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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保护范文1
（一）主体权属不明农业文化遗产是一种传承下来的农作方式，有支持其存在的复杂的社会背景，本身既属于物质文化遗产，又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权属不明确，权利主体难以准确确定，造成农业文化遗产的社会关系调整对角的缺位。（二）利益结构复杂传统法律体系下权益主体都是明确的个人，财产创造行为和获益主体明确。而农业文化遗产则不同，作为一种“活”的遗产，其创造、维护、开发与保护都是由当地社会多因素共同促成、参与的，很难清晰划分。此外，农业文化遗产地传统知识和遗传资源的知识产权划分也需要法律确定。（三）法律制度缺位我国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法规都有很强的针对性，但对两种遗产之间相互作用的认识不足，也缺少对相应特征的保护。而农业文化遗产恰恰集两种遗产特征与一体，这种“尴尬”处境使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失去了有效的法律依据。
二、农业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主要内容
（一）农业文化遗产地农民和社区对土地的所有权及其人权保护问题维护农业文化遗产动态发展的因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这些遗产赖以生存的土地、林地、水体、海洋，它们是农业文化遗产存在的基础；二是这些区域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的农民和社区，他们是“活”的要素，传承着农业文化遗产中凝结的智慧与经验。农民、社区对农业文化遗产地土地的所有权及其人权保护，使二者相互依存的体系得以维护和继续，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基本前提。（二）农业文化遗产系统自身保护问题农业文化遗产包括物质要素和非物质要素等。其中物质要素主要有自然要素和系统内农业生产设施、生产工具等，非物质要素包括农业生产相关的文化、技巧、实践经验等。对这些要素的保护主要涉及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遗传资源保护、农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内容。（三）农业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这方面除传统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外，主要争议点还包括生物专利权问题和传统知识问题，而争议的关键在于如何在材料与传统知识提供者和研究者之间，对农业文化遗产提供的材料和传统知识产生的知识权益进行分配。（四）农业文化遗产有关贸易活动保护问题农业文化遗产的商品和服务活动具有全球性的意义和价值，需要在国际市场上通过交易得到实现，而这种保护本身也是对传统系统提品与服务价值的认同。但是由于传统农业市场竞争力不足的现实困境，农业文化遗产提品在市场贸易中面临的困难还十分突出，其价值实现难度很大。
三、我国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体系构成
文化遗产保护范文2
一、文化遗产保护的总体目标到2010年，在对文化遗产资源全面普查的基础上，建立完备的文化遗产资源档案和数据库；重要文物保护单位险情基本排除，抢救一批珍贵、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文化遗产保护法制建设不断得到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长效管理机制逐步建立；文化遗产保护和展示的基础设施逐步完善，文化遗产保护队伍整体素质有较大提高。到2015年，初步实现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制化、科学化和规范化，以政府保护为主、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文化遗产保护体制基本形成，保护文化遗产成为各级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共识和自觉行动，文化遗产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显著增强。
二、加大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力度
（一）加强文物资源调查研究。*年抓好文物资源普查试点，三年内完成调查、登记工作，建立完整的文物资源档案和数据库。推进文物普查成果转化，根据文物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公布为不同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尚未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由所在地政府文物行政部门予以登记并公布，建立档案。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保护措施，保护不可移动文物本体及周边环境的完整性。
（二）制定科学的文物保护规划。根据文物资源状况，结合各地实际，制定文物保护总体规划，将其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乡建设规划，并与环境保护、基础设施改造、旅游发展等规划相衔接。要统筹安排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的编制工作，各设区市人民政府具体组织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的编制，经省文物行政部门审核同意，报省政府批准后实施。文物保护利用要严格按照规划实施，禁止过度开发和不合理利用破坏文化遗产。
（三）正确处理文物保护和基本建设的关系。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注重基本建设中的文物保护工作，严格执行重大建设工程项目审批、核准和备案制度。凡涉及文物保护事项的基本建设项目，必须依法在项目批准前征求文物行政部门的意见，进行必要的考古勘探、发掘并落实文物保护措施以后方可实施。基本建设工程涉及的文物保护单位要尽可能实施原址保护，因特殊情况需要迁移和拆除的应依法履行审批程序，并注意保存文物的历史信息，建立完备的文物档案。
（四）切实抓好重点文物维修保护工程。按照全面保护、重点维修的原则，当前重点维修保护一批文化内涵丰富、利用潜力较大、急需抢救的重要文物保护单位，排除重大文物险情。规范文物维修工程的管理，完善工程审批程序，建立健全文物保护维修招投标和工程监理、验收制度。实施文物维修保护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单位资质认证，文物维修保护项目必须由取得相应资质的设计、施工单位承担，确保工程质量。
（五）推进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保护工作。在推进城市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要切实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及其环境，把保护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历史文化街区等文化遗产作为城市化战略的重要内容。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会同文物部门启动我省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普查工作，重点是张家口、承德地区和太行山地区，摸清我省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底数。公布第一批省级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积极指导和推动保护规划的落实，对历史民居、临街店铺及公共建筑进行保护性修复，对基础设施进行建设和改造，对环境进行保护和整治。依法严肃查处违反保护规划、随意建设等各种破坏行为，建立群众参与监督和跟踪检查制度，调动广大群众参与保护的积极性。
（六）进一步加强博物馆建设。积极发展博物馆事业，重点抓好*博物馆建设，到2010年，每个设区市都要建成一座功能完备的博物馆，具备条件的县（市、区）建设填补博物馆门类空白和体现行业特性、区域特点的专题性博物馆，鼓励设立非国有博物馆。加强民族民俗类博物馆建设，抢救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和民间手工艺。改善博物馆陈列条件，充实、丰富、创新展览内容，强化精品意识，不断推出适应社会需求的陈列展览。提高博物馆服务水平，坚持向未成年人等特殊社会群体减、免费开放，充分发挥博物馆在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中的作用。
（七）强化馆藏文物的保护和管理。根据本地馆藏文物状况，建设设施完善、达到国家安全技术防范标准的文物库房，提高馆藏文物保管条件。规范馆藏文物保护管理，建立和完善保管制度，落实文物安全责任制。实施文物调查及数据库管理系统建设项目，建立全省博物馆文物信息数据库，制定和完善保护措施。积极推广科学技术在馆藏文物研究、保护、展示等方面的应用，提高馆藏文物保护的科技含量。
（八）加强文物市场的调控和管理。依法实施文物流通市场行政许可，严格把握准入条件。加强文物流通领域的管理和执法检查，规范文物市场秩序，取缔非法文物市场。规范文物经营和民间收藏行为。完善文物出入境鉴定审核工作，依法加强对文物销售、拍卖前的审核备案，严防珍贵文物流失。做好社会文物征集工作，补充藏品缺项。
三、努力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和保护体系
（一）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施规划。要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积极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创新与发展，探索弘扬传统文化的有效措施，制定长远保护目标和阶段性工作任务，以*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为抓手，带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整体开展，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和保护体系。
（二）认真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普查。全面了解和掌握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状况，确定一批具有较大历史价值、特色鲜明，又处于濒危状态、急需抢救的项目，制定保护名录，并运用各种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建立全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资料和数据库。
（三）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系。要按照《*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审暂行办法》，严格评审标准和程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进行认定，建立省和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逐步形成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体系。
（四）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认定、保存和传播。要切实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加大相关学科建设力度；对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科学认定，制订专门保护方案，通过多种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存。建立健全实物资料征集和保管制度，防止珍贵实物与资料遭到毁弃或流失；要充分发挥各级公共文化机构的作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研究、展示和传播。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库、博物馆或展示中心。
（五）建立科学有效的传承机制。要重视建立以人为核心、科学有效的传承机制。采取鼓励代表作传承人（团体）对列入各级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进行传习活动，开展创建民间传统文化之乡等活动，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传承后继有人。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队伍建设，建立科学完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人才培训体系。
四、落实责任，进一步加强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领导
（一）强化政府行为，把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制定文化遗产保护的近期、中远期目标及基本任务。为切实加强对我省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领导，成立省文化遗产保护领导小组，由省政府主管领导任领导小组组长，省直有关部门分管领导为领导小组成员（领导小组成员名单附后），定期研究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大问题，统一协调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各设区市、世界文化遗产地和历史文化名城所在地及文化遗产较多的县（市、区）人民政府也要建立相应的文化遗产保护协调机构，切实把文化遗产保护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二）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文化遗产保护涉及面广，各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齐心协力支持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文化、文物部门要切实承担起对文化遗产保护的主导职责，落实文化遗产保护的各项法规制度。建设、规划、交通、水利、国土资源等部门，在制定城乡建设规划和审批建设工程时，应主动征求文物部门的意见，涉及文物保护时应依法征得文物部门的批准。公安、工商、海关等部门要加强文物安全的综合治理，加大打击文物犯罪活动的力度。旅游、宗教等部门要依法合理有效地利用文物资源，确保不对文物造成损害。教育部门要将优秀文化遗产内容和文化遗产保护知识纳入教学计划，编入教材。新闻媒体要加大宣传文化遗产保护的力度，发挥舆论监督作用。
文化遗产保护范文3
关键词：城市化建设；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体制
1 城市化建设进程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
城市是一个结构功能比较齐全的生态系统，城市建设是伴随着科技与经济发展不断更新与发展的相关因子，它是一个人与自然相结合的有机整体，城市建设的过程不同于自然界自然演替的过程，城市建设加入了太多人的因素，所以在漫长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居民创造了大量珍贵的城市历史文化，现代化城市的建设应该立足于它的历史文化基础之上，中华民族有着上下5000年的悠久历史与灿烂的文化，我国大多数城市都具备宝贵的自然与历史文化遗产，然而某些城市建设项目时往往做了错误的取舍，以毁坏历史遗迹为代价的建设得不偿失。如何正确处理城市化建设与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是当务之急，也是每一个公民内心自发所应承担的一份责任。继承、保护和发展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是时代向我们发出的呐喊，其本身是推动城市化进程中的关键一环，是我们社会文明晋升的一个阶梯，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与现代文明发展的一个标志。
2 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与城市建设的关系
2.1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是城市化建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时间与岁月在城市里留下了痕迹，历朝历代的精髓就体现在历史文化遗产上，城市是一种历史文化的衍生与依托，是一种文化的沉淀与积累，保护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实际上就是在维持城市可持续发展和文明发展的文化命脉。它不仅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高度概括，也是一个城市自身内涵高度提升的展现。城市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仅是要建造高楼大厦，建设繁华的商业区，建设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建设高性能的社会服务设施，更重要的是建设良好的生态园林与城市文化、社会文明。保护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形式众多，保护文化遗产不是与城市现代化建设背道而驰，不是守旧，而是对我们祖辈先进的文化财富的继承与发展。而且这势必将会更好地宣扬一个城市，城市有其共性，而个性将会促使一个城市风尚的可持续发展，保护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是对构建其个性的必要手段，是打造一个城市特色的内在推动力。舍弃一个城市原有的历史文化遗产去增加大量的城市现代化符号，无疑是本末倒置、得不偿失的。从这个角度讲，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为建设特色城市提供了一个内在基础。
2.2 城市化建设为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创造了更好的平台
科技进步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进而加快了城市化进程，随着社会文明的高度发展，城市之间的竞争势必将会由现代化城市符号的建设逐步向经济、生态、文化各方面的综合竞争，这也是城市化进程中科学合理的走向。科教兴国、文化兴城，文化发展是城市建设面向未来的一种战略决策，在国际上许多城市的文化发展战略做出特色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英国的曼彻斯特作为老牌工业城市，由于工业对资源的长期利用及工业发展的衰落导致城市发展变得也极其缓慢，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在新世纪提出将其建设为创意文化之都的发展战略。根据城市发展文献的总结不难得出结论， 一般情况下，城市建设化进程的现代化程度越高，城市居民对具有地方特色的城市遗迹与历史文化的追溯越发重视，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一种情感需求，是当地城市居民对城市的一种归属感，而这正是历史文化所形成的地方特色所提供的，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在一定程度上与城市建设具有一种相关性。从这一层次上讲， 城市化建设为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经济基础、发展条件和机遇。
3 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管理
3.1 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问题
目前，由于大规模的建设基础设施，构建新型城镇，旧城棚户区改造等加快城市现代化建设进程的活动，导致全国各地的历史文化名城遭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城市规划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矛盾，城市要发展就也要先修路，由于部分路段通路在规划中需要通过一些历史遗迹，导致大量历史人文资源的破坏甚至丧失。究其本质原因，我们可以总结基本的4点：城市规划设计对未来的前瞻性不足；各保护部门体制不健全与管理的混乱；保护力度不足与部分部门监管缺失；施工方保护意识淡薄与利益驱动。
文化遗产保护范文4
1、完美真实地将祖先留下的杰作传给子孙后代，是华夏儿女的责任。
2、穿越时空的魔法武器——文化遗产。
3、有历史才有现在，唯遗产才知兴衰。
4、尊重历史，憧憬未来。
5、宇宙好汉，生命短暂；传承文明，文化遗产。
文化遗产保护范文5
检查所见：文化遗产遭到“建设性破坏”，保护经费匮乏
一些历史文化街区热衷于造“假古董”、“假文物”
背景：在2006年公布的第3批35处省级历史文化街区（村镇）中，还有14处没有按照规定在2年内编制完成保护规划；全省2700多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中，还有611处没有划定保护范围。另一方面，历史文化街区市政配套设施落后，房屋年久失修，文化遗产保护与改善居民生活的矛盾比较突出。
存在问题：近年来，有些地方“重申报轻保护，重开发轻管理，重眼前轻长远”，不能正确处理好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文化遗产遭到“建设性破坏”的现象时有发生：在城市化建设进程中，有的历史文化名城按法律必须保护的风貌格局遭到不应有的破坏；有的地方受经济利益驱动，在历史文化街区（村镇）修缮时，未能按照保护规划要求，热衷于造“假古董”、“假文物”，使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遭到破坏。
有的地方文化遗产保护经费只够人头费开支
背景：据统计，全省有15个县（市、区）每年安排文物保护专项经费不到10万元（其中5个县（市、区）的经费为零），45个县（市、区）每年安排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经费不到10万元，其中14个县（市、区）没有安排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经费。全省至少还有一半以上的县（市、区）没有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
存在问题：全省各市、县（市、区）虽然普遍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费列入财政预算，但投入总量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实际需要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不少地方的经费主要用于人头费开支，无法开展相关的保护维修、文物征集等工作。
文化遗产保护机构存在“三缺”现象
背景：台州市全市文博专业岗位的编制数为52人，其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2名，中级文博专业职称9名，81%的人员为初级职称或从其他专业岗位借用，专业人才短缺现象严重。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后继乏人，存在人走艺绝的现象。全省有30个县（市、区）的文物保护管理机构工作人员不足3人，很多工作不能正常开展。一些地方的历史文化名城（村镇）保护出现无人监管的状况。
存在问题：目前，基层反映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难度大，“三缺”（缺编制、缺人才、缺经费）现象较为普遍。我省近2/3市、县（市、区）尚未建立专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机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主要依靠文化馆、群艺馆开展。文物保护管理机构也普遍存在机构不健全、编制紧、人手少的现象。专业人才紧缺也是影响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许多珍贵文物“藏在深闺人未识”
背景：一些文物保护单位对外开放“门可罗雀”，布展陈列内容简单，条件简陋，不能吸引观众。有的文物古建筑修缮后闲置不用，其应有的价值得不到发挥。
存在问题：有些地下挖掘出土的珍贵文物没有得到展示，由于没有博物馆，有的只能藏在文物库房、档案馆、银行金库等地方，可谓是“藏在深闺人未识”；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没有得到及时整理开发，有的项目展示也还局限于节庆、会展活动，深度开发利用不够。一些非遗项目过度商品化包装，其真实文化内涵在消失，个别文物景点的过度利用也对文物本身造成损害。
文物保护难敌盗墓
背景：部分文博单位安全技术防范措施不够落实，全省还有21%的文博单位安全技术防范设施不达标，存在安全隐患。
存在问题：一些人法制意识淡薄，盗掘盗挖古墓葬、古遗址及文物走私活动时有发生；历史文化街区（村镇）建筑多为砖木结构的老房子，防火设施缺乏，保护维修任务艰巨；由于保护措施没有及时跟上，古建筑被拆被毁现象也时有发生。
检查意见：确保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推动社会力量参与文化遗产保护
坚持政府投入为主原则，建立经费正常增长机制。县级以上政府要依法设立文化遗产保护专项经费并保证文物保护经费随着财政收入增长而增加。针对我省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实际，建议省财政在以后年度，视财力可能适当增加省级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项经费，用于支持省级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的规划编制与维修保护工作。
出台政策，引导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省政府有关部门应充分考虑我省民间资本较为充裕的优势，积极引导、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可借鉴推广宁波市鄞州区兴办博物馆“民办公助”、金华市鼓励社会力量“认养”历史建筑的成功经验，积极创造条件，提供相关优惠政策。
建立和完善多元投入机制。省政府可研究制定相关规定，从历史文化名城（村镇）及文物保护机构门票收入中，确定一定比例用于文化遗产保护，建立旅游收入反哺文化遗产保护的良性机制。认真落实从城市建设维护费中划出一定比例用于历史文化街区建筑维修的规定。
打造文化遗产保护队伍
各级政府要建立、健全各类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机构，并通过建立大学生实习基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等方式，加强专业人才培养。建议省政府就加强我省文化遗产保护管理队伍建设，出台相关措施。
文化遗产管理部门要严肃查处各类违法行为，落实文化遗产安全防范措施，确保文化遗产安全。省政府有关部门要强化对考古发掘工作的监管，加强对基层的指导与培训，提高各级文化遗产管理部门干部的业务能力和执法水平。
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与活态保护需特别重视
要重视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编制与实施工作。省政府有关部门要督促有关市、县政府按有关法规要求抓紧制定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保护规划，及时划定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加强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的监督指导，抓紧制定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具体的保护办法。
要重视科学保护，确保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省政府有关部门要采取措施推进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遵循文化遗产保护规律，提高保护工作的科技含量。当前，要特别重视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与活态保护，进一步保护好文化遗产本体及其生存环境。
要重视文化遗产合理利用，促进文化遗产事业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借鉴推广杭州市实行的博物馆成为学生“第二课堂”等做法，让文化遗产走进社区校园，走近普通群众，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当前，我省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仍面临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需要省政府及有关部门妥善研究，及时应对：加强对产权归属个人的历史建筑维修监管的政策研究；尽快出台文化遗产普查成果的分类保护办法。研究处理文化遗产保护与改善民生关系问题，着力改善历史文化街区人居环境以及解决在“一户一宅”制度下，乡土建筑的保护与农民外迁需要安排土地指标的矛盾等。
题照：文化遗产保护功在当代，利泽后世。图为泰顺县古廊桥北涧桥。 蔡荣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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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取得新进展
近年来，我省各级政府加大保护抢救力度，一批濒危的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2008年，我省命名33个省级非物质文化传承基地、20个传统节日保护基地。各地相继建立一批民俗博物馆（专题馆）展示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还开展各种活态展演，扩大影响。
在文物保护方面，自2006年以来，省文物局依法组织开展的考古发掘项目84项，发掘面积6万多平方米。2008年，全省实施文保单位维修项目180项，位居全国前列，共投入资金1.66亿元。
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方面，历史文化街区（村镇）的保护维修取得新进展。绍兴市投入20多亿元，对历史街区进行修缮，点、线、面保护相结合的“绍兴模式”在全国得到了广泛认可。
同时，各地努力发挥文化遗产的教育、科研和经济功能，取得了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一些地方依托高校和科研院所开展文化遗产整体保护、文化生态、传统工艺技术、传统文化挖掘等方面的科学研究。近3年来，全省各级各类博物馆年均举办陈列展览项目约600个，接待观众约1100万人次，较好地发挥了博物馆的公共服务功能。
文化遗产保护范文6
人类共同遗产
“人类共同遗产”理念缘于人类为保护自然生态，解决各国在海洋等自然资源方面的争端时，反思何为“共同利益”的收获之一，以及在维护世界和平的行动中取得的共识［2］。这一理念体现出对全体人类共同利益的关注，渐渐地成为国际社会保护自然和其他文化的支配原则之一。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月球协定》《南极条约》等国际法规，联合国提出的“人类共同遗产”理念涉及以下原则：第一，人类共同遗产不属于任何个人和国家，而属于全人类，任何私人或国家都不得独占，应实行国际管理。第二，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为前提，确保人类共同遗产的非军事化。第三，坚持可持续发展政策，注意环保，坚持相关收益可以公平地分配给当代世界所有国家以及全人类的后代。1954年，吸取二战教训，为避免战争期间文物被毁，UNESCO在荷兰海牙通过了《关于发生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的公约》（简称“海牙公约”）。由这份国际法，“人类共同遗产”理念在文物保护领域占据了一席之地，产生了法律效力。1960年，UNESCO应埃及的请求，发起了努比亚遗址国际保护运动［3］，不仅改变了公众对物质遗产保护合作的认识，还推动了“人类共同遗产”理念与文化政策的有力结合，在世界范围内调动起人们保护文化遗产的积极性。1962年，国际社会又发起了保护纪念文化遗产的行动，即保护威尼斯。1968年通过了《关于保护受公共或私人工程危害的文化财产的建议》，1970年通过了《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1966年，UNESCO大会通过了著名的《国际文化合作原则宣言》，这份宣言是值得人们注意的，宣言第一条开明宗义地指出：每一文化有其尊重和价值，必须受到尊重和保存；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和责任去发展自己的文化，这些丰富而多样，并互为影响的各类文化，是人类共同遗产的组成部分，属于全人类。严格地讲，《国际文化合作原则宣言》并没有从法律角度使用文化遗产概念，但“人类共同遗产”理念已成为UNESCO文化政策领域的关键要素②。1972年公约的保护目标与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的宗旨具有一致性，这一公约的制定受到“人类共同遗产”理念的很大影响，从1972年公约前言我们可以看出：7、考虑到现有关于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国际公约、建议和决议表明，保护不论属于哪国人民的这类罕见且无法替代的财产，对全世界人民都很重要；8、考虑到部分文化或自然遗产具有突出的重要性，因而需作为全人类世界遗产的一部分加以保护。”前言这两段清晰地表明1972年公约下规定的文化遗产属于全体人类，享有文化遗产的主体不仅包括当代的全体人类。文化遗产学者阿特尔•奥姆兰德认为1972年公约的核心理念就是文化遗产属于公众，亦即1972年公约下的世界遗产委员会指出的，世界遗产的核心特质是普世性，即世界遗产地属于全世界所有人，不论它坐落在哪个国家或地区疆域内［4］。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文化遗产来自过去，是当代送给未来的礼物。这句话就把文化遗产的过去、现在、将来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融入了“代际平等”思想，视世界遗产为“全人类共同继承”，值得人类珍惜并好好保护下去，具有很强的伦理意义，日益成为共识，产生了巨大的国际影响。但这一理念也与国家和利益发生了冲突，为此1972年公约在文化遗产归属权、所有权、《世界遗产名录》评选、文化遗产地国家和国际社会利益共享等方面不断进行探索，寻求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人类共同利益的紧密结合，并与国家责任感联系起来，使文化遗产得到各国妥善的保护和管理。除1972年公约外，UNESCO1989年《关于保护传统文化与民俗的建议案》也沿用了“人类共同遗产”的提法：“考虑到民间创作是人类的共同遗产，是促使各国人民和各社会集团更加接近以及确认其文化特性的强有力手段。”2001年《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把文化多样性也视为“人类共同遗产”，第1条“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予以承认和肯定。”2005年《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简称“2005年公约”）延续了这一思想，前言中“认识到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加以珍爱和维护。”2005年，欧盟委员会起草的《文化遗产社会价值框架公约》将文化遗产视为特定社会群体认同，并继承了来自过去的资源，体现、反映了他们持续的价值观、信仰、知识和传统的演进，包括人与时空的互动中形成的所有方面。在此基础上，界定出了促进欧洲稳定、凝聚欧洲文化共同感的“欧洲共同遗产”的内涵。这表明，“人类共同遗产”意味着全人类应该树立这种价值观，保护“共同遗产”是人类需要履行的道德责任。在国际法作用下，“人类共同遗产”在文化层面正不断获得承认和贯彻。在我国，从法学层面对文化遗产保护与“人类共同遗产”理念关系的研究也正不断深入，内容侧重于人权、自然生态、文物保护等方面。我国虽然已经加入1972年公约、2005年公约，但还没有“人类共同遗产”的立法意图，而国内文化遗产法规和保护实践为此已经做出哪些调整，还需进行哪些调整，是文化遗产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
文化遗产“资源”观
方李莉认为，在我国，文化遗产被理解为是前代人的遗留物，来自过去在当代不再发挥效用的，至少是不再完全发挥效用的传统文化，曾被视为阻碍社会发展遭到贬损与否定，冠以我们极为熟悉的“落后文化”、“旧的传统”、“保守”、“封建”、“迷信”等刻板符号，这源自中国近代受侮辱与殖民的历史语境。在经济得到长足发展之后，人们把这些遗留物“China”（谐音“拆呐”）完之后，怀旧成为人们保护传统文化的原因。她认为非遗始于UNESCO的提倡，保护理论体系来自国外，很多人不知道文化遗产保护是怎么一回事，惯常的反应是发展旅游。所以，我国也许只有文物保护体系，而没有文化遗产保护体系［5］。著者的上述观点指出了因历史原因，我们没有自己的文化遗产保护理论，更谈不上文化遗产在知识层面的传播，使得我国公众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普遍缺失。在此基础上，方李莉沿用先生“人文资源”①的思路，着重从“资源”角度阐述了文化遗产保护。她认为文化遗产不仅是来自过去的文化表现形式，更是当今社会发展的宝贵文化资源，能不断提供给人们精神和物质上的需要，强调文化遗产的资源意义和价值。目前人们对文化遗产的理解并不能充分体现当代赋予“文化”的多重意义，因此视文化遗产为资源时，就是要文化遗产融入当代生活。而“创新”一词在现下非遗保护实践中不断遭到滥用时，方李莉指出“民众有时比我们更知道，他们应该如何生活，如何创造新的文化。……创新也是一种保护方式”［6］。这一观点，贯穿于她西部人文资源的一系列研究著作中②。在法规层面，响应2003年公约，我国官方正式法规文件把非遗与文化资源联系起来，“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历史发展的见证，又是珍贵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资源。③”结合方李莉的讨论，笔者认为，视文化遗产为“资源”，重点在于“利用”和“受益”于当代人，其背后蕴含着人类学关于“文化再创造”的理论视角，侧重于那些被我们视为非遗的文化形式在当代的重新发现和创新，但把发现和利用的主体转向了“民众”，但民众是哪些人，在理论层面又如何对非遗“创新”做出内涵上的诠释。上述文化遗产的“资源化”观点如何在理论层面得到发展，这都是十分值得观察的，沿着这个思考下去，或许将形成基于我国国情的文化遗产理论。在我国当下人的发展主要用于为经济服务的社会语境中，把“文化资源”和文化遗产尤其是非遗联系在一起有其必然性的一面。当我们使用“文化遗产”时，表明它是与特定群体相联系的，较之这一内涵，文化资源则包容了当代文化产业盛行背景下“利用”的内涵，追求更多人来共享、消费它们，这点也是为我国公众所津津乐道的。如起用云南草根舞蹈演员但在商业票房上获得极大成功的《云南印象》，被视为非遗在当代传承的典型样本。再有河南的少林武术产业，1982年电影《少林寺》公映后，此后逐渐带动起旅游、教育、电子游戏、表演等文化产业。1984年260万人到河南登封县旅游，2004年到少林寺的游客按每人消费200元计算，登封的经济收益为2．2亿元；少林寺周围的武校有5万学生，按每人每年消费1万元计算，是5个亿。2005年，经少林寺授权，由台湾开发的大型网络《少林传奇》游戏举行公测；2005年，舞剧《风中少林》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7］。
作者：钱永平 单位：晋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