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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语好学吗范文1
别逼着孩子出国出息
文/赋瑾
饭桌上，常常听说谁谁家的孩子在美国，谁谁家的在英国，谁谁家的娃在加拿大，儿子在新加坡的那谁就不好意思吱声了，为什么？还不是攀比嘛。如今都是独生子女，都眼巴不得看着孩子成龙成风的。
如果你家大宝贝是省重点中学的重点班的重点高材生，假如真真的被哈佛录取了，我还真觉得砸锅卖铁也得去。如果这个孩子平时成绩一般，对学习热情不高，花钱到国外去读个三流学校，那就真的没必要了。
我身边的朋友也有倾其所有送孩子出国的，经常对朋友炫耀，洋溢着骄傲的样子，每每说起孩子，到处流露出盛气凌人的满足。其实那些出国在外的孩儿们，有些生活都不能自理，语言也不流畅，虽然为了出国都临时抱佛脚地突击学习了外国语，但那几个蹩脚的单词拿出来，连一般的生活交流都成了问题。
还有刚到国外学语言听不懂老师讲课的简直是受罪，自尊绝对受打击，所以有的孩子根本不习惯没有父母娇生惯养的日子，要求回来，家长通常只考虑自己的面子，根本不问孩子的感受，口头禅就是：“都已经砸锅卖铁培养你出国留学，说回来就回来，那是没有退路的”，必须是把孩子痛骂一顿，或者是声泪俱下的一顿哭诉，弄得孩子进退两难。有些孩子干脆就在国外得过且过，混一天算一天。父母在孩子前途未卜的情况下就倾其所有把孩子送出去的做法真是不理性的。
还有更可悲的，一对普通的工薪阶层夫妻为了孩子到加拿大上学把房子都卖了，还借了好多外债，孩子到了加拿大，所在的地区是法语区，孩子对法语相当陌生，语言课根本听不懂，周围没有亚洲同学，所以他非常孤独无助，这种说不出的孤独让他非常恐惧，压抑。几次打电话给父母要回来，都被父母严词拒绝了，他的性格也变得越来越孤僻，以至于同学们都歧视他。一天他再次给父母打电话透露了要回国的意思，妈妈的哭诉又让他失望了，他做出了一个决定，偷偷回国了。他本来以为身上的钱能生活一阵子，没想到很快就花光了，不敢回家，只好找了个洗车的工作，当父母找到他时，孩子已经洗了八个月的车了，营养不良又不会照顾自己，目光呆滞，骨瘦如柴。父母悔之晚矣！
送孩子出国学习要量力而行，既要看家庭的经济实力，更要看孩子的实际能力，切不可为了满足虚荣心而逼孩子为自己争口气，弄不好成龙不成反成犬。
自己有能力国外有得混
文/豆角
出国留学，如果不是家里钱多到花不完打水漂也无所谓，最好还是让孩子靠自己的能力出去。
而今，出国留学对中国孩子来说早就不是一件神奇的事，一般的国家、一般的学校，中等收入的家庭也负担得起。很多高中都开设了留学班，这些留学班的孩子只要在国内通过IB（国际文凭课程的简称）、PSAT（美国高考预考）等考试，就可以直接申请国外大学，包括哈佛、耶鲁、剑桥、牛津等名校。
所以，想要出国留学，对中国孩子来说挺容易，如果在这种条件下仍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出去，那这个孩子就算出去了也很难学有所成。
小张家境优越，从小学到初中成绩都一般，他也不是很在意，因为知道自己不必参加中国高考，留学对他来说就是天经地义。高中没毕业小张就自费留学。
在英国，他仿若脱缰的野马，派对、酒吧、恋爱构成了他全部的留学生活。对于父母的牵挂与唠叨，比在国内更加不能容忍，所以除了要钱其余时间直接在QQ上把老妈拉黑，任由她的心脏急成两半！至于最后的结果，哎，谁知道呢！
就算靠自己的本事得到留学机会，也不是万事大吉，想要得到好成绩，留学生活的艰难要远大于国内大学，对从小骄宠长大的中国孩子绝对是极限挑战。
小林是个娇小的上海姑娘，从小就梦想能远离家乡远离父母去外面的世界瞧一瞧。所以她很努力，一路重点小学重点初中重点高中地读过来，最终考上家乡一所大学。在名牌大学，学生有很多去外国读书的机会，可以是直接考入，也可以作为交流生。
小林在报名并通过电话面试后，在大二时考入澳门一所大学。和国内大学最大的不同是，澳门大学所有课程全部用英文教授，原本英语不错的小林也花了好大力气才适应，并以优异的成绩被交流到西班牙某大学，这所大学全部用西班牙语授课！更可怕的是，她去报到时发现就读的并非她申报的专业！
尽管流泪肯求，校方仍表示爱莫能助，只给她一堆资料让她自己向政府申请调回原来的专业。小林，最终流着眼泪一个字母一个字母查着字典用西班牙语在网上把表格填好发出。一个月后，她终于收获了好消息。
然而，一个月的时间已经使她错过了语言课，老师对她这个迟来的学生非常冷漠，所以她要自学西班牙语！她几乎整夜不能睡。终于语言赶得差不多，分组做课题时，那些从开学就在一起的同学早就分好五人一组，而她只能和两个被“剩下”的女生组成一个三人小组：一个已婚的非洲姑娘和一个不靠谱的荷兰女生。也就是说原本需要五个人完成的课题，她们只有三个人。于是小林很着急，夜以继日地准备，可一周后非洲姑娘转学走了，小林自己要做她的部分。更可气的是，荷兰女生永远不回电子邮件。去找老师反映，老师面无表情：那是你的事。
小林几乎崩溃了。她哭了又哭，哭到绝望时在半夜爬上宿舍顶楼，想着干脆做一个飞翔的姿势……然后她就想，死都不怕，还有什么可怕的。就爬下楼，回到房间接着干。于是她一个人干了三个人，不，是五个人的活。
接下来，她通过主动沟通有了交好的同学，一切才渐渐顺利起来。而今，小林已经以名列前茅的成绩毕业，并在英国外交部找到了工作。
留学最重要的是能靠自己的力量，克服一切困难、解决一切难题。若没有这种能力，慎行。
留学不是大魔术
文/周六
很多家长拼命要送孩子出国留学，是因为总存有一种侥幸心理，以为现在资质一般的孩子，只要送出国留个学，不管回不回来，仿佛就能脱胎换骨，成了一个面目一新、金光闪闪的牛孩子！各位，就地打个滚，马上眨眼变那是大变活人的戏法，只有魔术里才有呢！
一些家长总认为自己的孩子眼下没那么出类拔萃，学习不够优秀完全是现行教育现行考试制度造成的，总觉得自己的孩子行、很行、就是行，是老师不开眼，是教育不给路，让人才受压制了。认为自己孩子兹要去了国外，在自由的学习环境里就能激发出人才甚至是天才的能力。所以，一门心思想法设法砸锅卖铁也要把孩子送出国留学。
看起来，国外的生活环境，学习环境貌似宽松自由，但前提是个人必须有良好的学习习惯和方法，有自主独立的思考能力，有处理与环境与人关系的能力，有独自生活的能力，最重要的是，要有自制力！
曾见过好几个明星子女在电视节目中涕泪交流，诉说在国外的艰难和寂寞无助，说那时心里是恨父母无情的。忍不住想：去国外念书，是很多小孩子的梦想，出去了的，竟然毫不觉得好，反而有如入苦海的赶脚，做父母的，花着钱，挨着埋怨，这是图个啥？家里钱多得花不了也就罢了，花钱耍漂吧，可是对于普通百姓来说，那是卖房子卖地后半辈子养老的钱，这么玩可是有点玩不起。
在国外华人区混，从没真正与当地人交融，一口蹩脚英语还没有国内高中生流利，直到把家的钱花干净了，国外立不下只好转战回国，拿个啥也不顶的文凭，和国内毕业生一样找工作，不占啥优势……这样的孩子还少吗？
有一家姐俩都出国了，姐姐在国内就是优秀生，人家是考到国外的，有奖学金。因为家境还算殷实，父母又把妹妹送出去念书，妹妹的男朋友是国内名牌大学，父母都是下岗工人，姐妹的父母还算开明，觉得小伙子不错，想法也资助他出国深造，这小伙子到国外就拿到最高奖学金，读研时就给老师当助手，读博士就被人家签了就业合同，现在是该国国家签约的试验科学家。
西班牙语好学吗范文2
我更喜欢I，可能也是因为语言上没有障碍，可以顺畅地交流。我提到爱情、提到梦想、提到中国人在欧洲人眼中的形象。
2009年9月12日
12:30am，M一家终于来了。我是倒数第三个被接走的。我发现日本人太会追求个性了。一旦离开学校，脱去统一正规的校服，学生们就个个穿得跟模特似的，至少10cm的高跟鞋，耳钉、项链、指甲上花哨的装饰，蝙蝠一样奇型怪状的衣服，所有人都化了妆，看得我目瞪口呆的，相比之下她们的妈妈要正常得多。找到我住宿的日本家庭的姑娘后，交流甚欢，尤其让我高兴的是她家还住着个西班牙姑娘，英语和日语都很棒，自觉主动地充当了翻译，要不然以那个日本姑娘M破烂的英语，说不定还真需要笔谈。我更喜欢西班牙姑娘I，我跟她聊毕加索、达利，以及她在日本的留学生活、东海大学菅生高中的情况，等等，不亦乐乎！快忘了那个M才是主要交往对象。我、M、Agason，F（师院附中一女生），还有一个我叫不上名字的日本女生和西班牙女孩I，我们6个人钻进Agason像火柴盒一样窄小的车里，基本被挤成了沙丁鱼。她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大商店，属于功能齐全的Mall。一边让我们购物，一边问“Are you hungry？”老实说，早上吃得很饱，并不太饿，我说“No！”她就真的好意思没请我吃午饭，大家一起饿到晚上6点。她告诉我“Keep hungry”是因为晚餐很好吃，她在餐厅订了包间，日式火锅。I已经翻译给我了，我们买了东西去照大头贴，后来又去了百元店，我买，Agason也买，搞了半天才明白她原来是给我买“礼物”。细碎便宜的小吃和各类小玩意给了我一大兜，我对此已经熟稔，就不继续发表什么观点了。
6:00pm，我们回到M家，在一片绿茵中林立着几排公寓楼，M住七层，用钥匙打开玻璃的楼寓门之后坐一台小电梯上楼，有点类似宾馆房间的布局，她家也真像标准间一样小，三个卧室，一个浴室，一个卫生间（两者完全分开），厨房也在客厅里，像吧台一样的灶台、洗碗池，客厅里有一张沙发。沙发对面有一台蹲在地上的台式电脑（很大）。电脑和沙发之间有一个奇特的类似放大的几十倍的沙包的圆团（柔软、有弹性，里面装有荞麦皮一类的东西），圆团上坐着两只巨大的猫，一黄一黑，叫Oto和Jiji，2岁多了，Oto尤其吃得又肥又圆，用Agason的话说它们都是“Shy boy”，不过对我很友好。Oto和Jiji除了各种形状和口味的干粮猫食，额外还有罐头鱼，吃得跟人一样好，无怪乎毛色光鲜又肥头大耳。沙发是M两年前买的，如今已被这两个“坏小子”抓得面目全非，皮质表层被划破，里面的海棉都露出来了，旁边一块木板上有一些木屑和抓痕，地上、床上、桌子上总有些猫毛。虽说我非常喜欢猫，但这些脏东西总会让人产生不舒服的感觉。听M说两只猫是和她们睡在一个房间里的。我心里就想，万一我晚上睡着了，它吡溜一下钻进我被子里，那可不是什么愉快的事。
晚上坐车去吃日式火锅，终于见到了M的Adoson（日语“爸爸”）。长得跟M的哥哥一样，超年轻，才30岁，比Agason小10岁！日本人很开放的，对年龄一说不予理睬。Adoson很腼腆，不大说话。也可能是因为完全不懂英文的缘故，不正面跟我说话，通过I偶尔翻译两句给我听。火锅也是开水涮生肉、生蔬菜，不同的是他们把调料直接加在锅里，煮熟后的食物蘸着生鸡蛋吃。这是我最不能忍受的。生鸡蛋打匀了，黏乎乎地裹着牛肉，实在是难以忍受。M一家可能考虑到这点，解释说蘸着酱也可以。那个酱有一点甜味，深合我意。而他们蘸着生鸡蛋更吃得不亦乐乎。奇怪的是，即使我饿了那么长时间食量也未见增大。日本人吃饭的规矩是未吃前说“itadakimas”（“我不客气了，要开始吃了”），饭后说“goqisosama”（“我吃饱了”）。我说这两句话之间可能不到20分钟。他们正大吃特吃呢，忽然听我说吃饱了，十分惊讶，但以他们日本人抠门的习惯，也并未像我们中国人那样热情地劝我再多吃一点，我也就乐得自便。
回家后，我提出能否take a shower，Agason惊讶地说，only a shower？Not a bath？这我民宿之前就了解到日本全家人用同一浴缸的水泡澡，轮流进去泡，水不放掉，即使人很多或来了客人也一样。这缸水不是用来洗身上的脏东西的，而是让自己放松，解除疲劳的。往往爸爸先来，然后是孩子、母亲。日本的工作压力很大，泡热水不失为一种解压的好办法。我刚刚take a shower之后换了睡衣，Agason便兴高采烈地请我靠在刚才猫睡过的圆垫子上，在电脑上欣赏他们去年在香港和澳门的照片，我可怜的睡衣啊。
我和I睡一张榻榻米。她还有张简易的钢丝床，我就算是“打地铺”，那两条被褥上还有猫毛。Agason识相地说“Do you think it's dirty？”，给了我一个随手粘的滚筒，我高高兴兴地清理了半天，刚上了趟厕所回来，Jiji就又趴到了我床边，顿觉无语。
下午购物时，Agason买了杯咖啡给我，我不小心洒在袖子上了，这会儿Agason说要帮我洗，而我看到她家的混乱状况后就不想让她洗了，我说如果我只洗袖口的话会干得快一些，于是自己洗了。没想到她又把我的衣服塞进洗衣机里和她的衣服一起洗了半天。我帮她们取晾着的衣服时，发现那些衣服大半仍是湿的，而干的和洗净的衣服也被随意扔在地上和圆垫上，大家嘻嘻哈哈地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
夜晚和Ines彻夜长谈。谈她的西班牙家庭，谈她在日本的生活。她是一个上英语学校学日语的西班牙人，18岁了，作为exchange student来日本学习，体验日本教育、文化和日常生活。3岁开始学英语，British English口音纯正，西班牙语又属于native speaker，更不用说了，可是日语只学了一年就敢一个人寄宿到日本家庭，真是令我由衷地敬佩。她给我的感觉是很冷静，不爱说话，表情恬淡，虽然也和M在一起讨论日本的男明星，见到帅哥也喊“kawaii”（日语“可爱”），但她水一样的个性是与众不同的。我更喜欢I，可能也是因为语言上没有障碍，可以顺畅地交流。我提到爱情、提到梦想、提到中国人在欧洲人眼中的形象。她说不至于像我说的那么差，只是可能觉得中国留学生很穷，“穷”应该是大多数人对中国人的印象，其实真正深入到外国的百姓家庭才知道，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实在太少。2008年的奥运会把中国推向了世界，而我以为他们耳熟能详的剪纸、丝绸、北京烤鸭，他们都一无所知。我在电钢琴上弹了一曲《茉莉花》以为能引起共鸣，结果他们光顾夸我琴技，说并未听过这首曲子，后来又弹《少女的祈祷》，世界名曲总不至于不知道吧，可他们还真不知道，我不免怀疑，日本人音乐素养这么低吗？但欧洲人音乐素养应该很高的啊。
那个榻榻米怎么也不如宾馆的床舒服，都快1点了，Oto和Jiji还在穷折腾，Agason好言相劝收效甚微，按住揍了一顿，好容易安静下来了，我们终于放心地一觉睡到8:00。第二天早晨的早饭是一个巨大的鸡蛋洋葱肉卷（炒好洋葱和肉，取出来放碗里，再打一个鸡蛋，趁没凝固时撒上洋葱和肉，一卷就成了），一碗米饭，一碗古里古怪的寿眉茶。我搞不懂日本人（此处含I）胃口怎么这么好，食量如此巨大，我尽了最大努力才吃掉了那个鸡蛋肉卷，吃点米喝点茶，汤是无论如何下不了肚了，只好连声道歉（semimasai）。
终于要走了，我们钻进小汽车，沿着狭窄的街道再到菅生高中去。
（记于日本东京都）
十一、外语
我后来心想我那篇带有N多从句、长难句和六星级词汇的稿子，被我一紧张又念快了，叽哩咕噜一通也不知道底下的日本学生听懂了几句。
2009年9月12日
我越来越发现，中国学生唯一可以嘲笑日本学生的地方大概就是英语了。至少在我看来，他们的英语口语是烂得够劲儿。来日本之前在北京培训时就听说了，似乎日语和英语在发音等方面有很大冲突，据说学过日语的人再学英语就很难。听了几天日语和日式英语之后我发现日本人不会发f和r这两个音，说pretty是plitty，说uniform是unihorm。那天在外务省听小原雅博说中文，提到“中日关系”，他说的是“中立关系”，日语中相当于拼音和音标的罗马字母中所有写成ri的地方其实都念li。
听日本交流女伴M说，日本人学语法比较多，但不重视口语，所以说得不好。
来自北京的女翻译中文好那是应当的，但山西直美就值得敬佩了。她中文说得确实好，但是腔调还是怪怪的。我跟她说“生猛海鲜”，她就一脸茫然。
说说我在菅生高中的英文发言吧。那个稿子我写了三个晚上，终于显得有点水平了。上场之前还忐忑不安的，结果日方学生代表竟然是我民宿交流女伴M，据说在菅生高中是好学生，英语一流的人才。我听着她在那儿说，自己就有了底气：就这水平还出来混？我后来心想我那篇带有N多从句、长难句和六星级词汇的稿子，被我一紧张又念快了，叽哩咕噜一通也不知道底下的日本学生听懂了几句。讲完后日本的英语老师狂夸我英语好，同伴Y和W也大大描绘了一番，仿佛很给提气似的。
在民宿那天Agason说榻榻米有一股“glass”的气味，我想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是grass的气味，窘啊。
（记于日本东京都立川市）
十二、节约
然而，在一片“节约”声中，我们也听到看到一些相当刺耳刺目的东西。
2009年9月12日
日本人，节约到你难以忍受。首先是第一天中午没吃到的面包，前面已经讲过，无需重复。以后每天上车给发一瓶500ml的矿泉水，不会再有多余的，这是一天的总量。当然因为有早中晚饭上的饮料，没人觉得水不够喝。但在中国绝不会这样的，一大巴车的人，总要有好几箱矿泉水蹲在车屁股后，你要几瓶都给你，于是就没人觉得自己手里应该拿一瓶水（甚至标上名字，我就是这样做的），打开后喝几口就扔在车里，再上车时搞不清是谁的也没关系，再开一瓶不就完了。我们仿佛以为一向如此，直到今天。
再来看看厕所，无论是在机场、宾馆还是参观的设施，厕所的水龙头、烘干机、洗手液、便器冲水几乎全是红外线感应的，而且灵敏度极高，你一旦离开，不到3秒立刻停止，这样非常节约，而卫生间里的纸全是薄薄的单层，在中国人看来薄得过分。我观察过便器的冲水，是从三或四个方向冲下来，每股水流都很细，主要靠压强和吸力而不是水的自重冲下，所用水量极少。
还有送礼物。来到东京第一天下午的说明会上，日本国际协力中心说给我们一人送一个精美礼品，包装确实精美，里面是个圆珠笔。第二天到外务省，这也算是政府部门了吧，一人送一个小相框。昨天（9月11日）在东海大学附属菅生高中，校方司仪煞有介事地让中方代表接受礼物，每人一个8开纸那么大的袋子，是一条毛巾、学校资料和两个夹纸的小塑料夹。在立川池袋的防灾馆，礼物是一个单页文件夹。中国的同学们哑然失笑，不禁互相感叹：这样的礼物竟然也能送得出手。中方的礼物是什么呢？给外务省的，是一个封在画框里的大幅泼墨山水；给菅生高中的，是一尊约50cm高的青铜铸像“飞天”。来日本之前，教育局的人告诉我们多带礼品到日本中学和他们交换，9月11日那天大家辛辛苦苦地背了来，结果发现日本学生个个两手空空，心中不禁甚感无味。
然而，在一片“节约”声中，我们也听到看到一些相当刺耳刺目的东西。比如，一次性木筷。这在中国是严禁的，而在日本却如此流行，无论是豪华大饭店还是商店里的小餐厅几乎没有不用的。你以为日本人舍得砍伐树木吗？中国人懂得的他们不懂吗？这筷子是从中国、朝鲜、非洲、印度进口的，用过之后会运到垃圾处理厂焚烧发电。所谓节约至算计如此，怎能不令人震惊与反思？
（记于日本东京都）
十三、告别菅生
在欢送会大厅墙上贴着“后会有期”四个字，我们每个中国学生都要拿着话筒说上几句。
2009年9月13日
9月13日，是东京分团和菅生高中告别的一天，中国学生和日本家庭表现出的依依不舍、甚至是流泪相送的情景，令人十分感慨、十分感动。
在欢送会大厅墙上贴着“后会有期”四个字，我们每个中国学生都要拿着话筒说上几句。我用英语笑着说感谢M一家和两只猫咪对我的热情招待，回国以后会保持联系的。同伴P严肃地从政治的高度阐释了民宿的重要意义。话筒传到R手里,便立即有了戏剧化的效果，她刚说了两句就开始哽咽，说她从小就没有得到太多的亲情，长大了她变得独立，就更感受不到关爱了。然而在日本爷爷家，让她重温家的温暖，“让我好像回到童年，我又成了妈妈的小天使……”直至泪流满面、再也说不出话来。目睹如此戏剧性场面，我心中五味杂陈，很不是滋味。
欢送会上中日学生都表演了节目。由于许久没有排练，我们那个《桃花红杏花白》“苍”得够白，师院附中那个《至少还有你》“跑”得够远，H的日语歌“歇”得够斯，听得我们五脏六腑都被拽出来一样。日本学生的节目是跟着一首日本流行歌曲跳舞，邀请中国学生一起跳，由于动作太野太傻，很多人没有参与。
送M一家走的时候，我试着教她们做出一些中国功夫的造型来合影，Agason给了我一张名片，我们握手拥抱（尤其是I，我最舍不得的是她），送她们走了。
下午开个讨论会，每人写下五条来日本的发现，大家讨论原因。我写的五条是：日本街道很窄；日本没有午睡的习惯；日本人英语口语不行；日本学生个性十足，女生都化妆，男生都染发；日本饮食以生冷为主，这些其实都没什么太特别的原因。
晚上回到浅草豪景大饭店。
鹿鸣给我发短信说因为H1N1，我们学校的双休日和十一七天长假都还给我们了，那一整天都是欢欣鼓舞的。
（记于日本东京浅草）
十四、所泽高中
教育制度的差异可能决定了我们中国学生学得既辛苦又艰深，但未必能成为真正有用的人才；日本学生看似不务正业，其实却保留和培养了想象力、创造力，最终成为引领日本科技进步的精英力量。
2009年9月14日
日本学校有1/3是私立的，菅生高中就是其中之一，而今天我们去的所泽高中是一所公立高中。所泽高中全名叫作“琦玉县立所泽高等学校”，创立已有111年的历史。
一进校门，迎面一尊铜塑像，叫青年像。是一个青年左手一个书包，右手一枝桂枝（在日本它代表荣光），意思是年轻人应该用读书来赢得荣光。
欢迎仪式首先在体育馆举行，全校师生基本全来了。放眼望去，不论男生女生，几乎一律是打耳钉、染头发，穿奇装异服。每一个抓出来到中国的高中，都是常被叫到政教处去的那种学生。代表所泽高中学生发言的是他们的学生会主席，他上了台把我们吓了一跳：这学生会主席并不比其他人收敛，头发是很浅的黄色，挡着眼睛，说话声音粗哑，精神气质不佳，令人大跌眼镜。
中国学生们（包括东京和千叶分团）分散到高一、高二各个班和日本学生一起上课。我参加了体育课活动，学习手球。他们的操场是沙土地的，风一吹，球一砸就尘土飞扬。我心想怎么这么落后，连五中的操场都有塑胶跑道。绕400m操场跑了2圈之后，体育老师（约50岁的老大爷，竟然健步如飞，还会说几句英语）开始教我们练习手球的基本传球动作，主要以携球奔跑、投接为主，我接球功夫不好，连连掉球，很没面子。后来进行多人传球时体育老师的解释不但我们听不懂，连日本学生也没听懂，接传次序搞不清楚，乱七八糟一通乱扔。好在不久就下课了，一日本学生问我：“Do you enjoy it？”我回答“Yes！”但其实由于这几天平均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累死了，刚才跑步感觉很不好。
接着去看他们的兴趣小组活动，跳舞和啦啦队。在体育馆的表演场地，女生们梳着冲天辫，穿红色短裤球衣，手里拿着彩球挥舞，动作狂野，观众席上不时发出兴奋的尖叫。
后来在车上我听师院附中的几个男生说，上数学课，高一讲我们初一就讲过的三角形问题。其中老师出了一道思考题供大家“拓展思维”。题目如下：
已知∠A=a，BD、CD分别为∠B、∠C的平分线，求∠D。
这是我们初中当时一道很经典的题，日本学生有人埋头苦思冥想，有人心不在焉，还有人在睡觉。然而5秒之后，一师院附中男生忍不住说出了正确答案，老师吃惊地竖起大拇指：“这个中国学生真了不起！”他们的小考卷子，B5纸那么大，正面五道选择题，反面两道计算，一道画图，满分100分竟然有人只打7分，不可思议。
中国学生比他们学得深多了，可是那有什么用呢？一旦走出中学，除非你继续研究那个专业。我们千辛万苦学来的知识马上变得一文不值，变成了纯理论的，脱离实际生活的东西。日本人注重实用，基础教育只教最基本的，课程中还有一门家庭课，那是专门教怎么培养孩子、怎么缝纫、怎么处理家庭关系，等等。
我粗略了解了一下日本的教育体制，义务教育从学龄前截止到初中毕业，跟中国一样。但费用的减免很彻底，不仅没有学费、杂费、书本费、午餐费、电暖费，连上下学接送的路费也全部由政府承担。初中、高中各三年，高二分文理科，高三参加高考然后上大学；与中国不同的是，98%的初中毕业生能上高中，55%的高中毕业生能上大学，80%的高中毕业生能上大学或职高。参加高考的五门课是国文、数学、英语、科学、社会。科学即理化生，社会即政史地，但无论文理科所有学生都要考这五门，可能难易程度有所不同，其它几门不高考的是手工书道（书法）、音乐、美术、舞蹈、体育、信息技术、家庭（包括厨艺）。私立高中早7:30开始上课，下午4:30放学，公立高中8:30开课，下午3:30放学。放学后的时间属于兴趣小组活动，我记得M参加了英语小组，她还参加另一个特殊的班，可能有点类似实验班，这个班的学生不是学习成绩拔尖，有能力考好大学，而是有愿望考好大学，有愿望学得更多。高考成绩会作为大学录取的参考，但学生必须申请参加该校内部的选拔笔试和面试，只有这样合格的学生才能进入该校学习。
教育制度的差异可能决定了我们中国学生学得既辛苦又艰深，但未必能成为真正有用的人才；日本学生看似不务正业，其实却保留和培养了想象力、创造力，最终成为引领日本科技进步的精英力量。
西班牙语好学吗范文3
我找出一副防风眼镜戴上，看上去很怪，因为我从没戴过眼镜。我走在路上，秋天了，风凉雨凉的，一吹到眼睛可能又得站在路边猛流眼泪了。
我坐在公车上，晃啊晃的，外面的景色熟悉得不必再看第二眼就知道行驶到什么地方了。我忽然想到：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在干什么？
我一直把2000年认为是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因为1999年最后一天我没有和喜欢的人一起看日出，所以我坚持认为2000年才是世纪末，我非常固执地相信2001年元旦我会和喜欢的人一起迎接新世纪的第一天，而这个新世纪将是最美的一个时间。
虽然最后我是隔着太平洋和他一起迎接的。
其实去年的今天，我也一直在流眼泪，不同的是，那时我的眼睛完好无缺，左眼5.0，右眼5.2。
2000年8月的最后一天某人接到大洋彼岸的一纸通知书，并且是某人梦寐以求的大学，于是某人义无反顾地踏上了签证的路。
第一次拒签，某人在使馆外的秀水街给我打电话，手机，长途，一个半小时。也许我是某人心里最重要的人，所以在北京骤冷的初秋，人只穿一件单衣战栗在秀水街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被拒签。
其实我很高兴，我心里甚至希望二签三签都不要通过，那某人就走不掉了。但是我又觉得自己很自私，某人拼搏了那么久，为的就是那个希望，我怎么能为一己之私破坏他人前途？太残忍。
8月以前某人和我常常在深夜打电话，考G前某人常常是做完当天最后一份仿真试题卷才给我打电话，然后就随便聊聊复习进度，说一下题目，交换一下当天的情况。我这边永远是多姿多彩――写稿子，开会，辩论，排话剧，上网，打羽毛球。他那边永远是我今天做了X套题，到“新东方”买了本书，跟老师交流了下意见。想起来那时真是斗志昂扬，连说的话都大义凛然得让人不敢正视，完全地，绝对地，纯粹地是两个有志气的，有着高尚理想的理想主义青年的对话。
同志般的情谊，阶级般的心连心。
在一起那么久，某人给我的印象就是聪敏好学勤奋多才，连带得影响我这个不良少年变得循规蹈矩。如果我拿了奖学金，一定是“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我跟某人相识四年，关系密切两年零八个月（截止2000年8月），某人从未送过我一束花，害得我也不好意思收其他人的花；从未跟我一起过2月14日――据说是西方某种特别的日子。害得我没机会吃巧克力；从未跟我照过一张状似亲密的相片，害得我至今钱包里摆着自己满月的咧嘴傻照。
某人只会跟我打电话，跟我汇报目前情况，考G前是做题情况，考G后是申奖情况，某人的G考了将近满分，某人离我越来越远。
可是我觉得跟某人阶级感情深厚，虽然某人很少很少跟我谈及关于非阶级感情的敏感话题，但是每次某人和我牵着手走在北京的三环路上时我都觉得北京是最美的地方。
某人在等待通知书及签证时心里极其忐忑，极其矛盾，一边是奋斗已久的学校，一边是阶级感情深厚的同志，取谁舍谁？
于是某人又在深夜里无数次打电话给阶级同志联络感情咨询意见。每每说到最敏感处最不舍处阶级同志开始流眼泪，抽抽搭搭的。于是某人讷讷地说别哭了我会心疼的，我不依不饶地说心疼就别走，走了就别回来。
某人的理想很高，考出来的学校是要全美最好的常青藤联校，所以他不可能不走，尽管他可能会心疼阶级同志的眼泪。
想到这里我的眼睛又开始不争气地流泪了。这次不是眼睛本身的问题，也许是风，也许是沙子？
某人二签的时候我去了北京，我站在美使馆外等某人，外面一条很长的队伍，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的人对美国趋之若鹜。我身后就是秀水街，某人曾站在街口五十八米处给我电话，现在轮到我站在这里。小贩们操着比我流利得多的英文砍着价，间杂着俄语西班牙语还有什么乱七八糟一听不懂二听再不懂的语言讨价还价。我百无聊赖，度来度去，最后买下了一个中国味很浓的包包，由于我没说话，只是用手势问价，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这个铺子又会用什么语言对付我，付钱的时候店主问我：AREYOUJANPANESE？
正宗的英文，于是我告诉他：NO，IAMCHINESE。
他目瞪口呆。怎么我看起来很像日本人吗？不过是头发比较黄穿着比较怪异而已，日本人可比我夸张多了。
但是中国人不会花90块钱去买一个一看就知道进货价只有9块钱的包包。
天地良心，我只是无聊，顺便挥霍一下某人给我吃中午饭的钱，一来我不饿，二来我自己有带钱，三来某人就要走了，不狠狠花一下他赚的钱实在对不起他，所以我压根没讲价。
付完钱某人出来了，见了我就直冲过来，差点要把我拦腰抱起，阶级同志的情谊何时那么浓郁？所以我赶紧闪开。某人紧握着我的手：“我通过了！是你带来的LUCK！”
我心里并不高兴，但我还是说：“恭喜。”
某人过来搂住我，那一瞬间，我眼睛酸了，又想流眼泪，可还是忍住了。
后来某人和我花了几天时间把北京逛了个遍，最后我们去了香山。我要坐缆车，某人说走走吧，于是我们走上山。
十月的香山实在漂亮，虽然人多得爆炸。某人带我爬到另一个偏僻点的山头，没有主峰那么多人，却依然可以饱览枫山云色。某人在身边树上揪下一片叶子：“送给你。”
某人说：“每次我模考完就会来这里，这里是全北京我最喜欢的地方。”
喜欢跟人挤，要命。
他仿佛看穿我想的，又说：“我每次来都挑下雨或很冷的时候，人很少，这个山几乎没有人，虽然天气不好，但它好像完全属于我，我想做什么都可以。”
“而我每次来都要对着对面的山头大喊你的名字。”
喊什么？阶级同志？友谊地久天长？我要去美国你等着我？
“我想你，真的很想你。”
想我怎么从来不告诉我？
“很想你的时候我就拼命做题，一做再做，做到无题可做就背单词，我怕我会忍不住打电话给你。”
那就打啊，害我每次等电话到三更半夜。
“我又怕你也有自己的计划，我们不是说好一起考出去吗？况且你总是那么忙。”
当然忙了，我们都是三好学生四好团员五好青年，能不忙吗？
你怎么就不想想我没事找事不也是为了没那么想你？
“所以我一直忍到半夜才打电话给你，每次都想说好多的话，可是一到嘴边就变成汇报情况，我也不知为什么会这样。”
是啊，为什么会这样？
“我爱你。”
我也爱你。
阶级同志实在假装不了情绪。我掉头就走。他急问：“你去哪？”
我去坐缆车。
我头也不回地跑了，某人跟在后面的脚步越来越远，我越跑越快。
我几乎是冲进缆车候车处的，前面排着一大堆人，真烦，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跟一堆人挤，我的眼泪快出来了，不行，我需要掩饰。
我冲到服务处，用我仅会的几句速成日文说：“对不起，我要赶到××地方去，我们的交通车在山下等，我必须立刻坐缆车。”
感谢北京的人再一次把我当成日本小妞，他们本着为外宾服务的精神立刻让我上了缆车，开动的一刹那，我看到某人气喘吁吁地赶到排队的人群后。
我的眼泪终于流了下来。不停地不停地。缆车上风很大很大，我告诉自己是风吹的，我的脚下一片红枫黄叶，不知道如果我的眼泪滴下去能不能使它们恢复绿色，恢复二十世纪最后一个夏天的绿色。
因为二十世纪的夏天，有某人和我打的电话，有一封一封的电邮，有牵着手走过三环的日子，还有某人刚才对我说的“我爱你”。
后来我一个人看《没完没了》，吴倩莲独自坐香山缆车那一幕，我反复看了又看，我真怀疑那导演是不是经常在香山看到像我那样的傻妞才安排出这样一个场景。
可是吴倩莲最后和她喜欢的人在一起了呀，葛优真幸福，前一年有徐帆和他飞回北京，后一年有吴倩莲千里寻夫。可是我既不能和某人飞往纽约，更不能万里寻同志，所以说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电影永远只能是电影，现实中徐帆可能会找个有钱老外，葛优可能会混不下去自动出局回国，吴倩莲可能含泪告别葛优回到香港，从此有情人分隔两地。
现实毕竟是现实，就像阶级情谊改变不了某人出国的决心，二十世纪的最后一个夏天也毫不留情地过去，我看见的，已经是秋风十月的枫丹。
某人去机场时我坐在回广州的车里，一节一节，窗外是华东平原大片大片的庄稼。我带着手机，一条一条看他的短信息：
你去了哪里？为什么我找不到你？
我很想你，你快回来。
我买了X号的飞机票，来送我？
你到底在哪里？
……
我站到车厢接驳处，很努力地望上外面的天空，不知道他的飞机，此刻是不是飞过我的头顶？
二十世纪最后一个夏天，记忆中永远的红色，晚霞行万里的那种红，于是他行了万里。
一年后的今天，我坐在公车里，依然不停地流着眼泪，医生说我得了结膜炎，真是个好借口，我可以肆无忌惮地流泪了，包括跨了世纪的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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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关切的，是这种民族主义的具体内容以及它是并可能是如何与当代中国相关的。希望这些问题给贝淡宁提供了一个巩固其理论的机会。我所关心的两个主要领域是民族/民族共同体是如何被界定的，以及贝淡宁所发现的儒家民族主义与自由民族主义之间其所想象的趋同。另外，我对于经典思想对现代意识形态的影响程度持有一些保留的意见。
一、 定义民族
贝淡宁将民族主义界定为：“（1）对服务于一个有着领土边界的国家之志向，和（2）对于生活在该国家的人民之特殊承诺”。当然，这一定义并没有说明谁生活在这个国家以及他们是否以一种非严格政治的方式构成了一个统一共同体。正如贝淡宁所指出的，民族的概念涉及通过各种语言、文化、经济和政治关系而结合在一起的人们。而前两个方面正是我所关注的。按照民族概念的通常意义，只是通过政治关系而结合在一起的人们实际上有可能构成不同的民族：种族上的德国人和种族上的土耳其人在德国生活在同一个政治实体，但并不被认为是同一个民族。而且很明显，人们可以共享非常紧密的经济关系而无须是同一个民族甚或是同一个政治单元。最近欧元区的债务问题表明经济共同体与政治共同体可能是截然不同的，而且，经济纽带和政治纽带一样不能界定一个普通的民族。文化和语言的纽带似乎成了界定民族的最佳候选者。
领土边界与语言和文化共同体之间的联系可能是十分模糊不清的，这一事实正是众多问题的根源。当这个事实呈现在儒家民族主义面前时，我们所讲的民族是什么？什么是儒家文化共同体的影响范围？韩国和日本跟中国一样被包括在内吗？这成了思想的界线：一方面，它导致一些人反对东亚儒家的概念；一方面，它似乎为将东亚地区视作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单一民族和政治单元辩护。对一些人来说，这让人回忆起那个被日本所使用的为导致二战时期的帝国扩张进行辩解的大东亚概念。如此理解民族主义，能为中国这个儒家的诞生之地在东亚地区谋求霸权扩张辩护吗？贝淡宁肯定不会提出这样的任何主张，但是如果民族被理解为一种文化共同体，一些人可能认为文化的联系和对儒家价值的共同认同将为此提供正当的理由。韩国人和日本人肯定会反对这样来理解儒家民族主义。
另一方面，我们可能强调语言联系作为民族认同的资源。在此再次申明，这种与领土边界的联系充其量是微弱的，尤其是在中国民族与中国语言的例子上。从最基本的方面来讲，不甚清楚那些认为他们是中国人的人们共同拥有一种本族语言。传统上，中国汉族讲的各式口语宁可被视为各种方言而不是各种语言，但这似乎是一种政治标示而不是一种语言标示。我不是语言学家，除了普通话之外，我的方言知识有限，但是我的经验是：一个母语为西班牙语的人对于葡萄牙语（或者意大利语）的理解可能比一个母语是普通话的人对广州话或者闽南语的理解更好。在历史上，中国统一的语言是文言文的书面语而不是口语，但是现在人们几乎只写白话文。因为大多数人都是用标准普通话进行书写，所以语言统一性的缺乏一直并不明显，但是在香港仍然使用许多特殊的汉字作为广州话的语词，这表明在书面语上也缺乏统一性。然而，中国肯定会反对声称香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的主张。
语言问题导致其他两个必须考量的面向。首先，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其中有许多语言与中文没有关联。许多少数民族通常都有他们自己的语言，而且只要可能，他们都会学习普通话作为第二语言（在这点上，他们跟母语讲方言而不是普通话的人没有什么不同）。如果民族这一概念是建立在语言的基础上，那么他们将肯定不属于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实际上，他们的少数民族身份已表明了这一点。然而，他们生活在中国的领土范围内。一种依赖共同的语言和文化认同之民族认同形式将继续疏远这些少数民族，并可能使得他们是从属于汉族的这种感觉长存。然而，他们并不拥有属于他们自己的领土的选择权。他们应该这样吗？儒家民族主义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是什么？贝淡宁表明他撇开不谈大多数国家都由若干不同民族构成的这一事实，但是在尤其如中国这样的例子里，我们想知道儒家民族主义将如何影响这些少数民族。
第二个问题是，中华民族并不完全与中国目前的领土范围相对应。在许多国家都存在大量的华裔移民少数民族，散布在各个大陆，但是他们几乎未引发关注。然而有争议的是台湾的地位――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地区，它认为自己是一个具有独立的国家，但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它是一个脱离的省份。儒家民族主义对此有何说法？这个问题可能也适用于新加坡，那里也是以汉族为主体，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能对其要求。对此，我们非常想知道儒家的立场是什么。
我们必须也认识到语言本身不能形成民族认同。加拿大人和澳大利亚人不会认为他们是一个民族，同样，阿根廷和哥伦比亚尽管有相同的本族语言也不是同一个民族。在缺乏共有认同的进一步指标的情况下，语言无法单独将人们界定为一个民族。没有注意到的是共同历史在界定民族认同上的重要性。有着共同历史的人们通常有着共同的语言，但是逆命题显然是不成立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上述例子。譬如，将美国与英国分割开来的必定不是语言，甚至不是文化，两者的语言和文化并非全然不同。他们之所以是独立的民族在于人们对于不同历史的认同。在美国，我们了解自己国家的建立以及伟人如乔治•华盛顿和托马斯•杰斐逊的贡献。我确定在英国有着一种非常不同于关于这一时期的叙述。美国历史的坐标聚焦于美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殖民地的建立、美国独立战争、南北内战、伟大的美国作家和艺术家之故乡等等。英国的历史不是美国的历史。我们通过不同的历史形成认同，将自身嵌入不同的历史叙事之中。这就是我们成为不同民族的所在。
种族特点与民族的关系会导致进一步的问题。贝淡宁表明一些非中国人已经在某种程度上采纳儒家的价值，他们认为成为一名儒者是他们自身认同的一部分。他声称这是构成儒家民族的一部分所在：对儒家价值的认同。我们想再次知道什么构成了中国国内那些没有委身于儒家价值的民族？但是，我也想表明种族特点可能是一个比贝淡宁所设想的更大的问题。在他的著作中，蒋庆倾向于讲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内在优越性并把儒家文化与成为中国人联系起来。他把西方对中国的影响描述为“以夷变夏”的一个例子，这里，我们很难读到除了贬损之外的任何东西。他声称中国文化就是儒家文化的主张，意味着一种在成为中国人与成为儒者之间的认同。确实，这就其本身而言是一个文化的问题而不是种族的问题（他讲的是中国文化而不是汉族认同），但是，我不禁想知道他是否想过一个西方人也有可能成为文化上的中国人。有趣的是，贝淡宁表明一些西方学者（儒家基督徒）的这种归化之认同被中国人拒绝。这意味着，关于中国文化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刚性比贝淡宁承认的要更大。
二、儒家民族主义与自由民族主义
白彤东在《旧邦新命》里将关于儒家与自由民主的兼容性之观点分为四种类型。第四种类型由那些从他者角度对儒家与自由民主全都加以批评的观点组成，目的在于通过比较和相互批评改进双方的观点。白彤东将自己与贝淡宁放在这个第四种类型里，所以，令人意外的发现是，贝淡宁论证儒家民族主义能够支持自由民族主义的许多特征，尽管这是从不同的前提推论到这些政治观点的。贝淡宁显然没有变成一个自由主义者，但是他正为儒家承认一些基本的自由主义自由权利进行论证，这似乎是对他早期观点的背离。这是否代表他的视角的一种转变，抑或可能是一种言辞上的呼吁，众所周知，部分这些自由主义的自由权利受到当今中国许多人的重视。但是，我对于儒家民族主义是否与自由民族主义如此一致的看法有一些保留，而且我会解释自己关于从经典儒家或者从当代大陆儒家中寻找这些自由权利的实际疑虑。贝淡宁的论证在此似乎更接近于港台的新儒家，而新儒家有时候因为不加批判地采纳西方的自由主义而遭到批评。这样的描述也是不准确的，因为像牟宗三和徐复观等发现了西方自由主义许多值得赞赏的地方，但他们也基于儒家价值观对西方自由主义的各个面向作出激烈的批判。贝淡宁可能更倾向于这种观点。
言论自由是一项自由主义的价值，贝淡宁认为它可能也是一种儒家的价值，而且考虑到它在自由主义传统中的重要性以及用儒家术语为其辩护的挑战性，言论自由是论证的最佳起点。正如贝淡宁指出的：“即便自由主义者与儒家为言论自由提供不同的辩护，但是他们在实践意义上会达成一致的。”所以，在他头脑里显然有一种在结果上跟自由主义的言论自由非常接近的东西，尽管存在不同的辩护。然而，我会指出这项无论如何接近自由主义形式的价值都很难在经典儒家和相当晚近的大陆儒家思想中找到。
在自由主义的言论自由与儒家的言论自由之间最明显的不同在于谁被允许自由说话以及言论受到保护的程度。贝淡宁引用《论语》子路第十三篇第十五章和的监察制度来说明批评政府的可能性。在《论语》中，不清楚的是谁被允许批评政府，而且从我们所了解的孔子时代的政府来看，没有官职负有批评统治者的明确责任。然而，他肯定会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句话的准确含义并不清楚，但它肯定意味着官员不允许逾越他们特定职责的边界。
这对于批评统治者没有说明什么，而儒家却经常因其向权力说真话的志向而受到表彰。不过，他们也经常为此付出代价而遭受从流放到死亡威胁等各种惩罚。众所周知，司马迁因支持李陵激怒于汉武帝而遭到宫刑。在明朝，王阳明也因类似行为遭到流放。海瑞的例子也是众所周知。这些例子都表明了在中国历史上并没有批评政府的权利。儒家官员经常感到不得不如此做，但这并不是受保护的言论自由。相反，他们也许要为自己的言论付出生命的代价，并且他们必须对这样的结果做好准备。我们可以敬佩他们在这样的环境下打算大胆说话的勇气，但是准备接受牺牲并不是对言论自由权利的辩护。
谁被允许或被指望去批评政府这个问题在自由主义和儒家的传统中也是十分不同的。在自由主义中，权利是基本的：任何具有理性能力的人都享有大致相同的权利。言论自由之权利肯定是受到限制最少的权利之一。选举权仅限于那些成年的公民，但是任何人无论任何年龄，是否公民，都可以批评政府。不过，在上述引证或者贝淡宁所提及的例子里，所有那些批评政府的人或者是实际的政府官员，或者是有可能成为政府官员的人。他们都是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成员，如果不是实际上在政府工作，多数情况下他们也有志于此。大部分儒者都是坚定的精英主义者，而且我很难想象任何儒者会尊重来自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民众的批评，或者认为他们具有批评政府的同等权利。黄宗羲被认为是传统中国最激进的政治思想家，他指出皇帝应该每月出席一次帝国学院从而让学者可以自由批评他，但是他并没有说允许农民去表达他们的观点。
贝淡宁将儒家关于言论自由之观点与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之观点进行比较，而密尔则是关于言论自由最著名的自由主义辩护者之一。不过，密尔捍卫自由论辩的两个原因分别是：它是到达真理所必需的，即便是错误，也有助于产生对真理更清晰的理解：“压制观点的表达之值得注意的弊端在于它是对人类的非法剥夺……如果这个观点是对的，那么人们就被剥夺了将错误转为真理的机会；如果是错误的，他们也失去了一项几乎同样重大的利益，就是通过与错误的碰撞产生对真理更加清晰的理解和更加生动的形象。”这些论证可能是错误的，但这不是我们主要关切的所在。我们应该看到在儒家里面，按照贝淡宁的观点，类似的关于规制表达的观点可能只是一种不同的辩护。
不过，儒家与自由主义在他们如何规制表达方面并不非常相似。孔子在这一主题上的观点是很难确定的，尽管他明显关切不道德的或者放肆的言论表达之影响，并因此在治理的讨论中建议禁止郑的音乐（《论语》卫灵公第十五篇第十一章）。孟子似乎反对自由主义关于论辩在达到真理方面的重要性之观点。当他辩驳对他好辩的指控时，孟子认为他没有选择。墨子和杨朱的学说充斥整个世界，而他必须与他们斗争。但是孟子暗示如果他无需这样做将更加好：
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吾为此惧，闲圣王之道，距杨墨，放辞，邪说者不得作……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
在此，没有迹象表明与错误学说接触有丝毫帮助，并且，孟子谈到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不让错误的学说产生。他没有详细说明彻底禁止他们的理由，这当然不是以密尔的方式所呈现的为言论自由进行的辩护。
后来的中国历史和思想证实了这一点。儒家认为他们的言论不应该受到限制，因为他们是正确的。他们似乎没有认识到自由论辩将导致更好地迈向真理之过程；相反，他们常常纠缠于异端学说或者只是不正确或不道德言论的潜在后果。书籍经常遭到禁止，尽管儒家可能未必做过这样的努力，但我也不知道来自儒家哲学家的任何反对。王阳明谈到秦始皇焚书问题，认为他只是烧掉错误的书而已：“始皇焚书得罪，是出于私意。又不合焚六经。若当时志在明道，其诸反经叛理之说，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删述之意。”（《传习录》第11节）这可能涉及到墨子刻所标示的认识论乐观主义和认识论悲观主义之趋向。正如我们看到的孟子，中国的哲学家一般都对自己已经认识的道充满信心。因此，任何对道的偏离都必然是不正确的，而且可能只会损害真正的道之实现。不像密尔那样，他们通常觉得自己无需学习与其竞争的哲学（即便他们已经这样做了）。
贝淡宁也强调儒家对宗教自由的重视，再次运用经典和当代实例来表明宗教自由如何一直是并将继续是儒家思想的一部分。我较少关切这一点作为对中国历史的描述之准确度，更多的关切是儒家关于宗教自由观念的未来。作为贝淡宁的当代例子，蒋庆拒绝将“宗教”的概念运用到儒家，因为它是基于西方的宗教类型，而这不适用于中国文化。然而，通过恢复和推进康有为关于建立儒者之国的宗教理念，蒋庆正在将儒家带入一个比它在历史上更加严苛和较少宽容的方向。贝淡宁特别提到蒋庆对支持正式国家层面之宗教的西方国家如英国和丹麦的比较，但是至少在英国，宗教在政治上的意义可能正在减弱。英国宪法不会要求首相必须是英国国教的，尽管托尼•布莱尔推迟皈依天主教直到他离开公职，而尽可能避免任何争议。英国国教的主教们是上议院的成员，但是他们仅是议会的一部分，而且晚近几十年来上议院的权力一直都在减弱。蒋庆已建议将孔子的后裔立为最高统治者并作为立法机构分支的首脑，而这不纯粹是象征性的角色。立法机构的另一分支将保留给那些在儒家学院学习并通过基于儒家经典的考试的人。虽然其他宗教的成员也能够在政府的其他部分中被代表，但蒋庆似乎刻画了一种比英国现存的更加紧密的特定宗教观点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
从本质上来说，蒋庆所倡导的儒家变得更像基督教意义上的宗教，并支持中央集权的等级制度及与国家的紧密联系。虽然还很难判断，但是对儒家的这种理解似乎在中国正变得更有影响力。人们想知道伴随着这样有组织宗教的不宽容是否将变成对儒家的这种新理解的一部分。晚近关于在曲阜修建一个新教教堂的争议就是一个例证，表明这是一种不同的可能性。尽管蒋庆认为其他宗教将被宽容，但这种自由将会如同言论自由一样在他的政治体制中受到限制吗？考虑到蒋庆将神圣价值的衰落与伴随新教在西方的兴起而强调的工具理性联系起来，他是否真的能够接受新教在中国的布施和传播呢？他似乎将之视为对中国文化的威胁。当然，他十分清楚的是政府必须追随的神圣价值是儒家的神圣价值，而不是新教的价值。
这一点的具体含义是明显的。蒋庆的追随者周北辰是深圳孔圣堂的负责人，他认为全国性的儒教组织应该接管教育，看起来，它将意味在中国的每个人都必须进行儒家的宗教教育。可能人们仍然可以在私人层面实践自己的，但是这肯定不是自由主义的宗教自由理念。当贝淡宁看到了儒家对宗教自由的重视，我却看到了一种儒家的基要主义的发展之征兆，这种基要主义坚决要求儒家优越于其他宗教的地位，并且要求儒家的宗教解释优越于世俗解释。我不能确定这在将来是如何发展的，但是存在一些迹象表明儒家正变得越来越不宽容，而且这将会继续，如果它按照当代某些儒者打算的方式进行制度化的话。
我们应该研究的另一种自由权是迁徙自由及其对机会自由的影响。自由民主的一个重要承诺是机会平等：每个人不管经济社会地位、种族或者都应该拥有机会改善他们自身并过一种有价值的生活。一般的观念认为应该是能力决定一个人未来的前途，而不是不相关的因素在起作用。当然，按照这一标准，美国不算是一个完美的社会，而且一个重要因素是教育很大程度上是依赖财政税收资助的，所以，富裕的地方将趋向比贫穷的地区拥有更好的公共学校。不过，由于存在迁徙自由，所以任何人只要有钱搬迁就能够迁徙到有更好学校的地区从而改进他们小孩的教育。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不平等，尽管肯定还可以做得更好。
另一方面，在中国，户籍制度严重限制了迁徙自由，而且考虑到城市居民比农村人口获得更好的教育和服务，这意味着未来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靠出生的概率。正如贝淡宁指出：“户口制度在功能上等同于种姓制度，标识出二等公民群体――仅仅因为他们不幸出生在农村。”贝淡宁认识到这是对自由主义的偏离，因为自由主义将不会容忍由超出个人能力之外的事情来决定如此悬殊的地位。他论证说儒家将会容忍这种制度安排只要它确实减少贫困。我不完全相信儒家应该容忍这样的情况。首先，它意味着在实现个人潜能方面的机会不平等，这将会遭到许多新儒家的反对，而且它将会使得吸引人们到治理良好的地方之政治理念不可能。（《论语》子路第十三篇第十六章；《孟子》梁惠王章句上第六章、第七章）但是如果他是对的话，这是另一个表明自由民族主义之自由权在儒家民族主义中不存在的例子。
现在这一切不是要说不可能根据儒家的术语寻找到解释这些自由权的例子。一些当代的新儒家已经这样做了，尤其是在言论自由方面。我想说的是，在历史上儒家传统的一般演化跟自由主义一直是十分不同的，而且在当今中国也存在若干有影响的儒家代表想保持其自身的演化。当然，也有其他的儒家，主要在港台和美国，他们在这些基本的自由主义自由权利中找到更多价值并且相信这些权利能够根据儒家的概念进行辩护，即便它们没法在经典的儒家文本中找到。我不会冒险推测这场争论将如何结束。我想提出的一点是，根据儒家文本所倡导的自由权要比自由主义的自由权受到更多的限制，因而，认为二者重合在一起是不成熟的，无论他是否认为这是一个可欲的结果或者不可欲的结果。儒家以一种更多而不是更少限制性的方式发展也许更好。
三、 传统思想与现代意识形态
然而，我想了解儒家民族主义能够具有多大的影响力。无论国学热还是儒家的复兴，在我看来，在民族主义问题上，孔子或孟子的观点将不是影响民族主义将在中国如何呈现的最重要因素。贝淡宁指出了与西方帝国主义相联系的民族羞辱情感对建立中国民族主义之舞台的重要性。我想他是对的。然而，这也产生了疑问，是否传统中国思想必须对民族主义说些什么才会产生其影响，因为，既不是儒家也不是法家阐述了他们应对如此局面的理念。如果昭雪民族耻辱仍然是中国民族主义的主要动力，那么，儒家民族主义也许只是无关紧要的。
贝淡宁将民族主义更激进的部分刻画为法家（也可佐见于新法家的主张），但我不认为能够从经典法家中寻找到这一情感。韩非子离开故国入秦，他显然没有因为让一个国家变强从而威胁到他的故乡而不安。韩非子的思想集中在增加一个国家的财富和军事力量，而不是维持一种不同的民族认同，因为这不是避免被更多强大的邻国吞并所必须的。笔者认为，从根本上驱动韩非子思想的是这样的理念，即财富和军事力量是安全和秩序之必需。尽管我认为这一点具有争议性，但我坚持无论是什么激发了韩非子，民族主义的自豪感并不在他的关切之中，而我相信贝淡宁也会同意这一点。
所以，我坚持中国民族主义的驱动来自于外部，而与经典中国思想无关。启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形成的因素似乎是蒙古人尤其是满族人的异族统治经验。西方帝国主义进一步加强了这种情感，而这一时期的记忆也被频繁地唤起，目的在于激发进一步的民族自豪感。在这种情形下，儒家与民族主义如何能够相关呢？它还能保持贝淡宁所说的宽容吗？对这些问题，我没有答案，但是我认为贝淡宁描画了一幅比它自身允诺的可能性还更加光明的图景。如果儒家民族主义能够为民族自豪感和中国作为强国的地位提供辩护的话，它将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如果不是的话，它可能将继续输出与种族认同相联系的更为激进的民族主义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