的工匠们。针对现代所采用的修复技法,对比古代的方法来做一个简单的比较。
小雁塔庭院内的凉亭修复现场调查结果:小雁塔庭院内的凉亭平均每15年修复一次,小雁塔为唐代的建筑物,庭院为明代建造。凉亭的建造时代不是很明确,但可以肯定为明代以后的建造物。凉亭的主题彩绘色调为红色,在个别部位配有其他一些简单的色彩。
1. 地仗的调制方法(图10-1～图10-6):制作地仗的材料为猪血、桐油和大白粉。将桐油烧热,加入猪血和大白粉进行搅拌调和,放凉后使用。
地仗的涂抹方法:一共涂抹3次。首先,将需要修复的部分清理干净,用砂纸打磨平。接下来在此部位全体涂抹制作好的地仗材料,晾干后用砂纸打磨平以后再进行第二次涂抹。像这样反复涂抹3次完成。
2. 彩绘的调制方法(图10-7～图10-10):在漆中加入红色或其他颜色搅拌均匀。
彩绘的涂抹方法:将调制好的彩绘颜料在地仗层上进行第一次涂抹。等待干燥之后再进行一次彩绘涂抹。完全干燥后再在表面涂上一层薄薄的透明色的漆。
此次修复主要使用的彩绘颜料为丹红。丹红的成份为酸化铁,产自天然赤铁矿。丹红的传统提取方法是将硫化铁等原料放在陶器当中低温加热,之后再高温加热而提取。将提取到的物质粉碎后用水溶化,沉淀后得到的物质加以干燥后而得到。比丹红更优良的是银朱。天然银朱的产量少,而且价钱高,所以一般的建造物不用。我们也可以通过此次的修复看出现代的修复过程中地仗层中不使用淀粉类材料。
(四) 关于地仗层中有无淀粉类材料的总结
此次的调查作为一般的现代修复方法和传统的古建筑彩绘地仗层的分析结果相比较,现代在地仗层的制作方法上,已经不使用小麦类淀粉来制作地仗。
这次西安市的传统建筑物的彩绘地仗分析结果,和现代的彩绘修复技术相比较,对传统建筑物的彩绘地仗层的制作方法和涂抹技法进行了一次初步的分析。在这次分析之前,只是通过肉眼观察,很多情况都不能确认。通过此次的以显微镜观察为主的调查,得到了许多以前不知道的信息。
通过此次分析调查,对传统建筑物的彩绘地仗的使用材质进行了判别,特别是古代地仗层中加入麦类淀粉的事实加以了证实和肯定。
近年来,传统建筑物的保护修复已经成为重大的课题,因此,此次的调查结果也可以作为今后传统古建筑修复工作的一个参照。只可惜此次的调查范围太小,有很多遗留课题。今后,还应该扩大调查范围,进一步对更多的古建筑物进行调查分析,从而获得更多的信息。
参考文献:
[1]梁思成.中国建筑史[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
[2]梁思成.中国建筑艺术图集[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
[3]冈田文男.古代出土漆器的研究[M].北京:京都书院,1995.
[4]王世襄.髹饰录解说[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
[5]梁思成.清式营造则例[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6]沈福文.中国漆艺美术史[M]. 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
[7]俞磊,高艳.中国传统油漆髹饰工艺[M]. 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6.
[8]小松大秀. 漆工(原始古代篇)229号[M]//日本美术6.东京:至文堂,1985.
[9]小松大秀.(原始古代篇)229号彩色工[M]//日本美术6. 东京:至文堂,1985.
[10]冈田文男.关于传牵牛子冢古坟出土的夹柠棺断片的漆膜断面构造[M]//漆工史.东京:京都出版社,2005.
[11]冈田文男.宋代的无文彩色器的骨粉地仗和它的表现效果[M]//漆工史. 东京:京都出版社,2005.
[12]罗哲文.西安城壁[J].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1965.
[13]曹静.西安城壁[J].文物,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14]Mazze R,Cam D,Chiavari G,Fabbri D,玲,Prati S. 中国明代木质古建西安鼓楼彩绘的
分析研究[M]//文物考古与考古科学,2005.
[15]王世襄,朱家.中国美术全集-8漆器[M]. 北京:京都书院,1996.
[16]索予明.中国漆工艺研究论集[M].中国台湾故宫博物院,1977.
[17]林已奈夫. 中国古代的生活史[M]//中国古代的生活史.日本:吉川弘文馆,1992.
[18]伊泽康斯.物质和材料的基本化学[M]. 日本:共立出版,1990.
[19]李诫.营造法式[M],崇宁二年(11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