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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形成范文1
关键词物理学;能量传承;能量认知
中图分类号N0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9671-(2010)042-0214-01
当代的生活环境下,因人类的片面的能量运动引起整个环境中局部能量的过载(局部实能容量过载),时常见诸报端的日益严峻的自然环境污染问题―大气污染、噪声污染、重金属污染、水体污染等,以及日益严峻的国家冲突、民族冲突、地方冲突等;堪忧的社会环境问题―心理疾病、社会伦理道德沦丧、各样的民生问题等。因此在严峻的生活环境中,讨论生活环境中能量的运动性问题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的,本文将从生活环境中能量构成分析、能量的运动规律及作用机理分析、以及能量的认知性分析、以及解决思路等方面对能量的传承性进行论述。
1生活环境中实体、能量的构成分析
生活环境中的能量存贮在实体(实体群)中,这些实体是智能的能量体(已知、未知),大到宇宙洪荒,小到微观粒子,能量的此消彼长始终伴随着实体的稳定性、发展性等整个存在过程。生活环境下人每时都在使用能量实现人的意识目标本身-改造世界,甚至于改造人自身的思维等,本文中认为智能的能量体的基本构成(以人体构造为例)如下图所示结构,同时认为中能量在环境中不是孤立的单独存在,而是能量,与环境中实体(能量存贮体)间可辩证转化,能量中孕育着实体,实体中蕴含着能量传承。
2生活环境中能量的运动规律、作用机理分析
本文以一个实体在能量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对外环境适度干扰情况下)中的能量运动为例分析生活环境中能量的运动规律。实体是外部环境能量群的传承中孕育出的智能能量体的,外部的能量组合中其能量量级是很小的,小于或者远小于现有的测量极限(易在外界影响下产生能量的级别塌陷、迁移等);并且当能量含有较多能量时,既表现在强作用于临近的同界实体群上,引起实体群的各项属性的变化,从而达到新的平衡;又弱作用于、累加于低能量级别的实体群,直到能量的能量对环境中实体群的影响降低到可以有限时间内忽略的程度。总之,上述的环境与外界环境中能量的传承近似形成一种封闭的循环,其中所有能量间的传承(内外)的增量是守恒的,并且任意实体(能量体)的能量传承受到其它的能量制约,其他的能量体既使本体的能量衰减,又反作用于实体的变化趋势。
上述的能量传承性,宏观上(人类已知观测尺度)看是已存在实体(能量体)以一定概率作用(受到测量时能量的干扰程度等的影响)、有限能量传播率、能量运行轨迹中以最小消耗与其他能量传承的;按以上规律组合成的能量体(实体)是稳定的,即能量最大化(能量体的有限能量自适应性、自组织性等)。已知的环境中的实例―环境中植物根系吸水过程中,消耗能量最小化,以及生物进化中血管几何形状向消耗能量最小化转变、晶格的内在缺陷、热传导过程中温度的匀化、以及血液的流速变化等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能量之间迁移、重组等是以最小消耗能量、有限度干扰等方式进行,同时组合后的新能量体是有限能量自组织性、自适应性、自学习性。
3生活环境中能量的认知性分析
人类作为环境能量中孕育出的已知的唯一智能生命体、能量体,自诞生之日起,为了人类的生存、繁衍、进步等,一方面与自然界进行着不懈的能量传承,转化着自然界的能量为人类所用,例如人类的每一次社会的进步(能量增加、自组织性、自适应性提高等),都需要庞大能量的支撑―新技术、新能源等的开发利用、或者已有技术的升级、以及对其他物种的利用、挖掘等;另一方面,人为了更好的去理解环境中蕴含的能量运动规律,一直在不断的调整着人类的指导思想,朝着能量最小消耗方向进行。但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中出现的大气污染、噪声污染、重金属污染、水体污染、日益严峻的国家冲突、民族冲突、地方冲突等问题,心理疾病、年轻一代体质太弱、社会伦理道德的沦丧等社会环境问题,上述问题归根到底说明人类对环境能量运动、自身能量运动的认知性方面存在偏差,认知思想上的偏差(与实际能量运行规律相比较),例如地方保护、自私自利、害人利己、拜金、崇洋等狭隘的认知,导致人类社会面临着形式各样的危机。
4环境问题的能量传承性思路分析
正是人类熟知的能量的传承性指使生活环境的同构、异构等已知属性。在各类问题频频爆发的时刻,人类与环境之间真正达到能量和谐,需要不断进行多元能量(已有知识库调节、调整;新知识库建立、运用(再收集、再整理、再接受))的动态的能量传承才可能扭转时下环境恶劣的颓势,为减少或者降低在各种问题处理中过多的消耗能量,即大量的能量损耗于无序、无用的内耗中。每个独立的能量体的能量循环都与环境紧密相连,每个实体(人等)要充分尊重客观实在,并在此基础上不断丰富、发展与外界环境之间能量的传承规律的探索、应用,要充分尊重身边正在发生的事情(能量等)。
问题处理基本思路分析
5结论
本文通过对生活环境中能量传承性问题的研究,认为环境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心理问题、社会问题、地区问题等均可认为能量的传承不当导致的问题。为了生活环境的传承发展、环境和谐等,需要重新拓展个人、集体的能量传承认知,并且把这样的能量传承性认知应用于、指导于生活环境的实际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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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形成范文2
现代人终于认识到，“和则两利，斗则两伤”。作家蒋子龙的一段话可以作为实例的注释：“去年的全国十大杰出青年、安踏掌门人丁志忠，讲出了他成功的原因‘51％～49％，是父亲教给我的黄金分割比例。他很早就告诉我，你做每件事情，都要让别人占51％的好处，自己只要留49％就可以了。长此以往，可以赢得他人的认同、尊重与信任。”’这种新的思维是被现实的发展逼出来的，它与人类固有的竞争意识相悖，但也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它符合我国的“仁”和“义”的理念，符合人类的人性、智慧和理想，符合人类长期生存的需要，是人类良知发展到今天的一次必然的飞跃，一次具备了条件的质变。可以把它凝结为两个字――共赢。
共赢的思想是人类的最高智慧!
【素材点拨】共赢，已经开始逐渐成为全人类认可的正确思想，成为处理和解决人际关系、社会关系、国际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行为准则，，
共赢，与道义同步发展，将是人性的真正体现，能使人类彻底摆脱自身的动物性。最终与人为的残酷和悲剧告别。
共赢，将使人类从“弱肉强食”的旧思想中挣脱出来，通过自然平衡，自然地生生不息。
共赢，将使竞争意识、胜败观念由淡薄而消失，诞生一个真正文明、和谐的世界。
【适用主题】思维的飞跃人际交往竞争与共赢平衡协作与和谐
《光明日报》近日刊登赖栋材的文章说，为解决居民出行“最后一公里”问题，北京和武汉等地日前相继推出便民举措，在部分社区投放千辆免费自行车，市民凭有效证件申办“诚信卡”后即可免费用车。在武汉市青山区，部分主干道每2500米、次干道每1000米、社区间小道每500米就设有一免费自行车停靠点。
近几年，各个城市的交通得到了长足发展。但令人遗憾的是，自行车道越来越少，有的路段几近灭绝。在这种情况下，自行车要么占用人行道，要么占机动车道。这不仅使得交通秩序混乱不堪，而且经常引发交通事故。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很多人不得不放弃自行车，最终加剧了公其交通压力。
实际上，自行车作为一种绿色交通工具，早已受到众多发达国家的重视。早在几年前，法国就提出了“人人都来骑车”的口号，各大城市都在大力开辟自行车专用车道。德国政府对自行车道的投入更是慷慨，仅2002年就投入2亿欧元建设自行车道，使境内逐渐形成了密集的自行车道网。此外，德国各主要城市还建有专供自行车使用的“自行车高速公路”，最高时速可以达到5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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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英菲尼迪公司的一些情况。我们是全球唯一一家将全球总部设在中国的主要汽车生产商，过去的扩张主要是关注公司在中国的发展，去年我们有76%的增长都来自这个市场，我们在当地也启动了与东风公司的合作，在襄阳开展了本地化生产。
现在中国差不多有54%、55%的人口都生活在城市，超过140个城市拥有百万以上的人口，15%的城市超过1000万人口，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城镇化进程。在这个进程中有挑战也有机遇，有几乎1.5亿的汽车在路上跑，同时还有持有驾照的2.5亿人，有35个城市拥有超过100万个车位的停车场。这些数字都是巨大的，可以让我们直接感受到城镇化的规模，也可以看到这个基础设施方面的挑战有多大。
可能对所有人来说，汽车行业过去一直是在提品，现在越来越多地开始提供服务、提供模块化的系统以及一体化的系统。未来我们将为汽车行业提供更多的平台、提供一体化的服务平台、提供移动解决方案的平台，也会提供在城市内部的个人和公共交通的平台。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现在的汽车将会变成一系列的设备，这些设备能够在任何时间点将这些网络上的节点联系起来，将这些系统在城镇内部联系起来。英菲尼迪正在开发这样的系统，也在不断地拓展业务，与那些提供应用、提供系统互联的行业共同合作，与这些行业和服务提供者共同推出我们的平台。其中很重要的一个议题是根据需要来进行有规划的交通服务，包括大家手上的移动终端、通过技术来进行与汽车的无缝连接，这是我们认为的可能的未来。
第二部分是大家都可能每天都经历的拥堵，和与拥堵相关的城镇化问题。目前我们正在研究的一个课题就是自动驾驶，当然这还是需要一个驾驶员坐在那里。我们愿意帮助驾驶员，来应对整个驾驶的情况，在拥堵的时候能够更好地作出处理，在城市中提供更多应对拥堵的解决方案。
当然，我们会找到一个技术上的解决方案，可以有涉及电动遥控或者是自主控制的导航或驾驶系统。英菲尼迪是到目前为止的唯一一个能够系统性地提供解决方案的公司，而且也已经有一些产品进入了市场。我们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没有拥堵烦恼的驾驶体验，也希望能够带来没有交通事故或者更少交通事故的驾驶体验，同时还希望能够减少排放。
人类的形成范文4
［关键词］婴儿依恋类型 成人恋爱关系
［中图分类号］B84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9－0053－02
一、依恋概念界定
英国精神病学家鲍尔贝J.Bowlby于1969年最早提出了依恋这一概念。在发展心理学中，依恋特指婴儿与成人(父母或其他看护人)之间形成的强烈情感联结。婴儿和母亲之间的关系是独一无二的，不可比拟的，作为最早也是最稳固的爱的对象，以及今后所有爱的关系的模式，母婴关系一旦建立，就一生不变。我们平时所说的恋爱关系、亲子关系、同伴关系，在本质上都植于依恋。
二、婴儿依恋的发展
英国心理学家鲍尔贝提出的依恋理论将依恋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无分化阶段（出生至3个月）。这个时期婴儿对人反应的最大的特点是不加区分，没有差别，婴儿对所有人的反应几乎都是一样的。同时，所有的人对婴儿的影响也是一样的。第二，低分化阶段（3-6个月）。婴儿继续探索环境，开始识别熟悉的人与不熟悉的人，对熟悉的人表现为更敏感。但此时的儿童虽然能从人群中找出母亲，仍旧不会介意和父母分开。第三，依恋形成阶段（6个月左右至2岁半）。从这个时候起，婴儿对母亲的存在尤其关注，特别愿意与母亲在一起，与母亲在一起就很高兴，而当母亲离开时则非常不安，表现出一种分离焦虑。同时，陌生人出现孩子会显得谨慎、恐惧。第四，修正目标的合作阶段（2岁半左右）。随着认知和语言能力的提高，儿童的自我中心减少，能从母亲的角度看待问题。幼儿能认识并理解母亲的情感、需要、愿望，知道她爱自己，不会抛弃自己，他们已经理解父母离去的原因，这样的分离焦虑会降低了。亲子之间的合作性加强，而不是跟在父母后面或拉住他们。
三、婴儿依恋类型
A型为焦虑-回避型。这个类型的婴儿容易与陌生人相处，容易适应陌生环境，在与母亲分离时并不难过。但独自在陌生环境中待一段时间后会感到焦虑，不过很容易从陌生人那里获得安慰。当分离后再见到母亲时，对母亲采取回避的态度。
B型为安全型。当最初和母亲在一起时，这个类型的婴儿很愉快地玩；当陌生人进入时，他们有点警惕，但继续玩，无烦恼不安表现。当把他们留给陌生人时，他们停止了玩，并去探索，试图找母亲，有时甚至哭。当母亲返回时，他们会显得比以前同母亲更亲热。当再次把他们留给陌生人，婴儿很容易被安慰。
C型为焦虑-反抗型。这个类型的婴儿显出很高的分离焦虑。由于同母亲分离，他们感到强烈不安；当再次同母亲团聚时，他们一方面试图主动接近母亲，另一方面又对来自母亲的安慰进行反抗。
D型混乱型。这种类型的婴儿往往表现出最大程度的不安全感。他们在与父母重逢时，会有一系列混乱、矛盾的行为，有的在父母抱起她时，她还看着别的地方；有的是对父母的出现毫无表情或者很沮丧；还有一些在平静后突然又哭起来或表情非常古怪，动作冷冰冰的。
四、婴儿依恋在跨文化研究中的进展
从上世纪80年代起，依恋的跨文化研究成为依恋研究的一个热点，它从不同文化特点的角度充实和丰富了依恋研究的内容和结果。
如表1显示：在美国、日本、德国和以色列的不同教育环境中，A、B和C 的类型分布各不相同：并且在依恋行为上，不同文化条件下的婴儿也有明显不同的行为。在西方文化中，儿童1岁时，母亲就开始强调独立和自主，她们鼓励儿童表达自己的依恋情感，也鼓励自主探索，因而美国和德国的依恋类型和行为差异不像别的文化那么大。
跨文化研究表明，不同文化中的婴幼儿在四种依恋类型的分布比例上是不同的，这可能反映了育儿方式的文化差异。例如，德国的孩子比美国的孩子表现出更多的回避型依恋，因为德国父母鼓励孩子的独立性，不喜欢过多的身体接触，很少让陌生人照顾自己的孩子。大量的日本孩子表现出抗拒性依恋，日本母亲更强调社会规范，不像美国父母那样更鼓励孩子的探索。而在以色列，儿童是被放在一个统一的养育院进行照顾的，父母参与照顾的程度是非常低的，使得不同类型的依恋分布相差不大。在中国，由于存在独生子女的政策，在抚养儿童方面也具有与其他文化不同的特点。有研究表明，中国婴儿的依恋行为和西方是不同的。中国的父母并不鼓励儿童过分与父母亲近，不鼓励儿童的情绪表达。
五、早期依恋对成人恋爱关系的影响
（一）陌生情境测验（Strange Situation，简称SS）
20世纪60年代，Ainsworth首创这种测验来研究婴儿的依恋，它是在一系列标准事件过程中实施的综合测量方法。发展心理学家Ainsworth和她的学生创立了一种叫做陌生情境的技术――这是一种实验范式，用以研究婴儿-双亲依恋。在这种陌生情境中，对12个月大的婴儿和她们的父母进行实验，系统地安排分离和重聚。在陌生情境中，大多数儿童（约60%）当父母离开房间时婴儿变得心烦意乱，但当父亲或母亲返回时，婴儿主动寻找父母，并很容易在父母的安慰下平静下来。表现出这种行为模式的儿童通常被称为安全型。另一些儿童（约20%或更少）最初会不安，在分离后会变得极为痛苦。而更重要的是，当重新与父母团聚时，这些儿童难以平静下来，并经常出现相互矛盾的行为，显示出他们既想得到安慰，又想“惩罚”擅离职守的父母。这些儿童经常被称为焦虑-抵抗型。Ainsworth和同事们记录到的第三种依恋模式被称为回避型。回避型儿童（约占20%）显得不会因分离而过于痛苦，并在重聚时主动回避与父母的接触，有时会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玩实验室地板上的物体。
（二）成人依恋访谈(AAI，Adult Attachment Interview)
1985年Nancy Kaplan和Mary Main设计的“成人依恋访谈”（Adult Attachment Interview，AAI）是测量青少年和成人依恋表征的主要研究方法。AAI是一种半结构化的访谈，要求参与者对童年时与父母的依恋关系、失去依恋对象、与依恋对象的分离及这些经验在个体发展及个性形成中的影响作出描述和评价。
（三）Hazan与Shaver对成人后恋爱关系的研究
并非巧合的是，成人的恋爱关系也很类似于婴儿的依恋关系。Hazan和Shaver要求成年被试阅读下列三段内容，并指哪段内容最好地描述了他们在亲密关系中的所思、所感和行为：
A.与别人亲密令我感到有些不舒服；我发现自己难以完全信任他们，难以让自己依赖他们。当别人与我太亲密时我会紧张，别人想让我更加亲密，这使我感到不舒服。
B.我发现与别人亲密并不难，并能安心地依赖于别人和让别人依赖我。我不担心被别人抛弃，也不担心别人与我关系太亲密。
C.我发现别人不乐意像我希望的那样与我亲密。我经常担心自己的伴侣并不真爱我或不想与我在一起。我想与伴侣关系非常亲密，而这有时会吓跑别人。
基于这种三分类测量的结果，Hazan和Shaver发现，成人类型的分布情况类似于婴儿。换句话说，在成人中，约百分之六十认为自己是安全型（B段）、约百分之二十把自己描述为回避型（A段）、另有约百分之二十把自己描述为焦虑-抗拒型（C段）。
儿童时期的依恋类型与成年后的亲密关系建立有着很大的关系，但这样并不意味着如果你童年时没能建立安全的依恋，成年后就无法建立长期稳定的亲密关系，也有研究者数据表明，有30%的年轻女性在三年内改变了自己的亲密关系类型。
如表2显示，安全型表现出来的是，照顾者对其的需求通常能迅速满足他的需求，所以他在生活学习中能够独立地寻求朋友和家人的帮助；回避型个体倾向于压抑自己的情感，出于保护自己，不愿意过多地受到别人的关注，与照顾者的关系不亲近或者是自力更生。矛盾型个体自我概念较强烈，通常会显现出消极的情绪，这可能是由于照看者的行为不一致造成的。
总而言之，早期依恋对个体成长过程中人际关系的影响是长期而深远的。安全型依恋能够拥有健康和良好的人际关系。而非安全依恋可能会出现人际交往障碍。因此，从娃娃抓起，家长要帮助孩子建立良好的安全感，让他们对社会信任。
六、依恋对后期发展产生影响的解释――依恋的内部活动模型（Internal Working Model，IWM）
（一）依恋的后期发展
一些精神分析学家和生态学家认为，婴儿从早期健康而安全的依恋关系中获得爱、安全感、信任和温暖，为今后心理健康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与由不敏感父母带大的不安全型依恋儿童相比，由敏感父母带大的安全型依恋儿童更可能发展出不同的情绪调节策略。安全型依恋的儿童知道，无论自己表现积极情绪还是消极情绪，父母都能接受，所以他们会直接、公开地表现自己的情绪，也会对他人的情绪作出回应；回避型依恋的儿童有自己的情绪表现被拒绝的经历，尤其是对于消极情绪，母亲给予最少的回应，因此，为了避免被遗忘或是被断然拒绝，儿童形成一种隐藏任何苦恼痕迹的策略，并且对积极的情绪也要克制，因为积极情绪常常意味着孩子想要与他人交往，而他人可能并不愿意回应。反抗型依恋的儿童明白，他们的情绪表现得到的反应不一致，所以其结果是不可预料的，因此，他们形成了夸大表现的策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吸引父母的注意力。[1]
研究表明，在1-1岁半期间建立安全型依恋的婴儿，到2岁时会有更好的问题解决能力，进行更复杂和更有创造性的象征性游戏。而方向混乱型依恋的婴儿到了学前期和学龄期可能会表现出更多的敌意和攻击行为。早期的依恋模式及依恋质量具有相当程度的稳定性，因此可能会对儿童的发展具有长远影响。
（二）依恋对后期发展产生影响的解释――依恋的内部活动模型
为什么早期的依恋类型会对儿童的后期发展产生非常稳定而深远的影响呢？鲍尔贝和布雷斯顿对此作出了有力的解释。[2]他们认为，婴儿在与照顾者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第一种内部工作模型，这是一种对他人和自我的认知表征，用以解释事件和形成对人际的期望。如果婴儿得到敏感而恰当的照顾，他们会认为他人是可以信赖和依靠的，从而形成对他人的积极工作模型。此外，婴儿还会发展出一种针对自我的工作模型，它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婴儿在需要时候能吸引他人关注和寻求他人安慰的能力。
总之，这种亲子关系的内化会成为人格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成为一种内在工作模式或期待中的依恋形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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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料和方法
1.1病例选择：选择2004年1月～2006年2月泰兴市人民医院口腔科门诊正畸病例9例（男4名，女5名），年龄18～36岁，平均22.5岁。9例患者均为骨性Ⅱ类错牙合，ANB＞6°，磨牙为远中关系，表现为开唇露齿的突面型，牙列轻、中度拥挤。9例患者中上牙弓前突7例，前牙深覆牙合深覆盖Ⅲ°，双牙弓前突2例，前牙覆牙合基本正常，深覆盖Ⅰ°。
1.2矫治方法：9例患者上颌均拔除双侧第一前磨牙，下颌根据错牙合情况拔除双侧第二前磨牙或一个下中切牙，采用直丝弓矫治技术。直丝弓矫治器戴入之前一个月在局部浸润麻醉下应用专用螺刀手动植入自攻型微钛钉种植体，植入部位为上颌第二前磨牙和第一磨牙之间的颊侧齿槽骨。一个月后复诊时检查微钛钉种植体的稳固性良好，戴入直丝弓矫治器后，首先应用微种植体支抗作尖牙的“8”字结扎，力值为100g，每月加力一次。逐步应用0.014"×0.025"、0.016"×0.025"、0.017"×0.025"Ni-Ti弓丝排齐牙列， 5～7个月后牙列排齐整平，换用0.019"×0.025"S.S，继续应用微种植体拉尖牙向远中，待尖牙到位后在侧切牙远中放置牵引钩，在牵引钩和支抗钉之间以每侧200g力滑动内收4个切牙，关闭间隙。下颌以非滑动法关闭间隙。大约6～9个月后，拔牙间隙全部关闭，患者突面型显著改善。再经过4～7个月的精细调整，结束固定矫治改活动保持。
1.3研究方法：9例患者在矫治前后分别拍摄X线头颅定位侧位片，测量并分析矫治前后软硬组织的变化。X线头影测量项目为5项，主要测量上前牙、上唇及上颌支抗磨牙的治疗变化。
1.4 统计学分析：应用SPSS10.0软件对测量结果进行分析。
2结果
2.1头影测量及矫治结果： 9例患者18个自攻型微钛钉种植体中有17个。植体无松动和折断，1个在治疗过程中发生松动，重新植入后也保持了稳定。种植钉周围软组织健康，无感染现象发生。矫治时间为15～21个月，平均19个月。
矫治后磨牙关系为中性，前牙覆牙合、覆盖基本正常，牙排列整齐，牙弓突度和软组织侧貌明显改善，患者对矫治结果满意。X线头影测量显示测量项目的治疗变化见表1：结果显示：上前牙发生了显著的直立和内收（P＜0.01），上唇相对于审美平面也发生了明显的内收（P＜0.01），矫治前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上颌支抗磨牙发生少量的近中移动，但与矫治前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均获得了磨牙强支抗的矫治效果。
1.2 典型病例：某女，24岁。主诉面型前突。临床检查：上牙弓明显前突，前牙深覆牙合深覆盖Ⅲ°，上下牙列Ⅰ°拥挤，右侧双尖牙区正锁牙合，Ⅱ类牙合关系。左上颌第一双尖牙及左下颌第二双尖牙已在外院拔除，开唇露齿面形（如图1）。X线头影测量显示患者为均角Ⅱ类骨面型。诊断：骨性Ⅱ类，安氏Ⅱ类Ⅰ分类。矫治设计：拔除右上颌第一双尖牙及右下颌第二双尖牙。矫治经过：拔牙的同时植入种植体支抗，一月后复诊时戴入固定矫治器，用种植体支抗作尖牙的“8”字结扎，逐步排齐牙列，排齐后换用方钢丝，继续应用微种植体用链状圈结扎丝牵引尖牙向远中移动，尖牙到位后在侧切牙远中放置方丝拉钩，使用链状圈内收4个切牙（如图2），配合Ⅱ类牵引矫正磨牙关系，最后配合小平导矫正深覆牙合。治疗时间：21个月。矫治后上前牙内收，前牙覆牙合、覆盖基本正常，开唇露齿明显改善，侧貌美观协调，咬合关系良好。
3讨论
骨内种植体支抗是一种稳定有效且不依赖于患者合作的新的支抗手段，目前正以其独特的优势逐渐广泛应用于临床[1]。目前在国内多数应用种植体支抗矫治的病例报道中，大多是在牙列排齐整平后，内收前牙时应用种植体支抗一次滑动内收六个前牙[2-4] 或以两步法内收前牙[5-6]。与之不同的是，本组病例在排齐牙列的初期阶段就应用微钛钉种植体支抗作尖牙的“8”字结扎，因为研究发现在直丝弓矫治技术中，牙列排齐阶段常规采用的尖牙“8”字向后结扎，或单独拉尖牙远中移动，同样要消耗后牙支抗，要求磨牙强支抗的控制[7]。在排齐牙列后关闭拔牙间隙时我们未采用一步法内收6颗前牙，而是采用先远移尖牙再内收4颗切牙的两步法。我们认为在治疗的早期就应用种植体作尖牙“8”字结扎及两步法内收前牙更有利于后牙支抗的保护。
微钛钉种植体是目前正畸临床应用最多、种类也最多的一类支抗种植体[2]。本组病例所用的自攻型微钛钉直径为1.6mm，长9mm，植入和取出手术简单、创伤小、安全、对周围组织刺激小、临床应用效果良好。在种植体植入时我们严格按照规范操作、植入后要求患者保持良好的口腔卫生，由于本组成人病例配合良好，有效地避免了种植体松动脱落及其他一些并发症的发生，植入的18个自攻型微钛钉中只有1个在矫治过程中出现了松动，重新植入后保持了稳定，18个种植体周围软组织无感染和炎症发生。但是，在治疗后期我们发现本组患者中有5例（8个种植体）发生了一定的前倾和下垂，说明尽管种植体在矫治提供了稳定的支抗，但种植体本身发生了一定的移位，这一点与王大为等[5]的研究结果一致。
从表1中看出，9例患者矫治后上颌支抗磨牙平均前移0.9mm，与矫治前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上前牙突距平均减少8mm，上切牙平均直立10°，上唇相对于审美平面平均内收5.2mm，与矫治前相比均具有高度显著性差异，说明在矫治中应用微钛钉种植体支抗可以有效地避免支抗磨牙前移，最大限度地将拔牙间隙用于前牙的内收，使前牙发生显著的直立和内收，从而影响软组织侧貌发生明显改变。因此我们认为在成人骨性Ⅱ类错牙合畸形的矫治中应用种植体支抗，可以有效地改善患者的突面型而达到代偿性掩饰治疗，最终获得令人满意的矫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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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形成范文6
【关键词】 客体依恋;精神卫生;对比研究;学生;农村人口
【中图分类号】 R 39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9817(2010)06-0676-03
Adult Attachment Among College Students with Left-behind Experience in Chengde/LI Xiao-min*, LUO Jing, LV Li-xia,et al. * Key Laboratory of Mental Health/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10010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attachment styles and correlations of home-left children after they grow up, and to provide theoretical evidence for improving their mental health. Methods By using Experience in Close Relationship Inventory(ECR), 1 062 students who had left-behind experience and 1 039 students who didn't have left-behind experience were chosen from two colleges of Chengde. ResultsCollege students who had once been left behind in rural areas had significantdifference from those who didn't have such experience inattachment types(χ2=35.385,P=0.000). The former were more likely to display insecurity, above all the feeling of being frightened(71.7%). In having or not having left-behind experience,theattachment styles of college students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in secure attachment style(t=-15.704,P=0.000)fearful attachment style(t=2.118,P=0.034) and dissmissing attachment style(t=2.439,P=0.015).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time of their parents staying at home when they were back, the contact frequency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the intercourse with their foster and the children's age when their parents left them to work outside were main factors to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attachment in the correlation factors of left-behind experience. Conclusion The left-behind experience has much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attachment.
【Key words】 Object attachment;Mental health;Comparative study;Students;Rural population
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已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从人口统计学、教育学、社会学到心理学都触及了这一热点问题。从已有文献来看,研究者一般都是从亲子教育缺失、长期与父母分离、和父母缺乏有效的沟通、代养或寄养环境对留守儿童人格[1-2]、心理健康[3-6]、行为[7]、学习[8-10]等方面的不良影响来进行研究的。
依恋研究者认为早期的亲子依恋模式对个体一生的发展有着深刻而持久的影响,这是因为在儿童早期,儿童形成了“内部工作模式”。内部工作模式是一种认知/情感性的构造,是在婴儿/孩子与父母行为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对他人、自我以及自我和他人关系的心理表征,并在长大后影响其思想、情感以及行为。大量研究结果揭示早期依恋模式对个体成年以后的人格结构及其人际关系社会性发展的影响作用,因而暗示着早期依恋模式具有重要的心理病理意义。许多实证研究已经发现并支持心理病理与不安全依恋的关系[11-13]。因此本研究通过对有留守经历农村大学生的依恋类型的研究来回溯曾经的留守经历对他们依恋模式以及成年以后心理发展的影响。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来自河北省承德市2所高校的学生,总共4 731人,剔除无效数据(奇异数据或错误数据),有效样本4 540人。本研究仅关注来自农村的大学生,依据他们在儿童期(0～16岁)父母双方或一方有无外出打工而分为留守组1 062人[男399人,女663人;大一443人,大二289人,大三174人,大四156人;年龄(21.54±1.42)岁]和非留守组3 018人,随机抽取35%非留守组数据1 039人[男363人,女676人;大一415人,大二268人,大三169人,大四187人,年龄(21.45±1.47)岁],2组一般情况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
1.2 方法
1.2.1 亲密关系体验问卷[14](Experiences in Close Relationships Inventory,ECR) 是用来测查成人依恋的一般状态的自陈式量表,原量表由Brennan等人在1998年编制,包含有36个项目,分为2个分量表,各18题,奇数题为回避分量表,偶数题为焦虑分量表,采用7级评分方式,有10题为反向记分。本次研究使用田瑞琪等2003年修订的中文版ECR。对亲密关系体验问卷(ECR)的数据进行分析,问卷内部一致性系数α=0.753,信度较好。依据ECR的记分手册首先计算出依恋回避维度和依恋焦虑维度的分数,然后用2个维度的分数,依据公式计算出依恋类型的分数,依恋类型分为4种类型,分别为安全型、惧怕型、专注型、冷漠型,哪一类型的得分最高,依恋类型就属于哪一种,其中后3种属于不安全型。
1.2.2 一般情况 主要涉及人口学特征、家庭情况、学业情况以及父母外出打工情况等。
1.3 统计分析 采用SPSS 13.0统计软件包进行分析。将依恋类型分为安全型和不安全型2种进行χ2检验,检验水准为P
2 结果
2.1 留守组和非留守组大学生成人依恋类型分布 留守组与非留守组相比,在成人依恋安全和不安全类型分布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非留守组的安全型依恋显著高于留守组(χ2=35.385,P
2.2 留守组和非留守组在成人依恋类型得分上的比较 由表2可见,留守组和非留守组在安全型、惧怕型、冷漠型上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
2.3 影响有留守经历农村大学生成人依恋类型的单因素分析
对有留守经历农村大学生成人依恋类型的可能影响因素(如父母文化程度、职业,家庭生活水平等)和留守相关因素(如父母打工持续时间、开始留守年龄、与外出打工父母联系的频次等)进行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在一般因素中,父母职业对成人依恋类型的得分有影响(P
2.4 影响有留守经历农村大学生成人依恋类型的Logistic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究有留守经历农村大学生成人依恋发展的影响因素,以依恋类型(安全型为0,不安全型为1)为因变量,一般因素和留守相关因素为自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影响有留守经历农村大学生成人依恋类型的因素有:父母回来后在家停留的年龄、与外出打工的父母联系频次、和抚养人聊天及开始留守时间。见表4。
3 讨论
研究发现,大学生是否有留守经历在成人依恋类型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更多表现为不安全依恋类型,其中以惧怕类型(惧怕型的原型是焦虑、不信任和害怕拒绝、对自我和他人是消极的)为主,占71.7%。在依恋类型上,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在安全型、惧怕型和冷漠型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有研究者认为留守儿童出现问题的主要症结是情感维系上的断裂,长期与父母分离使得他们缺乏应有的情感依恋,容易造成与父母情感的分离与脱节,另外代养人也常常无暇顾及他们的情绪情感变化,使他们缺失了最起码的心理交流机会。这种情绪情感的长期积累,容易使他们变得自卑、悲观、孤僻[15]。从研究结果来看,有留守经历的学生在安全型依恋上的得分低于无留守经历的学生,在不安全依恋类型上的得分高于无留守经历的学生,从而验证了以往研究。
本研究发现,影响有留守经历农村大学生成人依恋类型的因素有:父母回家停留时间、与父母联系频次、和抚养人聊天以及开始留守年龄,并且成人依恋与打工期间互相联系频次、和代养人沟通情况均呈正相关;与父母回家停留时间、开始留守年龄均呈负相关。也就是说联系频次越多,和代养人沟通越多,形成安全依恋类型的可能性越大,而孩子与父母分离时年龄越小、父母回来后在家停留的时间越短,形成安全依恋类型的可能性越小。
以往研究表明,家庭环境是影响儿童心理健康最重要也是最直接的因素[16]。它是儿童社会联系中出现最早和持续最久的一种,而家庭中依恋关系又是居于核心地位的一种主要的家庭关系。这种相互作用和情感关系影响到儿童对以后社会关系的期望和反应[17]。依恋理论的提出者Bowlby突出了亲密关系在缓解焦虑和身体保护方面的功能,他认为依恋对象的心理支持和情绪提供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儿童情绪调节适应性的发展。同时依恋行为也是消极情绪调节的社会性策略[18]。以往研究也发现,父母在儿童2岁或2岁以下时离开,儿童的抑郁水平最高[19]。因此父母尽量不要在2岁之前离开孩子。如果外出,要和孩子保持密切的联系,与儿童联系频次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亲子关系缺失[20]。另外鼓励孩子多和代养人交流,也可以获得一定的心理支持和关心。
通过本研究发现,留守经历的确对依恋的形成有影响。依恋质量对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有着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并不仅仅存在于发展早期。一个人早期和后续的安全依恋经历,能够提高个体调节其自身认知和情绪发展的能力。因此,不仅要关注现在正在留守的农村儿童(前人已做了大量的研究),还要关注有留守经历的青少年。笔者将在后继的研究中,围绕成人依恋,从情绪、行为、人际关系等方面对有留守经历的青少年进行深入研究,为维护他们的心理健康提供理论和现实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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